故事：基于現實認識，它被描述為一種異常現象。它是一種文學體裁，側重于對事件發展過程的描述。它強調情節的生動性和連貫性，更適合口頭敘述。出事了。或者想象一個故事。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黨史故事 有意義的黨史小故事的文章9篇 ,歡迎品鑒！
第一篇: 黨史故事 有意義的黨史小故事
陳云的三次自我檢討
一個人做工作，不犯錯誤的事是沒有的。因此，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辨別真偽、是非，提高思想認識的一種重要方法。陳云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
“在中共七大上給自己算一算賬”
在中共七大上，陳云在大會發言中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結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 問題的決議 》，對他當中央委員即從三中全會到七大這十多年中的革命經歷進行深刻的檢討和剖析。陳云認為，在這次會上給自己算一算賬，是需要而且有責任的。他說：“從參加臨時中央領導機關一直到長征，到靈關殿，這中間犯的許多錯誤，我都有份，我參加了許多問題的討論，我都同意了，我都舉了手。這個錯誤不能怪別人。”
反思 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誤，陳云一點也不給自己留面子。
第一條教訓就是政治落后。他說，承認這個落后，就是要更進一步趕上去，就是要有認真地實事求是分清是非這樣一種精神。第二條是當大官的態度。陳云說，當大官就要注意當的官是什么性質的官?對于革命全局的利害關系多大?這一點要考慮。再就是擔任這個官配不配?在參加了中央以后，老實說，那時認為中央委員還容易當……現在想起來，這樣的擔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浹背，這是一個大教訓。一個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記自己擔子有多重，要估計這個擔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領就是有多大本領。不要挑了擔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著，陳云又總結了七年組織部長期間的兩條教訓。一條是叫做自由主義，一條叫做沒有群眾路線。自由主義在什么地方?他說：“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識，哪些東西對黨有害，哪些東西對黨有利。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盡到責任。”至于群眾路線，在審查干部中學會了，這是一個法寶。其實很簡單，人多能成事，一個人只有兩只眼睛，只有兩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見，為什么不讓大家來搞，特別是負責干部來搞，只有大家起來搞才能搞好，這是一個教訓。
陳云在七大上的檢討，不僅反映出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對工作的深謀遠慮。那就是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不僅要虛心接受別人的批評，還要開展深刻的自我批評;不僅要認識到實事求是的重要性，還要學習掌握辨別是非的方法。
“遼東土改工作中的錯誤主要由我負責”
1948年3月29日，東北局專門召開重點總結各地土地改革工作的書記聯席會議，陳云出席這次會議并認真檢討了遼東土改中出現的“左”傾錯誤。他說：“遼東土改打擊面寬了，南滿分局有責任，主要責任在我。”十幾天后，陳云鄭重地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檢討報告 ，陳云再次坦誠地說：“土改工作中的錯誤，主要由我負責，因我是負責指導土改的。”
原來，陳云就任南滿分局書記和軍區政委后，將土改運動視為鞏固和發展南滿的重要條件，領導南滿軍民一邊戰斗，一邊在新收復地區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在土改運動開展3個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將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土改運動開始侵犯富裕中農的利益，在11月以后出現了“左”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達到高潮。
盡管《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已經有了許多“左”的規定和偏向，盡管“左”傾偏向泛濫時陳云已經離開遼東，但是，陳云還是認真地進行了檢討。
最后東北局對遼東土改問題作出的基本結論是“遼東的土改，成績是基本的，只是在對待中農的個別問題上犯了錯誤，但陳云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評并已經得到糾正。”
1983年編輯出版陳云的文選時，他還要求把他寫給中央的關于解放戰爭時期遼東地區土改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檢討報告，收進他的文選。編輯組幾次提出，這個錯誤在當時是帶普遍性的，責任不能由他一人負，因此主張把這篇稿子撤下來，他都沒有同意。他說，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錯誤的，并不是一貫正確，世界上沒有一貫正確的人，“應當做自我批評。”
“大家吃不飽肚子，我負有責任”
1961年，陳云在上海青浦區小蒸公社作調查研究時，面對家鄉人民群眾，陳云不僅耐心傾聽他們的意見 ，有時還主動承擔責任。據同去調查的隨行人員回憶，陳云在農村干部座談會上動情地說：“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飯吃，有衣穿。現在老百姓的肚子還吃不飽，生活還那么困難，說明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做好，還存在不少問題。應該說主要責任在中央，是我們中央的幾個同志工作沒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經濟 出現的“躍進”給國民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損失，造成農業發展困難，糧食緊張，甚至出現饑荒。面對全國性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央領導人逐漸冷靜下來，開始深入調查研究，掌握真實情況，調整原有的政策和計劃。為此，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其實，在此之前的一個月，陳云已到河北、山東等地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研究活動。接著，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開座談會，調查研究加速發展化肥工業的具體辦法。下半年，陳云又對農村、煤炭工業、冶金工作進行了調查，范圍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興等等。
對于這次調查，陳云在晚年的時候還常常提起。他說，確實，這些年來，我自己有一條很深的體會，那就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陳云說：“共產黨是做事業的黨，共產黨員是做事業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沒有錯誤。無論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領，但還是有犯錯誤的可能。”因此，“在兩人談話中可以承認錯誤，在小組會上可以承認錯誤，在大一點的會上可以承認錯誤，在千萬人面前可以承認錯誤，這就叫論事不論人，論事不論臉。這樣，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辦了。”陳云的三次自我檢討，無疑體現了他的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三次檢討，時空不同，目的不變，那就是實事求是，執政為民。
第二篇: 黨史故事 有意義的黨史小故事
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圍剿”戰斗打響。31日，紅三軍團及紅十二軍突襲建寧城，共擊潰國民黨軍劉和鼎師4個團。至此，紅軍15天橫掃700里，連打5仗，消滅國民黨軍3萬多人，繳槍2萬多支，繳獲山炮4門(兩門為白沙戰斗中繳獲)，戰后，毛澤東高興地在建寧留下《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的光輝詩篇。
31日晚，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在建寧城紅三軍團駐地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 利用繳獲的山炮，組建紅三軍團山炮連和紅一軍團山炮連。紅一、三軍團山炮連在建寧組建后，紅一方面軍總部為了提高山炮的作戰效果，決定建立炮兵訓練基地，培養優秀的炮手，地址就設在溪口北郊涼傘坑的百丈臺。從此，百丈臺上軍號嘹亮，紅軍炮兵戰士刻苦學習軍事 技術。
山炮連建立之初，山炮少，炮彈更少，每一顆炮彈都顯得十分珍貴，不能隨便浪費。訓練時是沒有炮打的，新炮手只能在實戰中由老炮手現場指教。因此，炮手們平時就要苦練過硬的本領。經過嚴格的訓練，紅軍炮兵戰士個個頂呱呱，稱得上神炮手。
紅軍有了炮兵如虎添翼，山炮在攻防戰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0月，總政委周恩來、總司令朱德簽發了《建黎泰戰役計劃》，拉開了第四次反“圍剿”序幕。10月18日下午，攻打建寧的戰斗打響，攻城部隊是紅一軍團。敵周志群部依仗著堅固的城墻和精良的武器，企圖負隅頑抗。紅軍從建寧城北門發起攻擊，紅軍用山炮轟開了一個大口子，敵人被炸暈了頭，紛紛朝城內逃竄。紅軍又用山炮沿著敵人逃跑的方向延伸射擊 。炮彈炸得敵人鬼哭狼嚎。建寧戰斗很快結束，紅一軍團擊潰建寧縣城守敵周志群部的第二團，繳獲槍支500余支，俘敵官兵400余人，占領建寧城。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重兵，開始了第五次“圍剿”。紅一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政治 部主任羅榮桓奉命從江西廣昌移師建寧、指揮建寧阻擊戰。1934年1月29日，國民黨派出飛機轟炸紅軍陣地，向邱家隘防線進攻。7倍于紅軍的敵軍輪番進攻，山頭上炮火紛飛，子彈呼嘯。紅軍指戰員沉著應戰，紅軍的山炮派上了用場，待敵人發起沖鋒進入了最佳射程才開炮，敵軍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只可惜山炮數量少，炮彈有限，在防御戰中只能起輔助的作用。
建寧溪口涼傘坑的百丈臺是紅軍第一個山炮連誕生地。關于百丈臺還流傳著一首紅色民謠：“百丈臺，百丈臺，紅軍炮兵射擊臺，白軍官兵斷魂臺!”
第三篇: 黨史故事 有意義的黨史小故事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
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后，配備了專車。但是，他不僅外出工作，一般很少開車，上班20分鐘以上的路從來沒有回來過。有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雨。女兒想開車送老師，吳永光說: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車。最后，女兒打傘，一步一步地泥水，帶老師去公共汽車。后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他的車停在樓門口。兩個女兒吳笑春在旁邊的大樓工作，一天又下大雨，她急忙去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見了。吳笑春婉言說:爸爸不擅自開車，我做自己的事更不能用了。還是坐公交車走吧。說完之后，傘走向葫蘆的大雨。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2。
解放后，吳德峰長期擔任政法戰線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侄子作為國民黨的特務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來求愛。他認真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愛是沒有用的。親戚無效地回來了。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峰的兄弟吳世悉被大眾通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派人回武漢保康縣。親戚們去武漢向武漢市長吳德峰求助，向當地政府打招呼。吳德峰不僅沒有做打招呼的工作，還說服親戚，嚴格遵守當地政府的政策。吳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內，原下屬曾有人請求他解決某些個人問題，每一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為你是我的部下，我必須更加嚴格地要求你，珍惜你。我們是黨培養多年的干部，不能把黨的原則當作戲劇！吳德峰總是拒絕前來溝通關系的朋友和家人，他的工作人員經常感慨道:去吳老的后門是沒有門的，他說你連窗戶都爬不上去。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3。
梁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5年，獲得了第4名。也就是說，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這里留下了匪徒的反霸權、減免租賃減免和土地改革運動，自己創立襄陽建國后的第一份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為培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想不到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珍貴文化財富。但是，這樣有名的國內外文學巨匠，功績優秀的革命者，完全有資格的高官，享受特殊的人，三辭官。梁斌第一次辭職是在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任新武漢日報社總裁。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職，為了寫他的長篇巨作《紅旗譜》。之后，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成為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職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專心制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職，是梁斌找到中組部領導要求辭職，那領導準備安排他去天津當副市長，又被他辭退了。之后，梁老終于如愿以償，在河北省文聯取名，從此專心創作了《紅旗譜》。別人官員越大，他自愿要求越小。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4。
1941年，受國民黨頑固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巖村八路軍事務所的生活條件極其困難。事務所財務負擔由中國共產黨南方中央局常務委員會、統一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負責。為了維持事務所機關的正常運行，董必武拼命撥打這個小算盤，自己制定機關的飲食標準，實，實裝調整。為了改善辦公室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嚴格管理和監督辦公室機關的伙食費用，他要求做飯的同志不僅要想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還要花錢。有一個月，月底結算伙食費時，賬上有六角錢的支出不平。因此，董必武非常自責，主張討論，很多周圍的同志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不需要大問題，也不需要討論。董老對周圍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和生命交換的，我們只有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路的權利。之后，董必武主張在機關大會上進行檢查，向黨中央寫了檢查信。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5。
1940年4月，朱老總根據中央的決定回到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負更重。夏天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去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谷子，做面條，炒雞蛋、豆腐、馬鈴薯、白菜，做四道菜。彭總說: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說:幾乎一樣。彭總二話不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做的？程廠長說:有胃病，為你做面條是由食品委員會的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我有胃病。你知道工人沒有胃病嗎？你知道嗎？給我打飯，不吃面條。程廠長知道固執彭總，不得不把面條交給傷員。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6。
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當時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長賀炳炎帶著妻子、妻子回鄉，通過宜昌。來到碼頭迎接的宜昌專家劉真是他的老部下。招待所是百年老房子，陳舊簡陋，住宿條件差。老人長途來，劉專家當然想安排好生活。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特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洋館，請賀炳炎一家住。誰知道賀炳炎一口拒絕了，招待所的條件更差，比游擊時滾泥睡覺好呢軍區領導人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當然想盡地主之情，想讓賀炳炎和親戚吃飯，表示歡迎的意思。然而，劉專家在賀炳炎面前多次提到這件事，并被拒絕。盡管如此，老部下總是覺得地主的友誼不會失禮，還是準備了薄酒。出乎意料的是，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張著臉說:現在很多人連飯都吃不完。我們能節約的東西必須盡量節約。早就說了，不要請客，怎么辦？劉專家必須放棄。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家又提議帶老總回家。賀炳炎笑著笑著說:我回家回家，你在做什么？你走了，我還要雇八把大轎子抬起你父母的官員！說完了，兩個人都笑了。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7。
有一天，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領24人的糧食運輸隊，每人選擇2行李箱大米，160公斤以上，徒步300公里以上，糧食運輸到松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糧食運輸隊第一天走了120多英里，出發時一個人送來的5個糠菜團已經吃完了，到了晚上士兵們都餓了。于是，隊長劉海門命令隊員打小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不要！停下來！剛看到環境回來的鄧可運看到士兵抱著行李箱向鍋里倒米，喊道:誰倒了這么多米，把鍋里的米撈出一半以上，做成稀飯。他還帶著士兵去山里挖蔬菜。今天晚飯，大家都吃了蔬菜稀飯。吃過晚飯，鄧可運把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告訴他糧食來之不易，前方士兵流血出汗，糧食怎么需要，為什么不接近水樓臺先得月亮。劉海門口服口服，連續點頭。榜樣的力量是無限的，鄧可運率先用蔬菜充饑，不吃或不吃糧食，糧食隊的士兵非常感動，紛紛模仿。第三天下午，到達目的地的松口，只聽到咚的聲音就倒下了，大家都按照聲望去，看到鄧可運倒在地上，他選擇的兩個籃子米撒得滿滿的。此時，賀龍軍長騎馬經過，看情況，一眼就認識到鄧可運。賀龍接到警衛手里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后，說:運氣好，怎么了？還沒等鄧可運張開嘴，隊長劉海門先說:賀老總，鄧處長餓了，他為了節約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只吃蔬菜。第一天出發，一個人送了五個菜團，他舍不得吃，送給了其他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蔬菜稀飯，他第一次給自己盛蔬菜，米粒留給大家吃……賀龍聽了，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照片。同志哥哥，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為什么不打倒白狗呢？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8。
1944年冬天，地委機關得到了一些毛皮上衣筒，分配給地委員每人一件。但是，分配不夠。朱正傳也收到了一件事。有地委委員嗎？秘書長說:還少一個，有的領導出差，還沒有分配。朱正傳同志說:這不好。我年輕，不怕冷。把這個交給那個同志吧。朱正傳主張不要，穿著白布里子青布面的舊長袍過冬。朱正傳平時喜歡抽煙，當時也很少有錢。然而，一旦津貼被支付，當他們遇到住在集鎮附近時，幾個同志一起上街，朱正傳會買煙并請每個人抽煙。他買了一包煙，就像行里有四個人抽煙一樣，他每人分五支，他自己也留五瓶。大家稱他的做法為二一加五。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9。
6月底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像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帶蓋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了一堆原稿，精神飽滿地審查了。不久，他突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找鄭先生！鄭先生是宣傳部的干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鄭先生被命令趕到時，已經是深夜了。胡錫奎讓他坐下，笑著問:邊區軍民一年拔出2993個據點有什么根據嗎？鄭先生一動不動地聽了自己寫的稿子的忙說，數字是從雜志上抄寫的，有根據。胡錫奎拍著他的肩膀說:鄭先生啊只要想想周圍有多少敵偽的據點，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太對。我們寫文章是給人看的，稍微不小心就會出錯。不正確的話，那個人會說我們在撒謊，不現實的話，黨的威信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嗎？鄭干事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立即給聶老總打電話，驗證2993是293的錯誤。這件事傳開后，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風格的變化，大家比以前更認真，工作更加謹慎。四十多年后的鄭先生，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鄭天翔先生，經常用這個數字教育大家。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0。
蘭考縣原設有具有當地特色的阻止辦公室，阻止了外出逃跑的災民。焦裕祿將消極的勸阻辦公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相繼吸引了120多名干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了三害調查隊，在全縣開展了大規模的追趕。
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到時聽取專門匯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干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84個大小風口，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1
黃克誠下部隊視察，喜歡到連隊找干部戰士談心。他不帶警衛，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問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視察，來到第四十七軍某連，正趕上連隊吃午飯，他就蹲在地上邊吃飯邊和戰士們聊家常。戰士們以為他是團后勤處的處長或股長來了解伙食情況的，便七嘴八舌地講，湖南菜辣椒太多，開始不適應，現在習慣了，有個調皮的戰士向黃克誠提出，來個吃辣椒比賽。黃克誠欣然應戰。笑談間有人到連隊找黃克誠回機關吃飯，這時，戰士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個個驚得直伸舌頭。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2
1937年10月，日軍占領河北石家莊后，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回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余人在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于10月26日經七亙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亙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在步兵200余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300多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10余人。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盡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點再次設伏。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余騎兵和300余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于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后，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寇被擊斃百余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贊嘆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跡”，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后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3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后，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一天，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么意見嗎?”李先念的回答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許多西路軍干部戰士都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組織不抱怨，他風趣地說：“管他呢，就是一擼到底，叫我去當伙夫、馬夫，也要在我們黨和部隊里干下去。”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見李先念。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里，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處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4
1927年春，賀龍將軍率領國民革命軍獨立十五師駐扎鄂城縣城關鎮。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行將破裂，賀龍部隊的軍餉經常被國民政府扣發，使官兵的生活沒有保障。一次，一個跟隨賀龍多年的老兵因饑餓在永大茶葉鋪拿了兩吊錢買了油條充饑。群眾將此事反映到賀龍那里，引起了賀龍的高度重視。他立即下令將那個士兵軍法從事，并親自到茶葉鋪還錢并賠理道歉。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5
1960年8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兩個月后，我國將發射自己仿制的P-2導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了解測試情況。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制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后，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后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導彈的發射進程。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導彈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后，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于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6
1926年，25歲的劉德全對母親說：“我們家要對佃戶、長工、鄉里鄰舍客氣些，要尊重人家。貧苦農民有困難，我們要盡量幫助，也可以拿錢拿糧周濟窮人。”他還勸母親燒掉契約，把田分給佃戶。劉德全的這種行為使這個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劉稻軒大為惱火。他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不得了，家門不幸，竟出了個不孝子孫，這個家非給他敗了不可!”他還捶胸頓足地對弟弟劉德全吼道：“我們分家算了!”劉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們：“天下是要變的，工農階級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擋不住!”劉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7
土地革命時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據地的創建者。作為根據地最高首長，他規定，從自己開始，所有干部一律減衣縮食，每天只有四分錢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從紅軍在白區繳獲來的物品中要了一塊絨布。方志敏知道后，馬上把妻子批評了一頓，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摳門”的時候。那時，部隊向外購買一支槍，要花50塊銀元“天價”。買一批槍，花掉的錢堪稱巨資，他一點不含糊，果斷批準。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8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在團中央負責的任弼時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年輕氣盛的任弼時就要求發言。但陳獨秀卻說：“要發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布：“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最后竟失態地沖上前去，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后會勝利的!”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9
在襄陽市政府機關大院，至今還流傳著七十年代未的一個小故事。一天，被人們尊稱為“秦老專”的襄陽地區行署副專員秦志維從外面回機關。當他推著自行車準備進行署大門時，一個門衛攔住問道：“同志，你找誰?”“我不找誰，我就是機關里人。” “你是機關哪個單位的?”門衛疑惑地打量這位腳穿草鞋，頭戴草帽，身背黃掛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維……”秦專員耐心地答到。正在這時，一位機關干部碰巧路過此處，他驚訝地問到：“這不是秦專員嗎，怎么被擋駕了?”值班的門衛一聽傻了眼，趕忙賠禮說對不起。秦專員親切地說：“沒關系，沒關系。”望著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門衛心里直犯嘀咕，他是專員?我咋看他不象啊!象這樣的誤會，秦志維同志遇到多次。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小鬼”，一直保持著我黨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他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在機關食堂就餐時也十分節約，下鄉檢查工作也是經常以步代車，以自行車代小汽車。秦專員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20
1952年10月，沔陽縣(現仙桃市)有一位17歲的農家女子閔全貴，深受封建婚姻壓迫，遭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她向沔陽、洪湖兩縣法院申訴離婚，沒想到兩縣法院互不負責，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于是，她給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一個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給省委書記，無異于石沉大海。然而，這封信還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來，李先念不論多忙，每天仍然堅持看人民來信，看黨報上的批評文章，寫批語，了解民生疾苦。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兩縣法院仍互相推諉，設置各種障礙，未予解決。為此，閔全貴又給李先念寫來第二封信，反映這一情況。李先念再次寫出批語，批評了這種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為此，省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專門承辦這一案件的工作組，深入沔陽、洪湖兩縣調查，迅速做出公正處理，使年僅17歲的閔全貴沖破重重阻力，獲得了婚姻自主權。1984年7月，報社收到閔全貴的一封來信和一張全家福照片，她滿懷喜悅地報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孫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謝李先念和湖北日報對她的熱情幫助。
第四篇: 黨史故事 有意義的黨史小故事
毛澤東拒絕元帥頭銜
軍銜是軍人職務等級的稱號，是軍人身份的標志，是軍人功績的汜錄。作為締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高統帥毛澤東，是否要授銜?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人們關注的熱點。
作為當時軍銜評定主要負責人之一宋任窮的回憶說，為了給毛澤東授予元帥軍銜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專門開會進行了討論。在討論中，與會人員，包括許多民主人士在內的常委會委員們紛紛發言，認為毛澤東等領導同志，是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指揮過許多重大戰役，為軍隊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聲譽，應該給他們授銜授勛。同時認為，毛澤東在革命戰爭中功勞最大，應該授予大元帥軍銜，并授三個一級勛章。
會議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主持，劉少奇知道毛澤東是刁；會要這個人元帥軍銜的。但在大會上，與會人員提出一定要給毛澤東授大元帥軍銜，理由是充分的。當與會人員最后把目光集中到劉少奇，要他表態時，劉少奇微笑著說：“我也不能作結論。”
有位民主人土當即表示：“人大作決定，他有什么辦法!”
劉少奇說：“人大可以作決定，但他是國家主席，要他簽署命令才行啊!”
“人大作了決定，國家主席就得簽署命令。”
與會的代表們還是堅持一定要給毛澤東授予大元帥軍銜。看到大家都這樣堅決，劉少奇只好說：“你們不是經常見毛主席嗎?你們見面后當面去說服他，爭取他的同意，這次會議不作決定。”
這次人大常委會會議之后過了幾天，彭德懷、羅榮桓和當時具體負責這次評銜工作的總干部部兩位副部長宋任窮、賴傳珠去向毛澤東匯報這次評銜工作的進展情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也參加了這個會議。
會上，彭德懷首先把這次授銜工作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匯報，接下來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給毛澤東授予大元帥軍銜，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授予元帥軍銜的主張，并說明這是全體工作人員的一致意見。
毛澤東聽了擺了擺手說：“你們搞評銜，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據國際上的經驗，這個大元帥我不能要，讓我穿上大元帥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眾中講話、活動，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現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評軍銜為好!”
毛澤東說完了這些話，看了看劉少奇說：“你在部隊里搞過，你也應是元帥。你也應該評嘛!”
劉少奇搖頭：“我不要評了。”
毛澤東又轉而去問周恩來和鄧小平：“你們的元帥軍銜，還要不要評啊?”
周恩來和鄧小平態度堅決地擺手說：“不要評了，不要評了。”
當時在場的還有李先念等幾位被列入大將名單，但本人又已經到了地方的同志。毛澤東問他們：“你們幾位大將軍銜，還要不要評啊?”那幾位同志也紛紛表示“不要評了，不要評了。”
當時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軍銜的條件是：“對創建和領導人民武裝力量或領導戰役軍團作戰、立有卓越功勛的高級將領，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在革命戰爭時期，對創建人民軍隊，領導武裝力量對敵作戰，參與決策等方面功勛卓著，完全符合當時制定的評定元帥軍銜的標準，給他們授予元帥軍銜是當之無愧的。
按照這三位優秀將領的功績，給他們授予元帥軍銜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他們沒有要。換句話說，如果他們參加評銜，那共和國首次授予的元帥軍銜就是13位，而不是10位。
鄧小平1992年視察廣東：“特區姓‘社’不姓‘資’!”
1992年鄧小平視察廣東時，廣東省委原副秘書長、現任廣州市政協主席陳開枝負責接待和警衛工作，是全程陪同的少數人員之一。作為鄧小平到南方視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人，陳開枝向記者回憶了小平同志南方視察時許多鮮為人知的工作和生活片段。
“我坐不住啊!”
1992年元旦，廣東省委接到中央有關部門關于做好小平同志到廣東接待工作的通知。出京前，小平同志辦公室又專門通知廣東方面說：不要專門匯報，不要陪餐，不題詞，不見記者，不攝影，不報道。
陳開枝說：“我們覺得應該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保留起來，這是我們的歷史責任，也是對后人的交代。”于是，他向鄧辦建議：“拍內部片，不公開報道。”經同意，新華社廣東分社、廣東電視臺和南方日報社分別派出記者在小平視察廣東時隨同采訪，他們將小平同志邊走邊談的許多重要講話保留了下來。
陳開枝回憶說，我們對小平同志的日程安排基本上是半天參觀，半天休息。1月19日，小平同志乘坐的專列抵達深圳，考慮到小平旅途勞累，當天安排休息，不考察。沒想到小平同志進屋后不一會就出來說：“你快去叫車，讓我出去看看吧!”
陳開枝說：“按計劃，您還是先休息一下吧。”
小平急切地說：“我坐不住啊!”于是，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謝非和陳開枝就陪著老人家先在院里散散步，下午臨時安排去參觀市容。
后來小平同志發表了一系列事關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要談話。“他對外說是來‘休息’的，實際是來做調查研究的。”陳開枝說。
“特區姓‘社’不姓‘資’!”
1月19日下午，小平同志視察完皇崗口岸，一邊參觀市容，一邊與省市負責同志交談。他在談到創辦經濟特區問題時說“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陳開枝說，小平同志這番斬釘截鐵的話令在場的同志振奮不已。小平同志接著說：“有的人認為，多一份外資，就多一份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
心系香港和澳門
1月19日下午，站在深圳河大橋的橋頭邊境上，小平同志久久凝望著對面的香港。
陳開枝回憶說：“小平同志沒講話，站了很久。當時風比較大，不斷把他的大衣吹起。我忍不住上前輕聲勸說‘風大了，上車吧’。”
但小平依然默默地望著那片終將回歸祖國懷抱的土地，良久才依依不舍地轉身上車。
1月25日，小平同志在珠海考察，當經過拱北的時候，他指著一座舊建筑物問那是什么地方。廣東方面陪同人員告訴他，那是清朝海關遺址。
大家說起近代中國蒙受的屈辱，一直談笑風生的老人家神色一下子凝重起來。他說：“貧窮落后是要挨打的呀!”
陳開枝當時就坐在小平身邊，這句話永遠烙在他心上。他說：“我深刻地體會到老人家是多么迫切地希望盡快把經濟搞上去。”
在拱北海關，當地干部介紹說，過去珠海和澳門生活水平差距大，珠海居民常跑到那邊買東西。如今珠海發展了，市場繁榮，澳門居民常常跑到這邊購物了。聽到這些，小平同志欣慰地笑了。
“讓全圍人民都發財”
1月22日，小平同志到深圳仙湖植物園植樹。園內植物千姿百態，小平同志看得興趣盎然。面對一種被稱為“發財樹”的樹，小平的女兒鄧榕風趣地對父親說：“以后，咱們家也種一棵。”
陳開枝回憶道，小平當時深情地說：“讓全國人民都種，讓全國人民都發財。”
“去和年輕人拉拉手”
1月25日上午，小平同志還來到珠海亞洲仿真控制系統工程公司。當小平走進公司時，科技人員用熱烈的掌聲表示敬意。
小平同志深情地環視著年輕人，笑道：“祝賀，祝賀你們年輕人!”
離開公司時，有20多位年輕人整整齊齊地站在公司大門口，眼中流露出無限期待之情。陳開枝走過去對小平同志說：“還有一群年輕人想見見您!”
小平同志一聽立刻說：“好啊!我去和年輕人拉拉手。”
他返回去和那群年輕人一個個握手。握著這位平易近人的老人的手，很多姑娘小伙子激動得熱淚直流。
住普通房，始終與家人一起用餐
陳開枝說，小平同志在生活上十分儉樸，在廣東考察期間，他住的都是普通住房。
陳開枝等人全程陪同小平同志在廣東考察，卻沒有機會和他進餐。他自始至終和家人一起用餐，后來省委有領導同志提出想宴請一次，被老人家謝絕了。小平操著濃重的四川話說“謝謝了，不要弄了，讓我和家人在一起吧，這樣很好了，很滿意了。”
小平用的菜式是樸素的家庭餐。他喜歡吃清淡的菜，接待人員每頓都為老人家準備一點法式烤面包，抹上薄薄的牛油，然后是煮得軟軟的菜心、生菜、西蘭花、豆苗等。
“簡單、樸素的食宿安排，使老人家感到舒服、自然。”陳開枝說。
第五篇: 黨史故事 有意義的黨史小故事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陽偏西了。由于長期在荒涼的無人煙草地上行軍，經常忍受饑餓，陳3611同志很累。這段時間，他落后了，牽著同樣疲憊的瘦馬，一步一步地前進。突然，看到前面有紅軍，和他一樣，落后了。
那個小家伙只有112歲。黃黃的小臉，一雙大眼睛，兩個薄唇，鼻子有點翹曲，兩只腳穿破草鞋，凍得又青又紅。陳3611同志走到他面前說:小鬼，馬上騎一會兒吧。
小鬼擺出不在乎的樣子，盯著陳3611年同志臉頰的瘦臉，微笑，用四川省的話說
老同志，我的體力比你強得多，快騎吧。
陳3611同志用命令的吻說:騎一段路再說！
小鬼頑固地說:你想讓我和你的馬比賽，那就比較一下吧。他說他挺著腰準備跑步。
那我們一起去吧。
不。你先走，我得等同伴啊。
陳3611同志無能為力，從身上取出青稞面，交給小鬼說:我吃了。
小鬼拉著身體的干糧袋，輕輕地拍了照片。看，太鼓了。我比你多呢。
陳3616同志終于被這個小鬼說服了，爬上馬背，向前走。他騎在馬上，心情總是平靜下來，從剛才遇到的小鬼開始，想起了一系列的孩子。從上海、廣州到香港碼頭，和他交往的窮孩子們，一個接一個地浮現在他面前。
不，我被騙了！陳3611同志突然喊道，馬上轉馬頭，踢了幾次馬肚子，一直跑著。等他找到那個小鬼，小鬼已經倒在草地上了。
陳3611同志用力把小鬼抱在馬背上，他的手碰到小鬼的干糧袋，袋子硬邦邦，放什么？他拿出來，原來是黑牛膝蓋骨，上面有幾個牙印。
陳3611同志都明白了。這時，小鬼就停止呼吸了。
陳3611同志抱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的嘴。陳3611，為什么能對得起這個小兄弟？
第六篇: 黨史故事 有意義的黨史小故事
毛澤東與三口紅井的故事
“喝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每當聽到這句耳熟能詳的話，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想起瑞金的那口紅井。那甘甜清澈的井水喲，至今源遠流長，沁人心脾。其實與一代偉人毛澤東息息相關的還有兩口井，同樣恩澤一方，口口相傳。
距江西永新縣城39公里的三灣村，僅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深不過兩尺，供全村人畜飲用，要是遇上干旱天，村民們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挑水。
秋收時節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義前委書記毛澤東從文家市轉兵后，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開進了三灣村，住在協盛和雜貨鋪，開始著手總結秋收起義失敗的教訓，醞釀策劃部隊下一步的發展大計。
第二天上午，毛澤東在路上踱步思考問題時，恰巧看見伙夫挑水走過，發現桶里的水渾濁不堪，隨即到井邊看個究竟。只見井小人多，泉水剛流出來就被人舀走了，部隊駐扎在此用水將更加困難。
“飲水問題是大事，我們不能影響群眾的生活，要及時予以解決。”正籌劃起義部隊下步發展方向的毛澤東，對這樣的小事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傍晚時分，飛鳥歸林，霞光四射，他帶領幾個戰士從當地老百姓家里借來鋤頭、鐵鍬，帶頭卷起衣袖和褲腳，跳下井里清理淤泥，還對井進行了加深拓寬。考慮到部隊人多，用水需求大，他又帶領戰士緊挨著老井挖了一口新井。為優先保證當地村民的用水需求，毛澤東讓戰士們在兩口井中間用磚頭石塊砌了一堵墻，規定部隊只能飲用右邊的井水，左邊的井水留給老百姓用。
這兩口井緊靠山腳，為了防止山上的污水和雜物流進井中，毛澤東第二天又帶人用磚頭和石塊在兩口井的周圍砌了堵墻。后來村民們稱之為“紅雙井”。這兩口井每天汩汩地冒出清澈甘甜的泉水，祖輩缺水的難題徹底解決了，村民們樂得合不攏嘴，對毛澤東和紅軍更是敬佩和感激，熱情捐款捐糧，為部隊帶路送情報。
就是在這小山村水井不遠處，34歲的毛澤東氣宇軒昂地站在會師坪的青石臺階上揮動巨手，以叱咤風云的雄才偉略，將秋收起義的部隊由師整編為團，首次提出支部和士兵委員會建在連上，營、團設立黨委，班、排建立黨小組，這就是我軍著名的“三灣改編”。
如今，90多年過去了，“紅雙井”的水質依然清澈，不同的是當年的鵝卵石圍墻已經換成了水泥圍墻。這兩口井也按一比一的比例，搬進了“三灣改編紀念館”。每天館中的講解員都向南來北往的游人介紹這井的來歷，講述毛澤東領導的軍隊當年為群眾辦實事的感人故事。
白霜如雪，寒氣逼人。1932年10月，因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打擊，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的毛澤東策馬簡從，翻山越嶺，來到福建長汀療養，住在汀州福音醫院。這一住就三四個月，他這是第7次到長汀了，也是在此停留最久的一次。
福音醫院建在風景秀麗的臥龍山腳下，山腰有口年代久遠的水井，毛澤東每天早上都和周圍群眾一起到老井里取水洗臉、洗衣服。當發現這口老井因長年沒有清洗、水渾濁不堪時，剛剛被撤掉職務的毛澤東，并沒有為革職的事而郁郁寡歡，而是依然心憂百姓生活，關心群眾疾苦。當天，他就帶著警衛員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這口老井清洗得干干凈凈，周邊的雜草也割掉了，令老井煥然一新，群眾取名為紅井。
水清井凈，山下來打水和洗衣的群眾越來越多，毛澤東常在老古井旁和群眾聊天，了解社情民意。他在社會調查中發現汀州蘇維埃政府只注重擴大紅軍，而忽略了群眾的生活疾苦等問題，便不顧身體有病，在福音醫院休養所的臥室里，秉燈夜書，起草了著名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大會期間，毛澤東主席特意向時任福建書記葉飛打聽，汀州老古井現在還有沒有水?葉飛詢問了長汀縣政府后，回復毛澤東：長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圍群眾還在使用這口井。毛澤東聽后欣慰地笑了。
井知人意，亦有靈性。歲月年輪走過80多年，這口水井今天依然清澈見底，附近的群眾盡管早已用上了自來水，但每天仍有人來此挑水洗衣。
1933年4月，臨時中央政府從瑞金葉坪遷來沙洲壩。住在農民家的毛澤東正處在一生最落寞壓抑時期，信息閉塞，大事管不了，他卻做了一件“小事”，讓當地群眾至今都記得他。
毛澤東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沙洲壩人一直都在飲用澇壩污水，既難以下口，又不衛生。問他們為何不挖口井，皆搖頭不語。“沙洲壩，沙洲壩，無水洗手帕，三天無雨地開岔，天一下雨土搬家。”原來干旱的沙洲壩，被風水先生說成是條旱龍，不能打井，如果打壞了龍脈，十鄰八鄉都要遭殃。天生不信邪的毛澤東不相信沙洲壩挖不出水，決計給村民挖一口井，解決村里這個老大難問題。
“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當年從韶山沖走出的毛澤東，有著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挖井的地點是他自己選的。這天東方剛露魚肚白，毛澤東領著警衛員來到駐地前的一塊空地上，先用鋤頭刨了一個圈，定下了井位，接著便掄起鋤頭挖起來。他讓警衛員通知駐地機關的同志一起前來挖井。毛澤東一邊挖井，一邊樂呵呵地對大家說：“聽說有的鄉親迷信風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龍爺，壞了屋場害了人。可我不怕，如果旱龍爺怪罪下來，讓它來找我好了!”一席話逗得大伙都樂了起來。幾天后真的挖出了水，一股泉水悄然涌出。大家高興地下到井底，鋪上一層薄薄的石子、石灰和木炭，讓水變得更加清澈，一口直徑85厘米、深約5米的水井就這樣挖成了。這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紅井。小小一口井，貯滿清泉，也貯滿共產黨一心為民的深情厚意。
“十月里來秋風涼，中央紅軍遠征忙，星夜渡過于都河，古陂新田打勝仗……”毛澤東幫助挖好這口井后的第二年，便跟隨紅軍長征了，他的革命生涯也更加跌宕起伏、波瀾壯闊……
紅軍撤出瑞金后，國民黨反動派幾次把井填掉，群眾一次又一次把井挖開，每天依然喝著這井里的水。親人不在了，紅軍遠走了，然而井還在，井里的水依然清澈、甘甜、旺盛，喝井水的人依然掛念著挖井的人。
直到1956年，作為黨和國家領袖的毛澤東，派中央慰問團來瑞金慰問，當時的沙洲壩人為了迎接慰問團的到來，對毛澤東當年挖的這口井稍微做了修整，在邊上立了一塊木牌，上面寫著：“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這個故事后來收到小學課本里，億萬少年兒童通過《紅井》這篇課文，深切地感受到了偉大領袖愛人民的濃濃深情。
如今，紅井享譽海內外，成為人們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紅井水喲，甜又清……”一曲《紅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甘甜的紅井水，滋養著一代又一代兒女。這一口口紅井是一座座橋，黨和紅軍與群眾血肉相連;這一口口紅井是面明鏡，映照出了黨和紅軍與群眾心心相印的優良作風;這一口口紅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產黨人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
第七篇: 黨史故事 有意義的黨史小故事
一天，毛主席向周總理和**提了一個問題：“你們怎樣才能使貓吃辣椒？”**首先說：“那還不容易，你讓人抓住貓，把辣椒塞周總理回答說：“我首先讓貓那么，毛主席進貓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對于這種解決方法，毛主席擺了擺手說：“每件事應當自覺自愿的。”餓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
黨史小故事一天，毛主席向周總理和**提了一個問題：“你們怎樣才能使貓吃辣椒？”**首先說：“那還不容易，你讓人抓住貓，把辣椒塞周總理回答說：“我首先讓貓那么，毛主席進貓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對于這種解決方法，毛主席擺了擺手說：“每件事應當自覺自愿的。”餓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貓非常餓的話，它會囫圇吞棗般地全吞下去。”毛主席不贊成這種手法。的策略是什么呢?毛主席笑著說：“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擦在貓屁股上，當它感到火辣辣的時候，它就會自己去舔掉辣椒，并為能這樣做而感到興奮不已。”就是敵人。朱德的扁擔1928年，朱德同志帶領一支紅軍隊伍到井岡山跟毛主席會師。山上是紅軍，山下不遠井岡山上出產糧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朱德同志也跟戰士們的茅坪去挑糧。從井岡山上到茅坪，來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難走。可是每次挑糧大家都爭著去。一塊兒去挑糧。他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挑起滿滿的一擔糧食，跟大家一塊兒爬山。白天挑糧，晚上還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樣跟敵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擔藏了起來。不料朱德同志又找來了一根扁擔，寫上“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大字。大家見了，越發敬愛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擔了。
第八篇: 黨史故事 有意義的黨史小故事
鄧小平選人的五條標準
1989年5月31日，在征得陳云、李先念同意后，鄧小平找李鵬、姚依林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次談話的核心內容之一是選什么樣的人進中央領導班子。
鄧小平深知選人重于泰山。他結合自身經歷講了一段黨史，他說：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在這中間有一段時間，說是要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就勉強拉工人來當領導。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那么，改革開放后，怎樣選出“成熟”的領導人和領導集體呢?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講了五條標準。
選改革者。改革大業不半途而廢，改革巨輪順利航行，必須選堅定的改革者。其一，選改革者是最重要的一條。鄧小平說：“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實際的。”其二，選改革者是大局。鄧小平指出：“有一個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確定新班子成員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要看到這個大局。”其三，不選改革者就會經常鬧事，就會永無寧日。鄧小平強調：“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無寧日。”
鄧小平強調選改革者是因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強盛中國，決定改革大業的成敗在于改革者、在于改革者在改革歷史進程中大有所為。
選開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開國門搞建設，選開放者同樣決定中國命運。鄧小平交待了兩點：一是不許關門，封閉就會造成災難。鄧小平說：“關門可不行啊，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封閉時代。那種封閉的方式也造成了災難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種狀態下，經濟不可能發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國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強。現在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追都難追上。”二是要干起來，大開放。鄧小平指出：“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干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選開放者，鄧小平進一步設想：我們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
鄧小平強調選開放者是因為開放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民族復興。
選實干者。實干興邦，威信來自干實事、干成實事。選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干者，特別是把在改革開放中干出實績的人選進中央領導班子是鄧小平一貫的用人標準。他指出：“一個是組成具有改革開放形象的中央領導班子，使人民放心，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條。第二條是真正干出實績，來取信于民。”鄧小平還考慮一個更深層次的長遠問題，即新當選的中央領導人和新組建的中央領導班子，怎樣在較短時間內樹立威信，鄧小平深知靠老同志的威望和提攜都不是長久之計。他的辦法和出路就是“實干”，鄧小平說：“新的領導機構應該做幾件改革開放的事情給大家看。三個月內，半年內，形象就可以樹立起來了。”他還交待說：“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了威信，我堅決退出，不干擾你們的事。”總之，“取信于民，要干出實績”。
鄧小平強調選實干者是由黨的中心任務、黨的階段任務、黨的歷史任務所決定的。
選公認者。鄧小平說：“我誠懇地希望，在選人的問題上，要注意社會公論，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風度來處理這個問題。”公認，鄧小平強調：“使黨內信得過，人民信得過。”鄧小平用“誠懇”二字講“公認”和兩個“信得過”，怎樣識別公認者和信得過者。在這次談話中，他提出四條原則：一要在改革開放方面做出實績。二要在四項基本原則方面堅定不移。三要在反腐敗方面動真格的。四要在團結方面不搞小圈子。
鄧小平強調選公認者是由黨的性質、人民的愿望、社會的穩定所決定的。
選人“三要”。一是“要拋棄一切成見，尋找人民相信是堅持改革路線的人”。二是“要拋棄個人恩怨來選人，反對過自己的人也要用”。三是“考慮人的角度，也要深化，這也是一種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鄧小平講的“三要”，核心是用堅持和敢于改革的人，在這個前提下摒棄個人私見，以黨的大業為重，放寬視野選人。也就是說，在深化改革用人思路和方式中選“準”人。
鄧小平強調“三要”是由黨的新老交替、黨長期執政、執政有力所決定的。
在改革開放時代選黨的中央領導人，鄧小平特別強調兩點：其一，“進入新的政治局、書記處特別是會的人，要從改革開放這個角度選”。其二，“我們現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并有政績的人，大膽地將他們放進新的領導機構里，要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實意要搞改革開放”。
總之，選改革者、開放者、實干者、公認者以及“三要”思路是鄧小平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最終取得勝利的歷史時期的主要用人原則和標準。
鄧小平最后明確講：“我請你們把我的話帶給將要在新的領導機構里面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鄧小平關于怎樣選好中央領導人的五條標準集中體現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一文中。
第九篇: 黨史故事 有意義的黨史小故事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懷在張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彭德懷走著走著，忽然在沸騰的人流里發現自己的畫像，濃黑的眉毛頓時擰了起來。他一個箭步沖過去，擋住了那幾個抬著畫像游行的人。抬畫像的群眾一下子沒認出彭德懷，詫異地問：“你要干什么?!”彭德懷指了指他們抬著的畫像，說：“這個人模樣太難看，你們就不要舉著他過街了!”抬畫像的人一怔，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彭德懷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畫框上的畫像。抬畫像的人氣憤至極，一把揪住彭德懷，大聲叫道：“你知道我們抬的是誰嗎?這是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常勝將軍彭德懷!”幾個民兵見狀也圍攏過來，指著彭德懷：“快!把這個壞人抓起來!”彭德懷不由得笑了：“同志們，同胞們，我就是彭德懷，就是這個畫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彭德懷接著說：“你們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給你們提一點要求，以后不要抬著我的畫框子來回走了，你們要舉，就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舉象征革命的紅旗!”眾人聞言，熱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總參工作的楊勇，為歡送調離總參的李達、張才千，歡迎調來總參工作的張震，在京西賓館請他們吃飯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舉報他們公款吃喝，當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知道后，并沒有因為楊勇、張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寬要求。他嚴肅批評了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僅要查，還要處理，誰出主意誰出錢。”在旁人看來，黃克誠這種做法是撕破臉皮，不顧楊勇、張震和他當年共同浴血奮戰結下的深厚戰斗情誼，其實不然。聽說黃克誠要查這件事，楊勇當時認為這是在小題大做，心生不快。但當黃克誠給楊勇打電話說：“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楊勇放下電話，立馬就趕到黃克誠那里，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說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隨后楊勇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400元補上飯錢。并作了檢討，了結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干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于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后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云。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戶，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并沒有照來信說的去及時辦理。不料，一個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吳江縣長同志，我們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請于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并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秘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云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云本人的意思。原來，陳云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盡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云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云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又沒有收入來源，陳云便托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6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后，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4、1959年，王樹聲在軍事科學院上班時，他天天拿著飯盒到公共食堂排隊買飯。接待外賓和出國訪問時，外賓送他一些大小禮品，他都如數上交國庫。一次，新來的勤務員幾次將小禮品拿到車上說："王部長，人家說了，這禮品是送給首長您個人的。"王樹聲卻嚴肅地說："我這個國防部副部長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外賓打交道的，禮品怎么會是贈送我個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們革命戰士的一個起碼準則，今后務必牢記啊。"
5、60年代初，總軍械部建制撤銷，王樹聲的住房成了其他單位的屬地，有關部門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決定另選地點為他建造新居。他們先是為他選擇了一處某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里環境相當幽靜，王樹聲看后感到也滿意。但當他了解情況后搖起了頭，連說："不妥，不妥，這有違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幾年以后，他們又在東城為他找到了一個舊院落，獨門大院，相當理想，但當王樹聲得知這里原是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只因工作人員都被紅衛兵趕跑了而空著時，又搖起了頭："這是違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最后，他們又在五淵潭附近為他選擇了一處環境幽雅、風景如畫的宅基地，王樹聲先很滿意，可當他注意到為自己建房要遷走幾戶老百姓的民房，還是搖起了頭："我看這件事還是算了吧!不要因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趕走了"就這樣，王樹聲大將在他進京時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長辭人世。
6、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背著一只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著。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著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隊下山后，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干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背著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門”。大兒子粟戎生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從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國的南陲駐扎了4年。當這支部隊調回內地的時候，恰逢中蘇邊境形勢緊張，珍寶島燃起戰火，粟裕托“關系”走“后門”把粟戎生送到前線。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條件艱苦的海軍艦艇上工作,因長期海上作業，寒生落下了風濕性關節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馬口維持會會長梁某自當上會長后，勾結日寇，助敵作惡，拒交抗日稅費，傅玉和奉命帶領十余名隊員化妝為馬幫，通過了日軍兩道崗哨，進入馬口鎮內，把梁某抓了起來。傅玉和并沒有槍斃這個漢奸，而是向他宣傳新四軍政策，望其按規定上繳稅款，隨后將其釋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實向新四軍繳納稅款。此后，梁某還主動協助新四軍購買藥材等軍需物資。還有一次，傅玉和帶隊前往商戶家征收稅款時，卻被告知已經收過了，并有字據為證。抗日稅款竟然有人敢冒領，傅玉和當即下令，“嚴查此事。”事情很快查個水落石出，原來是傅玉和的堂弟帶人來收稅款，立了假冒的字據，并私吞了稅款。依據新四軍的規定，私吞稅款超過5塊者當被槍斃，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塊大洋。軍法如山，傅玉和雖和堂弟感情很深，還是下令將其槍斃。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廈門某軍視察，軍、師領導準備開車陪同前往卻被攔下。王建安一臉不悅地問：“你們來干什么?”領導們說：“給首長帶帶路。”王建安反問道：“怕我丟了不成?你們去，我就不去了。”說罷，領導們只好退下。
10、1956年，楊明松剛剛接任賀炳炎的警衛員。前任警衛員交接時告知，司令員有四個子女在成都軍區八一小學寄讀，每個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員子女回家度假。楊松明想，八一小學距軍區大院有7里多路，難不成接幾個娃娃還要去擠公共汽車?楊明松于是自作主張，向司機“發號施令”派車，“周師傅，出個車，把司令員的娃娃接回來!”當天傍晚，一輛蘇制吉姆牌高級轎車從八一小學開回賀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學校憋了一個星期的孩子們歡叫著沖出車門，嬉鬧聲驚動了正在客廳休息的賀炳炎。賀炳炎走出門外，頓時兩道濃眉擰得緊緊的。他把警衛員楊明松叫進客廳，嚴厲地說，“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車去接。你坐公共汽車也行，喊個三輪車去接也行，這個專車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楊明松低下了頭，紅著臉默默地聽著。從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員的專車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專車。但他除了外出辦事，一般很少用車，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從來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里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兒想用車送送老師，吳永光堅決不同意，說：“你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車。”最后，女兒只好打著雨傘，一步一腳泥水，送老師去坐公共汽車。后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而他的汽車停在大樓門口。二女兒吳笑春在隔壁樓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趕著要去火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過去了，說：“我開車送你吧!”吳笑春婉言謝絕了：“爸爸都不隨便用車，我辦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還是坐公共汽車去吧。”說完，就撐傘走向了瓢潑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吳德峰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為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于事”。親戚無功而返。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峰的胞弟吳世悉被群眾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峰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峰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說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吳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為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由于吳德峰總是把前來疏通關系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后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戶都爬不進去!”
13、梁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后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巨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無法想象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梁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巨著《紅旗譜》。隨后，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官，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官，是梁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后來梁老終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制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干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后，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并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15、1940年4月，朱老總根據中央決定返回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到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條，還炒了雞蛋、豆腐、土豆、白菜，湊成四個菜。彭總問：“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回答：“差不多。”彭總二話沒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讓做的?”程廠長說：“您有胃病，為您做面條是經伙食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起來：“我有胃病你們知道，難道工人中就沒有得胃病的嗎?你們知道嗎?給我打小米飯來，不吃面條。”程廠長知道犟不過彭總，只好把面條給了傷病員。
16、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時任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軍長的賀炳炎攜妻、子回鄉探親，途經宜昌。前來碼頭迎接的宜昌專署專員劉真，是他的老部下。專署招待所是棟百年老屋，陳舊簡陋，食宿條件差。老首長遠道而來，劉專員當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點。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專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一幢洋樓，請賀炳炎一家去住。誰知賀炳炎一口謝絕，“招待所條件再差，總比打游擊時滾泥巴睡地鋪好些嘛!”軍區首長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盡下地主之誼，想請賀炳炎和其親屬吃頓便飯，略表歡迎之意。可是，劉專員幾次在賀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謝絕了。雖然如此，老部下總覺得不盡地主之誼未免失禮，還是備了一席薄酒。不料卻惹得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繃著臉說：“現在不少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能節省的要盡量節省。早就講了，不要請客，怎么還要這樣辦!”劉專員只好作罷。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員又提出陪送老首長回鄉。賀炳炎抿嘴一笑，詼諧地說：“我回家探親，你去干什么?你去，我還要雇一頂八抬大轎抬你這個父母官!”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17、一日，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24人的運糧隊，每人挑兩籮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運糧到正在松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運糧隊頭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時一人發的五個糠菜團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戰士們都已饑餓難忍。于是，隊長劉海門吩咐隊員打來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住手!”剛查看環境歸來的鄧可運看到一戰士抱著籮筐朝鍋里倒米，他大喊道：“誰讓你倒這么多的米，把鍋里的米撈出一多半，做成稀飯。”說罷，他又帶著戰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這日晚飯，大伙吃了一頓野菜稀飯。吃過晚飯，鄧可運將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給他講糧食來之不易，講前方戰士流血流汗，對糧食如何急需，講為什么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說得劉海門心服口服，連連點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可運帶頭以野菜充饑，不吃或少吃糧食，使得運糧隊戰士非常感動，也紛紛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松口，只聽“咚”地一聲有人倒地，大伙兒循聲望去，只見鄧可運栽倒在地，他挑著的兩籮筐米撒得滿地。這時，賀龍軍長正騎馬經過，見狀過來查看，一眼就認出了鄧可運。賀龍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后，問：“可運，你怎么啦?”還沒等鄧可運張口，隊長劉海門搶先答道：“賀老總，鄧處長是餓的，他一路為了省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光吃野菜。頭一天上路，一人發了5個菜團子，他舍不得吃，還送給別的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野菜稀飯，他第一個上去先給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賀龍聽罷，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拍，說：“同志哥喲，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機關搞到一些皮襖筒子，分給地委委員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夠分配。朱正傳也收到一件，他問：“是否地委委員都有?”秘書長說：“還少一件，有位領導出差在外，還沒有分到。”朱正傳同志說：“這不好，我年輕，不怕冷，把這件給那位同志吧。”朱正傳堅持不要，仍然穿著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舊長袍過冬。朱正傳平時喜歡抽煙，但那時候也難得有錢。而一旦發了津貼費，碰上住在集鎮附近的時候，幾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傳就買煙請大家抽。他買一包煙，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煙，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稱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小鄭是宣傳部干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干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里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2993個據點’有什么根據嗎?”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本雜志上抄來的，有根據。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鄭干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此事傳開后，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扎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鄭，即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
20、蘭考縣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外出逃荒的災民。焦裕祿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后抽調了120多名干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到時聽取專門匯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干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84個大小風口，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21、黃克誠下部隊視察，喜歡到連隊找干部戰士談心。他不帶警衛，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問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視察，來到第四十七軍某連，正趕上連隊吃午飯，他就蹲在地上邊吃飯邊和戰士們聊家常。戰士們以為他是團后勤處的處長或股長來了解伙食情況的，便七嘴八舌地講，湖南菜辣椒太多，開始不適應，現在習慣了，有個調皮的戰士向黃克誠提出，來個吃辣椒比賽。黃克誠欣然應戰。笑談間有人到連隊找黃克誠回機關吃飯，這時，戰士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個個驚得直伸舌頭。
22、1937年10月，日軍占領河北石家莊后，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回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余人在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于10月26日經七亙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亙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在步兵200余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300多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10余人。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盡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點再次設伏。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余騎兵和300余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于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后，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寇被擊斃百余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贊嘆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跡”，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后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后，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一天，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么意見嗎?”李先念的回答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許多西路軍干部戰士都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組織不抱怨，他風趣地說：“管他呢，就是一擼到底，叫我去當伙夫、馬夫，也要在我們黨和部隊里干下去。”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見李先念。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里，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處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賀龍將軍率領國民革命軍獨立十五師駐扎鄂城縣城關鎮。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行將破裂，賀龍部隊的軍餉經常被國民政府扣發，使官兵的生活沒有保障。一次，一個跟隨賀龍多年的老兵因饑餓在永大茶葉鋪拿了兩吊錢買了油條充饑。群眾將此事反映到賀龍那里，引起了賀龍的高度重視。他立即下令將那個士兵軍法從事，并親自到茶葉鋪還錢并賠理道歉。
25、1960年8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兩個月后，我國將發射自己仿制的P-2導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了解測試情況。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制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后，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后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導彈的發射進程。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導彈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后，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于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歲的劉德全對母親說：“我們家要對佃戶、長工、鄉里鄰舍客氣些，要尊重人家。貧苦農民有困難，我們要盡量幫助，也可以拿錢拿糧周濟窮人。”他還勸母親燒掉契約，把田分給佃戶。劉德全的這種行為使這個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劉稻軒大為惱火。他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不得了，家門不幸，竟出了個不孝子孫，這個家非給他敗了不可!”他還捶胸頓足地對弟弟劉德全吼道：“我們分家算了!”劉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們：“天下是要變的，工農階級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擋不住!”劉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時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據地的創建者。作為根據地最高首長，他規定，從自己開始，所有干部一律減衣縮食，每天只有四分錢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從紅軍在白區繳獲來的物品中要了一塊絨布。方志敏知道后，馬上把妻子批評了一頓，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摳門”的時候。那時，部隊向外購買一支槍，要花50塊銀元“天價”。買一批槍，花掉的錢堪稱巨資，他一點不含糊，果斷批準。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在團中央負責的任弼時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年輕氣盛的任弼時就要求發言。但陳獨秀卻說：“要發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布：“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最后竟失態地沖上前去，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后會勝利的!”
29、在襄陽市政府機關大院，至今還流傳著七十年代未的一個小故事。一天，被人們尊稱為“秦老專”的襄陽地區行署副專員秦志維從外面回機關。當他推著自行車準備進行署大門時，一個門衛攔住問道：“同志，你找誰?”“我不找誰，我就是機關里人。”“你是機關哪個單位的?”門衛疑惑地打量這位腳穿草鞋，頭戴草帽，身背黃掛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維……”秦專員耐心地答到。正在這時，一位機關干部碰巧路過此處，他驚訝地問到：“這不是秦專員嗎，怎么被擋駕了?”值班的門衛一聽傻了眼，趕忙賠禮說對不起。秦專員親切地說：“沒關系，沒關系。”望著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門衛心里直犯嘀咕，他是專員?我咋看他不象啊!象這樣的誤會，秦志維同志遇到多次。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小鬼”，一直保持著我黨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他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在機關食堂就餐時也十分節約，下鄉檢查工作也是經常以步代車，以自行車代小汽車。秦專員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30、1952年10月，沔陽縣(現仙桃市)有一位17歲的農家女子閔全貴，深受封建婚姻壓迫，遭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她向沔陽、洪湖兩縣法院申訴離婚，沒想到兩縣法院互不負責，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于是，她給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一個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給省委書記，無異于石沉大海。然而，這封信還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來，李先念不論多忙，每天仍然堅持看人民來信，看黨報上的批評文章，寫批語，了解民生疾苦。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兩縣法院仍互相推諉，設置各種障礙，未予解決。為此，閔全貴又給李先念寫來第二封信，反映這一情況。李先念再次寫出批語，批評了這種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為此，省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專門承辦這一案件的工作組，深入沔陽、洪湖兩縣調查，迅速做出公正處理，使年僅17歲的閔全貴沖破重重阻力，獲得了婚姻自主權。1984年7月，報社收到閔全貴的一封來信和一張全家福照片，她滿懷喜悅地報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孫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謝李先念和湖北日報對她的熱情幫助。
31、惲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擔任中國首個蘇維埃政府的秘書長。人們最稱道惲代英的，不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篤的妻子沈保秀難產去世后，惲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復娶”，此舉不僅是懷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戰。他雖才華譽滿天下，卻拒絕眾多提親求愛者。“守義十年”后，惲代英約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墳前，悼念說：“古人強迫女人守節，我堅決反對，而我為你守義，卻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給那些歧視婦女、不守信義的人看，人間還有真情在。”后來，他與長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結束了“守義”。惲代英具有超人的堅定意志且甘愿苦行，當年便有人稱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組織反英的“甘地”作為他的綽號。他受聘安徽某師范時，師生們仰其大名前往碼頭相迎，不料他卻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門口，結果被視為“腳夫”而拒之門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遺孀，又是楊開慧的親密朋友，能詩善文，有人請求毛澤東將她推薦到中央文史館。1954年，毛澤東為此寫信給秘書田家英說：“有人求我將她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解決這個問題，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種幫助否?”，文史館選人以嚴而拒納，這是嚴于用權，毛澤東同志“未便再薦”，沒有以權壓人，這更是嚴于用權，同樣都是為了一個“公”字。
33、1942年12月，劉伯承迎來50歲的生日。中央決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為劉伯承舉行萬人慶祝大會活動，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績，鼓舞敵后軍民的斗志。劉伯承得知為他舉辦祝壽活動的消息后，內心十分不安，始終不愿意說出自己生日的具體時間，政治部只好自行決定，在12月16日為劉伯承慶祝生日。與此同時，八路軍129師的各報記者前往師部采訪劉伯承，希望他談一下自己的經歷，都被劉伯承婉拒。被潑了冷水的記者不甘心地進一步申明說：“師長，不是給您慶賀50歲壽辰嘛!這是我們的工作呀!”劉伯承聞言后更堅定地拒絕說：“慶啥子壽嘛!我不曉得。你們無事找事，不要這樣搞好不好?群眾都還沒有吃飽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來的侄兒爾輝在北京結婚。結婚后，新郎回鋼鐵學院工作，新娘回淮安縣工作，成了一對牛郎織女。當鋼鐵學院知道了周爾輝和總理的關系后，決定把女方調到北京。周恩來知道后，親自動員侄兒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大量壓縮城市人口，國務院正在下放壓縮人員，你們為什么搞特殊化，不帶頭執行?”爾輝夫妻很快回到淮安縣，同鄉親們一起建設家鄉。
35、延安時期，陳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他對鋪張浪費現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評隨意扔掉飯菜的惡劣現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飯要照鏡子。”就是不僅要把飯菜吃完，還要用饅頭擦凈盤底的油漬，讓盤子像鏡子一樣干凈。陳云對待自己更加嚴格。1938年3月，陳云和于若木(下圖)舉行了十分儉樸的婚禮。結婚當晚，陳云只花一元錢買了些糖果、花生，請一起工作的同志來熱鬧了一下，就算是辦了婚禮。婚后兩人一直相敬如賓，感情很好，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滄桑歲月。
36、1942年臘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聲“噼噼啪啪”響過之后，熱鬧一天的孝感季店鄉馬家灣總算靜下來了。這時，在凜冽的寒風中，一支隊伍悄悄地向這兒開來……一清早，年過花甲的馬大爺為圖吉利，特意起了個早床，搶先第一個“出行”。開門一看，皚皚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發現屋檐下，草堆旁，蹲著一尊尊雪人。馬大爺一陣納悶：“莫非是菩薩真的顯靈，保佑我們這些百姓?”就在這當口，雪人紛紛站了起來，發出嗶嗶剝剝的炸響聲。這下可把馬大爺驚呆了，他木人般地站著，看著雪人朝自己走來。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過斑駁晶瑩的冰層，看到了灰布軍裝。“啊，新四軍!”馬大爺大聲叫起來，急忙跑過去，一把握住戰士們凍僵了的大手。原來，羅厚福帶領新四軍分區部隊執行緊急任務后路過馬家灣時，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攪了鄉親們的好夢，嚴令戰士們不得叫門進屋。馬大爺看到戰士們臉上烏紫，凍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氣，連連責怪：“為什么不叫門，為什么不叫門啊?”戰士們聽了，樂得直笑：“大爺，這是紀律。”“紀律，也不能挨冷受凍啊!”馬大爺越說越氣：“不知老羅怎么搞的?我找老羅算帳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帶領一支紅軍隊伍到井岡山跟毛主席會師，山上是紅軍，山下不遠就是敵人。井岡山上出產糧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糧，從井岡山上到茅坪,來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難走，可是每次挑糧大家都爭著去。朱德同志也跟戰士們一塊兒去挑糧，他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挑起滿滿的一擔糧食，跟大家一塊兒爬山，白天挑糧，晚上還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樣跟敵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擔藏了起來，不料朱德同志又找來了一根扁擔，寫上“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大字，大家見了，越發敬愛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擔了。
38、新中國成立后，她作為國家領導人，在國際和國務活動中更顯示出了一個偉大女性的崇高風范，獲得普世尊敬。為了便于代表黨的統一戰線，為黨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黨中央鄭重提出入黨申請……宋慶齡一生得到了很多頭銜和榮譽，但宋慶齡卻對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個光榮稱號情有獨鐘，一生曾三次向組織提交入黨申請，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黨申請，這說明在她心目中，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比任何頭銜和榮譽都要光榮都要重要。不僅從宋慶齡入黨的次數，而且從她知道自己入黨后的表現也可以看出她對黨員身份的渴望。宋慶齡1937年第一次申請入黨時，當聽到聯絡人對她說“你和共產黨員一樣”后，她表表現地特別高興，還要請聯絡員吃飯。就是在她病危中，當聽到中央已經批準自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眼含熱淚。宋慶齡一向給人的感覺是堅毅和剛強，但當她聽說自己入黨后的眼淚說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動，她一生為之奮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因為這一稱號對她來說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39、有關部門趁周恩來外出，對西花廳舊房進行保護原建筑物的修繕，把地面方磚改成地板，墻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還添了一些新的辦公和生活用具。周恩來回京后指著房間里的新添家具說：“把那些東西統統搬出去。否則，我不進去!”事后，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們對我是最熟悉的吧!你們花那么多的錢，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眾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學著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產生什么影響?……”
40、1956年的一個星期天，周恩來到北京中國照相館照相，準備出國時送給外國元首，要照相館再多印幾張。照相館職工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愛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張12寸照片贈送總理。幾天后，周恩來讓工作人員前去結賬，要求照相館開兩張單子，一張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錢，另一張是總理自己留下的幾張照片連同照相館贈送的那4張，由總理個人付錢。
41、周恩來十分重視數字和百分比的準確性，不允許用“估計”“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問題，更不允許不懂裝懂。對計劃項目，數字要詳細審查，親自筆算。有一次為了及時核實糧食定量，已經連續工作了17個小時的周恩來，一進臥室便戴起老花鏡聚精會神地計算起來。前去送藥的護士見此情景心疼地說：“像這樣具體的技術性工作，不好讓別的同志幫你做一下嗎?”周恩來嚴肅地說：“你說這是具體的技術性工作，怎么能這么看呢?這可不是小事，關系到億萬人民吃飯的問題。”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決定盡快召開七屆二中全會。2月底，參加會議的同志陸續來到西柏坡。為了保證會議安全，周恩來找來負責大會警衛工作的方志純匯報準備情況。他問：“如果出現最壞情況，你們能阻擊多久?”方志純回答：“中央需要我們阻擊多久，我們便堅持多久!”周恩來看著他們，略帶批評的口氣說：“光有決心不夠，要有切實的措施和精確的計算。”他不僅想到敵人可能從地面上來，而且還想到如果來了空降部隊該怎么辦。
43、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幾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來潑污水。9月20日，北京305醫院做好了一切準備，周恩來將在這里進行第四次大手術。他要身邊的工作人員找來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登載所謂“伍豪問題”的專題報告講話錄音稿。還讓鄧穎超將這個講話錄音整理成書面材料。手術前，周恩來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躺在手術架上強撐著病體，看了一遍稿子，用顫抖的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并注明“于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術室時，他突然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地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這是周恩來對邪惡勢力的控訴，他簽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間的重要文件。
44、上世紀60年代，為回籠貨幣，國家實行高價商品政策。陳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價買了一床毛巾被，誰知第二天就降價了。花了冤枉錢，陳云卻對妻子說：我是主管經濟的，這是國家的經濟機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講。
45、建國后，王樹聲就任總軍械部部長，按照規定有關部門打算給他修建一套設備齊全、裝修較好的住房。但王樹聲謝絕了。他堅持不建單獨小院、樓房，只建一般平房。這樣，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狹窄低矮的平房里。總軍械部撤銷后，他到軍事科學院工作，組織上決定為他另覓地方，建造新居。開始，找的房址在玉淵潭附近，風景宜人。老將軍一眼看中，正待說定，忽然看見不遠處有幾處民房，即問礙不礙事。規劃人員說，如果要在這里建房，就動員那幾戶人家搬遷。王樹聲思忖片刻，擺手說：“還是算了吧，憑什么要攆人家老百姓!”后來規劃人員在故宮筒子河畔找到一處明清時期古建宅院，當時無人居住，就請王樹聲過目。王樹聲覺得很不錯，便問“這么好的地方，為什么沒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員說，這原是西藏某上層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長選中這個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樹聲一聽，連連搖頭說：“不妥，不妥，少數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這是民族政策，他現在不住，以后還是會把他請回來的。再說這是古建筑，破壞不得的，麻煩你們再選一處看看吧。”又過了一陣子，規劃人員在北京飯店西邊找到一處無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樹聲一看比較滿意，但一問，這原是某民主黨派的辦公場所。王樹聲斷然說：“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黨派的機關呢。”陪同人員說他們早被紅衛兵趕跑了。“那是胡鬧!”王樹聲眉頭一鎖道：“民主黨派關系到我黨的統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們遲早會回來的。”就這樣，王樹聲一家仍住在原來簡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他去世。
46、劉少奇從小就喜歡讀書，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鄰右舍都稱他“劉九書柜”。早年求學期間，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和莫斯科東方大學與劉少奇兩度同窗的蕭勁光回憶說：“到了東方大學后，少奇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他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閑聊天，也不隨便上街。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時候，多是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從蘇聯回國后，盡管他長期斗爭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連天的烽火前線，對于讀書學習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沒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戰爭處于非常艱難的時期，一次新四軍支隊司令張愛萍去看望劉少奇，當時已是深夜一點多鐘，他進屋一看，劉少奇正在微弱的燭光下專心致志地讀書，順眼望去，“書頁上畫了好些紅的藍的圈圈點點，有的上面還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間，劉少奇也不放松學習讀書。有一次，劉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覺得這正是讀書的好機會，于是在從北京動身時，就把厚厚的幾本范文瀾著的《中國通史簡編》塞進了行李包。劉少奇對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沒什么興趣，整天在屋里埋頭攻讀。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時坐著讀書，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動也不動，進入一種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結束時，幾大本的《中國通史簡編》讀完了。以這種“螞蟻啃骨頭”的精神來讀書，是劉少奇終身堅持的一種生活狀態。
47、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表弟李云鳳趁著秋收后的農閑，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興奮地說：“三年不上門，當親也不親，你們來看我，我很高興啊!”暢談過后，毛澤東交代兩位遠道而來的弟弟：“你們在北京住上幾天，還是早點回湖南去。”并解釋說，“我當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辦事。我們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親兄弟那一套，要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人謀福利。”閻長林派警衛戰士金武森送他們去前門東火車站買票坐火車。當時火車站沒有預售票制度，只售當天車票。警衛們帶著毛澤連、李云鳳到火車站排隊買票，誰知人太多了，連著兩天都沒買到。當晚，閻長林把警衛班班長武象廷找來談話，叮囑他說：“武班長，明日你親自到火車站送他們，一定要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務”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倆叫上，然后一起頂著寒風，到達了前門東火車站。盡管這次來得比前兩次都早，但售票處還是擠滿了旅客。他按順序排了半天隊，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聽見“啪”的一聲，售票窗口關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著關掉的售票口，又氣又急。他走過去敲開了售票口的門，央求售票員說：“能不能售我兩張票，只兩張，有萬分緊急的事情!”還說了好多感謝的話。可售票員把臉一板，不高興地說：“沒票就是沒了，再說好話也不頂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車站辦公室主任，把毛澤東兩位弟弟為回湖南老家連著三天都沒買到票的情況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最后說：“實在是沒辦法，只好請你幫我買兩張車票。”主任聽后，滿口答應。這項“政治任務”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卻始終不敢把這件事如實告訴毛澤東。因為警衛員們都知道，毛澤東不允許親戚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員“走后門”，肯定要挨批評，并且還要寫檢討。
48、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結婚，但膝下沒有親生子女，故此收養了三個干女兒，所認的三個女兒(孫炳文之女孫維世、孫新世，弟弟周恩壽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來至親的朋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家過去失去聯系的一些親戚來找的多了，他們有的想托周恩來幫助辦一些事情，這讓周恩來很傷腦筋。同時，三個“女兒”在外面表現如何呢?在自己的親戚和相識的友人中，會不會有人利用自己的影響去謀取一些違背原則的個人私利?為此，周恩來提出，要給大家立個規矩，三個“女兒”都表示贊同。周恩來說：“這個規矩不光是給你們的，也是給我們周家所有親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誰要不遵守你們也可幫我監督。”“你們每個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隨時提醒自己。以后我們周家的親戚朋友來了，也要發一份給他們。”這十條家訓是：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順路時來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通過這十條家訓，周恩來對親屬提出了比他人更嚴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在內務部供職時，周恩來特地向內務部部長曾山提出，要給周恩壽的干部級別定低一點兒、工資向低標準靠。鄧穎超作為黨內元老定級為行政五級，本無可非議，但周恩來仍要壓低一級，按照六級的標準給鄧穎超。至于周恩來的侄輩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沒有額外沾上一點兒的“光”。對于孫維世、孫新世這對烈士的女兒，周恩來對她們雖然關愛有加，但也是嚴格要求，從不許她們有一點兒特殊。多年以后，這位開國總理逝世，他的所有親屬，特別是鄧穎超都是嚴格遵守這十條家訓的。鄧穎超逝世后，有關報紙公布了她生前所寫的一份遺囑，其中有兩條尤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么故居和紀念館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二、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勿因周恩來同志的關系，或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去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我無任何親戚，唯一的一個遠房侄子，也很本分，從未以我的關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顧。
49、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曾48次下榻東湖賓館，主席詩意地稱這里是“白云黃鶴的地方”。那么問題來了，在湖北停留期間，領導人每天吃什么?在世人看來，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應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盤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實，主席的生活十分儉樸。平時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1960年5月，主席到武漢時，隨行人員就特別囑咐“不要弄肉給主席吃。要不，主席會發脾氣的。”原來，當時國家面臨經濟困難，主席給自己訂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個月不吃一塊豬肉，有時工作一天只吃一盤馬齒莧或菠菜之類。有一次，廚師心里實在過不得，靈機一動做了一道“素菜湯”。他先將母雞清燉，然后取出雞肉，再將雞湯里的油汁過濾干凈，最后將青菜下進湯里。主席吃飯時似乎有所醒悟，便詢問菜湯里怎么有雞湯味，廚師只能敷衍說是多放了點味精。毛主席還發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幾乎天天吃。所謂娃娃菜，其實就是蘿卜苗的葉柄燒制而成，連農民都不吃，因為它清苦粗糙。主席說，“我就是愛吃它的苦味。”而且還把這道菜推薦上了國宴。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東湖客舍設國宴招待朝鮮客人，他向外賓介紹，“這道娃娃菜營養價值很高，中國皇帝也吃娃娃菜。蘿卜在中藥書上有名位，叫地陽參，很補人哩……”其實，主席說的“娃娃菜”，史料無從稽考，倒把在場的好多人逗笑了。后來，每次國宴，主席都沒有忘記娃娃菜。
50、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共產主義者應當是沒有私心的人。”這是朱德身居高位時嚴格律己的基本準則，更是他貫徹共產主義信仰的真實寫照。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他堅決不要元帥工資，直至他去世的21年間，從未領過元帥的工資。跟隨朱德多年的秘書郭仁后來回憶說：“委員長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委員長逝世后大家才知道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尤其是在擔任中央重要領導職務后，每頓飯也都是三菜一湯，三盤菜是兩素一葷。早上洗臉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總是對服務人員說：“要注意節約，節約一滴水、一分錢。自來水不是自來的，不能浪費。有錢不能亂花，要支援國家建設。”平時，朱德穿的都是舊衣服，破了補上補丁繼續穿。連床上的被褥和床單都是打著補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們和工作人員要給他換新的時，他總會說：“衣服被子只要整齊干凈就好，補補能穿能蓋，何必買新的?給國家節約一寸布也是好的。這比戰爭年代好多了，那時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后，接見外賓較多，考慮到國際影響，工作人員準備為他做兩套新衣服，好在參加外事活動時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錢省下來可以支援國家建設嘛!”后來經過各方面人員的共同勸說和動員，他才勉強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堅持自己出錢。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家里來往的客人多，虧欠了50多斤糧食，工作人員想讓機關補上。雖然這是政策允許的，但朱德還是很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顧，不愿意讓國家多為他花一分錢。最后，朱德堅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糧食”的辦法把虧欠的糧食全部補了回來。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講過：我只有兩萬元存款，這筆錢不要動用，不要分給孩子們，作為我的黨費交給組織。他還曾對孫輩們說：“我是無產階級，我所用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國家。我最珍貴的是屋里那張毛主席像，可以留給你們;我讀過的書，你們可以拿去讀。”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時間，每天睡眠時間很短，到了吃飯的時候，總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辦公室。他總是說：“我能做的事情就應該去做，這樣可以為毛主席分擔一些工作，年輕的同志也可以騰出手來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兒朱敏勸他：“你是近90高齡的人了，這樣會吃不消的。”他認真地說：“人活著是為什么?活著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時孩子們也勸說：“爺爺，你要注意保重身體啊!”他總是說：“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時間很寶貴。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生死不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