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訪，是指公民個人或群體以書信、電子郵件、走訪、電話、傳真、短信等多種參與形式與國家的政黨、政府、社團、人大、司法、政協、社區、企事業單位負責信訪工作的機構或人員接觸，以反映情況，表達自身意見，請求解決問題，有關信訪工作機構或人員采用一定的方式進行處理的一種制度。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信訪為什么會被當地政府攔截的文章3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篇1】信訪為什么會被當地政府攔截
很多人家里的土地被違法征收，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舟車勞頓，四處上訪，奔波多年，但是最后卻依然沒有結果。在老百姓的觀念里，遇到這種涉及政府部門的問題第一個反應都是上訪。根據相關部門的數據統計，我國上訪數量在逐年增加，而且有因拆遷上訪受傷獲刑的情況存在。很多上訪的人是所在地政府的“眼中釘”，甚至因為害怕迫害而不敢回家。也有一些人抓住官員害怕被上訪的心理漫天要價、無理取鬧。在有的地方，上訪甚至形成了一種職業，專門替別人上訪的“專業戶”竟能以此謀生。那么在征地拆遷中，上訪真的能解決問題嗎？
首先，上訪是公民的權利。我們國家的法律是規定了信訪權的，也就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依法享有通過法定的形式，按照法定的權限和程序向國家和政府表達意志的自由。我們國家老百姓愿意選擇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認為這是最省錢的辦法，既不用請律師也不用上法庭，只要情況反映到領導那就有可能得到解決。
但是，上訪也是有嚴格的限制規定的，我國《信訪條例》、《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和《集會游行示威法》都有著相關的規定，因此，以下這些行為一定不要做。
一、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了上訪中不得有以下行為：
1、在國家機關辦公場所周圍、公共場所非法聚集，圍堵、沖擊國家機關，攔截公務車輛，或者堵塞、阻斷交通的；
2、攜帶危險物品、管制器具的；
3、侮辱、毆打、威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4、在信訪接待場所滯留、滋事，或者將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棄留在信訪接待場所的；
5、煽動、串聯、脅迫、以財物誘使、幕后操縱他人信訪或者以信訪為名借機斂財的；
6、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國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為。
二、不要越級上訪。
《國家信訪局關于進一步規范信訪事項受理辦理程序引導來訪人依法逐級走訪的辦法》中也有規定，信訪人采用走訪形式提出信訪事項，應當根據信訪事項的性質和管轄層級，到依法有權處理的本級或上一級機關設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場所提出，對跨越本級和上一級機關提出的信訪事項，上級機關不予受理。
【篇2】信訪為什么會被當地政府攔截
為了不讓“許多群眾千里迢迢地跑來北京”，上級的主要思路就是施壓。以上訪量特別是進京上訪量為最基本指標的信訪責任追究制，使地方黨政官員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得不采取截訪、銷號、拘留、罰款、勞教、判刑、連坐等控制手段來消解上級施給的壓力。信訪過程是個不停地施壓和解壓的過程。
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人民來訪接待室(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在北京永定門的一條死胡同里，它旁邊是全國人大人民來訪接待室。每天-上班，就有全國各地的訪民懷著“告御狀”的心情涌向這里。2007年以前，這條胡同還擠滿了各地前來“接訪”的人員，這些人有時比訪民還多，他們分別負責對來自本地區的訪民進行攔截、勸返，阻止登記。2007年起，國家信訪局嚴禁接訪人員在門外攔截、阻撓上訪人員，接訪人員便改變策略。每天下午4點，信訪局保安將訪民清理出去后，接訪人員隨即進入，試圖與里面的登記人員協商銷號。
以上情形，就是中國信訪現狀的象征。家住北京宋莊畫家村的信訪問題專家于建嶸，創作過一組名為《上訪者》的系列油畫。畫中人物均為于建嶸在北京上訪村拍攝的各地訪民。這些訪民或身穿白衣，或頭裹白布，上書又黑又大的“冤”字。“冤”，可謂是進京上訪人員普遍心聲的概括。畫中人的眼神里。既有倔強又有迷茫，既有悲哀，又有一股狠勁兒。于建嶸說：“他們要沒有股狠勁兒，就不可能千里迢迢地到北京上訪，不達目的誓不回去。”
這些畫作中最醒目的一幅，于建嶸名之為《母親》。他說：“畫家陳丹青看見我這幅畫，痛哭流涕，說：‘30年前，我看羅中立的《父親》，看到的是中國農民的苦難；30年后看《母親》，我又看到了中國農民的冤屈。’”
于建嶸認為，近年來的信訪制度改革正往一條死胡同里走，長期形成的制度慣性，仍然是在強化信訪解決民眾權益糾紛的能力，目前大力推行的各種信訪責任追究制、領導干部親自接待制度等，就是這種思維定勢的產物。這種慣性力量每自我強化一次，都是往胡同里又走T--步，已經很難退出了。
訪民“冤”
東北訪民單亞娟，上訪反映本單位弄虛作假、損害國家及職工利益等問題。她從2006年來北京，至今已有四五年的“訪齡”了，僅2006一年間，單亞娟就被單位接訪人員接回去8次，屢接屢返，自己光車票錢就花了4萬多元。但非常之處并不在此，而在于她同時在北京打了31場官司，全部走司法程序，涉及北京8個區的公檢法，忙得不亦樂乎。
據單亞娟自述，2007年9月28日，她被接訪人員送到京郊一家收容所，在這里遭遇毆打，致其骶5椎體粉碎性骨折。從收容所(單亞娟稱之為“黑監獄”)出來后，單亞娟就去報警，要求傷情鑒定。警察不開鑒定委托手續，她就趴在派出所椅子上不走。北京市公安局法醫鑒定中心的法醫陪她去指定醫院，拍出的片子是陳舊性骨折，單亞娟多個心眼，私下另找一位大夫拍片，結果顯示骨折是新鮮的。法醫根據前一個拍片結果，鑒定單亞娟受的是輕傷害，單亞娟不服，要求法醫重新鑒定，遭拒。她自己先后跑了5家醫院，拍片，做會診，結論都不是陳舊性骨折。但市局法醫鑒定中心又給她做了一次鑒定，還是陳舊性骨折。
單亞娟與原單位的仇怨糾葛，現在變得無足輕重了，她的主戰場，轉移到了與北京公安、司法機關的爭執上。單亞娟把給她做出“正確結論”的5家醫院告上法庭，訴他們“誤診”，逼他們重新做診斷，“勇敢地說出真相”。這是一場單亞娟希望打輸的官司，她在每個區法院起訴一家醫院，所有法院都不愿審這個案子。被告律師也急眼了：“你就是瞎整!一看就不是醫院的問題，為啥你非告我醫院?”
同時，單亞娟在北京4個區的公安局、檢察院都投訴或報了案。她到檢察院告公安機關行政違法，檢察院認為不夠立案條件，她又去法院對公安局提起行政訴訟。一審法院不出裁定也不受理，她就告到上級法院。同時，單亞娟在老家也打著兩場官司。她去當地公安局告單位領導對她“非法拘禁”，公安局不立案，她就到檢察院申請立案監督，又到法院刑事自訴。單位領導認為，看來還是讓單亞娟呆在北京，讓她跟北京公檢法纏斗的好。
據單亞娟說，關過她的那所“黑監獄”，在她出來一個月后，被當地派出所搗毀了。最近，單亞娟在北京上訪村又聯系了十幾位曾被“黑監獄”關押的訪民，去法院提起刑事自訴，控告黑監獄對其“非法拘禁”。集體起訴時，法院說他們沒有證人，單亞娟就給大家出主意，一+A--個人起訴，受害人互相作證。單亞娟的媽媽說她：“你在北京，比上班還忙!”
現如今，地方政府與訪民的關系，是“剃頭的怕瘌痢頭，瘌痢頭怕剃頭的”。2008年12月底，國家信訪局等機構就信訪問題舉行座談會，與會人士意識到：當前信訪總量仍然居高不下，集體訪和重復訪增加，而且組織化趨勢更加明顯。上海市委市政府信訪辦公室主任張示明在會上書面發言稱：“目前，少數責任單位對一些信訪老戶的纏訪鬧訪束手無策，經常為了息事寧人而突破政策底線，放寬政策尺度，滿足不合理訴求，從而給其他信訪人以‘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示范效應……少數信訪老戶占用了絕大多數信訪工作資源。絕大多數基層信訪部門往往是用80％的精力去處理20％的老戶問題，導致日常的初信初訪工作責任難以有效落實。如此，初信初訪慢慢也演變為重信重訪甚至老戶。另外，對信訪老戶開展的勸返穩控工作，基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但收效并不明顯，也因此極大地挫傷了基層工作的積極性。”
而當前國內各類社會矛盾高發，法定的社會解紛機制又不健全，這些矛盾很多都擠壓到了信訪渠道，信訪工作不堪重負，信訪之路險象環生。而且，訪民不僅把上訪當作表達訴求的唯一渠道，還亟盼通過它來解決自己的實際問題，雖然多數上訪的真實效果并非如此。
2007年8月，山西人陳會林和武保明去清徐縣法院打官司。陳會林看到國旗落在法院地上，多次提醒法官未獲理會。陳致電當地報社，將此事曝光。一個月后，陳、武二人再來清徐縣法院，與副院長劉志家發生爭吵，陳會林遭打，法院對他倆以“侮辱誹謗威脅毆打審判人員，沖擊領導辦公室”為由，行政拘留各15天。第一次拘留期滿當日，法院再以“當事人并無委托陳會林、武保明為代理人，委托手續系二人偽造，妨害民事訴訟，干擾法院的正常工作”為由，簽署了兩份拘留決定書，兩人共被拘留30天。
2007年9月，兩人走上上訪之路。法院愿意道歉，愿意賠償，就是不愿意撤銷拘留決定書。陳會林把生意停了，專門告狀，前后進京上訪十幾次，自稱“已成太原上訪人員的領袖”。太原中級法院紀檢副組長齊志丕曾致電本刊記者，承認“國旗案”確有此事，清徐縣法院處理有所不當，但陳會林是上訪戶，也有夸大其詞等問題，希望本刊記者理解。
陳會林在清徐縣法院挨打時，一位當時在場的老漢為陳會林作了證。老漢名叫劉國亮，在清徐縣經營棉花加工業務，2002年被縣工商局以“投機倒把”行政處理，加工點東西全部沒收拍賣，罰款4萬元。劉不服，要求市工商局行政復議。在市局干預下，縣工商局下了第二份處罰決定，除不罰款外，維持其他三項處罰決定。老漢仍不服，再次申請行政復議，但市工商局支持縣局處罰決定。劉國亮隨即告上法庭，在縣、市法院先后6次訴訟，下了7個判決書。清徐縣工商局把沒收的設備退回給劉國亮，沒收的產品拍賣所得4萬多元，亦退款給他。
劉國亮認為退款不夠數，“我人不在場，你把我的東西強制收購了，不能你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在陳會林指點下，70多歲的劉國亮九赴北京上訪。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鎮政府干部24小時盯守劉國亮。但劉國亮還是跑了。鎮政府拿5萬元給他，讓他回來。奧運會一結束，政府又不管他了。2009年，劉國亮連續去了四五趟北京。當年國慶節前，鎮干部又對他監視居住，但劉國亮再次跑了，他想，這回政府再給我一次錢，就算了，我不再上訪了。
但他想錯了。去年9月14日，清徐縣公安局將劉國亮抓捕。今年4月22日，清徐縣法院下達一審判決書，劉國亮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20萬元。清徐縣法院一位副院長意味深長地對劉的女兒說：“你老子就是讓陳會林給害了。”
政府“煩”
訪民的心理可用一個“冤”字來概括，地方政府的心理則可由一個“煩”來表達。
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民眾上訪要求解決的問題有兩類，一類是地方政府能夠解決、應該解決的；另一類是地方政府無法解決，也不該由他們解決的。
現在的信訪部門多數為黨委、政府所設立，目的是在黨的領導下，在政府行政體系內解決問題，但有些問題本身就是涉及政府的一些職能部門的，雖說“解鈴還須系鈴人”，但誰把鈴鐺系上去了，誰都不想自己去解。另外，大量涉法涉訴問題、歷史問題、中央及上級政策導致的問題，以及政治體制滯后帶來的問題等，則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職責及解決能力。
江蘇阜寧縣基層干部周嚴東說：“現在的信訪部門就相當于醫院的掛號處，只管掛號，不管看病。”周嚴東曾為自己被“非法免職”一事長期上訪，國家信訪局把他的上訪材料轉到省信訪局，省信訪局又要求阜寧縣解決。最后，周嚴東無奈接受了縣里給他安排的新工作。
對于進京上訪民眾經常遭遇的拘禁現象，于建蠑說：“要研究地方政府為什么抓人，他是在一票否決的壓力下，不得不抓人。如果‘只要老百姓來北京，我就把你市長撤了’，誰當領導也要抓人。”
為了不讓“許多群眾千里迢迢地跑來北京”，上級的主要思路就是施壓。以上訪量特別是進京上訪量為最基本指標的信訪責任追究制，使地方黨政官員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得不采取截訪、銷號、拘留、罰款、勞教、判刑、連坐等控制手段來消解上級施給的壓力。信訪過程是個不停地施壓和解壓的過程。這是一個多輸的結果，大家都認為有用，跑來跑去，忙來忙去，后來都知道沒有用。
2006年10月17日，河南省一位縣政法委書記在一次“重復上訪專項治理工作會議”上講話稱：“銷賬是無奈之舉，是最后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錢買穩定。對已發生的上訪，在勸返時必須注意同上級信訪部門及省、市工作組的溝通，爭取諒解，爭取不通報，銷賬要迅速，因為現在來訪登記都在電腦上進行，或以電傳形式向領導匯報，錯過了時機，也許要以十倍的代價，十倍的努力才能處理。”
次年4月13日，原任政法委書記已調任本縣政協主席，新任縣政法委書記在與前類似的會議上講話稱：“目前，個別單位對銷賬不理解……上級這樣考核，我們只能與時俱進，適者生存嘛!今后，發生上訪必須銷號。銷號只是經濟上的付出，不銷號就是政治前途上的損失。一個單位進入登記一起并不可怕，但每個單位登記一起全縣就是近百起，后果是影響縣委、縣政府的形象，是市對縣的追究和否決，這個責任不是哪個人、哪個單位能負得起的。”
新任政法委書記續說道：“(對上訪者)打擊的重點是集體上訪、非正常上訪和重復上訪，必須做到：發生一起，打擊一起，按照上級規定，屬地單位負責調查取證，--公安機關負責依法處理，廣播電視局負責公開曝光。公開曝光很重要，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三個部門一定要密切配合，信訪局負責溝通協調。去年，我縣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治安拘留了27人，勞教了1人，送精神病院1人，遏制了上訪的高發態勢。但是，個別單位還有‘打擊靠領導’的依賴思想。有一個鄉，上訪量很大，問題很多，既沒有解決一起，又沒有處理A，這就要好好找原因，為什么其他鄉鎮能打擊，你就打擊不了呢?今后，你不追究上訪人的違法行為，我就追究你在穩控上的失職行為!”
信訪困境如何化解?
目前的信訪制度，已經難以依靠對其本身的細節進行再安排的方法，來遏制它所產生的日益壯大的混亂。
綜觀目前各類信訪熱點，它們反映了社會不同群體之間、階層之間、群體同政府之間的種種矛盾。這些矛盾具有多發性、直接性、復雜性的特點，也具有改革發展進程中的某種必然性，以及人為的加劇性。近幾年來，各地集體越級進京上訪大量增加。說明各個上訪群體同地方政府的矛盾，已由訪民帶到了中央，轉變為這些群體與中央政府的矛盾。但中央又通過信訪部門將它交回到地方。訪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方都在磨道里轉圈，卻始終離不開這個圈子。
地方政府派人攔截、勸返去中央信訪機關反映問題的訪民，地方官員稱之為“接訪”，訪民則稱之為“截訪”或“暴力截訪”。進京接訪活動從1950年代就開始了c中央并不希望訪民都到北京來。中央的難處，一方面說上訪是公民合法權利，鼓勵上訪，另一方面又認為“如此眾多的群眾到北京要求解決各種具體問題，這給中央機關的工作增加很多困難”。但訪民就偏愛到北京來“告御狀”，順便給地方政府添點兒堵；的確也有個別進京上訪者，得到高層領導批示，問題解決了"訪民就更相信中央有好人，以及“告御狀”的威力了。
中央和上級政府把“維穩”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績考核指標，試圖約束基層官員的不當執政行為，但是這種約束不但沒有發揮作用，反而異化為“維穩壓倒一切”的現實考量。地方政府維穩支出每年以兩位數增長，維穩經費相當于甚至超過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為各地普遍現象，然則社會并未因此進步，它只是一場空轉。就是說，起碼在某些地方，政府用于社會空轉的費用，已超過了實際用于民生的支出。
于建嶸說，他接觸了許多地方信訪干部，他們對上級的怨言大得很：“你一方面說上訪是老百姓的權利，一方面又要我們把他從北京搞回去，但有些問題不是地方政府能解決的，它們本來是上級的問題，或者法律的問題，還有的是歷史問題，地方政府解決不了，你又讓我解決，我只好采取抓人的方法，不讓他來。”
在信訪實踐中，攔截上訪民眾所花費的經濟成本已成為了地方政府的沉重負擔，有時，截返一個上訪者的費用足以解決其所反映的問題。那為什么地方政府寧愿花錢截訪，也不愿把這筆錢用于解決上訪者的問題呢?
一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系是一級一級地向上負責，對上服從，地方政府與民眾間保持有某種程度的鴻溝。即使地方官員清楚地知道接待民眾上訪、合理解決其反映的問題，有利于自己實時地掌握民情，運用民情，加固治理，消弭禍患于無形，卻也不屑為之。二是官員擔心為一個上訪者解決問題，會引出更多上訪者的類似要求，更有些訪民被官員看作制造麻煩的煽動家或敲詐勒索分子，對他們的要求不屑一顧。三是這筆錢并非由官員個人掏腰包，而最終還是由納稅人來埋單。
信訪工作陷于困境的主要根源，在于信訪運行的邏輯和規則與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一脈相承，最集中的表現，就是建立在壓力體制之上的信訪責任追究制。于建嶸一再強調：“我不是要否定信訪制度，我從來沒說過這個話，問題是制度的運行方式有問題。最關鍵的問題，要加強對地方的監督，打開司法之門。老百姓不相信司法，就解決司法問題呀。”
近日，于建嶸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了一個“三步走”的信訪改革建議：第一步，中央取消信訪責任追究制，國家信訪部門不再給省區市開信訪移辦單，不對訪民的信訪級別作特別的限制，并由信訪地公安機關依法處理因信訪而發生的治安案件。第二步，強化各級司法機關接受公民告訴、申訴及處理案件的責任和能力。由司法機關承辦目前積壓在信訪部門的案件。可由上級法院和檢察院下派一級設立告訴申訴案件受理機構，也可以考慮建立全國性的巡回法庭，以及擴大訴訟受理范圍，由司法部門依法查處對信訪人迫害案件，組織社會中介機構對群眾告訴申訴進行法律援助，在制度上確立法院和檢察院的重要人員和經費均由上一級法院和檢察院管理和保障等。第三步，撤銷各級政府職能部門的信訪機構，把信訪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并系統地建立公民的利益表達組織。
概括言之，信訪已越過安全生產、社會治安而成影響社會穩定之最大隱患，而“牽”起信訪這“一發”，就“動”了國家政治體制的“全身”。信訪改革的重點不在信訪領域，而在政治體制改革這一大盤棋，比如改變從上到下的壓力體制，推動“以縣級人民代表專職化為起點，以政治分權為杠桿，以司法制衡為保障的綜合縣級政治改革”，以及允許社會各階層建立利益表達組織、人大代表專職化等等；同時，還要寄望于相應的司法改革，以及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
反過來說，鑒于解開信訪困境的急迫需求，信訪制度改革或會成為國內新一輪政治改革、司法改革的契機。
【篇3】信訪為什么會被當地政府攔截
也可能是沒有按照規定的上訪原則和上訪渠道上訪。
上訪，是群眾越過底層相關國家機關到上級機關反映問題并尋求解決的一種途徑，也是上層政府了解民意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國家的表達形式。
根據上訪的事件起因(理由)上訪分為有理上訪和無理上訪，但總的來說上訪多是因問題在當地政府得不到解決或解決不合理而引起，針對的往往是權力和資本結合所產生的不公平現象，例如貪污腐敗、黑惡勢力與政府勾結，因此針對上訪者的暴力事件時有發生。
2014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表示中央和國家機關不受理越級上訪。
上訪概念定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稱信訪，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采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依法由有關行政機關處理的活動。
上訪人
采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規定的上訪形式，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稱信訪人(俗稱上訪人)。
處理原則
信訪工作應當在各級人民政府領導下，堅持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依法、及時、就地解決問題與疏導教育相結合的原則。
2014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創新群眾工作方法解決信訪突出問題的意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實行網上受理信訪制度，建立網下辦理、網上流轉的群眾信訪事項辦理程序，實現辦理過程和結果可查詢、可跟蹤、可督辦、可評價，增強透明度和公正性。中央和國家機關不受理越級上訪。
上訪渠道
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應當向社會公布信訪工作機構的通信地址、電子信箱、投訴電話、信訪接待的時間和地點、查詢信訪事項處理進展及結果的方式等相關事項。
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應當在其信訪接待場所或者網站公布與信訪工作有關的法律、法規、規章，信訪事項的處理程序，以及其他為信訪人提供便利的相關事項。
設區的市級、縣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鄉、鎮人民政府應當建立行政機關負責人信訪接待日制度，由行政機關負責人協調處理信訪事項。信訪人可以在公布的接待日和接待地點向有關行政機關負責人當面反映信訪事項。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負責人或者其指定的人員，可以就信訪人反映突出的問題到信訪人居住地與信訪人面談溝通。
國家信訪工作機構充分利用現有政務信息網絡資源，建立全國信訪信息系統，為信訪人在當地提出信訪事項、查詢信訪事項辦理情況提供便利。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充分利用現有政務信息網絡資源，建立或者確定本行政區域的信訪信息系統，并與上級人民政府、政府有關部門、下級人民政府的信訪信息系統實現互聯互通。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的信訪工作機構或者有關工作部門應當及時將信訪人的投訴請求輸入信訪信息系統，信訪人可以持行政機關出具的投訴請求受理憑證到當地人民政府的信訪工作機構或者有關工作部門的接待場所查詢其所提出的投訴請求的辦理情況。具體實施辦法和步驟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
設區的市、縣兩級人民政府可以根據信訪工作的實際需要，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有利于迅速解決糾紛的工作機制。
信訪工作機構應當組織相關社會團體、法律援助機構、相關專業人員、社會志愿者等共同參與，運用咨詢、教育、協商、調解、聽證等方法，依法、及時、合理處理信訪人的投訴請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