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是政黨史,是專史,它研究建國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歷史。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百年黨史簡述的文章6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第一篇: 百年黨史簡述
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毛澤東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他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這時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過去幾年的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采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導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江青秘密策劃的。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實際上涉及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文章發表后，《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這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嚴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圍迅速擴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后被稱為“二月提綱”)，試圖對學術批判中已經出現的“左”的傾向加以適當約束。這個提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并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匯報后，于2月12日轉發全黨。
就在“二月提綱”擬定的同時，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認定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種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著文藝界，而且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
與批判《海瑞罷官》大體同時，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遭到誣陷，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加以“篡軍反黨”等罪名，遭到軟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責為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
為了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于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些判斷，是把階級斗爭錯誤地擴大到黨的最高領導層甚至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的重要根據。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大肆散布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的謊言，竭力鼓吹個人崇拜。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使之實際上成為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此后，“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
大、中學校的學生率先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在很短的時間里，由學生成立的“紅衛兵”組織蜂擁而起，到處揪斗學校領導和教師，一些黨政機關受到沖擊。這場運動很快從黨內推向社會，社會動亂開始出現。
黨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主持下作出決定，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助領導運動，力圖使局勢穩定下來。各地工作組在領導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卻加劇了同造反派的對立。在如何對待運動的問題上，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分歧日趨尖銳。工作組被指責為“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
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全會通過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對于運動的對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問題作了有嚴重錯誤的規定。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黨內之所以能夠接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觀點，是有社會歷史根源的。我們黨是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后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于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認識。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豐富的階級斗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階級斗爭，并運用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戰爭時期在革命隊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經驗，也容易用來作為規劃理想社會的某種依據。對馬列著作中某些論點的誤解或教條化，使人們日益陷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之中。堅持這種迷誤被認為是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神圣事業，對這種迷誤持懷疑態度者則難以理直氣壯地起來反對。這時，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的威望達到高峰，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逐漸滋長。加上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沒有能夠順利發展，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這就使為人民尊重的領袖所犯的錯誤難以得到糾正，也使林彪、江青這些野心家能夠受到信用而得勢橫行。
八屆十一中全會后，紅衛兵運動迅猛發展。紅衛兵運動最初是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后發展為抄家、打人、砸物。無數優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國家文物遭受洗劫，許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紅衛兵運動對社會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壞，引起各地黨組織和許多干部群眾的不滿和抵制。但是，這種不滿和抵制當時卻被認為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0月初，黨中央轉發中央軍委關于軍隊院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布取消由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下，造反狂潮全面擴展到工農業領域。為進一步克服運動的“阻力”，從10月上旬至下旬，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林彪、陳伯達講話，將黨內不同意見升級為路線斗爭，極力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會后，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中央文革小組策動造反派把攻擊的矛頭集中轉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社會上出現“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和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領導干部受到批斗，機關工作普遍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基層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組織生活陷于停頓。國家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組織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大權。這場奪權斗爭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一月革命”風暴。奪權狂潮一經引發便不可收拾，很快發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
“文化大革命”發動后，在黨的領導層內，在廣大干部群眾中，對“左”傾錯誤和極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爭始終存在，并不斷發展。這種抵制和抗爭，或表現為對批判、造反持消極態度，在各自的崗位上堅持工作和生產；或表現為對武斗、破壞持抗議立場，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嚴厲批評。1967年在老一輩革命家中爆發的二月抗爭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這年1月19日、20日召開的中央軍委碰頭會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堅決反對江青、康生、陳伯達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的主張。在激烈的爭執中，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膺，奮起抨擊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再次爆發了老一輩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激烈斗爭。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圍繞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干部、要不要穩定軍隊等“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拍案而起，接連怒斥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亂黨亂軍的做法。這些老同志的抗爭，被江青等人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嚴厲批判。
全面奪權使派性斗爭激化。各造反派組織為爭權奪利，拉幫結派，爭斗激烈，發生無數的糾紛和沖突，以至釀成殘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謝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機提出“徹底砸爛公、檢、法”、“文攻武衛”等口號煽動武斗，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嚴重涉外事件。這幾個月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國家動亂最劇烈、社會災難最嚴重的階段。
為了對混亂狀況加以約束，毛澤東號召群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正確對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還批發了多項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國家財產。這些措施，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對制止局勢惡化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經過二十個月的社會大動亂和錯綜復雜的奪權斗爭，全國(除臺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集黨、政大權于一身，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為黨的九大作準備召開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舉行。在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狀況下，會議批準了在江青、康生、謝富治把持下炮制的關于劉少奇問題的“審查報告”，給劉少奇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一年后，劉少奇含冤病逝。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當時，全國有黨員2200萬人，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以至基層黨組織大都沒有恢復或建立，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九大從始至終被強烈的個人崇拜氣氛所籠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核心內容是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報告極力鼓吹這個理論的“偉大貢獻”和這場“革命”的豐功偉績，而對于黨應該怎樣領導和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卻根本不予提及。作為“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這個理論對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大會通過的黨章沒有關于黨員權利的規定，卻把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這種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在黨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大會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幫派中的骨干和親信占半數以上，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許多功勛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第二篇: 百年黨史簡述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等開始了建黨的探索和醞釀。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參加者有陳獨秀、李達等，陳獨秀任書記。
1920年10月，李大釗等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之后各地黨組織如星星之火，發展起來。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開，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七大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大會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1949年，10月1日，人民領袖毛澤東莊嚴宣布：“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自此，中國共產黨與他們同全國人民建立起來的新中國開始了新的篇章。
100年黨史簡要概括二
1、“一大”(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2、“二大”(1922年)：制定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最高綱領、最低綱領)。
3、“三大”(1923年)：確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
4、八七會議(1927年8月7日，漢口)：確立武裝反抗國民黨、實行土地改革的總方針、發動秋收起義。
5、遵義會議(1935年)：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糾左(避免黨內分裂)，黨從幼稚走向成熟。
6、“七大”(1945年，延安)：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實現中國的光明前途準備了條件，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7、中共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解決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重大問題，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
8、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9月，北平)：籌備建國。
9、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4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
10、中共“八大”(1956年)：正確分析國內主要矛盾，為我國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11、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拉開序幕。
12、中共“十二大”(1982年)：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3、中共“十三大”(1987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并制定了黨在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14、中共“十四大”(1992年)：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00年黨史簡要概括三
1919年的冬天，在浙江義烏的一個小山村，一名年輕人正在奮筆疾書。母親送來熱乎乎的粽子，他下意識地把墨汁當成紅糖，吃得滿嘴是墨，卻還不住地稱贊：“甜極了。”這個年輕人就是正在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
墨汁當然不是甜的，但在有信仰的共產黨人心中，真理的味道比紅糖更甜。
2
面對死亡，
他高呼“共產黨萬歲”
這是收藏在國家博物館的一座絞刑架。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等20位革命志士就是在這座絞架下英勇就義的。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面對死亡，他高呼“共產黨萬歲”。
3
在最黑暗的時代，
他真情謳歌可愛的中國
方志敏無產階級革命家(1899—1935年)。
他在獄中最艱苦的環境下，猶殷殷謳歌《可愛的中國》。他說“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
4
她把5個孩子全部送上前線
鄧玉芬革命烈屬(1891—1970年)。
她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農村婦女，卻在抗日戰爭這場救亡圖存的偉大斗爭中，把丈夫和5個孩子送上前線，他們全部戰死沙場。
從1921年至1949年，總共300多萬共產黨員為國捐軀。
5
“半床棉被”：為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奮斗
1934年11月，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第二道封鎖線，陸續抵達湖南汝城縣。在沙洲村，三位疲憊不堪的女紅軍在軍隊駐扎休整時借宿在村民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給老人，她們對徐解秀說：“等革命成功后，一定要送你一條完整的新棉被。”老人說：“什么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
6
“把淚焦桐成雨。”
“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習近平《念奴嬌追思焦裕祿》)
當年，靠著一輛自行車和一雙膠鞋，焦裕祿踏遍了全縣149個生產大隊中的120多個。在鹽堿區，他經常抓一點堿土放在嘴里品嘗，說出咸的是鹽，涼絲絲的是硝，又臊又苦的是馬尿堿，這讓和鹽堿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老農目瞪口呆。無論瓢潑大雨，還是風沙漫天，別人往屋里跑，焦裕祿總是往外沖，即使在病重期間，他也拒絕只看材料聽匯報。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7
“一個共產黨員愛的最高境界是愛人民”
“遠征西涯整十年，苦樂桑梓在高原”孔繁森生前留下的這首詩，生動概括了他在高原的工作狀態。在藏十年，他為西藏的發展嘔心瀝血，傾盡所有。
殉職后，人們在他的遺物里發現了他僅有的八塊六毛錢和去世前4天寫的關于發展阿里經濟的12條建議。去世25年后，他留下的那句話——“一個共產黨員愛的最高境界是愛人民”，早已成為黨員領導干部共同的精神財富。
第三篇: 百年黨史簡述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一段歲月，波瀾壯闊，刻骨銘心；一種精神，穿越歷史，輝映未來。我們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為遵循，做到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不斷從黨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飲水思源，從黨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回首中共百年奮斗歷程，無數共產黨人，前赴后繼，砥礪奮斗，以堅強的信仰撐起了百年大黨的錚錚脊梁，鋪下了民族復興之路的塊塊基石。從黨史中去尋找那一代代人為之努力奮斗、浴血拼搏的崇高理想，去追尋一次次沖鋒的戰斗足跡、一次次試驗的奮發身影。撇開發展帶來的云霧，看清進步伴隨的迷茫，從歷史足跡和深刻教訓上，再次銘記建黨的初衷和為人民的本源，深刻認識我們黨從哪里來、為什么而來、要到哪里去，重溫初心使命，堅定信念、忠誠，接受信仰洗禮。從黨史學習教育中尋找理論滋養、精神支柱，筑牢思想之魂，補足精神之鈣，夯實行動之基，堅定“四個自信”，讓理想信念的燈塔指引我們奮勇前行。
以史為鏡，從黨史中汲取奮斗的力量。南昌城頭一聲槍響，宣告中國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自那時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英勇投身為中國人民求解放、求幸福，為中華民族謀獨立、謀復興的歷史洪流，同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歷史和實踐反復證明，道路決定命運。在“闖道路”的過程中，無數共產黨人化身為一盞盞“馬燈”，帶領億萬人民艱難探索。他們懷揣“任他兇頑昏黑之土，終應留意蕩漾前途之赤光”的信念，在隨后的征程中，將光明帶到井岡山、遵義、延安、西柏坡，最終燃照整個中國。廣大黨員干部要把學習黨史作為一門必修課，既要學習好，又要宣傳好，把握正確導向，加強督促指導，營造濃厚輿論氛圍，確保黨史學習教育取得扎實成效。
戮力同心，從黨史中汲取前進的力量。“能看到多遠的過去，方能看到多遠的未來。”學黨史不僅是為了回顧走過的路、走好當下的路，更是為了開創未來的路。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面對難得的歷史機遇和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更需要了解歷史、學好黨史，進一步總結歷史經驗、堅定必勝信念、提升斗爭本領、加強斗爭歷練，以振奮精神激發斗志，勇挑重擔、苦干實干，在新時代新征程中留下許黨報國的奮斗足跡，繼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力拼搏。
“山高水深何足懼，手舉馬燈照萬人”。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點上，中國共產黨人正以永恒不變的初心，帶領全國人民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周年。
第四篇: 百年黨史簡述
通過深入學習新中國史，我進一步深入了解了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深化了對黨和國家歷史與現實的認識、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果來之不易。我們要牢記初心使命，堅定理想信念，傳承紅色基因，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為人民謀幸福、為國家謀復興的道路上砥礪前行。
近代中國，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就已經成為先進的中國人思考和探索的問題。他們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試圖按圖索驥，依照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來改造中國，把中國富強的希望寄托于實行和發展資本主義。從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到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變法，以至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敗告終。中國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掙扎。
資本主義在中國是走不通的，首先，封建主義不愿意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長達兩、三千年，在中國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備也最頑固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雖然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封建勢力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地位，維護其政治、經濟利益，不允許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其次，帝國主義勢力不允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但是沒有如果，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占領中國的市場，掠奪中國的資源，使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它們決不會允許中國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再次，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具備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這是由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決定的。由于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并未斷絕經濟上的聯系，所以，他們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更沒有推翻封建統治，推翻帝國主義，只有完全依附于國際資本主義才能得以生存、發展。
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中國人民選擇了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一歷史性的選擇，是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才找到的，是中國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得出的必然結論。
第五篇: 百年黨史簡述
同志們，中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已經走過93年的光輝歷程。
93年來風風雨雨，我黨始終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戰勝各種艱難險阻，進行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相繼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做主新社會的歷史性轉變，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轉變，中華民族魏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為新一代革命軍人，學習黨史，回顧黨在過往93年路途上的風風雨雨，熟悉和了解我黨自創建以來所發生的一系列大事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主要就1921年建黨至1949年建國這一段時期的歷史進行授課，希望同志們能夠認真聽講。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背景
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由于外國列強的入侵以及本國封建統治的腐朽沒落，中國逐漸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深重苦難和各種屈辱，無數仁人義士都在不斷探索民族復興的方法道路，從康有為領導的戊戌變法，嘗試君主立憲制;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帶領中華民族走上革命的道路。但這些嘗試都沒有取得成功。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成功推翻了清王朝，使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就此結束，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但是，辛亥革命并沒有一個完整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勝利地領導這場革命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究其根本原因，是領導這場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很大的軟弱性。它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同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下層勞動群眾嚴重脫離，并害怕發動他們。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力量更沒有勇氣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進行到底。
最終辛亥革命以同舊的反動勢力的妥協而告終，革命的果實落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沒有受到削弱，封建勢力依然在中國每一個角落盤根錯節。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貧窮、落后、分裂、動蕩、混亂的苦難深淵中。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它又失敗了。它的失敗，給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深刻的啟發，使他們逐漸覺悟到必須另外探尋新的救國救民的道路。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不僅喚醒西方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這場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由于十月革命發生在情況和中國相同(封建壓迫嚴重)或近似(經濟文化落后)的北方鄰國，因而對中國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的誕生，使正處在苦悶和黑暗中的中國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給中國先進分子正在苦思焦慮地探索著的種種問題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給予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李大釗是中國頌揚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他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勝的協約國一方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會議不顧屬于戰勝國一方的中國的權益，規定戰敗的德國將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以學生斗爭為先導的五四運動如火山爆發般地開始了。
5月4日，北京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游行示威，掀起愛國風暴。在北洋軍閥政府的嚴厲鎮壓下，這場風暴一度轉入低潮。從6月3日起，學生重新走上街頭講演，又有大批學生被捕。在此重要關頭，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參加人數達六七萬。隨后，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國，擴展到20多個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運動突破青年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群眾性革命運動。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斗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漸轉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眾的壓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釋放被捕學生，宣布罷免親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國代表終于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
五四運動以后，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一大批擁護十月革命、接受共產主義并初步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知識分子，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從此，中國逐步具備建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和四項條件。1920年8月和10月，上海、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分別成立，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標志著一個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的、統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正式成立。
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隨后我黨領導了一系列工人運動，但取得的成效并不明顯，黨在斗爭中逐漸認識到，現階段的中國，僅僅依靠罷工或其他合法斗爭是無法贏得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的。
192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奠定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
1925年5月，五卅運動爆發，7月廣東國民政府成立。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正式揮師北伐，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到1926年底，已控制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
雖然革命形勢逐漸好轉，但在偉大領袖孫中山逝世以后，蔣介石逐步控制軍隊和政權，實力迅速膨脹，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二、在土地革命中開辟中國革命新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后，經過一系列新軍閥混戰，建立起在全國范圍內的統治。這個政權對外實行反蘇、親帝的政策，對內竭力維護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限制和壓制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殘酷地鎮壓、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因此，同北洋軍閥一樣，它仍然是一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獨裁專制政權。
與此同時，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逐步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裝和工農政權，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
政治方面，為徹底清算并糾正黨在過去工作中的嚴重錯誤，決定新的方針，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徹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并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黨指明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轉折點。
軍事方面，1927年8月1日，周恩來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也標志我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就此建立。10月初，起義軍在南下廣東途中遭到失敗。保存下來的部隊，一部分轉移到廣東海陸豐地區同當地農民武裝匯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入湘南。
而八七會議后，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改組省委并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于9月9日發動。在進攻長沙受挫后，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當機立斷，改變原定部署，決定到敵人控制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地。隨后進行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部隊內部實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澤東率部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12月11日，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下我黨發動了廣州起義。起義軍一度占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起義失敗，張太雷和許多同志壯烈犧牲。退出廣州的起義軍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參加革命斗爭，一部分到廣西左、右江一帶同農民起義軍匯合。
除了這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外，黨還先后領導了海陸豐、瓊崖、鄂豫邊、贛西南、贛東北、湘南、湘鄂西、閩西、陜西等地區的武裝起義。到1928年初，黨先后發動近百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有一部分很快地失敗了。它們的失敗證明:在中國的情況下，企圖通過城市武裝暴動或攻占大城市來奪取革命勝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堅持下來的起義軍，大多活動在位于數省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城市較遠的偏僻農村地區，這就為后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開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教訓，對中國革命一系列根本問題做出基本正確的回答，盡管還存在一些認識不足，但大體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革命運動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隨著斗爭的發展，我黨所建立的革命根據地進入蓬勃發展時期，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和其他紅軍部隊相繼組建，在紅軍中確立起“黨指揮槍”的原則。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31年11月在瑞金舉行，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從1930年秋到1933年上半年，國民黨軍隊對各革命根據地發起多次大規模“圍剿”，紅軍相繼取得反“圍剿”斗爭的勝利。隨后，由于“左”傾錯誤領導，紅軍反對國民黨軍隊第五次“圍剿”的斗爭陷于失敗。
于是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隨著紅軍主力撤離后，留下來的紅軍游擊隊則堅持了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紅軍展開了震驚中外世界的長征，一路上，我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跋涉大草地，與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堅決斗爭，終于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的壯舉，流傳下了珍貴的長征精神。
而在長征途中，還召開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就是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會議實際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機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紅軍在長征途中廣泛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長征后保存下來的紅軍雖然人數不多，但卻都是黨極為寶貴的精華，構成以后領導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骨干。
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嚴重的危機。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就是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而我黨由楊靖宇所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便始終堅持在一線同日本侵略者展開艱苦的游擊戰爭，最后，楊靖宇同志在冰天雪地、彈盡糧絕的緊急情況下，孤身一人與大量敵人周旋戰斗幾晝夜后壯烈犧牲，憤怒的日寇解剖了他的尸體，發現他竟以軍大衣中的棉花、樹皮、雪下的草根為食，殘暴的侵略者也為之震驚和折服，當年殺害楊靖宇的岸谷隆一郎特意為他舉行了“慰靈祭”。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策略。黨采取切實措施，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蔣介石被迫接受聯合抗日的條件。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標志著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團結抗日。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八路軍，在南方八省邊界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也就是俗稱的新四軍。改編后的人民軍隊迅速開赴抗日前線，同兇惡的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氣壯山河的斗爭。
戰爭開始之后，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戰役，特別是淞滬、忻(xin)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而八路軍所取得的平型關大捷，更是正面戰場上取得的第一場勝利，打破了不可戰勝的神話。1938年10月，隨著廣州和武漢失守，中國抗戰由戰略防御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我黨緊密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1940年8月至翌年1月下旬，由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更是極大的振奮了全國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
展開全面抗戰的同時，我黨始終沒有放松自身建設。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向全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1939年10月至1940年初，毛澤東先后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完整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思想。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開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從戰略防御到戰略相持，進而到戰略反攻，終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走向勝利的進程中徹底打敗了侵略者。1943年后，華北抗日軍民開始發起攻勢作戰。1944年，各敵后根據地普遍對日偽軍展開局部反攻。隨后，中國抗日戰爭轉入全面反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以廣播終戰詔書形式宣布無條件投降，并于9月2日正式簽署投降書。
至此，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而這也是中國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
四、奪取民主革命的全國性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后，為爭取國家和平民主的光明前途，毛澤東親赴重慶進行國共兩黨談判，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達成“雙十協定”。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開，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等五項協議，規定改組國民黨一黨政府，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最終撕毀政協協議，于1946年6月悍然進攻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面內戰。
面對國民黨強大的軍事進攻，我黨領導各解放區軍民沉著應戰。中原軍區主力成功突圍，各戰場捷報頻傳，人民軍隊8個月內殲敵71萬余人，挫敗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1947年3月起，國民黨軍調整部署，改為對山東、陜北兩個解放區實施重點進攻。人民軍隊繼續執行積極防御的作戰方針，以殲滅國民黨軍有生力量為主要作戰目標。華東野戰軍取得孟良崮戰役勝利，挫敗國民黨軍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在西北，中共中央機關主動撤離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指揮西北野戰部隊與敵軍周旋，相繼取得青化砭(bian)、羊馬河、蟠龍鎮、沙家店戰役的勝利，初步改變西北戰場局勢。1947年6月30日，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1948年秋，由于敵我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決戰階段。1948年9月，華東野戰軍發動濟南戰役，拉開戰略決戰的序幕。隨后人民解放軍又先后進行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基本上摧毀了國民黨賴以維持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新年獻詞中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百萬雄師強渡長江，于4月23日解放南京。隨后，各路大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繼續向中南、東南、西北、西南各省勝利進軍，分別以戰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凈、利落地解決殘余敵人。
而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中國共產黨于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全會確定了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藍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提出了加強共產黨的思想建設，警惕資產階級思想侵略的問題，號召全黨同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指出：我們所要建立的新中國，只能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9月21日，中國人民政府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莊嚴地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為紀念在長期斗爭中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獻身的革命先烈，會上一致決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門外建立一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并于1949年9月30日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禮。毛澤東親自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起草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至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迎來了勝利，實現了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但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只不過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設新中國，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始更漫長更艱險的征程。
第六篇: 百年黨史簡述
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看幾本書、聽幾個故事、上幾次課”的室內授課模式對于理解黨一路走來的艱辛未免略顯單薄。因此，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形式需從“室內課堂”搬到“室外講堂”，以注重革命舊址建筑和周邊環境風貌協調統一的修建理念，狠抓紅色教育基地改建的“頂層設計”，進一步構筑黨史學習教育“立體式”的新格局。
一間小小的紅館，是黨史學習教育的“輻射點”。將當地紅村閑置建筑重新改造成黨史學習教育紀念館，以創新展陳設計、安裝多媒體硬件、融入系統集成系統多種智能化方式打造紅色教育綜合展示館。從當下時局、抗戰形勢，到會議召開、舊物陳列，將革命遺址、遺跡和文物等分散零落的紅色資源連點成線、串珠成鏈，打造“一墻一故事”的黨史文化展示墻，做到將歷史轉化為課程、將文物轉化為教材、將現場轉化為課堂。此外，在館內開展追憶紅色故事、追看紅色物件、追吟紅色歌曲等微型活動，創新教育表達載體，把傳統講授式教學的被動接受轉化成真實的體驗感受。“真實、震撼、感動”，一間紅館應以匯集紅色元素的“一小時教學圈”來輻射到波瀾壯闊的百年黨史。
一處舊舊的古建，是黨史學習教育的“傳承線”。在現存革命根據地原址原貌的基礎上，結合美麗鄉村建設規劃，加大舊址周邊環境綜合整治提升力度，優化打造一條紅色旅游線路。對于稍顯破敗的“舊址”進行外古建修復、立面及景觀綠化改造。遵循修舊如舊、保持原狀的基本原則，在小拆小建的基礎上，加大對紅色遺址的統籌謀劃布局、修復改造力度，讓革命遺址“舊貌”展“新顏”，向群眾最大化還原革命根據地歷史風貌。“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黨史學習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可能在與時俱進，但是只有身處在革命舊址上，才能感受到一脈相承的厚重感。建筑是可以閱讀的，“舊貌新顏”的修繕方式，既能保留蘊藏著革命先輩們崢嶸歲月的古外觀，也讓依然完好的建筑穿越時空，將共產黨員們舍生忘死的抗戰意志展示在新時代黨員面前。
一塊美美的景觀，是黨史學習教育的“展示面”。注重將紅色資源與“鄉村振興”“文明創建”等深度融合，重點完善本地主要交通路線周邊的配套設施。一方面在當地休閑公園自然基礎上，新增戰斗紀念雕塑，將紅色元素融入綠色生態中，使休閑公園成為集生態文明展示、紅色基因傳承、愛國主義教育等為一體的紅色記憶打卡點。另一方面，以休閑公園為輻射范圍，新建周邊交通線路的景觀節點，把鄉間民宿、田野景觀、村落結構等路邊風景與當地革命故事、紅色精神有機結合。黨建主題公路的建成，將助推紅色資源展示從“點上盆景”轉變為“面上風景”，逐步打造最美的紅色風景帶，從而實現紅色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實現黨史學習教育與鄉村振興發展的高度契合。
以線串點、連線成面、聚面成體，黨史學習教育要大膽按下“助力鍵”，統籌力量、整合資源、探索創新，依托本身區位優勢和黨史文化，突破固定框架，從而走出獨特的教育思路，將其打造成當地的重要“紅色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