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通常是指一個國家為了實現其對外政策，通過互相在對方首都設立使館，派遣或者接受特別使團，領導人訪問，參加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參加政府性國際會議，用談判、通訊和締結條約等方法，處理其國際關系的活動。國家以和平手段對外行使主權的活動。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新時代中國外交感想的文章3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新時代中國外交感想篇1
對于從事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中國學者們而言，他們難以避免地會經常受到這樣的詰問——對當代中國外交歷史的研究能夠對當前中國外交戰略提供怎樣的借鑒與指導？這個詰問本身無可厚非，它一方面出于中國長期以來要求“以史為鑒”、“經世致用”的學術文化傳統，要求學術研究能夠為現實提供某種“借鑒”并且發揮其“資治”的功能；另一方面更是由于當代中國外交史這一研究對象與當前中國外交的現狀本身就是緊密相連的，根本無法將它們割裂開來。研究者們身處于當下的中國，他們的現實“在場”無時不刻地關照著他們對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
毋庸置疑，從事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中國學者需要對現實有所關懷，而當下這一關懷是與每一個學者作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身份認同緊密相關。當我們把近代以來的中國發展道路看作一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時，那么從這一視角出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外交史自然將被描繪成一部為了爭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外交實踐的歷史。這便形成了對當代中國外交史的民族主義敘事取向的基本內核，它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基本判斷之上，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49年以來的一切外交實踐都是以爭取中華民族的正當利益為目的的。可是當我們真正近距離地去考察這一時期的外交實踐時，會很容易地發現，某些歷史事實同上述的這一基本判斷存在矛盾。
首先，這種矛盾現象比較明顯地反映在冷戰時期中國處理陸地邊界糾紛的問題上。領土主權問題涉及到民族國家的根本核心利益，歷史上無數次的國際沖突都是圍繞著領土主權問題而發生的。因此在各國的外交實踐中處理領土歸屬問題和邊界糾紛永遠是頭等大事。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在領土主權和邊界糾紛問題上仍有許多遺留問題尚未徹底解決。而通過考察邊界談判的歷史，已有學者發現中國在這個核心問題上的有著一些特殊表現。
通過對歷史的梳理，可以說中國政府在最初設定解決邊界問題的原則和方針是務實合理的，它以維護國家正當利益為目的，采取了和平談判的方式，遵守了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和慣例。但是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中國政府在處理邊界問題時并不是把保證和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作為邊界談判的主要目標，而是試圖通過解決邊界問題，擺脫當時在外交上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領土成為了一種籌碼，解決邊界問題變成了實現某種外交政策或政治目標的手段。[1] 根本的核心利益被異化成了外交手段，在不該輕易妥協的問題上作出了妥協退讓，這一現象無疑同民族主義敘事的基本判斷存在著某些矛盾。
其次，這種矛盾現象還表現在1964年中國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外交關系的調整上。此番調整是以毛澤東提出“第二中間地帶”理論為前提的，1964年1月21日，《人民日報》在其頭版社論內正式提出了“第二中間地帶”的概念。[2] 僅僅6天之后，中法兩國正式宣布建交。如今有學者認為“第二中間地帶”理論在當時是一種全新的對外戰略思想，對當時的中國外交擺脫兩面敵對、尋找新的戰略空間具有現實意義；并且也為發展和改善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3] 然而現實的外交實踐成果卻令人感到困惑。
這一困惑源自于筆者對1964年中國與聯邦德國就兩國簽訂貿易協定問題在伯爾尼舉行接觸談判的考察。這場談判最終失敗，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方堅持不愿在與聯邦德國所簽訂的貿易協定中納入“柏林條款”。[4] 如果說外交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國家必須愿意在一切并非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妥協， [5] 那么將難以理解中方為什么會予以拒絕，聯邦德國從未與臺灣當局建立任何外交關系，而且接受“柏林條款”事實上不會對中國的核心主權利益造成絲毫的損害。[6] 與此相反的是，在中法建交的過程中，中方事實上在臺灣問題上做出了讓步，即不堅持法臺必須在中法宣布建交之前“斷交”，而是把這個過程放在宣布建交到互換大使期間，而一旦無法完全“驅蔣”，中法則會有再次斷交的危險。[7]
于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當代中國的外交實踐中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中國政府在一些不應該輕易妥協的問題上妥協了，而在一些完全可以妥協的問題上卻堅持不妥協。這促使筆者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對當代中國外交史僅僅作民族主義的敘事是否完全符合其歷史經驗本身？筆者認為，這種對于當代中國外交史的民族主義敘事取向，本質上是由于簡單地、未經反思地運用西方國際政治的理論工具和概念去觀察當代中國外交史所造成的，而且學者們往往對此日用而不知。
我們應該意識到，僅僅是操作性地運用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來研究當代中國外交史，將會造成對歷史解讀上的某些局限。國際政治理論的考察對象是國家間的政治行為，而這個“國家”被先天地設定為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以及一套與此密切相關的理念。它們是西歐歷史發展的觀念性產物，是建立于西方歷史經驗基礎之上的，伴隨著19世紀西方在全球范圍的殖民擴張才得以傳播。在中國，真正西方意義上的“國家”、“民族”、“主權”、“領土”等這些概念幾乎都要到20世紀初才開始被廣泛運用。[8] 因此從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角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處在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設與發展的一個階段，它實際上是一個新興的現代民族國家，自1949年以來所面臨的一系列涉及民族國家的基本問題都亟待解決。[9]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又先天擁有數千年的歷史文化積淀，這就使得在運用西方國際政治理論把當代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來進行分析的時候，就會出現與現實歷史經驗不協調的地方。
那么如何彌補民族主義敘事或西方國際政治理論在解釋上的這種局限性與不協調呢？
首先，在當前的階段內，對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在方法上仍應側重歷史學取向，以重建史實作為研究的主要任務。茅海建教授曾經提出過這樣見解：“外交史的研究有兩條規矩：一是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二是注重檔案史料，尤其是多國的檔案史料。”[10] 事實上，注重利用檔案史料，尤其是利用多國檔案史料，并在此基礎上以重建史實作為取向的研究方法就是彌補民族主義敘事取向局限性的最好方法。通過對多國檔案史料的批判性閱讀，能夠使研究者能夠擁有更為廣闊的視域，它會讓我們深刻認識到當代中國外交史具有一種不可簡約的復雜性。在具體歷史細節和過程尚未被梳理清楚之前，應該避免利用某種理論和概念進行簡單化的解釋，甚至以此對當下的中國外交提供某種指導，因為理論上的簡單抽象會將豐富的歷史細節虛無化。
當然，這并不是說一定要求在研究當代中國外交史的過程中徹底拋棄對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運用。我們應該避免的是對于理論的某種操作性運用，因為政治科學事實上并不具備物理學意義上的操作性，甚至連某些經濟學意義上的操作性也不具備。[11]“民族國家”可以作為研究當代中國外交史的一種范式，這里所謂的“范式”應該被看做是一種理解和解釋歷史的模式，是觀察紛繁復雜的歷史的路徑和視角。[12] 而我們自覺地去運用一些范式來考察當代中國外交史，其目的恰恰不是為了得出與某些理論解釋相契合的結論，反而是從中找出其中的矛盾之處。通過批判性的運用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來反映當代中國外交史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比如沈志華教授通過對中蘇關系史的研究，從發現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蘇關系的評估報告存在嚴重誤判出發，進而揭示出了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結構性弊病，主要表現為主權觀念不明確和平等意識不清晰。[13] 這一理論上的創建，實際上是通過首先運用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概念觀察中蘇關系史，發現其中難以用理論進行解釋的矛盾現象，從而進一步得出國際關系理論方面的新見解。
最后，也有必要引入新的研究范式來進行補充，比如那些以往被我們忽略的視角。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運動的產物，而中國革命是真正意義上的“反體系運動”[14]，它是階級斗爭和民族解放的混合物。這其實就造就了當代中國外交的兩條線索，一條是民族主義外交的線索，另一條是以階級斗爭為思維特質的革命外交的線索，而如今針對后一條線索的討論很少。楊奎松教授曾指出，基于階級斗爭理念的革命外交思想左右了新中國早期的外交實踐，這往往會導致對自身民族國家利益的嚴重損害。同時中國共產黨的“統戰”理念也是去理解當代中國外交的一種路徑。[15] 這一路徑在解釋上述有關1964年中法建交以及中德伯爾尼會談的疑問是十分有力的。在選擇和什么樣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親近時，中國的主要標準并不是看對方國家在事關自己主權核心利益的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如何，它更加看重對方國家的對美態度如何。就如同毛澤東在1964年9月曾說過的那樣，聯邦德國的問題就是聽美國話太多啦。[16] 因此針對西歐國家所提出“第二中間地帶”，本質上是一個團結更多力量反對美國的統戰策略。
綜上所述，筆者想要指出的是，在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過程中應當注意到采取民族主義敘事取向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本質上是習慣性地運用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以及未經反思地使用“民族國家”概念來觀察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結果。對于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不應該急于得出任何理論性的規律，甚至奢望能夠對如此紛繁復雜的歷史經驗進行理論抽象，然后對當下的中國外交予以某種具體的指導和預測。理論只能以一種批判性的方式予以應用才是有益的。對于歷史學者而言，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仍應秉持“如實直書”這一核心的方法論和價值觀去重建當代中國外交史的基本史實。這項工作不是最簡單的，而是最艱辛、最困難的。誠如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對那具有堅實內容的東西最容易的事是作出判斷，比較困難的是對它進行理解，而最困難的，則是結合兩者，作出對它的陳述。
新時代中國外交感想篇2
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新中國外交走過了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新中國從被包國、封鎖到全面融入世界，成為世界和平發展事業中的重要一員。
一、黨領導新中國外交的光輝歷程
新中國成立前，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反對外來侵略與干涉的斗爭中，逐步與共產國際等外部力量展開交往，提出了制定對外改策和處理對外關系的指導原則，成立了外事工作機構，為新中國外交奠定了思想、組織和人才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我國堅定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奉行維護和平、反對侵略和戰爭的外交政策，創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外交。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歷史性決策，在對外政策上調整了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和改策，努力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外部環境。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正確把握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領導新中國外交經受沖擊、應對危機，取得巨大成就。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志書記的黨中央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深入開展全方位外交，我國的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形象親和力、道義感召力與日俱增。
二、黨領導新中國外交的輝煌成就
在黨的領導下，新中國外交為維護國家獨立、實現民族振興、推動人類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捍衛國家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我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清除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實現香港、澳門回歸并保持繁榮穩定；挫敗境外“藏獨”、“東突”等敵對勢力的反華分裂圖謀，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11次挫敗反華提案；先后同14個陸地鄰國中的12個通過友好談判徹底解決邊界問題。
2、推動我國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全面發展。我國逐步擴大對外交往，建交國已達171個，同各國家、各地區的互利合作實現飛躍式發展，文化交流蓬勃發展，民間往來日益活躍，形成“中國的朋友遍天下”的可喜局面。
3、大幅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我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權利，參加了13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締結了300多項多邊條約，成為現行國際體系中的重要建設者和改革者。
4、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立體化外交布局。我國逐步形成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總體外交布局，積極開展經濟、安全、公共和人文等各領域外交工作，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進展。
5、有力促進了國家現代化建設。配合“引進來”、“走出去”戰略，推動能源、資源進口多元化，增添了我國發展動力；妥善處理經貿摩擦，推動81個國家承認我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減小了我國發展阻力；擴大同其他國家經貿合作，尋求互利共贏，拓寬了我國發展空間。
6、有效維護了海外中國公民和機構合法權益。大力發展中外領事關系，加強應急救援、護僑撤僑等海外行動能力建設，妥善處理了大量海外涉我公民和機構案件。2011年，我國政府從局勢動蕩的利比亞高效有序地撤回35860名中國公民，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7、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中國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反帝反殖、爭取民族獨立、捍衛國家主權的正義斗爭，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致力于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積極參加國際合作，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不附帶任何條件的真誠援助，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負責任的大國作用。
三、黨領導新中國外交的寶貴經驗
黨在領導新中國外交的歷史進程中，始終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統領外交工作，積極探索、勇于變革、不斷創新，積累了寶貴經驗。
1、堅持黨對外交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黨的堅強領導是新中國外交不斷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外交取得的成就離不開黨中央的英明決策和中央領導人的正確指揮及親身實踐。在新形勢下，我們必須堅持外交大權在中央，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提出的對外大政方針和戰略部署上來，切實貫徹中央制定的各項外交政策。
2、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獨立自主是中國外交的根本立場，維護世界和平是中國外交的主要目標。我們堅持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堅持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立足獨立自主同時堅持對外開放，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
3、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判斷形勢。科學分析判斷我國國情和世界形勢是正確制定外交政策的前提。我們黨歷來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中國和世界，及時對我國外交戰略和政策作出符合實際的調整。當前，我們要牢牢把握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努力開創我國和平發展的新局面。
4、堅持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任務開展工作。這是我國外交的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外交始終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現代化建設營造了良好的周邊和國際環境，為實現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作出了重要貢獻。
5、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外交理論。新中國外交始終貫穿著理論創新。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將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同當代國際交往實踐相結合的中國特色外交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外交攻堅克難、勝利前進的行動指南。
6、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原則堅定、策略靈活是中國外交的鮮明風格。我國在重大問題上始終原則堅定、旗幟鮮明，同時區分核心利益與一般利益、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把握“堅持韜光養晦”與“積極有所作為”的辯證統一，量力而行、順勢而為。
7、把統籌兼顧作為根本方法。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做好新形勢下外交工作的根本方法。我們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處理好內政和外交的關系；統籌政府外交和各部門、各地方對外交往，形成總體外交合力；統籌機遇與挑戰，切實提高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
8、切實履行外交為民職責。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黨領導下的中國外交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外交為民，在國際上為維護我國公民和廣大僑胞及港、澳、臺同胞的合法權益多做實事，把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落到實處。
9、積極完善科學辦外交的體制機制。在黨中央領導下，外交部建立健全決策、管理和咨詢機制，完善部際部內協調機制、重大突發事件應急機制、領事保護預防預警機制，優化人員配備和保障機制、駐外使領館管理體制，推動外交工作走上科學化、制度化的軌道。
10、大力加強外交隊伍建設。堅持按照“站穩立場，掌握改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的方針和“文裝解放軍”的要求推進外交隊伍建設。近年來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外交人員法》，制定《關于進亠步加強外交隊伍建設的意見》，明確“高素質、復合型、職業化”的外交隊伍建設目標，為外交事業發展提供堅強的組織保障。新中國幾代外交工作者恪盡職守、甘于奉獻，創造了無愧于黨、無愧于祖國、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歷史的業績。
當前，中國外交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將深入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繼承外交戰線的優良傳統和歷史經驗，進一步增強工作的預見性、創造性和實效性，為“十二五”規劃的順利實施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續寫新的光輝篇章。
新時代中國外交感想篇3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人民篳路藍縷，團結奮進，走過了波瀾壯闊的歷史征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70年來的中國外交，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為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尊嚴披荊斬棘，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保駕護航，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入新時代接續奮斗、銳意進取，服務于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復興進程，實現了從鞏固獨立、融入世界到引領時代的歷史轉變。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極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撫今追昔，鑒往知來。全面梳理總結新中國外交70年的光輝成就和寶貴經驗，對繼承發揚對外工作的優良傳統，更好厘清新形勢下做好外交工作的原則和思路，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現實和啟示意義。
新中國外交70年的偉大成就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全方位服務國家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70年來，中國外交將“捍衛獨立和主權，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在此基礎上為國內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有利的國際環境”作為主要目標。新中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打破西方孤立和封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出“一國兩制”構想，順利實現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堅決遏制外部勢力介入和干預臺灣、港澳、涉藏事務，維護國家統一和國際社會一個中國格局。妥善處理同周邊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同14個陸地鄰國中的12個劃定和勘定邊界。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先后同170多個國家建交，全面加入了主要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建立了109對伙伴關系，推動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布局和開放格局，為我國發展和改革開放營造了良好外部條件。
自主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路，助推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確立了新中國獨立自主新型外交的基本格局，在國際社會中牢牢站穩了腳跟。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實行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積極的歷史性變化。黨的十八大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牢把握服務民族復興、促進人類進步的主線，開拓創新，攻堅克難，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更加鮮明地展現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路。
回顧70年崢嶸歲月，中國外交在五個方面實現了歷史性轉變。一是時代主題上，從“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超越意識形態發展國家間關系，主動創建有利于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二是政治格局上，“從對抗格局的成員轉變為基于和平與發展的全球伙伴”，編織起遍布全球的伙伴關系網絡，形成了“朋友遍天下”的良好局面。三是經濟全球化上，“從游離于經濟全球化之外到成為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推手”，成為約130個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推動并引領經濟全球化造福世界人民。四是國際角色上，從國際公共產品的一般消費者轉變為重要提供者，中國外交的全球貢獻日益顯現。五是世界方位上，從一開始被孤立封鎖，到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自身成為國際秩序演變關鍵因素，中國外交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始終展現了負責任大國擔當，在國際風云變幻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70年來，中國外交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始終站在道義制高點上。中國在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中堅持獨立自主，在亞非拉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斗爭中主持公道正義，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秉持互利共贏，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逆流中維持開放合作、捍衛國際秩序，在世界格局的復雜深刻演變中保持定力、引領潮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形勢注入正能量。當代中國已被公認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在全球事務中的議程設置權、規則制定權、國際話語權不斷提升。
砥礪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精神風骨，為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理論的豐富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國際事務，先后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不干涉內政、“三個世界”、永遠不稱霸、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等影響深遠的重要外交理念，形成了以獨立自主、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鮮明特色的外交傳統，贏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贊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創性提出全球治理觀、發展觀、安全觀、文明觀、正確義利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外交新理念，確立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地位，使對外工作展現出與時俱進、奮發有為、開拓進取的嶄新風貌，為新時代外交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習近平外交思想“科學回答了什么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如何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等重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外交和新時代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既是對中國傳統哲學和政治智慧的創造性轉化、更新，也是對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的揚棄和超越。這一思想的不少內容已上升為國際共識，推動了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創新發展，為處理國與國關系，應對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提供了新模式和中國智慧。
模范踐行了天下為公、外交為民宗旨，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外交工作是黨和國家事業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激勵70年來的中國外交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和天下情懷，為中國盡責，為世界擔當。黨的十八大以來，外交戰線以更寬廣的視野、更自覺的責任、更進取的作為，深入貫徹外交為民宗旨，服務國內開放發展，打造海外民生工程，有力維護企業和公民的合法權益，贏得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普遍贊譽；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為人類社會實現共同發展、持續繁榮、長治久安凝聚廣泛共識。新時代外交的輝煌成就不僅極大振奮了黨心軍心民心，增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自信，也對外彰顯了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中國所煥發的強大生機活力，在國際上顯著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影響。
新中國外交70年的經驗和啟示
實踐蘊含智慧，歷史昭示未來。70年的實踐表明，中國外交是順應時代潮流、符合中國和世界人民利益、經得起歷史檢驗的。70年中國外交的光輝歷程，豐富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理論體系，積淀形成了一系列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和啟示意義。
堅持黨的領導，是外交工作的“定盤星”。黨的領導是中國外交最鮮明的特征和優勢。新中國成立之初，即確立了外交無小事、大權在中央的根本原則。70年來，外交工作堅決服從黨的領導，全面執行黨的路線。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了外交工作始終聚焦黨和國家中心任務，確保了外交大政方針的連續性、穩定性，確保了在復雜尖銳的國際斗爭中實現對外工作“一盤棋”，勠力同心，攻堅克難。這也是在新時代做好外交工作“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組織保障”。
堅持獨立自主，為民族自立樹立新典范。獨立自主是中國外交一以貫之的底色和原則。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帝國主義的干涉封鎖，毅然“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鑄就了中國外交獨立自主的錚錚鐵骨。無論國際形勢多么復雜嚴峻，外來壓力如何霸凌蠻橫，中國外交始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政策立場，用自己的腦袋思考，用自己的腳走路；始終將國家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絕不拿原則做交易，“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這在國際上為中國外交贏得了理解和尊重，也為那些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增加了信心和底氣。
堅持和平發展，為世界和平貢獻新力量。和平發展是中國外交的根本方向。在維護核心利益前提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是著眼中華民族前途命運、傳承中國歷史文化傳統、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新中國一貫主張和平共處，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并在新世紀提出了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重要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和平發展的內涵進行了豐富和發展，進一步傳遞出勇擔國際責任的積極和平姿態，為實現普遍和共同安全提供了理論支撐和現實基礎。堅持和平發展，走出一條不同于傳統大國的強國之路，是中國人民對實現民族復興偉大目標的自信自覺，也是中國對世界和平發展最有力的促進。
堅持命運與共，為人類進步擘畫新愿景。新中國外交素有天下為公的世界胸懷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國擔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平發展道路、構建和諧世界等外交理念無一不是這樣的體現。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全人類整體利益高度，超越社會制度和發展階段差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為中國和世界開辟了一條共同發展的康莊大道，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未來指明了正確方向，展現了強大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成為中國外交引領時代的鮮明旗幟。
堅持合作共贏，為國際關系探索新路徑。合作共贏是中國開展對外交流合作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中國外交的基本方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外交理念和倡議，如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共建“一帶一路”、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真實親誠的對非方針政策等，都以合作共贏作為核心原則和實現路徑。合作共贏摒棄了以強凌弱的叢林法則，超越了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以合作取代對抗，以雙贏多贏共贏代替獨占通吃，為各國擴大交流合作注入強勁動力，為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和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有利抓手。
堅持公平正義，為國際道義標注新高度。公平正義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中國外交的價值取向，也是國家軟實力的獨特標識。中國外交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我們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為原則的多邊主義，倡導開放包容，奉行正確義利觀，為廣大發展中國家鼓與呼，在熱點問題上勸和促談，為世界的和平與正義承擔大國應盡的責任。正是秉持講公道話、辦公道事的精神，中國贏得了越來越多國家的信任和支持，中國外交的道路越走越寬，“朋友圈”越來越大。
進一步做好新時代外交工作
大變局孕育大機遇，新時代開啟新前景。當前，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外交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
以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新時代外交工作。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外交思想，切實做到學懂弄通做實，使對外工作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學思踐悟習近平外交思想“十個堅持”的精髓要義，堅持運用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進一步把習近平外交思想運用到科學研判形勢、加強戰略謀劃、做好對外工作、建設外交隊伍上，轉化為開拓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強大動能，不斷提升外交行動力、謀劃力、創新力、塑造力。
加強黨對外交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外交大權在黨中央。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外交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折不扣地將黨中央對外方針政策和戰略部署落到實處，確保黨和國家意志得到貫徹彰顯。強化外交黨建，扎實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推動外交戰線進一步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不斷提高外交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服務的政治自覺。推進落實對外工作體制機制改革。對照“四個永葆”總要求，“建設一支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政治堅定、業務精湛、作風過硬、紀律嚴明的對外工作隊伍”。
繼承發揚新中國外交的優良傳統。新中國外交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是中國外交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礦”。要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大小國家主權一律平等，國際事務由各國人民商量著辦，尊崇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分歧和爭端，反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堅持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推動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共存共榮。堅持正確義利觀，做到義利兼顧。同時，與時俱進地對外交傳統和經驗進行豐富發展，使之更好適應新時代要求，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向更高境界。
統籌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堅持穩中有進總基調，立足大國基礎，著眼強國愿景，全面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發揮元首外交的引領作用，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推進建設新型國際關系。努力實現大國關系總體穩定、均衡發展，塑造更加友好有利的周邊環境，做好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大文章，持續構建全球伙伴關系網絡。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拓展對外開放新格局。深入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
加強外交工作中的調查研究。樹立“大國外交、調研先行”意識，大興學習之風，深入調查研究，確保外交政策的正確制定與貫徹執行，不斷提升對外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系統性、協同性。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透過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看本質，在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歷史性變化中分析問題，準確把握我國外部環境新變化和重要戰略機遇期新內涵。深化對新時代內政外交互動規律的認識，更好將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將對外工作與全局戰略聯系起來進行通盤謀劃。在調研工作中善于運用互聯網和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提高外交態勢感知、形勢分析研判、智能輔助決策的能力和水平。
加強外交理論與實踐的持續創新。新時代的中國外交，機遇和挑戰均前所未有，必須解放思想，求真務實，開拓進取，才能有效應對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新挑戰，不斷展現新氣象新作為。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貫穿問題導向，聚焦突出矛盾和問題，把握繼承與發展的辯證統一關系，在回答時代課題中推進外交理論和實踐創新，進一步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為世界和平發展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要自覺加強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和話語體系建設，用華夏文明涵養外交理論，用中華思維建構外交理論，用中國實踐豐富外交理論，對外講好中國和中國外交的生動故事。
加強新時代外交的斗爭精神和擔當作為。新時代要有新的氣象，強國征程要有強的氣勢，大國外交要有大的樣子。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外交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日益增多，面臨許多難啃的硬骨頭和硬任務，外交戰線必須做好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努力的準備。要增強戰略自信和定力，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堅決維護我國核心利益和主動有利的發展態勢。強化責任擔當，直面外交工作中的焦點難點問題，知重負重，迎難而上，砥礪前行。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在新時代外交中敢于“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堅持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注意防范化解國際和外交領域重大風險，行穩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