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是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建立新中國的成長史，是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的創業史，是黨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斗爭史。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在危難之際力挽狂瀾、絕處逢生，磨難之中百折不撓、浴火重生，失誤之后直面問題、撥亂反正，從稚嫩到成熟、從弱小到強大，成為全國人民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通過學習，我深刻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中國人民擔當起民族救亡和復興的重任，才能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才具有應對和化解危機的高超智慧，才具有刀刃向內糾偏正向的決心勇氣。下面，我談幾點個人體會。
一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得出的一個科學結論，是基于自身體會確認的偉大真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實踐告訴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盡管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經歷了重重挫折，走了許多彎路，但最終取得了偉大勝利。100年來，我們黨從嘉興南湖上的紅船出發，沐浴了北伐戰爭的洗禮，經受了土地革命的磨礪，穿越了抗日戰爭的硝煙，走過了解放戰爭的炮火，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決定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不僅使中國人民走上了幸福安康的廣闊道路，更為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
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黨先進的政治屬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純潔的政治品質。在“十四五”開局起步、各項重點工作全面開啟的特殊時期，我們更應切實站穩政治立場，把準政治方向，始終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要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100年前，黨建立之初就莊嚴地宣布：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自私自利的目的和打算，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的解放，它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從“大革命時期”號召人民一起“打倒列強、除軍閥”，到土地革命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再到抗日戰爭初期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以及解放戰爭后期的“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些口號都體現了依靠人民、為了人民的思想，都代表著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就啟示我們，無論做什么工作，都要始終堅定理想信念，強化使命擔當，站穩人民立場，秉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具體到我縣，就是在抓招商、上項目，優環境、促發展，強保障、惠民生等各項工作中，必須充分發動群眾、緊緊依靠群眾，凝聚強大合力，全力加快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增強群眾幸福感獲得感。
三要始終堅持攻堅克難。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到解放戰爭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黨中央面臨了1927年國民黨的屠殺政策，革命力量被屠戮殆盡;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國民黨拒絕和平民主要求，敵我力量懸殊等一次次絕境，但黨中央并沒有被巨大的困難壓倒，而是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成功化解一次又一次危機，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懈奮斗，最終取得了勝利，創造了難以置信的奇跡。
近年來，在縣委的堅強領導下，我們實現了“十三五”圓滿收官，各項事業呈現蓬勃發展的良好態勢，但我們面臨的形勢仍然嚴峻復雜，歷史欠賬還有很多，高質量發展的任務依然艱巨繁重。尤其是，當前我國已經進入新發展階段，各項事業發展必將面臨新形勢、新問題、新挑戰，這就要求我們從黨的奮斗歷史中汲取經驗、汲取智慧、汲取力量，秉承百折不撓的優良傳統，找準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切入點、結合點、著力點，全面補強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民生領域的欠賬，助推縣域高質量發展，為“十四五”開好局、起好步奠定扎實基礎。
四要始終堅持自我革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氣，是因為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謀私利才能不掩飾缺點、不回避問題、不文過飾非，有缺點克服缺點，有問題解決問題，有錯誤承認并糾正錯誤。“八七”會議糾正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出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黨從來不犯錯誤，而在于黨能夠總結經驗、糾正錯誤，通過吸取教訓提高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使錯誤成為正確的先導，從而獲得新的更加強大的生機和活力。
這就要求我們，自覺做到以史鑒今、以史資政，不斷自省和自我革新，認真開展好“三會一課”、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等，充分利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手段，以刀刃向內的勇氣、以刮骨療毒的狠勁，深入剖析整改自身存在的問題，不斷自我完善、自我革新，提高執政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以新擔當新作為展現新時代領導干部新姿態。
黨的歷史是黨、國家和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作為一名黨員干部，只有準確把握黨史最基本的內涵，不斷從黨史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接好時代的“接力棒”，走好當代人的長征路。我們要深入研討黨史，始終保持對黨的信任和信賴，永遠聽黨話跟黨走，為奮力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的偉大勝利作出應有貢獻!
第2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根據會議安排，圍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和習近平總書記視察xx重要講話等精神，專題學習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感悟思想偉力。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創建中國共產黨，縱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彪炳史冊的光輝歷程，我們黨帶領中國人民面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歷經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黨和人民進行28年浴血奮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使人民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偉大跨越，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
第3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同志們：
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黨課主題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的時間跨度為1919年至1949年。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問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并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8年，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這里既然講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有必要再解釋一下這個“新”的含義。所謂“新”，是相對于17-18世紀歐美國家發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總的來說所謂“新”主要含義指：新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新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新的革命理想（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開始。
按照事件起因、經過、結果的客觀發展模式，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介紹，將從其發生的歷史背景、革命歷程、偉大意義三方面來展開，其中，對第二部分革命歷程四個時期階段的介紹是本次分享內容的重點。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然而，從1840年西方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逐漸喪失獨立的地位，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反對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統治，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撓的斗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爆發的。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軌道，使社會性質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獨立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的中國逐步變成半封建的中國。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隨著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和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逐步形成的。
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使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半殖民地化。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武裝入侵和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割占和強行租借土地，劃分勢力范圍，駐扎軍隊及干涉行政和司法等，使中國喪失了許多主權和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地位。同時，通過索取戰爭賠款、控制海關稅收、傾銷商品及壟斷財政金融等手段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使中國逐漸喪失經濟上的獨立而不得不依賴和受制于帝國主義列強。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決不是為了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和發展，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客觀上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一定條件，但并沒有使中國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因為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明顯的優勢。又因為中國民族資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資本中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占了很大部分，工業的比重不高，它所經營的，主要是輕工業，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不能構成完整的工業體系，在技術和設備等方面，不得不依賴于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官僚資本相勾結，利用其政治、經濟特權和其他方面的優勢，極力阻止和排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外國資本、本國官僚資本和封建勢力的多重壓迫，不僅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而且也不可能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也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
但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軍閥專制統治對人民困苦的加劇，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索救國圖存之路，而且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也為中國革命創造了轉變的客觀條件。概括起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發面：一是國際環境，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由此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就使中國革命有了新的國際環境，具備了轉變的時代條件；二是經濟條件，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忙于在歐洲戰場廝殺無暇顧及中國，且歐戰各國需從中國進口原材料和農產品等因素的影響，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進入“黃金時期”；三是政治條件，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及歐戰結束后的外資企業的增加，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也隨之壯大，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興社會力量，到五四運動后期，中國工人階級已經以獨立的姿態正式登上政治舞臺，開始形成為一支強大的、最富有革命性的新的社會力量，成為了運動的主力軍；四是思想條件，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促使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尤其是五四運動的爆發與發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運動中，青年學生是先鋒，工人階級是主力軍。從此，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走上同工人相結合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工人中去，使中國具備了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思想和干部條件。
縱觀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19年至1927年，被成為大革命時期；第二階段為1927年至1937年，被成為土地革命時期；第三階段為1937年至1945年，被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第四階段為1945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在國內、國際革命形勢的發展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左邊這幅有些模糊的照片展示的是，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第一個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罷工，海員和市民歡慶罷工勝利的場景。這場罷工是1922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起因是海員要求增加工資，在克服港英當局種種阻撓和破壞下，罷工堅持了56天，迫使港英當局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答應為海員增加15％-30％的工資。這次勝利，增強了工人階級的斗爭勇氣和信心，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右邊這幅圖描述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遭到鎮壓的場景，1923年2月4日，在長達2000余公里的京漢鐵路上，3萬名工人在3小時內有條不紊地舉行了總同盟罷工。3天后，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吳佩孚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前后犧牲者52人，受傷者300余人，被捕入獄者40余人，被開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史稱二七慘案。這次慘案發生后，各地工會組織除廣東、湖南外都遭封閉，工人情緒一時趨于消沉，至此，持續13個月的中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在此期間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30萬以上。
從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的事實中中國共產黨人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階級雖然有堅強的革命性，但人數畢竟少，如果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黨就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正是從這種情況出發，中國共產黨決定采取積極的步驟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推動國共合作的建立。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對三民主義作出順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隨著國共合作的進行，特別是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北伐戰爭的勝利和工農運動的高漲，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黨的思想、組織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設都有相當的進展。據1927年3月統計，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四百余人迅速達到了近六萬人，同時在全國除新疆、青海、貴州、西藏、臺灣外，都建立了黨的組織或有了黨的活動。
隨著1926年11月北伐軍在江西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面對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羽翼已經豐滿的蔣介石的反共面目越來越公開地暴露出來，國共合作開始面臨深刻的危機。終于在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回顧整個大革命時期，應當說在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因此獲得巨大的勝利。但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很難在發動第一次沖擊時就贏得最后的勝利。大革命的失敗，從客觀方面講，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強大，是由于資產階級發生嚴重動搖、統一戰線出現劇烈分化，是由于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拉攏和支持下，先后投入了反革命營壘。從主觀方面來說，這時的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應付如此復雜環境的政治經驗，缺乏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深刻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由此導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放棄了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革命遭到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的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兩萬多人，在南昌城頭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之后的秋收起義，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繼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后，中國共產黨又于1927年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但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起義三天后即告失敗，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許多革命者英勇犧牲。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同時期在各地舉行的一系列起義，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其到農村中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基本政策也更為明確。
但當時的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時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致使左傾錯誤思想在黨內滋生、發酵、并最終造成嚴重后果，直接表現為第五次反圍剿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失敗，迫使工農紅軍進入艱難的戰略轉移，開啟了歷時兩年的偉大長征。險境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北重鎮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有關的轉折點。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尖銳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此外，在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始終虎視眈眈不停步地向中國進攻，在1931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不斷向南推進。面對外敵入侵，中國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戰；而國民黨為了穩固政權，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國土淪陷。直到1936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在弄清情況后，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之后，中國共產黨還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推動歷史潮流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應當說，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國各族人民經過極其艱苦的斗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取得的。中國人民的巨大民族覺醒、空前民族團結和英勇民族抗爭，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偉大的抗日戰爭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同時，抗日戰爭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經過抗日戰爭，中國人民不僅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而且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和新中國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反映人民的要求，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種種努力。1945年8月28日，國共進行重慶談判，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親赴重慶，在當時成為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受到輿論的熱烈贊譽。這次談判歷時43天。1945年10月10日，雙方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盡管談判結果——國民黨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只是口頭上的，但卻使我黨獲得了政治上的主動，一旦內戰爆發，國民黨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另外，這次會談和達成的協議，還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這是人民力量的一個勝利。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完成了戰爭的準備部署后，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全面內戰爆發。戰爭初期的形勢對于人民革命力量來說非常嚴峻。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對比，國民黨都占有明顯優勢。1946年7月，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約430萬人，其中正規軍約200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只有約127萬人，其中野戰軍61萬人。雙方總兵力的對比為3.4:1。國民黨軍隊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人民解放軍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裝備基本上是繳自日、偽軍的步兵武器，僅有少數火炮。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占全國76％的面積、3.39億人口的地區，控制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和人力、物力資源；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只約占全國的24％，人口約1.36億，近代工業很少，基本上依靠傳統的農業經濟。
因此從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里，人民軍隊處于戰略防御階段。憑借著“為著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的政治方針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原則，在前八個月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后四個月努力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
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人民解放軍一年的作戰，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三路大軍挺進中原的戰略行動，促成了人民解放軍全國規模戰略進攻的總形勢。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性勝利的決定階段，中共中央抓住戰略決戰的有利時機，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針對東北、華東、華北戰場的不同情況制定出各具特點的作戰方針，使三大戰役之間和各戰役的各個階段之間有機地聯系起來，一環扣一環、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地向前發展，有力地保證了這場偉大的戰略決戰的勝利。
隨著渡江戰役的勝利，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的全部大陸領土都獲得了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基本勝利。
重新回望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可以說它的發生和勝利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雄厚的群眾基礎，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是繼十月革命勝利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使帝國主義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后方基地變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陣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遭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它對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也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最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才順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的統治。由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所形成的這些基本結論，成為中國人民的巨大精神財富。
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四條：
一是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由于她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這是黨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近80年的時間內，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都是沒有停止過的。但是，中國人民沒有什么思想武器來抵御帝國主義，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起來，中國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在于它能夠在實踐中為人們認識真理開辟道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獨立自主地來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從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為中國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深深地扎下根來，并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轉化為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
二是正確的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時刻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先進政黨的堅強領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任何反動勢力也沒有可能戰勝的偉大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盡管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也經歷過重重的挫折，走了許多彎路，但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得出的一個科學的結論，是他們基于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
三是廣泛統一戰線。建立一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對象是極其殘暴和兇惡的，同時，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人口的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如果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和聯合廣大的中間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信這一點，并且堅持了在革命統一戰線中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從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把全國各族和各階層人民緊密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歷盡千辛萬苦，戰勝了許多艱難險阻，最終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另外一條重要的經驗。
四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必然。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曾經實驗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但是，它們最終都失敗了。事實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資產階級民主，以人民共和國代替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28年來的經驗時，所指出的：“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這是對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革命斗爭經驗的深刻總結。
第4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一、學習目的
深刻領會我們黨領導人民經過二十八年(1921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浴血奮戰，完成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建立中共人民共和國，實現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二、學習內容
(一)五四運動標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勝的協約國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5月4日，北京3000余學生齊集天安門前舉行示威，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革命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所給與的實際教訓中，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這是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進一步傳播的直接原因。在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中，李大釗起著主要作用。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陳獨秀，這時也站在了馬克思主義立場上。毛澤東在其主編的《湘江評論》上，熱情歌頌十月革命的勝利，認為這個勝利必將普及于世界，我們應該效仿，他第二次來到北京后，熱心搜尋并閱讀共產主義書籍，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三)黨的歷屆代表大會
1.黨的一大。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開幕。由于會場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舉行。黨的一大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堅持用革命的手段實現這個目標。黨的一大決定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選舉產生了以陳獨秀為書記的中央局。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始終把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使命。
2.黨的二大。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黨的二大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家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大會指出，為實現反帝反軍閥的革命目標，必須聯合全國一切革命黨派，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黨成立不過一年，就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并使這個綱領很快傳播開來，“打倒列強，除軍閥”成為廣大群眾的共同呼聲。這說明只有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才能為中國革命指明方向。黨的二大通過了第一個黨章，對黨員條件、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紀律作出具體規定，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原則，這對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大會還通過決議案，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黨的二大通過決議案，闡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組成的政黨，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強調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廣大的群眾中去，都必須是不離開群眾的，這對建黨初期工農運動的開展具有重要意義。黨的二大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
(注：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內容詳見《中國共產黨簡史》)
3.黨的三大。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國420名黨員。黨的三大正確估計了孫中山的革命立場和國民黨進行改組的可能性，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明確規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已的獨立性。黨的三大第一次修訂黨的章程，對二大黨章進行了若干修改，首次規定新黨員有候補期，首次規定黨員可以“自請出黨”，即自愿退黨。黨的三大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還組成陳獨秀任委員長的中央局。黨的三大后，國共合作步伐大大加快。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動員黨員和革命青年加入國民黨，在全國范圍內積極推進國民革命運動。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孫中山聘請他擔任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后來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國民黨一大審議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三民主義作出新解釋，即“新三民主義”。在民族主義中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中強調民主權利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會后不久，孫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國民黨一大的政治綱領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政治綱領的若干基本原則是一致的，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注：國共合作、大革命興起等內容詳見《中國共產黨簡史》)
4.黨的四大。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全國994名黨員。黨的四大的重大歷史功績在于，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提出了工農聯盟問題，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還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總結建黨以來尤其是國共合作一年來實踐經驗基礎上，對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重大進展。黨的四大還決定在全國范國內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擴大黨員的數量，鞏固黨的紀律，明確規定以支部作為黨的基本組織。黨的四大對黨章進行了修改，對支部建設提出具體要求，規定有三名黨員即可成立黨支部。黨的四大選舉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陳獨秀任總書記的中央局。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孫中山逝世后，原先就堅持反共立場的國民黨右派重新活躍起來，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進一步分化，國共合作建立的統一戰線面臨更加復雜的局面。這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注：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工農運動、國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等內容詳見《中國共產黨簡史》)
5.黨的五大。在大革命緊急關頭，1927年4月至5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2人，代表全國57967名黨員。黨的五大選出了黨的中央委員會，隨后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總書記。還選舉產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在黨的建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會后，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黨的五大的要求，通過了修改黨章的決議，正式提出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首次把民主集中制明確寫入黨章，首次把黨與青年團的關系寫入黨章，首次明確入黨年齡須在18歲以上。黨的五大提出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確的原則，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沒有提出有效的具體措施，難以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
(注：土地革命風暴、八七會議、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內容詳見《中國共產黨簡史》)
6.黨的六大。1928年6月至7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大會通過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等一系列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產黨黨章》，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大會科學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于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過去，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六大把工作中心從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轉到從事長期的艱苦的群眾工作，確定以爭取群眾作為黨的首要任務，把“左”傾作為主要危險來反對。這是黨的工作方針的一次重要轉變。大會通過的黨章，詳細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內容，并在黨員管理制度和黨的組織機構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規定。黨的六大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在黨內思想十分混亂的情況下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六大以后，全黨貫徹執行六大路線，恢復和重建黨的組織，領導開展群眾斗爭，中國革命出現走向恢復和發展的局面。
(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古田會議，紅軍反“圍剿”斗爭，九一八事變，紅軍長征，遵義會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等內容詳見《中國共產黨簡史》)
7.黨的七大。在德國法西斯面臨徹底覆亡和抗日戰爭接近勝利的前夜，在全黨整風的基礎上，1945年4月至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著全國121萬名黨員。這次大會負有總結以往革命經驗、迎接抗日戰爭勝利和引導中國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務。毛澤東向大會提交《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并作口頭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軍事報告，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發言。黨的七大提出黨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大會再次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口號，進而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具體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大會制定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綱領，提出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宏偉任務，并在黨的文件上首次明確提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黨的七大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這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毛澤東在此前大會預備會上強調看齊意識，他說“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黨的七大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6月19日，七屆一中全會選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等為副主席。這就使全黨在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黨的七大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全國代表大會。它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克服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于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空前的團結。七大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人黨的史冊。
(四)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產黨人的信仰追求和人民立場、勝利的啟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革命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經驗，鍛造出了有效的克敵制勝的武器。毛澤東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革命引向勝利，一條根本性的經驗就是，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這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一旦被中國人民所接受，就轉化成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中國革命的歷史充分證明：歷史和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是完全正確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恩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完全正確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為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掃清了主要障礙，創造了政治前提;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幾千年來受壓迫、受奴役的中國人民從此成了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
第5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按照區委統一安排，我認真進行了黨史學習，重點學習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讓我深受教育、深受啟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始于五四運動，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發展、壯大，見證了國共兩黨的合作、對峙、斗爭，誕生了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誕生了“槍桿子里出政權”“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聲音。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中國近代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中熠熠生輝的一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成為了中華民族偉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習近平總書記說“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通過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的學習與總結，讓我對領悟黨的方針、堅定黨的信念，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一、牢記黨的理想信念，明確目標
近代以來，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封建統治本身固有的腐敗，中華大地山河破碎、生靈涂炭，中國逐漸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目睹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中國人民開始了為苦難中國尋求出路的不斷探索，北洋軍閥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中間派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國民黨統治集團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先后粉墨登場，但只有中國共產黨最終贏得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在內的擁護，為中國人民指明斗爭的目標和前進的方向，領導中國人民擺脫階級的壓迫和失敗的厄運，把被視為“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團結和凝聚成不可戰勝的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我們黨一路走來，指引我們前行、上下求索的是什么?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即馬克思主義真理信仰、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理想。而有別于其他政治派別，中國共產黨不是因利益而結成的政黨，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組織起來的政黨，從嘉興南湖起航的小小紅船，到領航中國行穩致遠的巍巍巨輪，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無論處于逆境還是順境，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從未動搖，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我們黨建黨思想的核心內容，成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和不斷取得新勝利的精神指引，揭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歷史必然。
二、牢記黨的實踐創造，啟迪智慧
黨在政治上的先進性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強大的政黨是在自我革命中鍛造出來的。回顧黨的歷史，總是在推動社會革命的同時勇于推動自我革命，土地制度改革運動的發展和整黨運動的深入開展，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國性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而毛澤東思想的確立，更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集中成果，成為被實踐證明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始終堅持真理、敢于正視問題、勇于刮骨療毒，正因如此，我們黨才能夠屢屢在危難之際絕處逢生、失誤之后撥亂反正，成為永遠打不倒、壓不垮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一時先進并不代表永遠先進，如果放松了自身建設，淡化了性質、迷失了方向、動搖了理想信念，這種政治上的先進性就會喪失，一切也就無從談起。我們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又先后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源源不斷地為推進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正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經歷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社會主義在世界陷入低潮，然而社會主義的中國卻巋然屹立世界東方，我想這也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最好的答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現在我們依然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依然要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目的就是要更好地認識國情，更好地認識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大勢，更好地認識歷史發展規律，更好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提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更加能動地推進各項工作。
三、牢記黨員的政治品格，擔當作為
習近平總書記說，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無數共產黨人前仆后繼、流血犧牲，為的、靠的是什么?我想，除了向著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奮進的決心，還有一代代的共產黨員堅定的政治品格，是每一位黨員入黨宣誓時的政治承諾。“對黨忠誠”是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對黨忠誠”是具體的，在革命戰爭年代殺敵報國、嚴守秘密、視死如歸是對黨忠誠，在建設和改革時期恪盡職守、敢于擔當、堅守本色，是對黨忠誠;“對黨忠誠”也是實踐的，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守信踐諾，自覺主動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而勤懇努力工作。正是因為千千萬萬黨員干部對黨絕對忠誠，黨才有凝聚力、戰斗力，才能經受住各種考驗、戰勝各種困難，才能不斷發展壯大。
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接力跑，我們這代共產黨人該怎樣把我們這一棒跑好，同時為下一代人跑出一個好成績。我想，作為新時代的黨員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要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要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要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自覺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習近平總書記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作為一名黨員領導干部，通過沉淀下來，以淡薄的心態進行黨史學習，讓我更加深刻地領會了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的內涵。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做小我”把該擔當的歷史責任擔當起來，“成大我”把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場偉大社會革命進行好，一步一個腳印向著美好未來和最高理想前進。
第6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同志們：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黨課主題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的時間跨度為1919年至1949年。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問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并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8年，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這里既然講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有必要再解釋一下這個“新”的含義。所謂“新”，是相對于17－18世紀歐美國家發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總的來說所謂“新”主要含義指：新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新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新的革命理想（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開始。
按照事件起因、經過、結果的客觀發展模式，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介紹，將從其發生的歷史背景、革命歷程、偉大意義三方面來展開，其中，對第二部分革命歷程四個時期階段的介紹是本次分享內容的重點。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然而，從1840年西方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逐漸喪失獨立的地位，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反對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統治，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撓的斗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爆發的。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軌道，使社會性質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獨立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的中國逐步變成半封建的中國。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隨著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和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逐步形成的。
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使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半殖民地化。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武裝入侵和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割占和強行租借土地，劃分勢力范圍，駐扎軍隊及干涉行政和司法等，使中國喪失了許多主權和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地位。同時，通過索取戰爭賠款、控制海關稅收、傾銷商品及壟斷財政金融等手段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使中國逐漸喪失經濟上的獨立而不得不依賴和受制于帝國主義列強。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決不是為了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和發展，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客觀上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一定條件，但并沒有使中國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因為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明顯的優勢。又因為中國民族資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資本中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占了很大部分，工業的比重不高，它所經營的，主要是輕工業，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不能構成完整的工業體系，在技術和設備等方面，不得不依賴于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官僚資本相勾結，利用其政治、經濟特權和其他方面的優勢，極力阻止和排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外國資本、本國官僚資本和封建勢力的多重壓迫，不僅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而且也不可能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也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
但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軍閥專制統治對人民困苦的加劇，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索救國圖存之路，而且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也為中國革命創造了轉變的客觀條件。概括起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發面：一是國際環境，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由此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就使中國革命有了新的國際環境，具備了轉變的時代條件；二是經濟條件，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忙于在歐洲戰場廝殺無暇顧及中國，且歐戰各國需從中國進口原材料和農產品等因素的影響，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進入“黃金時期”；三是政治條件，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及歐戰結束后的外資企業的增加，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也隨之壯大，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興社會力量，到五四運動后期，中國工人階級已經以獨立的姿態正式登上政治舞臺，開始形成為一支強大的、最富有革命性的新的社會力量，成為了運動的主力軍；四是思想條件，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促使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尤其是五四運動的爆發與發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運動中，青年學生是先鋒，工人階級是主力軍。從此，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走上同工人相結合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工人中去，使中國具備了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思想和干部條件。
縱觀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19年至1927年，被成為大革命時期；第二階段為1927年至1937年，被成為土地革命時期；第三階段為1937年至1945年，被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第四階段為1945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在國內、國際革命形勢的發展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左邊這幅有些模糊的照片展示的是，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第一個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罷工，海員和市民歡慶罷工勝利的場景。這場罷工是1922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起因是海員要求增加工資，在克服港英當局種種阻撓和破壞下，罷工堅持了56天，迫使港英當局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答應為海員增加15％－30％的工資。這次勝利，增強了工人階級的斗爭勇氣和信心，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右邊這幅圖描述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遭到鎮壓的場景，1923年2月4日，在長達2000余公里的京漢鐵路上，3萬名工人在3小時內有條不紊地舉行了總同盟罷工。3天后，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吳佩孚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前后犧牲者52人，受傷者300余人，被捕入獄者40余人，被開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史稱二七慘案。這次慘案發生后，各地工會組織除廣東、湖南外都遭封閉，工人情緒一時趨于消沉，至此，持續13個月的中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在此期間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30萬以上。
從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的事實中中國共產黨人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階級雖然有堅強的革命性，但人數畢竟少，如果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黨就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正是從這種情況出發，中國共產黨決定采取積極的步驟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推動國共合作的建立。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對三民主義作出順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隨著國共合作的進行，特別是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北伐戰爭的勝利和工農運動的高漲，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黨的思想、組織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設都有相當的進展。據1927年3月統計，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四百余人迅速達到了近六萬人，同時在全國除新疆、青海、貴州、西藏、臺灣外，都建立了黨的組織或有了黨的活動。
隨著1926年11月北伐軍在江西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面對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羽翼已經豐滿的蔣介石的反共面目越來越公開地暴露出來，國共合作開始面臨深刻的危機。終于在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回顧整個大革命時期，應當說在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因此獲得巨大的勝利。但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很難在發動第一次沖擊時就贏得最后的勝利。大革命的失敗，從客觀方面講，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強大，是由于資產階級發生嚴重動搖、統一戰線出現劇烈分化，是由于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拉攏和支持下，先后投入了反革命營壘。從主觀方面來說，這時的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應付如此復雜環境的政治經驗，缺乏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深刻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由此導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放棄了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革命遭到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的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兩萬多人，在南昌城頭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之后的秋收起義，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繼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后，中國共產黨又于1927年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但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起義三天后即告失敗，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許多革命者英勇犧牲。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同時期在各地舉行的一系列起義，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其到農村中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基本政策也更為明確。
但當時的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時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致使左傾錯誤思想在黨內滋生、發酵、并最終造成嚴重后果，直接表現為第五次反圍剿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失敗，迫使工農紅軍進入艱難的戰略轉移，開啟了歷時兩年的偉大長征。險境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北重鎮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有關的轉折點。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尖銳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此外，在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始終虎視眈眈不停步地向中國進攻，在1931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不斷向南推進。面對外敵入侵，中國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戰；而國民黨為了穩固政權，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國土淪陷。直到1936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在弄清情況后，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之后，中國共產黨還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推動歷史潮流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應當說，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國各族人民經過極其艱苦的斗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取得的。中國人民的巨大民族覺醒、空前民族團結和英勇民族抗爭，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偉大的抗日戰爭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同時，抗日戰爭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經過抗日戰爭，中國人民不僅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而且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和新中國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反映人民的要求，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種種努力。1945年8月28日，國共進行重慶談判，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親赴重慶，在當時成為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受到輿論的熱烈贊譽。這次談判歷時43天。1945年10月10日，雙方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盡管談判結果——國民黨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只是口頭上的，但卻使我黨獲得了政治上的主動，一旦內戰爆發，國民黨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另外，這次會談和達成的協議，還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這是人民力量的一個勝利。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完成了戰爭的準備部署后，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全面內戰爆發。戰爭初期的形勢對于人民革命力量來說非常嚴峻。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對比，國民黨都占有明顯優勢。1946年7月，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約430萬人，其中正規軍約200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只有約127萬人，其中野戰軍61萬人。雙方總兵力的對比為3.4：1。國民黨軍隊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人民解放軍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裝備基本上是繳自日、偽軍的步兵武器，僅有少數火炮。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占全國76％的面積、3.39億人口的地區，控制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和人力、物力資源；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只約占全國的24％，人口約1.36億，近代工業很少，基本上依靠傳統的農業經濟。
因此從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里，人民軍隊處于戰略防御階段。憑借著“為著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的政治方針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原則，在前八個月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后四個月努力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
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人民解放軍一年的作戰，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三路大軍挺進中原的戰略行動，促成了人民解放軍全國規模戰略進攻的總形勢。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性勝利的決定階段，中共中央抓住戰略決戰的有利時機，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針對東北、華東、華北戰場的不同情況制定出各具特點的作戰方針，使三大戰役之間和各戰役的各個階段之間有機地聯系起來，一環扣一環、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地向前發展，有力地保證了這場偉大的戰略決戰的勝利。
隨著渡江戰役的勝利，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的全部大陸領土都獲得了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基本勝利。
重新回望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可以說它的發生和勝利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雄厚的群眾基礎，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是繼十月革命勝利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使帝國主義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后方基地變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陣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遭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它對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也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最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才順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的統治。由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所形成的這些基本結論，成為中國人民的巨大精神財富。
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四條：
一是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由于她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這是黨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近80年的時間內，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都是沒有停止過的。但是，中國人民沒有什么思想武器來抵御帝國主義，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起來，中國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在于它能夠在實踐中為人們認識真理開辟道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獨立自主地來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從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為中國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深深地扎下根來，并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轉化為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
二是正確的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時刻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先進政黨的堅強領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任何反動勢力也沒有可能戰勝的偉大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盡管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也經歷過重重的挫折，走了許多彎路，但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得出的一個科學的結論，是他們基于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
三是廣泛統一戰線。建立一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對象是極其殘暴和兇惡的，同時，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人口的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如果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和聯合廣大的中間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信這一點，并且堅持了在革命統一戰線中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從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把全國各族和各階層人民緊密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歷盡千辛萬苦，戰勝了許多艱難險阻，最終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另外一條重要的經驗。
四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必然。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曾經實驗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但是，它們最終都失敗了。事實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資產階級民主，以人民共和國代替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28年來的經驗時，所指出的：“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這是對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革命斗爭經驗的深刻總結。
以上就是本次黨課的全部內容，感謝大家的聆聽。
第7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按照此次中心組集體學習要求，圍繞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進行了系統地學習思考，結合思想和工作實際，談幾點認識和體會。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前提下創建的，它解決了中國革命的發展問題以及以后去向，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幫助中國擺脫了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命運，推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成功，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對當代中國政治思想與實踐的突破與發展對具有重要意義，對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也啟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們要通過不斷堅持學習、研究、認識、發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解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實際難題，這對對鞏固社會主義陣地具有一定的好處。同時該理論也可以對我們的學習工作生活進行指導糾偏，對于個人的發展有一定啟迪作用。
我們應該看到在新民主主義理論在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因脫離實際、忽視客觀規律而阻滯中國革命與社會建設的情況比比皆是，這告訴我們，要結合自己的具體實際情況、尊重客觀規律，不盲目而行、隨波逐流，探索適合個人發展的道路。在建國后一段時間逐漸改變了原來的認識和設想，忽視一些客觀實際，使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發生了嬗變，并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構想，使現在中國沒有完全實現當初設想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因此我們更應該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盲目自大，時刻自省，注意進行自我評判，要時刻提醒自己實事求是、少走彎路。
誠然，新民主主義理革命論的形成是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而我們對于學習、工作與生活的探索又何嘗不是如此。在對于人生道路的探索過程中，我們應該不屈不撓、懷抱希望，相信陽光總在風雨后，看看先輩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多少次道路陷入死胡同，但最后他們依然挺了過來，才有了我們今天對于在幾十年前生活的人們來說可望不可即的好日子。同時，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鮮明的創新性，這啟示我們要立足實際，不斷大膽創新，要樹立革命批判精神和創新意識，打破固有的保守觀念，不要拘泥于條條框框，要注重研究新情況，善于提出新問題，敢于尋找新思路，確立新觀念，開拓新境界。
第8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年-1949年）是黨團結和帶領人民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時期，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我們一起來看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哪些歷史知識吧！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事件有？
答：
1919年5月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1921年7月中共誕生——民主革命從此煥然一新，有了新的革命政黨
1924年1月 第一次國共建立合作——國民革命的開始
1931年9月九一八事件——中日民族矛盾開始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開始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中華民族崛起有了鍥機，國際地位提高
1946年6月國共內戰又開始——國共從合作走向對抗
1949年10月新中國誕生——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
答：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分為哪幾個階段？
答：
第一階段：1919-1927年，被稱為“大革命”時期；
第二階段：1927-1937年，被稱為“土地革命”時期；
第三階段：1931-1945年，被稱為“抗日戰爭”時期；
第四階段：1945-1949年，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是？
答：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其中，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是最主要的革命對象。 官僚資本指四大家族及軍閥控制的資本。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三個勝利法寶？
答：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
問：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事件是？
答：1949年南京國民政府的覆滅。
問：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完全勝利的事件是？
答：新民主主義革命完全勝利的標志是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注意：南京國民政府覆滅之時已經完成了大部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此時可以說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但當時中國尚有未解放地區，并且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并沒有完全廢除，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全勝利時間應該是1956年底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時。當時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完成，開始邁進社會主義革命時期。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英雄人物有？
李大釗
（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
他積極領導和推動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在犧牲前李大釗慷慨激昂：“不能因為反動派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他高呼“共產黨萬歲！”英勇就義，時年38歲。
陳延年
(1898~1927年7月4日)
陳獨秀長子。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為中國解放革命事業做出過巨大貢獻。1922年6月，與趙世炎、周恩來一起創建旅歐共產主義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并擔任宣傳部長。1927年6月26日于上海被捕入獄，7月4日英勇就義。
趙世炎
（1901年4月13日~1927年7月19日）
中國共產黨早期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者、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一起創建了中共旅歐支部。回國后，趙世炎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罷工，成為當時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1927年不幸被捕犧牲。
董存瑞
（1929年10月15日~1948年5月25日）
河北省懷來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第11縱隊32師96團2營6連6班班長，1948年在國共戰爭時期在河北省隆化縣的隆化戰斗中舍身炸碉堡陣亡。
在歷史上還有很多這樣的英雄人物，在這里小編就不一一舉例了，我們要珍惜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安定祥和的美好生活哦！
第9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同志們：
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黨課主題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的時間跨度為1919年至1949年。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問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并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8年，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這里既然講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有必要再解釋一下這個“新”的含義。所謂“新”，是相對于17-18世紀歐美國家發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總的來說所謂“新”主要含義指：新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新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新的革命理想（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開始。
按照事件起因、經過、結果的客觀發展模式，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介紹，將從其發生的歷史背景、革命歷程、偉大意義三方面來展開，其中，對第二部分革命歷程四個時期階段的介紹是本次分享內容的重點。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然而，從1840年西方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逐漸喪失獨立的地位，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反對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統治，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撓的斗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爆發的。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軌道，使社會性質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獨立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的中國逐步變成半封建的中國。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隨著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和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逐步形成的。
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使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半殖民地化。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武裝入侵和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割占和強行租借土地，劃分勢力范圍，駐扎軍隊及干涉行政和司法等，使中國喪失了許多主權和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地位。同時，通過索取戰爭賠款、控制海關稅收、傾銷商品及壟斷財政金融等手段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使中國逐漸喪失經濟上的獨立而不得不依賴和受制于帝國主義列強。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決不是為了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和發展，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客觀上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一定條件，但并沒有使中國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因為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明顯的優勢。又因為中國民族資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資本中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占了很大部分，工業的比重不高，它所經營的，主要是輕工業，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不能構成完整的工業體系，在技術和設備等方面，不得不依賴于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官僚資本相勾結，利用其政治、經濟特權和其他方面的優勢，極力阻止和排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外國資本、本國官僚資本和封建勢力的多重壓迫，不僅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而且也不可能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也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
但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軍閥專制統治對人民困苦的加劇，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索救國圖存之路，而且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也為中國革命創造了轉變的客觀條件。概括起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發面：一是國際環境，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由此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就使中國革命有了新的國際環境，具備了轉變的時代條件；二是經濟條件，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忙于在歐洲戰場廝殺無暇顧及中國，且歐戰各國需從中國進口原材料和農產品等因素的影響，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進入“黃金時期”；三是政治條件，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及歐戰結束后的外資企業的增加，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也隨之壯大，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興社會力量，到五四運動后期，中國工人階級已經以獨立的姿態正式登上政治舞臺，開始形成為一支強大的、最富有革命性的新的社會力量，成為了運動的主力軍；四是思想條件，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促使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尤其是五四運動的爆發與發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運動中，青年學生是先鋒，工人階級是主力軍。從此，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走上同工人相結合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工人中去，使中國具備了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思想和干部條件。
縱觀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19年至1927年，被成為大革命時期；第二階段為1927年至1937年，被成為土地革命時期；第三階段為1937年至1945年，被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第四階段為1945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在國內、國際革命形勢的發展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左邊這幅有些模糊的照片展示的是，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第一個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罷工，海員和市民歡慶罷工勝利的場景。這場罷工是1922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起因是海員要求增加工資，在克服港英當局種種阻撓和破壞下，罷工堅持了56天，迫使港英當局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答應為海員增加15％-30％的工資。這次勝利，增強了工人階級的斗爭勇氣和信心，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右邊這幅圖描述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遭到鎮壓的場景，1923年2月4日，在長達2000余公里的京漢鐵路上，3萬名工人在3小時內有條不紊地舉行了總同盟罷工。3天后，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吳佩孚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前后犧牲者52人，受傷者300余人，被捕入獄者40余人，被開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史稱二七慘案。這次慘案發生后，各地工會組織除廣東、湖南外都遭封閉，工人情緒一時趨于消沉，至此，持續13個月的中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在此期間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30萬以上。
從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的事實中中國共產黨人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階級雖然有堅強的革命性，但人數畢竟少，如果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黨就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正是從這種情況出發，中國共產黨決定采取積極的步驟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推動國共合作的建立。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對三民主義作出順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隨著國共合作的進行，特別是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北伐戰爭的勝利和工農運動的高漲，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黨的思想、組織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設都有相當的進展。據1927年3月統計，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四百余人迅速達到了近六萬人，同時在全國除新疆、青海、貴州、西藏、臺灣外，都建立了黨的組織或有了黨的活動。
隨著1926年11月北伐軍在江西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面對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羽翼已經豐滿的蔣介石的反共面目越來越公開地暴露出來，國共合作開始面臨深刻的危機。終于在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回顧整個大革命時期，應當說在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因此獲得巨大的勝利。但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很難在發動第一次沖擊時就贏得最后的勝利。大革命的失敗，從客觀方面講，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強大，是由于資產階級發生嚴重動搖、統一戰線出現劇烈分化，是由于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拉攏和支持下，先后投入了反革命營壘。從主觀方面來說，這時的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應付如此復雜環境的政治經驗，缺乏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深刻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由此導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放棄了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革命遭到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的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兩萬多人，在南昌城頭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之后的秋收起義，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繼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后，中國共產黨又于1927年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但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起義三天后即告失敗，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許多革命者英勇犧牲。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同時期在各地舉行的一系列起義，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其到農村中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基本政策也更為明確。
但當時的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時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致使左傾錯誤思想在黨內滋生、發酵、并最終造成嚴重后果，直接表現為第五次反圍剿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失敗，迫使工農紅軍進入艱難的戰略轉移，開啟了歷時兩年的偉大長征。險境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北重鎮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有關的轉折點。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尖銳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此外，在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始終虎視眈眈不停步地向中國進攻，在1931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不斷向南推進。面對外敵入侵，中國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戰；而國民黨為了穩固政權，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國土淪陷。直到1936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在弄清情況后，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之后，中國共產黨還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推動歷史潮流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應當說，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國各族人民經過極其艱苦的斗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取得的。中國人民的巨大民族覺醒、空前民族團結和英勇民族抗爭，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偉大的抗日戰爭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同時，抗日戰爭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經過抗日戰爭，中國人民不僅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而且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和新中國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反映人民的要求，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種種努力。1945年8月28日，國共進行重慶談判，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親赴重慶，在當時成為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受到輿論的熱烈贊譽。這次談判歷時43天。1945年10月10日，雙方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盡管談判結果——國民黨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只是口頭上的，但卻使我黨獲得了政治上的主動，一旦內戰爆發，國民黨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另外，這次會談和達成的協議，還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這是人民力量的一個勝利。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完成了戰爭的準備部署后，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全面內戰爆發。戰爭初期的形勢對于人民革命力量來說非常嚴峻。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對比，國民黨都占有明顯優勢。1946年7月，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約430萬人，其中正規軍約200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只有約127萬人，其中野戰軍61萬人。雙方總兵力的對比為3.4:1。國民黨軍隊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人民解放軍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裝備基本上是繳自日、偽軍的步兵武器，僅有少數火炮。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占全國76％的面積、3.39億人口的地區，控制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和人力、物力資源；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只約占全國的24％，人口約1.36億，近代工業很少，基本上依靠傳統的農業經濟。
因此從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里，人民軍隊處于戰略防御階段。憑借著“為著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的政治方針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原則，在前八個月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后四個月努力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
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人民解放軍一年的作戰，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三路大軍挺進中原的戰略行動，促成了人民解放軍全國規模戰略進攻的總形勢。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性勝利的決定階段，中共中央抓住戰略決戰的有利時機，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針對東北、華東、華北戰場的不同情況制定出各具特點的作戰方針，使三大戰役之間和各戰役的各個階段之間有機地聯系起來，一環扣一環、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地向前發展，有力地保證了這場偉大的戰略決戰的勝利。
隨著渡江戰役的勝利，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的全部大陸領土都獲得了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基本勝利。
重新回望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可以說它的發生和勝利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雄厚的群眾基礎，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是繼十月革命勝利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使帝國主義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后方基地變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陣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遭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它對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也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最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才順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的統治。由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所形成的這些基本結論，成為中國人民的巨大精神財富。
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四條：
一是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由于她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這是黨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近80年的時間內，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都是沒有停止過的。但是，中國人民沒有什么思想武器來抵御帝國主義，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起來，中國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在于它能夠在實踐中為人們認識真理開辟道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獨立自主地來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從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為中國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深深地扎下根來，并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轉化為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
二是正確的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時刻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先進政黨的堅強領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任何反動勢力也沒有可能戰勝的偉大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盡管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也經歷過重重的挫折，走了許多彎路，但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得出的一個科學的結論，是他們基于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
三是廣泛統一戰線。建立一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對象是極其殘暴和兇惡的，同時，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人口的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如果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和聯合廣大的中間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信這一點，并且堅持了在革命統一戰線中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從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把全國各族和各階層人民緊密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歷盡千辛萬苦，戰勝了許多艱難險阻，最終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另外一條重要的經驗。
四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必然。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曾經實驗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但是，它們最終都失敗了。事實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資產階級民主，以人民共和國代替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28年來的經驗時，所指出的：“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這是對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革命斗爭經驗的深刻總結。
第10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根據縣委“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安排，我就“帶頭踐行初心使命”這一主題進行發言。下面，結合前期學習，結合組織工作，談談自己的體會。
初心和使命是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在作十九大報告時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習近平總書記對組織部門自身建設提出“講政治、重公道、業務精、作風好”的要求。組織部門要把“12字”部風要求落到實處，作為組織部長，應當不斷強化“四種意識”，作好組織部門的“當家人”，作好組織工作的“掌舵人”，作好組工干部的“領頭人”，切實發揮組織部長作用，努力培養一批忠誠、公正、務實、擔當的優秀組工干部，以實際表現向黨和人民交出一份滿意答卷。
一、充分發揮“頭雁”作用，作“講政治”的表率。“以令率人，不若身先”。只有自己過得硬，腰板挺得直，說話才有底氣，行事才有分量。一是要堅定政治信仰。要堅持戰略清醒和定力，堅持“四個自信”，堅持不懈地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敬畏手中權力。做人須敬畏，做官更須敬畏。權力是把雙刃劍，權力來自人民，必須服務人民。越是職位高、權力大，越要牢記權力的本質。要嚴守公與私、情與法、利與法的分界線，為人方正、處事公正，辦事不離“章”、行為不越“軌”、權力不出“格”，自覺給欲望安上“閘門”。三是要強化服務宗旨。牢固樹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甘作人民公仆的思想，樹立和實踐群眾觀念和群眾路線，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行為準則。
二、充分發揮“頭雁”作用，做“重公道”的表率。干部工作，直接關系到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的工作面貌。“公道正派”是干部工作的靈魂。作為組織部長，選拔用人一定要重公道。一是識別人要公道。要近距離接觸干部，注意在重大問題、為民服務、對待名利、為人處世、處理復雜問題等方面，觀察其見識見解、品質情懷、境界格局、道德品質、能力水平;二是評價人要公道。嚴格遵循考察的辦法和程序，提高考察的科學性規范性，防止主觀隨意性。要尊重考察的結果，不以個人喜好定優劣，而要按照事業需要和黨的原則來衡量。要科學分析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結果，既尊重民意又不簡單以票取人。要綜合運用年度考核、平時考核、任職考察結果，認真聽取紀委監察機關、審計部門的意見，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結合起來;三是選拔人要公道。堅持因事擇人，堅持好中選優，堅持優中選強，把最合適的人選放到所需要的崗位上去。要重用那些敢于堅持原則、敢于擔當責任、敢于改革創新，埋頭苦干不搞歪門邪道的干部，樹立正確用人導向。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嚴把程序關，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
三、充分發揮“頭雁”作用，做“業務精”的表率。不管在什么崗位、干什么工作，只有鉆進去，才能找到工作的真諦，才能從粗到精、精益求精。一是要加強業務鉆研，一心一意、心無旁騖，干一行、鉆一行、愛一行，常懷“空杯心態”，及時學習組織工作的新政策、新方針，做自己所干的工作和業務的行家里手。二是要加強調查研究，要經常深入基層，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到基層組織中去看，到黨員群眾中去聽，到基層干部中去問，才能找到正確答案，拿出更多務實管用的辦法來，不斷增強干事創業的本領;三是要加強攻堅克難。要帶著強烈的政治責任感，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創業上。在困難面前，要敢于亮劍，迎難而上。特別是對工作中的一些老大難問題，要下功夫吃透情況、找準病根，拿出解決問題的實招。
四、充分發揮“頭雁”作用，做“作風好”的表率。作為領導干部，一定要牢固樹立紀律和規矩意識，不違紀、不越規。一是堅守紅線。正確對待人民賦予手中的權力，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牢固樹立公仆意識、程序意識。尤其要加強廉政風險防控，厲行節約，在干部選拔任用上嚴格做到按制度、按程序辦事，自覺接受黨和人民的監督。二是嚴守規矩。自覺遵守黨紀國法，嚴格依法依規辦事，依法依規管人，嚴于律己律人，帶動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嚴起來。三是管好圈子。加強自我修養，嚴格約束自己、家庭、親屬的操守和行為,注重家庭、家教、家風養成。凈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堅決抵制不正之風侵蝕，不搞特權、不謀私利，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干事。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我要永遠牢記剛入黨時的初心，牢記自己使命，帶頭踐行初心使命，切實發揮組織部長作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貢獻自己一份力量。
第11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在《新民主主義論》這篇光輝著作中，毛澤東總結了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論述了中國民主革命發展的基本規律，第一次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有關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論。著作分別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來論證新民主主義的先進性。
《新民主主義論》是借《中國文化》出版之際寫出的，可見應該對于文化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
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義文化可以分為一下幾點來說：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先進的，它指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勝利。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先進的思想家、革命家為了解決救亡和發展問題，先后進行了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但最終都失敗了。毛澤東高瞻遠矚地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縱觀中國的國體問題，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方案都是行不通的。在抗戰期間，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以此為基點，構筑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框架。并明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反帝反封建，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資本主義共和國，而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它是達成社會主義的一個特殊過渡時期。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探索出一套適合正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就國就亡的革命理論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它科學地回答了近代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問題，正取得的解決了中國革命的發展理論問題，揭示了近代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極大了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在這套先進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地主階級剝削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先進政治、文化的基礎。
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如果沒有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化就成了空中樓閣。因為特定的社會形態首先表現為經濟形態。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經濟作出分析，認為被破壞的自然經濟、軟弱的民族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強占的不平衡經濟，是導致中國貧窮落后的罪魁禍首。從而得出了引導中國成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所應實施的經濟綱領——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實行“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和“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的經濟政策。先進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成分包括國營經濟、私營經濟和合作經濟。毛澤東的遠見為中國的革命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也為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三、當時中國先進的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篇幅最長的是建設先進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種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也正是因為這種新文化的指導，中國從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成了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
四、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
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這點上，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反動的唯心論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于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義論》集中體現了中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革命勝利后構想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上的偉大創舉。它指導了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使中國人民看到了幸福生活的新希望。把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第12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是黨中央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作出的重大部署，對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下面結合開展主題教育，圍繞學習《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重要論述選編》內容做一交流發言。
一、守初心就是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反復強調的一句話，習總書記強調，“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面向未來，面對挑戰，全黨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是什么?中國共產黨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使命，這也是激勵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的根本動力。近代以來，我們的民族經歷磨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無數仁人志士奮起抗爭，但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團結帶領人民頑強奮斗，把貧窮落后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既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是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期。要高質量完成這些目標任務，必須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持續發揚革命先烈的革命斗爭精神，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不斷努力奮斗。作為一名XX干部，守初心，就是要時刻牢記總書記的囑托，堅持把幫助人民群眾致富作為講政治的具體行動，堅定理想信念，以牢固的公仆意識、堅定的奉獻精神踐行初心。
二、擔使命就是要牢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擔使命就是要牢記我們黨肩負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勇于擔當負責，積極主動作為，用科學的理念、長遠的眼光、務實的作風謀劃事業。”身處XX工作崗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在目前就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當前，脫貧攻堅到了最吃勁的時候，脫貧攻堅考驗著我們的精神狀態、干事能力、工作作風，既要運籌帷幄，也要沖鋒陷陣。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定信心、勇于擔當，把脫貧職責扛在肩上，把脫貧任務抓在手上，從最困難的群體入手，從最突出的問題著眼，從最具體的工作抓起，堅持以問題為導向，通堵點、疏通點、消盲點，全面解決好“兩不愁三保障”方面存在的問題;堅持實施最嚴格的考核制度，進一步倒逼責任落實、政策落實、工作落實，以敢死拼命的精神，攻堅克難，乘勢前行。只有這樣，才能在實踐中增長經驗智慧，在經風雨、見世面中壯筋骨、長才干，始終保持斗爭精神，敢于直面風險挑戰，磨練出堅忍不拔的意志，鼓足起無私無畏的勇氣，敢于擔當、敢于負責，勇敢前行，努力戰勝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一己之力。
三、找差距就是要堅持勇于自我革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我們黨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氣，關鍵是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堅持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檢視自己，這也是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的主要原因。黨的十八以來，提出全面從嚴治黨，以敢于刀刃向內的勇氣向黨內頑瘴痼疾開刀，以一抓到底的釘釘子精神把管黨治黨要求落實落細，都貫穿著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體現出了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決心和意志。面對當前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只有不斷提高自身能力建設，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我們要堅持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不斷對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對照黨章黨規，對照人民群眾新期待，對照先進和榜樣，堅持高標準、嚴要求，認真查找問題和不足，對自身進行全面檢查，有的放矢進行整改，認真處理好公和私、義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樂的關系，保持平和心態，為黨和人民做事。通過認真整改找出的差距，不斷校準自己的行為，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持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不斷強化群眾觀點、群眾立場、群眾感情，增強服務群眾的意識，切實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覺悟，提高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能力素質，提高自身道德修養，樹立良好的作風形象。
四、抓落實就是要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轉化為推進各項工作實際行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要堅持從具體問題抓起，著力提高改革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著眼于解決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把有利于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惠民生的改革舉措往前排，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實，做到緊之又緊、細之又細、實之又實”。武裝頭腦、推動工作，落實點在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學懂弄通做實，落腳點在做實。抓落實，就必須在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轉化為推進脫貧攻堅各項工作的實際行動中，把初心使命變成銳意進取、開拓創新的精氣神和埋頭苦干、真抓實干的自覺行動。要堅決貫徹總書記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要求，在工作中要堅持知行合一、真抓實干，做實干家，拿出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韌勁，對有利于黨和人民事業的，就堅決干、加油干、擼起袖子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干出名堂、干出成績，干到人民滿意為止。要增強狠抓落實本領，黨員領導干部要自覺從全局高度謀劃推進改革，堅持說實話、謀實事、出實招、求實效，把雷厲風行和久久為功有機結合起來，做到實事求是、求真務實，善始善終、善作善成，把準方向、敢于擔當，親力親為、抓實工作，勇于攻堅克難，以釘釘子精神做實做細做好各項工作。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樹立正確政績觀，真抓實干，轉變作風，緊盯群眾最關心、最關切的事情，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推動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地生根，推動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13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為扎實開展好黨史學習教育，根據本院《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實施工作方案》，3月19日，市五中法院召開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會，專題學習研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院黨組成員、副院長王姝主持會議，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唐文，執行管理處處長蘭建恒、立案庭副庭長陳雯雯、刑二庭副庭長梁婷圍繞專題進行研討發言。院黨組成員、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二級巡視員、全體中層領導干部共60余人參加會議。
集中學習的內容主要有：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原文；
陳敏爾書記在全市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原文；
《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知史愛黨、知史愛國”、“繼續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讓井岡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時代光芒”、“在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唐文副院長發言要點：
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正確認識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才能增強底氣、骨氣，形成愛黨愛國的理性認同。作為黨員干部學習歷史、領悟歷史，把黨史、新中國史學好，才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才能正確理解“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一深邃的哲學問題，真正做到常懷憂黨之心、為黨之責、強黨之志，厚植愛黨愛國情懷。知黨史、新中國史，要真正體悟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要深刻理解黨的初心使命，保持政治定力，增強愛黨愛國的思想和行動自覺，要真正把準歷史前進的脈絡，融入時代主題，增強愛黨愛國的思想和行動自覺。
蘭建恒處長發言要點：
延安精神是中央紅軍長征到陜北的13年里，黨中央領導人民群眾進行抗日戰爭、反摩擦斗爭、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形成的具有體系性的觀念和作風，其內涵可以提煉為：一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二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三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四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作為黨員領導干部，我們要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繼續發揚延安精神，從中汲取力量，切實把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落實到行動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陳雯雯副庭長發言要點：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井岡山，創建以寧岡縣為中心的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在革命根據地處于危急之時，用無數革命先烈的英勇就義和矢志不渝形成了信念堅定、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的井岡山精神。通過對井岡山精神的重新學習進一步深刻體會到，作為一名法官，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弘揚井岡山精神，就是要做到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真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自覺踐行黨的根本宗旨，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梁婷副庭長發言要點：
爆發于民族危難之際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中國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巴黎和會又使他們看清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壓，五四運動帶著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姿態登上歷史舞臺，不僅留下了偉大的五四精神，而且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作為人民法院的青年干警繼承和弘揚五四精神，就是要對“業之重者”篤定于行，以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司法需求為標尺，不斷提升審判質效和司法公信力。
第14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為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工作，4月14日上午，市文廣旅局繼續開展“文旅先鋒大講堂——領導講黨課”活動，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華應根以《中國共產黨黨史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題，帶領全體黨員干部重新回望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
華應根圍繞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四個階段的革命歷程，以豐富的史料、詳實的數據、深刻講述了這段歷史的社會根源以及偉大的歷史意義。
華應根強調，要深刻認識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一是選擇正確的方向；二是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三是建立廣泛統一戰線；四是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通過此次黨課學習，大家紛紛表示，要深刻學習革命前輩和先進共產黨員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以實際行動秉承革命先烈遺志，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扎實的工作作風投入到本職工作中，為促進新時期文廣旅事業高質量發展貢獻應有的力量。
第15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年-1949年）是黨團結和帶領人民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時期，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我們一起來看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哪些歷史知識吧！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事件有？
答：
1919年5月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1921年7月中共誕生——民主革命從此煥然一新，有了新的革命政黨
1924年1月 第一次國共建立合作——國民革命的開始
1931年9月九一八事件——中日民族矛盾開始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開始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中華民族崛起有了鍥機，國際地位提高
1946年6月國共內戰又開始——國共從合作走向對抗
1949年10月新中國誕生——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
答：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分為哪幾個階段？
答：
第一階段：1919-1927年，被稱為“大革命”時期；
第二階段：1927-1937年，被稱為“土地革命”時期；
第三階段：1931-1945年，被稱為“抗日戰爭”時期；
第四階段：1945-1949年，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是？
答：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其中，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是最主要的革命對象。 官僚資本指四大家族及軍閥控制的資本。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三個勝利法寶？
答：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
問：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事件是？
答：1949年南京國民政府的覆滅。
問：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完全勝利的事件是？
答：新民主主義革命完全勝利的標志是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注意：南京國民政府覆滅之時已經完成了大部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此時可以說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但當時中國尚有未解放地區，并且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并沒有完全廢除，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全勝利時間應該是1956年底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時。當時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完成，開始邁進社會主義革命時期。
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英雄人物有？
李大釗
（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
他積極領導和推動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在犧牲前李大釗慷慨激昂：“不能因為反動派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他高呼“共產黨萬歲！”英勇就義，時年38歲。
陳延年
(1898~1927年7月4日)
陳獨秀長子。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為中國解放革命事業做出過巨大貢獻。1922年6月，與趙世炎、周恩來一起創建旅歐共產主義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并擔任宣傳部長。1927年6月26日于上海被捕入獄，7月4日英勇就義。
趙世炎
（1901年4月13日~1927年7月19日）
中國共產黨早期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者、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一起創建了中共旅歐支部。回國后，趙世炎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罷工，成為當時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1927年不幸被捕犧牲。
董存瑞
（1929年10月15日~1948年5月25日）
河北省懷來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第11縱隊32師96團2營6連6班班長，1948年在國共戰爭時期在河北省隆化縣的隆化戰斗中舍身炸碉堡陣亡。
在歷史上還有很多這樣的英雄人物，在這里小編就不一一舉例了，我們要珍惜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安定祥和的美好生活哦！
第16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開展以來，按照上級的部署要求，近段時間，我按照“守初心、擔使命，找差距、抓落實”的總要求，牢牢把握深入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錘煉忠誠干凈擔當的政治品格，把學習成效轉化為70周年大慶的責任擔當，轉化為推進新時代工作的最大激情，推動“理論學習有收獲、思想政治受洗禮、干事創業敢擔當、為民服務解難題、清正廉潔作表率”的具體目標在日常工作中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下面，我結合自己的所學所思所悟，從四個“牢牢把握”談一下自己的感想。
一是要牢牢把握黨的絕對領導的要求，始終確保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前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黨忠誠要害在‘絕對’兩個字，就是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雜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忠誠”。對黨忠誠是政治大德、首德，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對黨忠誠是黨員隊伍不變的政治基因，是共產黨員的血脈之魂。旗幟鮮明講政治，在事關旗幟、事關方向、事關道路的根本問題上，必須牢牢把握黨的絕對領導這一根本政治原則。始終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做到政治上同向，進一步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忠誠核心、擁護核心、跟隨核心、捍衛核心，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思想上同心，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育黨鑄魂、固本培元的戰略性工程常抓不懈，確保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聽黨話、跟黨走。做到行動上同步，不折不扣抓好中央、部、省等各項決策部署的落實，堅決做到擔當負責，主動作為。
二是要牢牢把握履行新時代使命任務的要求，始終確保與群眾魚水情深。“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情懷是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固有的政治品格。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造福人民、為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的自然延伸和內在要求。我們要把把踏實干事作為履職從政的基本要求，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注重家庭、家教、家風，恪守公道正派的職業道德、守法誠信的社會公德、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始終將“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牢記心間，切實做到為民、愛民、造福于民，使人民群眾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這才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實踐上的深層次體現。
三是要牢牢把握改革創新的要求，始終確保新時代工作后勁更強。要堅定信心、乘勢而上，緊跟時代發展大勢，堅持向改革要動力、要活力，向科技要動力、戰斗力。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就是把過去、現在和未來貫通起來，立足當下、回望過去、展望未來，讓廣大黨員謹記建黨之初心，始終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始終保持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對人民始終懷有赤子之心，自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現在，中國人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還要看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越是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面臨的阻力和壓力就會越大，面臨的矛盾問題和風險挑戰就會越多。我們要深入推進機構改革，健全完善統一高效的管理體系，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的組織體系和管理體系。在打造特色品牌在下功夫，深入開展創建爭先創優活動;在追求卓越上下功夫，深入推進大數據智能化建設和應用，努力時代發展進程中的難題，提升工作科學化、智能化、現代化水平。
四是要牢牢把握管黨治黨的要求，始終確保隊伍整體素質過硬。習近平指出，要堅持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斷純潔黨的隊伍，保證黨的肌體健康。就像老英雄張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輩子堅守初心、不改本色，無論在部隊保家衛國，還是到地方為民造福，張富清用一生深刻詮釋了共產黨員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新時代凝聚起了強大力量。作為一名黨員，面對新時代隊伍建設新要求，我們要始終牢記習近平總書記對共產黨員的殷切囑托，堅持從嚴治黨管黨一刻都不放松，不斷提高政治站位，心中要有敬畏感，守好廉潔底線，筑牢思想防線，以實際行動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初心使命，珍惜黨和人民的信任，不斷提高自身黨性修養，摒棄貪欲念頭，牢牢繃緊紀律規矩防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際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們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就是要傳承紅色基因，帶著責任，帶著擔當，帶著激情，堅持發展為先、實干為要。內化為心，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上來，努力爭當有信仰、有擔當、有氣節、有情懷的人民公仆;外化于行，切實以做好本職工作堅守初心和使命，把忠誠刻在心上，讓初心照耀人生，一棒接著一棒跑，向黨和人民交上一份滿意答卷!
第17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同志們：
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黨課主題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的時間跨度為1919年至1949年。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問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并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8年，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這里既然講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有必要再解釋一下這個“新”的含義。所謂“新”，是相對于17-18世紀歐美國家發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總的來說所謂“新”主要含義指：新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新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新的革命理想(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開始。
按照事件起因、經過、結果的客觀發展模式，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介紹，將從其發生的歷史背景、革命歷程、偉大意義三方面來展開，其中，對第二部分革命歷程四個時期階段的介紹是本次分享內容的重點。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然而，從1840年西方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逐漸喪失獨立的地位，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反對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統治，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撓的斗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爆發的。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軌道，使社會性質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獨立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的中國逐步變成半封建的中國。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隨著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和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逐步形成的。
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使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半殖民地化。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武裝入侵和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割占和強行租借土地，劃分勢力范圍，駐扎軍隊及干涉行政和司法等，使中國喪失了許多主權和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地位。同時，通過索取戰爭賠款、控制海關稅收、傾銷商品及壟斷財政金融等手段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使中國逐漸喪失經濟上的獨立而不得不依賴和受制于帝國主義列強。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決不是為了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和發展，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客觀上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一定條件，但并沒有使中國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因為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明顯的優勢。又因為中國民族資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資本中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占了很大部分，工業的比重不高，它所經營的，主要是輕工業，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不能構成完整的工業體系，在技術和設備等方面，不得不依賴于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官僚資本相勾結，利用其政治、經濟特權和其他方面的優勢，極力阻止和排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外國資本、本國官僚資本和封建勢力的多重壓迫，不僅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而且也不可能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也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
但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軍閥專制統治對人民困苦的加劇，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索救國圖存之路，而且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也為中國革命創造了轉變的客觀條件。概括起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發面：一是國際環境，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由此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就使中國革命有了新的國際環境，具備了轉變的時代條件;二是經濟條件，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忙于在歐洲戰場廝殺無暇顧及中國，且歐戰各國需從中國進口原材料和農產品等因素的影響，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進入“黃金時期”;三是政治條件，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及歐戰結束后的外資企業的增加，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也隨之壯大，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興社會力量，到五四運動后期，中國工人階級已經以獨立的姿態正式登上政治舞臺，開始形成為一支強大的、最富有革命性的新的社會力量，成為了運動的主力軍;四是思想條件，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促使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尤其是五四運動的爆發與發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運動中，青年學生是先鋒，工人階級是主力軍。從此，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走上同工人相結合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工人中去，使中國具備了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思想和干部條件。
縱觀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19年至1927年，被成為大革命時期;第二階段為1927年至1937年，被成為土地革命時期;第三階段為1937年至1945年，被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第四階段為1945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在國內、國際革命形勢的發展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左邊這幅有些模糊的照片展示的是，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第一個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罷工，海員和市民歡慶罷工勝利的場景。這場罷工是1922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起因是海員要求增加工資，在克服港英當局種種阻撓和破壞下，罷工堅持了56天，迫使港英當局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答應為海員增加15%-30%的工資。這次勝利，增強了工人階級的斗爭勇氣和信心，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右邊這幅圖描述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遭到鎮壓的場景，1923年2月4日，在長達2000余公里的京漢鐵路上，3萬名工人在3小時內有條不紊地舉行了總同盟罷工。3天后，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吳佩孚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前后犧牲者52人，受傷者300余人，被捕入獄者40余人，被開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史稱二七慘案。這次慘案發生后，各地工會組織除廣東、湖南外都遭封閉，工人情緒一時趨于消沉，至此，持續13個月的中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在此期間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30萬以上。
從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的事實中中國共產黨人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階級雖然有堅強的革命性，但人數畢竟少，如果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黨就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正是從這種情況出發，中國共產黨決定采取積極的步驟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推動國共合作的建立。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對三民主義作出順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隨著國共合作的進行，特別是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北伐戰爭的勝利和工農運動的高漲，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黨的思想、組織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設都有相當的進展。據1927年3月統計，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四百余人迅速達到了近六萬人，同時在全國除新疆、青海、貴州、西藏、臺灣外，都建立了黨的組織或有了黨的活動。
隨著1926年11月北伐軍在江西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面對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羽翼已經豐滿的蔣介石的反共面目越來越公開地暴露出來，國共合作開始面臨深刻的危機。終于在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回顧整個大革命時期，應當說在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因此獲得巨大的勝利。但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很難在發動第一次沖擊時就贏得最后的勝利。大革命的失敗，從客觀方面講，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強大，是由于資產階級發生嚴重動搖、統一戰線出現劇烈分化，是由于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拉攏和支持下，先后投入了反革命營壘。從主觀方面來說，這時的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應付如此復雜環境的政治經驗，缺乏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深刻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由此導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放棄了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革命遭到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的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兩萬多人，在南昌城頭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之后的秋收起義，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繼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后，中國共產黨又于1927年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但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起義三天后即告失敗，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許多革命者英勇犧牲。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同時期在各地舉行的一系列起義，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其到農村中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基本政策也更為明確。
但當時的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時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致使左傾錯誤思想在黨內滋生、發酵、并最終造成嚴重后果，直接表現為第五次反圍剿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失敗，迫使工農紅軍進入艱難的戰略轉移，開啟了歷時兩年的偉大長征。險境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北重鎮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有關的轉折點。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尖銳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此外，在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始終虎視眈眈不停步地向中國進攻，在1931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不斷向南推進。面對外敵入侵，中國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戰;而國民黨為了穩固政權，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國土淪陷。直到1936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在弄清情況后，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之后，中國共產黨還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推動歷史潮流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應當說，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國各族人民經過極其艱苦的斗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取得的。中國人民的巨大民族覺醒、空前民族團結和英勇民族抗爭，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偉大的抗日戰爭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同時，抗日戰爭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經過抗日戰爭，中國人民不僅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而且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和新中國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反映人民的要求，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種種努力。1945年8月28日，國共進行重慶談判，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親赴重慶，在當時成為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受到輿論的熱烈贊譽。這次談判歷時43天。1945年10月10日，雙方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盡管談判結果——國民黨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只是口頭上的，但卻使我黨獲得了政治上的主動，一旦內戰爆發，國民黨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另外，這次會談和達成的協議，還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這是人民力量的一個勝利。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完成了戰爭的準備部署后，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全面內戰爆發。戰爭初期的形勢對于人民革命力量來說非常嚴峻。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對比，國民黨都占有明顯優勢。1946年7月，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約430萬人，其中正規軍約200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只有約127萬人，其中野戰軍61萬人。雙方總兵力的對比為3.4:1。國民黨軍隊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人民解放軍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裝備基本上是繳自日、偽軍的步兵武器，僅有少數火炮。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占全國76%的面積、3.39億人口的地區，控制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和人力、物力資源;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只約占全國的24%，人口約1.36億，近代工業很少，基本上依靠傳統的農業經濟。
因此從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里，人民軍隊處于戰略防御階段。憑借著“為著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的政治方針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原則，在前八個月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后四個月努力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
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人民解放軍一年的作戰，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三路大軍挺進中原的戰略行動，促成了人民解放軍全國規模戰略進攻的總形勢。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性勝利的決定階段，中共中央抓住戰略決戰的有利時機，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針對東北、華東、華北戰場的不同情況制定出各具特點的作戰方針，使三大戰役之間和各戰役的各個階段之間有機地聯系起來，一環扣一環、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地向前發展，有力地保證了這場偉大的戰略決戰的勝利。
隨著渡江戰役的勝利，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的全部大陸領土都獲得了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基本勝利。
重新回望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可以說它的發生和勝利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雄厚的群眾基礎，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是繼十月革命勝利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使帝國主義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后方基地變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陣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遭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它對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也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最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才順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的統治。由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所形成的這些基本結論，成為中國人民的巨大精神財富。
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四條：
一是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由于她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這是黨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近80年的時間內，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都是沒有停止過的。但是，中國人民沒有什么思想武器來抵御帝國主義，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起來，中國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在于它能夠在實踐中為人們認識真理開辟道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獨立自主地來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從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為中國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深深地扎下根來，并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轉化為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
二是正確的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時刻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先進政黨的堅強領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任何反動勢力也沒有可能戰勝的偉大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盡管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也經歷過重重的挫折，走了許多彎路，但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得出的一個科學的結論，是他們基于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
三是廣泛統一戰線。建立一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對象是極其殘暴和兇惡的，同時，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人口的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如果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和聯合廣大的中間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信這一點，并且堅持了在革命統一戰線中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從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把全國各族和各階層人民緊密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歷盡千辛萬苦，戰勝了許多艱難險阻，最終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另外一條重要的經驗。
四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必然。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曾經實驗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但是，它們最終都失敗了。事實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資產階級民主，以人民共和國代替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28年來的經驗時，所指出的：“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這是對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革命斗爭經驗的深刻總結。以上就是本次黨課的全部內容，感謝大家的聆聽。
第18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為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工作，4月14日上午，市文廣旅局繼續開展“文旅先鋒大講堂——領導講黨課”活動，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華應根以《中國共產黨黨史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題，帶領全體黨員干部重新回望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
華應根圍繞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四個階段的革命歷程，以豐富的史料、詳實的數據、深刻講述了這段歷史的社會根源以及偉大的歷史意義。
華應根強調，要深刻認識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一是選擇正確的方向；二是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三是建立廣泛統一戰線；四是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通過此次黨課學習，大家紛紛表示，要深刻學習革命前輩和先進共產黨員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以實際行動秉承革命先烈遺志，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扎實的工作作風投入到本職工作中，為促進新時期文廣旅事業高質量發展貢獻應有的力量。
第19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同志們：
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黨課主題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的時間跨度為1919年至1949年。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問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并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8年，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這里既然講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有必要再解釋一下這個“新”的含義。所謂“新”，是相對于17-18世紀歐美國家發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總的來說所謂“新”主要含義指：新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新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新的革命理想(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開始。
按照事件起因、經過、結果的客觀發展模式，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介紹，將從其發生的歷史背景、革命歷程、偉大意義三方面來展開，其中，對第二部分革命歷程四個時期階段的介紹是本次分享內容的重點。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背景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然而，從1840年西方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逐漸喪失獨立的地位，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反對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統治，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撓的斗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爆發的。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軌道，使社會性質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獨立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的中國逐步變成半封建的中國。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隨著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和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逐步形成的。
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使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半殖民地化。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武裝入侵和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割占和強行租借土地，劃分勢力范圍，駐扎軍隊及干涉行政和司法等，使中國喪失了許多主權和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地位。同時，通過索取戰爭賠款、控制海關稅收、傾銷商品及壟斷財政金融等手段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使中國逐漸喪失經濟上的獨立而不得不依賴和受制于帝國主義列強。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決不是為了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和發展，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客觀上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一定條件，但并沒有使中國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因為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明顯的優勢。又因為中國民族資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資本中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占了很大部分，工業的比重不高，它所經營的，主要是輕工業，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不能構成完整的工業體系，在技術和設備等方面，不得不依賴于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官僚資本相勾結，利用其政治、經濟特權和其他方面的優勢，極力阻止和排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外國資本、本國官僚資本和封建勢力的多重壓迫，不僅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而且也不可能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也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
但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軍閥專制統治對人民困苦的加劇，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索救國圖存之路，而且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也為中國革命創造了轉變的客觀條件。概括起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發面：一是國際環境，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由此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就使中國革命有了新的國際環境，具備了轉變的時代條件。二是經濟條件，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忙于在歐洲戰場廝殺無暇顧及中國，且歐戰各國需從中國進口原材料和農產品等因素的影響，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進入“黃金時期”。三是政治條件，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及歐戰結束后的外資企業的增加，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也隨之壯大，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興社會力量，到五四運動后期，中國工人階級已經以獨立的姿態正式登上政治舞臺，開始形成為一支強大的、最富有革命性的新的社會力量，成為了運動的主力軍。四是思想條件，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促使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尤其是五四運動的爆發與發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運動中，青年學生是先鋒，工人階級是主力軍。從此，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走上同工人相結合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工人中去，使中國具備了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思想和干部條件。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
縱觀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19年至1927年，被成為大革命時期;第二階段為1927年至1937年，被成為土地革命時期;第三階段為1937年至1945年，被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第四階段為1945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在國內、國際革命形勢的發展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左邊這幅有些模糊的照片展示的是，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第一個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罷工，海員和市民歡慶罷工勝利的場景。這場罷工是1922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起因是海員要求增加工資，在克服港英當局種種阻撓和破壞下，罷工堅持了56天，迫使港英當局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答應為海員增加15%-30%的工資。這次勝利，增強了工人階級的斗爭勇氣和信心，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右邊這幅圖描述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遭到鎮壓的場景，1923年2月4日，在長達2000余公里的京漢鐵路上，3萬名工人在3小時內有條不紊地舉行了總同盟罷工。3天后，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吳佩孚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前后犧牲者52人，受傷者300余人，被捕入獄者40余人，被開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史稱二七慘案。這次慘案發生后，各地工會組織除廣東、湖南外都遭封閉，工人情緒一時趨于消沉，至此，持續13個月的中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在此期間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30萬以上。
從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的事實中中國共產黨人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階級雖然有堅強的革命性，但人數畢竟少，如果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黨就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正是從這種情況出發，中國共產黨決定采取積極的步驟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推動國共合作的建立。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對三民主義作出順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隨著國共合作的進行，特別是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北伐戰爭的勝利和工農運動的高漲，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黨的思想、組織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設都有相當的進展。據1927年3月統計，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四百余人迅速達到了近六萬人，同時在全國除新疆、青海、貴州、西藏、臺灣外，都建立了黨的組織或有了黨的活動。
隨著1926年11月北伐軍在江西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面對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羽翼已經豐滿的蔣介石的反共面目越來越公開地暴露出來，國共合作開始面臨深刻的危機。終于在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回顧整個大革命時期，應當說在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因此獲得巨大的勝利。但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很難在發動第一次沖擊時就贏得最后的勝利。大革命的失敗，從客觀方面講，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強大，是由于資產階級發生嚴重動搖、統一戰線出現劇烈分化，是由于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拉攏和支持下，先后投入了反革命營壘。從主觀方面來說，這時的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應付如此復雜環境的政治經驗，缺乏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深刻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由此導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放棄了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革命遭到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的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兩萬多人，在南昌城頭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之后的秋收起義，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繼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后，中國共產黨又于1927年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但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起義三天后即告失敗，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許多革命者英勇犧牲。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同時期在各地舉行的一系列起義，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其到農村中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基本政策也更為明確。
但當時的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時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致使左傾錯誤思想在黨內滋生、發酵、并最終造成嚴重后果，直接表現為第五次反圍剿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失敗，迫使工農紅軍進入艱難的戰略轉移，開啟了歷時兩年的偉大長征。險境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北重鎮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有關的轉折點。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尖銳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此外，在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始終虎視眈眈不停步地向中國進攻，在1931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不斷向南推進。面對外敵入侵，中國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戰;而國民黨為了穩固政權，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國土淪陷。直到1936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在弄清情況后，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之后，中國共產黨還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推動歷史潮流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應當說，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國各族人民經過極其艱苦的斗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取得的。中國人民的巨大民族覺醒、空前民族團結和英勇民族抗爭，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偉大的抗日戰爭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同時，抗日戰爭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經過抗日戰爭，中國人民不僅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而且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和新中國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反映人民的要求，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種種努力。1945年8月28日，國共進行重慶談判，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親赴重慶，在當時成為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受到輿論的熱烈贊譽。這次談判歷時43天。1945年10月10日，雙方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盡管談判結果——國民黨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只是口頭上的，但卻使我黨獲得了政治上的主動，一旦內戰爆發，國民黨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另外，這次會談和達成的協議，還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這是人民力量的一個勝利。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完成了戰爭的準備部署后，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全面內戰爆發。戰爭初期的形勢對于人民革命力量來說非常嚴峻。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對比，國民黨都占有明顯優勢。1946年7月，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約430萬人，其中正規軍約200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只有約127萬人，其中野戰軍61萬人。雙方總兵力的對比為3.4:1。國民黨軍隊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人民解放軍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裝備基本上是繳自日、偽軍的步兵武器，僅有少數火炮。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占全國76%的面積、3.39億人口的地區，控制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和人力、物力資源;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只約占全國的24%，人口約1.36億，近代工業很少，基本上依靠傳統的農業經濟。
因此從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里，人民軍隊處于戰略防御階段。憑借著“為著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的政治方針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原則，在前八個月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后四個月努力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
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人民解放軍一年的作戰，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三路大軍挺進中原的戰略行動，促成了人民解放軍全國規模戰略進攻的總形勢。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性勝利的決定階段，中共中央抓住戰略決戰的有利時機，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針對東北、華東、華北戰場的不同情況制定出各具特點的作戰方針，使三大戰役之間和各戰役的各個階段之間有機地聯系起來，一環扣一環、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地向前發展，有力地保證了這場偉大的戰略決戰的勝利。
隨著渡江戰役的勝利，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的全部大陸領土都獲得了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基本勝利。
三、歷史意義和基本經驗
重新回望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可以說它的發生和勝利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雄厚的群眾基礎，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是繼十月革命勝利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使帝國主義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后方基地變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陣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遭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它對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也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最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才順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的統治。由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所形成的這些基本結論，成為中國人民的巨大精神財富。
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四條：
一是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由于她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這是黨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近80年的時間內，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都是沒有停止過的。但是，中國人民沒有什么思想武器來抵御帝國主義，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起來，中國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在于它能夠在實踐中為人們認識真理開辟道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獨立自主地來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從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為中國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深深地扎下根來，并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轉化為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
二是正確的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時刻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先進政黨的堅強領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任何反動勢力也沒有可能戰勝的偉大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盡管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也經歷過重重的挫折，走了許多彎路，但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得出的一個科學的結論，是他們基于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
三是廣泛統一戰線。建立一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對象是極其殘暴和兇惡的，同時，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人口的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如果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和聯合廣大的中間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信這一點，并且堅持了在革命統一戰線中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從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把全國各族和各階層人民緊密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歷盡千辛萬苦，戰勝了許多艱難險阻，最終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另外一條重要的經驗。
四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必然。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曾經實驗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但是，它們最終都失敗了。事實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資產階級民主，以人民共和國代替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28年來的經驗時，所指出的：“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這是對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革命斗爭經驗的深刻總結。以上就是本次黨課的全部內容，感謝大家的聆聽。
第20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數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借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卻并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整整奮斗了一個世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