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閱讀技巧N本文的釋義是對事物的簡單論述，它來源于對詩歌規律的簡單論述和聯創社研究生張曉軍的解讀。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英、法議會制度比較淺談:比較中世紀英法議會制度的異同的文章4篇 ,歡迎品鑒！
【篇1】英、法議會制度比較淺談:比較中世紀英法議會制度的異同
中圖分類號：C829.2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8-925X(2012)07-0002-02作者簡介：于蘭鵬（1984—），男，西南民族大學行政管理專業，比較行政體制方向研究生。
張靜（1986—），女，西南民族大學行政管理專業，比較行政體制方向研究生。
摘要：
現在的議會脫胎于中古封建時期的等級會議。一個良好的，有效的議會制度是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發展水平的反映。本文從英法議會制度的起源、發展、職能等方面對英國和法國的議會制度進行了比較，闡述了議會制度在國家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對中國人大制度的啟迪。
關鍵詞：議會制度；兩院制；職能；中國人大制度
前言：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議會的前身是等級會議，由國王不定期召開，由貴族、教士和市民三個不同等級的代表組成。在英國，當國王召集平民代表開會時，御前會議就改稱為議事會議，仍由國王主持。不過實際上貴族和平民是分開開會的，所以英國議會由貴族和平民組成。當法國爆發革命時，第三等級即市民代表單獨開會，自稱“國民議會”。國民議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它鎮壓了國王、王后、大貴族、大主教，沒收了他們的土地和財產，這就是歷史上雅各賓黨專政。［1］后來英國實行議會內閣制，而法國則實行的是一個兼有議會制性質的半議會半總統制。因此，在同是實行議會制度的英國和法國，由于其歷史、文化等原因，議會制度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1英、法議會的起源、發展
議會制度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在資產階級革命初期，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反對封建專制統治，削弱國王的權力，利用封建等級會議與封建王權展開了激烈的斗爭。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封建等級會議逐步演變為資產階級議會，成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是現代議會制度的發源地，有“議會之母”的稱譽。它是英國最高的司法和立法機構，由國王、上院和下院組成，英國議會是在王權專制和限制王權的斗爭中產生的。早在1215年，英王約翰被迫簽字接受《大憲章》。《大憲章》被人們稱為“英國自由的奠基石”，是英國的第一部“憲法”。繼位的亨利三世（1216—1272）繼續與貴族對抗，但是為了解決財政問題，于1256年召集了由貴族、主教、騎士、城市代表組成的等級會議，這便是英國議會制度的雛形。隨之，愛德華一世（1272—1307）統治時，曾在1295年召開了一個由各等級共同參加的議會，封建國家的統治者在議會的形式下，形成了統一階層的聯合，同時議會也逐漸分成兩院：上議院叫“貴族院”，由教士、貴族組成；下議院叫眾議會，由代表各郡的騎士和市民組成。這專制王權和資產階級間統治階層的聯盟至伊麗莎白女王（1558-1603）時才開始出現裂痕。
1689年議會通過的《權利法案》規定議會的權力高于王權，議員要經自由選舉產生，議會應定期開會討論立法、稅收等問題，從而確立了“議會至上”的資本主義議會制原則。1701年頒布的《王位繼承法》，進一步明確議會是凌駕于國王之上的最高立法機關，享有立法、財政、決定王位繼承等重大權力，這就使兩院制議會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英國最終確立。
議會在英國產生后，隨之傳播到法國。法國的兩院制也是由封建等級會議演變而來的，在1302年法國召開了第一次由僧侶、貴族和市民三個等級組成的封建等級會議，通過此三級會議，國王加強了自己的地位，逐漸消滅了封建割據勢力，實現了中央集權和國家政治上的統一。在召開等級會議時，三個等級各組、院，分別召開，因而法國的封建等級會議是三院制。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市民代表與王權發生沖突，退出等級會議自行集會，稱為“國民議會”。自1795年以來，法國議會一直實行兩院制。1958年6月1日剛上任不滿48小時的戴高樂政府就制定了一部新的憲法，并將其付諸公民投票，整部憲法旨在使整個國家運作變得富有效率并重新確立了國會的地位，同時結束了以前國會的運作方式。1958年10月4日憲法的正式公布生效，標志著一個近乎完美的或可以稱之為理性的議會制度的誕生。［2］
2英、法議會的組成
西方國家議會的組成，大致可分為兩院制和一院制兩種主要類型。從地區分布來看，采用一院制的國家大多數是亞、非、拉三大洲戰后新獨立的國家，而采用兩院制的國家則主要是西歐、北美等資本主義經濟比較發達，資本主義民主發展比較充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可以說，兩院制是西方議會制度典型的組成形式。而英、法兩國是比較典型的兩院制的國家，下面從議會的組成方面對英法兩國的議會制度進行比較：
從議員人數和議員代表的利益方面比較。英國議會由上院(貴族院)、下院(貧民院)、國王共同組成，行使國家的最高立法權。上院議員是通過貴族世襲、國王冊封、貴族內部推選等三種方式產生。由宗教貴族、世襲貴族、終身貴族、上訴審貴族組成，共1000多名議員。下議院議員是由公民普選產生的，有議員635人。按照法律規定，凡滿21歲的擁有選舉權的人也同時享有被選舉權。［3］國王被看成是“一切權力的源泉”、“國家的化身”，在政治生活中處于“臨朝而不理政”、“統而不治”的地位，具有國家的象征意義。法國議會的兩院制中的兩院是指國民會議和參議院。國民議會由577名議員組成，每名議員都是從眾多選區中直接選舉產生。總統在與總理和兩院的議長磋商后有權解散國民議會。參議院議員共416名，由間接選舉產生，絕大多數議員從各省、各省級行政區域中產生。
從議員任期方面比較。英國議會上議院共1000多名議員，無任期限制；目前下院一般有議員635人，每屆議員任期5年。法國議會兩院制中的國民議會的任期是5年；參議院議員的任期是9年，每三年改選三分之一，這樣使參議院具有某種確定性，而且參議院不能被解散。
3英、法議會兩院職權
在西方不同的國家中，議會的法律地位不盡相同。議會是英國政治的中心舞臺，是英國的最高立法機關。政府從議會中產生，并對其負責。法國立法體制的突出特點是，在中央與地方的縱向權力關系上，強調的是中央集權，而不注重地方分權；在立法權與行政權的橫向權力關系上，強調的是總統的行政權，而不注重議會的立法權。但總的看來，西方各國議會兩院都擁有立法權、財政權、監督權及其他一些重要職權。
【篇2】英、法議會制度比較淺談:比較中世紀英法議會制度的異同
○ 西方的一些學者認為，決策體制是隱藏在中國發展與崛起背后重要的動力機制。
○ 中國之所以能成功地應對挑戰，正是基于中國制度的優勢：能迅速做出并實施重大且復雜的決策。
○ 中國決策體制的“分工式配合”機制，其優勢在于盡量減少體制中的“否決點”，增加“協商點”。
○ 中國的決策中，立法議程和政策議程并不是先后關系，而是一個辯證的、相輔相成的系統。
品評制度優劣，今天更傾向于比較不同政治體制的治理效能。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或許并不是西方標準下最“民主”的，但她到底通過何種機制維系最大多數人的認同并保持長期發展的呢?對此，西方的一些學者認為，決策體制是隱藏在中國發展與崛起背后重要的動力機制。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成功地應對危機與挑戰，正是基于中國制度的優勢：能迅速做出并實施重大且復雜的決策。縱觀世界，美國是最值得中國進行體制比較的國家。
美“意識形態分化”VS我“路線統一”
從意識形態聚合能力看中國制度優勢
意識形態是一個國家決策體制的核心與靈魂。意識形態的選擇和定位，決定了國家的核心代表誰的利益，決策為誰服務。
為資產階級服務，是美國兩黨和政府的本質特征。作為一項歷史傳統，美國的任何重大決策議程設定之前，都易引發廣泛的倫理、道德和意識形態論爭。戰后很長一段時期，美國所堅守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相對符合中產階級的利益，使國家決策始終圍繞一個主流意識形態，許多重大立法和決策較好地協調了國內利益集團和廣大中產階級的訴求。
然而，隨著近20年來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金融資本使美國精英集團更趨固化，社會分化程度更深。今天的美國，意識形態分化趨勢逐漸增強，凝聚傳統“美國夢”的核心意識形態一再受到挑戰。“占領華爾街”運動提出的“99%反對1%”的口號，實質上是將矛頭指向美國自由資本主義的內在痼疾。以克林頓和奧巴馬兩屆政府實施的醫療改革為例，反對黨攻擊克林頓的理由是：這項改革本質上是“大政府、高稅收”，徹底違背“美國中產階級的道德觀”。奧巴馬的改革計劃提出后，反對派以美國傳統價值觀“選擇自由”為理由堅決抵制，也使奧巴馬政府的窘局持續到今。
對此，弗朗西斯·福山認為，這是由于“美國的決策機制變得過于松懈——也就是說太過民主了，有太多的行為方由此得以阻止政府去調整公共政策。”
同美國比較，中國決策體制顯示出另外一番景象。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府在涉及絕大多數民眾福祉的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障、養老保障、住房保障、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等方面，出臺一系列政策，其保障范圍越來越廣、保障水平越來越高。事實上，這些在其他國家往往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可完成的改革，中國在短短十數年間就順利推進。英國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稱贊，“中國在為全民提供平價且公平的基本醫療服務方面，已經取得巨大的成就”。
今天，已經很少有人會否認，中國所有成就的背后，都有一個重要的基石，這就是黨在不同時期堅持了正確的路線，黨政最高決策系統能夠就各類意識形態紛爭凝聚最大多數人的共識，以形成改革發展的決策和議程。在中國決策體制中，沒有出現類似于美國那樣的因意識形態之爭而使國家決策陷入泥沼的困境，而是憑借“路線統一”的優勢，適時終止紛爭，快速形成改革議程，這是隱含在中國快速發展和崛起背后一個重要的體制密碼。
美利益集團主導“多元主義”VS我“有序集體決策”
從改革議程設置機制看中國制度優勢
古今中外，所有政治體制都需要通過擬定議程推動施政，這包括改革議程、立法議程和政策議程。
今天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體制下，圍繞國家改革議程的設置或優先排序，遵循的是一種“多元主義”模式。它是由社會主要利益集團參與并主導國家改革的方向，由分散多元的集團分別提出改革議程，并進行相互之間的競爭。最終的結果往往是重大利益集團占據主導優勢，形成對決策體制的綁架。
要看到，在美國的決策體制中，利益集團不僅通過游說決策部門或立法機構來干擾改革議程，還會通過選派代表直接進入政府決策圈，從源頭上排除那些不符合他們利益的議程。目前，在奧巴馬新組建的150名過渡期的白宮班子成員中，至少有幾十人是名副其實的政府說客，他們幾乎都承擔著為背后那些試圖向政府施加影響的商業組織提供咨詢的任務。
以美國的槍支管制領域的立法和決策為例，盡管普通公眾對修改槍支管制法案呼聲很高，但是由于行業年產值約300多億美元，形成了龐大的商業利益鏈，控槍提案一直未能在國會通過。
對此，耶魯大學以研究決策理論著稱的查爾斯·林布隆教授提出，“利益集團是造成巨大政治不平等的來源，這些現象與民主規范不符合”。
相比而言，中國則受惠于長期的革命傳統、群眾路線和集體決策制度遺產，正在探索創造一種有序的集體決策模式。這一模式的特點是集體領導，通過一系列黨和國家重大的會議制度和咨詢、協商機制，形成廣泛、有序的參與。
與美國比較，中國的“有序集體決策”模式有諸多亮色。首先，中國的政治體系有黨、政府(國務院)、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四大班子組成，黨處在核心位置，最高政治議程的設置是由黨領導下的國家各組成機構，經過一系列民主集中制特點的最高會議機制做出的。
在中國政治議程中，還創造了以中央全會為核心的“全會式”決策。如，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四中全會啟動了農村改革，全面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動階段。再如，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2020階段性目標。隨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辦公室先后成立，小組下設6個分組，涉及360多項改革計劃，堪稱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志在必奪的發展規劃。
中央全會反映出中國政治議程設置機制的特點，中國還有一系列類似的重要集體決策機制，他們既是政策的糾錯和升級機制，又是預期的制造和保障機制，更是國家發展和改革計劃的共識凝聚與構建機制。從中不難看出，與美國式的“多元主義”相比，中國有序的集體決策議程設置模式更具有制度優越性。
美“分權制衡”VS我“分工協作”
從政策產出模式看中國制度優勢
在美國，三權分立制度很長一段時期曾因其較好的“制衡”功能而受到追捧甚至神化。近年來，隨著美國日趨嚴重的行政司法化現象加劇，立法和司法機關攥奪了大量行政職權，“分權制衡”機制逐漸演變為“否決”機制，這為利益集團干擾決策甚至阻撓決策提供了便利的空間和條件。
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過于“碎片化”，使特殊利益集團有了可乘之機，得以長期阻礙政府批準大多數人所希望看到的政策出臺。這類現象在美國越來越多，無怪乎《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這樣說道：“今天美國的體制已經稱不上是民主政體，而是‘否決政體’”。
在現實中，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可以通過各個擊破的方式，劫持整個決策過程。高鐵計劃的癱瘓就是一個很好例證。奧巴馬在2009年曾提出發展高鐵計劃。2011年初，他再次提到將建設高速鐵路網，在25年之內覆蓋80%的美國人口。這不僅可以改善十分低效的鐵路網，還可刺激就業。然而，共和黨擔心奧巴馬此舉會成為“政治分肥”工程，同時高鐵網一旦建成，將對汽車和航空業構成競爭。于是，龐大的利益集團不斷游說，使高鐵興建計劃無限期推遲。
同美式政治體制中的“分權制衡”相比，中國更重視體制各方面的“分工協作”，這一機制的優勢在于盡量減少體制中的“否決點”，而盡量增加“協商點”。
中國的黨政決策系統分別由四大部分構成，地方(主要是省級)稱為“四套班子”，即黨委、政府、人大和政協，中央則稱為“四大系統”，其中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核心，另外包括國務院、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三大系統。在黨政領導體系頂層，貫穿著民主集中制原則，形成了一個以分工協作為特點的一個大系統。
在這個系統中，中央政治局把握整體改革走向，國務院制定重要領域的各項具體政策，全國人大履行相關的法定程序，全國政協則發揮重要的政策咨詢和協商功能。最高決策者則確保方向不動搖，確保政策制定與實施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將在這方面發揮重要功能，在此基礎上，鼓勵大膽探索，也允許摸著石頭過河，推動各種實踐與試驗。例如，在中國影響巨大的五年規劃，就體現了中國體制各方面圍繞一個大目標，分工協作，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穩步推進。
在深層次的政治體制方面，中美之間的差異十分明顯。中國形成了“部委—國務院—全國人大—黨中央”這樣一個縱向決策體系，各部分之間的分野在于對重大決策所負責的環節不同，但高度的政治共識和授權關系，使不同主體統一成為一個“決策共同體”。其目的是通過各層面的努力，落實改革議程目標，破解發展難題，回應人民訴求。
美“頂層設計”VS我“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
從決策實施和落實機制看中國制度優勢
從議程設置和政策產出模式來看，美國顯然更加注重執政的“頂層設計”，這使得多元化的利益集團可以不經任何實踐檢驗，而順利地提出他們中意的議程或政策選項。可以講，“頂層設計”是重大利益集團通過立法和司法干預行政的最好方式。
美國政策過程的一般特征可以描述為“先立法，后政策，再實施”。這一模式中，最重要的政策參與出現在立法階段，各方面的“玩家”圍繞立法過程展開互動和博弈。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在西方國家十分熱衷于“頂層設計”和“立法優先”，其根源恰恰在于多元主義的參與模式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頂層設計”和“立法優先”體現的是重大利益集團的訴求。
美國決策過程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即所有改革，一旦成功進入立法階段，就會迅速以一系列的政策方式，將改革方案兜售給公眾。在這個過程中，有能力的利益集團方可進行干預甚至阻撓，但是，一旦政策由利益集團推動，符合他們的利益，普通公眾難有干預的能力。
相比而言，中國則更注重“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不同于“立法優先”，中國的改革議程通常極富彈性，往往先進行一系列的政策試點，逐步轉化為更大區域的政策試點，進而轉化為國家性的政策或立法。由于黨、政府、人大、政協四個方面協同參與，這一模式兼顧民主與集中，也兼顧民主與科學。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先試點，后總結，先局部，后整體，先政策，后立法”的模式，其制度優勢在于立法議程和政策議程并不是先后關系，而是一個辯證的、相輔相成的系統。
具體來說，中國的重大決策和政策實施機制主要建立在三個重要基礎之上：第一是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第二是聯系整體和局部的各類“政策試驗”;第三是橫跨黨政部門分野的綜合協調機制。
在中國最高領導集體的日常工作中，很大部分精力是用來搞調查研究的。據不完全統計，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屆調研總數達到數百次，平均每位常委多達數十次，且調研的形式十分豐富。然而，如果對美國高層領導人的行政日程進行研究可發現，他們很少圍繞政策進行直接調研，而更多是與代表各種利益、尤其是社會重大利益的人物接觸。中國決策體制中重視調查研究和直接經驗的傳統和特點，是中國重大決策得以有效推進和實施的重要因素。
在中國，政策的有效落實和實施還有賴于體制內廣泛而有效的協調機制。設立“領導小組”實施組織管理、貫徹決策，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的一項傳統。改革開放后，根據不同階段政府工作的任務，成立了各種形式的協調小組和領導小組。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務院層面約有幾十個這樣的小組。這些小組，其縱向貫穿從中央到地方，橫向橫跨黨政分野，因此是一種覆蓋范圍廣、干預能力強的“立體式協調”機制。
總之，中國的各項改革，受惠于中國決策體制的優勢，同樣，中國的決策體制也隨著中國的改革發展而革新，它將在中國持續的發展進步中，向人民證明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巨大歷史優勢，也將向全世界彰顯中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
【篇3】英、法議會制度比較淺談:比較中世紀英法議會制度的異同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5月30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全球累計確診病例超過600萬例。數據顯示，截至美國東部時間30日16時32分，全球累計確診病例達到6003762例，死亡病例為367356例。美國是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累計確診病例1764671例，累計死亡病例103605例。
而我們國內數據，截至北京時間5月30日18時，全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4568例，現有確診病例117例。
對比之下看到中國疫情防控的顯著成效。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的優勢與資本主義政黨制度的缺陷在疫情防控面前形成了鮮明對比。疫情在世界蔓延開來之后，不少歐美國家應對遲緩、措手不及，而中國疫情防控工作則決策果斷、高效有序。巨大差別的根源就在于我國的疫情防控工作從一開始就有了黨中央的堅強領導，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實現了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條心。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2月份的時候波及到了全球，成為了全球性的公共衛生事件。對比中國和歐美國家面對此次疫情的不同做法及其取得的成效，讓我們也看到了西方某些國家制度的問題缺陷，同時也讓我們對中國的制度優勢感到無比的自豪。
通過此次抗擊疫情阻擊戰，我們充分認識到了中國制度優勢，中國制度的活力也將進一步得到釋放。這次疫情中，對比其他各國對于人民的生命健康對于民族的發展延續的種種作為，我們為自己是一名中國人而感到自豪，為擁有這樣的黨和政府而感到驕傲，從實踐中堅定“四個自信”，成為一個自信的中國人。有這樣優越的制度保障，相信一定可以完成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一定可以順利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
【篇4】英、法議會制度比較淺談:比較中世紀英法議會制度的異同
[摘 要]應當從世界潮流高度和國際比較視角分析我國現行制度的優勢、特點和未來。世界兩種制度的轉換正在悄然而卻深入地進行著，中華民族正在其中發揮并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制度的比較優勢已愈益凸顯，即高效、穩定、和諧、和平;其特點也日益鮮明，即理論先行、上下聯動、剛柔相濟、增量改革、人民主體，根本特點是有黨的堅強領導。要推進我國治理現代化，須深入研究弘揚既有優勢、特點和經驗，還須研究借鑒古今中外的優秀治理成果。
[關鍵詞] 世界潮流;國際比較;制度優勢;國家治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到，要從世界潮流的高度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以及有關發展問題。他強調，要認識世界發展大勢，跟上時代潮流，把當今世界的風云變幻看準、看清、看透，從林林總總的表象中發現本質，尤其要認清長遠趨勢。總書記這一思想有著重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我們看待中國現行制度的特點、優勢與走向，也當從此高度著眼。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人類社會制度轉化潮流中正在發揮重要作用
100年前，孫中山先生就講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100年前，世界潮流是什么呢?是資本主義所主導的。100年后的今天回過頭來再看一下，會發現世界潮流發生了很大變化，即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被徹底打破。盡管社會主義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失誤，甚至嚴重挫折，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起，這些年社會主義又重新受到世界的重視。可以預見，到本世紀中葉當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候，社會主義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會更加光彩奪目。
實際上，在當今世界上，雖然傳統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風光不在，但社會主義潮流依然沒有減弱，只是改變了自己的形式，即特色社會主義大潮方興未艾。不僅我國以及傳統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搞具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世界上許多國家也都在搞特色社會主義。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長盛不衰，盡管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我們很難承認這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但毫無疑問，它與傳統資本主義相比已經有了很大不同，特別是其分配制度以及相應的社會福利體系，已經在一定意義上打破了“按資分配”的資本邏輯，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性質，甚至具有低層次的“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性質。近年來，南美洲一些主要國家都在搞“21世紀的社會主義”，非洲也有一些國家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更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在少數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通過議會民主途徑上臺執政，如薩爾瓦多、尼泊爾，并逐步推行社會主義政策。還有，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里，局部地區由共產黨通過選舉上臺執政，如在印度的兩個邦，共產黨執政已經多年;近年來，法國有30多個城市或地區，由共產黨執政。即使是在比較典型的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因素也越來越多，包括福利體系越來越完善，政府調控市場機制越來越多，因為不斷出現的社會運動、經濟危機的壓力和日益深化的經濟全球化逼迫資產階級政府不得不加強分配制度改革和市場調控。難怪很多人到了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感覺它們很像社會主義。
進而言之，正如馬克思早就說過的，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資本主義的蛻化與社會主義的新生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統一的自然變化過程。這一點，今天已經看得十分清楚，即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演變，其內部逐漸孕育出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在當今的西方發達國家，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傳統的“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基本消失。又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和跨國公司的日益發展壯大，人類在經濟上的聯合趨勢已經不可阻擋;與此相應，傳統的民族國家邊界正在越來越弱化，新的世界性社會組織越來越多，從各種聯盟到聯合國。特別是隨著電腦國際互聯網的發展，人類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也越來越具有共同性。這意味著，馬克思曾經預言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一些狀態，包括消滅“三大差別”，國家消亡、貨幣消亡、人類的自由聯合等，已經在逐步實現，無須等到資本主義完全退出歷史舞臺。
一句話，就整個當今世界潮流來看，兩種社會制度的轉換正在悄然地、然而卻是深度地進行著。可以說，這是當今乃至未來數百年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盡管從形式上看，資本主義今天還在發展，但是從實質上看，社會主義正日益強盛并逐步取代資本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正處于新一輪世界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潮頭。與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因素成長的自發性、被動性、零星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更具有自覺性、主動性、整體性。可以自信地說，中華民族在當今以及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在人類兩大社會制度的轉化潮流中正在發揮并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當然，世界兩大社會制度并存的格局還會長期維持，資強社弱、西強我弱的局面也不會在短期內改變。人類社會作為一個巨型有機體其演變是相當緩慢的，需要一個長期而艱難的脫胎過程。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用了500年左右的時間，社會主義要最終取代資本主義至少也需要幾百年時間。因此，我們既要站得高、看得遠，把握世界大勢，堅定制度自信，又要腳踏實地，主動適應世界潮流，推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同時，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
二、中國的發展正在改變世界格局并引發人們對社會制度模式的深刻反思
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曾經長期處于歷史發展的潮頭，但到了近代，在內外反動勢力的壓迫下逐漸落伍。經過一百多年的艱苦奮斗、開拓創新，我們民族又重新振興起來，并逐步改變著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可以預見，在今后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角色將會越來越重要，這就是從弱國到強國、從邊緣到中心、從無話語權到有話語權、從被動學習別國到主動引領世界。這將在很多方面改變我國的內外關系。為此，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世界格局以及人類社會制度模式的深刻反思。
世界人士普遍認為，近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巨大，這將深刻改變世界格局。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引發全球關注。西方有報刊稱“2008堪稱中國年”，標志著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誕生;標志著“世界重心移向亞洲”;“歷史的列車駛向東方”。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大經濟體一蹶不振，只有中國經濟發展一枝獨秀，因此中國在國際經濟發展中有了一定話語權。為此，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說，過去是“美國打噴嚏，全世界就感冒;如今變了，全球經濟增長，中國開始扮演決定性的角色。”當前，我國正在推動實施“一帶一路”國際發展戰略，將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
近年來各種情況表明，國際人士對中國的關注正在深化，即從關注中國的經濟層面逐步深入到制度層面和思想文化層面。盡管人們對社會制度進步標準看法不一，但有一點是基本認同的，即認為衡量一種社會制度優劣的標準是社會發展的成效。有專家說，今天中國的制度不僅是中國100多年來最成功的制度，也是近60年來全球表現最佳的制度。
那么，中國的制度模式究竟是什么?有何特點?對此，人們看法多樣。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雷默多年前提出“北京共識”，并闡述了它與具有新自由主義性質的“華盛頓共識”的區別。近年來，國際學者又提出“中國模式”，顯然，這把問題的探討引向了深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發表文章和著作指出，中國模式是一種混合模式，既不是蘇聯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它整合了各個方面的動力機制，成為中國高速發展的基礎。
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蘇東解體后曾經斷言歷史終結于資本主義，但近年來通過對中國的考察，逐漸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的治理方式是東亞其他國家的范例，甚至在很多方面值得歐美國家研究借鑒，其制度在很多方面顯示出高效性、現代性，原因在于實行集體領導體制、領導人定期更替、官員精英化等。
2015年6月在美國洛杉磯第9屆生態文明國際論壇暨第10屆懷特海哲學國際會議上，幾乎所有大會發言者都從不同方面講到中國的治理對世界的影響。不少學者認為，以資本邏輯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很難解決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貧富分化等世界性難題;所以，中國的發展模式給人類帶來了希望。大會的核心人物、國際著名生態主義者約翰?柯布甚至認為，中國通過進一步努力，將會在未來人類的以生態文明為核心的新文明建設中領導世界。
我們不能因此就盲目樂觀，但在世界有識之士紛紛關注和研究中國之時，更應當積極認真地總結我國這些年治理中的優勢和經驗，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這不僅有利于我國治理體系進一步改革發展，也有利于對國際社會介紹我們的情況，共同推進世界各國的治理和人類的文明進步。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比較優勢正在日益凸顯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所以，一個社會的制度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與誰比更好?與曾經有過的制度相比更好。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說過，要通過改革，形成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無非是指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與原來社會主義體制相比較的優勢;另一方面，是指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經過30多年努力，我國今天的制度優勢已經相當明顯，在很多方面既超越了資本主義，又揚棄了傳統社會主義，概括起來至少有四大優勢，即高效、穩定、和諧、和平。
我國現行制度運行的高效性是有目共睹的。鄧小平早就說過，“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特點。這里面又分兩點，一是集中力量;二是辦大事。由于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實行集體領導和最廣泛的民主集中制，所以我們黨和政府具有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可以組織和調動千百萬黨員和人民群眾為共同的事業而奮斗。與此相應，我們的政治體制保證了能夠為國家的發展作出長遠規劃，并盡快落實重大計劃，完成重大任務。中國這些年經濟社會高速發展，與此直接相關。相比之下，西方現行的多黨政治、多元權力制度很難做到這一點，相互扯皮、效率低下，是西方政治制度難以克服的弊病。
我們制度運行的穩定性也是很明顯的。穩定的根本在于堅持“中道”，維持平衡，不走極端。這也是中國哲學的核心精神。我們的現行制度體現了這一點。比如，在政黨政治上，我們實行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的制度，特別是協商民主搞得好，這樣就既保持了共產黨執政的連續性、穩定性，又充分發揮了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積極性;既避免了資本主義多黨制的混亂性，又避免了蘇聯模式社會主義一黨制的集權性毛病。在經濟上，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了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和政府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既克服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弊病，也克服了傳統社會主義中政府控制經濟過死的缺陷。這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穩定發展的主要秘密所在。在思想文化上，我們實行“一元指導、多樣并存”的方針，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各種思想文化包括各種宗教文化共同發展，既保證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方向正確，又使得各種文化能夠自由繁榮發展。
我們制度運行的和諧性也十分突出。這些年，我國內部的民族關系、干群關系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總體來講是和諧的，盡管有一些矛盾，但是沒有發生過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曾經出現的激烈的社會運動和暴力斗爭。就社會秩序來說，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國社會可以說是最穩定的、安全系數最高的國家之一。
我們制度運行的和平性最為突出。中國在現代化過程當中，真正走了一條并且還會長期堅持的和平發展道路。西方一些大國在現代化過程當中，都有不光彩的歷史，那就是開辟殖民地、侵略他國，甚至發動世界大戰。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文化價值，包括我國傳統文化價值，決定了中國沒有也決不會走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老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當中完全靠自己力量以及跟世界各國和平相處發展起來，這是人類現代化史上的奇跡。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新的特點和經驗越來越成熟
總結我們的制度創新可以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具有上述優勢，是因為有以下這樣五個特點，也是五點經驗。
一是理論先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黨的理論創新一刻也沒有停止，一直引領著中國社會制度的創新發展。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到后來提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實現干部隊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加強執政黨建設、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等。這些理論是在總結中國和世界各國治理經驗基礎上逐步形成的，凝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正是這一系列新的思想成果成為我們制度創新和發展的理論基礎。可以說，在當今世界上，像我們這樣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國家還不多見。
二是上下聯動。大家知道，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變革主要是通過自下而上進行的。它靠這種方式建立起來，曾經在反對封建統治者的斗爭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但當資產階級當權后，就失去了活力，其改革的動力主要是被動的依靠民間社會運動。今天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福利體系等，都是在人民群眾無數次抗議的推動下逐步建立起來的，其間伴隨著劇烈的社會震蕩和代價。中國當代制度體系的形成則是黨和人民相互促動的結果。其中，自上而下的改革發揮了主要作用。為什么?因為我們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能夠主動根據人民的呼聲推進改革。30多年來，黨和政府順應民心，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從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到社會福利體系建設、文化體制改革，取得了豐碩成果。當然，自下而上的改革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民群眾在改革中發揮了極大的主動性，如安徽小崗村農民率先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數以萬計的農民工進城搞建設等，有力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帶動了相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這種上下聯動的改革，保證了制度改進的有序性、穩定性和高效性。
三是剛柔相濟。這是中國制度改革的又一個成功之道。“剛柔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哲學智慧，即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它既是對事物客觀規律性的揭示，是一種世界觀，又是一種分析和處理問題的方法論;既是治國理政的原則，也是做好日常工作乃至修身養性的方法。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等不斷規范化即剛性化，但又不斷增強著其柔性。例如，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始終堅持，沒有動搖，具有剛性;同時，又通過改革創新不斷增強其彈性或靈活性，這就是對基本路線的內容不斷進行調整。比如，我們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做進一步完善，把原來的以GDP增長為主要指標調整為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指標;把“四項基本原則”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標準由原來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調整為今天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結合起來，是剛柔相濟的典范。這樣，我們的制度就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具有剛性，又有了無限發展的廣闊空間和靈活性，具有彈性或包容性。
四是增量改革。有的學者把中國30多年的改革歸結為漸進式改革，這固然不錯，但還不夠。實際上，中國改革的漸進性僅僅是現象，其增量性才是本質。所謂增量改革，就是在不觸動原有根本制度和人們既有利益基礎上的改革，旨在使得我們的制度更加完善，人們所獲得的利益更加豐厚。也只有這樣，改革才能夠獲得各個方面人們的支持，而不會受阻。最典型的就是我們的基本政策不搞“一刀切”，而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例如實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這樣制定的政策，就既保證了原有社會成員的利益，又能夠為新的社會成員所歡迎。正是通過不斷完善體制機制，不斷提高社會的經濟政治發展水平，不斷給社會大多數成員帶來利益，中國的改革事業才不斷深入推進。
五是人民主體。保證人民主體地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特點和經驗。我們黨作為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在落實人民主體地位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這一點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做到的，因為西方國家的政黨都是一定社會利益集團的代表，很難做到為全社會民眾的共同福祉來考慮國家的發展。
我們不妨比較一下中國大選與美國大選，就不難發現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每5年舉行一次，美國總統選舉每4年舉行一次。美國的大選只是選舉一個總統，而我們是選舉一個領導集體;美國大選是金錢鋪路，靠富人資本支撐，而我們的選舉是真正的人民選舉，不允許拉選票，更不存在富人資助問題;美國選舉會議只是單純的選舉領導人，而我們的代表大會除選舉領導集體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制定黨和國家的發展規劃。進一步講，美國大選之后，領導集體的產生是總統說了算，不存在民主問題，我們則實行真正的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而且在選拔干部過程中有嚴格的民主程序，包括組織考試、民主推薦、民主考察等。這就保證了我們干部隊伍的精英化以及選拔的民主化，使得普通民眾能夠通過考試等途徑進入國家政權機構，從而打破了西方實際存在的富人政治、家族政治的局限性。
五、中國現行制度是中國治理體系內生性發展的產物
中國是一個有著連續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我們今天實行的社會制度雖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與歷史上的各種制度體系有很大差別，但毫無疑問受了以往各種制度體系的影響，是以往制度文化發展的產物，其中既有對傳統制度文化的繼承，又有對傳統制度文化的否定和創新。
中國的社會治理體系在古代一直領先于世界，有很多治理辦法今天還在發生作用。比如，秦代實行的郡縣制，已經具有了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特質，克服了之前實行的分封制的缺點。我國今天實行的省縣制就是對這種治理體系的繼承和發展。現在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在實行類似的制度，包括美國實行的州縣制。這種治理體系比西方封建社會長期實行的分封制要先進得多，是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夠長期穩定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再如科舉制，是中國自隋唐以后培養和選拔社會治理人才的重要制度，它避免了以往長期實行的推薦選舉制度的任人唯親弊病，為選拔精英人才進入國家治理體系、實現精英治國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制度保證。我國今天的公務員考試以及干部考試、選拔制度也主要是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制度。現代西方國家的公務員考試制度也是在學習和借鑒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來的。又如協商制度，是中國古代從國家層面到家族層面所普遍采用的治理方法，其核心精神就是實行集體決策，廣泛聽取各個方面意見，盡可能照顧到各個方面利益，保持社會關系的中庸和諧。這種協商制度主張把問題擺出來，把話說明白，增強決策的透明度，盡可能形成各方共識，在各種利益實在達不成一致的時候才采用投票表決或抓鬮表決的辦法。實踐證明，這種協商制度包含深厚的民主精神，是形成社會共識的重要途徑。我們黨和國家今天實行的民主集中制，特別是在政黨關系上實行的協商民主制度，就是對中國古代協商制度的繼承和發展。現代世界上很多跨國公司的治理模式大多采用類似的協商民主模式，而不是簡單的選舉民主模式。西方國家近些年來興起了協商民主研究熱潮，也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們看到了協商制度的重要性。可見協商制度有強大生命力。此外，中國古代的議事制度、內閣制度、監察制度等都有不少合理之處。我國今天的治理體系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繼承傳統優秀治理文化基礎上，結合今天的實踐不斷創新發展的產物，其中包含著中國人千百年來形成的文化、心理、風俗、習慣等。
只有深入了解中國古代治理理念和實踐，才能深刻理解當代中國治理體系形成演變的歷史文化基因，更好地理解中國制度形成的內生性質，也才能更好地借鑒古代優秀的治理成果和經驗，同時，剔除傳統治理文化中的糟粕，與時俱進地推進我國治理現代化。
中國當代社會制度形成的內生性直接地體現在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封建時代的治理體系雖然曾經比較優秀，但進入近代以后，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相比，就從根本上落后了。加之西方的入侵，中國晚清的封建制度已經腐朽透頂，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潮流。于是，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在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后，曾學習西方的制度模式。他把西方的“三權分立”(即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立)搬來，同時借鑒中國古代的考試權和監察權，創建“五權分立”制度，同時實行多黨政治等，結果沒有成功，形成了軍閥混戰局面。中國的改良派，包括中國社會黨企圖搞改良主義，也行不通。無政府主義者、新村主義者等都做過多種嘗試，也都于事無補。國民黨統治時期，實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和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也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只能被歷史所淘汰。
中國人民經過長期探索最終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我們先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然后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曾經學習蘇聯模式，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出現了很大失誤。改革開放后，我們逐步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一套相應的制度體系，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可以說，我們今天的這套社會制度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世界社會主義潮流發展的必然。
六、未來我國的制度創新應當注重古今中外比較研究
我們的制度有自己的優勢，并不是說就完美無缺了。恰恰相反，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我們的制度在很多方面還需要不斷完善。為此，黨的十八大提出了推進“制度創新”要求。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史任務，而且提出了時間表和路線圖，這就是“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加強對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同時，如上所述，要加強對我國傳統的治理思想和實踐的研究借鑒。當然，還要加強對世界各國現代治理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借鑒。
這里想特別強調一點，即現代世界各國的治理模式多種多樣，各有優長，我們應當進行廣泛的國際比較研究，科學地加以借鑒吸收。長期以來，我們比較多地研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治理體系，盡管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出現了一些負面效應，造成了研究和借鑒的片面性，甚至誤導性。例如，這些年的研究給人造成了一種錯誤的印象，那就是西方乃至世界各國都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似乎只有這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實際上，真正實行三權分立制度的主要是美國等少數國家。包括英國、北歐諸國、日本等在內的很多國家都還保留了一定的皇權。至于很多發展中國家，其政治制度就更加多種多樣。應當全面研究這些情況，并結合我國實際，科學汲取其中好的經驗;同時，科學介紹這些情況，避免對大眾的誤導。當然，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治理理論和實踐仍然應當大力研究，包括對其權力制衡、民主選舉、大眾參與、社會治理等，應當深入研究借鑒。比如，應當深入研究借鑒國外的社會組織參與國家治理的經驗。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行業越來越多，相應的社會組織越來越多，全靠政府來管理是難以進行的。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應政策，引導社會組織規范運行，并讓它來規范該行業的運行。例如，美國紐約市的文化局只有30多人，其主要任務是制定文化政策，具體的管理主要靠行業協會(如電影協會等)來進行。行業協會有自己的章程，對參加協會的企業進行服務和約束;這些企業如果違反行規，就會被排除出該行業，就很難生存。這樣，就形成了“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格局。我國這些年的社會組織也越來越多，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應當如何發揮其積極作用，還認識不深、措施不力，甚至害怕其發展，使得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積極借鑒國外的好經驗，有助于創新我們的治理體系，包括完善政府治理、鼓勵社會組織參與治理，以及積極處理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還應當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原則;應當把西方國家治理體系的資本主義性質與其中所蘊涵的人類政治文明成果區分開來，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包容的精神，積極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成果。
總之，我們應當站在世界潮流發展的高度，圍繞我國治理現代化問題，在深入開展現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的同時，深入進行古今比較、中外比較研究和借鑒。這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特點和未來努力方向，并有助于推進制度創新，全面推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實施“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供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