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功能是漢語詞匯，拼音是zuograveyòNg是指在一定的時間或無或空間或無的一定過程中，物體作為手段或工具所達到的最終效果。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9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偉大歷史功績
由于陳獨秀的歷史經歷奇特、顯赫、曲折、跌宕，長期以來社會上對他的毀譽紛呈，褒貶不一，但誰也不能否定他的偉大歷史功績。正是他的卓越貢獻，所以人們至今都沒有忘記他，歷史也永遠的把他載入了史冊。
對此，陳獨秀傳記的一位作者指出：“如果把一個人與時代聯系起來的話，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起到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可稱為‘辛亥革命時期’，代表人物是孫中山。那么從1915年《青年雜志》創刊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可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時期,代表人物就是陳獨秀。”[1]這的確是一個很有見識的新觀點。
從陳獨秀的歷史業績來看，主要體現在其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領袖作用以及建黨上的地位和在大革命之前的領導工作上。
他所創辦的《新青年》影響了幾代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鼓舞了永遠的后來者。陳獨秀曾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說:民主和科學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動力”，“若舟車之有兩輪焉。”[2]他正是高舉著這兩面大旗，領導了歷史和時代的潮流，啟蒙了一代熱血青年。這本雜志被當時的青年譽為“青年界之良師益友”、“青年界之明星”，可見《新青年》雜志及陳獨秀在青年中影響之深，連毛澤東也稱其為“自己的楷模”[3]
郭沫若也說:“對于封建社會舊文化的抨擊，梁任公、章行嚴輩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時代才毅然決然的下了青年全體的總動員令。”[4]
作為一位“開天辟地”的新文化運動的最早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偉人，被譽為“學界重鎮”[5]，可以說5000年以來前無古人，毛澤東也贊他為“思想界的明星”[6]。他的許多著作中的精華，更是祖國文化精神的珍貴遺產和寶藏。
五四運動在他的影響和培育下，為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準備了思想條件和干部條件，這是改變中國歷史走向和決定中國人民命運的一件大事。他和李大釗一起創建的中國共產黨，如今還在帶領中國人民為建設現代化和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披荊斬棘。毛澤東說過:“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7]這個評價是符合當時實際的。
毛澤東還說：“陳獨秀給我的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人”，“在我一生的關鍵時刻給了我最重要的影響”，“他和李大釗等把當時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青年集合起來……，創造了黨，有功勞，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8]
著名的陳獨秀研究專家任建樹也說：“陳獨秀一生的思想演變，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縮寫。他的革命經歷大體上同中國民主革命的歷程同步前進，并相互影響。縱觀他的一生，兩件大事應該大書特書：一是提倡科學與民主；二是創建中國共產黨。這兩件事已經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必將繼續產生深遠的影響。”
確實,五四時期的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不僅點燃了反封建的啟蒙運動，而且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在這一歷史時期的功績將永留史冊。
二、主要錯誤
1、大革命中的錯誤
陳獨秀先生從叱咤風云、光耀輝煌，再到罷黝離黨、曲折跌宕，其一生命運的突然轉折就起因于大革命失敗。
過去在共產國際的支配下，一直把大革命失敗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但是時至今日，歷史已翻過了好多頁，我們也應當撥開歷史迷霧，冷靜客觀的來審視當時的歷史和陳獨秀的命運。
大革命時期黨內外形勢復雜多變，共產國際右中有左，左中有右，操縱一切。第五屆黨代會之后，臨時中央已把陳獨秀排除在外。對此，陳獨秀說過“叫我如何領導?”并曾提出辭職。隨后在共產國際羅明納茲的操縱下，“八七”會議又對他缺席批判，加以罷默。陳獨秀毫不諱言，他作為總書記，也受國際組織紀律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令，有“左”也有右的錯誤，愿承擔責任；但在共產國際支配下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他至死一直不服，并為此兩次拒絕到莫斯科。
陳獨秀說：“中國革命過去的失敗，客觀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黨的機會主義錯誤”，“當時中央負責同志尤其是我，都應該公開的勇敢承認過去這種政策毫無疑義是徹頭徹尾的錯了”，“幼稚的中國黨領導機關是要負責任的”。[9]陳獨秀在承認和承擔錯誤的同時，還把犯錯誤的原因總結為，是“忠實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10]因為當時的中共中央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的革命實際上是蘇聯在遙控，身為總書記的陳獨秀雖然持不同意見，并在事實上有過抵觸，但為了大局也只能是服從而保留自己的意見。“1926年上半年中共對國民黨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協退讓’，完全是由共產國際、蘇聯及其在中國的指導者維經斯基、布勃諾夫、鮑羅廷等錯誤造成的，他們對這三次‘妥協退讓’乃至其后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如果說陳獨秀在這三次‘妥協退讓’中也有責任的話，那也只負次要的責任。”[11]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定論”，是“源于共產國際的需要和指示”，是“斯大林操縱下的共產國際，及共產國際操縱下的中共為了當時政治的需要而定下了‘右傾投降主義’的結論，歷史在沒有道義的情況下記下了同歷史事實不符合的結果”。[12]
毛澤東也表示：“大革命中，我們黨犯過右傾錯誤；十年內戰，八年抗戰時期，我們黨又犯過三次‘左’傾和抗戰初期一次右傾錯誤，都是來自第三國際。”[13]
現在，隨著俄羅斯檔案新材料的開放和利用，史學界對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責任進行深入探討后得出的結論是：大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陳獨秀只不過是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領導，只能承擔執行錯誤路線的次要責任。對此，有人統計過，1923—1927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專門討論中國共產黨問題的會議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平均兩天半一個決議，事無巨細地遙控指揮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中共的很多重大事情，如與國民黨合作、對中山艦事件與整理黨務案的處理等，都得聽命于莫斯科。等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出于本國利益考慮，把一切責任推向陳獨秀，把一切錯誤也推給陳獨秀。
既然如此,則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因陳獨秀長期受到批判而延續下來的關于“大革命失敗”的錯誤認識，隨著今天對陳獨秀功過是非的正確評價，也應該矯正過來,還其歷史的本來面目。即不能將大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歸于陳獨秀，作為中共中央的領袖，即便要負部分歷史責任，也只能是相應的執行錯誤決策中的連帶責任。
2、加入托派（托洛茨基主義派的簡稱）的錯誤
這是過去一直被認為是陳獨秀犯錯誤的第二個主要原因。他參加“托派”，與黨發生分歧，干擾了黨的革命斗爭，并被開除出黨，“然而他與黨的爭論，仍是革命陣營內部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路線和方法上的分歧。”[14]即使后來他被捕關在國民黨監獄里,也沒有在國民黨的威脅、利誘面前屈服過。
事實上陳獨秀本人也是反對分裂和破壞黨的，當他看到托派的主張不利于抗戰，與自己的抗戰救國的愿望相悖時，竟對托派給以嚴厲批評，出獄后斷然拒絕了與托派的聯系，并申明與其“各奔前程”。[15]
歷史也已經向我們證明,他并不是“反革命”、“漢奸”、“叛徒”。過去強加給他的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已經被黨的文件和歷史資料一一否定了。
三、簡要評價
歷史已經過去，當再次回顧先烈走過的路時，我們確實需要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上進行理性的分析。“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因此，我們無需以現代人的眼光去苛求那個時代的人。畢竟他所處的歷史時期既是中國革命極其復雜的時期，又是中國共產黨的幼年時期，而他作為黨幼年時期的領袖，自然就注定了他免不了要受到所處時代的局限。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把一代領袖當作神，更沒有必要從反面神化他，我們應該把他放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去看待，不夸大、不貶低，還他一個真正的面貌。這樣才能更客觀更公正地評價陳獨秀這位重要黨史人物
就其貢獻而言，五四運動前后至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倡導了民主和科學的新思潮；作為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是站在時代潮流的前列、引導時代前進的。不論是倡導新文化運動，還是傳播馬列主義，乃至創建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其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僅從這一點來說，稱他為偉大的革命先驅，偉大的啟蒙運動者，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學者，乃至20世紀的精神領袖等光環和榮耀形容都不為過。郭德宏也在《略論陳獨秀的歷史地位》中說他有七大歷史貢獻，五大杰出成就，一個杰出表率。這些都是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
然而，由于受歷史條件、共產國際、黨以及自身等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他和全黨對革命形勢的認識也存在不足的一面。作為那個復雜歷史時期的領袖人物，他沒能超越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對中國的國情有較為深刻的認識，所以在共產國際的控制下，不善于玩政治的陳獨秀就難免會發生某些失誤。
但是，人們卻一直習慣于一筆抹殺陳獨秀前期的巨大歷史功績，而無限夸大他后期的重大錯誤，把陳獨秀粉作是右傾機會主義、取消主義、甚至托洛茨基主義代名詞。很明顯，這違背歷史事實的。
周恩來也說：“‘陳獨秀創黨有功。’我想，對于這樣光輝時代的總司令和創造了黨有功的人物，即使他后期犯了右傾投降主義及開除黨后搞了托陳取消派，也應該全面研究”。
而廖蓋隆的結論是：“總觀陳獨秀的一生，他的歷史功績是主要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任建樹先生也認為，“作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之一，陳獨秀的功績是偉大的，而他所犯的錯誤與之相比是微小的，歷史終究會發展到給陳獨秀樹銅像予以紀念。”
縱觀陳獨秀的一生，可以說，都是為國家民族奔波奮斗的一生，是大公無私的一生，其歷史功績是巨大的。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陳獨秀理所當然地應該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我們在充分肯定陳獨秀早期的歷史功績的同時，還必須指出，由于各種復雜原因，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也有一些不可推卸的個人責任和錯誤。但是，陳獨秀的功就是功，過就是過，既不能用他早期的功勞去掩飾其后期的錯誤，也不要以他后期的錯誤去否定其早期的功勞。對于陳獨秀早期的歷史作用，應予充分地肯定，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因此，我們可用評價毛澤東的功過的立場來評價陳獨秀，雖然犯有錯誤，但相比其功勞，錯誤是次要的，功勞是第一的。我們應當宣傳他的歷史功績，確認他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杰出人物，永遠紀念他。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繼續高舉陳獨秀最先舉起的民主、科學、社會主義三面旗幟前進，把社會主義建立在民主和科學的基礎上.為民主、科學和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的勝利而奮斗。當然，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一個客觀真實的陳獨秀一定會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第2篇: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民國以來，尤其是到五四運動、大革命和抗戰前期，他一直都是一位大名鼎鼎、無人不曉的歷史風云人物，并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他既是近代中國一位有重要影響而十分復雜的歷史人物，又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爭議最大的歷史人物之一。雖然是紅極一時的名流,卻也是人生坎坷、命運多舛的悲劇人物。他的一生處在舊中國專制統治、軍閥混戰、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熱之中，個人的經歷充滿著驚險，受到的不幸遭遇和待遇，更是在整個近代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的歷史功績是巨大的，也是無法磨滅的。然而由于受到所處時代的局限，他在執行國民大革命的錯誤決策以及后來的“托派”問題上也有不可推卸的個人責任。那么對于這樣一位對中國革命做出過巨大貢獻，又有著種種是非的歷史人物，我們該如何進行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對此，我們認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無論是表彰，還是責難，都必須直面歷史真實，厘清界限，清楚是非。因此，本文是從陳獨秀的歷史功績和過錯兩方面進行闡述，理性的對其一生作簡要、客觀的評價。
第3篇: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陳獨秀，原名乾生，字仲甫，族譜名陳慶同。陳獨秀是五四時期所用的筆名。
陳獨秀在世的半個多世紀，正是國內外風云翻滾的大動蕩年代，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后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加緊了對古老中國的殘酷壓迫和掠奪，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震撼了陳獨秀等青年愛國人士的思想。這場戰爭給中國人當頭一棒，使得國人紛紛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自1901年，陳獨秀相繼五次赴日留學，目的是想用外國先進文化改良中國封建文化，喚醒民族自覺。留學經歷使陳獨秀大開眼界，他割發代首以表與清朝統治的決裂氣勢，并企圖讓中國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他的思想轉向了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陳獨秀追求正義與進步，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致力于思想啟蒙，他深入廣大人民群眾之中，為喚醒每一個中國人而搖旗吶喊。他領導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積極在工人和學生中間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一、領導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奠定思想和組織基礎
以創辦《新青年》為標志，陳獨秀以新的姿態成長為一名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發起并領導新文化運動;二是全面引領了新文化運動的走向;三是影響和團結了一大批優秀的先進分子，進而發展為五四運動的中堅力量。
陳獨秀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是極具叛逆性格的知識分子。他傾注全部心血的《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了一股熱潮，且久久不能散去，直至1926年7月終刊。他以《新青年》雜志為載體，以青年群體為對象，以法蘭西為標桿，以民主、科學為利器，以倫理、文學、教育、社會等革命為內容，以思想啟蒙為任務，立足當下，謀劃長遠，從而形成了《新青年》獨特的辦刊理念。陳獨秀以《新青年》以及后來與李大釗一起創辦的《每周評論》為載體，引領新文化運動向激進、希望、改革發展。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凱意欲用“尊孔復古”復辟封建帝制，立即引起了陳獨秀等知識分子的極大憤慨，紛紛撰文批判封建綱常倫理是奴役人民的工具，指責袁世凱獨斷專權、倒行逆施的罪行，批判封建迷信思想是阻礙社會發展的毒藥。陳獨秀大刀闊斧對落后腐朽思想內容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震驚了國人的思想。陳獨秀這種堅決而徹底反封建主義的戰斗精神，影響了許許多多有志之士投入到反封建的斗爭中，使長期禁錮國人思想的封建統治遭到重創，為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掃清了道路。
新文化運動對作為新價值觀的“科學”與“民主”的倡導和對作為舊價值觀的孔子、孔教、儒家綱常的批判，為社會主義新價值觀在中國思想界的凸顯與確立創造了思想環境。除此之外，陳獨秀也對文化表現形式展開了變革，從1918年1月開始，《新青年》的文章改用白話文，采用近代化的標點符號。《新青年》的文章內容新穎豐富，作者隊伍年輕雄厚，《新青年》成為全國最具有影響力的雜志。
陳獨秀從以往歷次革命失敗的教訓中認識到，過去革命的失敗首先在于沒有喚起“多數國民之自覺”。而新文化運動，就是一場空前的造就人、培養人的運動。當時，聚集在陳獨秀和《新青年》周圍的是一大批先進青年，他們對革命充滿希望與斗志，力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中國落后的現狀。這些先進知識分子心照不宣地以《新青年》為主陣地，抓住現實政治的要害，發表了一篇又一篇針砭時弊的文章，及時報道時事政治，鞭辟入里地對舊文學進行無情的鞭撻，把近代中國的思想發展及其斗爭，推進到堅決、徹底的反對封建主義斗爭的新階段。
二、親自參與和領導五四運動，成為運動的“總司令”
陳獨秀以各種方式發動并參與五四運動的整個過程，推動五四運動走向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同許多的愛國青年一樣，陳獨秀從巴黎和會的結果逐漸看清了帝國主義的真實面目，使他從以前對于帝國主義的幻想中醒悟過來，認識到依靠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中國人民的幸福是一件不現實的事情。在巴黎和會的結果傳入中國之后，陳獨秀便在《每周評論》上寫了號召人民“直接解決”的評論：“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利益，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即巴黎和會及國內正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的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起來直接解決不可。”這樣，不僅讓人們對巴黎和會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且動員人民直接起來把矛頭指向帝國主義和腐敗的對日外交的政府。陳獨秀一針見血的指出，曹、陸、章這些腐敗官員只是被帝國主義和當權者利用的機器，最根本的是北洋軍閥政府與帝國主義沆瀣一氣，出賣本國利益換取自己私利，從而放縱帝國主義胡作非為。在整個運動中，陳獨秀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從巴黎外交失敗這一現象想到了我們中國的存亡問題，并呼吁人們起來直接進行民族自衛。巴黎和會不僅引發了五四運動，而且也刺激了中國人重新思考中國的前途，由此而激起了社會主義新價值觀在五四運動后中國思想界的凸顯確立。
6月8日，陳獨秀又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研究室和監獄》一文，號召青年學生在與帝國主義、反動政府的斗爭中要有不怕流血、不怕殺頭的無懼無畏的坦蕩胸襟。陳獨秀在推崇科學與文明、獻身人類解放事業的斗爭中，身先士卒，鼓舞著學生們的斗志。6月10日，陳獨秀親自散發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聲稱“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鼓動人民站起來，是陳獨秀為五四運動制定的行動宣言。
從5月4日至6月上旬，陳獨秀利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這兩個主陣地，密集撰寫文章，言語激烈，支持學生的抗議斗爭，開辟“山東問題”專欄，報道和評論山東問題的實質意義，及時總結運動的情況和經驗，指導運動的發展，僅在《每周評論》上刊載的各類文章和短評就超過40篇。經過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呈現新的特征、形態和氣象，進入新階段。可以說，陳獨秀是當之無愧的五四運動“總司令”。
三、鞏固和發展五四運動成果，組織創建中國共產黨
五四運動使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臺，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陳獨秀等一批有著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通過創辦干部學校，培養了一批骨干力量，加大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力度，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理論武裝是隊伍建設的前提。十月革命的勝利，為中國送來了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各種學派競相在中國存在和發展。基于對社會主義不同的認識，便形成了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大論戰。首先進行的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與胡適為代表的改良主義者的論戰。馬克思主義者指出解決中國社會現狀的根本辦法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方法來改變社會經濟基礎，通過階級斗爭來推翻舊制度;胡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是讓步主義，是不徹底非根本的謬誤。其次展開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同張東蓀、梁啟超等為代表的假社會主義者的大論戰。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張東蓀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是一種與資本主義妥協的改良主義，不可能解決社會問題。而且社會主義是一個沒有壓迫和剝削的社會，世界已進入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中國非依社會主義的方式和組織生產、發展產業不可。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大論戰提高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地位，直接影響了中國人堅定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陳獨秀認為堅持走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建立中國共產黨，無疑是正確的。這就使得在中國傳播的馬克思主義不再只是一種單純的書齋里的學問，不再只是一種僅能解釋世界而不能改變世界的理論，使中國共產黨從創建時起就是一個有思想、有理論、有哲學基礎、有奮斗理想的革命黨，這與舊式起義的農民、近代的資產階級政黨明確地劃清了界線。
創建共產主義小組，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組織干部基礎。1920年春，陳獨秀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結合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以及中國革命的現狀，討論了成立中國革命政黨的各種問題。 5月，陳獨秀組織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隨著研究會的規模不斷擴大，8月，經過層層努力，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與此同時，李大釗在北京也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經過陳獨秀與李大釗南北相互配合，以及與各地的共產主義者聯系，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北京、濟南、長沙、武漢、廣州等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陸續建立，陳獨秀還組織法國的中國留學生開展建黨活動，并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為有統一的行動綱領，陳獨秀便把《新青年》改成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又主持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作為吸收黨員的標準，同時作為黨員的學習指導文件，教育黨員、統一黨內思想。廣大知識分子堅定了目標，成為了黨的干部和革命事業的中堅力量。
陳獨秀親自到工人群眾中去介紹馬克思主義，指出資產階級剝削的實質，積極呼吁工人群眾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陳獨秀為了深入工人階級群體中，便從北京來到當時中國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到工廠、到碼頭、到各種勞動團體中去了解工人的生活現狀，調查工人罷工情況以及工會組織的情況。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工人的培養和教育，在陳獨秀的帶領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還創建了《伙友》、《勞動界》等期刊，陳獨秀發表了不少見解，向工人說明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創造世界，勞動者通過社會革命創造“工人的中國”等基本觀點。用通俗易懂的理論和生動的故事啟發引導工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在陳獨秀的努力下，覺悟的工人階級在1920年11月成立了上海機器工會及印刷工會等組織，這是中國真正的工會組織，自此中國具有了扎扎實實的階級基礎。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一大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第4篇: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一提起五四運動，人們就會想起當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和他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毛澤東在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①[《七大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報》，1981年7月17日。]，因為是他發起并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愛國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而且，在五四愛國運動中，陳獨秀與他的新文化運動戰友又及時報道形勢，提出行動口號和綱領，實際上起了引導運動的作用。最后，又是他收獲五四運動的成果，組織共產黨，把五四運動引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軌道。
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仁的論述，把五四運動不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探到1921年；內容上，也不局限在愛國政治運動而包括新文化運動和中共的成立。所以把1915～1921年稱為“五四運動時期”。這就是說，我們平時所指的五四運動，實際上有兩種含義：一種是狹義的，專指1919年的愛國運動；一種是廣義的，包括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和1919年的愛國運動、及其延續——中共的成立。而其影響和意義，甚至延續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今后中國現代化的徹底實現。
有一些學者，不同意廣義的觀點，認為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毫無關系。持這種觀點的人，一是運用了不同的方法論，不愿意把二者聯系起來考察；二是可能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不愿意接受毛澤東、共產黨的觀點，更不愿意看到五四運動與中共成立的關系；三是如周策縱先生所指出的，有些人對新文化運動有偏見，“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五四運動”并不是由新文化運動直接觸發的。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大體上說來也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持過五四運動”。①[周予同：《過去了的五四》，《中學生》，1930年5月4日。]周先生對此評論說：“把五四時代的愛國活動和新文化運動或其他活動分開來做專題研究，自然可以；但這決不能個別單獨說明這一時期巨大變動的整體或主流。”②[《五四運動史》（上冊），第3頁，明報出版部，1981.]這個見解是深刻的。
關于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的領導者是誰？由于過去的研究者帶有太多的黨派色彩，爭論很大，如：國民黨的理論家葉楚傖先生認為五四運動是孫中山國民黨領導的③[《總理鑒臨下的“五四”運動》，見《“五四運動”資料特輯》，第13頁，時代出版社，1947.]；曾任國民黨副總統的陳誠等人則認為五四運動是青年感情沖動的、自發的、甚至是被投機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運動。④[陳誠：《告革命青年——為民國二十九年“五四”紀念而作》，見《“五四運動”資料特輯》，第2～3頁。]而大陸方面的學者，則多數認為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導了五四運動。這些說法都不太符合歷史實際，缺乏說服力。
二、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中表現的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之高，參加人數之多、規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這種特殊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直接是由陳獨秀為主帥的新文化運動準備的。
從1840年外國列強入侵中國，把中國逐步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起，中國人民受盡了屈辱和苦難，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但是，從1840到1914年，中國人民雖然進行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斗爭，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康梁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都以失敗而告終。當時的人們，特別是參加了辛亥革命的先進分子，對這種斗爭為什么屢起屢折的問題，找不到答案。面對袁世凱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危機日益嚴重的局勢，人們感到仿徨和苦悶。
就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陳獨秀獨辟蹊徑，提出中國要獨立富強，要實現近代化，當前不是直接進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首先要進行一場思想文化革命，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即改造國民性，徹底清除傳統的封建主義思想和各種宗教迷信思想對中國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就是說：要救亡，首先要啟蒙。
自然，改造國民性，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并不是陳獨秀天才腦袋中突然想出來的，而有歷史發展的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當時清朝統治者中的洋務派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實際上是承認了中國文化的不足。后來，在康、梁維新運動中，少數激進分子在論證他們的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時，曾經攻擊到儒家的綱常倫理學說，首次沖破了封建社會腐敗沉悶的空氣，形成近代中國第一個思想解放的潮流。當時的孫中山、陳獨秀及毛澤東，都深受這股潮流的影響，一度擁護維新改良主張。
對于辛亥革命時期文化思想戰線上的斗爭，學術界有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認為“是無聲無息的。”①[陳旭麓：《論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第5期。]香港學者陳萬雄先生在深入研究這個時期的大量報刊后，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戊戌時期維新派對封建思想雖有沖擊，但“嚴格地說仍未算達到全盤地反省和檢討傳統文化思想的地步，在思想界或社會上更說不上形成一種‘反傳統’的潮流”；一種具革命性的反傳統文化的革新思想潮流從1903年開始“才真正出現”。而這股潮流，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淵源”①[《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19、123頁，三聯書店，1997.]陳先生的這個觀點是很有見地的。在論述這個觀點時，他對陳獨秀在1904年創辦的《安徽俗話報》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反傳統文化革命的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因為，陳獨秀在他參加的1903年拒俄運動被鎮壓后，曾表現出與當時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創辦了一份報紙《安徽俗話報》，集中探討中國危亡和歷次救亡運動失敗的原因。結果，他認為關鍵是中國的國民性大落后。
他說：“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中國人有兩大不好的性質足以造成“亡國”：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國”；第二，“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②[三愛：《亡國的原因》，《安徽俗話報》，第17期。]這就是說，中國人民在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是沒有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覺悟的。所以，救亡應從根本上著手：改造中國的國民性。于是他以“三愛”為筆名，在《安徽俗話報》上用通俗的話語，向廣大普通老百姓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和闡述：講述了當時中國面臨著被外國列強瓜分的危急形勢；從“家”這個關系到國民自身利益的關鍵詞作為切人點，以“國亡家破，四字相連”，闡述了“家”與“國”的關系，啟發國民關心國家命運、起來救亡的政治覺悟；宣傳了國家主權是“全國國民所共有”、不能讓“皇帝一人胡為”的民主思想；同時批判了社會上種種迷信天命的惡俗和宿命論，宣傳了一些科學知識……
由于這樣的內容，《安徽俗話報》發行半年即達數千份，全國各大城市均設有代辦處，一時馳名全國。但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勢風雷激蕩，陳獨秀也被裹挾進去，直接進行政治革命。在這年秋天《安徽俗話報》出至22期后，不得不停刊。所以，如果說當時全國類似《安徽俗話報》的白話報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傳統的文化革新潮流”，那么這股潮流沒有發展成一場深刻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在當時國民中沒有發生多大影響，一般國民仍如魯迅小說《藥》中吃人血饅頭的人們那樣不覺悟，甚至在有文化的知識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數如魯迅小說中的孔乙己，留學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樣，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機。而且它對辛亥革命也沒有發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如后來陳獨秀指出的那樣，辛亥革命的目標與結果，定位在一“單調的排滿”，即種族斗爭；二“單調的軍事行動”，即依靠少數軍人政客而不是廣大民眾。這也是辛亥革命不徹底、遭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失敗后，隨著袁世凱政治上的復辟，文化上的復辟也跟蹤而來。孔孟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尊孔崇儒訂入“憲法”：“中小學均加讀經一科”。
在這股復辟潮流的影響下，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這些封建教條更加嚴厲地窒息了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的思想和權利。許多青年經不住痛苦的折磨，生活悲觀，甚至自殺，揭露出孔教的“吃人，吃孩子”的本質。國民連自身的生存權利都沒有保障，何有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起而救亡的覺悟。
正是在這種眾人皆醉皆迷時，陳獨秀在經過一段短暫的苦悶和訪徨后，清醒而順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國民性的文化革命上來。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一創刊，陳獨秀就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聲言要徹底改造國民性，造就一代“敢于自覺勇于奮斗”之“新青年”。這種青年的六條標準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無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這了實現這個目標，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以振聾發聵的氣勢和無比銳利的戰斗力，向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動的部分——“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老莊、佛教的退隱思想和迷信觀念以及為這種學說、思想、觀念服務的舊教育、舊文學發起猛烈攻擊，掀起一場又一場革命。其中振動最大的是倫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學革命。
陳獨秀一直把這場運動的重點放在批判儒家的倫理學說，指出“三綱”之說把全國每一個人都變成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主思想，沒有個人權利的奴隸，必須徹底推倒。
這次運動與當年辦《安徽俗話報》時不一樣，不是從“家”與“國”的關系，從“家”的利益出發，來啟發國民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覺悟；而是從“人”與“家族”（封建社會和國家的基石）的關系，即從“個人”的利益（人權）出發，來啟發國民的倫理覺悟，具有更深刻的意義。陳獨秀指出，倫理的覺悟比政治的覺悟具有更深的層次：“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①[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第1卷，第6號。]關于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他認為：“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②[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5號。]這就把人的解放與國家的振興聯系起來了；把啟蒙與救亡統一起來了。
新文化運動經過幾年的斗爭，在全國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在青年一代中，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發生了強烈的震撼。廣大青年男女紛紛沖破封建家庭和包辦婚姻的束縛，團結到《新青年》周圍來，先是為個人的“天賦人權”而斗爭，繼而走上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擔憂的奮斗道路。他們組織各種社團，創辦類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從事文化革命，又進行政治運動的強大隊伍，從而為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創造了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
為什么新文化運動必然走上政治斗爭之路，啟蒙向救亡轉化，從而與五四運動發生關系呢？新文化運動啟動時，同人本來是相約“不批評時政”的，即“20年不談政治”。但此約并不表明他們不關心政治，而是要從思想文化人手，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因此一旦發生涉及到如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等關系到賣國、亡國的重大政治問題，就不能不談。陳獨秀在回答當時責問《新青年》為什么談政治問題時，說得好：“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完全不關心政治，乃是“涼血動物”，“乃中國舊式書生，非二十世紀之新青年也。”①[《答顧克剛》，《新青年》，第3卷，第5號。]又說：“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系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后已！國人其速醒！”②[《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期。]
三、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組織條件
北京和全國五四運動的參加者狀況顯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充足的組織條件和群眾基礎。這些人可以分成以下幾個層次：（一）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除了上述陳獨秀是“總司令”之外，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是一個重要的精神領袖，他以“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為辦校方針，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顧茅廬之誠，把當時沒有學位、沒有教授職稱的陳獨秀從上海請到北京，聘為教授，還委以文科學長的重任，并允許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辦理。同時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學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陳獨秀以《新青年》編輯部為陣地，組織起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終使在上海進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運動迅速壯大擴展到全國規模的轟轟烈烈的運動，收到了扭轉中國歷史方向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沒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和措施，就沒有新文化運動，即便有，也不會有那樣的影響。同時，蔡元培本人也有類似陳獨秀、胡適那樣的鮮明的新文化改革思想，并在新文化運動和陳、胡、錢等人受到保守勢力攻擊時，盡了保護之責。1919年3月18日，曾給當時攻擊新文化運動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紓一封回信，竭力為新文化運動辯護，逐條駁斥了對方的污蔑和攻擊。
特別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思想情操對五四學生運動產生了巨大的直接影響。
對于學生，雖然他認為最重大的責任是讀書，政治集團和學校之間不應該有什么關系；但他不像胡適那樣固執，而主張20歲或20歲以上對政治有興趣的學生，可以以個人身份加人任何政治集團；學校可以對他們加以勸告，但不可干涉他們的自由選擇。他還鼓勵學生自治，組織各種社團。雖然這些社團開始是帶有學術、娛樂和服務性質的（如學生會、新潮社等），但一旦組織起來，在政治運動中，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組織或帶上政治色彩。
從當時三位親歷者何思源、葉景莘、許德珩回憶1919年5月2日和5月3日蔡元培親自推動運動的情況①[參見何思源：《五四運動回憶》，《北京文史資料》，第4輯，第67頁；葉景莘：《巴黎和會期間我國拒簽和約運動見聞》，《五四運動回憶錄》（續）；許德珩：《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五四運動回憶錄》（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來看，說蔡元培是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發動者，并不為過。而且緊接著蔡元培又為營救被捕的學生而奔走，取得成功。可以說，蔡元培是僅次于陳獨秀的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所以陳獨秀在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時說：“五四運動……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元培、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②[《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不過，說起其他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只提胡適而不提李大釗，似乎不太符合當時的實際。因為，無論從新文化運動，還是從愛國運動方面，李大釗當時在青年中的影響都比胡適大。李是陳辦《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思想上一致的最親密戰友和助手，而且是最早把十月革命和蘇俄的影響及馬克思主義引進《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并堅持下去的人。特別是在五四運動中，由于陳獨秀早在3月已被迫辭職離開了北大，胡適由于陪杜威去上海活動，也不在北京。只有李大釗留在北大直接指導學生行動。
胡適在上海接到陳獨秀等人的信了解北京學生游行事件后，頗不以為然。他一貫主張學生應該專心讀書，主張“讀書救國”、“教育救國”，主張進行新文化運動，改造落后的國民性，進行文學革命，特別是白話文運動；而政治救亡工作應該由政府去管。他這種思想主張，在政治運動高潮時，自然是不合時宜的，但從長遠來看，也不無深刻性。“教育救國”，本來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所以，高潮過去后，他的這種主張會得到相當的響應。這是運動后期一部分學生運動領袖跟隨他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在運動前新文化運動中在青年中建立的崇高威望，所以胡適可以說也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
（二）群眾基礎之一——除以上四人外，在1919年五四前，新文化陣營的其他干將還有十余人，他們除了與陳獨秀一起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和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如6月9日與陳獨秀一起去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的，就有高一涵、王星拱等。①[參見高一涵：《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險》，《五四運動回憶錄》（續）。]（三）群眾基礎之二——《新青年》、《每周評論》作者群。
五四前，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發表文章的作者，除了以上新文化運動的干將之外，還有九十多人。這些人，在與陳獨秀一起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同情、支持、參加五四愛國運動的同時，年輕者在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深刻教育、啟發和影響后，更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如渾代英、毛澤東、傅斯年、羅家倫。
（四）群眾基礎之三——《新青年》與《每周評論》的讀者群和直接與陳獨秀通信、接受新文化及愛國思想洗禮的人們。
這個人數有多少？難以正確統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很多很多。單以1919年5月前《新青年》上刊登的讀者通信，就有178封（自然是來信的極少一部分），其中陳獨秀親自公開答復的讀者就有32人之多。就《新青年》論，1917年以后，“五四時期”期間，銷量驟增到1．6萬份。若一人讀一份，就是1．6萬人。而像北大、長沙第一師范等校，一份雜志往往是十幾人甚至幾十人閱讀，那么，它的讀者群就是十幾萬甚至幾十萬，而且多集中在中等以上學校的青年學生中。就此而論，說《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為青年學生為主體的五四運動準備了組織條件和群眾基礎，是不為過的吧！自然，閱讀和寫信給陳獨秀新青年社的，并非都是擁護陳獨秀主張和新文化運動的，但是衷心擁護，接受影響，并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甚至組織社團，進行活動的青年，也不是少數。
毛澤東曾回憶：“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①[轉引自斯諾：《西行漫記》，第125頁，三聯書店，1979.]《每周評論》創刊后，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里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周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發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②[《文學革命》，《胡適選集》，第16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五）群眾基礎之四——北大和北京學生運動領袖。
鑒于五四運動是以北大和北京學生為先鋒首先發起的，所以，我們還應特別指出以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為領袖的新文化運動，還親手培養了北大和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
五四運動的爆發，以五三之夜的預備會議和五四游行為標志。這兩個事件的組織者是國民社和新潮社的骨干，即許德珩、易克嶷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等。這些學生運動領袖都是當時陳獨秀等人正在親自教誨的學生。他們的經歷和回憶③，[參見許德珩：《我和陳獨秀》，《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博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2卷，第1期；羅家倫：《逝者如斯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表明他們與陳獨秀的關系十分深切。特別是傅斯年、羅家倫創辦“新潮社”和《新潮》雜志是受到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直接支持和幫助的。
段錫朋以北大學生會和北京市學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五三之夜的預備會議。6月5日，他與許德珩等作為北京學生的總代表，參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聯合會。段在會上介紹了北京學生斗爭的經驗。會議克服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決議堅持“三罷”，不達目標，誓不反顧。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國學聯的成立大會，并出任會長。6月21日，巴黎和約簽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國學聯與上海各界聯席會議，通過對內對外宣言，堅決反對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終于取得勝利。可以說在整個五四愛國運動中，他是第一號學生領袖。
五四當天游行的總指揮是博斯年，起草游行中散發的最重要的白話文傳單的是羅家倫，謁見美國公使的四位學生代表中，三位是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
這里，順便對過去在大陸上長期流行的一種說法，提出異議。這種說法認為：五四運動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導的，因此而把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等這些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排除在外。①[華崗：《五四運動史》，第8章，第160頁；彭明；《五四運動在北京》，第170頁，北京出版社，1979.]這種說法的根據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的有關論述，但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因為第一，五四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并非都是《甚至主要不是）后來參加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北京是如此，全國亦是如此。這一點從當時各省市成立的學生聯合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領導成員名單中，就可清楚地看出。
第二，把鄧中夏、高君宇等人定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是因為當時他們“贊成俄國革命”。但是，恰恰在這個標準上，當時“新潮社”的領導人傅斯年和羅家倫比誰都激進，甚至比他們的老師陳獨秀、李大釗還要激進。這可以用他們當時發表在《新潮》雜志上的大量文章來證明。所以，若以“贊成俄國革命”此一標準來衡量“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而把傅斯年、羅家倫排除在外，也是自相矛盾的。
總之，誰領導了五四愛國運動？只能有一個標準，即看其在當時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從思想傾向上來劃分，是不妥的。因為連毛澤東在上述文章中也承認，當時的知識分子并沒有分化：“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3頁，人民出版社，1986.]還需指出，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的陳獨秀直到1920年初才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所以，如果硬要在思想上給五四愛國運動的領導者定格，那么，他們都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
（六）群眾基礎之五——當時同情、支持新文化運動的一些進步黨和國民黨人。
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和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表現得相當活躍，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所以這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受《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是主要原因。因此，兩黨分別從1918年春天和五四運動后期起，他們的機關報和機關刊物就與《新青年》互相呼應，宣傳新思想，甚至傳播馬克思主義。
四、對五四運動的指導
在三四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救亡運動準備著以上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的時候，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繼而召開的巴黎和會，將決定德國掠奪去的我國山東權利是否能歸還中國的重大政治問題，擺到了全國人民面前。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干將，在繼續維持《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的同時，于12月22日，創辦了一份專門報道評論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推動政治運動的刊物——《每周評論》。這份周報，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又是指導五四運動的一面旗幟。
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接過當時人們的口頭禪“公理戰勝強權”，提出了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接著，12月29日，陳明確提出歐戰后東洋民族的兩大“覺悟與要求”：對外，“人類平等主義，是要歐美人拋棄從來歧視顏色人種的偏見”；對內，“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①[《歐戰后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每周評論》，第2號。]這里，已經明確提出了后來成為五四運動綱領的兩面旗幟——反帝反封建。
1919年1月19日，關于國內的斗爭，陳又提出更具體的目標，即“除三害”——軍人、官僚、政客。更可貴的是提出了進行斗爭的具體方式：“相當規模的示威運動”和“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后援的政黨”。②[《除三害》，《每周評論》，第5號。]2月9日，當巴黎和會表現出由“五個強國在秘密包辦”，將“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的態勢時，陳又在《每周評論》上立即發表《揭開假面》等文章，予以揭露，而在3、4月份，當日本帝國主義在巴黎和會上充分暴露侵吞我國山東權利的野心時，《每周評論》立即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自21條、日中軍事協定以來的種種侵略中國權利的罪惡和北洋政府為滿足這些侵略要求所干的一系列勾當——這里，實際上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更高更具體地舉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幟。
5月4日前夕，當得知五四當天將有學生示威游行的行動時，陳立即在當天出版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兩個和會都無用》的戰斗檄文，吹響“人民起來直接解決”的沖鋒號，指出：“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五四運動發生后，陳獨秀密切關注形勢的發展，針對敵我友各方的動向，更及時發出鮮明而強烈的政見，不斷打擊敵人，教育群眾，力圖使運動朝著正確而徹底的方向發展。
5月11日，針對北洋政府鎮壓愛國學生和學生運動只注重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情況，陳獨秀列數政府從21條以來的一系列賣國行為，指出斗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作為政府“機械”的三個賣國賊，而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①[《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造成這根本罪惡的人是誰》，《每周評論》，第21號。]5月18日，針對北京的運動總是局限在學生階層中和有些人把民族的斗爭視為山東一省的問題的錯誤認識，陳獨秀又發表文章《敬告中國國民》應該全民起來奮斗。②[《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每周評論》，第22號。]此后，針對反動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而運動中又出現妥協和厭倦傾向，陳獨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時發出戰斗檄文，指出國民“應該有兩種徹底的覺悟”：“（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提出了鮮明有力的戰斗口號：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③[《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周評論》，第23號。]又諄諄告誡在運動中受盡磨難的學生：“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監獄，出了監獄就人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④[《研究室與監獄》，《每周評論》，第25號。]從此，“出了研究室就人監獄，出了監獄就人研究室”，就成為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的座右銘。毛澤東在指導湖南五四運動的刊物《湘江評論》創刊號中，就直接引用了這句話。
特別是6月9日，為了推動運動進一步深人，陳獨秀竟不顧大學教授的身份，親自起草了內容，印成中英兩種文字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又親自到鬧市區去散發，不幸被暗探逮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宣言》中明確提出的五條“最低要求”中，不僅要收復山東權利，而且“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表現了反日的徹底性；不僅免除曹、章、陸三位賣國賊，還要免除掌握當時暴力專政機關的徐樹錚、段芝貴、王懷慶的官職，并“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這就把一般的政治運動，導向革命的道路了。
綜上所述，陳獨秀及其從事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們——蔡元培、李大釗等，以《新青年》為陣地，喚醒了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的愛國主義覺悟；又以《每周評論》為陣地，為五四運動提出了不斷深人的戰斗綱領、口號和斗爭方式。而且，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們還身先士卒，沖到了斗爭第一線去散發傳單；陳為此還被捕，由于各界的營救，三個月后才獲釋。
所有這些，雄辯地證明了陳獨秀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也是五四愛國運動的領袖。據朱務善等1923年所做的民意調查，被訪者（大部分是青年學生）心目中大人物是哪幾位？結果以孫中山、陳獨秀、蔡元培三人票數最多。①[《本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民意測量”》，《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3月4～7日。]這也有力地駁斥了那種認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大體上說來也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持過“五四運動”的說法，是多么站不住腳。
五、關于五四運動的結果
五四運動的結果：由啟蒙轉向救亡，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民主，這是當是歷史轉折時期的產物。因為：從當時的國際環境來看，新文化運動雖然發生在十月革命前，西方民主主義文化對中國還有極大吸引力的時代，但五四愛國運動卻發生在十月革命后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民主主義文化呈現出衰敗沒落而蘇維埃制度和西方各國社會主義革命生機勃勃的時代，使中國一切進步人士多轉向俄國蘇維埃和社會主義，如不用說過去醉心于法蘭西民主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就是梁啟超、孫中山，以及傅斯年、羅家倫，甚至廣東軍閥陳炯明、山西軍閥閻錫山也大談社會主義。可見這是一個勢不可擋的潮流，于是大家都拋棄過去帶著光環的西方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理想，使五四運動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后來歷史的曲折，有人認為五四結果選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歷史遺憾。這里有一種誤解，即誤解陳獨秀等五四運動的領導人在五四后期放棄了新文化運動及其宗旨。實際上，陳獨秀等人選擇馬克思主義一組織共產黨一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原以為可以繼續像五四運動那樣，可以把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結合起來進行的，在救亡成功，使國家獨立的同時，建立一個理想的新社會，人們可以享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
那么，后來的事實為什么沒有向那個方向直接發展呢？這里，對于陳獨秀等人來說，又有另一個誤解，即他們誤解“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實現人民民主，正如當時列寧反復批判資產階級民主，贊揚無產階級專政時所說的那樣：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政權是它的一種形式）在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正是對絕大多數居民，即對被剝削者的民主。”所以，“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①[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寧選集》，第3卷，第630、633、634～635頁，人民出版社，1960.]陳獨秀等人，當時完全接受列寧的這些觀點，并在中國大力宣揚。但是后來的歷史表明，在長期的軍事斗爭和暴力革命勝利基礎上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往往轉化為個人或少數人的獨裁，要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尚待我們長期艱苦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運動留下的三個核心課題——民主、科學和建立理想社會，至今還有現實意義。
第5篇: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它標志著中國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準備。這一偉大革命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就是陳獨秀。二十多年后,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上的報告中稱“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五四”運動總司令的稱號，陳獨秀當之無愧：
其一、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吹響了“五四”運動的號角。1915年9月，《新青年》創刊起，就高舉愛國主義、民主與科學、反帝反封建、走社會主義救國之道四面旗幟，號召以民主與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青年》從創刊到休刊，前后七年。其時，正是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而陳獨秀所高舉的四面旗幟，正是聯合團結、啟迪教育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基礎。毛澤東曾告訴斯諾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當我在師范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志，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范。”1917年，周恩來到日本后，在朋友嚴智開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三卷全份。讀后頗受啟發。他在日記中記道：“晨起讀《新青年》，晚歸復讀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獨身、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贊成。”又記：“這幾天連著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以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今后要按著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個主義去實行，決不固持舊有的與新的抗，也不可惜舊有的去戀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日記中又記：“我覺得我這次領悟，將以前的全棄去了，另辟新思潮，求新學問，做新事情。”看過《新青年》，周恩來還用這句詩來表達他這次的思想變化：“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惲代英當年寫信給《新青年》雜志說：“我們素來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從有了《新青年》漸漸醒悟過來，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見曙光一樣。”參加過“五四”運動和受到運動影響振奮起來的人，無例外地都受到了《新青年》的啟迪和鼓舞，先進的知識分子突破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樊籬，開始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并以此觀點來分析世界形勢和中國社會。陳獨秀的功績，就是把這一新的思潮，直接引導到推動“五四”運動的爆發和發展。”
其二、陳獨秀是“五四”運動中沖鋒在前的勇士。他認為“五四”運動和以往的愛國運動均不同，必須采取“直接行動”，“對中國進行根本改造”，并把斗爭矛頭指向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和統治中國的北洋政府。他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直接參加到運動的第一線，組織帶領青年學生與軍閥們展開了殊死的斗爭。“五四”運動爆發以后，關心他的朋友勸他離開北京，他氣憤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監處死，不欲生存于此惡濁之社會也。”他和李大釗主辦的《每周評論》，從5月4日至6月上旬，用全部版面報道“五四”運動發展情況，連續出版三期“山東問題”專號，提出“不復青島寧死!”“頭可斷，青島不可失!”等口號，介紹青島問題歷史真相，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抨擊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以及報道北京學生被捕經過及遭受迫害的情況。一個月內陳獨秀發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隨感錄》。他在《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一文中，指出日本侵害了東三省，又侵害山東，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無論是學界、政客、商人、勞工、農夫、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應出來反對親日派才是，萬萬不能袖手旁觀，陳獨秀是言行一致的人，“不能袖手旁觀”不是說給別人聽的。他除了參加策劃學生的一些集會外，6月9日，又親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胡適譯成英文，10日連夜印好有中英兩種文字的傳單，11日下午親自到北京鬧區“新世界”樓上散發。因此，被捕入獄，關押了98天。陳獨秀被捕，輿論大震，國內外大的報紙和通訊社紛紛報道。全國各地、各階層人士動員起來營救陳獨秀。孫中山對陳獨秀被捕非常關心，在上海約見北洋政府代表許世英時，質問許，你們逮捕了陳獨秀，“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你們也不敢把他殺死，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個，你們盡管做吧!”李大釗不分日夜到處奔波，為營救陳獨秀竭盡全力。陳獨秀出獄時，李大釗寫了《歡迎陳獨秀出獄》三首詩，其中寫道：“你今天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什么監獄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中說：“陳君之被捕，決不能損陳君的毫末，并且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于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陳獨秀坐牢的日子里，全國學界、教育界、政界、軍界、工商界營救的洪流匯集成宣傳陳獨秀、宣傳“五四”精神的波濤。真理戰勝了暴政，愛國主義戰勝了賣國主義。逮捕與營救，迫害與反迫害的斗爭，使陳獨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輝了。
其三、陳獨秀為中國人民指出了前進的方向。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國人民有了新的覺悟，特別表現在一批有志的青年知識分子中，他們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尋找探索中國之出路。各種流派和學說興起。中國社會的前進，是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還是學蘇俄“十月革命”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社會發展的爭論焦點。改良主義和冒牌的“社會主義”力爭把中國引向邪路。陳獨秀和李大釗等堅決站在捍衛馬列主義的立場上，向社會宣戰。第一個回合就是對胡適篡改《新青年》和《每周評論》辦刊宗旨的論戰。胡適在陳獨秀被捕期間接辦《每周評論》，他在第二十六、二十七號中把《杜威講演錄》編輯成專號，散布實驗主義，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號中發表“實驗主義”的文章，在《每周評論》第三十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章，帶頭反對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反對中國走蘇俄“十月革命”的道路。陳獨秀出獄后甚為不滿。10月5日，《新青年》改組，陳獨秀收回了編輯權，改輪流編輯為仲甫一人編輯。接著第二個回合，批判張東蓀、梁啟超的冒牌“社會主義”的論調。陳獨秀把這次論戰的雙方文章集中起來刊于《新青年》第八卷第四號上，并冠以“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的總標題。陳獨秀在完成了由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思想的轉變后，在上海立即投入到工人運動中去，深入社會，深入工廠做社會調查。他深感用科學社會主義來改造中國社會，必須要有強大的思想武器。因此，他委托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惲代英譯《階級斗爭》，李季譯《社會主義史》，李漢俊譯《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書，先后于1920年由《新青年》出版，寄送全國各地。從此，馬列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道路才展現在中國人民的面前。
其四、陳獨秀把“五四”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先進骨干帶進了中國共產黨。經過“五四”運動，馬列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在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醞釀成立已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南陳北李”在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功績，永垂青史。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完成的。“五四”運動期間，列寧一直在關注著中國的革命形勢。為了了解中國的情況，1920年4月，列寧派俄共(布)遠東局負責人之一維經斯基到中國來。李大釗向維經斯基介紹，在中國建黨，從社會影響、個人名望首推陳獨秀。維經斯基到上海后，經與陳獨秀交談，又召開了座談會，認為在上海創建中國的革命政黨時機已經成熟。1920年5月，陳獨秀邀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成立一個秘密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了名稱問題，陳獨秀寫信給李大釗。李回信說，按共產國際的意思，組織名稱“就叫共產黨。”8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立，推陳獨秀任書記，接著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陳獨秀又將上海建黨情況告訴李大釗，要他負責北方京、津、唐山、山西、山東、河南等地工作。上海則負責蘇、皖、浙等省。經過將近一年的籌備工作，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會議終于在上海召開。中國的歷史開辟了新的篇章。毛澤東、董必武、蔡和森、周恩來、瞿秋白、吳玉章、李立三、李達、陳望道等在談到自己參加共產黨時，均稱無不受到陳獨秀的影響和教誨。毛澤東回憶說：“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6篇: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進知識分子提出了民主和科學的口號.民主和科學成為“五四”的旗幟,反映了“五四”啟蒙思潮的精神實質.“五四”民主思想是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發展的總結,它深化了中國人民對民主的認識.
陳獨秀要求文學不僅要在形式上,而且要在內容上進行一些改革,推翻舊文學,建設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和旗幟,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驅,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李大釗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員猛將,他反對頌古非今何安于現狀的人生態度,反對尊孔復辟,同時注意揭露北洋軍閥政府的封建行徑,但是他注意把孔子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同歷代封建王朝利用孔子為偶像來鞏固其統治這兩者加以區別.李大釗揭開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頁.
第7篇: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偉大歷史功績
由于陳獨秀的歷史經歷奇特、顯赫、曲折、跌宕，長期以來社會上對他的毀譽紛呈，褒貶不一，但誰也不能否定他的偉大歷史功績。正是他的卓越貢獻，所以人們至今都沒有忘記他，歷史也永遠的把他載入了史冊。
對此，陳獨秀傳記的一位作者指出：“如果把一個人與時代聯系起來的話，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起到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可稱為‘辛亥革命時期’，代表人物是孫中山。那么從1915年《青年雜志》創刊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可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時期,代表人物就是陳獨秀。”[1]這的確是一個很有見識的新觀點。
從陳獨秀的歷史業績來看，主要體現在其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領袖作用以及建黨上的地位和在大革命之前的領導工作上。
他所創辦的《新青年》影響了幾代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鼓舞了永遠的后來者。陳獨秀曾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說:民主和科學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動力”，“若舟車之有兩輪焉。”[2]他正是高舉著這兩面大旗，領導了歷史和時代的潮流，啟蒙了一代熱血青年。這本雜志被當時的青年譽為“青年界之良師益友”、“青年界之明星”，可見《新青年》雜志及陳獨秀在青年中影響之深，連毛澤東也稱其為“自己的楷模”[3]
郭沫若也說:“對于封建社會舊文化的抨擊，梁任公、章行嚴輩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時代才毅然決然的下了青年全體的總動員令。”[4]
作為一位“開天辟地”的新文化運動的最早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偉人，被譽為“學界重鎮”[5]，可以說5000年以來前無古人，毛澤東也贊他為“思想界的明星”[6]。他的許多著作中的精華，更是祖國文化精神的珍貴遺產和寶藏。
五四運動在他的影響和培育下，為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準備了思想條件和干部條件，這是改變中國歷史走向和決定中國人民命運的一件大事。他和李大釗一起創建的中國共產黨，如今還在帶領中國人民為建設現代化和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披荊斬棘。毛澤東說過:“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7]這個評價是符合當時實際的。
毛澤東還說：“陳獨秀給我的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人”，“在我一生的關鍵時刻給了我最重要的影響”，“他和李大釗等把當時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青年集合起來……，創造了黨，有功勞，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8]
著名的陳獨秀研究專家任建樹也說：“陳獨秀一生的思想演變，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縮寫。他的革命經歷大體上同中國民主革命的歷程同步前進，并相互影響。縱觀他的一生，兩件大事應該大書特書：一是提倡科學與民主；二是創建中國共產黨。這兩件事已經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必將繼續產生深遠的影響。”
確實,五四時期的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不僅點燃了反封建的啟蒙運動，而且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在這一歷史時期的功績將永留史冊。
二、主要錯誤
1、大革命中的錯誤
陳獨秀先生從叱咤風云、光耀輝煌，再到罷黝離黨、曲折跌宕，其一生命運的突然轉折就起因于大革命失敗。
過去在共產國際的支配下，一直把大革命失敗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但是時至今日，歷史已翻過了好多頁，我們也應當撥開歷史迷霧，冷靜客觀的來審視當時的歷史和陳獨秀的命運。
大革命時期黨內外形勢復雜多變，共產國際右中有左，左中有右，操縱一切。第五屆黨代會之后，臨時中央已把陳獨秀排除在外。對此，陳獨秀說過“叫我如何領導?”并曾提出辭職。隨后在共產國際羅明納茲的操縱下，“八七”會議又對他缺席批判，加以罷默。陳獨秀毫不諱言，他作為總書記，也受國際組織紀律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令，有“左”也有右的錯誤，愿承擔責任；但在共產國際支配下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他至死一直不服，并為此兩次拒絕到莫斯科。
陳獨秀說：“中國革命過去的失敗，客觀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黨的機會主義錯誤”，“當時中央負責同志尤其是我，都應該公開的勇敢承認過去這種政策毫無疑義是徹頭徹尾的錯了”，“幼稚的中國黨領導機關是要負責任的”。[9]陳獨秀在承認和承擔錯誤的同時，還把犯錯誤的原因總結為，是“忠實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10]因為當時的中共中央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的革命實際上是蘇聯在遙控，身為總書記的陳獨秀雖然持不同意見，并在事實上有過抵觸，但為了大局也只能是服從而保留自己的意見。“1926年上半年中共對國民黨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協退讓’，完全是由共產國際、蘇聯及其在中國的指導者維經斯基、布勃諾夫、鮑羅廷等錯誤造成的，他們對這三次‘妥協退讓’乃至其后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如果說陳獨秀在這三次‘妥協退讓’中也有責任的話，那也只負次要的責任。”[11]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定論”，是“源于共產國際的需要和指示”，是“斯大林操縱下的共產國際，及共產國際操縱下的中共為了當時政治的需要而定下了‘右傾投降主義’的結論，歷史在沒有道義的情況下記下了同歷史事實不符合的結果”。[12]
毛澤東也表示：“大革命中，我們黨犯過右傾錯誤；十年內戰，八年抗戰時期，我們黨又犯過三次‘左’傾和抗戰初期一次右傾錯誤，都是來自第三國際。”[13]
現在，隨著俄羅斯檔案新材料的開放和利用，史學界對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責任進行深入探討后得出的結論是：大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陳獨秀只不過是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領導，只能承擔執行錯誤路線的次要責任。對此，有人統計過，1923—1927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專門討論中國共產黨問題的會議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平均兩天半一個決議，事無巨細地遙控指揮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中共的很多重大事情，如與國民黨合作、對中山艦事件與整理黨務案的處理等，都得聽命于莫斯科。等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出于本國利益考慮，把一切責任推向陳獨秀，把一切錯誤也推給陳獨秀。
既然如此,則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因陳獨秀長期受到批判而延續下來的關于“大革命失敗”的錯誤認識，隨著今天對陳獨秀功過是非的正確評價，也應該矯正過來,還其歷史的本來面目。即不能將大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歸于陳獨秀，作為中共中央的領袖，即便要負部分歷史責任，也只能是相應的執行錯誤決策中的連帶責任。
2、加入托派（托洛茨基主義派的簡稱）的錯誤
這是過去一直被認為是陳獨秀犯錯誤的第二個主要原因。他參加“托派”，與黨發生分歧，干擾了黨的革命斗爭，并被開除出黨，“然而他與黨的爭論，仍是革命陣營內部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路線和方法上的分歧。”[14]即使后來他被捕關在國民黨監獄里,也沒有在國民黨的威脅、利誘面前屈服過。
事實上陳獨秀本人也是反對分裂和破壞黨的，當他看到托派的主張不利于抗戰，與自己的抗戰救國的愿望相悖時，竟對托派給以嚴厲批評，出獄后斷然拒絕了與托派的聯系，并申明與其“各奔前程”。[15]
歷史也已經向我們證明,他并不是“反革命”、“漢奸”、“叛徒”。過去強加給他的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已經被黨的文件和歷史資料一一否定了。
三、簡要評價
歷史已經過去，當再次回顧先烈走過的路時，我們確實需要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上進行理性的分析。“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因此，我們無需以現代人的眼光去苛求那個時代的人。畢竟他所處的歷史時期既是中國革命極其復雜的時期，又是中國共產黨的幼年時期，而他作為黨幼年時期的領袖，自然就注定了他免不了要受到所處時代的局限。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把一代領袖當作神，更沒有必要從反面神化他，我們應該把他放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去看待，不夸大、不貶低，還他一個真正的面貌。這樣才能更客觀更公正地評價陳獨秀這位重要黨史人物
就其貢獻而言，五四運動前后至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倡導了民主和科學的新思潮；作為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是站在時代潮流的前列、引導時代前進的。不論是倡導新文化運動，還是傳播馬列主義，乃至創建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其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僅從這一點來說，稱他為偉大的革命先驅，偉大的啟蒙運動者，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學者，乃至20世紀的精神領袖等光環和榮耀形容都不為過。郭德宏也在《略論陳獨秀的歷史地位》中說他有七大歷史貢獻，五大杰出成就，一個杰出表率。這些都是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
然而，由于受歷史條件、共產國際、黨以及自身等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他和全黨對革命形勢的認識也存在不足的一面。作為那個復雜歷史時期的領袖人物，他沒能超越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對中國的國情有較為深刻的認識，所以在共產國際的控制下，不善于玩政治的陳獨秀就難免會發生某些失誤。
但是，人們卻一直習慣于一筆抹殺陳獨秀前期的巨大歷史功績，而無限夸大他后期的重大錯誤，把陳獨秀粉作是右傾機會主義、取消主義、甚至托洛茨基主義代名詞。很明顯，這違背歷史事實的。
周恩來也說：“‘陳獨秀創黨有功。’我想，對于這樣光輝時代的總司令和創造了黨有功的人物，即使他后期犯了右傾投降主義及開除黨后搞了托陳取消派，也應該全面研究”。
而廖蓋隆的結論是：“總觀陳獨秀的一生，他的歷史功績是主要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任建樹先生也認為，“作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之一，陳獨秀的功績是偉大的，而他所犯的錯誤與之相比是微小的，歷史終究會發展到給陳獨秀樹銅像予以紀念。”
縱觀陳獨秀的一生，可以說，都是為國家民族奔波奮斗的一生，是大公無私的一生，其歷史功績是巨大的。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陳獨秀理所當然地應該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我們在充分肯定陳獨秀早期的歷史功績的同時，還必須指出，由于各種復雜原因，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也有一些不可推卸的個人責任和錯誤。但是，陳獨秀的功就是功，過就是過，既不能用他早期的功勞去掩飾其后期的錯誤，也不要以他后期的錯誤去否定其早期的功勞。對于陳獨秀早期的歷史作用，應予充分地肯定，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因此，我們可用評價毛澤東的功過的立場來評價陳獨秀，雖然犯有錯誤，但相比其功勞，錯誤是次要的，功勞是第一的。我們應當宣傳他的歷史功績，確認他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杰出人物，永遠紀念他。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繼續高舉陳獨秀最先舉起的民主、科學、社會主義三面旗幟前進，把社會主義建立在民主和科學的基礎上.為民主、科學和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的勝利而奮斗。當然，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一個客觀真實的陳獨秀一定會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第8篇: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一提起五四運動，人們就會想起當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和他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毛澤東在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①[《七大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報》，1981年7月17日。]，因為是他發起并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愛國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而且，在五四愛國運動中，陳獨秀與他的新文化運動戰友又及時報道形勢，提出行動口號和綱領，實際上起了引導運動的作用。最后，又是他收獲五四運動的成果，組織共產黨，把五四運動引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軌道。
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仁的論述，把五四運動不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探到1921年；內容上，也不局限在愛國政治運動而包括新文化運動和中共的成立。所以把1915～1921年稱為“五四運動時期”。這就是說，我們平時所指的五四運動，實際上有兩種含義：一種是狹義的，專指1919年的愛國運動；一種是廣義的，包括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和1919年的愛國運動、及其延續——中共的成立。而其影響和意義，甚至延續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今后中國現代化的徹底實現。
有一些學者，不同意廣義的觀點，認為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毫無關系。持這種觀點的人，一是運用了不同的方法論，不愿意把二者聯系起來考察；二是可能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不愿意接受毛澤東、共產黨的觀點，更不愿意看到五四運動與中共成立的關系；三是如周策縱先生所指出的，有些人對新文化運動有偏見，“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五四運動”并不是由新文化運動直接觸發的。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大體上說來也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持過五四運動”。①[周予同：《過去了的五四》，《中學生》，1930年5月4日。]周先生對此評論說：“把五四時代的愛國活動和新文化運動或其他活動分開來做專題研究，自然可以；但這決不能個別單獨說明這一時期巨大變動的整體或主流。”②[《五四運動史》（上冊），第3頁，明報出版部，1981.]這個見解是深刻的。
關于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的領導者是誰？由于過去的研究者帶有太多的黨派色彩，爭論很大，如：國民黨的理論家葉楚傖先生認為五四運動是孫中山國民黨領導的③[《總理鑒臨下的“五四”運動》，見《“五四運動”資料特輯》，第13頁，時代出版社，1947.]；曾任國民黨副總統的陳誠等人則認為五四運動是青年感情沖動的、自發的、甚至是被投機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運動。④[陳誠：《告革命青年——為民國二十九年“五四”紀念而作》，見《“五四運動”資料特輯》，第2～3頁。]而大陸方面的學者，則多數認為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導了五四運動。這些說法都不太符合歷史實際，缺乏說服力。
二、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中表現的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之高，參加人數之多、規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這種特殊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直接是由陳獨秀為主帥的新文化運動準備的。
從1840年外國列強入侵中國，把中國逐步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起，中國人民受盡了屈辱和苦難，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但是，從1840到1914年，中國人民雖然進行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斗爭，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康梁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都以失敗而告終。當時的人們，特別是參加了辛亥革命的先進分子，對這種斗爭為什么屢起屢折的問題，找不到答案。面對袁世凱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危機日益嚴重的局勢，人們感到仿徨和苦悶。
就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陳獨秀獨辟蹊徑，提出中國要獨立富強，要實現近代化，當前不是直接進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首先要進行一場思想文化革命，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即改造國民性，徹底清除傳統的封建主義思想和各種宗教迷信思想對中國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就是說：要救亡，首先要啟蒙。
自然，改造國民性，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并不是陳獨秀天才腦袋中突然想出來的，而有歷史發展的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當時清朝統治者中的洋務派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實際上是承認了中國文化的不足。后來，在康、梁維新運動中，少數激進分子在論證他們的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時，曾經攻擊到儒家的綱常倫理學說，首次沖破了封建社會腐敗沉悶的空氣，形成近代中國第一個思想解放的潮流。當時的孫中山、陳獨秀及毛澤東，都深受這股潮流的影響，一度擁護維新改良主張。
對于辛亥革命時期文化思想戰線上的斗爭，學術界有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認為“是無聲無息的。”①[陳旭麓：《論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第5期。]香港學者陳萬雄先生在深入研究這個時期的大量報刊后，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戊戌時期維新派對封建思想雖有沖擊，但“嚴格地說仍未算達到全盤地反省和檢討傳統文化思想的地步，在思想界或社會上更說不上形成一種‘反傳統’的潮流”；一種具革命性的反傳統文化的革新思想潮流從1903年開始“才真正出現”。而這股潮流，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淵源”①[《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19、123頁，三聯書店，1997.]陳先生的這個觀點是很有見地的。在論述這個觀點時，他對陳獨秀在1904年創辦的《安徽俗話報》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反傳統文化革命的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因為，陳獨秀在他參加的1903年拒俄運動被鎮壓后，曾表現出與當時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創辦了一份報紙《安徽俗話報》，集中探討中國危亡和歷次救亡運動失敗的原因。結果，他認為關鍵是中國的國民性大落后。
他說：“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中國人有兩大不好的性質足以造成“亡國”：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國”；第二，“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②[三愛：《亡國的原因》，《安徽俗話報》，第17期。]這就是說，中國人民在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是沒有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覺悟的。所以，救亡應從根本上著手：改造中國的國民性。于是他以“三愛”為筆名，在《安徽俗話報》上用通俗的話語，向廣大普通老百姓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和闡述：講述了當時中國面臨著被外國列強瓜分的危急形勢；從“家”這個關系到國民自身利益的關鍵詞作為切人點，以“國亡家破，四字相連”，闡述了“家”與“國”的關系，啟發國民關心國家命運、起來救亡的政治覺悟；宣傳了國家主權是“全國國民所共有”、不能讓“皇帝一人胡為”的民主思想；同時批判了社會上種種迷信天命的惡俗和宿命論，宣傳了一些科學知識……
由于這樣的內容，《安徽俗話報》發行半年即達數千份，全國各大城市均設有代辦處，一時馳名全國。但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勢風雷激蕩，陳獨秀也被裹挾進去，直接進行政治革命。在這年秋天《安徽俗話報》出至22期后，不得不停刊。所以，如果說當時全國類似《安徽俗話報》的白話報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傳統的文化革新潮流”，那么這股潮流沒有發展成一場深刻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在當時國民中沒有發生多大影響，一般國民仍如魯迅小說《藥》中吃人血饅頭的人們那樣不覺悟，甚至在有文化的知識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數如魯迅小說中的孔乙己，留學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樣，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機。而且它對辛亥革命也沒有發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如后來陳獨秀指出的那樣，辛亥革命的目標與結果，定位在一“單調的排滿”，即種族斗爭；二“單調的軍事行動”，即依靠少數軍人政客而不是廣大民眾。這也是辛亥革命不徹底、遭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失敗后，隨著袁世凱政治上的復辟，文化上的復辟也跟蹤而來。孔孟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尊孔崇儒訂入“憲法”：“中小學均加讀經一科”。
在這股復辟潮流的影響下，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這些封建教條更加嚴厲地窒息了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的思想和權利。許多青年經不住痛苦的折磨，生活悲觀，甚至自殺，揭露出孔教的“吃人，吃孩子”的本質。國民連自身的生存權利都沒有保障，何有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起而救亡的覺悟。
正是在這種眾人皆醉皆迷時，陳獨秀在經過一段短暫的苦悶和訪徨后，清醒而順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國民性的文化革命上來。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一創刊，陳獨秀就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聲言要徹底改造國民性，造就一代“敢于自覺勇于奮斗”之“新青年”。這種青年的六條標準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無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這了實現這個目標，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以振聾發聵的氣勢和無比銳利的戰斗力，向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動的部分——“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老莊、佛教的退隱思想和迷信觀念以及為這種學說、思想、觀念服務的舊教育、舊文學發起猛烈攻擊，掀起一場又一場革命。其中振動最大的是倫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學革命。
陳獨秀一直把這場運動的重點放在批判儒家的倫理學說，指出“三綱”之說把全國每一個人都變成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主思想，沒有個人權利的奴隸，必須徹底推倒。
這次運動與當年辦《安徽俗話報》時不一樣，不是從“家”與“國”的關系，從“家”的利益出發，來啟發國民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覺悟；而是從“人”與“家族”（封建社會和國家的基石）的關系，即從“個人”的利益（人權）出發，來啟發國民的倫理覺悟，具有更深刻的意義。陳獨秀指出，倫理的覺悟比政治的覺悟具有更深的層次：“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①[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第1卷，第6號。]關于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他認為：“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②[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5號。]這就把人的解放與國家的振興聯系起來了；把啟蒙與救亡統一起來了。
新文化運動經過幾年的斗爭，在全國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在青年一代中，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發生了強烈的震撼。廣大青年男女紛紛沖破封建家庭和包辦婚姻的束縛，團結到《新青年》周圍來，先是為個人的“天賦人權”而斗爭，繼而走上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擔憂的奮斗道路。他們組織各種社團，創辦類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從事文化革命，又進行政治運動的強大隊伍，從而為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創造了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
為什么新文化運動必然走上政治斗爭之路，啟蒙向救亡轉化，從而與五四運動發生關系呢？新文化運動啟動時，同人本來是相約“不批評時政”的，即“20年不談政治”。但此約并不表明他們不關心政治，而是要從思想文化人手，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因此一旦發生涉及到如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等關系到賣國、亡國的重大政治問題，就不能不談。陳獨秀在回答當時責問《新青年》為什么談政治問題時，說得好：“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完全不關心政治，乃是“涼血動物”，“乃中國舊式書生，非二十世紀之新青年也。”①[《答顧克剛》，《新青年》，第3卷，第5號。]又說：“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系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后已！國人其速醒！”②[《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期。]
三、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組織條件
北京和全國五四運動的參加者狀況顯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充足的組織條件和群眾基礎。這些人可以分成以下幾個層次：（一）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除了上述陳獨秀是“總司令”之外，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是一個重要的精神領袖，他以“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為辦校方針，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顧茅廬之誠，把當時沒有學位、沒有教授職稱的陳獨秀從上海請到北京，聘為教授，還委以文科學長的重任，并允許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辦理。同時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學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陳獨秀以《新青年》編輯部為陣地，組織起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終使在上海進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運動迅速壯大擴展到全國規模的轟轟烈烈的運動，收到了扭轉中國歷史方向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沒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和措施，就沒有新文化運動，即便有，也不會有那樣的影響。同時，蔡元培本人也有類似陳獨秀、胡適那樣的鮮明的新文化改革思想，并在新文化運動和陳、胡、錢等人受到保守勢力攻擊時，盡了保護之責。1919年3月18日，曾給當時攻擊新文化運動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紓一封回信，竭力為新文化運動辯護，逐條駁斥了對方的污蔑和攻擊。
特別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思想情操對五四學生運動產生了巨大的直接影響。
對于學生，雖然他認為最重大的責任是讀書，政治集團和學校之間不應該有什么關系；但他不像胡適那樣固執，而主張20歲或20歲以上對政治有興趣的學生，可以以個人身份加人任何政治集團；學校可以對他們加以勸告，但不可干涉他們的自由選擇。他還鼓勵學生自治，組織各種社團。雖然這些社團開始是帶有學術、娛樂和服務性質的（如學生會、新潮社等），但一旦組織起來，在政治運動中，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組織或帶上政治色彩。
從當時三位親歷者何思源、葉景莘、許德珩回憶1919年5月2日和5月3日蔡元培親自推動運動的情況①[參見何思源：《五四運動回憶》，《北京文史資料》，第4輯，第67頁；葉景莘：《巴黎和會期間我國拒簽和約運動見聞》，《五四運動回憶錄》（續）；許德珩：《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五四運動回憶錄》（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來看，說蔡元培是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發動者，并不為過。而且緊接著蔡元培又為營救被捕的學生而奔走，取得成功。可以說，蔡元培是僅次于陳獨秀的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所以陳獨秀在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時說：“五四運動……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元培、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②[《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不過，說起其他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只提胡適而不提李大釗，似乎不太符合當時的實際。因為，無論從新文化運動，還是從愛國運動方面，李大釗當時在青年中的影響都比胡適大。李是陳辦《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思想上一致的最親密戰友和助手，而且是最早把十月革命和蘇俄的影響及馬克思主義引進《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并堅持下去的人。特別是在五四運動中，由于陳獨秀早在3月已被迫辭職離開了北大，胡適由于陪杜威去上海活動，也不在北京。只有李大釗留在北大直接指導學生行動。
胡適在上海接到陳獨秀等人的信了解北京學生游行事件后，頗不以為然。他一貫主張學生應該專心讀書，主張“讀書救國”、“教育救國”，主張進行新文化運動，改造落后的國民性，進行文學革命，特別是白話文運動；而政治救亡工作應該由政府去管。他這種思想主張，在政治運動高潮時，自然是不合時宜的，但從長遠來看，也不無深刻性。“教育救國”，本來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所以，高潮過去后，他的這種主張會得到相當的響應。這是運動后期一部分學生運動領袖跟隨他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在運動前新文化運動中在青年中建立的崇高威望，所以胡適可以說也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
（二）群眾基礎之一——除以上四人外，在1919年五四前，新文化陣營的其他干將還有十余人，他們除了與陳獨秀一起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和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如6月9日與陳獨秀一起去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的，就有高一涵、王星拱等。①[參見高一涵：《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險》，《五四運動回憶錄》（續）。]（三）群眾基礎之二——《新青年》、《每周評論》作者群。
五四前，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發表文章的作者，除了以上新文化運動的干將之外，還有九十多人。這些人，在與陳獨秀一起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同情、支持、參加五四愛國運動的同時，年輕者在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深刻教育、啟發和影響后，更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如渾代英、毛澤東、傅斯年、羅家倫。
（四）群眾基礎之三——《新青年》與《每周評論》的讀者群和直接與陳獨秀通信、接受新文化及愛國思想洗禮的人們。
這個人數有多少？難以正確統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很多很多。單以1919年5月前《新青年》上刊登的讀者通信，就有178封（自然是來信的極少一部分），其中陳獨秀親自公開答復的讀者就有32人之多。就《新青年》論，1917年以后，“五四時期”期間，銷量驟增到1．6萬份。若一人讀一份，就是1．6萬人。而像北大、長沙第一師范等校，一份雜志往往是十幾人甚至幾十人閱讀，那么，它的讀者群就是十幾萬甚至幾十萬，而且多集中在中等以上學校的青年學生中。就此而論，說《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為青年學生為主體的五四運動準備了組織條件和群眾基礎，是不為過的吧！自然，閱讀和寫信給陳獨秀新青年社的，并非都是擁護陳獨秀主張和新文化運動的，但是衷心擁護，接受影響，并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甚至組織社團，進行活動的青年，也不是少數。
毛澤東曾回憶：“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①[轉引自斯諾：《西行漫記》，第125頁，三聯書店，1979.]《每周評論》創刊后，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里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周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發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②[《文學革命》，《胡適選集》，第16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五）群眾基礎之四——北大和北京學生運動領袖。
鑒于五四運動是以北大和北京學生為先鋒首先發起的，所以，我們還應特別指出以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為領袖的新文化運動，還親手培養了北大和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
五四運動的爆發，以五三之夜的預備會議和五四游行為標志。這兩個事件的組織者是國民社和新潮社的骨干，即許德珩、易克嶷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等。這些學生運動領袖都是當時陳獨秀等人正在親自教誨的學生。他們的經歷和回憶③，[參見許德珩：《我和陳獨秀》，《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博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2卷，第1期；羅家倫：《逝者如斯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表明他們與陳獨秀的關系十分深切。特別是傅斯年、羅家倫創辦“新潮社”和《新潮》雜志是受到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直接支持和幫助的。
段錫朋以北大學生會和北京市學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五三之夜的預備會議。6月5日，他與許德珩等作為北京學生的總代表，參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聯合會。段在會上介紹了北京學生斗爭的經驗。會議克服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決議堅持“三罷”，不達目標，誓不反顧。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國學聯的成立大會，并出任會長。6月21日，巴黎和約簽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國學聯與上海各界聯席會議，通過對內對外宣言，堅決反對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終于取得勝利。可以說在整個五四愛國運動中，他是第一號學生領袖。
五四當天游行的總指揮是博斯年，起草游行中散發的最重要的白話文傳單的是羅家倫，謁見美國公使的四位學生代表中，三位是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
這里，順便對過去在大陸上長期流行的一種說法，提出異議。這種說法認為：五四運動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導的，因此而把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等這些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排除在外。①[華崗：《五四運動史》，第8章，第160頁；彭明；《五四運動在北京》，第170頁，北京出版社，1979.]這種說法的根據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的有關論述，但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因為第一，五四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并非都是《甚至主要不是）后來參加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北京是如此，全國亦是如此。這一點從當時各省市成立的學生聯合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領導成員名單中，就可清楚地看出。
第二，把鄧中夏、高君宇等人定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是因為當時他們“贊成俄國革命”。但是，恰恰在這個標準上，當時“新潮社”的領導人傅斯年和羅家倫比誰都激進，甚至比他們的老師陳獨秀、李大釗還要激進。這可以用他們當時發表在《新潮》雜志上的大量文章來證明。所以，若以“贊成俄國革命”此一標準來衡量“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而把傅斯年、羅家倫排除在外，也是自相矛盾的。
總之，誰領導了五四愛國運動？只能有一個標準，即看其在當時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從思想傾向上來劃分，是不妥的。因為連毛澤東在上述文章中也承認，當時的知識分子并沒有分化：“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3頁，人民出版社，1986.]還需指出，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的陳獨秀直到1920年初才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所以，如果硬要在思想上給五四愛國運動的領導者定格，那么，他們都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
（六）群眾基礎之五——當時同情、支持新文化運動的一些進步黨和國民黨人。
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和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表現得相當活躍，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所以這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受《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是主要原因。因此，兩黨分別從1918年春天和五四運動后期起，他們的機關報和機關刊物就與《新青年》互相呼應，宣傳新思想，甚至傳播馬克思主義。
四、對五四運動的指導
在三四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救亡運動準備著以上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的時候，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繼而召開的巴黎和會，將決定德國掠奪去的我國山東權利是否能歸還中國的重大政治問題，擺到了全國人民面前。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干將，在繼續維持《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的同時，于12月22日，創辦了一份專門報道評論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推動政治運動的刊物——《每周評論》。這份周報，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又是指導五四運動的一面旗幟。
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接過當時人們的口頭禪“公理戰勝強權”，提出了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接著，12月29日，陳明確提出歐戰后東洋民族的兩大“覺悟與要求”：對外，“人類平等主義，是要歐美人拋棄從來歧視顏色人種的偏見”；對內，“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①[《歐戰后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每周評論》，第2號。]這里，已經明確提出了后來成為五四運動綱領的兩面旗幟——反帝反封建。
1919年1月19日，關于國內的斗爭，陳又提出更具體的目標，即“除三害”——軍人、官僚、政客。更可貴的是提出了進行斗爭的具體方式：“相當規模的示威運動”和“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后援的政黨”。②[《除三害》，《每周評論》，第5號。]2月9日，當巴黎和會表現出由“五個強國在秘密包辦”，將“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的態勢時，陳又在《每周評論》上立即發表《揭開假面》等文章，予以揭露，而在3、4月份，當日本帝國主義在巴黎和會上充分暴露侵吞我國山東權利的野心時，《每周評論》立即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自21條、日中軍事協定以來的種種侵略中國權利的罪惡和北洋政府為滿足這些侵略要求所干的一系列勾當——這里，實際上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更高更具體地舉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幟。
5月4日前夕，當得知五四當天將有學生示威游行的行動時，陳立即在當天出版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兩個和會都無用》的戰斗檄文，吹響“人民起來直接解決”的沖鋒號，指出：“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五四運動發生后，陳獨秀密切關注形勢的發展，針對敵我友各方的動向，更及時發出鮮明而強烈的政見，不斷打擊敵人，教育群眾，力圖使運動朝著正確而徹底的方向發展。
5月11日，針對北洋政府鎮壓愛國學生和學生運動只注重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情況，陳獨秀列數政府從21條以來的一系列賣國行為，指出斗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作為政府“機械”的三個賣國賊，而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①[《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造成這根本罪惡的人是誰》，《每周評論》，第21號。]5月18日，針對北京的運動總是局限在學生階層中和有些人把民族的斗爭視為山東一省的問題的錯誤認識，陳獨秀又發表文章《敬告中國國民》應該全民起來奮斗。②[《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每周評論》，第22號。]此后，針對反動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而運動中又出現妥協和厭倦傾向，陳獨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時發出戰斗檄文，指出國民“應該有兩種徹底的覺悟”：“（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提出了鮮明有力的戰斗口號：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③[《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周評論》，第23號。]又諄諄告誡在運動中受盡磨難的學生：“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監獄，出了監獄就人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④[《研究室與監獄》，《每周評論》，第25號。]從此，“出了研究室就人監獄，出了監獄就人研究室”，就成為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的座右銘。毛澤東在指導湖南五四運動的刊物《湘江評論》創刊號中，就直接引用了這句話。
特別是6月9日，為了推動運動進一步深人，陳獨秀竟不顧大學教授的身份，親自起草了內容，印成中英兩種文字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又親自到鬧市區去散發，不幸被暗探逮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宣言》中明確提出的五條“最低要求”中，不僅要收復山東權利，而且“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表現了反日的徹底性；不僅免除曹、章、陸三位賣國賊，還要免除掌握當時暴力專政機關的徐樹錚、段芝貴、王懷慶的官職，并“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這就把一般的政治運動，導向革命的道路了。
綜上所述，陳獨秀及其從事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們——蔡元培、李大釗等，以《新青年》為陣地，喚醒了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的愛國主義覺悟；又以《每周評論》為陣地，為五四運動提出了不斷深人的戰斗綱領、口號和斗爭方式。而且，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們還身先士卒，沖到了斗爭第一線去散發傳單；陳為此還被捕，由于各界的營救，三個月后才獲釋。
所有這些，雄辯地證明了陳獨秀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也是五四愛國運動的領袖。據朱務善等1923年所做的民意調查，被訪者（大部分是青年學生）心目中大人物是哪幾位？結果以孫中山、陳獨秀、蔡元培三人票數最多。①[《本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民意測量”》，《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3月4～7日。]這也有力地駁斥了那種認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大體上說來也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持過“五四運動”的說法，是多么站不住腳。
五、關于五四運動的結果
五四運動的結果：由啟蒙轉向救亡，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民主，這是當是歷史轉折時期的產物。因為：從當時的國際環境來看，新文化運動雖然發生在十月革命前，西方民主主義文化對中國還有極大吸引力的時代，但五四愛國運動卻發生在十月革命后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民主主義文化呈現出衰敗沒落而蘇維埃制度和西方各國社會主義革命生機勃勃的時代，使中國一切進步人士多轉向俄國蘇維埃和社會主義，如不用說過去醉心于法蘭西民主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就是梁啟超、孫中山，以及傅斯年、羅家倫，甚至廣東軍閥陳炯明、山西軍閥閻錫山也大談社會主義。可見這是一個勢不可擋的潮流，于是大家都拋棄過去帶著光環的西方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理想，使五四運動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后來歷史的曲折，有人認為五四結果選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歷史遺憾。這里有一種誤解，即誤解陳獨秀等五四運動的領導人在五四后期放棄了新文化運動及其宗旨。實際上，陳獨秀等人選擇馬克思主義一組織共產黨一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原以為可以繼續像五四運動那樣，可以把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結合起來進行的，在救亡成功，使國家獨立的同時，建立一個理想的新社會，人們可以享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
那么，后來的事實為什么沒有向那個方向直接發展呢？這里，對于陳獨秀等人來說，又有另一個誤解，即他們誤解“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實現人民民主，正如當時列寧反復批判資產階級民主，贊揚無產階級專政時所說的那樣：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政權是它的一種形式）在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正是對絕大多數居民，即對被剝削者的民主。”所以，“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①[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寧選集》，第3卷，第630、633、634～635頁，人民出版社，1960.]陳獨秀等人，當時完全接受列寧的這些觀點，并在中國大力宣揚。但是后來的歷史表明，在長期的軍事斗爭和暴力革命勝利基礎上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往往轉化為個人或少數人的獨裁，要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尚待我們長期艱苦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運動留下的三個核心課題——民主、科學和建立理想社會，至今還有現實意義。
第9篇: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民國以來，尤其是到五四運動、大革命和抗戰前期，他一直都是一位大名鼎鼎、無人不曉的歷史風云人物，并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他既是近代中國一位有重要影響而十分復雜的歷史人物，又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爭議最大的歷史人物之一。雖然是紅極一時的名流,卻也是人生坎坷、命運多舛的悲劇人物。他的一生處在舊中國專制統治、軍閥混戰、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熱之中，個人的經歷充滿著驚險，受到的不幸遭遇和待遇，更是在整個近代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的歷史功績是巨大的，也是無法磨滅的。然而由于受到所處時代的局限，他在執行國民大革命的錯誤決策以及后來的“托派”問題上也有不可推卸的個人責任。那么對于這樣一位對中國革命做出過巨大貢獻，又有著種種是非的歷史人物，我們該如何進行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對此，我們認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無論是表彰，還是責難，都必須直面歷史真實，厘清界限，清楚是非。因此，本文是從陳獨秀的歷史功績和過錯兩方面進行闡述，理性的對其一生作簡要、客觀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