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7月23日，經過多年的抗日戰爭和內戰，1949年10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的執政黨。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一把手講黨課：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文章4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一把手講黨課：中國共產黨誕生
今天，很榮幸在即將迎來我黨97周年生日的時刻參加這樣一個極富教育意義的活動，站在這里，或多或少有些激動，內心世界的波動，不是因為評委老師嚴肅的目光而怯場，也不是因為其他選手的實力而產生的心理負擔，而是在我剛剛走上臺的那一瞬間，當我用心去體會我所演講的題目《讓青春在黨旗下閃光》的時候，我似乎感覺到自己掂起了它的份量。
2018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7周年的大喜日子。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是帶領全國人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掌舵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中國人民建設繁榮昌盛的富強的新中國!
2018年，對每一個國人來說，是值得振奮和自豪的年份，第29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在北京舉辦。己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各個階層關注的焦點，充分彰顯了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綜合國為的顯著提升。數日之后，我國體育健兒將在自己的國土上同兄弟國家的動動員一道以英姿颯爽的時代風貌迎接著更高更快更強的奧運精神。
此時此刻，我不由地想起五星紅旗一次又一次伴隨著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在賽場上空升起的動人畫面;我深信，那引起胸懷祖國，熱愛奧運的人，都無法忘卻，當劉翔在110米跨欄中實現極限式超越，當邳州籍運動員王軍霞萬米長跑中最后關并沒有沖刺在前列等一個又一個難以用語言表達的激動時刻!
從第一枚奧運金牌的獲得，到獎牌總數處在全球前列，是代代傳承的民族精神，給了中華兒女摘金奪冠的底氣和體魄。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感動于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的教育事業的迅猛發展，從建校辦學的空前熱潮到布局調整的資源整合;從等級學校驗收，名優學校創建到“三新一亮工程”、“六有工程”、“校校通工程”、“四配套工程”的穩步實施，從素質教育，課程改革，陽光體育運動的大政方針，到免費提供教科書，扶貧支教的惠民政策。
共和國教育呈現著翻天覆地、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是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奏響了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科技興國的壯麗之歌。
參加工作三年以來，我始終以旺盛的工作熱情和樸實的工作作風效力于教育教學，我以”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的換位思考去關注學生，研究學生，我把一切為了孩子，為了一切孩子、為了孩子一切d定格為工作目標，并付出辛勞的同時，也收獲了充實。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
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我從來都把為黨的教育事業爭光添彩當作無上的榮光，當作義不容辭的責任，這是一種實現理想的熱烈情懷，是一種奮發向上的精神狀態，是生命潛能的充分迸發，是腳踏實地的不懈追求，是的，我愿將青春和熱血獻給太陽底下最美好的事業，懷著這種追求，捧著這顆恒心，帶著這股力量，我將不斷向著新的目標破浪前進。
同志們，朋友們，科學發展令人鼓舞，和諧催人奮進，讓我們共同努力，在黨的陽光指引下，開拓進取謀發展，與時俱進創輝煌，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為國家的富裕文明，為和諧發展創造出更輝煌的業績，演繹出更燦爛的精彩。
第2篇: 一把手講黨課：中國共產黨誕生
“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大就要有大的樣子。”習近平總書記莊嚴豪邁的宣示，道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堅定自信和使命自覺，激勵著全黨不忘初心、永遠奮斗。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從黨的誕生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開始，經過近百年艱苦奮斗，我們黨從只有幾十名黨員到擁有８９００多萬名黨員，不斷發展壯大。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我們黨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團結帶領人民攻克了一個個大難關，實現了一個個大轉折，創造了彪炳史冊的大事業，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從南湖的一葉扁舟，到巍巍中國號巨輪，黨的奮斗歷程告訴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
大國大黨，正道滄桑。中國共產黨之“大”，在于領航中國、造福人類的大擔當。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勇于擔當的奮斗史。革命年代拋頭顱、灑熱血，建設時期講奉獻、拼命干，改革大潮中涉險灘、闖新路……一代代共產黨人不懈奮斗，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進入新時代，黨要帶領中國人民整體消除絕對貧困，實現中華民族企盼千年的小康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何等的雄心壯志，又是何等艱巨的歷史使命！大擔當，呼喚全黨的大作為。每一個共產黨員都盡心盡力，挺起擔當的寬肩膀，練就成事的真本領，黨和國家的事業必將在新時代實現更大發展，鑄就新的輝煌。
中國共產黨之“大”，在于勇于自我革命的大氣魄。心底無私天地寬，我們黨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氣，是因為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謀私利才能謀根本、謀大利，才能正視問題、祛病療傷。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打虎拍蠅獵狐”保持高壓態勢，黨風政風為之一新，黨心民心為之一振。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深刻昭示：打鐵必須自身硬，必須以黨的自我革命來推動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在新征程上，唯有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繼續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繼續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錘煉自己，黨才能永遠走在時代前列，永遠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
中國共產黨之“大”，在于人民至上的大情懷。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大批惠民措施落地生根，６０００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人民獲得感顯著增強，百姓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全心全意為群眾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必將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匯聚起同心共筑中國夢的磅礴力量。
立志于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只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斗，才能讓中國共產黨永遠年輕。”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永遠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開新局于偉大的社會革命，強體魄于偉大的自我革命，中國共產黨必將創造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歷史的新業績！
第3篇: 一把手講黨課：中國共產黨誕生
歷史已經記住了7月1日這個日子，他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同時也要記住1927年7月23日這個日子，這是一大真正開幕的日子，還要記住兩個地點，一個是上海興業路76號，另一個是浙江嘉興的南湖。中國共產黨這艘紅船，在北京孕育、在上海制造、在南湖起航，一路搏風激浪，駛到今天，恰逢百年。今天的課程，讓我們首先回到100年前，看看什么樣的矛盾運動和歷史條件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看一看這個“作始也簡，將畢也鋸”的事件是怎樣發生的。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往往不是孤立的，必須看到其產生的前因后果。講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必須從孕育她的歷史大背景說起。也就是從1840年開始，中國逐漸喪失獨立的地位，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反對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的不屈不撓的斗爭。就是產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大背景。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的兩大歷史任務。
近代以來，列強通過堅船利炮，發動戰爭，迫使中國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掠奪了大片領土，還勒索了大量賠款，使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這就是近代中國的悲劇，這是人所共知的。但這些悲劇很“奇異”，“奇異”在哪呢?
“奇異”是馬克思的評價。他的原話是：“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其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指的是封建主義的中國，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指的是當時的帝國主義國家，陳腐世界的代表奉行的是文明的道義原則，現代社會的代表奉行的卻是野蠻的暴力原則!文明與野蠻，同它們的代表者發生了錯位。這種錯位，便構成了“奇異的對聯式悲歌”，是1995年之后的譯文，之前的譯文則是“離奇的悲劇”。兩個譯文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這段論述雖然簡短，但意思就直接指出了近代中國的兩大主要矛盾：一個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一個是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但復雜的是，這兩大矛盾是處于交錯狀態的，所以就出現了“奇異”或“離奇”的狀況。
馬克思揭示的這種“悲歌”告訴我們：近代中國，首先要救亡，同時要進步。(救亡，是反對帝國主義，解決民族和國家的生存問題。但救亡是救國家和民族之亡，而不是救腐朽沒落制度之亡。反對帝國主義，是反對侵略掠奪，而不是反對現代文明。進步，則是主要反對封建主義、解決業已陳腐的社會如何趕上世界潮流的問題。不反對封建主義，特別是不反對君主專制主義，中國就不能進步，就不能融人世界文明大道。中國必須在堅持自己傳統文明的同時，摒棄糟粕，吸收世界現代文明，走出一條新的文明發展的道路。)于是，救亡與進步，便成為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雙重任務。
對于矛盾和任務，毛主席講到，“其矛盾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也就是說，為了使中國在世界上站立起來，而且站的牢固，為了使中國人民擺脫貧窮落后的境遇，過上自由、富裕和幸福的生活，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改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須改變中國經濟技術的落后面貌，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這就是鴉片戰爭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的兩大歷史任務。
為了完成這兩大歷史任務，中國的志士仁人和一些開明勢力試圖以不同的方式解救和發展中國。
19世紀50—60年代，爆發太平天國運動。60—90年代，洋務運動興起，一批較為開明的官員引進西方的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創辦中國的近代工業。1898年6月，光緒皇帝宣布變法，但只持續103天就夭亡了。19世紀末，義和團運動興起。1901年，清廷開始實行新政，但為時已晚。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驅孫中山，以“振興中華”為口號，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在日本東京組建中國同盟會，隨后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1911年lO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在趙鳳昌等江浙士紳名流的幕后策劃和斡旋下，掌握清廷軍權的袁世凱與革命黨人合作，避免了革命軍與清軍的大決戰。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12日，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皇帝宣布退位，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終于結束。
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勝利的地方是趕跑了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失敗的地方是沒有提出一個明確完整的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封建社會制度的綱領，沒有廣泛發動并依靠中國人口最多的農民和其他下層勞動群眾，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勝利領導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所以最終辛亥革命的失敗，宣告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的破產。
這個教訓使得一些立志為國的先進分子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正是這種懷疑，推動著他們去探索挽救中國危亡的新的途徑。
(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
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的途徑問題，各種政治力量和志士仁人再次尋找解救中國的辦法和道路。種種思路、道路、思潮、力量激烈地涌動，積蓄著能量。外來的、傳統的、革命的、守舊的、改良的，等等，不時發生激烈的碰撞。最為突出的，是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安徽安慶城西南方向約6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平地突起，故名獨秀山。本不過是無名小山，但因與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陳獨秀聯系在了一起，方名聲鵲起。陳獨秀譜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后改名為獨秀的靈感就來自于該山。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開始發起新文化運動。一年后雜志改名為《新青年》。差不多與此同時，李大釗也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1917年1月，經沈尹默推薦、蔡元培邀請，陳獨秀來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也搬到北京，成立編委會，實行改版，從而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使新文化運動以空前規模得到發展。(《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吳虞等。他們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向封建禮教發起全面挑戰。其中白話文的倡導和推廣，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語言文字表達方式。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學。)
新文化運動過程中，俄國先后發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一下吸引了中國人的目光。很多文化人立即關注俄國的變化，并介紹俄國的情況，從而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我們常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其實，早在1898年，上海就出版了一部系統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中譯本著作《泰西民法志》。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介紹馬克思。很多在日本留學的青年，受到世界進步思想的影響，使日本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渠道，很多馬克思主義的譯著紛紛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得到進一步的傳播。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影響在哪里呢?第一，使中國人看到了一個現實的工人階級的政權，呈現在世人眼里的社會主義，已經不僅是學說，而是成了實際的存在;第二，蘇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皇俄國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雖然當時和后來都打了很大折扣，但確實使當時的中國人大大增加了對蘇俄的好感;第三，蘇俄政府以及1919年建立的共產國際，加大了對中國的工作，有組織地派人來中國，接觸知識分子，介紹俄國情況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特別是十月革命中，在俄國的近50萬華工中，一部分人響應當地布爾什維克組織的提議，組成了一支2000多人的華工隊伍，編入紅軍第三集團軍第29步兵師，命名“中國團”，番號225團。隨著一戰結束，4萬多華工回國，通過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向國內講述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國的變化，促使“走俄國人的路”成為廣大中國人民的心聲，十月革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
所以，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后，中國興起了一股介紹、研究俄國經驗的熱潮。以《共產黨宣言》為代表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著作得到翻譯、發表和出版，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在各地建立。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李達、鄧中夏、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等一批先進分子相繼選擇馬克思主義。
(三)五四運動的爆發。
魯迅1923年出版的一本批判小說集《吶喊》，被稱為驚醒當代寂寞文壇的吶喊，五四運動，就是近代中國一聲巨大的、震醒國人甚至震動世界的吶喊。五四運動，直接源自中國山東問題。長期以來，許多人、許多教科書，把批判的矛頭指向英美，其實，禍首應是日本。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始持中立態度。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對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大戰期間，日本借應協約國邀青參戰之機，出兵中國山東，強占膠濟鐵路和青島，并向袁世凱遞交《二十一條》，迫使其簽署《中日民四條約》，允諾日后承認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利益讓與日本。
1919年1月至6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也派出代表團出席會議。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根據國內研究的結果，提出7項議題，其中以直接歸還山東和取消“二十一條”為迫切要求。然而，日本全然無視中國也是戰勝國的事實，蠻橫地要求無條件接管德國在膠州灣租借地、膠濟鐵路以及在山東的一切其他權利。英、法戰時即與日本簽有密約，美國雖曾為中國說話，并設法斡旋，提出了多種方案，但為避免會議破裂，最后也屈從于日本要求。列強一致向中國施壓。同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巨頭作出最后決定，將戰前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放棄以與日本”。
消息不斷傳到國內，引起社會高度關注。5月3日，1000多名學生代表舉行大會，聲淚俱下，要求拒簽和約。
5月4日，北京十幾所學校的3000余名學生齊集天安門前舉行示威。下午2時，學生游行隊伍從天安門出發，前往各國駐華使館區東交民巷，向多國使館遞交陳詞，遭到拒絕。學生等候無果，就前往外交部和曹汝霖(時任內閣交通總長，因在外交部時幾次喪權辱國向日本人借錢，還是二十一條談判參與者，被視為親日派、賣國賊)住宅。隨后發生火燒趙家樓事件。原先觀望的警察隨即干預，拘捕了32名學生。
5月5日，北京各大專院校開始總罷課，要求釋放學生。6月3日起，北京學生重新走上街頭。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動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北京、唐山、漢口、南京、長沙等地工人也相繼舉行罷工，許多大中城市的商人舉行罷市，形成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高潮，并擴展到20多個省區、100多個城市。工人階級第一次以獨立的姿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會的最后一天，也是全體戰勝國在和約上簽字的一天，作為戰勝國的中國代表沒有出席會議。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向列強說“不!”(拓展內容：由于中國代表團沒有簽字，山東問題未能在巴黎和會上得到解決。于是，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再次討論山東問題。在美英斡旋下，中日兩國經過30多輪艱苦的談判，于1922年2月4日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山東問題基本依照巴黎和會的中國方案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
五四運動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它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運動，是近代中國人民偉大覺醒的標志。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文在中國的傳播和與工人運動的結合，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準備。所以，黨史和近代史均界定其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二、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誕生
五四運動后，國內的政治氣氛更加活躍。組建各種團體，并進而成立政黨，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政治現象，也是孕育出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本無現代政黨。
(一)早起黨組織的建立。
中國古代倒有“朋黨”一詞，那時的所謂“黨”，有結黨營私之意，是貶義的。但到19世紀70年代，西方政黨理念傳入中國，一批進步人士認為，為了監督政府，改造社會，必須建立政黨。為了與貶義的“朋黨”相區別，開始都叫“會”“社”，后來逐漸使用“政黨”概念，并說明了政黨與“朋黨”的區別，一些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也認為，要改造中國，就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資料表明，早在1912年3月31日的《民權報》上，就曾刊登了一則《中國共產黨征集同志》啟事。事實上，在我們現在的這個共產黨成立前后，中國曾出現過多個“共產黨”，雖然具體數目已經無法考究，但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1920年初，李大釗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中，公開號召仿效俄國，在中國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相傳，同年1月，陳獨秀離開北京南下，李大釗用騾車送陳獨秀去天津轉上海，兩人在車上商討了成立共產黨的事宜。后來，便一直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說。
同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派遣全權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會見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商議成立中國共產黨事宜，對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工作給予具體的幫助。共產國際在上海成立了東亞書記處，在若干城市建立起革命局，形成了一個組織系統，專事開展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1920年8月，在上海黃浦區南昌路100弄2號，原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人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
從1920年8月到1921年春，中國國內先后有6個城市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其成員逐步增加。在旅日、旅法的華人中，也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在黨正式成立之前，這些早期組織沒有統一的名稱，有的稱“共產黨支部”，有的稱“共產黨小組”，有的直稱“共產黨”。從性質和特征方面來看，它們都是后來正式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和先驅者。過去黨史上曾經統稱這些組織為“共產主義小組”。但其實，當年并沒有多少組織叫這個名稱。如上海的黨組織，一成立就叫“中國共產黨”，而且還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所以，現在我們黨史上均改稱它們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當時，共產黨早期組織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動，主要是四個方面：一是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二是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展開論戰;三是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四是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領導下，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11月，成立了團的臨時中央局，俞秀松為(1916年考入浙江第一師范，五四運動杭州學生領袖)書記)。這些斗爭活動有力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做了充分的準備。
(二)排難歷險齊聚上海。
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濕悶熱。一位化名為安德萊森的外國人，搭乘“阿奎利亞”號(Acquila)輪船經過一個半月的航行，途經新加坡于6月3日來到上海。他正是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在此前后，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也來到了上海。
他們很快與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秘密取得了聯系，通過多次約談，了解到中國先進分子籌建共產黨的具體情況，判斷條件已經成熟，應當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和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便提出了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于是，李達、李漢俊立即寫信，函告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讓每地速速選派兩名代表趕赴上海開會。同時，考慮到各地代表開上海的路途遙遠、經費困難，便從馬林帶來的活動經費中為每位代表寄出100元當做路費。
出席會議的代表一共13人，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陳獨秀派遣的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58名黨員。另有共產國際的兩位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參會。根據當時一份檔案記載：“代表大會定于六月二十日召開，可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2日才到上海”。居住在上海白爾路389號(后改名蒲柏路，今太倉路127號)私立博文女校。因為當時的通信和交通條件制約，全國代表聚在一起很不容易，這里還是給大家從另一個側面介紹一下這些平均年齡28歲的代表們：
“五四運動”中以組織學生運動出名的張國燾24歲，為了籌備這次會議，提前由北京南下上海，是代表中第一個達到的。他一到上海就直奔環龍路漁陽里2號，拜訪了李達和李漢俊，他是這樣描述兩個人的“李達是一位學者氣息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他的簡短言辭，有時硬的像鋼鐵一樣”“李漢俊也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可以或是我們中的理論家，對于馬克思經濟學說特別有興趣。不輕易附和人家，愛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見解，但態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來到博文女校，環顧同仁們，有一位湖南年輕人走進了他的視線，在《我的回憶》中，他描述對這位湖南人的初次印象，“毛澤東身著長布衫，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他健談好辯，與人閑談常設計陷阱，讓對方不留神而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他不會想到，十幾年后他們的政治人生會發生怎樣的激烈摩擦。同為北京代表的劉仁靜實在6月底才動身，參加完少年中國學會的南京年會后，才到上海的。
最年長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經45歲了，他和28歲的毛澤東一道，于6月29日那個黑云蔽天的夜晚悄悄從長沙趕赴上海。為了保密，他倆甚至沒有告訴特來送別的好友謝覺哉此行的目的。當日，謝覺哉在日記里記下：“午后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這五個圓圈，謝覺哉后來解釋說是“共產主義者”，當時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圓圈代替。)1952年，謝覺哉追憶了毛澤東和何叔衡離開長沙時的情景。他寫道：“一個夜晚……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與會代表中，水族人鄧恩銘剛年滿20歲，還是山東省立一中的一名學生，他與王盡美一起作為山東代表比較早地來到這里。1921年春，王盡美即發起創建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是山東黨組織最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他于1925年因積勞成疾而辭世，成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為革命獻身的志士。
董必武與陳潭秋作為武漢代表秘密趕赴這里。在同仁眼里，董必武為人淳樸，蓄著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個老學究，在談吐中才表現出革命家的倔強風格。28年后，董必武和毛澤東一起，成為這群年輕人中參加開國大典的兩位中共領導人。
周佛海是唯一從日本鹿兒島趕回來的“一大”代表，他身上的湖南土氣早已消失殆盡，言行風流瀟灑，倒像個老上海了。包惠僧是一位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他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大會，多年后大家還在為他的代表權問題而爭論。
與住在博文女校的這9名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三人居上海公寓)相比，有一個人的裝束卻極為時髦入流，他西裝革履，打著領帶，花錢也十分闊綽。這位名叫陳公博的廣州代表，他偕妻子住在繁華的南京路大東旅社，仿佛此行不是來開會的，倒更像是兩人的蜜月旅游，他也是大概在7月22日，最后一個到達的。
這是一次表面看來毫不起眼的會議。與這次會議失之交臂的李大釗和陳獨秀或許沒有預測到，這次會議被后來的歷史賦予了多么重要的意義。當時，陳獨秀因剛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不久，事務繁忙，無暇赴會，于是委派陳公博代表廣東共產黨早期組織、包惠僧為私人代表去了上海。儒雅溫和的李大釗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校務格外繁忙，而且，還要全力領導已持續幾個月反對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經費的“索薪斗爭”，實在分身乏術。當然，陳獨秀、李大釗雖然沒有出席中共一大，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兩人在中共創建史上主要創始人的歷史地位。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址就在李漢俊和他的胞兄李書城的住宅里，位于法租界貝勒路、望志路(今黃陂南路、興業路)交叉口的樹德里，是一條典型的上海石庫門弄堂。(樹德里內有前后兩排磚木結構的樓房，沿馬路一排五幢石庫門房屋，為望志路100號至108號(今興業路70號至78號)，都是一上一下的單開間房屋，各有一個大門和天井。其中的106號和108號就是李漢俊二哥李書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下住了進來。外墻青紅磚交錯，中間鑲嵌著白色粉線;烏黑木門搭配一對銅環，莊嚴而典雅。兩幢石庫門內部打通，前門通常不開，日常出入的是108號后門，客廳設在106號。)冒著極大風險，李漢俊將寓所的18平方米客廳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會所。
由于“南陳北李”的缺席，大家推舉學生運動的領袖張國燾為大會主席，年輕的毛澤東與周佛海擔任記錄員。大會上，馬林分析世界形勢，介紹第三國際的活動概況，說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滔滔不絕，竟講到了深夜。(馬林體格強健，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的天才。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強勁，好像要與反對者決斗。十幾年后，毛澤東還記憶猶新，說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憶：馬林對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有精深的素養，聲若洪鐘，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第一天，張國燾介紹了大會籌備經過，提出必須制定綱領和實際工作計劃。24日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報告工作情況，交流工作經驗。25日、26日休會兩天，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先行擬出兩個草案，再交由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等共同審查。
27日至29日的三天會議，在討論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和原則時，與會代表產生了激烈爭論。由于代表們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對馬克思主義認識和理解的不同，他們對待孫中山政府的態度、能否在現政府就職、當前共產黨人主要目標是著重做學問研究還是積極從事工人運動等問題，均展開充分的論辯。最后，大家歸納出一致意見：中國共產黨應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著重理論研究和實際的工人運動，擴大共產黨的組織與影響。
(三)從上海望志路到嘉興南湖。
從7月23日到30日，一共開了6次會議，其實當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見證人，她就是李達的妻子王會悟。王會悟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李達和李漢俊負責通知各地代表來京滬參加會議，而食宿、開會地點等后勤事務則由王會悟負責。當時代表居住的博文女校也是她找到校長黃紹蘭，以北京大學師生旅行團你的名義，借用的教室。
1921年7月30日晚上，代表開會時，王會悟就在樓下后門門口望風。突然，有個年輕人手里托著濕衣服直奔樓上跑去。王會悟覺得事情有點蹊蹺，她也趕忙跑上樓，將情況匯報給了坐在門口附近的翻譯楊明齋，楊明齋馬上翻譯給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聽，馬林當即宣布休會，匆匆收拾文件撤離。散會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開來警車，全副武裝的士兵包圍了房子，其中幾個巡捕沖進李漢俊家，追問他們上午聚會干什么?李漢俊用流利的法語答復說：“上午來了幾個教授討論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問題。”巡捕沒有抓到把柄，只好悻悻的走了。事后，李達對王會悟豎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幸好王會悟報警及時，才讓代表得以及時疏散，這樣，在開會期間，由于密探的突然闖入，會議必須另選地點。
會議停了兩天，代表們提了好幾個開會地點的方案，有提議去上海別的地方，有提議去西湖的，但代表們經過分析都認為這些地方雖好，但又害怕太惹人注目而被否決。這時，王會悟想到了自己的家鄉，便建議到嘉興南湖去繼續開會。她說：“離我們桐鄉不遠的嘉興有個南湖，那個地方不像杭州那樣惹人注目，且風景秀麗，我們可以租一只畫舫，扮作逛西湖途經嘉興的游客。”與會者采納了她的建議，而王會悟就作為具體安排事務的工作人員，成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會議召開時唯一一位非代表成員。
史料顯示，黨代表們從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車到嘉興，當即由王會悟帶領，坐擺渡船到湖心島，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會悟預雇的開會游船。代表們以游湖為名，讓船主把船泊在離煙雨樓東南方向200米左右僻靜的水域，上午11點左右，“一大”南湖會議正式開始。這次參加會議，陳公博因為居住的大東旅館命案影響沒有參加，馬林和尼克爾斯是外國人，太惹人注目也沒有參加，還有何叔衡提前回了長沙，實際只有11人參加會議。
為了確保會議安全進行，王會悟作了周到細致的安排。她讓船主把船撐到離煙雨樓東南方向200米左右比較僻靜的水域用篙插住，讓代表們在中艙的客堂間里圍坐在八仙桌前安心開會。她自己坐在船頭望風放哨，充當會議的 “哨兵”。為掩人耳目，她還特意準備了一副麻將牌，放在代表們開會的桌上。關于那副麻將牌的情節非常有趣：“一大”代表們上船時，王會悟特意和他們約定，她一敲艙板，他們就得打麻將。代表們在艙中開會和吃飯時，她始終坐在船頭放哨，見有其它游船靠近或出現巡邏艇時，就哼起嘉興小調，用一把紙扇的柄敲敲船板，代表們接到信號就把麻將搓得劈里啪啦地響，有的還“七索”、“八萬”地喊著。就連作為午餐預定的酒菜，她也是讓船主用拖梢小船送至大船的。
繼續著上海30日未能完成的議題，先討論《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接著討論并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吃過中飯后，開始討論《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因意見不能統一，決定“授權仲甫決定”(陳獨秀字仲甫)宣言是否發出。
最后一項議程，選舉三人組成的中央局，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分管組織工作，李達分管宣傳工作。會議完成了在上海開始的所有議程，通過了主要的文件，晚6時左右，黨的一大閉幕。代表們乘上最后一班火車從杭州抵達上海，消失在萬家燈火中。
一大在上海的開幕和在南湖的結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由于建黨過程涉及幾個地方，所以，黨的誕生地應該包括上海和嘉興南湖兩個地方。這艘紅船，如果比較完整地表述，應該是：北京孕育，上海制造，南湖起航。
值得注意的是，在黨成立前后，與黨的上海發起組沒有聯系的一些先進分子也在獨立醞釀建黨。1920年7月，一批留法學生在蒙達尼公學集會，蔡和森在會上主張激烈的革命，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主義專政，即效仿俄國十月革命，后來因為忙于參加和領導求學運動斗爭，未能實現。1921年夏天，利群書社在湖北黃岡開會，表示“贊成組織新式的黨——布爾什維克的黨，并提議把組織團體叫做波社(波爾什維克)”，當知道知道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消息，惲代英立即號召加入，結束利群書社。1924年1月。吳玉章、楊因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組織了中國青年共產黨，并發行機關報《赤心評論》，后宣布自動取消，并令其成員個別地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些事實都說明，建立馬克是主義政黨來領導中國革命，已經成為中國最先進分子的共同要求。最終，在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抗戰4周年紀念指示》，正式規定7月1日是黨的誕生紀念日。
三、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偉大意義
一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開啟了一個新的歷史征程。黨史大家胡喬木同志曾寫到：一大開過了，似乎什么也沒有發生，連報紙上也沒有一點報道。但是，中國的偉大事變在實質上卻開始了。毛澤東同志在總結黨的創建的歷史時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從此以后，中國改換了方向。”與以往中國其他政黨和政治組織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確立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
(一)歷史的特點: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基礎的黨。
中國共產黨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成立的，它的成立具有要的歷史特點。
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工人運動的基礎上產生的。如前所述，中國工人階級身受帝國主義、本國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具有堅強的革命性。在這個階級中，不存在歐洲那種工人貴族階層，沒有社會改良主義的基礎。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工人階級根本不可能進行和平的議會斗爭，他們很少可能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抱有期望。盡管他們的人數不是很多，但具有很強的戰斗力。另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修正主義遭到破產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沒有被修正主義割的馬克思主義的完整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是在帝國主義和階級革命時代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是在斗爭中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劃清了界限的科學社會主義。
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基礎的黨，是一個區別于第二國際后期的社會改良黨的新型工人階吸革命政黨。
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這具有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對于這個初生的黨來說，理論準備不足可以通學習加以彌補，經驗缺乏可以在斗爭的實踐中進行積累，只要堅持正確的方向，這個黨的弱點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不能同機會主義、社民主主義劃清界限，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它就只能成為資產階級思想附庸，就不會有真正的生命力了。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具有偉大而深遠的意義。它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中國人民從來就勤勞勇敢、富于斗爭傳統。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斗爭之所以屢遭挫折和失敗，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一個先進的堅強的政黨作為凝聚自己力量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生，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局面。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的凝聚力量，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
(二)原生的初心: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習主席指出我們黨的初心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程，但在不同考階段也有不同的特點和表現。其源頭，應該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的心態、心愿和心志，用現在的語言，可以說很多很多，但如果要說原生態的初心，應該就是責任之心、信念之心、奮斗之心、為民之心。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最大限度的體現在“為了誰”這個原則性問題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使得一切反動勢力感到深深的恐慌。這個運動在萌芽時即被斥為“過激主義”，被視為“洪水猛獸”而遭到中外反動派的聯合壓迫，以致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就不能不處于秘密狀態，以后更長期受到嚴厲的迫害和血腥的鎮壓。這種極端嚴酷的環境，是中國其他政黨很少遇到過的。但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作為最先進的階級一一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中國廣大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由于它掌握著馬克思主義這個銳利的思想武器，能夠為中國人民指明斗爭的目標和走向勝利的道路，所以，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是迎著種種誣和壓迫，在斗爭的實踐中不可止地成長和發展起來。歸根到底，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社會前進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戰勝的。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體現在第一批黨員身上。中共一大召開之際，能夠確認的黨員一共有58名。從學歷來看，留學日本的18人，北京大學畢業的17人，其他大學的8人，中師、中學畢業的13人，高小及以下2人。從職業來看，擔任教授、教師的17人，學生24人，編輯、記者、律師、職員等自由職業者10人，棄官不做的3人，工人4人。
顯然，這些人的家境都不算太差。因此，投身革命，參與建黨，并不是因為個人或家庭吃不飽飯、穿不上衣、被逼無奈而走上這條道路的。特別是黨的創始人陳獨秀，當時任職北大文科學長，相當于副校長的角色，每月收入300大洋，相當于現在的45000元，卻不為個人私利，只為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投身共產主義事業。“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李大釗的這副對聯，集中反映了黨的創建者的信念和擔當。1927年，李大釗在獄中寫下《獄中自述》，總自己的一生：“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不僅表現在一大代表的思想理念和實際行動中，而且系統完整地體現在黨的歷史文獻中。
一大通過的文件主要有三件。其中《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共15條(保存下來的原始文獻中缺第1l條)，約700字。內容主要是黨的奮斗目標、基本政策，也包括發展黨員、建立地方和中央機構等組織制度，實際上兼有黨綱和黨章的內容，是黨的第一個正式文獻。
綱領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第三國際。綱領明確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并確定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
這些內容，很清楚，都是按照《共產黨宣言》和蘇俄的主張寫的。仔細推敲可以發現，綱領中的某些要求與當時中國的國情是有差距的。所以，到1922年，根據共產國際二大精神和中國國情，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二大，實際上區分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既堅持共產主義的長遠目標，又提出黨在現階段的行動方針和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口號是打倒軍閥、打倒列強。這些內容與一大的綱領已經有明顯的差別，把我們黨的一切活動、政策置于現實的中國國情基礎之上。后來正是在此基礎上，我們黨才形成了系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路線。
所以，認識黨的起點和初心，必須把一大與二大連貫起來。
(三)革命的宣言:制定了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
這里就講到了二大：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原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的李達寓所(現靜安區老成都北路7弄30號)召開，也是中央宣傳部和黨的第一個秘密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出席會議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詳)，代表全國195名黨員。這些代表是：中央局成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上海的楊明齋，北京的羅章龍，山東的王盡美，湖北的許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廣州的譚平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代表施存統。大會共進行了8天，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制定了第一部《中國共產競章程》，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等9個決議案。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蔡和森、張國燾分別負責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二大的歷史地位，概括起來是：延續了一大的工作，第一次公開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第一次提出統一戰線——民主聯合戰線的思想，第一次比較完整地對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和青少年運動提出了要求，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黨的建設問題上，則是制定了第一個比較完備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并通過了《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按我們黨歷來的說法，黨的一大沒有制定單獨的黨章。第一個黨章，是從二大算起的。也就是常說的“一大黨，二大綱”。
二大制定的第一個黨章，體例上已經與黨的綱領明確分開，成為一個比較完備的章程。全文共6章29條，分別對黨員的條件和審批程序、黨的組織系統及其構成、黨的會議和活動方式、黨的組織紀律、黨的經費來源及使用等方面作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初步構建了黨的組織體系。與黨章相關聯，二大還通過了一個《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初步提出了先鋒隊思想，規定中國共產黨“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
如今的中共二大紀念館珍藏著一本早年的32開鉛印小冊子，里面收錄了二大通過的10個文件，最后10余頁就是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一大會址叫樹德里，二大會址叫輔德里。一樹一輔，絕妙的巧合，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彰顯了共產主義的力量。
第4篇: 一把手講黨課：中國共產黨誕生
2018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7周年紀念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7周年，回顧黨的光輝歷程，動員廣大干部群眾大力謳歌97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所取得的輝煌業績和卓越成就，抒發對黨的熱愛之情，中共長子縣委組織部和長子縣文聯聯合舉辦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7周年主題征文活動。有關事宜如下：
一、征文內容
應征作品要緊緊圍繞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7周年這一主題，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為引領，深情回顧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真理、不畏艱難、敢于勝利的風雨歷程；真情謳歌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豐功偉績；衷心歌頌在黨的領導下，特別是十九大以來長子發生的巨大變化，抒發廣大干部群眾熱愛家鄉、建設美好家園的心聲。
二、征文要求
1.應征作品必須主題突出、思路清晰，立場堅定、內容健康，感情真摯、語言流暢，唱響時代主旋律，傳播社會正能量。
2.應征作品風格不限，題材以散文、詩歌為主，散文字數在3000字以內，新詩歌在40行之內，古體詩詞30句之內。3.參賽作品實行實名投稿，嚴禁抄襲，對于不是原創文章，取消參賽和評獎資格。參賽者在提交征文的同時，必須提供個人詳細聯系方式。來稿一律不退，請自行保留底稿。
三、截稿時間
即日起至2018年7月底。
四、投稿方式
投稿以紙質版和電子版同時報送的方式，缺其一視為無效稿件。稿件一定要注明作者真實姓名、聯系電話及通訊地址，否則投稿無效。請參賽者將作品紙質版和電子版送至長子縣文聯辦公室（長子會堂大樓一樓169室），也可將參賽作品的電子文檔發送至郵箱：523413369@qq.com。郵件主題為“姓名+建黨97周年征文”，作品請以附件形式發送。
五、征文獎勵
本次征文活動將由大賽組委會對來稿進行評選，評出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和優秀獎若干名。優秀作品將陸續在《今日長子》報刊發。征文活動具體有關事宜請與縣文聯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