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十九篇

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7月23日，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給遭受重災的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的文章19篇 ,歡迎品鑒！

【篇一】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時代的選擇，因為黨領導我們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繁榮富強。

　　一、1931年-1949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

　　(一)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矛盾和人民斗爭深入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自19世紀70年代產生以后，一直發展緩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運動前，才有比較迅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產生以后，就不斷地進行著反侵略、反壓迫、反剝削的斗爭。20世紀斗爭已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對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斗爭，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國強占老西開的斗爭，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初步開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2、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出版，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性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是客觀上為傳播和接受適合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創造了條件。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俄國工農大眾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給予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同時也推動了他們去認真了解和研究指導十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紀末期，就已見于中國的記載。隨后，中國的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根據各自的認識，相繼介紹過馬克思本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觀點。十月革命后，中國最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釗、陳獨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導致五四運動的爆發。五四運動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首次重大勝利。五四運動偉大意義和歷史作用在于：五四運動表現了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精神，標志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這也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逐步擴大，加快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的步伐。

　　4、中國共產黨的創建。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上海小組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小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代表陳公博，旅日小組代表周佛海，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也參加了大會。7月30日晚，由于會場突遭租界巡捕搜查，會議最后一天改為8月初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進行。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中間經過中國共產黨創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五個歷史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道路，期間經歷了從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的興起、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大的歷史性轉變。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

　　1、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黨史上，通常從193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37年7月汪精衛叛變革命這段歷史，稱作“大革命時期”或者“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經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興起和低落，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廣泛的同盟軍，沒有革命的武裝力量，就無法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勢力。黨經過慎重的選擇，把聯合的主要對象確定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并經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廣州召開)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同時，193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對在1905年組織同盟會時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把民族主義解釋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各民族平等;把民權主義解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為少數人所私有;把民生主義解釋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并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舊三民主義于是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國共合作實現后，工人、農民、學生運動得以迅猛發展。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的五卅運動帶動了全國范圍內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國共產黨得到很大發展，一年內黨員數增加了10倍，并與國民黨合作完成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準備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國共合作結出了北伐戰爭勝利的碩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勢并不能掩蓋和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嚴重危機。隨著1935年3月12日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漸滋長。北伐戰爭勝利后，取得國民黨最高權力并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蔣介石開始露出反共面目，與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敗告終，這是黨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

　　黨史上，通常將從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這個時期稱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者“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獨立領導革命斗爭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原因，糾正了以陳獨秀為首的黨的領導機關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出路，成為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性轉折點。

　　八七會議后，黨開始進入到反動勢力薄弱的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革命政權，創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將武裝斗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內積累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得到壯大，黨員數量從1938年的4萬多人發展到1930年的10萬多人。這樣，大革命失敗后似乎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又作為一支重要力量出現了。

　　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兵力，開始對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第五次反“圍剿”，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遭到失敗。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軍事上和領導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姜臺堡會師，紅軍完成了舉世矚目的長征。

　　3、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時期從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歷時八年。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特殊的重要歷史階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進攻盧溝橋，標志著日本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和中國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與1937年9月22日，發表了周恩來等送交給蔣介石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后，日本開始把對國民黨軍事打擊為主的策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把主要力量轉移到對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上來。在日本誘降、英美勸降的影響下，國民黨發生了嚴重的動搖和分裂，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在1938年公開投降日本，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也轉而采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開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我們黨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裝挺進敵后，廣泛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組建抗日武裝，粉碎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的圍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懷指揮八路軍組織105個團的兵力，對華北地區的日偽軍展開大規模攻勢作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史稱“百團大戰”。

　　抗戰初期，八路軍和新四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共同打擊日軍，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在日本的誘降下，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給敵后抗戰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和困難。

　　1941年和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敵后武裝斗爭，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游擊戰法打擊日偽軍，保衛和鞏固了抗戰陣地，使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有了新的創造和發展，人民軍隊的戰斗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進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大的轉變。中國敵后解放區戰場從1943年夏天開始，逐步恢復和擴大。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游擊隊普遍發起攻勢作戰，在局部反攻中打擊日偽軍，恢復鞏固原有根據地，開辟了新的根據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七大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八年抗戰，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在對敵斗爭、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以及黨自身建設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黨的領導能力大為提高，自身鍛煉得更加成熟，能夠掌握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純熟而恰當地處理種種復雜問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達到了成熟。這些都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4、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中國革命進入了為建立新中國而斗爭的時期。黨史上把從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這段歷史稱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或者“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的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卻在美國的支持下，企圖獨霸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就成為戰后國內一切問題的焦點。國共兩黨圍繞這個問題進行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斗爭，構成了戰后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

　　根據戰后中國政治的基本形勢，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真誠而不懈的努力，號召全黨在不放松武裝自衛的條件下，力爭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建設新中國的目的。然而，通過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慶談判，及其后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其它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國主義的干預和國民黨的背信棄義下付之東流。1946年6月，蔣介石下令進攻中原解放區，以此為起點，全國規模的內戰開始了。

　　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中共中央對戰爭前途作了正確的分析和估計，指出人民解放軍戰爭所具有的正義的革命性質。為贏得人民解放戰爭，中共中央提出幾條基本的指導方針：在軍事方面，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在政治方面，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了規模空前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三大戰役歷時142天，人民解放軍傷亡24萬余人，國民黨軍被殲154萬余人，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隨后，解放軍繼續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舉行勝利大進軍，分別以戰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決殘余敵人，解放國土。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終于被人民趕出中國大陸，建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會上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繼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戰后的重大歷史事件，使中國結束了幾千年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成為新國家和新社會的主人，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開辟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黨從建立的時候起，就以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民主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中國人民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向著更高的目標邁進。

　　二、1949年-1978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一)過度時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經過28年的艱苦斗爭，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千瘡百孔，人口眾多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探索課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果斷地肩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國各族人民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以翻身做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國伊始，新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面展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建立了新中國的國營經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央財經委員會成功地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到1950年6月，黨和國家在統一國家財政經濟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基本平衡，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打好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場經濟仗。

　　1952年，黨中央領導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懲處了黨內的腐敗分子，純潔了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隊伍，凈化了社會風氣，為開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其他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思想條件和社會條件。

　　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將經濟建設工作作為整個國家的首要工作。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推進。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里，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經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線喜報頻傳，農業、教育業都得到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總之，“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均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的總和，這是一個奇跡。

　　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地位的確立，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范在人們中間逐漸樹立起來。有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又有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設成果，這就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隨著新生的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后的情況下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成為黨所面臨的全新課題。當時世界上社會主義只有蘇聯一種模式，而且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即使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也未必都適合中國國情。因此，黨面臨著在新的形勢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標志著黨對中國新形勢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的開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黨的八大在北京舉行。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八大確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既綜合平衡又穩步前進的方針;在政治關系方面，強調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具有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探索過程，需要經受實踐檢驗。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速度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問題。這兩個方面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錯誤地認為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嚴重缺陷。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表明了“大躍進”運動的正式發動。“大躍進”是從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開始的。在工業方面，盲目提高鋼產量指標，提出“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在農業方面，提出過高的生產指標，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夸。教育、文藝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紛紛開展“大躍進”。“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它導致了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大失調，使社會主義經濟遭到了重大的損失，對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很快地覺察到了，到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左”，“大躍進”運動才被停止。

　　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開始出現的政治上“左”的錯誤并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反而逐步發展起來，終于使1965年初開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為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在長達10年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科教文衛事業、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遭到嚴重破壞，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折。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的結果。從它的起因看，既有黨的領袖毛澤東在領導上犯錯誤的主觀原因，又有復雜的社會歷史的客觀原因，還有黨內反革命集團的別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內亂期間，盡管情況十分困難，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國防科技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繼1960年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導彈、1964年我國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我國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這些成就，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

　　三、1978年-至今，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民族復興開辟了正確道路

　　1976年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迎來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這時，擺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消除這場內亂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亂和經濟建設的進一步調整。然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嚴重阻礙，使黨無法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夠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國又經歷了兩年的徘徊。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及時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標志著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會議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救助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這次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二)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1993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100年，動搖不得，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試驗。1993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這次大會做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三)黨的十六大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是這次大會的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決定胡錦濤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領導集體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實現了中央領導機構平穩而順利的交接，充分說明了我們的黨更加成熟。

　　(四)黨的十七大和科學發展觀理論在全黨指導思想的確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科學回答了黨在改革發展階段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發展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問題，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這次大會的另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明確發展方向和奮斗目標的重要會議。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是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綱領性文件。在全會精神的指引下，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正在努力為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而奮斗!

　　(五)黨的十八大和科學發展觀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12年11月8日，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黨的十八大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同志代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本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是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全黨智慧的結晶。報告旗幟鮮明、思想深刻、求真務實、部署全面，經過本次代表大會修改完善，必將成為新形勢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這次大會最大的亮點是將科學發展觀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八大主題，簡明而又鮮明地向黨內外、國內外宣示了我們黨將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目標繼續前進這4個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主題，是在全面把握當前世情、國情、黨情，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緊密相聯的。科學部署了“兩個百年”和“兩個翻一番”的奮斗，為全面奪取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而奮斗!

　　(六)黨的十九大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本指導的確立。2017年10月18日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回顧和總結了過去5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論斷，深刻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確定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目標，對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于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繼續奮斗，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篇二】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時代的選擇，因為黨領導我們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繁榮富強。

　　一、1931年-1949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

　　(一)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矛盾和人民斗爭深入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自19世紀70年代產生以后，一直發展緩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運動前，才有比較迅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產生以后，就不斷地進行著反侵略、反壓迫、反剝削的斗爭。20世紀斗爭已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對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斗爭，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國強占老西開的斗爭，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初步開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2、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出版，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性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是客觀上為傳播和接受適合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創造了條件。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俄國工農大眾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給予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同時也推動了他們去認真了解和研究指導十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紀末期，就已見于中國的記載。隨后，中國的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根據各自的認識，相繼介紹過馬克思本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觀點。十月革命后，中國最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釗、陳獨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導致五四運動的爆發。五四運動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首次重大勝利。五四運動偉大意義和歷史作用在于：五四運動表現了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精神，標志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這也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逐步擴大，加快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的步伐。

　　4、中國共產黨的創建。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上海小組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小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代表陳公博，旅日小組代表周佛海，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也參加了大會。7月30日晚，由于會場突遭租界巡捕搜查，會議最后一天改為8月初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進行。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中間經過中國共產黨創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五個歷史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道路，期間經歷了從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的興起、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大的歷史性轉變。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

　　1、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黨史上，通常從193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37年7月汪精衛叛變革命這段歷史，稱作“大革命時期”或者“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經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興起和低落，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廣泛的同盟軍，沒有革命的武裝力量，就無法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勢力。黨經過慎重的選擇，把聯合的主要對象確定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并經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廣州召開)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同時，193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對在1905年組織同盟會時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把民族主義解釋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各民族平等;把民權主義解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為少數人所私有;把民生主義解釋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并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舊三民主義于是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國共合作實現后，工人、農民、學生運動得以迅猛發展。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的五卅運動帶動了全國范圍內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國共產黨得到很大發展，一年內黨員數增加了10倍，并與國民黨合作完成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準備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國共合作結出了北伐戰爭勝利的碩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勢并不能掩蓋和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嚴重危機。隨著1935年3月12日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漸滋長。北伐戰爭勝利后，取得國民黨最高權力并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蔣介石開始露出反共面目，與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敗告終，這是黨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

　　黨史上，通常將從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這個時期稱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者“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獨立領導革命斗爭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原因，糾正了以陳獨秀為首的黨的領導機關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出路，成為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性轉折點。

　　八七會議后，黨開始進入到反動勢力薄弱的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革命政權，創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將武裝斗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內積累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得到壯大，黨員數量從1938年的4萬多人發展到1930年的10萬多人。這樣，大革命失敗后似乎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又作為一支重要力量出現了。

　　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兵力，開始對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第五次反“圍剿”，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遭到失敗。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軍事上和領導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姜臺堡會師，紅軍完成了舉世矚目的長征。

　　3、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時期從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歷時八年。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特殊的重要歷史階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進攻盧溝橋，標志著日本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和中國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與1937年9月22日，發表了周恩來等送交給蔣介石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后，日本開始把對國民黨軍事打擊為主的策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把主要力量轉移到對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上來。在日本誘降、英美勸降的影響下，國民黨發生了嚴重的動搖和分裂，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在1938年公開投降日本，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也轉而采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開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我們黨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裝挺進敵后，廣泛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組建抗日武裝，粉碎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的圍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懷指揮八路軍組織105個團的兵力，對華北地區的日偽軍展開大規模攻勢作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史稱“百團大戰”。

　　抗戰初期，八路軍和新四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共同打擊日軍，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在日本的誘降下，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給敵后抗戰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和困難。

　　1941年和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敵后武裝斗爭，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游擊戰法打擊日偽軍，保衛和鞏固了抗戰陣地，使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有了新的創造和發展，人民軍隊的戰斗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進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大的轉變。中國敵后解放區戰場從1943年夏天開始，逐步恢復和擴大。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游擊隊普遍發起攻勢作戰，在局部反攻中打擊日偽軍，恢復鞏固原有根據地，開辟了新的根據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七大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八年抗戰，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在對敵斗爭、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以及黨自身建設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黨的領導能力大為提高，自身鍛煉得更加成熟，能夠掌握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純熟而恰當地處理種種復雜問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達到了成熟。這些都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4、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中國革命進入了為建立新中國而斗爭的時期。黨史上把從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這段歷史稱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或者“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的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卻在美國的支持下，企圖獨霸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就成為戰后國內一切問題的焦點。國共兩黨圍繞這個問題進行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斗爭，構成了戰后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

　　根據戰后中國政治的基本形勢，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真誠而不懈的努力，號召全黨在不放松武裝自衛的條件下，力爭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建設新中國的目的。然而，通過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慶談判，及其后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其它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國主義的干預和國民黨的背信棄義下付之東流。1946年6月，蔣介石下令進攻中原解放區，以此為起點，全國規模的內戰開始了。

　　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中共中央對戰爭前途作了正確的分析和估計，指出人民解放軍戰爭所具有的正義的革命性質。為贏得人民解放戰爭，中共中央提出幾條基本的指導方針：在軍事方面，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在政治方面，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了規模空前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三大戰役歷時142天，人民解放軍傷亡24萬余人，國民黨軍被殲154萬余人，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隨后，解放軍繼續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舉行勝利大進軍，分別以戰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決殘余敵人，解放國土。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終于被人民趕出中國大陸，建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會上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繼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戰后的重大歷史事件，使中國結束了幾千年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成為新國家和新社會的主人，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開辟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黨從建立的時候起，就以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民主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中國人民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向著更高的目標邁進。

　　二、1949年-1978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一)過度時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經過28年的艱苦斗爭，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千瘡百孔，人口眾多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探索課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果斷地肩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國各族人民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以翻身做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國伊始，新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面展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建立了新中國的國營經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央財經委員會成功地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到1950年6月，黨和國家在統一國家財政經濟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基本平衡，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打好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場經濟仗。

　　1952年，黨中央領導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懲處了黨內的腐敗分子，純潔了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隊伍，凈化了社會風氣，為開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其他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思想條件和社會條件。

　　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將經濟建設工作作為整個國家的首要工作。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推進。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里，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經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線喜報頻傳，農業、教育業都得到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總之，“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均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的總和，這是一個奇跡。

　　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地位的確立，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范在人們中間逐漸樹立起來。有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又有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設成果，這就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隨著新生的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后的情況下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成為黨所面臨的全新課題。當時世界上社會主義只有蘇聯一種模式，而且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即使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也未必都適合中國國情。因此，黨面臨著在新的形勢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標志著黨對中國新形勢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的開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黨的八大在北京舉行。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八大確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既綜合平衡又穩步前進的方針;在政治關系方面，強調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具有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探索過程，需要經受實踐檢驗。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速度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問題。這兩個方面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錯誤地認為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嚴重缺陷。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表明了“大躍進”運動的正式發動。“大躍進”是從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開始的。在工業方面，盲目提高鋼產量指標，提出“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在農業方面，提出過高的生產指標，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夸。教育、文藝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紛紛開展“大躍進”。“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它導致了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大失調，使社會主義經濟遭到了重大的損失，對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很快地覺察到了，到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左”，“大躍進”運動才被停止。

　　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開始出現的政治上“左”的錯誤并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反而逐步發展起來，終于使1965年初開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為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在長達10年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科教文衛事業、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遭到嚴重破壞，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折。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的結果。從它的起因看，既有黨的領袖毛澤東在領導上犯錯誤的主觀原因，又有復雜的社會歷史的客觀原因，還有黨內反革命集團的別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內亂期間，盡管情況十分困難，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國防科技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繼1960年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導彈、1964年我國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我國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這些成就，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

　　三、1978年-至今，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民族復興開辟了正確道路

　　1976年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迎來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這時，擺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消除這場內亂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亂和經濟建設的進一步調整。然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嚴重阻礙，使黨無法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夠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國又經歷了兩年的徘徊。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及時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標志著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會議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救助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這次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二)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1993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100年，動搖不得，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試驗。1993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這次大會做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三)黨的十六大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是這次大會的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決定胡錦濤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領導集體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實現了中央領導機構平穩而順利的交接，充分說明了我們的黨更加成熟。

　　(四)黨的十七大和科學發展觀理論在全黨指導思想的確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科學回答了黨在改革發展階段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發展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問題，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這次大會的另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明確發展方向和奮斗目標的重要會議。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是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綱領性文件。在全會精神的指引下，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正在努力為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而奮斗!

　　(五)黨的十八大和科學發展觀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12年11月8日，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黨的十八大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同志代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本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是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全黨智慧的結晶。報告旗幟鮮明、思想深刻、求真務實、部署全面，經過本次代表大會修改完善，必將成為新形勢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這次大會最大的亮點是將科學發展觀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八大主題，簡明而又鮮明地向黨內外、國內外宣示了我們黨將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目標繼續前進這4個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主題，是在全面把握當前世情、國情、黨情，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緊密相聯的。科學部署了“兩個百年”和“兩個翻一番”的奮斗，為全面奪取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而奮斗!

　　(六)黨的十九大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本指導的確立。2017年10月18日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回顧和總結了過去5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論斷，深刻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確定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目標，對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于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繼續奮斗，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篇三】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發表講話并強調，在慶祝我們黨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在全黨集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正當其時，十分必要。我們通過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為“十四五”開局，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從中汲取“比學趕超”的力量。

　　以“比”為基，在黨史中汲取紅色基因。黨的百年奮斗史波瀾壯闊，黨的千秋偉業風華正茂，從黨史中要讀懂初心使命、堅定理想信念，學習繼承老一輩的愛國傳統和一系列偉大精神，讓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薪火相傳，賡續奮斗。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接力跑，需要每一代人跑好自己那一棒，為下一代人跑出一個好成績。在同一條歷史河流中，“前浪”已經精彩地奔涌出自己的人生，“后浪”理應將個人理想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欲與前輩試比高，將努力奮斗化為人生精彩。

　　以“學”為力，在黨史中汲取歷史智慧。知所從來，方明所往。從篳路藍縷的一路回首，到創造輝煌的未來奮進。學習好、總結好黨史，才能搞清楚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等重大問題，為我們的信仰“加油”，為我們的精神“補鈣”。要從黨史中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著眼于解決黨的建設的現實問題，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使黨中央的權威定于一尊、一錘定音，確保全黨上下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以“趕”為要，在黨史中汲取強大勇氣。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黨的發展史一再告訴我們：我們黨在作出每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決策的時候，都是基于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是基于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在發展新征程中形勢逼人、形勢催人，唯有跑起來、趕上去，抓住稍縱即逝的時機、難得的時間窗口期，弘揚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精神，從改革創新中育先機開新局，把“趕”的動力真正激發出來，才能走出新路、干成大事。

　　以“超”為志，在黨史中汲取人民力量。要強化“超”的追求，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披荊斬棘。這種力量從何而來?我們黨來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源泉。任何時候都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群眾在實踐活動中所表達的意愿、所創造的經驗、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才能把14億中國人民凝聚成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篇四】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從黨的歷史中領會黨的光輝歷程和偉大成就，從中汲取奮力前行的智慧和力量。民政部黨組書記、部長李紀恒主持會議并作總結講話。部黨組成員唐承沛、王愛文出席會議并交流了學習體會。部規劃財務司、社會救助司、機關服務中心、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主要負責同志在會上作了發言。

　　會議指出，《簡史》對于我們學好黨史具有重要指導價值。全書堅持大歷史觀和正確黨史觀，突出主題主線，生動記錄了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光輝歷程，充分反映了我們黨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和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的歷史功績，系統總結了黨和國家事業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寶貴經驗。我們要充分認識學習《簡史》的重大意義，把黨的百年歷史學習好、總結好，把黨的成功經驗傳承好、發揚好。

　　會議強調，學習《簡史》要從中深刻感悟黨的偉大歷史貢獻。一百年來，共產黨人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篳路藍縷、奠基立業，創造輝煌、開創未來，為中華民族作出了偉大歷史貢獻。一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贏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28年浴血奮戰和頑強奮斗，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實現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華民族由此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二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探索了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三是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實踐，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四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堅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使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會議指出，學習《簡史》要從中深刻領悟蘊含的豐富哲理。《簡史》以宏大的歷史視野、深邃的歷史洞察、深刻的歷史清醒，書寫了中國共產黨百年不懈奮斗史、思想探索史、自身建設史，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哲理。一是深刻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理論和事實、歷史和現實都充分證明，我們黨帶領人民取得巨大成就有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這源于我們黨具有始終堅持黨的初心宗旨、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堅持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等優秀特質。正是依靠這些優秀特質，我們黨才能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二是深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一百年來，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產生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引下，我們黨成長為世界第一大黨，成功應對了一系列風險挑戰，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三是深刻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我們黨百年奮斗中得來的，是黨和人民高舉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立足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偉大實踐，歷經艱辛探索、付出巨大犧牲而取得的寶貴成果，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由之路。

　　會議要求，學習《簡史》要從中汲取奮力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學習《簡史》就是為了更好把握黨的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從黨史中找到不斷前進的動力源泉，更好推動民政事業高質量發展。一要堅定不移加強黨對民政工作的領導。要切實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二要堅定不移用黨的最新理論成果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要始終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地位不動搖，深刻感悟其思想偉力，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切實把學習成效轉化為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具體行動，轉化為履行好新時代民政工作職責使命的實際舉措。三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的合理性、發展的規律性和勝利的必然性。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深刻感悟百年大黨的民生情懷，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奮勇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堅定邁出民政現代化建設、高質量發展的雄健步伐。

【篇五】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時代的選擇，因為黨領導我們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繁榮富強。

　　一、1931年-1949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

　　(一)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矛盾和人民斗爭深入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自19世紀70年代產生以后，一直發展緩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運動前，才有比較迅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產生以后，就不斷地進行著反侵略、反壓迫、反剝削的斗爭。20世紀斗爭已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對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斗爭，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國強占老西開的斗爭，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初步開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2、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出版，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性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是客觀上為傳播和接受適合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創造了條件。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俄國工農大眾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給予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同時也推動了他們去認真了解和研究指導十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紀末期，就已見于中國的記載。隨后，中國的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根據各自的認識，相繼介紹過馬克思本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觀點。十月革命后，中國最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釗、陳獨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導致五四運動的爆發。五四運動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首次重大勝利。五四運動偉大意義和歷史作用在于：五四運動表現了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精神，標志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這也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逐步擴大，加快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的步伐。

　　4、中國共產黨的創建。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上海小組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小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代表陳公博，旅日小組代表周佛海，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也參加了大會。7月30日晚，由于會場突遭租界巡捕搜查，會議最后一天改為8月初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進行。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中間經過中國共產黨創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五個歷史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道路，期間經歷了從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的興起、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大的歷史性轉變。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

　　1、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黨史上，通常從193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37年7月汪精衛叛變革命這段歷史，稱作“大革命時期”或者“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經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興起和低落，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廣泛的同盟軍，沒有革命的武裝力量，就無法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勢力。黨經過慎重的選擇，把聯合的主要對象確定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并經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廣州召開)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同時，193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對在1905年組織同盟會時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把民族主義解釋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各民族平等;把民權主義解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為少數人所私有;把民生主義解釋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并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舊三民主義于是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國共合作實現后，工人、農民、學生運動得以迅猛發展。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的五卅運動帶動了全國范圍內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國共產黨得到很大發展，一年內黨員數增加了10倍，并與國民黨合作完成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準備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國共合作結出了北伐戰爭勝利的碩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勢并不能掩蓋和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嚴重危機。隨著1935年3月12日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漸滋長。北伐戰爭勝利后，取得國民黨最高權力并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蔣介石開始露出反共面目，與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敗告終，這是黨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

　　黨史上，通常將從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這個時期稱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者“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獨立領導革命斗爭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原因，糾正了以陳獨秀為首的黨的領導機關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出路，成為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性轉折點。

　　八七會議后，黨開始進入到反動勢力薄弱的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革命政權，創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將武裝斗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內積累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得到壯大，黨員數量從1938年的4萬多人發展到1930年的10萬多人。這樣，大革命失敗后似乎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又作為一支重要力量出現了。

　　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兵力，開始對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第五次反“圍剿”，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遭到失敗。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軍事上和領導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姜臺堡會師，紅軍完成了舉世矚目的長征。

　　3、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時期從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歷時八年。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特殊的重要歷史階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進攻盧溝橋，標志著日本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和中國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與1937年9月22日，發表了周恩來等送交給蔣介石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后，日本開始把對國民黨軍事打擊為主的策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把主要力量轉移到對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上來。在日本誘降、英美勸降的影響下，國民黨發生了嚴重的動搖和分裂，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在1938年公開投降日本，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也轉而采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開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我們黨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裝挺進敵后，廣泛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組建抗日武裝，粉碎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的圍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懷指揮八路軍組織105個團的兵力，對華北地區的日偽軍展開大規模攻勢作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史稱“百團大戰”。

　　抗戰初期，八路軍和新四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共同打擊日軍，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在日本的誘降下，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給敵后抗戰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和困難。

　　1941年和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敵后武裝斗爭，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游擊戰法打擊日偽軍，保衛和鞏固了抗戰陣地，使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有了新的創造和發展，人民軍隊的戰斗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進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大的轉變。中國敵后解放區戰場從1943年夏天開始，逐步恢復和擴大。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游擊隊普遍發起攻勢作戰，在局部反攻中打擊日偽軍，恢復鞏固原有根據地，開辟了新的根據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七大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八年抗戰，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在對敵斗爭、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以及黨自身建設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黨的領導能力大為提高，自身鍛煉得更加成熟，能夠掌握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純熟而恰當地處理種種復雜問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達到了成熟。這些都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4、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中國革命進入了為建立新中國而斗爭的時期。黨史上把從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這段歷史稱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或者“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的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卻在美國的支持下，企圖獨霸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就成為戰后國內一切問題的焦點。國共兩黨圍繞這個問題進行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斗爭，構成了戰后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

　　根據戰后中國政治的基本形勢，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真誠而不懈的努力，號召全黨在不放松武裝自衛的條件下，力爭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建設新中國的目的。然而，通過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慶談判，及其后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其它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國主義的干預和國民黨的背信棄義下付之東流。1946年6月，蔣介石下令進攻中原解放區，以此為起點，全國規模的內戰開始了。

　　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中共中央對戰爭前途作了正確的分析和估計，指出人民解放軍戰爭所具有的正義的革命性質。為贏得人民解放戰爭，中共中央提出幾條基本的指導方針：在軍事方面，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在政治方面，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了規模空前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三大戰役歷時142天，人民解放軍傷亡24萬余人，國民黨軍被殲154萬余人，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隨后，解放軍繼續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舉行勝利大進軍，分別以戰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決殘余敵人，解放國土。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終于被人民趕出中國大陸，建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會上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繼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戰后的重大歷史事件，使中國結束了幾千年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成為新國家和新社會的主人，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開辟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黨從建立的時候起，就以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民主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中國人民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向著更高的目標邁進。

　　二、1949年-1978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一)過度時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經過28年的艱苦斗爭，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千瘡百孔，人口眾多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探索課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果斷地肩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國各族人民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以翻身做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國伊始，新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面展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建立了新中國的國營經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央財經委員會成功地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到1950年6月，黨和國家在統一國家財政經濟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基本平衡，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打好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場經濟仗。

　　1952年，黨中央領導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懲處了黨內的腐敗分子，純潔了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隊伍，凈化了社會風氣，為開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其他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思想條件和社會條件。

　　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將經濟建設工作作為整個國家的首要工作。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推進。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里，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經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線喜報頻傳，農業、教育業都得到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總之，“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均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的總和，這是一個奇跡。

　　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地位的確立，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范在人們中間逐漸樹立起來。有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又有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設成果，這就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隨著新生的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后的情況下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成為黨所面臨的全新課題。當時世界上社會主義只有蘇聯一種模式，而且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即使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也未必都適合中國國情。因此，黨面臨著在新的形勢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標志著黨對中國新形勢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的開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黨的八大在北京舉行。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八大確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既綜合平衡又穩步前進的方針;在政治關系方面，強調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具有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探索過程，需要經受實踐檢驗。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速度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問題。這兩個方面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錯誤地認為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嚴重缺陷。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表明了“大躍進”運動的正式發動。“大躍進”是從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開始的。在工業方面，盲目提高鋼產量指標，提出“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在農業方面，提出過高的生產指標，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夸。教育、文藝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紛紛開展“大躍進”。“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它導致了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大失調，使社會主義經濟遭到了重大的損失，對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很快地覺察到了，到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左”，“大躍進”運動才被停止。

　　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開始出現的政治上“左”的錯誤并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反而逐步發展起來，終于使1965年初開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為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在長達10年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科教文衛事業、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遭到嚴重破壞，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折。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的結果。從它的起因看，既有黨的領袖毛澤東在領導上犯錯誤的主觀原因，又有復雜的社會歷史的客觀原因，還有黨內反革命集團的別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內亂期間，盡管情況十分困難，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國防科技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繼1960年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導彈、1964年我國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我國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這些成就，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

　　三、1978年-至今，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民族復興開辟了正確道路

　　1976年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迎來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這時，擺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消除這場內亂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亂和經濟建設的進一步調整。然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嚴重阻礙，使黨無法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夠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國又經歷了兩年的徘徊。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及時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標志著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會議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救助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這次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二)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1993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100年，動搖不得，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試驗。1993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這次大會做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三)黨的十六大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是這次大會的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決定胡錦濤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領導集體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實現了中央領導機構平穩而順利的交接，充分說明了我們的黨更加成熟。

　　(四)黨的十七大和科學發展觀理論在全黨指導思想的確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科學回答了黨在改革發展階段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發展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問題，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這次大會的另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明確發展方向和奮斗目標的重要會議。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是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綱領性文件。在全會精神的指引下，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正在努力為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而奮斗!

　　(五)黨的十八大和科學發展觀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12年11月8日，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黨的十八大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同志代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本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是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全黨智慧的結晶。報告旗幟鮮明、思想深刻、求真務實、部署全面，經過本次代表大會修改完善，必將成為新形勢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這次大會最大的亮點是將科學發展觀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八大主題，簡明而又鮮明地向黨內外、國內外宣示了我們黨將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目標繼續前進這4個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主題，是在全面把握當前世情、國情、黨情，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緊密相聯的。科學部署了“兩個百年”和“兩個翻一番”的奮斗，為全面奪取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而奮斗!

　　(六)黨的十九大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本指導的確立。2017年10月18日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回顧和總結了過去5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論斷，深刻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確定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目標，對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于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繼續奮斗，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篇六】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周年。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這一百年里，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頑強拼搏、不懈奮斗。隨著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和疫情防控等工作的深入人心，基層工作也備受重視。

　　基層“為官”要“舍小我”扎根奉獻。在基層工作中，黨員干部要深刻領會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基層干部要向一批又一批的英雄人物和模范典型學習本質，在基層奉獻青春，無私忘我。“初心不因來路迢遙而改變，使命不因風雨坎坷而淡忘”，這是抗臺防臺巡查中突遇山體塌方殉職的績溪縣荊州鄉原紀委書記李夏朋友圈的個性簽名，卻成了他短暫而不平凡一生的寫照。“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作為一名基層干部，一名共產黨員，要分清“公”和“私”、“大我”與“小我”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我們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基層“為官”要“蹲下去”看見問題。這一百年里，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不論是脫貧攻堅、疫情防控還是鄉村振興等工作，都是“以人為本”的工作，為了保障人民群眾的安全以及提高生活質量而不懈努力。在基層，只有贏得群眾的支持，獲取群眾的信任，與群眾打成一片，依靠群眾才能開展好工作。這也正是為什么國家會下派一批又一批的駐村干部進行扶貧等工作，只有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才可以在實踐中獲取真知，了解群眾所需所求。“看到泡桐樹，想起焦裕祿”，在蘭考，泡桐就是焦裕祿精神的化身，只有“蹲下去才能看到螞蟻”!

　　基層“為官”要“學經驗”迎難而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黨一步步走過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本領，不斷提高應對風險、迎接挑戰、化險為夷的能力水平。要更好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必須從歷史中獲得啟迪。

　　百年黨史是中國共產黨風雨中的洗禮，是烽火中的探索，更是基層黨員干部汲取的澎湃力量。身處基層，更當不忘初心繼續前行，為建黨百年創造新輝煌。

　　《論中國共產黨歷史》專題講座黨課講稿4

　　習近平總書記在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指出，中共中央決定，今年在全黨開展中共黨史學習教育，激勵全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新時代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廣大黨員干部要修好黨史這門“必修課”，重溫百年奮斗史，涵養“三種精神”，筑牢信仰之基，汲取前行力量，奮力走好新征程。

　　學黨史、憶初心，涵養攻堅克難的斗爭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在磨難挫折中成長，在攻堅克難中壯大。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們的政治優勢。百年奮斗史承載著共產黨人自強不息、敢為人先的寶貴精神。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從革命初期的“小米加步槍”到如今的大國重器，從井岡山上的星星之火到燃遍全中國的燎原之勢，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百廢待興到改革開放的滿園春色，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盡顯了我們黨艱苦奮斗、敢為人先、開拓創新的斗志。黨員干部要在學習黨史中涵養開天辟地、攻堅克難的斗爭精神，汲取精神之鈣，牢記初心使命，堅定理想信念，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凝聚強大合力。

　　學黨史、擔使命，涵養矢志不渝的實干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百年崢嶸歲月，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黨員干部要深入學習黨史，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緊迫感把握發展大勢，切實強化歷史擔當。在學習黨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勇于擔當、積極作為，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決心，以“赴百仞之谷而不懼”的勇毅，迎難而上，破局開路，做起而行之的行動者，當攻堅克難的急先鋒，做為民請命的實干者，勇擔時代重任，趁勢而上奮進新征程，砥礪前行譜寫新篇章。

　　學黨史、系民心，涵養為民服務的擔當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天下之勢，常系民心;民心順，百業興。”黨的百年奮斗史是一部“一枝一葉總關情”的為民史，從嘉興南湖的小小紅船到新時代的巍巍巨輪，中國共產黨時刻與人民站在一起，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勇往直前，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跡，用行動深刻詮釋了“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的精神內涵。百年風雨，初心如磐。黨員干部要在學習黨史中深刻領悟黨和人民的魚水深情，厚植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懷，涵養為民服務的擔當精神，躬身實干做好群眾貼心人，盼民所盼，急民所急，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心與群眾牢牢系在一起，始終走好群眾路線，以實際行動踐行人民至上的理念。

【篇七】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習近平總書記《論中國共產黨歷史》收錄了總書記2019年視察北京香山革命紀念地時的講話《以“趕考”的清醒和堅定答好新時代的答卷》。文章強調，要繼承和發揚老一輩革命家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始終保持奮發有為的進取精神，以“趕考”的清醒和堅定答好新時代的答卷。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開啟之年。組工干部要身體力行，從黨史中汲取養分，繼續弘揚“趕考”精神，以時不我待的奮斗姿態，向黨和人民交出新的滿意答卷。

　　用“茍利社稷”的擔當，抓實“趕考”落實。組工干部要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革命情懷，抓住各級領導班子換屆的有利契機，引領領導干部樹立正確政績觀，將換出一片好風氣、選出一屆好代表、配強一個好班子，作為贏得人民衷心擁護的工作抓手，把田間地頭當“陣地”，經常“下地”，通過實地走訪、談心談話等，了解各級領導班子在日常工作、隊伍建設、經濟發展等方面中的成績與不足。要深入一線，當好“協調員、監督員、指導員”，通過調研督導，加大對基層黨組織“面對面”指導，確保換出贏得組織、群眾“雙滿意”的新一屆黨政領導班子。

　　用“抓鐵有痕”的韌勁，走實“趕考”道路。國以才治，政以才興。人才是第一資源，是黨執政興國的根本性資源，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要素。組工干部作為管黨員的黨員、管干部的干部、管人才的人才，更加需要練就一雙“鷹眼”，敏銳把握黨員群眾需求，為黨和國家事業注入“一池春水”。在選拔干部時，公道正派地選出人民滿意、為民謀利的優秀干部。用好“引留用”手段，不斷培養“一肩挑”人選成為鄉村振興人才的中堅力量；

　　助力村集體經濟產業發展，鞏固好脫貧攻堅成果，實現共同致富。

　　用“登高望遠”的胸懷，寫好“趕考”答卷。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和中央關于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重要精神，認清形勢、登高望遠，和上級保持一致，組工干部不僅要認真按照文件要求執行，還要不斷想方法找思路，在執行過程中去創新突破，讓組織工作告別枯燥而活躍起來。用活紅色資源，通過參觀紅色現場教學點開展研學活動，引導廣大黨員學思悟踐、交流心得。挖掘打造“黨建+”特色黨支部，以黨建促業務發展。采取掛職鍛煉、學習培訓、參觀學習等方式提升干部能力素質，鍛造忠誠干凈擔當好干部隊伍，在實現“中國夢”的“趕考”路上，為黨和人民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篇八】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近日，在黨史學習教育用書出版座談會暨專題宣講動員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強調，“要廣泛深入開展黨史專題宣講，堅持聯系實際、用好紅色資源、注重面向基層”，“引導干部群眾牢固樹立正確黨史觀”。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縱觀黨的百年歷史，磨難、奮進、崛起一個個具有時代特征意義的事件，能讓人們在迷茫時辨清方向、在絕境時找到道路、面對發展瓶頸時探尋線索、面對偉大夢想時充滿底氣，黨史教育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當前，面對新的發展背景和要求，更要縱向加大黨史教育力度，橫向延伸教育長度，使教育效果有深度、受眾群體有廣度，引導廣大黨員群眾自覺聽黨話、堅定跟黨走，要注重以“三新”提“三度”，不斷夯實教育實效。

　　學習資源要“新”，才能激發學習“活躍度”。述往思來，向史而新。黨史是我們黨形成、發展的真實記錄，也是一代代共產黨人豐富經驗和智慧的匯總，所以黨史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鮮活的、與時俱進的，在黨史教育中要注意長思長學、常學常新，用黨的最新理論提高教育實效。要深入學習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中國共產黨簡史》，為行動上的自覺奠定清醒的理論基礎。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才更有說服力，要深入挖掘本土鮮活教材，并創新多種教育形式，通過老黨員講紅色故事、打造村級“黨史館”、紅色主題文化展演等方式，全面激發廣大黨員群眾積極性，使之切身體會發展歷程的艱辛，讓精神力量更加持久深入。

　　課堂平臺要“新”，才能提高學習“靈活度”。時代在快速發展，教育也要跟上步伐，不能因循守舊，要善于結合時代特征，更新教育方式方法，促進教育實現“乘數效應”。要建設好“線上＋線下”黨史課堂，積極開發符合群眾學習要求的云端課程，制作課時短、內容精、語言通俗易懂的“微黨課”，實現課堂可“移動”、課程可“選擇”，打破傳統枯燥束縛的學習模式，靈活開展黨史教育。積極與群眾生活相關聯，例如以節日“猜燈謎、學黨史”或社區開展“黨史知識大講堂”等活動為載體，將黨史教育融入日常，課堂搬進現場，促進寓教于樂，入腦入心。黨史教育不是“集中突擊”，而要久久為功，各級黨組織要定好學習的“生物鐘”，利用每月“主題黨日”等組織生活內容，以“村村響”“黨建之聲”等廣播方式將黨史教育全面推開，打造“鬧鐘式”的學習平臺，使黨員群眾養成自覺學習的良好習慣。

　　教育形式要“新”，才能保持學習“鮮活度”。紅色教育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而是囊括了形式多樣、素材豐富的多維度體系，要充分挖掘紅色資源，通過延長“教育鏈”，使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教育煥發新光彩。如今，紅色旅游已經成為國內研學旅行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紅色文化傳承的生動課堂。各地要根據現實情況，進行革命遺跡和舊址保護開發，統籌愛國主義教育和旅游發展，在堅定紅色“教育底色不變淺、教育目的不走偏”的情況下，開發紅色旅游項目，擴大教育的吸引力和影響力。突出教育功能，開發“聲、光、電”與現有場景結合的現場式教學、體驗式教學、模擬式教學等模式，增強黨史教學的沖擊力，營造莊嚴肅穆、引人深思的濃厚學習氛圍，在達到良好教育效果的同時推動紅色教育成為“旅游爆款”，實現一舉多得，讓紅色基因在不斷發展中代代相傳。

【篇九】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的興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卷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這時的各種革命力量，遠不如統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黨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決定采取積極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正在這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于1923年1月根據馬林的提議作出的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的決議傳到中國，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時的國民黨大體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在幾經挫折后，沒有多少實力，而且成分復雜，組織松散。但它有幾個不容忽視的優勢:一是它的領袖孫中山在人們心目中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社會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國南方建起了一塊能夠容納各種革命力量進行活動的根據地，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三是孫中山在經歷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領導的革命必須改弦易轍，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歡迎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準備建立統一戰線時，首先同國民黨合作是經過慎重選擇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三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

　　三大以后，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不久被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的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雖然國民黨內部情況相當復雜，但它已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后，以廣州為中心，匯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

　　1924年7月，在廣州沙面租界爆發數千名工人參加的政治大罷工。1925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1924年7月起，在廣州開辦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后由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干。

　　在共產黨人的建議下，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附近的黃埔，通稱黃埔軍校)。1924年5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11月，旅法歸來的周恩來(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國共產黨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56人，占總數的十分之一。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著。1924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時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帶，并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他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形成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

　　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一股向著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猛烈沖擊的革命洪流的同時，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漸顯現出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系逐步復雜化。中國革命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這次大會的歷史功績是，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并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系。但對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種種復雜問題，大會沒有作出具體回答，對建立政權和武裝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認識。

　　四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后不到兩個月，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一場新的大規模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

　　全國范圍的大革命高潮，是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開始的。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被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傷者不計其數。此后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這些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形成有25萬人參加的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征擔任委員長，處理罷工事宜，對香港實行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堅持十六個月之久。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到1925年底，黨員人數增加到一萬，一些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起黨的組織。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后，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國共兩黨通力合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盤踞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部和廣東南路的軍閥鄧本殷部，并平息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因在創建黃埔軍校和統一廣東根據地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謀取主管軍事的權力，其影響和地位已大大增強。他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制，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斗爭，必將導致國共關系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國民黨右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占了優勢。3月18日，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派中山艦到黃埔后，立刻謠言四起，說是要劫持蔣介石。3月20日，蔣介石以所謂中山艦事件為借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并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一事件后，汪精衛稱病去職，蔣介石為取得最高權力又邁進了一步。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協退讓，決議案獲得通過，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都辭去職務，蔣介石卻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后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中山艦事件發生后，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但是他的實力有限，還需要得到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沒有立刻同共產黨公開分裂。這時已到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著嚴重的危機。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大革命的失敗

　　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主要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派勢力，其兵力達70萬人。這時，國民革命軍除廣東原有的6個軍外，增加了新歸附的第七、第八軍，共有10萬人左右。針對敵我兵力懸殊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在以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

　　根據這個戰略方針，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在沿途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到9月6日、7日，兩湖戰場的北伐軍分別占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圍困月余的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于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戰而下福州。北方馮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揮軍南下。11月間，國民軍聯軍已控制陜西、甘肅等省。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戰爭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結出的豐碩成果。在北伐過程中，國共兩黨之間雖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團結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對敵。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作戰中舍生忘死，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共產黨員葉挺領導的獨立團，成為贏得“鐵軍”稱號的第四軍中英勇善戰的一支部隊。共產黨人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軍的許多指戰員有著明確的革命目標和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革命精神。共產黨人還在發動工農群眾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使北伐軍所到之處，都能得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群眾的直接支援。此外，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和蘇聯提供的物資援助，對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廣大農村，到處燃起革命的烈火。農民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統治幾千年的封建特權和土豪劣紳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會組織的領導下，仿效省港大罷工的經驗，組織武裝的糾察隊。一些城市相繼舉行罷工，大都取得勝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兩次發動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革命群眾中產生很大影響。群眾性的反帝斗爭蓬勃展開，推動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未能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帝國主義列強認定蔣介石等所代表的勢力同樣是反共的力量，開始對他們進行拉攏。不少原來屬于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紛紛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蔣介石身邊。

　　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公開暴露出來。他提出要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贛州、九江、安慶等地都發生殺害共產黨人和搗毀總工會、國民黨左派控制的黨部等嚴重事件。南方革命陣營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蔣介石右派集團的公開叛變只是時間問題了。

　　這時，共產黨人本來應該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軍隊和一部分地方政權，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可是，中共中央忽視對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于民眾運動。結果，當蔣介石發動突然襲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際力量對比上難以組織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敗的趨勢，已很明顯了。

　　面對革命陣營隨時可能發生分裂的嚴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提出既要防止“軍事政權”的“向右”，又要防止民眾運動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解決黨如何生存并堅持斗爭的問題，反而決定對群眾運動采取消極壓制的方針，造成的后果極其嚴重。會后，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貫徹。

　　對于這種右傾錯誤，黨內一部分同志進行了抵制和反對。毛澤東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32天考察。他在所寫的考察報告中，尖銳地批駁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瞿秋白等也對右傾錯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當北伐軍推進到上海近郊時，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發動總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由周恩來擔任總指揮。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戰斗，占領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并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次起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軍開進市區。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當天下午，游弋在長江江面的英、美軍艦借口保護僑民，猛烈炮轟南京，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后，蔣介石加快了勾結帝國主義實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蔣介石等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這樣，由陳獨秀出面，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衛于4月5日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說成是“謠言”，要求“不聽信任何謠言”。汪陳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放松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

　　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后，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國內政局迅速逆轉。除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政府外，蔣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這就在全國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漢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

　　這時的武漢政府基本上還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遷到武漢后，繼續同在武漢的國民黨人合作。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0多人，代表黨員57967人。大會未能對武漢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確的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

　　黨的五大第一次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并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總書記。五大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未能解決全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問題，自然無法遏制愈來愈惡化的局勢。

　　黨的五大閉幕后，武漢政府所轄地區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反共事件不斷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仍企圖以讓步來拉住汪精衛集團。黨內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公開地準備政變，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聲明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愿意同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雖然發得遲了一點，但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敗了。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陳獨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因而獲得很大的勝利。但是，這時的黨終究還處在幼年時期，是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方面都缺乏經驗的黨，是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較深刻了解的黨。因此，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動搖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勢力的欺騙，沒有能夠領導全黨采取果斷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敗就難以避免了。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他們并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

　　曾經造成很大聲勢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黨還開始掌握一部分軍隊。尤其是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復，黨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所有這一切，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斗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篇十】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黨史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程和全部斗爭之中，明確為什么學以及如何學黨史的問題，能夠更好地指導我們愛黨愛國愛人民，更好地淬煉精神品質，提升政治意識。黨員干部要在重溫黨史中踐行“讀、講、看、做”，在“四字要領”中領悟黨史、筑牢初心。

　　     用功學，著手“讀”，在書桌與書香的“暢游”中夯實信念。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需要常讀常新、常習常研。學好用好黨史教材，需要我們拓寬學的廣度，提升學的深度。要緊密結合“四史”內容，在抓好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時間脈絡中貫穿黨史學習教育精髓，在歷史時空中把握共產黨人的本質，真正領悟黨史學習教育中的“紅色精神與力量”，賡續“紅色血脈”。結合四本“指定書目”，聚焦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中國共產黨簡史》，緊密聯系時事，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主脈絡，樂學善思、真學深學、細學深悟，不斷從黨史學習教育中汲取營養，強化理論武裝，堅定理想信念，鑄牢新一代黨員干部的“精神支柱”。

　　用情講，全力“講”，在臺上與臺下的“撞擊”中激蕩思想。黨課是黨組織生活的一項重要制度，黨課宣講也是豐富黨史學習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黨課怎么講？是我們每一個黨員在鞏固黨史學習教育成效中應思考的一個問題。毛澤東同志回憶他在講黨課情形時曾說，“不能照書本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準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正所謂“給別人一杯水，首先自己要有一桶水”，講好主題黨課或微黨課，授課人要“統講”“活講”“趣講”，要站在百年風云激蕩的時代洪流下，采取“歷史視角+現實視角+未來視角”的方法，深入研習講課內容，結合自身理解思考進行梳理歸納，對接工作實際，把本地區本單位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和需要解決的新問題擺進去，以“接地氣”的授課方式，吸引臺下“學生”的興趣，確保黨課講授的既“有意義”，又“有意思”。

　　用心看，著眼“看”，在艷陽與和風的“熏陶”中升華靈魂。打卡“紅色地標”，感悟“紅色傳奇”，黨史學習教育當“動”“靜”結合。中共一大會址，向我們鋪展開“一船紅中國，萬眾跟黨走”的星火燎原路；

　　井岡山烈士陵園、紅軍長征會師紀念碑，向我們展示了一批批優秀共產黨員“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錚錚鐵骨；

　　“半條被子”的物印初心，向我們講述著穿越時空的“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魚水情深……這些紅色文化地標，經過血與火的洗禮，燃燒著熊熊不滅的紅色火種，成為信仰的豐碑。作為黨員干部，當在接受紅色教育洗禮的過程中憶黨史、頌黨恩，在“打卡”每一處紅色教育基地、觀看每一件革命文物與老照片中用心感受動蕩年代中偉大優秀共產黨員為保家衛國所做出的貢獻，銘記革命英烈，深深感受偉大革命精神，感恩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從中汲取滋養，使先輩的革命精神代代相傳，讓紅色火炬的“熱力”生生不息。

　　用功做，奮力“做”，在幸福與美好的“伴隨”中踐行使命。學黨史悟思想，最重要的目的是辦實事、開新局。打下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的“地基”后，修建學史力行的“紅樓”，需要我們力推黨史學習教育落地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翻開歷史的畫卷，焦裕祿、谷文昌、黃文秀等一批批耳熟能詳的優秀共產黨員，他們矢志為民、無私奉獻，向我們傳遞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觀念。作為新時代黨員干部，當以強力擔當做好群眾的“貼心人”，從群眾所想所急入手，以“微笑服務”“傾情解決”“群眾滿意”為抓手，在細小服務中詮釋真情為民的初心使命，擦亮共產黨員的政治底色，努力做無愧于新時代的合格黨員。

【篇十一】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發表講話并強調，在慶祝我們黨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在全黨集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正當其時，十分必要。我們通過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為“十四五”開局，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從中汲取“比學趕超”的力量。

　　以“比”為基，在黨史中汲取紅色基因。黨的百年奮斗史波瀾壯闊，黨的千秋偉業風華正茂，從黨史中要讀懂初心使命、堅定理想信念，學習繼承老一輩的愛國傳統和一系列偉大精神，讓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薪火相傳，賡續奮斗。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接力跑，需要每一代人跑好自己那一棒，為下一代人跑出一個好成績。在同一條歷史河流中，“前浪”已經精彩地奔涌出自己的人生，“后浪”理應將個人理想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欲與前輩試比高，將努力奮斗化為人生精彩。

　　以“學”為力，在黨史中汲取歷史智慧。知所從來，方明所往。從篳路藍縷的一路回首，到創造輝煌的未來奮進。學習好、總結好黨史，才能搞清楚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等重大問題，為我們的信仰“加油”，為我們的精神“補鈣”。要從黨史中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著眼于解決黨的建設的現實問題，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使黨中央的權威定于一尊、一錘定音，確保全黨上下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以“趕”為要，在黨史中汲取強大勇氣。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黨的發展史一再告訴我們：我們黨在作出每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決策的時候，都是基于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是基于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在發展新征程中形勢逼人、形勢催人，唯有跑起來、趕上去，抓住稍縱即逝的時機、難得的時間窗口期，弘揚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精神，從改革創新中育先機開新局，把“趕”的動力真正激發出來，才能走出新路、干成大事。

　　以“超”為志，在黨史中汲取人民力量。要強化“超”的追求，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披荊斬棘。這種力量從何而來?我們黨來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源泉。任何時候都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群眾在實踐活動中所表達的意愿、所創造的經驗、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才能把14億中國人民凝聚成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篇十二】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同志們：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初心”的豐富內涵，凝聚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重大時代課題，以及為什么必須全面從嚴治黨、怎樣全面從嚴治黨的歷史課題的全方位、深層次的思考。透徹理解這顆“初心”，是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的現實需要。

　　一、堅守馬克思主義理想信仰不動搖

　　信仰和旗幟是中國共產黨人“初心”的首要內涵。理想信念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每一位共產黨員都要“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忠實實踐者”。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只有理想信念堅定的人，才能始終不渝、百折不撓。馬克思主義信仰解決了我們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旗幟問題。

　　1921年6月30日-7月3日，13名知識分子來到上海成立中共，這個事弄不好就要掉腦袋，當時很多人不看好，我們黨重要的發起人陳獨秀和李大釗都錯過了這個偉大的歷史時刻，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陳獨秀在陳炯明統治下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廳廳長，正在籌一筆錢，人一走，這筆錢就可能沒了，所以不能到上海去。李大釗因為北洋軍閥政府財務困難，停發了北京8所高校的教職員工薪資，這8所高校成立了聯合委員會，他是重要負責人，要去追討工資，不能參加會議。

　　中共一大13名代表，其中最年輕的是應城市的劉仁靜，當時年僅19歲，北京大學大學生。1983年接受采訪時，81歲的劉仁靜老老實實、實實在在地說了這么一句話：“根本沒想到是這么重要的一次會啊!不就到上海開個會嘛，誰想到是這么重要的一個會呢?”共產黨的成立何等的重要!當年有誰在意?一大開完，走的走散的散，各奔東西。

　　1922年陳公博脫黨，1923年李達脫黨，1924年李漢俊、周佛海脫黨，1927年包惠僧脫黨，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這些人無論從智商、學歷、出身、影響力等方面來看，都不見得會比毛澤東差，其中張國燾是中共一大執行主席，宣布大會開幕、宣布中國共產黨成立，毛澤東只是一個負責會議記錄的書記員。但張國燾最后在國民黨軍統當了特務，中共一大執行主席和國民黨特務聯系在一起，這是什么樣的歷史命運?他們7個人不管當漢奸的、當叛徒的，假如歷史是可知的，作為中共的發起人，他們要是知道自己親手成立的黨28年后奪取了全國政權，會做出這么糊涂的事嗎?他們竟然不相信共產主義了，他們能不糊涂嗎?13個人中，7個人出了問題，4個人犧牲了，最后只剩2個人依然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董必武，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我們這個黨能從中國政治舞臺邊緣走向政治舞臺的中心，源自一個一大最不起眼的政治代表，毛澤東，居功至偉。所以初心最重要，理想信念更重要，理想的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放棄了正確的理想信念，也就喪失了做共產黨員的資格，也就不能走到我們中間來!

　　中國共產黨97年的歷史告訴我們，“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所以，我們黨反復強調“要堅守共產黨人精神家園”、“鑄牢堅守信仰的銅墻鐵壁”。

　　二、堅持黨領導一切的忠心不動搖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初心的第一要義就是堅定對黨的忠誠。不忘初心，就要在黨愛黨、在黨為黨，忠誠一輩子，奉獻一輩子。

　　李大釗：不能因為你們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共產主義，我們宣傳馬克思主義已經培養了許多革命同志，如同紅花種子撒遍全國各地。我深信：共產主義必將得到光榮勝利，將來的環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夏明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

　　瞿秋白：從容就義。

　　葉挺：出獄后要求恢復黨籍。

　　不忘初心，就是要堅定不移跟黨走，始終以黨為主心骨和堅強領導核心。96年的光輝歷程，中國共產黨用一個接一個的勝利和飛躍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沒有這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不忘初心，就要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不忘初心，就是要毫不保留忠誠于黨。“對黨忠誠”，是每一位黨員舉起右手向黨宣誓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時的錚錚誓言，也是黨章規定的黨員基本義務之一。忠心于黨始終是黨的好干部的基本標準。

　　不忘初心，就是要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時代的需要、人民的共識，更是對馬克思主義領導思想的堅持和繼承。

　　三、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赤子之心不動搖

　　中國共產黨人“初心”的核心要義是對人民的赤膽忠誠。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并首次提出要“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出身本來，始終站穩人民立場。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出身，黨章中有明確的界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失去生命力。”

　　十九大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載入新修訂的黨章，成為全體黨員的根本遵循。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公仆本色，時刻牢記服務之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人民”，一個是“服務”。一方面，執政黨必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擺正黨與人民的位置。另一方面，“領導就是服務”，必須樹立公仆意識。如何維護人民的中心地位?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四、堅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雄心不動搖

　　中華民族燦爛歷史綿延流長，疆域遼闊(由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國，占領了歐洲和亞洲絕大部分地區，西到波斯灣、匈牙利、東到日本、南到越南和柬埔寨、北止北緯60度線以內，并對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區統治了1?2個半世紀，這在人類歷史上實屬罕見)。近代中國的落后讓中國飽嘗亡國滅種的災難，割讓和喪失土地200多萬平方公里。《馬關條約》賠款2.3億兩白銀，《辛丑條約》賠款9.8億兩白銀。抗日戰爭中人口傷亡在3480-5000萬人之間。受戰爭損害的人口為2億人。2000萬英烈拋頭顱灑熱血，有名有姓僅330萬人，紅西路軍烈士21800多人，僅有6600名有據可查。

　　實現中化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中國人民的夢想。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做出了突出歷史貢獻。

　　第一個歷史時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96年前的中國正處在漫漫長夜難明的黑暗年代，列強侵略、軍閥混戰、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國家命運岌岌可危。在那個時候，人們多么渴望有一個堅強的政治力量，能夠領導中國人民走上強國富民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就在這種背景下誕生了。她為了把人民大眾從這種災難深重、水深火熱的舊中國中解脫出來，用了28年的、懈奮斗和無數先烈的前赴后繼，先后經歷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4個階段，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當家作主。據中國檔案館記載，從1921年到1949年，短短28年，就有300多萬共產黨員為國捐軀。

　　第二個歷史時期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主要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建國后，我們的國家一窮二白，面對積貧積弱的困難局面，從1949年到1978年，我們黨還是較好地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鋪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的成長需要交學費，我們這么大一個黨也不例外，當時經歷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說交了10年的學費，10年的學費讓我們黨吸取了深刻的經驗教訓，所以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們黨依靠偉大智慧帶領全國人民，以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和頑強拼搏的精神，開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嶄新局面。

　　第三個歷史時期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是從1978年12月到現在。在這個時期里，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主要是進行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這期間，我們黨經受住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金融危機等國際風波的影響，經受住了98洪水、非典疫情、汶川地震等多種自然災害的嚴峻考驗，恢復了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從第1顆原子彈的研制成功到神舟載人航天、蛟龍深海下潛，從一窮二白的落后局面到成為全球第2大經濟體，成功的跨越了一道又一道難關，奪取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形勢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運籌帷幄，沉著應對，以高瞻遠矚的戰略謀劃，作出一系列關系全局、影響深遠的重要決策，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奮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中華民族走上了全面復興、加速崛起的新征程。

　　五、堅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不動搖

　　今天的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幸福安康、綜合國力全面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歷史和現實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不愧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不斷開拓進取、與時俱進，領導中國科學發展的黨;是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祉的黨。只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國家才能強盛、民族才能振興、人民才能富裕。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捧著一顆為人民做實事的初心，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

　　十九大報告從十個方面來概括歷史性成就。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五年來的成就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五年來的變革是深層次的、根本性的。那么，為什么說是全方位的和開創性的?所謂全方位的，是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歷史性成就。所謂開創性的，是指我們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

　　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這些歷史性變革，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五年來，我們靠什么取得了歷史性成就，靠什么實現了歷史性變革?根據十九大報告的論述，我們要從三個方面來把握根本原因，即三個“一”：一個核心、一個理論、一條道路。

　　一個核心，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定要有一個核心才能夠形成強大的凝聚力，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生重大歷史改變的時候，當我們的國家的歷史方位發生重大改變的時候，這個核心就能夠形成強大的凝聚力，把全黨全國人民的智慧凝結起來，集中起來，形成歷史發展的合力。

　　一個理論，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任何實踐都離不開理論的指導，科學的理論能夠引導著實踐沿著正確的方向縱深發展。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形成了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我們深深地體會到它的強大的理論指導力量。五年來，我們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就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取得的。

　　一條道路，就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毫不動搖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共同發展，開拓前進。我們一直講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夠發展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巳經成為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唯一正確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我們才能夠不斷地取得新的輝煌。

　　我們有幸處在新時代，更有責于新時代。我們堅信，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必將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的偉大勝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進程必將加速推進。

【篇十三】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當我合上這本《中國共產黨簡史》時，心中的激動溢于言表，滿腔的感慨難以言說——人類的語言終究是有很大局限性，短短五百三十一頁如何能夠道盡這百年的滄桑與輝煌?如何能奏出這慷慨激昂的偉大樂章?

　　作為新時代的基層工作者，我們沒有經歷過戰火洗禮，更體會不到前輩們篳路襤褸，以啟山林的艱辛，生活在新中國的我們，走的是先輩們鋪好的康莊大道。所以，通過本書去回望黨的奮斗歷程，去感悟黨的奮斗初心，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堅定信念，不僅“正當其時，十分必要”，而且能讓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更遠的未來。

　　這是需要我們用心感悟的指引書。從“井岡山駐地的燎原星火”到“天安門城樓的莊嚴宣告”；從“春天的故事”到“邁向新時代”。百年漫漫征途，見證了無數共產黨人不怕苦、不畏難、不懼犧牲的崇高精神。前有浴血奮戰、保家衛國的戰爭年代，三百多萬共產黨員為國捐軀，今有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期，三百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奮戰在貧困地區，一千八百多名黨員將生命奉獻在脫貧攻堅的征程上。歷史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脊梁，是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看懂了這段光輝歷史，也就能深刻理解歷史和人民為什么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感悟了其中精髓，也就能錘煉過硬素質，如此便能呵護初心和使命，永葆鮮紅色彩。“風斜雨急處，要立得腳定；花濃柳艷處，要著得眼高。”認真學習黨史，細學篤行，便能找準信仰的立足點，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從而堅定心中信仰。只要我們以黨史為精神指引，用黨史激勵自己，就能更加愛崗敬業，增強工作中的擔當責任意識，就能更好地踐行初心、牢記使命。

　　這是需要我們潛心學習的警示書。習近平總書記曾說，“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學習黨史，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的歷史中的重大事件，便可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以正面典型教育自己，以反面教材警醒自己，這樣就可以進一步端正立場，煉就一顆堅定的初心。反復潛心學習，就如同飲茶，唇齒留香，時時刻刻都能從黨史中汲取信仰力量，時時處處都能警醒自己，將初心和使命銘記在心，見之于行，牢固樹立知敬畏、存戒懼的思想，在誘惑面前保持清醒，在關鍵時刻不犯迷糊。

　　這是激勵我們書寫未來的請戰書。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已經實現。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合上過往之書，眺望前方之路。今天我們是黨史的學習者，但同樣我們也是未來的續寫者。我們要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鍛筋煉骨，同心協力，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為實現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

【篇十四】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時代的選擇，因為黨領導我們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繁榮富強。

　　一、1931年-1949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

　　(一)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矛盾和人民斗爭深入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自19世紀70年代產生以后，一直發展緩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運動前，才有比較迅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產生以后，就不斷地進行著反侵略、反壓迫、反剝削的斗爭。20世紀斗爭已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對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斗爭，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國強占老西開的斗爭，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初步開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2、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出版，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性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是客觀上為傳播和接受適合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創造了條件。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俄國工農大眾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給予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同時也推動了他們去認真了解和研究指導十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紀末期，就已見于中國的記載。隨后，中國的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根據各自的認識，相繼介紹過馬克思本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觀點。十月革命后，中國最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釗、陳獨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導致五四運動的爆發。五四運動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首次重大勝利。五四運動偉大意義和歷史作用在于：五四運動表現了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精神，標志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這也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逐步擴大，加快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的步伐。

　　4、中國共產黨的創建。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上海小組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小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代表陳公博，旅日小組代表周佛海，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也參加了大會。7月30日晚，由于會場突遭租界巡捕搜查，會議最后一天改為8月初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進行。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中間經過中國共產黨創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五個歷史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道路，期間經歷了從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的興起、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大的歷史性轉變。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

　　1、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黨史上，通常從193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37年7月汪精衛叛變革命這段歷史，稱作“大革命時期”或者“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經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興起和低落，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廣泛的同盟軍，沒有革命的武裝力量，就無法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勢力。黨經過慎重的選擇，把聯合的主要對象確定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并經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廣州召開)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同時，193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對在1905年組織同盟會時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把民族主義解釋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各民族平等;把民權主義解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為少數人所私有;把民生主義解釋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并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舊三民主義于是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國共合作實現后，工人、農民、學生運動得以迅猛發展。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的五卅運動帶動了全國范圍內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國共產黨得到很大發展，一年內黨員數增加了10倍，并與國民黨合作完成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準備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國共合作結出了北伐戰爭勝利的碩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勢并不能掩蓋和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嚴重危機。隨著1935年3月12日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漸滋長。北伐戰爭勝利后，取得國民黨最高權力并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蔣介石開始露出反共面目，與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敗告終，這是黨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

　　黨史上，通常將從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這個時期稱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者“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獨立領導革命斗爭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原因，糾正了以陳獨秀為首的黨的領導機關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出路，成為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性轉折點。

　　八七會議后，黨開始進入到反動勢力薄弱的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革命政權，創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將武裝斗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內積累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得到壯大，黨員數量從1938年的4萬多人發展到1930年的10萬多人。這樣，大革命失敗后似乎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又作為一支重要力量出現了。

　　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兵力，開始對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第五次反“圍剿”，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遭到失敗。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軍事上和領導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姜臺堡會師，紅軍完成了舉世矚目的長征。

　　3、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時期從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歷時八年。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特殊的重要歷史階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進攻盧溝橋，標志著日本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和中國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與1937年9月22日，發表了周恩來等送交給蔣介石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后，日本開始把對國民黨軍事打擊為主的策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把主要力量轉移到對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上來。在日本誘降、英美勸降的影響下，國民黨發生了嚴重的動搖和分裂，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在1938年公開投降日本，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也轉而采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開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我們黨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裝挺進敵后，廣泛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組建抗日武裝，粉碎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的圍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懷指揮八路軍組織105個團的兵力，對華北地區的日偽軍展開大規模攻勢作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史稱“百團大戰”。

　　抗戰初期，八路軍和新四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共同打擊日軍，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在日本的誘降下，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給敵后抗戰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和困難。

　　1941年和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敵后武裝斗爭，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游擊戰法打擊日偽軍，保衛和鞏固了抗戰陣地，使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有了新的創造和發展，人民軍隊的戰斗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進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大的轉變。中國敵后解放區戰場從1943年夏天開始，逐步恢復和擴大。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游擊隊普遍發起攻勢作戰，在局部反攻中打擊日偽軍，恢復鞏固原有根據地，開辟了新的根據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七大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八年抗戰，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在對敵斗爭、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以及黨自身建設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黨的領導能力大為提高，自身鍛煉得更加成熟，能夠掌握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純熟而恰當地處理種種復雜問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達到了成熟。這些都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4、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中國革命進入了為建立新中國而斗爭的時期。黨史上把從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這段歷史稱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或者“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的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卻在美國的支持下，企圖獨霸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就成為戰后國內一切問題的焦點。國共兩黨圍繞這個問題進行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斗爭，構成了戰后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

　　根據戰后中國政治的基本形勢，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真誠而不懈的努力，號召全黨在不放松武裝自衛的條件下，力爭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建設新中國的目的。然而，通過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慶談判，及其后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其它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國主義的干預和國民黨的背信棄義下付之東流。1946年6月，蔣介石下令進攻中原解放區，以此為起點，全國規模的內戰開始了。

　　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中共中央對戰爭前途作了正確的分析和估計，指出人民解放軍戰爭所具有的正義的革命性質。為贏得人民解放戰爭，中共中央提出幾條基本的指導方針：在軍事方面，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在政治方面，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了規模空前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三大戰役歷時142天，人民解放軍傷亡24萬余人，國民黨軍被殲154萬余人，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隨后，解放軍繼續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舉行勝利大進軍，分別以戰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決殘余敵人，解放國土。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終于被人民趕出中國大陸，建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會上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繼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戰后的重大歷史事件，使中國結束了幾千年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成為新國家和新社會的主人，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開辟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黨從建立的時候起，就以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民主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中國人民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向著更高的目標邁進。

　　二、1949年-1978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一)過度時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經過28年的艱苦斗爭，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千瘡百孔，人口眾多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探索課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果斷地肩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國各族人民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以翻身做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國伊始，新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面展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建立了新中國的國營經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央財經委員會成功地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到1950年6月，黨和國家在統一國家財政經濟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基本平衡，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打好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場經濟仗。

　　1952年，黨中央領導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懲處了黨內的腐敗分子，純潔了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隊伍，凈化了社會風氣，為開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其他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思想條件和社會條件。

　　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將經濟建設工作作為整個國家的首要工作。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推進。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里，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經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線喜報頻傳，農業、教育業都得到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總之，“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均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的總和，這是一個奇跡。

　　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地位的確立，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范在人們中間逐漸樹立起來。有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又有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設成果，這就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隨著新生的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后的情況下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成為黨所面臨的全新課題。當時世界上社會主義只有蘇聯一種模式，而且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即使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也未必都適合中國國情。因此，黨面臨著在新的形勢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標志著黨對中國新形勢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的開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黨的八大在北京舉行。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八大確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既綜合平衡又穩步前進的方針;在政治關系方面，強調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具有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探索過程，需要經受實踐檢驗。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速度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問題。這兩個方面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錯誤地認為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嚴重缺陷。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表明了“大躍進”運動的正式發動。“大躍進”是從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開始的。在工業方面，盲目提高鋼產量指標，提出“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在農業方面，提出過高的生產指標，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夸。教育、文藝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紛紛開展“大躍進”。“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它導致了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大失調，使社會主義經濟遭到了重大的損失，對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很快地覺察到了，到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左”，“大躍進”運動才被停止。

　　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開始出現的政治上“左”的錯誤并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反而逐步發展起來，終于使1965年初開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為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在長達10年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科教文衛事業、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遭到嚴重破壞，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折。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的結果。從它的起因看，既有黨的領袖毛澤東在領導上犯錯誤的主觀原因，又有復雜的社會歷史的客觀原因，還有黨內反革命集團的別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內亂期間，盡管情況十分困難，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國防科技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繼1960年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導彈、1964年我國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我國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這些成就，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

　　三、1978年-至今，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民族復興開辟了正確道路

　　1976年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迎來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這時，擺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消除這場內亂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亂和經濟建設的進一步調整。然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嚴重阻礙，使黨無法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夠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國又經歷了兩年的徘徊。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及時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標志著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會議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救助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這次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二)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1993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100年，動搖不得，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試驗。1993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這次大會做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三)黨的十六大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是這次大會的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決定胡錦濤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領導集體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實現了中央領導機構平穩而順利的交接，充分說明了我們的黨更加成熟。

　　(四)黨的十七大和科學發展觀理論在全黨指導思想的確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科學回答了黨在改革發展階段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發展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問題，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這次大會的另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明確發展方向和奮斗目標的重要會議。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是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綱領性文件。在全會精神的指引下，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正在努力為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而奮斗!

　　(五)黨的十八大和科學發展觀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12年11月8日，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黨的十八大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同志代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本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是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全黨智慧的結晶。報告旗幟鮮明、思想深刻、求真務實、部署全面，經過本次代表大會修改完善，必將成為新形勢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這次大會最大的亮點是將科學發展觀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八大主題，簡明而又鮮明地向黨內外、國內外宣示了我們黨將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目標繼續前進這4個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主題，是在全面把握當前世情、國情、黨情，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緊密相聯的。科學部署了“兩個百年”和“兩個翻一番”的奮斗，為全面奪取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而奮斗!

　　(六)黨的十九大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本指導的確立。2017年10月18日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回顧和總結了過去5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論斷，深刻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確定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目標，對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于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繼續奮斗，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篇十五】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中國共產黨簡史》在編寫中注意把握五條線索，即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定理想信念、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和黨的自身建設。把握好這五條完整貫穿全書的主要脈絡，是研讀《中國共產黨簡史》、開展好黨史學習的可靠途徑。

　　線索一：黨的初心使命

　　在全書敘述中，也始終圍繞這一線索展開。從大事來看，新中國的成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開創和發展，本身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階段性勝利，就是黨的初心使命的體現。在具體敘述上，從土地革命的意義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原因，從黨的十八大報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等，都明確點出了黨的初心使命。

　　線索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作為歷史性讀物，《中國共產黨簡史》的一大特點在于生動呈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簡史》明確指出，經過大革命，黨從正反兩方面積累了深刻的經驗，開始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途徑。接著，敘述了在抗戰關鍵時刻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介紹了毛澤東撰寫的《實踐論》《矛盾論》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闡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提出與系統闡明的重大意義。在這些歷史事件的基礎上，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

　　線索三：堅定理想信念

　　歷史和現實都告誡我們，全黨理想信念堅定，就擁有無比強大力量。我們黨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理想信念起了重要作用，這在百年黨史上有很多事例。對此，《中國共產黨簡史》中有豐富體現。在百年奮斗歷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頑強拼搏、不懈奮斗，形成了一系列偉大精神，這些精神在《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均有述及，這些精神的形成過程及其內涵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定理想信念的生動體現。

　　線索四：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識是奮進的動力。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優良傳統和成功密碼，是研讀《中國共產黨簡史》的重要線索。

　　線索五：黨的自身建設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自身建設歷來關系重大、決定全局。《中國共產黨簡史》忠實記錄百年黨建的大事、要事。

【篇十六】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近日，中央“不忘、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印發《關于在“不忘、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作為主題教育重要內容，不斷增強守、擔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欲想治國，必先懂史。推動主題教育走實走深，黨員干部必須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挖掘更多精神“富礦”，于黨史國史中感悟、踐行、堅守。

　　于黨史國史中感悟“”，感恩圖報回望來時的路。《通知》強調：“黨員領導干部要把自己擺進去，真學深學，學會歷史思維，培養歷史眼光，增強歷史擔當”。黨員干部學史，要有“第一人稱”的代入感，將自己擺進歷史，在歷史的海洋中聽一聽先輩“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的豪言壯志；

　　看一看星星之火燃起的熊熊燎原之勢；

　　走一走紅軍走過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以歷史的思維和眼光回眸往昔歲月、審視來時路。98年來，是黨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續奮斗，從低谷走向復興、從苦難走向輝煌、從落后走向領先，完成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改變的是人民群眾越來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永恒不變的是產黨人為帶領人民站起來的。

　　于黨史國史中踐行“”，腳踏實地走好腳下的路。習近平總書記囑托，“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建國以來，共產黨人始終堅持“愈艱難，就愈要走”的信念，才成就如今的波瀾壯闊。今天，歷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我們感悟，更要以行動踐行，努力拼搏，團結奮進，擔負起人民和時代時代賦予的使命。當前，改革進入攻堅期、深水區，黨員干部要堅定不移干、大膽創新干、久久為功干、盡心竭力干、坦坦蕩蕩干，跨越“雪山”“草地”，征服“婁山關”“臘子口”，做復興路上只爭朝夕的“行動派”和腳踏實地的“實干家”，以實干為基，腳踏實地走好腳下的路。

　　于黨史國史中堅守“”，砥礪前行展望未來的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彰往而知來。修好黨史國史這門“必修課”，黨員干部要以每一名偉大的共產黨員先輩為鏡，尊重歷史、順應時代、思考未來，時刻審問、傳承、堅守，勇于自我革新、自我凈化、自我完善，才能跟得上黨中央要求、趕得上時代步伐、推得進事業發展；

　　才能以清醒的頭腦迎接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

　　才能守諾如初，踐諾不輟，走好新時代“長征路”未來每一步，做好新時代的“答卷人”，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篇十七】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一、近代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和辛亥革命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國社會及人民革命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曾經創造出世界上獨領風騷的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當歐美一些國家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確立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工業革命的時候，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統治者卻盲目地以中央帝國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閉，拒絕擴大與外國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輝煌之中。而事實是，原來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國的歐美國家，這時已遠遠地跑在了中國的前面。

　　盛世已蘊含著衰敗，落后就要挨打。到十九世紀中葉，急于向外擴張的英國，以鴉片和炮艦打開了清王朝這個封建專制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被突如其來的外來因素打斷了。

　　在此之前，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刺激這種發展，對中國社會經濟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一方面，則促進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給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

　　這種情形，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兩個方面的重大變化。

　　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和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的某些破壞，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于新式工業，中國的資本主義生長起來并得到初步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促進了封建社會的解體，但與此同時，封建剝削制度不但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著明顯優勢。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并沒有使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變成一個半封建的社會。這是一個方面的變化。

　　另一個方面的變化，是外國資本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外國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國的民族資本得到發展，而是要尋求更廣大的市場，掠奪更多的資源，攫取更豐厚的利潤。為了這個目的，外國列強對中國采用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壓迫手段。盡管中國在對外關系中仍保持著獨立國家的形式，但在實際上已被納入不平等條約體系，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嚴重破壞，清朝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這種狀況，使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

　　上述重大變化，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淪落到深重苦難和極度屈辱的境地。外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聯合壓迫，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政治進步，成為民族災難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這樣，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在這兩大任務中，前一個任務為后一個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對外國列強的侵略，擺脫封建專制的統治，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解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問題，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嚴酷的現實，激起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外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沒有間斷過。可是，歷次反對外國侵略的戰爭也好，太平天國的農民戰爭也好，鼓吹愛國救亡和變法圖強的戊戌維新運動也好，號召“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也好，一次次地都失敗了。

　　中國人是帶著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聯軍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恥辱進入二十世紀的。那時，展現在中華民族面前的是一片瀕臨毀滅的悲慘前景。中國人民在進行各種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來革命了。

　　二十世紀中國最初的革命領導者，是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初步發展，中國社會內部新的社會力量一一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初步成長起來，從而引起階級關系的新變化。但是，由于這時無產階級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因此它所參加的某些斗爭，還處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

　　民族資產階級得到初步發展并登上政治舞臺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氣象。1905年，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發起成立同盟會，提出了實質上是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目標的政治綱領，并努力用革命手段來實現這個綱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就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開創了比較更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開了社會進步的閘門，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并為此后革命斗爭的發展，特別是為后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辟了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所經歷的第一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孫中山因領導這場革命而成為二十世紀初期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沒有一個完整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勝利地領導這場革命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究其根本原因，是領導這場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很大的軟弱性。它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同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下層勞動群眾嚴重脫離，并害怕發動他們。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力量更沒有勇氣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進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舊的反動勢力的妥協而告終，革命的果實落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沒有受到削弱，封建勢力依然在中國每一個角落盤根錯節。中華民族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一個也沒有解決，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貧窮、落后、分裂、動蕩、混亂的苦難深淵中。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又失敗了。它的失敗，給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深刻的啟發，使他們逐漸覺悟到必須另外探尋新的救國救民的道路。

　　二、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呈現出人們完全沒有想到的一番景象:與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倒行逆施相呼應，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逆流；從西方學來的多黨制、議會制，成為各派軍閥、官僚、政客借以爭權奪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再次記錄下中國的奇恥大辱；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據一方，并以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爭奪為背景，相互之間展開愈演愈烈的軍閥混戰，使國家陷于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之中。

　　面對殘酷的現實，資產階級革命派并不甘于失敗。孫中山高舉民主革命的大旗，繼續為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爭，但屢遭失敗，陷入困境。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滿懷著對實行議會制的真誠和期望而奔走呼號，慘遭北洋軍閥的卑鄙暗殺。革命黨人發動的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等，換來的是反動軍閥的瘋狂鎮壓。這樣那樣的救國方案都試過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國的先進分子中，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要救國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中國的先進分子從消沉、苦悶和彷徨中走出來，再次在心中燃起熱切的期待，一場巨大的革命風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猶如黑夜中的一道閃電，掀起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這場運動，正是新的革命風暴到來的前奏。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通過對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認真思考，認定要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必須根本改造國民性。他們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向封建禮教提出全面挑戰。通過批判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孔學，沖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羅網，從而在社會上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統思想的過程中，也發生過片面性的缺點，夸大了東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也當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這種偏向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有一定的不利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學。當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時候，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在此時的歐美，資本主義文明的缺陷已經在實際生活中明顯暴露出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矛盾尖銳化的表現。這就逐漸引起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對西方文明價值的懷疑和批判。正是這種懷疑和批判，為他們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不僅喚醒西方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這場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由于十月革命發生在情況和中國相同(封建壓迫嚴重)或近似(經濟文化落后)的北方鄰國，因而對中國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的誕生，使正處在苦悶和黑暗中的中國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給中國先進分子正在苦思焦慮地探索著的種種問題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給予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李大釗是中國頌揚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他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這時，中國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條件逐漸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隨之發展壯大起來。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這個階級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它同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因而更具有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要求，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要堅決和徹底。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以及此時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龐大的先進知識分子群，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客觀的社會基礎。

　　在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出現一個新的遠為壯大的陣營。一場新的人民大革命的興起已不可避免。這場革命以1919年5月爆發的五四運動為起點。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勝的協約國一方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會議不顧屬于戰勝國一方的中國的權益，規定戰敗的德國將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以學生斗爭為先導的五四運動如火山爆發般地開始了。

　　5月4日，北京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游行示威，掀起愛國風暴。在北洋軍閥政府的嚴厲鎮壓下，這場風暴一度轉入低潮。從6月3日起，學生重新走上街頭講演，又有大批學生被捕。在此重要關頭，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參加人數達六七萬。隨后，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國，擴展到20多個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運動突破青年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群眾性革命運動。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斗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漸轉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眾的壓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釋放被捕學生，宣布罷免親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國代表終于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

　　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親眼看到工人階級表現出來的偉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往民間去”，到工人中去開辦學校、組織工會。這些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干。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的實際教訓中，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1920年四五月間，《東方雜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蘇俄政府發表的第一次對華宣言。這個宣言宣布“廢棄(沙俄在中國境內享有的)一切特權”。中國人民從蘇俄政府對待中國的態度中，對社會主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感觸。這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給予了有力的推動。因此，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的突出特點，是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時，各種社會主義的觀點在刊物上紛然雜陳。然而，馬克思主義以其先進性、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著中國的先進分子。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和反復比較，最終選擇科學社會主義，先后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是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運動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中，李大釗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比較全面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1920年9月，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明確宣布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表明他已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湖南學生運動領袖毛澤東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間，熱心搜尋并閱讀中文本的共產主義書籍，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鄧中夏、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周恩來、趙世炎、陳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也先后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會會員如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也在這時開始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些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認定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是他們自覺地在實踐中經過反復比較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把它當作單純的學理來探討，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現實斗爭中去，注意同工人群眾結合，同中國實際結合。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同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隨著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出現，建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得到了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成立于1919年3月)的幫助。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他們先后在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和陳獨秀，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并幫助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它起到了在全國范圍內建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以后，主要開展了幾個方面的活動:一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二是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展開論戰，幫助一批進步分子劃清科學社會主義同其他社會主義派別的界限，最終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三是通過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會的工作，使工人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階級覺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團組織，組織團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實際斗爭，為黨培養后備力量。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所進行的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使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基本上具備了。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會議。

　　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李達、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

　　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除了會場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卻已在沉沉黑夜中點燃起來。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擁有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夠為中國革命指明前進的方向。正是這個黨，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光明和希望。雖然這時它的力量還很弱小，但它滿懷信心地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

　　但是，中國共產黨是在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經濟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開展活動的，從何處著手進行革命，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正確地結合起來，搞清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和聯系，制定出符合國情的民主革命綱領，需要有一個探索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注意在斗爭實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觀察和分析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黨逐漸認識到，中國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還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剝削，而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軍閥的統治。1922年1月，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出席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指明中國“當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國從外國的羈軛下解放出來，把督軍推倒”，建立一個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對于黨制定當時的革命綱領給予了直接的幫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大會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二大就在全國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黨的二大通過的決議案提出把黨建設成為一個革命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的忠實代表，旗幟鮮明地展示了黨的先進性。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章程。

　　二大還通過決議案，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在當時是必要的選擇，對后來的中國革命產生過積極作用，但也帶來過消極方面的影響。

　　二大選出由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五名委員和三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建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集中力量從事工人運動。在黨的領導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在持續十三個月的時間里，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在30萬以上。其中，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最具代表性，充分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發的京漢鐵路三萬名工人大罷工，使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達到頂點。2月7日，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軍閥吳佩孚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和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等先后被殺害。二七慘案發生后，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這個時期黨領導的工人斗爭，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教訓:第一，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僅僅靠工人階級孤軍奮戰是不夠的，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沒有起碼的民主權利，幾乎所有規模較大的工人斗爭都遭到反動軍警的鎮壓，因此，沒有革命的武裝斗爭，僅僅依靠罷工或其他合法斗爭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帶著這些經驗教訓，進入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時期。

【篇十八】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國社會及人民革命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同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隨著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出現，建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得到了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成立于1919年3月)的幫助。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它起到了在全國范圍內建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所進行的活動，有力地促進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使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基本上具備了。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會議。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擁有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夠為中國革命指明前進的方向。正是這個黨，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光明和希望。雖然這時它的力量還很弱小，但它滿懷信心地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

【篇十九】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時代的選擇，因為黨領導我們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繁榮富強。

　　一、1931年-1949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

　　(一)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矛盾和人民斗爭深入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自19世紀70年代產生以后，一直發展緩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運動前，才有比較迅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產生以后，就不斷地進行著反侵略、反壓迫、反剝削的斗爭。20世紀斗爭已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對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斗爭，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國強占老西開的斗爭，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初步開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2、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出版，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性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是客觀上為傳播和接受適合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創造了條件。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俄國工農大眾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給予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同時也推動了他們去認真了解和研究指導十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紀末期，就已見于中國的記載。隨后，中國的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根據各自的認識，相繼介紹過馬克思本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觀點。十月革命后，中國最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釗、陳獨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導致五四運動的爆發。五四運動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首次重大勝利。五四運動偉大意義和歷史作用在于：五四運動表現了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精神，標志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這也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逐步擴大，加快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的步伐。

　　4、中國共產黨的創建。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上海小組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小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代表陳公博，旅日小組代表周佛海，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也參加了大會。7月30日晚，由于會場突遭租界巡捕搜查，會議最后一天改為8月初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進行。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中間經過中國共產黨創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五個歷史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道路，期間經歷了從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的興起、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大的歷史性轉變。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

　　1、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黨史上，通常從193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37年7月汪精衛叛變革命這段歷史，稱作“大革命時期”或者“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經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興起和低落，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廣泛的同盟軍，沒有革命的武裝力量，就無法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勢力。黨經過慎重的選擇，把聯合的主要對象確定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并經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廣州召開)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同時，193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對在1905年組織同盟會時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把民族主義解釋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各民族平等;把民權主義解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為少數人所私有;把民生主義解釋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并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舊三民主義于是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國共合作實現后，工人、農民、學生運動得以迅猛發展。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的五卅運動帶動了全國范圍內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國共產黨得到很大發展，一年內黨員數增加了10倍，并與國民黨合作完成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準備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國共合作結出了北伐戰爭勝利的碩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勢并不能掩蓋和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嚴重危機。隨著1935年3月12日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漸滋長。北伐戰爭勝利后，取得國民黨最高權力并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蔣介石開始露出反共面目，與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敗告終，這是黨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

　　黨史上，通常將從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這個時期稱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者“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獨立領導革命斗爭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原因，糾正了以陳獨秀為首的黨的領導機關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出路，成為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性轉折點。

　　八七會議后，黨開始進入到反動勢力薄弱的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革命政權，創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將武裝斗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內積累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得到壯大，黨員數量從1938年的4萬多人發展到1930年的10萬多人。這樣，大革命失敗后似乎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又作為一支重要力量出現了。

　　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兵力，開始對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第五次反“圍剿”，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遭到失敗。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軍事上和領導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姜臺堡會師，紅軍完成了舉世矚目的長征。

　　3、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時期從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歷時八年。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特殊的重要歷史階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進攻盧溝橋，標志著日本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和中國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與1937年9月22日，發表了周恩來等送交給蔣介石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后，日本開始把對國民黨軍事打擊為主的策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把主要力量轉移到對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上來。在日本誘降、英美勸降的影響下，國民黨發生了嚴重的動搖和分裂，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在1938年公開投降日本，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也轉而采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開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我們黨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裝挺進敵后，廣泛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組建抗日武裝，粉碎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的圍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懷指揮八路軍組織105個團的兵力，對華北地區的日偽軍展開大規模攻勢作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史稱“百團大戰”。

　　抗戰初期，八路軍和新四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共同打擊日軍，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在日本的誘降下，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給敵后抗戰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和困難。

　　1941年和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敵后武裝斗爭，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游擊戰法打擊日偽軍，保衛和鞏固了抗戰陣地，使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有了新的創造和發展，人民軍隊的戰斗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進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大的轉變。中國敵后解放區戰場從1943年夏天開始，逐步恢復和擴大。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游擊隊普遍發起攻勢作戰，在局部反攻中打擊日偽軍，恢復鞏固原有根據地，開辟了新的根據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七大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八年抗戰，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在對敵斗爭、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以及黨自身建設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黨的領導能力大為提高，自身鍛煉得更加成熟，能夠掌握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純熟而恰當地處理種種復雜問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達到了成熟。這些都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4、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中國革命進入了為建立新中國而斗爭的時期。黨史上把從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這段歷史稱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或者“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的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卻在美國的支持下，企圖獨霸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就成為戰后國內一切問題的焦點。國共兩黨圍繞這個問題進行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斗爭，構成了戰后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

　　根據戰后中國政治的基本形勢，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真誠而不懈的努力，號召全黨在不放松武裝自衛的條件下，力爭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建設新中國的目的。然而，通過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慶談判，及其后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其它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國主義的干預和國民黨的背信棄義下付之東流。1946年6月，蔣介石下令進攻中原解放區，以此為起點，全國規模的內戰開始了。

　　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中共中央對戰爭前途作了正確的分析和估計，指出人民解放軍戰爭所具有的正義的革命性質。為贏得人民解放戰爭，中共中央提出幾條基本的指導方針：在軍事方面，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在政治方面，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了規模空前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三大戰役歷時142天，人民解放軍傷亡24萬余人，國民黨軍被殲154萬余人，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隨后，解放軍繼續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舉行勝利大進軍，分別以戰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決殘余敵人，解放國土。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終于被人民趕出中國大陸，建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會上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繼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戰后的重大歷史事件，使中國結束了幾千年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成為新國家和新社會的主人，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開辟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黨從建立的時候起，就以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民主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中國人民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向著更高的目標邁進。

　　二、1949年-1978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一)過度時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經過28年的艱苦斗爭，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千瘡百孔，人口眾多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探索課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果斷地肩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國各族人民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以翻身做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國伊始，新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面展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建立了新中國的國營經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央財經委員會成功地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到1950年6月，黨和國家在統一國家財政經濟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基本平衡，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打好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場經濟仗。

　　1952年，黨中央領導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懲處了黨內的腐敗分子，純潔了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隊伍，凈化了社會風氣，為開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其他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思想條件和社會條件。

　　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將經濟建設工作作為整個國家的首要工作。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推進。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里，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經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線喜報頻傳，農業、教育業都得到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總之，“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均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的總和，這是一個奇跡。

　　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地位的確立，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范在人們中間逐漸樹立起來。有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又有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設成果，這就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隨著新生的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后的情況下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成為黨所面臨的全新課題。當時世界上社會主義只有蘇聯一種模式，而且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即使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也未必都適合中國國情。因此，黨面臨著在新的形勢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標志著黨對中國新形勢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的開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黨的八大在北京舉行。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八大確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既綜合平衡又穩步前進的方針;在政治關系方面，強調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具有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探索過程，需要經受實踐檢驗。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速度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問題。這兩個方面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錯誤地認為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嚴重缺陷。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表明了“大躍進”運動的正式發動。“大躍進”是從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開始的。在工業方面，盲目提高鋼產量指標，提出“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在農業方面，提出過高的生產指標，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夸。教育、文藝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紛紛開展“大躍進”。“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它導致了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大失調，使社會主義經濟遭到了重大的損失，對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很快地覺察到了，到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左”，“大躍進”運動才被停止。

　　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開始出現的政治上“左”的錯誤并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反而逐步發展起來，終于使1965年初開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為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在長達10年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科教文衛事業、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遭到嚴重破壞，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折。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的結果。從它的起因看，既有黨的領袖毛澤東在領導上犯錯誤的主觀原因，又有復雜的社會歷史的客觀原因，還有黨內反革命集團的別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內亂期間，盡管情況十分困難，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國防科技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繼1960年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導彈、1964年我國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我國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這些成就，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

　　三、1978年-至今，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民族復興開辟了正確道路

　　1976年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迎來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這時，擺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消除這場內亂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亂和經濟建設的進一步調整。然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嚴重阻礙，使黨無法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夠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國又經歷了兩年的徘徊。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及時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標志著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會議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救助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這次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二)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1993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100年，動搖不得，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試驗。1993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這次大會做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三)黨的十六大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是這次大會的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決定胡錦濤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領導集體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實現了中央領導機構平穩而順利的交接，充分說明了我們的黨更加成熟。

　　(四)黨的十七大和科學發展觀理論在全黨指導思想的確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科學回答了黨在改革發展階段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發展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問題，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這次大會的另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明確發展方向和奮斗目標的重要會議。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是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綱領性文件。在全會精神的指引下，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正在努力為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而奮斗!

　　(五)黨的十八大和科學發展觀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12年11月8日，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黨的十八大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同志代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本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是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全黨智慧的結晶。報告旗幟鮮明、思想深刻、求真務實、部署全面，經過本次代表大會修改完善，必將成為新形勢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這次大會最大的亮點是將科學發展觀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八大主題，簡明而又鮮明地向黨內外、國內外宣示了我們黨將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目標繼續前進這4個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主題，是在全面把握當前世情、國情、黨情，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緊密相聯的。科學部署了“兩個百年”和“兩個翻一番”的奮斗，為全面奪取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而奮斗!

　　(六)黨的十九大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本指導的確立。2017年10月18日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回顧和總結了過去5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論斷，深刻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確定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目標，對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于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繼續奮斗，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