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之間的民族關系。有媒體稱中美關系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篇1】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
內容提要
當地時間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發布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報告提出了“保護國土安全”“促進美國繁榮”“以實力維持和平”“提升美國影響”等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四大支柱，分析了美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闡述了美國國際戰略的指導原則，提出了應對挑戰的優先選項。它體現了特朗普強調的“美國第一”理念，凸顯了特朗普政府美國利益至上的執政原則，同時以“冷戰思維”審視大國戰略競爭對美國利益以及國際秩序帶來的影響。這份報告對中國作出了新的戰略定位，是觀察和研判未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走向最重要的戰略性文件，值得深入分析與高度重視。
美國對華戰略定位極為負面
自1987年以來，美國政府已發布16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之前此類報告相比，本次報告對中國的戰略定位最為負面。里根政府時期，緣于應對共同安全威脅的需要，中美之間實際上形成了“準同盟”關系，因而對中國的戰略定位非常積極，稱“美國尋求與中國發展緊密、友好、合作的關系”“一個強大、安全與現代化的中國符合我們利益”。
老布什政府時期正值冷戰終結之際，美國對華戰略借重有所降低，對中國的戰略定位也處于觀察、調整當中，認為“如蘇聯一樣，中國構成了一個復雜挑戰”，但“與中國協商與聯系是美國政策的中心特點”，同時表示將“密切關注中國在世界舞臺的興起，支持、遏制或平衡中國興起以保衛美國利益的需要”。克林頓政府共發布7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總的趨勢是對中國認知越來越積極，從“發展與中國更廣泛的接觸”到“一個政治穩定、經濟開放與安全的中國興起符合美國的利益”再到“構建一個建設性美中戰略伙伴關系”，層層遞進。
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定位又進一步發展，從小布什政府“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到奧巴馬政府“我們歡迎中國與美國和國際社會一道在推進經濟復興，應對氣候變化以及防擴散等優先事務中發揮負責任的領導作用”。無論是小布什政府還是奧巴馬政府，其對華戰略定位的總基調是共同的，即美國歡迎一個穩定、和平與繁榮的中國崛起。當然，其間也提到中美之間存在著矛盾與分歧，但均表示這并不妨礙合作，如小布什政府強調，“我們將努力減少存在的分歧，不允許分歧妨礙我們雙方贊成的合作。”奧巴馬政府認為，“雖然會有競爭，但是我們認為不一定發生對抗。”
然而，特朗普政府則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競爭者”“挑戰者”“對手”。盡管“報告”也提及美國尋求與中國繼續合作，但僅是只言片語顯然并非重點。不僅如此，特朗普政府還認為中美之間的競爭是全面的、戰略性的。“報告”不僅將中國塑造成美國經濟利益的競爭者，“中國等競爭者每年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價值數千億美元”，而且還將中國描繪成與美國爭奪全球與地區影響力的競爭者，并將這種競爭上升到秩序之爭。
例如，“報告”認為：“中國和俄羅斯開始重新主張他們的地區和全球影響力……他們正在爭奪我們的地緣政治優勢并嘗試對國際秩序進行有利于他們的變革。”在印太區域，中美的這種戰略競爭更為明顯。“報告”指出：“中國尋求在印太區域取代美國，擴展其國家驅動經濟模式的范圍,并以有利于中國的方式重構該地區秩序。”甚至，特朗普政府還把這種競爭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宣稱“一種自由的和專制的世界秩序愿景的地緣政治競爭正在印太區域展開”。
美國對華戰略認知負面的原因
美國之所以會出現對華戰略認知急劇負面化的現象，可能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特朗普的國際戰略觀使然。概而言之，其國際戰略觀可以概括為兩點：“讓美國再次偉大”與“美國第一”。特朗普在發布“報告”時的演講中表示：“我們現在的每一個決定和每一次行動都把美國放在首位。我們正在重建國家，重建信心，重建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其看來，他接手的美國不再是一個偉大國家，世界其他大國也不再尊重美國。作為一位堅定的現實主義者,特朗普對于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發展道路迥異而又生機勃勃、潛力無限的中國抱有一種幾乎是天然的擔憂、疑忌，甚至是一定程度的敵意。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一開始沒有將中國界定為對手，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在諸多國際和地區安全問題上需要中國的支持，尤以朝核問題為要。因此，特朗普政府本著“建設性與結果導向”的原則來發展對華關系。6月6日，美國新政府發布的首份帶有明確政策指向性的《2017年涉華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中指出：“尋求與中國發展一種建設性與結果導向型關系是美國亞太戰略的一個重要部分。”
然而，經過近一年時間的雙邊互動，特朗普政府發現中國并沒有在朝核問題上實現美國的預期目標，從而對中國逐漸失去耐心。可以說，特朗普政府對華外交是基于實際利益基礎上的“交易型”外交，中美關系的發展狀態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定位，皆由美國在與中國互動中是否實現了其主要戰略目標來確定。
此外,中美兩國貿易關系嚴重失衡的現實、中國經濟社會全面快速發展并由此而迸發出的自信等這些現實，令美國戰略界甚為擔憂。特朗普強調“美國第一”，這不僅反映出他將奉行美國利益優先的執政原則，而且也反映出其戰略目標，即確保美國的全球首要地位不受挑戰。因此，美國不能接受被中國超越的任何可能性，哪怕僅僅是一種趨勢，更何況這種趨勢正日益變得不可阻擋。因而，這份打著“美國第一”旗號的戰略報告將中國界定為“競爭者”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是特朗普執政團隊具有濃烈的民粹主義傾向與“鷹派”色彩。特朗普政府執政團隊有三個主要特點，（1）內閣成員富豪多，被稱為“富豪俱樂部”；（2）決策團隊軍人多，被外界評價為“軍人政府”；（3）多位閣僚具有民粹主義傾向，以至于有“民粹主義大本營”之稱。可以說，特朗普政府實現了將資本、權力以及偏執思想三者融為一體，其結果便是咄咄逼人的進攻性外交政策。這個團隊起草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從權力政治這一現實主義立場來觀察世界，其結果必然是敵我對立的二元觀與零和博弈的競爭觀。
三是為滿足國內政治的需要。目前，特朗普政府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就是民意支持度極低。美國主要民調機構調查數據結果顯示，自就職以來，特朗普執政滿意度未能超過半數，甚至長期在40%以下。對于特朗普總統而言，這是不可接受但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為了提振士氣，鼓舞人心，特朗普政府必須要渲染一種美國處于危機與挑戰之中的場景，這樣才能激起民眾的愛國熱情，“團結在總統周圍”的核心效應也因此而產生，這不僅可以滿足特朗普個人的心理需求，而且還可以為2018年的中期選舉聚集人氣。特朗普在“報告”發布當天的講話中便指出：“根據這一戰略，我們呼吁美國再次大覺醒、重燃自信，讓愛國主義重生以及讓繁榮與驕傲重現。”在所有大國當中，能夠激起美國人危機感的也只有中俄兩個了：俄羅斯對美國構成當前挑戰，而中國則對美國形成長遠威脅。
辯證認知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定位
對于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極為負面的戰略定位，我們既需要重視，但也無須反應過度。之所以要重視，是因為該報告的戰略重要性，它反映了美國政策制定者在對華關系中的一種主導性意見。盡管“報告”并沒有具體的對華政策表述，但若依據這種主導性意見來制定與推進美國的中國政策，兩國關系的發展將受到嚴峻考驗。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可能性還是存在的。盡管任職時間不長，但特朗普政府的一個執政特點就是頗為高效地兌現其競選諾言,無論成功與否。據《華盛頓郵報》統計，特朗普在2016年10月份葛底斯堡的“百日計劃”中作出了60余項承諾，截止到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已經成功兌現了6項，15項失敗，4項妥協。奧巴馬政府在8年執政期間，兌現了11項，17項敗北，18項達成妥協。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不僅要重視特朗普做了什么，也要關注他說了什么。
當然，過度反應也完全沒有必要。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點判斷：
一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行政團隊為了完成“作業”而做的常規性事務，主要反映行政部門的意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往往被理解為被批準的行動計劃,但并非如此：它僅反映行政當局在當前歷史時刻的觀點”。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在外交方面國會也有較大發言權，而在具體外交政策制定時則需要考慮到包括利益集團在內的諸多因素，非行政部門一廂情愿就能實現。換言之，這份報告僅是行政部門的一家之言,不一定反映出美國戰略界的共識，而將部門意見轉化為具體政策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過程。
二是特朗普政府政策具有波動性大、穩定性差的特點。特朗普政府執政時間不到一年，執政團隊也不健全，再加上特朗普總統、蒂勒森國務卿等此前并無執政經驗，在此背景下便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未免會顯得過于倉促而缺乏深思熟慮。英國《衛報》發表社論指出，這并非一份真正的戰略，不會保障美國的安全，也不太可能得到落實。
美國《野獸日報》（TheDailyBeast）指出，“認為特朗普政府將堅持一種連貫性的戰略，那是一種狂想”。另外，特朗普政府交易型外交特點也使得其政策反復性在所難免。關于這一點，美國的盟友日本也有相同認知。近日，筆者在與日本駐華使館政務公使的座談中問到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中國的身份界定時，他回答道，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不斷變化的，并且其政策言論與政策實踐往往是脫節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認知并不是固定的，有向好轉變的可能。
三是中國在中美關系發展中主動性、引領性作用明顯增強。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美關系中，兩國地位的不對稱性、不對等性表現明顯，美國在議程設置、發展方向、優先事項等方面發揮主導性作用，并動輒將經貿議題與人權議題掛鉤，以此為手段對華施壓。
21世紀后，中國在中美關系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不斷提升，近年來更是提出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發展愿景，在議題設置方面發揮了主動引領作用。可以說,中美關系的未來已不再是美國一家主導，更不由某一屆美國政府的政策好惡來決定，而是由中美兩國的利益取向與戰略需要決定。在這個挑戰與威脅叢生、各國命運休戚與共的時代，中美理應從相互尊重、互惠互利、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的原則出發，積極而富有建設性地推進雙邊關系不斷向前發展。唯有這樣，才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與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
【篇2】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
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對美國白宮新聞發言人當地時間25日表示，拜登政府將以“戰略耐心”與中國開展“激烈競爭”一事向發言人提問。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過去幾年特朗普政府犯下了方向性的錯誤，將中國視為戰略性競爭對手，甚至是威脅，并據此采取了一系列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益的錯誤行徑，導致中美關系出現兩國建交以來的異常嚴峻局面，這不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的，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全球發展繁榮等方面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肩負著特殊的重要責任。
趙立堅指出，中美兩國和則兩利，斗則俱傷。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我們希望美國新一屆政府能夠吸取特朗普政府對華錯誤政策的教訓，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和中美關系，采取積極建設性的對華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系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篇3】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
〔提 要〕特朗普執政的第一年，中美關系總體上發展順利，但雙方并未就兩國關系的定位和框架達成共識。隨著特朗普政府內對華強硬派影響力的上升，中美關系在經濟和安全領域正面臨嚴峻挑戰，兩國關系的競爭性在強化和擴大，在此情況下，如何管理和引導競爭是雙方共同面臨的課題。從更廣闊的視野看，美國對華政策正在進入新階段，與中國的力與勢之爭是這個階段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維持對華力量優勢將是未來20~30年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關切。這一重大變化對中國的對美政策提出了新的考驗。
〔關鍵詞〕特朗普、美國對華政策、中美關系
〔作者簡介〕吳心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宮，作為非建制派，他的執政理念和政策偏好與其前任大相徑庭，這種差異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中美關系的議程和互動方式。與此同時，中美兩國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所發生的變化也外溢到雙邊關系，在更深的層次推動著兩國關系的轉型，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新階段，中美競爭態勢更加突出。本文旨在總結特朗普執政第一年中美關系發展的特點，梳理兩國關系面臨的挑戰，探討新形勢下中美競爭關系的內涵，剖析新階段美國對華政策的特征與走向。
一、特朗普執政首年中美關系發展的特點
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期間對中國頗多指責，因此他的當選曾令人對中美關系的前景感到擔憂。然而在其執政的第一年，對華關系成為特朗普外交上不多的亮點之一。那么，這一年的雙邊關系呈現出怎樣的特點？
第一，對接迅速、啟動順利。2016年11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其通話、基辛格受特朗普之托訪華、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與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建立聯系渠道、楊潔篪國務委員在紐約與特朗普的高級助手會晤，在大約一個月的時間里進行的這一系列密切互動使得中方與特朗普團隊實現了順利對接。之后中方在臺灣問題上與特朗普的斗爭，有助于防止特朗普執政后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脫軌。以2017年2月10日特朗普與習主席的通話為起點，中美雙方著手啟動美國新政府執政后的雙邊關系。在同年4月的海湖莊園會晤上，兩國政府同意建立四個對話機制，實施經貿百日行動計劃，聚焦雙邊關系中的重點問題，標志著中美關系的全面啟動。
第二，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海湖莊園會晤使習主席和特朗普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和個人友誼，特朗普屢屢表達他對習主席的敬重，并為其與習主席之間建立的個人關系而感到自豪。從2017年2月到2018年1月，特朗普與習主席一年之內3次會晤（包括2次互訪）、10次通話，這種互動頻率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鑒于特朗普乾綱獨斷、自行其是的執政風格，習主席與其建立良好的工作關系并保持密切聯系，對確保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發揮了獨特作用。
第三，中美互動具有明顯的問題導向特征。特朗普重商的執政理念使得他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高度關注，而對朝鮮核計劃的擔憂也使得爭取中國幫助處理朝核問題成為其對華政策的優先考慮。中美兩國領導人在海湖莊園和北京的會晤都重點討論了這兩個問題。在經貿問題上，從百日行動計劃的順利推進，到首輪全面經濟對話達成積極成果，再到特朗普訪華兩國簽署高達2500多億美元的經貿大單，體現出中美經貿關系在雙方的激烈博弈中穩中有進。在朝核問題上，中美保持了密切的溝通與協調，中國更加全面和嚴格地執行安理會的相關決議和制裁措施，力度之大超過以往任何時期。雖然2017年朝核問題的政治與和平解決未能取得進展，但中美之間維持了重要共識，即堅定推進朝鮮半島的無核化，致力于用對話和談判解決問題。
第四，中美關系的定位和框架仍不明確。中方希望繼續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在與特朗普團隊交往之始就強調“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重要性。美國前國務卿蒂勒森在首次訪華時也表示美方愿本著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發展對華關系。然而在國內建制派的壓力下，特朗普的立場開始后退，不再響應中方關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而是提出要發展“建設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中美關系。[2]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更將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宣稱要與中國開展戰略競爭，突出中美關系的競爭性。[3]中美在兩國關系定位上未能達成共識，凸顯雙方欠缺高質量的戰略對話，亦表明雙邊關系的發展缺乏明確一致的總體框架。
第五，多邊互動減少。21世紀以來，由于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問題的增加、全球治理重要性的上升以及中國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中美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兩國大大強化了在多邊框架內的互動，中美關系出現了國際化的趨向，它不僅拓展了兩國關系發展的空間，也提升了中美關系的國際影響力。[4]然而，特朗普基于“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在對外政策上大幅減少對國際和多邊問題的投入，此舉也相應弱化了中美在多邊場合的互動。多邊互動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關系發展的動力，也潛在地降低了中美關系的全球影響力。
二、中美關系發展面臨的挑戰
當前中美關系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中美互動和美方內部在對華政策上的互動層面，二是中美關系的具體問題領域。
特朗普的個人背景（缺乏擔任公職的經歷）、性格特征和處事風格給處理中美關系帶來了獨特的挑戰。特朗普本人考慮中美關系缺乏廣闊的視野，過分關注比較狹隘的利益訴求，重視短期利益目標，忽視長遠利益，這些都與中方處理雙邊關系的風格大相徑庭，造成雙邊互動的“不合拍”。特朗普以其擅長的“交易”風格處理中美關系，優點是能夠接受互動的互惠性，缺點在于其謀求利益最大化、虛張聲勢、搞議題掛鉤等做法增加了中美博弈的成本，降低了其可信度。[5]尤為突出的是，特朗普對經貿問題的認識與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經濟現實脫節，在對華關系中不現實地執拗于解決商品貿易逆差問題，人為增加了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不僅如此，特朗普偏執和自以為是的決策風格也加大了中方與其交往的難度。
特朗普執政團隊內部在對華問題上立場不一致，強硬派的影響力呈上升趨勢，這也給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帶來了壓力。特朗普雖然作為非建制派執政，但政府的組成仍反映了共和黨傳統的兩大權力基礎：商業利益與安全利益。從對華政策的角度看，這兩大利益板塊內都存在對華鷹派。在商業陣營中，總統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PeterNavarro)、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Lighthizer)等主張以強硬手段處理對華經貿關系，他們的影響力從特朗普對中美首輪全面經濟對話的消極反應、美方否決中資企業收購美國半導體公司、對華發起“301調查”、對中國輸美鋁合金板材發起反傾銷調查等案例中可見一斑。在安全陣營中，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Mattis）、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克馬斯特(H.R.McMaster)等視中國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并將中國定義為現存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積極推動美國軍艦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提出“印太戰略”等，顯示出對華強硬立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國家防務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表明來自商業和安全陣營的鷹派對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影響有顯著上升趨勢。隨著鷹派背景的博爾頓（JohnR.Bolton）和蓬佩奧（MikePompeo）分別出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和國務卿，特朗普外交與安全團隊的對華強硬色彩更加濃重，這無疑給中美關系的前景蒙上了更大的陰影。
值得注意的是，建制派正在試圖對特朗普的對外政策（包括對華政策）施加更大的影響。特朗普的個人背景和執政風格決定了他缺乏對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興趣，他重視的是結果。由于其政府中大量中下層官員是建制派背景，他們可以利用特朗普缺乏對具體政策過程監督的特點，嵌入他們所偏好的政策設計。就對華政策而言，建制派希望以“印太戰略”之名，行“亞太再平衡”之實，加大特朗普地區政策對華制衡的一面。他們的影響力也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涉華部分體現出來。此外，一些代表建制派的前政府官員、媒體和專家對特朗普訪華的激烈批評，是他們試圖影響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另一種表現。
就中美關系的問題領域而言，挑戰在于如何處理好經濟與安全關系，其中經濟的優先性高于安全。
在經濟關系中，特朗普政府的立場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消極看待中美經貿關系。中美建交以來，歷屆美國政府都視經貿關系為中美關系的積極方面，在兩國政治或安全關系出現緊張的時候，經貿關系往往被看作雙邊關系的穩定器和潤滑劑。然而特朗普政府卻把對華經貿關系看成是對美國繁榮與安全的挑戰，視中美經濟競爭為對美國的“經濟侵略”。[6]二是對抗性上升。雖然中美經貿關系長期以來就是兩國關系中的一個紛爭之源，但雙方始終以對話與協調的方式處理，而特朗普政府內的強硬派則認為，過去美國處理對華經貿問題的方式都沒有取得成功，因此必須改弦更張，以施壓和對抗取代對話與協調。[7]三是全面出擊。美方不僅關注貿易逆差問題、市場準入問題，也關心知識產權問題、中國對美投資問題、中國的產業政策問題等。在此背景下，美方頻頻對華采取強硬措施，包括提高中國輸美產品關稅、否決中資企業在美并購和開展業務等，行政當局和國會也在醞釀賦予美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更大的權限（如審查技術領域的并購活動、把“經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的范疇等），以加強對中國在美投資的限制等。
由此一來，中美經貿關系面臨的考驗是，在美方采取強硬且非理性立場的情況下，能否避免爆發貿易戰甚至更廣泛的經濟戰？中美能否像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時期那樣，重回通過對話與協調處理經貿紛爭的軌道？鑒于中美都對對方的某些經貿政策和行為不滿，兩國能否通過妥善回應對方的合理關切來達到雙贏？
在安全關系中，特朗普政府發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大國戰略競爭”的視野，把中國與俄羅斯一道定義為“修正主義大國”，指責中國要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重塑地區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在論述中俄兩國對美國的挑戰時，把中國置于俄羅斯之前，表明特朗普政府鑒于中國力量快速增長的態勢，更重視來自中國的競爭。[8]在南海問題上，特朗普政府繼承了奧巴馬政府開始的、針對中國在南海島礁建設的“航行自由行動”。2017年5月24日，“杜威號”導彈驅逐艦駛入中國南沙群島的美濟礁6海里領海，標志著特朗普執政后的首次南海“航行自由行動”開始。至2018年3月，美軍共開展9次此類海空行動，頻率超過奧巴馬時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給予了軍方在南海更大的行動自由。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朝野有人主張，鑒于目前的“航行自由行動”未能有效阻止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和軍事部署，美軍應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此外，特朗普政府也在積極勸說澳大利亞、英國等盟友派軍艦巡航南海，以加大對中國的壓力。在宣布終結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后，特朗普政府轉向“印太戰略”，美國國防部是該戰略的主要推手。2018年1月發布的《美國國家防務戰略報告》稱，“我們將加強在印太地區的同盟和伙伴關系，并將其建成一個網絡安全架構，有能力制止侵略，保持穩定，并確保自由進入公域。我們將與該地區的關鍵國家一起，把雙邊和多邊安全關系結合起來，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體系”。[9]目前美國官方尚未公開發布關于“印太戰略”的詳細信息，但鑒于《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責中國要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重塑對己有利的地區秩序，中國顯然是該戰略的主要目標。該戰略的核心內容包括加強美、日、澳、印的外交與安全合作，[10]在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廣袤水域，監視和牽制中國的軍事活動，同時加大對沿岸國家的安全與經濟投入，防止中國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影響力的擴大。[11]與“亞太再平衡”戰略重視東南亞不同，“印太戰略”更重視印度的作用，美印軍事合作將大幅提升，美軍將更多地與印軍開展聯合訓練、演習和行動，將能更多地利用印度的軍事基地，而印度則有望從美國獲得更多的先進武器和軍事技術，增加與中國戰略博弈的籌碼。更危險的是，“臺灣旅行法”由美國國會批準和特朗普政府簽署，以及美國國務院公告所謂臺灣的潛艦“國造”營銷核準證等舉措，表明美國國會和特朗普政府內的親臺勢力正在積極推動加強美臺關系，加大對奉行“臺獨”路線的民進黨當局的支持力度，并對中國大陸打臺灣牌。
在此背景下，中美安全關系面臨一系列的嚴峻挑戰。隨著美國更加重視來自中國的戰略競爭，美軍將鞏固對華軍事力量優勢、推出新的對華軍事戰略。如果特朗普政府在南海對華采取更加激進的施壓和挑釁舉措，南海地區的緊張局勢將加劇。隨著“印太戰略”的實施和美、日、澳、印四國安全合作的加強，中國在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所面臨的安全壓力會加大，與一些國家的安全競爭和摩擦也會增加。而美方有可能采取的實質性提升美臺關系的舉動將不可避免地嚴重沖擊兩岸關系和中美關系。
三、中美競爭的新態勢
分析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系的變化，不能僅僅著眼于特朗普政府的理念和政策偏好，還要結合中美兩國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所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在更深層次推動著兩國關系的轉型。
美國自2008年金融和經濟危機后，實力優勢和國際影響力相對下降，戰略焦慮感上升。與此同時，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加劇，社會對立嚴重，經濟增長的前景不容樂觀，這極大地削弱了美國朝野對國家未來的自信心。反觀中國方面，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大國外交砥礪前行，戰略進取有聲有色，中共十九大規劃的中長期發展藍圖使中國的發展前景被外界看好，中國民眾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更加自信。
在此大背景下，美國對華思維出現了重要變化。首先，美國朝野有一個越來越普遍的認知，那就是幾十年來的美國對華政策在戰略上是不成功的。美方認為，美國對華政策除了促進美國具體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外，還應當謀求在戰略上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根據美國的偏好推動中國國內政治經濟演變以及塑造中國的對外行為。如今中國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堅守使美國感到失望和沮喪。[12]其次，美國對中國的發展越來越擔心。中國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國防現代化迅猛推進，技術進步速度加快，與美國的綜合國力差距不斷縮小。中國積極進取的戰略態勢使美國的國際影響力、亞太地區戰略主導地位和同盟體系受到挑戰。中共十九大所明確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更使美國感到來自中國的前所未有的壓力。中國被形容為美國現代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可怕的競爭對手”。[13]此外，美國分析家們普遍對設計和實施行之有效的對華政策缺乏信心。一方面，他們大多懷疑特朗普政府的能力——既不相信其政策制定能力，也不相信其政策實施能力；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和外交影響力的擴大削弱了美國的對華優勢，限制了其對華戰略運籌的空間。[14]
從美國對華政策的趨勢看，中美競爭在增強，競爭的全面性正在顯現。政治上，美國既擔心中國要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和地區秩序，又擔心中國對美國社會的“滲透”和影響力。經濟上，美國既擔心貿易不平衡和中國的產業政策，又擔心中國在科技領域的進步。安全上，美國既擔心中國軍事力量的上升，又擔心中國在地緣戰略上的拓展。如果說過去美方在對華關系中往往是在不同階段關注不同的問題領域，[15]現在則轉而開始全方位關注來自中國的挑戰，并采取應對措施。
當然，競爭的全面性并不意味著美國將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以同等力度與中國開展競爭。實際上，競爭性在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具體體現要受到執政者的理念、優先關注的問題領域以及執政團隊行事風格的影響。就特朗普政府而言，其對華競爭將更多聚焦中美實力之爭，以維持美國的硬實力優勢，中美在亞太或印太的地緣政治競爭、全球影響力與領導力之爭也會成為兩國競爭性互動的一部分，但不太可能會是競爭的重點。而在實力之爭中，經濟力量的競爭將會是重中之重，這既是緣于特朗普對經濟在國家實力和國家安全中作用的高度重視，[16]亦是因為中國與美國實力差距的縮小首要地表現在經濟領域。
由于國家間利益和偏好的差異，競爭乃是國際關系的常態。在實踐中，競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演變路徑。一種是對抗性或破壞性競爭，競爭雙方都認為爭奪中的利益對己方關系重大，不可放棄，也難以妥協，因此不斷加大資源投入，競爭力度不斷加劇，最后走向對抗和沖突；或者競爭難以達成妥協，導致雙方的利益受損，相關的雙邊或多邊機制被削弱和破壞。另一種是可控的競爭，由于雙方都遵守既定的規則，競爭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和程度之內，因而不會失控；或者由于雙邊關系中更大的利害關系的需要，競爭能夠達成妥協。還有一種是可轉化的競爭，競爭中的一方或雙方作出調整，從而減緩甚至終止競爭；或者雙方在利益權衡上從追求相對收益轉向追求絕對收益，從競爭走向合作（共贏）。
在中美競爭加劇并呈現全面性的趨勢下，上述三種競爭形態都有可能在中美關系中出現。對抗性或破壞性競爭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雙方在現有雙邊或多邊機制中的合作破裂，并損害這些機制；在經濟上表現為美方為了阻止中國力量的發展和與美國實力差距的縮小，采取相對收益的思維方式，在貿易、投資、技術等領域收緊政策，導致中美經貿合作的蛋糕變小；在安全領域則表現為中美在亞太/印太地區的競爭走向集團化，美方鞏固和擴大其同盟加伙伴體系，中方則被迫構建自身的陣營，使地區國家紛紛選邊站隊，呈現冷戰對抗格局。
可控的競爭在政治上表現為雙方互不挑戰對方的政權和體制安全，在國際事務中遵守共同的規則，建立新的多邊機制旨在補充而非取代現有機制，雙方能夠接受對現有多邊機制的必要的改革和完善；經濟上不挑戰多邊機制及其規則，不破壞中美經貿關系的大局；安全上不搞冷戰式的集團對抗，不以武力解決彼此分歧。
可轉化的競爭在政治上表現為中國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過程中向美國借鑒有益之處，美國學習中國的戰略規劃能力和執行力，通過改革使國際機制更好地反映變化的力量對比，使其規范、規則更加公正合理；經濟上表現為做大中美經貿關系的蛋糕，動態地擴大各自的絕對收益；安全上正視中美力量對比變化的現實，在美國實力相對下降、國際安全形勢錯綜復雜的背景下，美國歡迎中國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物品，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在中美競爭態勢更加突出、競爭面擴大的背景下，雙方面臨的重大挑戰就是如何管理和引導競爭。基于中美之間有可能出現的幾種競爭形態，要減少和避免對抗性或破壞性競爭，保持競爭的可控性，努力推動競爭的轉化。當前，鑒于特朗普政府對實力對比的高度重視和對美國國家經濟利益的狂熱追求，中方應以實力為基礎、以利益交換為手段，積極引導中美競爭。盡管摩擦和局部對抗不可避免，但在中美力量差距不斷縮小、美國在對華關系中的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訴求不斷上升的大背景下，爭取中美競爭的可控甚至良性轉化是可能的。
四、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新階段
從更宏觀的視野看，美國對華政策正在進入新階段。后冷戰時代貫穿中美關系的主線是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的反應。依循這個脈絡，可以將美國對華政策目標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塑造中國，第二階段是保持美國的力量優勢，第三階段是維護和爭取美國利益。在第一階段，美國的政策目標是通過雙邊和多邊手段，在理念、制度和行為上影響中國，促使中國的內外政策朝著符合美國偏好的方向發展，確保中國崛起的進程在美國的掌控之中。在第二階段，隨著美國塑造中國幻想的破滅和中國力量的迅速提升，美國的政策重點轉向保持對華力量優勢，以維持在對華關系中的主導地位。在第三階段，隨著美國對華力量優勢的減弱甚至在某些領域力量或影響力優勢的喪失，美國對華政策將主要關注如何維護和爭取美國的實際利益。當然在實踐中，每個階段的美國對華政策目標并非單一和孤立的，而是多元和重疊的，但就政策的邏輯重點而言，階段性的特征是顯而易見的。
后冷戰時代，從克林頓政府的對華全面接觸政策，到小布什政府要求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再到奧巴馬政府強調中國應遵守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都是要塑造中國。美國在對華交往中對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具體問題的處理（如人權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不擴散問題、網絡安全問題等等），既是要維護美國的實際利益，也是要影響中國的政策行為，這一階段隨著特朗普執政基本結束。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影響中國發展軌跡的能力和可行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坦言，面對全球范圍內日益激烈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競爭，美國需要重新思考其過去的政策，“這些政策基于這樣的假設，即與競爭對手的接觸并將其納入國際機構和全球貿易，將使它們成為良性的參與者和可信賴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該假設被證明是錯誤的”。[17]雖然這里沒有點中國的名，但其所指顯而易見。特朗普“以實力求和平”的基本理念決定了他的對華政策重點是與中國開展力量的競爭，而不是試圖塑造中國。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對華政策進入了新階段。鑒于中國力量快速發展、與美國差距不斷縮小的大趨勢，維持對華力量優勢將是未來20~30年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
特朗普政府正是為了維持對華力量優勢而加大對華競爭力度。雖然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聲稱“競爭并不總意味著敵對，也不一定會導致沖突”，[18]但特朗普執政團隊的保守偏激思維和強勢的行事風格有可能導致中美惡性競爭。經濟上，美方在處理貿易不平衡問題上采取的極端措施有可能導致中美貿易戰的發生。事實上，在2018年3月8日特朗普宣布對進口鋼鐵產品和鋁產品征收高關稅（即“232措施”）后，中方宣布自4月2日起對自美進口的128項產品加征15%或25%的關稅，“以平衡美方232措施對中方造成的利益損失”。[19]中美貿易戰烽火已燃。接下來更大的較量將圍繞特朗普在3月22日作出的對價值6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和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的決定進行。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中方必將以牙還牙，兩國貿易戰就會升級到前所未有的規模。雖然有理性的分析認為特朗普此舉更多是討價還價的伎倆，中美經濟上的高度相互依存決定了雙方不至于走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但給這輪較量找到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有賴于雙方付出艱苦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對數百億美元中國高科技產品加征關稅和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的決定并不完全是為了解決對華貿易逆差問題，更是要通過阻撓“中國制造2025”計劃的實施，遲滯中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進步，使中國實力增長的步伐放慢，以達到維持美國對華力量優勢的目的。[20]這種基于相對收益思維的政策行為不僅會嚴重阻礙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更會加劇中美戰略競爭態勢。安全上，鷹派主導的外交與安全團隊會默許甚至縱容美國軍方在南海加大對華施壓力度；而“印太戰略”框架下美、日、澳、印四國針對中國的實質性安全合作的增強，無疑將加大地區地緣政治分裂與對抗的風險。
隨著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新階段，為了維持對華力量優勢，華盛頓除了加強硬實力（經濟、軍事、科技）的競爭外，也會注重軟實力的競爭，包括其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影響力以及對國際事務的主導權。這一動向在奧巴馬時期已見端倪，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旨就是與中國爭奪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雖然特朗普政府聚焦中美硬實力之爭，但未來美國政府有可能同時關注硬實力與軟實力，特別是在中美硬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的情況下，華盛頓將會更加重視維持軟實力優勢。由此一來，中美在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國際機制、規則、話語權方面的競爭將會加劇。
在美國對華政策的新階段，美國將更加注重與盟友和伙伴的協調。為了應對所謂中國“不公正的貿易行為”，限制來自中國的投資，防止先進技術流入中國，美國正在積極與歐洲盟友（也許還包括日本）協調。在所謂抵制中國的“政治滲透”方面，2017年底和2018年初，美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掀起了一輪大合唱。在所謂“維護南海航行自由”和實施“印太戰略”方面，美國積極拉攏日本、澳大利亞、法國、英國和印度等國參與。如果說在美國對華政策的第一階段，與盟友的協調主要是規制和影響中國的話，到了對華政策的第二階段，與盟友的協調則旨在牽制、防范甚至壓制、遏制中國。
五、結語
當前中美關系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的背后既有特朗普執政的個性因素，更有美國對華政策演變的趨勢性因素。隨著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新階段，中美關系的發展也會呈現出新的特點和新的互動形式。圍繞力量對比與利益分配的競爭這一現實主義特征會更加突出，而對雙邊關系進行有效管控的挑戰也會更加迫切。中美關系發展固然有其內在的規律，但這并不支持宿命論的觀點，而是對中美政策互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中國的對美政策而言，如何準確認識新的形勢，如何在新形勢下積極引導和塑造中美關系，是新的重大課題。對美外交一方面要汲取豐富的經驗積累，同時也要開拓新的思路、推出新的舉措、開創新的局面，推動中美關系朝著建設性的方向發展。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美外交的理念與實踐創新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駕馭中美關系，也會豐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內涵。
【完稿日期：2018-5-3】
【責任編輯：肖瑩瑩】
[1]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中國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戰略互動研究”（項目批準號17JJDGJW002）的研究成果。
[2] “U.S.PursuesConstructive,Results-orientedRelationshipwithChina:SeniorU.S.Official,” Xinhuanet,March13,2017,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3/15/c_136128598.htm.（上網時間：2018年2月27日）
[3]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December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上網時間：2018年2月27日)
[4]吳心伯：“中美關系的重新國際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8期，第21-22頁。
[5]例如，2017年11月特朗普訪華，中美達成了2500多億美元的貿易與投資協議，特朗普對此感到滿意，人們普遍以為中美經貿關系可以太平一陣子了，但沒料到特朗普回國后不久就對華采取了新的施壓措施。
[6]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p.17-20.
[7]DavidJ.Lynch,“TrumpReadiesTougher‘AmericaFirst’LineforChinaTradein2018,”December27,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7/12/27/trump-readying-shock-and-awe-response-on-china-trade-for-2018/?utm_term=.c296365b3652; AndrewRestucciaandDougPalmer,“WhiteHousePreparingforTradeCrackdown,”January7,2018,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8/01/07/trump-trade-crackdown-327283.(上網時間：2018年2月28日)
[8]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25.
[9]TheU.S.DepartmentofDefense,Summaryofthe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January2018,p.9,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上網時間：2018年3月1日)
[10]2017年11月12日，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四國外交部門的官員在越南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舉行了正式會議；與此同時，四國官員還在馬尼拉舉行的東盟峰會期間討論并同意重啟“四方安全對話”，這標志著四國合作的正式啟動。
[11] 秋田浩之：“美中沖突的DNA”，《日本經濟新聞》2018年2月7日，第6版。
[12]KurtCampbellandElyRatner,“TheChinaReckoning:HowBeijingDefiedAmericanExpectations,”ForeignAffairs,March/April2018,pp.60-70.
[13]KurtCampbellandElyRatner,“TheChinaReckoning:HowBeijingDefiedAmericanExpectations,”p.70.
[14]HalBrands,“TheChineseCentury?,”TheNationalInterest,March-April2018,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chinese-century-24557.(上網時間：2018年3月7日)
[15]例如，克林頓執政之初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小布什執政之初關注來自中國的安全挑戰、后期則關注經貿問題，奧巴馬執政時期突出與中國在亞太的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競爭。
[16]例如，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強大的經濟可以保護美國人民，支撐我們的生活方式，并且維持美國的實力……經濟的發展和創新使得美國能夠維持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并捍衛我們的國土安全”。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17.
[17]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3.
[18]Ibid.,p.3.
[19]中國商務部：“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中國決定對部分自美進口產品加征關稅發表談話”，2018年4月2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804/20180402726864.shtml。(上網時間：2018年4月3日)
[20]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18年4月3日公布“301調查”對華加征關稅產品清單，涉及“中國制造2025”計劃受益領域的產品，包括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機器人和機械等行業，總金額為500億美元左右。OfficeoftheUSTradeRepresentative,“UnderSection301Action,USTRReleasesProposedTariffListonChineseProducts,”April2018,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nder-section-301-action-ustr.(上網時間：2018年4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