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湯加事件這表明人們對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感到厭惡。似乎每個利益相關者心中都有一塊柴火，隨時可能被點燃，歷史賬也不會被注銷。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蘇州“通安事件”善后的文章5篇 ,歡迎品鑒！
【篇一】蘇州“通安事件”善后
“通安事件”表明，人們對政府官員腐敗深惡痛絕，每個利益相關者心里仿佛都放著一條條干柴，隨時可能被點燃，歷史賬并不會一筆勾銷。“強政府”在創造發達地區落后鄉鎮迅速崛起的經驗之時，處理不當，也會埋下日后官民沖突的隱患。
“通安事件”刺痛了蘇州。
從7月14日起一個多星期，蘇州市虎丘區（高新區）通安鎮爆發動遷戶群體性事件，村民們向鎮委鎮政府領導索要“被克扣的”動遷補償款遭拒，怒砸鎮政府，挾持鎮委書記王軍，并走上馬路，封堵312國道。集聚人數飆升過萬，群眾與防暴警察發生言語和肢體沖突，部分群眾被打傷，4名起哄的安徽籍青年民工被抓。21日，虎丘區政府緊急宣布通安鎮暫停動遷，鎮黨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就地免職，安撫民心。
豈料，“通安事件”引發連鎖效應，通安鎮領導被撤職似乎“鼓勵”了數個鄰鎮動遷戶，21日當晚，一場大雨過后，滸墅關鎮數千名村民聚集滸墅關鎮政府門口，防暴警察緊急趕到現場，以人墻方式封鎖和護衛鎮政府。對峙期間，警民再次發生沖突，導致數人受傷。隨后聚集群眾被驅散。當晚，通安鎮華金路至312國道路段再次聚集近萬名群眾，警方吸取前車之鑒，靜觀其變，過了晚上10點，聚集群眾慢慢散去，平靜收場。其間，東渚鎮亦出現數千群眾聚集的現象。
7月28日，蘇州市委宣布，“報省委同意”，蘇州高新區黨工委書記、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就地免職。蘇州市委問責“通安事件”動真格了。“通安事件”因征地補償款引發，淺層原因是當地村民對征地拆遷過程滋生的腐敗問題的痛恨，深層原因是“動遷與富民并進”諾言兌現遲緩，動遷戶還在艱難探尋新的謀生路，干部們卻早已先富起來，“好幾套房，開好車”。如此這般，心理就不平衡了，民怨沸騰只待導火線。
本質上，“通安事件”呈現的是失地農民面臨的生存危機。
反思“蘇州快”
王竹鳴是在蘇州高新區“二次創業”的轉折點上任的。
蘇州高新區是1992年獲得國家批準的，2002年是十年大慶。此時，世界500強企業中的30家落戶高新區，吸引外資總額達70億美元，投資回報率高居全國53個高新區榜首。然而，首期開發的52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基本用盡，下一步發展的空間在哪里？當年9月，蘇州市把虎丘區與高新區合并，療治高新區的“土地饑渴癥”。“通安事件”爆發地通安鎮原是蘇州最落后的鄉鎮之一，區劃調整后，12.5平方公里“通安產業園”被規劃為高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所在地，“從此，這片神奇的土地融入了工業化、城市化開發建設的大潮，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已成為中外客商投資興業的熱土”。
為了整理出工業化用地，王竹鳴推行“工業向園區集中，住宅向社區集中，農民向城區集中”政策，在通安鎮建立大規模的動遷安置小區。“蘇南模式”被概括為“三為主、兩協調、一共同、一強力”，其中“一強力”，是指地方政府是強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強力推動作用下推進工業化。蘇州高新區“二次創業”其實就是強政府和大資本的結合，鎮一級政府都體現出強有力的行政推動力。
“強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妙處很明顯。以滸墅關鎮為例。從2002年到2009年7年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倍，工業產值和工業銷售產值都增長了8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34倍，地方一般財政收入增長了14倍多，新增注冊資本增長了70倍，簡直是一種“奇跡”。“滸墅關模式”被江蘇省委黨校兩位研究者稱為“發達地區落后鄉鎮迅速崛起的經驗”。
“強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中也可圈可點。蘇州高新區拆遷農戶全部住上新房，幼兒園、小學、商店、公交、市政公用等公共設施建設配套齊全。征地失地農民享受到社保、醫保和養老保險及社會救濟金。動遷戶戶均安置新房面積達180多平方米，使之有一套住房供出租，以增加農民收入。政府還對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年農民，每年進行有組織的職業培訓……可是，為什么動遷戶還要鬧，而且大鬧特鬧？關鍵是政府包辦一切，動遷戶始終處于被動地位，不管政府給予多少，給予多好，百姓總有指摘，總有不滿。
“強政府”是一枚硬幣，它體現給百姓的一面是“強官員”，在動拆遷過程中老百姓處處碰見“霸氣霸道”的面孔，使得鎮政府與動遷戶之間埋下了許多矛盾，而鎮領導的“強硬姿態”正是“通安事件”的直接導火索。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弱社會”——老百姓忍氣吞聲。但“弱社會”隱藏著種種不滿情緒，就像是一只氣球，隨時都可能破掉。“通安事件”中，正是“強官員”跳出來親自吹破氣球。
【篇二】蘇州“通安事件”善后
參加“通安事件”的民眾幾乎都來自通安鎮華通花園和陽山花園。華通花園目前已安置近9000戶農民。他們是2008年之前動拆的，當初，同等面積的動拆補償標準就比蘇州工業園區（中國和新加坡合作項目）低許多，“這邊拿40多萬的話，在蘇州工業園區可以拿100多萬，同樣在蘇州，憑什么不一樣？”雖然導致了連綿不斷的上訪戶，但大多數動遷戶選擇了忍氣吞聲。
不料，2010年初開始，新一輪征地再次啟動，這次拆遷同等面積補償金額超過2008年以前的3倍以上，其中包括每戶近40萬元的土地宅基費。而2008年前并無此項補償款——動遷戶們于是指控該筆款項被鎮、區政府工作人員克扣或侵吞。
動遷戶們感覺被欺騙了。7月初，與通安鎮相鄰的滸墅關鎮的一村民宅基地地塊，以每平方米6473元，總計13.12億元的高價拍出。拆遷補償費與此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人們開始議論“政府假借開發之名倒賣土地”。與此同時，一則小道消息也被傳得家喻戶曉——通安鎮副鎮長、拆遷辦主任張富平因兒媳未生育，令她與兒子離婚，開始說賠償200萬，最后給了80萬，兒媳對數目不滿，一離開張家就到有關部門舉報。坊間傳說，張富平貪了2.3億元，媒體公開報道的表述是“巨額現金”。目前，張富平“已被有關部門控制”。
這就更讓動遷戶們相信，政府克扣了補償款，他們開始一小批一小批到鎮政府要求補發克扣款。一名動遷戶介紹說，他們提出每人補發3萬元的標準，政府官員則討價為每戶補發3萬元，雙方談不攏，動遷戶的情緒乃越吵越高，最終挾持鎮委書記王軍。被群眾圍住后，王軍還嘴硬，當眾表示，拆遷款問題是前一任領導留下的，不該找他負責。王軍的前任王國良，因貪污已被革職治罪。
糟糕的是，王軍和其他鎮領導不是第一時間向上級政府報告，而是尋求“自救”，動員一些“社會分子”前來“救駕”，這些“社會分子”試圖解救王軍等鎮領導脫圍，但沒有成功。這下子，動遷戶們憤怒了，怒砸鎮政府，事態隨之一發不可收拾，最終演變成上萬人堵塞312國道和警民對恃。規模之大，蘇州史上首見。一向溫和的蘇州人真讓人目瞪口呆，大家不太敢相信這是真的。
《蘇州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稱，“在炎炎夏日里，出現這樣的群體性事件是社會各界都不愿意看到的……試圖采用過激行為解決問題，其結果往往是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了，既不利于事件的最終解決，也影響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同時，還給其他群眾的生產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隨后，虎丘區問責“過激行為”，鎮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第一時間就地免職。與此同時，政府組成5個工作組，進駐華通花園社區和真山社區，“上門了解情況、征求意見”。虎丘區委區政府稱，對群眾反映的有關干部的問題，“確有問題的嚴肅查處”。
話音才落幾天，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的烏紗帽就被蘇州市委摘掉。
一堂“政治教育課”
“通安事件”給蘇州上了一堂“政治教育課”——矛盾凸現期，必須貫徹“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江蘇省委黨校的學者分析說，這一理念的出發點是人民，“是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和人民的感受”。
“通安事件”發生后，當地政府拋出四大舉措，即“暫停通安動遷”、“免去通安鎮黨政主要領導職務”、“廣開言路聽取群眾意見”以及“每年提供1000個公益性崗位”。《蘇州日報》發表報道稱，發展中的問題需要大家共同去面對。怎么面對呢？該報舉了一例：為增加就業，以“服飾繡”為發展方向的通安，建起了“服飾繡創業孵化基地”，帶動了1萬人在這個產業鏈上實現就業。該報配發的評論員文章稱，蘇州經過多年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極大提高，“蘇州經驗”可圈可點，這是發展成果惠及百姓的最好體現。
7月28日，記者在華通花園讀到一條橫幅標語“沒有穩定就沒有一切，當前穩定壓倒一切”，后半句體現了“通安事件”后，地方政府應對群體性事件的急切心情。正如《蘇州日報》評論員文章所言：“我們高度重視社會穩定，努力維護發展環境……穩定是發展的前提，穩定是和諧的基石。”通安鎮已基本恢復平靜，不過，通安鎮政府還由眾多警察把守著。入夜，街面上，好幾輛警車來回巡邏，時刻注意著人們的動靜。
動遷戶要求的補償款問題怎么解決，當地政府還沒作出具體答復。被免職的鎮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以及蘇州高新區黨工委書記、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是否存在瀆職或貪腐行為，也還沒進一步消息。
“通安事件”表明，人們對政府官員腐敗深惡痛絕，每個利益相關者心里仿佛都放著一條條干柴，隨時可能被點燃，歷史賬并不會一筆勾銷。“通安事件”更警示，“動遷與富民并進”不能紙上談兵，必須兌現諾言。
地方政府設想中，蘇州高新區的“通安產業園”南部形成以電子資訊產業為主的“日本工業村”，北部是汽車零部件及精密機械項目，西部以輕工業項目為主，重點引進“項目體量大、科技含量高、投資密度強、行業帶動性好”的項目。
不難看出，這類設想，與這里的原住民幾乎沒有太多交集，農民們一輩子都很難進入這類高新科技企業工作。他們注定是被犧牲掉的一代。因此，失地農民的生計必須列入主政者的議事日程上，想方設法為他們謀取新生路，為動遷居民創造創業就業的致富平臺。
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后悔。
【篇三】蘇州“通安事件”善后
因拆遷問題引發的蘇州通安事件仍未結束。7月25日是鎮政府對拆遷戶的要求做出答復的日期。一大早，上百名居民來到鎮政府門前聚集，數十名警察、輔警嚴陣以待。蘇州公安局及虎丘分局措辭嚴厲的治安公告，貼滿了通安鎮的大街小巷。
至此，這起肇因于2003年拆遷的群體事件，已持續10天，波及滸墅關、東渚、楓橋等蘇州高新區（虎丘）各鎮。
2003年以來，蘇州市高新區以建設各類工業園的名義，開始了大規模拆遷征地。當時通安、滸墅關、東渚、楓橋等鎮，就曾發生過多起上訪事件，引起全國法律界、新聞界強烈關注。
2010年，通安征地再次啟動。在這次拆遷中，住在當地拆遷安置點華通花園的村民發現，不僅同等面積補償金額是以前的數倍，而且每戶還包括近40萬的宅基費，而此前并無此項補償款，村民們懷疑被鎮區政府工作人員吞并，屢次反映未果。
7月15日早晨，上千群眾聚集通安鎮政府，就宅基費補償問題，堵住鎮委書記討要說法，致使鎮政府完全癱瘓。
江蘇本地媒體所發的新聞通稿，對此有以下描述：7月15日以來，虎丘區通安鎮等地部分老動遷村民因對該鎮拆遷補償政策變動不滿，多次聚集在鎮政府和集鎮上，要求當地政府對他們前幾年的拆遷以現行政策給予差額補償。群眾聚集人數包括圍觀者一度達1000余人。7月15日傍晚，少數村民情緒激動，行為失控，與通安鎮政府勸解人員、公安、城管等維護秩序工作人員發生了言語和肢體沖突，通安鎮政府一會議室桌椅、大樓門廳的門窗等辦公設施也被損壞。16日白天，當地居民繼續聚集，在華通花園一區外面的華金路，直到附近的312國道，聚集幾千人。當晚，警民數次沖突，又有群眾受傷。7月17日，數千群眾再次聚集在G312國道上，被警方驅散。
7月21日，虎丘區委、區政府決定，暫停通安鎮今年下達的動遷項目和動遷工作，并就地免去通安鎮黨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的職務。7月22日蘇州警方通過新聞通稿對外宣布：以涉嫌尋釁滋事，拘留了四名涉嫌向警察扔石塊的安徽籍打工者。
但截至7月25日，通安居民的抗議仍未結束。7月25日當天，華通花園1區的一位居民說，政府要求居民恢復秩序，但對于宅基費補償并無實質說法。晚上7點多，數百名居民按時走出小區，到華金路“上班”；而靠近312國道處的華金路匝道兩側，坐滿了輔警和警察，頭盔在路燈下閃著光。9點多，在輔警的勸說下，人群逐漸散去。當晚，居民與警察未發生沖突。
當晚近10點，記者趕到8公里外的滸墅關鎮鎮政府門前時，幾十名手持盾牌的警察剛開始收隊，另有幾十名輔警依然守在那里。
【篇四】蘇州“通安事件”善后
因拆遷問題引發的蘇州通安事件仍未結束。7月25日是鎮政府對拆遷戶的要求做出答復的日期。一大早，上百名居民來到鎮政府門前聚集，數十名警察、輔警嚴陣以待。蘇州公安局及虎丘分局措辭嚴厲的治安公告，貼滿了通安鎮的大街小巷。
至此，這起肇因于2003年拆遷的群體事件，已持續10天，波及滸墅關、東渚、楓橋等蘇州高新區（虎丘）各鎮。
2003年以來，蘇州市高新區以建設各類工業園的名義，開始了大規模拆遷征地。當時通安、滸墅關、東渚、楓橋等鎮，就曾發生過多起上訪事件，引起全國法律界、新聞界強烈關注。
2010年，通安征地再次啟動。在這次拆遷中，住在當地拆遷安置點華通花園的村民發現，不僅同等面積補償金額是以前的數倍，而且每戶還包括近40萬的宅基費，而此前并無此項補償款，村民們懷疑被鎮區政府工作人員吞并，屢次反映未果。
7月15日早晨，上千群眾聚集通安鎮政府，就宅基費補償問題，堵住鎮委書記討要說法，致使鎮政府完全癱瘓。
江蘇本地媒體所發的新聞通稿，對此有以下描述：7月15日以來，虎丘區通安鎮等地部分老動遷村民因對該鎮拆遷補償政策變動不滿，多次聚集在鎮政府和集鎮上，要求當地政府對他們前幾年的拆遷以現行政策給予差額補償。群眾聚集人數包括圍觀者一度達1000余人。7月15日傍晚，少數村民情緒激動，行為失控，與通安鎮政府勸解人員、公安、城管等維護秩序工作人員發生了言語和肢體沖突，通安鎮政府一會議室桌椅、大樓門廳的門窗等辦公設施也被損壞。16日白天，當地居民繼續聚集，在華通花園一區外面的華金路，直到附近的312國道，聚集幾千人。當晚，警民數次沖突，又有群眾受傷。7月17日，數千群眾再次聚集在G312國道上，被警方驅散。
7月21日，虎丘區委、區政府決定，暫停通安鎮今年下達的動遷項目和動遷工作，并就地免去通安鎮黨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的職務。7月22日蘇州警方通過新聞通稿對外宣布：以涉嫌尋釁滋事，拘留了四名涉嫌向警察扔石塊的安徽籍打工者。
但截至7月25日，通安居民的抗議仍未結束。7月25日當天，華通花園1區的一位居民說，政府要求居民恢復秩序，但對于宅基費補償并無實質說法。晚上7點多，數百名居民按時走出小區，到華金路“上班”；而靠近312國道處的華金路匝道兩側，坐滿了輔警和警察，頭盔在路燈下閃著光。9點多，在輔警的勸說下，人群逐漸散去。當晚，居民與警察未發生沖突。
當晚近10點，記者趕到8公里外的滸墅關鎮鎮政府門前時，幾十名手持盾牌的警察剛開始收隊，另有幾十名輔警依然守在那里。
【篇五】蘇州“通安事件”善后
“通安事件”表明，人們對政府官員腐敗深惡痛絕，每個利益相關者心里仿佛都放著一條條干柴，隨時可能被點燃，歷史賬并不會一筆勾銷。“強政府”在創造發達地區落后鄉鎮迅速崛起的經驗之時，處理不當，也會埋下日后官民沖突的隱患。
“通安事件”刺痛了蘇州。
從7月14日起一個多星期，蘇州市虎丘區（高新區）通安鎮爆發動遷戶群體性事件，村民們向鎮委鎮政府領導索要“被克扣的”動遷補償款遭拒，怒砸鎮政府，挾持鎮委書記王軍，并走上馬路，封堵312國道。集聚人數飆升過萬，群眾與防暴警察發生言語和肢體沖突，部分群眾被打傷，4名起哄的安徽籍青年民工被抓。21日，虎丘區政府緊急宣布通安鎮暫停動遷，鎮黨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就地免職，安撫民心。
豈料，“通安事件”引發連鎖效應，通安鎮領導被撤職似乎“鼓勵”了數個鄰鎮動遷戶，21日當晚，一場大雨過后，滸墅關鎮數千名村民聚集滸墅關鎮政府門口，防暴警察緊急趕到現場，以人墻方式封鎖和護衛鎮政府。對峙期間，警民再次發生沖突，導致數人受傷。隨后聚集群眾被驅散。當晚，通安鎮華金路至312國道路段再次聚集近萬名群眾，警方吸取前車之鑒，靜觀其變，過了晚上10點，聚集群眾慢慢散去，平靜收場。其間，東渚鎮亦出現數千群眾聚集的現象。
7月28日，蘇州市委宣布，“報省委同意”，蘇州高新區黨工委書記、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就地免職。蘇州市委問責“通安事件”動真格了。“通安事件”因征地補償款引發，淺層原因是當地村民對征地拆遷過程滋生的腐敗問題的痛恨，深層原因是“動遷與富民并進”諾言兌現遲緩，動遷戶還在艱難探尋新的謀生路，干部們卻早已先富起來，“好幾套房，開好車”。如此這般，心理就不平衡了，民怨沸騰只待導火線。
本質上，“通安事件”呈現的是失地農民面臨的生存危機。
反思“蘇州快”
王竹鳴是在蘇州高新區“二次創業”的轉折點上任的。
蘇州高新區是1992年獲得國家批準的，2002年是十年大慶。此時，世界500強企業中的30家落戶高新區，吸引外資總額達70億美元，投資回報率高居全國53個高新區榜首。然而，首期開發的52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基本用盡，下一步發展的空間在哪里？當年9月，蘇州市把虎丘區與高新區合并，療治高新區的“土地饑渴癥”。“通安事件”爆發地通安鎮原是蘇州最落后的鄉鎮之一，區劃調整后，12.5平方公里“通安產業園”被規劃為高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所在地，“從此，這片神奇的土地融入了工業化、城市化開發建設的大潮，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已成為中外客商投資興業的熱土”。
為了整理出工業化用地，王竹鳴推行“工業向園區集中，住宅向社區集中，農民向城區集中”政策，在通安鎮建立大規模的動遷安置小區。“蘇南模式”被概括為“三為主、兩協調、一共同、一強力”，其中“一強力”，是指地方政府是強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強力推動作用下推進工業化。蘇州高新區“二次創業”其實就是強政府和大資本的結合，鎮一級政府都體現出強有力的行政推動力。
“強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妙處很明顯。以滸墅關鎮為例。從2002年到2009年7年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倍，工業產值和工業銷售產值都增長了8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34倍，地方一般財政收入增長了14倍多，新增注冊資本增長了70倍，簡直是一種“奇跡”。“滸墅關模式”被江蘇省委黨校兩位研究者稱為“發達地區落后鄉鎮迅速崛起的經驗”。
“強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中也可圈可點。蘇州高新區拆遷農戶全部住上新房，幼兒園、小學、商店、公交、市政公用等公共設施建設配套齊全。征地失地農民享受到社保、醫保和養老保險及社會救濟金。動遷戶戶均安置新房面積達180多平方米，使之有一套住房供出租，以增加農民收入。政府還對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年農民，每年進行有組織的職業培訓……可是，為什么動遷戶還要鬧，而且大鬧特鬧？關鍵是政府包辦一切，動遷戶始終處于被動地位，不管政府給予多少，給予多好，百姓總有指摘，總有不滿。
“強政府”是一枚硬幣，它體現給百姓的一面是“強官員”，在動拆遷過程中老百姓處處碰見“霸氣霸道”的面孔，使得鎮政府與動遷戶之間埋下了許多矛盾，而鎮領導的“強硬姿態”正是“通安事件”的直接導火索。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弱社會”——老百姓忍氣吞聲。但“弱社會”隱藏著種種不滿情緒，就像是一只氣球，隨時都可能破掉。“通安事件”中，正是“強官員”跳出來親自吹破氣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