績效作為一個管理概念，是指績效與效果的統一，是指在一定時期內的工作行為、方式、結果及其客觀影響。在企業和其他組織中，通常用來評價員工的工作完成情況、工作績效和成長情況。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主題，撰寫一篇小論文的文章6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主題，撰寫一篇小論文
【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也在推進，政府業績的第三者評價越來越成為衡量政府行政業績和政府公共服務供給效果的重要手段。國內政府業績第三方評價實踐的研究也在推進，但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的水平。本文結合現有理論成果，從實踐層面分析未來中國政府業績第三方評價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政府業績第三者評價發展趨勢。
政府業績評價與傳統政府部門管理方法不同，是一種新的管理模式，體現了時代發展對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要求。其中，第三方評價作為政府業績管理的重要機制，能夠有效地進行外部平衡，彌補傳統政府自我評價的缺陷，在促進我國服務型政府變革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推進作用。從西方國家實施第三者評價的經驗來看，第三者是指與被評價對象和服務對象獨立的第三者，由于第三者和被評價對象(第一者)、被服務對象(第二者)沒有行政所屬關系和利益關系，也被稱為獨立的第三者。在西方國家，政府業績第三者的評價多由一些專業的非政府組織(NGO)作為評價機構。這些非政府組織可以保證第三者的獨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要求。
從實踐層面看，中國政府業績的傳統評價模式以內部進行的自我評價為主，成為運動員和裁判員，評價過程關閉，評價效果差，影響政府的信賴力。近年來大力發展的政府業績第三方評價，有效提高政府的信賴力，有助于完善政府業績監督機制。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重視政府業績評價，從西方參考經驗，從9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政府業績評價的理論研究，至今為止。
止，基于我國具體情況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也有了十幾年的實踐經驗。在這一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因此，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和實際問題，分析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未來發展趨勢，能夠有助于豐富相關理論，引導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更好地發展。
一、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在實踐中的問題
第三方評估與傳統的政府自我評估相比，不但具有客觀性以及獨立性，還具有公正性和專業性等優勢，能夠有力改變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傳統局面，但是在實踐過程中，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優勢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第三方評估在實踐過程中還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獨立性問題
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需要做到公平公正，首先應該得到保障的就是“獨立性”。然而在我國，由于相關法制尚不健全，對于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管理制度也不夠明確，因此在實踐過程中，第三方在評估政府績效時很容易受到各方的干預，缺乏獨立性。這樣的情況容易造成評估結果失真、評估結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無法保障，評估結果容易遭受質疑，從而喪失第三方評估的意義和作用。
（二）權威性問題
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權威性主要依托于評估機構的“專業性”。我國目前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主要由部分高校或一些商業評估機構承擔，這些評估機構的專業性達標與否還得由“官方”說了算。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三方評估獨立性和權威性的“諾斯悖論”：想要獲得獨立性就必須具有權威性，想要具有權威性就必須得到官方的認可，想要得到官方的認可又會在一定程度上喪失獨立性。
（三）專業性問題
我國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起步較晚，到現在為止也只不過積累了短短十幾年的實踐經驗，與二戰前就開始有實踐經驗的一些西方國家相比，在專業性程度上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國目前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機構的資格設置還缺乏一個相對完善的標準，因此各個機構的專業化水平良莠不一，專業人才不足，在評估指標設計、量化分析以及評估結果運用等方面都還存在各種問題。
（四）硬件設施與技術保障問題
與商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相比，這個問題在高校參與的政府績效評估過程中更為嚴重。現在已經是信息時代，在評估過程中運用智能終端設備能夠有效提高評估效率、提高評估準確性。然而在許多實踐中，硬件設施與相關技術得不到保障，評估過程中依然只能采用傳統的評估方式，費時又費力。
（五）評估結果的反饋與應用問題
政府績效的第三方評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發現政府在工作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為了更好地提升政府行政水平。但在實踐中，依然存在一些不重視第三方評估結果的現象。一些政府機構對第三方評估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第三方評估只是“走過場”，抱著這種想法，自然也就缺乏對第三方評估結果的反饋和應用，這樣非常不利于提升治理水平和行政能力，第三方評估的結果淪為“花瓶”。
二、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實踐的未來發展
（一）評估機構更加具有獨立性、權威性和專業性
隨著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第三方評估人才的不斷培養，未來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將更加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同時對于第三方評估機構資格的設置標準也在不斷完善，有利于未來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將朝著更加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二）商業性質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增多
從目前的實踐來看，商業性的第三方評估機構與部分高校相比，具有更加效率、更強獨立性、設備與技術保障更完善等優點。未來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可能會朝著商業性的方向發展，或是以高校與商業性第三方評估機構合作的方式來開展針對政府績效的第三方評估。
（三）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引入與運用
與人工評估相比，人工智能（AI）具有更強的客觀性、更快的資料統計與處理能力、更強的數據儲存能力以及更加準確快捷的溝通能力。在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的當下，一些政府機構和銀行已經有了運用人工智能（AI）對目標項目或目標客戶進行資格審查或審批的實踐。未來若是能夠利用人工智能（AI）的優勢，再結合傳統人工第三方評估實踐中的優點，雙管齊下，一定能促進政府績效的第三方評估過程朝著更加效率、準確、科學的方向發展。 （四）更加健全的反饋與運用機制
隨著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實踐的不斷發展，評估結果的運用成效也日益顯現，政府對于第三方評估的結果越來越重視，第三方評估正在逐漸有力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未來，依托于更加先進的信息技術，第三方評估的過程能夠變得更加透明、公正公平和公開，第三方評估的結果也能夠更加全面、具體。在有授權的情況下，第三方評估的結果可以通過互聯網等平臺公開，供廣大科研工作者進行學術研究和使用，也能夠讓廣大人民群眾和媒體通過這些公開的評估結果數據對政府的工作進行監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三、發展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著力點
根據問題分析和未來發展趨勢分析，要更好地發展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一）緊扣國情、借鑒國外
我國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實踐起步較晚，因此可以借鑒許多國外已有的理論或經驗，在緊扣我國國情的基礎之上進行實踐，不斷進行理論豐富和創新，最終形成與我國實際情況更加符合的、具有我國特色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理論，能夠從實踐層面上更好地指導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發展。
（二）做好法制保障、制度建設與監督工作
完善相關法律制度與管理制度，能夠有效提升第三方評估機構的獨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建立健全的對第三方法評估機構的監管制度、準入機制、行業標準，才能夠有利于我國第三方評估機構健康、長久地發展。
（三）推進相關技術運用與開發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相關科學技術的成熟與運用是一個行業或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助推器。在已有的實踐基礎上，還應該大力推進與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相關的技術開發與運用。例如智能輔助評估終端、評估數據和結果信息的網絡化管理等等，都是非常有助于提升評估效率和科學性的技術。
綜上所述，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在我國的實踐中依然還存在一些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總的發展趨勢是好的，是在不斷向前的。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也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效，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開始引入第三方評估的機制、開始重視第三方評估結果的作用、開始公開和反饋第三方評估的結果與數據。未來，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一定會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為深化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提升政府行政水平、建設服務型政府提供助力。
【參考文獻】
[1] 杜娟、杜義國、張微：“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研究現狀及未來展望”，《領導科學》，2019年06期。
[2] 徐雙敏、陳尉：“第三方評估政府績效的制度環境分析”，《學習與實踐》，2013年09期。
[3] 孟惠南：“第三方評估在我國政府績效評估中的應用”，《領導科學》，2012年23期。
第2篇: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主題，撰寫一篇小論文
摘要: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我國政府審計工作的改善，業績審計在政府監督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闡述了政府績效審計的現狀，深入分析了中國政府發展績效審計的必要性，揭示了當前政府績效審計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最后從審計觀念、審計監督制度、審計法律環境和預算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優化政府績效審計途徑的建議，為中國政府績效審計的高效合理運行和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政府業績審計審計監督優化路徑公共管理。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制度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對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效率和效果關注度也日益提高，為了加強政府責任，適應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要求，產生了政府業績評價。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政府審計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進入了新階段，現在以業績審計為政府審計的重要內容，成為政府審計的新發展趨勢。目前，我國政府績效審計尚不成熟，仍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諸多問題，如何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績效審計體系成為我國政府審計的關鍵。
一、政府績效審計的必要性。
(一)是建設廉潔透明服務型政府的需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了積極安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高效透明的服務型政府。如今，我國正處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政府公共財政支出成為社會焦點問題。政府績效考核的主要內容是對政府官員在任期間的工作情況和成果進行績效考核和財政資金運用的有效性和經濟性考核，政府績效考核的開展拓寬了考核監督的領域和范圍，加強了考核機構在行政監督中的作用，增強了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責任感，減少了腐敗事件的發生，進一步避免了大量經濟損失的發生，為建設高效透明的服務型政府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2)是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的需要。
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公共管理投入增加，但公共建設相關項目從立項到最終完成需要多部門多層次審查，項目實施時失去最佳實施時機，同時浪費大量人力物力，這些現象的出現強調政府機構工作管理效率低，人浮于事件。審計機構在對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進行績效審計過程中，對公共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配置效果等方面進行審查，有效管理和評價政府權力的使用，提高政府行政服務的工作效率水平。
(3)是保證政府職能發揮作用的需要。
近年來，中國財政支出呈現穩定增長態勢。但由于目前中國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不完善，財政支出表現相對較低。從近年來的開支來看，經濟建設和行政管理所用的地方財政金額差異較大，人員資金開支已成為主要部分。該支出嚴重限制了政府職能的正常履行，因此需要加強對政府財政資金的監管和分配。根據政府財政資源有限的基本國情，及時對財政監督財政開支，能夠有效控制各級政府部門公共資金開支，提升公共資金業績。
二、政府業績審計的現狀。
(1)審查范圍逐漸擴大。
21世紀初，政府有關機構及其下屬單位的業績審計提上日程。審計機構審計重點從以前被審計機構財務收支的客觀性和合法性轉變為被審計機構財務資源使用的有效性和經濟性。與此同時，2016年1-11月，國家審計機構完成了21334業績審計項目。其中，審計局完成113個，省級審計機構完成847個，地級審計機構完成6288個，縣級審計機構完成14086個。另外，各省市地方審計機構實施的績效審計項目數量占審計項目總數的31%。其中，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獨立計劃城市均超過這一平均水平。2017年1-11月，績效考核工作量約占考核總工作量的一半左右，比2016年同期增長10%。
(二)加強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來，審計局發布了多份文件，規劃了業績審計的發展方向，十三五國家審計工作的發展規劃提出進一步加大業績審計力度，始終貫穿審計工作，促進發展質量和利益的重大違紀違法問題的暴露和審查力度，促進廉政建設。與此同時，各省市也積極制定政府業績審計相關政策，2011年徐州市審計部門發布《徐州市審計機關政府投資項目業績審計操作指南》，規范徐州市業績審計工作，2012年浦東新區人民政府發布《關于印發浦東新區業績審計方法的通知》，對浦東新區政府部門業績審計提出了實施要求。
三、政府業績審計出現的問題。
(一)審計機構缺乏獨立性。
從我國政府行政結構來看，我國各地市審計機構屬于各地政府，受當地政府和上級審計機構的指導，受經費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影響，業績審計目標和具體任務的制定受當地政府的制約，阻礙審計作用確實有效地發揮，同時審計機構業績審計活動完成后，審計機構發行的審計報告由同級地方政府和上級審計機構審計，不利于審計工作報告的完整性和客觀性寶座，審計報告的真實性受到制約。另外，審計機構的組成人員審計機構本身只有提案的權利，其人員編制、人事選拔、任免、獎懲均由同級組織部和同級政府審查批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審計機構職能的正常發揮。
*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計劃辦公室:PPP模式支持正確扶貧績效評價研究(HB18GL058)。
(二)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的指導。
我國政府業績審計起步晚，審計工作的具體方法和程序尚不成熟，目前只有少量法律法規提到政府業績審計，政府業績審計工作開展的完整法律依據不足，現行《審計法實施條例》第二條指出，《審計機關依法獨立檢查被審計機關的會計證明書、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書及其他與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相關的資料和資產，監督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行為》，相關法律只進一步明確了該法律規定，但沒有列出具體的審計內容和我國政府的具體規定。在這種背景下，審計相關人員只能通過現有的知識儲存和現有的經驗來探索，審計人員的工作水平也不同，業績審計效果的正確客觀性增加了一定的風險。(3)審計團隊人才結構不合理。
完成政府業績審計需要多個專業審計師團隊。在此期間，中國審計機構主要從事傳統財務審計。審計師的知識結構比較簡單，工程技術、法律、宏觀經濟、對外貿易和計算機專家數量比較少。根據中國審計師知識結構的調查，會計和審計專家占所有審計師的71.8%。績效考核要求考核廣泛的經濟和管理活動的有效性，要求多樣化、創新的方法和多學科知識。有些審計師很難滿足高標準的績效審計。另外，審計員整體的數量也很少，難以適應大的任務量，水平越低的機構越明顯。
四、完善政府績效審計優化路徑。
(一)完善獨立監督體制。
一是要進一步加強垂直管理改革力度。不僅將地方審計機關正職的任免權接受省級機關，普通審計人員也由省審計廳管理，招聘、提拔、任免由地方審計機關提名，由省審計廳和省人社會局決定，二是地方審計機關經費由省財政廳統一保證，納入省財政預算。由此可以將人力資源和財務完全獨立于地方政府和財政部門，提高獨立性，使地方審計部門更有效地對地方政府領導進行審計監督，更有力地揭示和反映問題。
(二)健全相關法律制度。
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條款，我國政府業績審計推廣和拓展面臨一定的困難。我國立法機關應進一步完善我國政府業績審計相關法律制度。首先要完善審計報告的公開制度，通過將審計活動的各個階段以審計報告的形式向公眾展示。在完善審計報告制度的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媒體作為中介的作用，及時準確地將審計結果傳遞給社會公眾，擴大政府審計的影響力。其次，要不斷健全審計結果問責制度，加強審計結果的應用，實現審計報告的公開與審計結果問責的有效聯系。
(3)構建合理的評價標準體系。
隨著政府職能的逐步完善，經濟性和利益性也是政府業績審計應該關注的重要內容。在預算績效考核體系的基礎上，審計機構應積極探索績效考核考核標準，建立全國公認、適用、規范的體系，不斷修改、完善。業績評價體系應當包括預期的目標、決策過程、投入資源和能源、生產效益、對社會效益的影響等，評價指標應當堅持定量和定性的結合，定量指標主要指財務指標，定性指標的確定應以被審計項目的特點和被審計部門的管理特點為基礎。
(四)改善政府業績審計人員結構。
審計團隊人員的綜合素質和業務能力是政府業績審計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審計機構不僅要提高現有審計人員的綜合素質能力，還要不斷引進高水平的審計人才，尤其是專業型的審計人員。要提高審計機構的準入門檻，完善審計人員的準入制度，確保招聘人員在綜合素質和業務水平上能夠滿足政府業績審計的要求，確保審計隊伍中的人才能夠勝任其職責。此外，審計機構人員不僅要包括專業審計人員，還要在實際績效審計工作中招聘工科類、經濟管理類等其他專業人員，不斷優化審計人員結構。
全面優化我國政府業績審計可有效促進我國審計持續健康發展，有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但結合政府業績審計在我國起步晚、發展緩慢的現狀，如何更好地開發和引導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
參考文獻。
[1]齊興利，紹輝.中國政府業績審計發展途徑研究[J].審計和經濟研究，2007.2。
[2]周亞榮.中國政府業績審計理論研究與實踐現狀[J].審計與經濟研究，2008.2。
[3]宋夏云，我國政府業績審計師能力框架研究[J].會計研究，2013.4。
[4]曲明，中國政府績效審計評價標準體系框架構建[J].財經問題研究，2016.5。
[5]閔曉蕾.政府業績審計理論文獻綜述[J].財經論壇，2006.2。
第3篇: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主題，撰寫一篇小論文
摘要：以山東省950名青少年學生為調查對象，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與研究，結果發現，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均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顯著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關鍵詞：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心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
1問題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眾對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們會制定符合民眾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預期的政策結果[1]。青少年是未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和生力軍，他們的政府信任直接決定了我國政治生態和民主建設的發展與未來。學界關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現狀的研究，得出的結果不盡相同。有些研究表明，當代中國青少年政治信任的總體狀況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顯示，當代青少年政治認同度不高且呈工見非均衡狀態[4]。
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是山東省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在新舊動能轉換中，各級政府肩負著提供公共產品，支持科技創新，引導產業發展，健全社會保障等重要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關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主體方面的影響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別、年齡、家庭情況、人際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眾傳媒等;客體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務水平、公務員的素質、行政執行力等因素[5]。對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種競爭性理論解釋路徑，即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及心理機制的分析模型，見圖1。
什么因素影響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種解釋理論預測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對此，本文進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山東省4所中學和4所大學的950名青少年進行調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學生147人（15.5%），高二學生140人（14.7%），高三學生118人（12.4%），大一學生166人（17.5%），大二學生146人（15.4%），大三學生120人（12.6%），大四學生112人（11.8%）;生源地為農村的571人（60.1%），城鎮的為379人（39.9%）;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含預備黨員）的50人（5.3%），非黨員900人（94.7%）;學生干部97人（10.2%），非學生干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過對國內外大量文獻梳理，建構了包含五個因素的大學生政府信任初測問卷，分別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市級政府、縣區政府、鄉鎮<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徑（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政治參與路徑（制度性參與、非制度行參與）。對初測問卷數據實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終確定正式問卷包括以上4個維度，共19題。問卷中每個維度的信度檢驗結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問卷是穩定可信的。題項信度分析，見表1。
3調查結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
數據結果顯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維結構中，受訪學生各維度的題項均分在3.591-3.704，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量表得分為3.621，也處于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見表2.
青少年在“結果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維度平均值的大小順序為：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
為了分析和比較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以及政治參與路徑對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構建了四個多元統計分析模型，具體結果見表2。在控制變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結果顯示，性別、年級、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對青少年政府信任沒有統計上的影響，學生干部這一個變量卻具有顯著差異。三種理論解釋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見表3。
模型1關注理性選擇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除制度信任外，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均與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由此可以推斷理性選擇路徑對于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強大的預測作用。
模型2關注社會文化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人際信任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
模型3關注政治參與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政治參與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
模型4采用逐步回歸的方式，保留顯著影響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從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0.282+0.137+0.162=0.581），其次為社會文化路徑（0.149），最后為政治參與路徑（0.134）。由此可見三種解釋路徑都對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預測力。
4結論與建議
從表2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這與現在文獻研究結果較為一致。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社會背景下，各級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強校園軟硬件建設，熱愛學生、關注學生、善待學生，不斷提高辦學水平，讓青少年切切實實體會到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提高廣大青少年的學校滿意度。
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當前青少年學生的人際信任不容樂觀，研究發現我國大學生人際信任水平與年代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說明大學生人際信任正逐年降低[8]。從學校角度來講，應該通過多種形式加強青少年的“三觀”培養和教育，增加社會責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斷提高對學校、教師和同學的信任水平。
政治參與路徑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響。學校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選修課、專題講座、主題班會等形式，加強大學生政治主體觀教育，使大學生充分認識其政治權利和義務，增強大學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學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應該從學生全面發展的高度出發，開設政治實踐活動和政治技能訓練。積極推行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鼓勵學生參與學校管理，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積極與當地政府部門和團群組織協作，開展豐富多彩的政治實踐活動，豐富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經驗。
參考文獻：
[1]孔祥軍，華波，張洪濤.大學生政府信任度結構探索與問卷編制[J].高教學刊，2017（12）：29-30.
[2]馮巖.當代中國大學生政治信任研究[D].濟南大學，2015.
[3]齊杏發，都宇青.大學生政治信任狀況實證研究[J].江淮論壇，2012（3）：85-89.
[4]戴建波.當代大學生政治認同影響因素研究——基于湖北四所高校的調查分析[J].教育評論，2015（11）：85-89
[5]孔祥軍，華波，張洪濤.基于結構方程模型的大學生政府信任度影響因素[J].管理觀察，2018（2）：106-108.
[6]彭銘剛.青年中間階層政治信任及其影響因素的比較分析——基于廣州的實證調查[J].青年探索，2016（5）：15-24.
[7]孔祥軍，華波，張洪濤.當代大學生政府信任度現狀調查研究[J].科教導刊（中旬刊），2018（3）：186-188.
[8]辛自強，周正.大學生人際信任變遷的橫斷歷史研究[J].心理科學進展，2012，20（3）：344-353.
第4篇: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主題，撰寫一篇小論文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對政府的認可程度，是政府政策執行的基礎。汶川的地震災區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沒有隨著災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得到相應的提升，通過運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實證分析探究了人際信任、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績效、人際信任均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災區居民;政府信任;人際信任;政府績效
中圖分類號：D9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9.066
1問題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級特大地震給震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損失，我國政府在救災所表現出的強大動員能力、應急能力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尤其通過政府的各項震后恢復政策，使得汶川災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獲得歷史性機遇，基礎公共社會高水平重構，產業發展能力也持續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對于震前有較大幅度提高。
較高的政府信任度會有效降低政府運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會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執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更為顯著。政府信任作為公民對政府的主觀評價，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現有的研究中不乏對政府影響因素的探討，程倩認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質內涵，政府信任關系是公民對政府及其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相關要素、政策執行過程以及政策執行結果的心理預期。在二者的關系解釋上，政府高校的運作過程以及較好的績效水平可以帶來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兩者呈正相關關系（程倩，2011）。繆婷婷認為，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具體包括政府作為、政府績效以及新聞媒體的興起（繆婷婷，2016）。在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對居民的政府信任影響更為顯著。在突發事件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領導者的價值觀以及政府政策執行情況的影響，政府信任與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受災民眾的真誠關懷和激勵呈顯著正相關的影響（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汶川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十周年狀況調查”數據，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2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設
2.1人際信任
在文化主義視角下，人際信任會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高巍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民眾越容易相信他人，則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榮等學者研究發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度會產生顯著影響（胡榮，2007）。陳天祥構建了包括村內信任和社會信任的影響因素模型，驗證了民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陳天祥，2017）。人際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眾與政府的良性互動（劉人寧，2018）。人際信任變量作為文化路徑中重要的解釋變量，對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將其作為自變量的指標之一。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績效
制度主義路徑認為政府績效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績效涵蓋政治、經濟、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績效。許偉通過研究發現，政府績效變量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驗證了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楊培鴻（2007）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公共服務績效作為關鍵性的影響因素，對公民政府信任評價起著重要的作用。陳天祥在研究中國鄉鎮政府的政府信任情況時也將政府績效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陳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
3研究方法
3.1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數據來源于國家科技部中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同西南交通大學開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調查范圍包括四川省5市/州30縣/區共198個行政村/社區，共抽取了30個受災縣中的4950戶住戶，共完成家戶問卷3826份，完成個人問卷3751份。
3.2變量的操作化
因變量：政府信任變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關于政府信任被劃分為對中央政府、省政府、縣/市政府、鄉/鎮/街道四個層級政府的信任，選項分別為“完全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對四個信任度賦值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類推。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變量一：人際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對人際信任變量操作為題目——對“家人”、“住在你周圍的人”、“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醫生”、“法官”共8種不同類型群體信任情況，答案與測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據指標特征，提取出三個因子，分別為“權威信任”、“社會信任”、“鄰里信任”。
自變量二：政府績效。
本研究中關于政府績效感知被測量為居民對“貧困問題”、“貧富差距”、“失業情況”、“空氣污染”、“水污染”、“缺水問題”、“孩子上學不方便”的嚴重程度評價，答案包括“特別嚴重”、“比較嚴重”、“不太嚴重”、“不成問題”四個程度的測量，從“特別嚴重”至“不成問題”分別賦值為1-4。通過因子分析，提取3個公因子為“人民生活”、“環境保護”、“公共服務”。
4研究分析
4.1相關性分析
通過相關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際信任的三個維度與政府信任的相關顯著性均為0.000，小于0.05，均呈顯著性相關關系，表明民眾個人信任水平會顯著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其中權威人群信任維度的得分系數最高，為0.665。
居民對政府績效感知的三個維度與政府信任的Sig值均為0.000，小于0.05，表明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有顯著性相關關系。居民績效感知各維度與政府信任呈負相關關系，表明政府在這些方面存在問題的嚴重性越高，政府信任感越低，其中公共服務維度的得分系數最高。 4.2回歸分析
該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采取線性回歸方法進一步驗證各影響因素與政府信任的關系，建立了2個回歸模型，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模型1中檢驗的是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國，采用逐步回歸法，將人際信任的3個公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模型1的相關系數為0.678，調整后的R方為0.459。因此，最終建立的模型1包含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3個影響因素。通過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該模型回歸的顯著性水平均顯示P<0.05，表明回歸程度顯著，可以認為該模型有效。從回歸系數表可知，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616、0.161、0.085，均大于0，說明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檢驗中，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模型2檢驗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采用逐步回歸法，將績效感知的3個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制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三個維度的變量，建立模型2。根據模型2可知，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79、-0.118、-0.109，絕對值均大于0，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人民生活各方面問題的嚴重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政府績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檢驗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5研究結論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驗證各影響因素與因變量存在相關性的基礎上進行線性回歸分析，進而驗證了相關假設。具體結論如下：
（1）假設1得到驗證：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過分析發現，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正相關關系。人際信任包括權威信任、社會信任及鄰里信任。其中對權威群體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響政府信任最顯著的因素，人際信任對居民的政府信任產生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最低。
人際信任一直都被當作影響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過實證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如何通過提高居民的人際信任水平從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當前應該思考的問題。從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際信任中居民對警察、醫生、法官、村干部這類具有一定社會公信力的群體有著較高的信任水平，這與我國傳統的信任特征有關，人們對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當今社會中，這部分過去極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臨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這部分人群的服務能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人際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會信任，即對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釋。在人際關系越來越“冷漠”的今天，社會信任顯得尤為重要。近年出現的“扶不扶”、“小悅悅”等問題和事件極大的打擊了人們的信任感，使得人們對外界保持極高的警惕心，人們越發地變得更為“冷漠”。因此，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嚴厲打擊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
（2）假設2得到驗證：政府績效越好，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強。政府績效越差，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低。通過回歸分析發現，居民對政府績效的感知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本研究從政府在公共服務、環境保護、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績效成果來考察政府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三個維度中環境保護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最為顯著。
政府績效是政府行為的直觀體現，政府績效的好壞直接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績效是我國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關于災區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務、環境保護方面的績效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提高災區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績效，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
參考文獻
[1]程倩.論中國傳統社會習俗型政府信任關系[J].學習論壇，2011，27（04）：47-51.
[2]繆婷婷.政府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D].蘇州：蘇州大學，2016.
[3]王璐.突發事件中基層政府信任關系修復研究[Z].2017-04-04.
[4]高巍.當前中國居民政府信任的區域比較[D].濟南：山東大學，2015.
[5]胡榮.農民上訪與政治信任的流失[J].社會學研究，2007，（03）：39-55+243.
[6]陳天祥，周敏婷，鄭佳斯.中國鄉鎮政府的政治信任：影響因素及區域差異[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7，（01）：101-108.
[7]劉人寧.基層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D].哈爾濱：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2018.
[8]許偉.我國當代政府信任的比較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14.
[9]楊培鴻.重復建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一個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模型[J].經濟學，2006，5（2）：467-478.
[10]陳天祥，周敏婷，鄭佳斯.中國鄉鎮政府的政治信任：影響因素及區域差異[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7，（01）：101-108.
第5篇: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主題，撰寫一篇小論文
[摘要]自從新媒體迅速發展，我國網民規模大幅度擴大。文章運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調查的公開數據，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現狀以及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間，政府信任度呈現“央強地弱”的總體格局。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且對中央政府的影響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關鍵詞]新媒體;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響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政治生活與網絡媒介密切相關，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7.7%。可見，網民是民眾的一部分，網民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意愿，體現強大真實的民意。而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疇的兩個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測量上，人際信任屬于社會信任的領域。韋伯（1995）將其劃分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為基礎，也稱和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緣或裙帶關系為紐帶，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體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眾對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網民的政府信任度不僅能夠反映民眾政府信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展現著社會整體信任水平和國家政府信任的未來趨勢。諸多學者在關于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中，均一致認為人際信任特別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礎，普遍信任可以作為解釋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變量。且隨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網民獲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網民能從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時地了解官方媒體未能及時報道的事態發展與事實真相，可能更能客觀、理性地看待政府行為。因此，本文在借鑒前人關于人際信任與政治信任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運用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利用SPSS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以了解當前網民對政府信任的現狀以及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
1文獻回顧與述評
普遍信任是社會關系網絡中重要的社會資本組成要素之一，長期以來深受國內外學者重視，他們通過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對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得出不同的結論。尤斯拉納（2006）在研究中發現，政府部門之間信任水平會隨著人際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會隨之發生影響，導致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產生正向影響。而Stolle（1998）認為，普遍信任會對自己所屬的公共組織產生負向影響，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時，還有部分學者認為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如帕特南（2011）認為應該從理論上區分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關系。
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將普遍信任作為解釋變量、政府信任作為被解釋變量來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如謝治菊（2013）在基于江浙和貴州高校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普遍信任的增強對政府信任的提升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張海良、許偉（2015）在探討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會隨之產生正向影響。趙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例，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與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對地方政府的影響程度更大。
相較于大量學者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部分國外學者認為信任可以分為政府信任和社會信任，兩者是屬于不同范疇的概念，并將政府信任作為自變量，普遍信任作為因變量進行研究，得出了相應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對波蘭的實證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態勢的提高促進了公眾間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認為，政府信任是影響公眾信任他人的重要影響因素，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進公眾信任社會其他人。
關于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社會經濟、依法行政、社會治安狀況等政府績效發展良好會提高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政府信任度。（胡榮、胡康等，2011）從公眾的角度來說，公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展現了他們的互惠態度、社會網絡和人際信任的結果，政府關注公民的要求，對行政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公民的意愿得以表達，最終促進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從傳播的角度來看，媒體對政府形象的塑造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公眾更關注媒體，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會事件各種觀點，進而更能客觀、理性看待政府行為，相應地會表現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態度。此外，劉建平、周云（2017）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時，提出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會對政府信任產生影響。盧海陽、鄭逸芳等（2016）基于對我國16個城市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引入公共政策滿意度及對政府工作滿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現得更加顯著。
總的來說，前人對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存在爭議性，并未有統一的認識，并且國內外研究以理論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較少。從政府信任影響因素來看，其潛變量還有待深入探究，學者大多從人口學特征變量、政府績效論、社會資本論等潛變量來研究，可能疏漏了關于公眾對公共政策等滿意度的影響研究。并且，新媒體時代迅速發展，網民隊伍不斷擴大，媒體因素對政府信任程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國內外學者基于網民群體的檢驗較為缺乏。鑒于此，本文致力于通過CGSS2015調查數據深入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2數據來源與變量測定
2.1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通過在互聯網發布網絡問卷對中國網民開展網絡調查的公開數據。本文的研究對象選取18周歲以上的中國網民，經過樣本篩選，剔除含有信息嚴重缺失的樣本后，最終所得樣本容量為3730名，樣本人口學特征如表1所示。 2.2變量操作化
本文所采用的變量的名稱、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本文將政治信任劃分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選取問卷中的問題“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請問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們”加以測量，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于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且網民對中央政府比較信任比例最高，約占36.33%，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個百分比。可見，我國網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顯高于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這與謝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結構與群體性事件中認為我國公民“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趨勢相一致。
本文將普遍信任作為自變量，選取“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進行數據處理，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我國網民對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與“比較信任”之間，約為3.27。如表4所示，網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為“一般”，約占36.68%，其次為“比較信任”，約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認為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屬性因素對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盧海陽等（2016）在公共政策滿意度與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認為人口學特征、公共政策滿意度等方面對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響。羅龍真（2014）在基于CGSS2010對政府信任與社會信任關聯性實證研究中將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會公平感等作為控制變量，實證檢驗了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應。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鑒前人的研究，選取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人口學特征、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和時政關注頻率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模型中。
3網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對政府信任有正向影響，本文對網民的政府信任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學特征、民主政策滿意度以及普遍信任變量對網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統計結果見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響
模型1和模型2顯示，在控制人口學變量及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等控制變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負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影響系數分別為-0.694和-0.248。這表明，網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這與現有的相關的實證研究相抵觸，如張海良，許偉等基于數據CGSS2010對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關系的實證研究。由于研究群體的不同，選取控制變量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會有所不同。本文認為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負向影響的解釋是：本文選取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新媒體背景下，網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臺與他人交流，剛開始他們愿意選擇相信對方，由于網絡的虛擬世界存在很多動機不純或者帶有不良目的的行為，經過多起網絡交友失范事件報道后，最終使網民趨于培養理性的信任態度，讓政府信任度有較大的改變，由此對政府信任產生負向影響。
3.2人口學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系數分別為0.349和0.012。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這是我國“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體現;其次，無論在勞動力市場還是政治參與中，性別歧視是常見的現象，這種刻板印象會直接影響公眾對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長期以來女性便對政府產生較低額度的信任值。而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其他人口學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顯著。
3.3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模型2中，網民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對中央政府信任度未產生顯著影響，影響系數分別為1.675和0.530。第一，公眾在生活中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現出來，由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這與劉明明（2016）在對“社會信任對公眾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的結論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執行對公眾基本生活以及權益保障有著較大程度的影響，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還需地方政府的試點以及真正執行，加之公眾主觀幸福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最終主觀幸福感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更大。而民主政治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均未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產生顯著影響。
4結論與討論
通過數據調查結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信任狀況方面，我國網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為2.78，介于“一般”和“比較信任”之間，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于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呈現“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方面，普遍信任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對地方政府信任影響不顯著。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網民的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影響。其他控制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響均不顯著。
本文研究的創新點主要有：第一，選擇在新媒體背景下考察網民的普遍信任狀況，更具有針對性和新穎性。第二，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測量有無普遍信任協變量，其他潛在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研究結論證實了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度有促進作用，同時也證實了其他潛在變量對其影響程度的變化。第三，運用實證方法，為學術界關于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爭論提供新的理論依據。
本文尚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之處：一是本文研究數據樣本局限于中國網民群體，未來可以擴展到我國公眾，進而從更大的研究范圍得出的結論更具有適用性和全面性;二是對政府信任的回歸模型中可能還存在其他潛在變量，未來可以全方位深入探究關于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 [參考文獻]
[1][波蘭]埃里克·尤斯拉納，著，張敦敏譯.信任的道德基礎[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2]Stolle，D.BowlingTogether，BowlingAlone：TheDevelopmentofGeneralizedTrustinVoluntaryAssociations[J].PoliticalPsychology，1998（19）.
[3][美]羅伯特·帕特南著，劉波，祝乃娟，張孜異，等譯.獨自打保齡球——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4]謝治菊.大學生特殊信任、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成長之關聯研究——基于江浙和貴州高校的實證調查[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3（04）.
[5]張海良，許偉.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基于數據CGSS2010的實證分析[J].理論與改革，2015（01）.
[6]趙慧增，王思琦.研究生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關聯性實證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例[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1）.
[7]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種社會學理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5.
[8]RahnWM，BrehmJ，CarlsonN.Nationalelectionsasinstitutionsforgeneratingsocialcapital[J].CivicengagementinAmericandemocracy，1999：111-160.
[9]RothsteinB.Socialcapital，economicgrowthandqualityofgovernment：Thecausalmechanism[J].NewPoliticalEconomy，2003，8（1）：49-71.
[10]胡榮，胡康，溫瑩瑩.社會資本、政府績效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J].社會學研究，2011（01）.
[11]高勇.參與行為與政府信任的關系模式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4（05）.
[12]劉建平，周云.政府信任的概念、影響因素、變化機制與作用[J].廣東社會科學，2017（06）.
[13]盧海陽，鄭逸芳，黃靖洋.公共政策滿意度與中央政府信任——基于中國16個城市的實證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6（08）.
[14]謝星全.“央強地弱”政治信任結構與群體性事件[D].西南交通大學，2015.
[15]朱春奎，毛萬磊.政府信任的概念測量、影響因素與提升策略[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03）.
[16]羅龍真.政府信任與社會信任關聯性[D].暨南大學，2014.
[17]劉明明.社會信任對公眾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J].學習與實踐，2016（01）.
第6篇: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主題，撰寫一篇小論文
【摘 要】 本文圍繞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中的滲透展開探究，深入分析以人為本理念滲透政府績效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并從四個維度提出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中的滲透策略：提高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視程度;需要體現民眾的根本利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鼓勵群眾參與政府績效管理。
【關鍵詞】 以人為本;政府工作;政府績效;績效管理
一、以人為本理念滲透政府績效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我國已經開始認識到政府部門服務能力的重要性，并且采用了多種方式不斷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然而，在進行服務型轉變的過程中，也需要注重以人為本的理念。目前，很多政府部門在應用以人為本理念的過程中，依然存在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思想認識方面存在不足
為了更好地在政府績效管理過程中應用以人為本的理念，需要對相關理念有著深入認識，充分挖掘以人為本理念的內涵。但是，目前很多政府部門對以人為本理念的思想認識還存在不足：首先，很多政府部門依然沒有認識到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的重要性，認為績效管理體系無法取得應有的效果，而且還浪費人力物力，對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并無益處。其次，我國受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官僚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影響嚴重，導致很多政府部門并沒有重視以人為本理念，在進行政府部門辦公的過程中，依然采取高高在上的態度，導致民眾投訴政府部門工作態度的事件頻繁發生。最后，很多政府部門在進行績效管理的過程中，過分地重視自身的利益，如果以人為本理念沒有觸及到政府工作人員的利益，那么工作人員并不重視以人為本理念的普及和應用，從而導致政府績效管理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瓶頸。
2、政府績效管理無法體現人文關懷
目前，雖然很多政府部門為了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在進行績效管理過程中，將以人為本的理念應用其中，但是卻僅僅停留在表面，沒有更好地體現人文關懷。主要表現在：第一，很多政府部門為了更好地應用以人為本理念進行績效管理，在對政府部門工作人員進行績效考核時，往往利用不公平的手段強制要求民眾對其工作水平進行認可，導致考核數據不準確，考核不公正的現象發生，無法更好地體現績效考核的公平、公正、公開理念。第二，很多政府部門將績效管理流于表面，雖然對工作人員進行績效考核，但是考核的結果基本上都是內定的，因此無法更好地提高工作人員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無法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
3、加重政府或民眾的負擔
在政府績效考核的過程中加入以人為本的理念，如果應用不合理很可能會造成政府或者民眾負擔的情況出現：第一，目前，我國很多政府部門都是非營利性的組織，政府本身在推動績效管理或者以人為本理念落實的過程中動力不足，如果強制使用以人為本理念，可能會加重政府工作的負擔;第二，如果政府部門加重負擔，那么很可能將這部分負擔轉嫁到普通民眾的身上，導致民眾使用政府工作的成本增高，也不利于普及以人為本理念應用到政府績效的管理工作中。
二、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中的滲透策略
綜上，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滲透過程中依然存在很多問題。因此，本文在分析了這些問題成因的基礎上，進而提出相應的完善策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提高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視程度
以人為本理念能夠更好地提高政府績效管理效果，所以必須要提高政府部門對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視程度：首先，需要對政府相關部門人員進行思想教育，使其充分認識到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要性，學習以人為本理念的深刻含義，更好地將其應用到政府部門的工作中，從而提高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更好地為民眾提供相關服務;其次，政府績效機制不僅僅關系到政府部門的未來發展，而且也對民眾的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必須要充分落實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的重要程度，從而更好地樹立政府部門“正直、廉潔、公正”的形象。
2、需要體現民眾的根本利益
以人為本理念應用到政府績效管理中，不僅需要保持績效考核的公正性，而且還需要體現民眾的根本利益，可以參考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府部門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部門，因此必須要重視人民群眾的利益，所以在為人民群眾提供服務的同時，需要重視群眾的意見，因此需要建立政府績效的反饋機制，使人民群眾參與到政府績效的考核過程中，接受群眾對政府服務的監督和反饋;第二，政府需要改變以往的官僚主義思想，充分認識到群眾的位置，堅定政府部門的服務地位，切實維護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3、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以人為本理念應用到政府績效管理的部門中，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第一，確保政府績效管理的公平公正，從而能夠對政府部門相關人員的工作內容進行科學合理地評價，對其長處進行表揚，對其不足予以指正，從而能夠更好地促進政府部門人員工作能力和服務能力的提高;第二，政府績效管理人員應該認識到，采用績效管理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為群眾服務，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提高政府人員的服務水平，避免因為績效考核損害到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切忌過度損害工作人員的相關利益。
4、鼓勵群眾參與政府績效管理
人民群眾是政府的服務對象，因此有權利也有責任對政府部門的服務效果進行評價，所以為了更好地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需要鼓勵群眾參與政府績效管理：第一，當群眾去政府部門中進行事務辦理時，可以對服務人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進行評價，從而能夠更好地從群眾角度了解到政府部門的工作程度，真正了解群眾關心的內容;第二，建立群眾意見反饋渠道，當群眾在辦理事務時，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或者是覺得不合理的地方，可以通過特定渠道進行反饋，政府部門需要積極歸納群眾的意見，對合理的意見進行采納，從而能夠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僅看到了目前政府績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類突出問題，更意識到了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工作中滲透的重要意義。為了更好地打造服務型政府部門，我們需要對政府相關人員的工作進行評價和管理，并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使得評價的結果公平、公正、合理，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門的工作成效。與此同時，作者也希望借助本課題的研究，在社會上引起人們對政府績效管理工作創新改革的深刻關注，促使更多的社會專家、學者廣泛的參與到本課題的研究中來，有效推動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促使政府績效管理工作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 盧佳妮，姚丹.淺析政府績效評估的以人為本價值取向[J].理論界，2011（03）27-28.
[2] 李彥婭，何植民.基于科學發展觀的地方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構建研究[J].人才資源開發，2007（06）9-10.
[3] 何植民，李彥婭.以人為本：新時期我國地方政府績效評估的核心價值取向[J].理論前沿，2006（01）28-30.
[4] 孔祥利，盛明科.論政府績效管理中的人本模式構建[J].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03（03）41-44.
[5] 湯瑾瑜.科學發展觀視域下地方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研究[J].淮陰工學院學報，2011.20（03）7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