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是一系列主觀認知經驗的總稱，是人們對客觀事物的態度經驗和相應的行為反應。人們普遍認為，情感是一種以個體的愿望和需要為中介的心理活動。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決策中的情緒 情緒對決策的影響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第一篇: 決策中的情緒 情緒對決策的影響
近幾十年來,情感科學的一場革命出現了,它在決策領域中引發了從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情緒在決策中存在重要作用的巨大轉變。決策可以被視為一種通道,通過這種通道,情緒引導個體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嘗試避免消極情緒(如內疚、后悔等)和增加積極情緒(如驕傲、快樂等)。不過,決策有時還會成為增加負面情緒和減少積極情緒的通道,這種通道往往同心理障礙、精神疾病有關。無論決策是否具有適應性,一旦決策結果成為現實,主體通常就會感受到新的情緒。研究表明,情緒是一種強有力的、普遍的、有時是有害有時是有利的決策驅動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情緒和決策是齊頭并進的。
情緒助于決策
許多學者將情緒概念化為信息系統,即通過提供與他者有關的動機和傾向的信息,幫助人們駕馭和協調彼此之間的社會互動,從而創造和維持健康與富有成效的社會關系。從這一視角出發,情緒是社會性的,對其適應性效用的完整解釋需要了解它們對互動伙伴的相互影響。比如,有時人們會單純地給予他者幫助,而不期望獲得收益,并從給予幫助的過程中獲得幸福感。
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RobertH.Frank)認為,情緒的交際功能在幫助人們解決由混合動機引發的合作問題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主體是否決定同他者建立合作或競爭關系策略,取決于主體對他者意圖的感知與信念,而這些信息通常從他者的情緒中推斷而來。這種方法在混合動機情境的研究中尤為明顯(如合作談判)。相關研究人員的結論是,情緒在人際決策中至少有三個作用:1.幫助主體理解彼此的情感、信念和意圖;2.激勵或強加他者行為的成本;3.喚起他者的互補、互惠或共享情緒。
相關研究發現,主體似乎會通過他者的情感表現推斷他者的評價以及心理狀態。如表達憤怒有時會促使談判合作伙伴做出讓步,并提出更多的合作策略,這是因為憤怒意味著主體對合作策略調整的渴望。而溝通感恩有時會引起他者的慷慨行為。不相關的哀求情緒(如失望、擔憂等)與類似的緩和情緒(如內疚、遺憾等)相比,前者通常會引起合作談判者更多的讓步。與憤怒相比,失望也會引發更多的合作,如在“金錢博弈游戲”中,兩個參與者同時決定對另一個參與者給予多少錢或為自己保留多少錢。該程序在14個trials中重復進行,隨著給予的金錢加倍,參與者在認識到互惠措施失敗之后,表現出失望的情緒能夠促進更大的合作,而表達出憤怒的情緒則會使得沖突升級。
當決策者試圖將與合作伙伴的情感交流作為決策信息的來源時,雖然情緒可以通過傳達關于情緒者意圖的信息影響他者的行為,但是他者也可以根據其在情境情緒中喚起的相應或互補的情緒狀態改變決策和行為,而增加影響他者決策的情緒交流則提高了情緒表達的可能性。雖然,有些研究表明,高情商主體應該能夠更好引出合作伙伴中所需要的情緒,因此,在與合作伙伴決策中,主體可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使用這些技能來實現預期的結果;但是,這樣的重復研究產生了不同的結果:盡管這些情感策略可以促成更大讓步,但是因為主體的要求增加、信任度降低而被認為是虛假情緒流露(即刻意營造情緒)。在這種情況下,故意進行情緒表達的合作關系成功與否,可能成為未來經濟學研究的某個方向。
情緒影響決策
除了由于判斷或決策引發的情緒(決策誘發的情緒),決策前情緒也會影響決策,而這種決策前情緒的影響可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比如,對風險決策的潛在結果感到焦慮的主體,可能會采用可能更安全而非可能利益更大的決策。如有些人可能會害怕坐飛機并決定駕車前往目的地,即使他們知道駕車發生事故并導致死亡的概率遠高于飛行相同里程數的死亡概率,但還是會堅持駕車前往目的地。在一項研究中,參與者首先閱讀可以誘發積極或消極情緒的報紙故事,然后估計各種潛在死因(如心臟病等)的死亡頻率。同閱讀積極故事的參與者相比,閱讀消極報道的參與者對死亡率提出了悲觀估計。并且,情緒對判斷的影響并不取決于故事內容與后續判斷內容之間的相似性,而情緒本身通常會影響所有決策。
同樣,美國心理學家諾伯特(SchwarzNorbert)及其同事在一系列研究中發現,環境、天氣會影響人們自我報告的生活滿意度,這一系列的探討為研究宏觀現象(如天氣、大型體育賽事結果等)和個人行為關系的跨學科研究奠定了基礎。根據他們的研究,人們發現在陽光明媚的日子里有更大的幸福感和滿足感。經濟學家發現,某一天的日照量與26個國家的股市表現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以及當一個國家的足球隊在世界杯中被淘汰時,當日的股市收益率很大概率會下降。
不同情緒存在不同影響
情緒—決策的評價傾向框架理論(Appraisal-TendencyFramework,ATF)預測,一旦某種情緒被激活,情緒可以觸發相應的認知傾向,以根據觸發情緒的中心評估維度評估未來事件。而一項研究質疑這種基于效價的決策觀點,積極情緒的主體通常會做出積極的判斷,消極情緒的主體通常會做出消極的判斷,但是,不同的消極情緒(如悲傷和憤怒)都具有負性效價,但對決策判斷有不同影響。恐懼性格的主體對未來事件通常做出悲觀的判斷(與ATF預測一致),但是,憤怒性格的人們對未來事件通常持樂觀態度。
憤怒在確定性、控制性和他人責任感維度上得分很高,而在愉悅程度上則很低。這些特征表明,憤怒的主體會將負面事件視為可預測的、由其他者引起并在他者控制之中。相反,恐懼涉及低確定性和低控制感,這可能會產生不可預測和由情境決定的負面事件的感知。評估傾向的這些差異與風險認知特別相關:恐懼的人往往會看到更大的風險,而憤怒的人往往會看到更小的風險。在一項對行動傾向的調查中,荷蘭心理學家弗里達(NicoH.Frijda)及其同事于1989年發現,憤怒與通過打架、傷害或征服等方式來改變局勢或對抗另一個人或障礙的愿望有關。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戰斗的準備不僅在經驗上而且在生理上都體現出來。例如,憤怒與接近動機的神經激活特征相關,有時伴隨著外周生理學的變化,這可能使人們準備戰斗,例如手部的血流量增加。
驕傲和驚訝的評估維度的差異表明對責任歸因的不同影響。具體而言,驕傲在他人責任感維度上的得分低于驚訝,而驚訝在確定性上得分低。這些差異表明,驕傲會產生一種評價傾向,即將有利事件歸因于自己的努力;而驚訝則會產生一種評價傾向,即將有利事件視為不可預測且不受自己控制。這些差異可能與歸因判斷有關,驕傲增加了關于自己對積極事件的責任的看法,并且驚訝增加了關于他者對積極事件的責任的看法,即使判斷與驕傲或驚訝的來源無關。
許多研究表明,積極情緒狀態的主體更多受到啟發式線索的影響,消極情緒狀態的主體則反之。如果情緒在需要額外注意的情況下通過發出信號而起到適應性作用,那么消極情緒發出的通常是威脅信號,從而增加主體的警惕性;積極情緒發出的通常是安全的環境信號,并且主體能夠對更多的啟發式線索進行處理。
不論是決策中產生的情緒還是決策前情緒,情緒對我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人際關系、創造力以及經濟與政治決策存在各種影響。美國管理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HerbertA.Simon)于1987年提出,情緒和決策共同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情緒—決策應是21世紀的一個重要命題。雖然情緒—決策理論剛剛起步,但是這一新興領域正在散發蓬勃的生命力,吸引著我們不斷豐富和完善它。
第二篇: 決策中的情緒 情緒對決策的影響
摘要決策通常發生在直接導致利益或者損失的不確定情景中。體細胞標記假說是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者提出的解釋不確定情景中如何做出選擇的全新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不確定情景中的決策是在情緒的輔助下產生的。個體在損失選項或者收益選項上所體驗到的情緒不同，身體就會產生不同的信號標記相應的選項。這些信號在接下來的決策過程中會自動幫助個體縮小問題空間、作出有利決策。
關鍵詞情緒決策腹內側前額葉體細胞標記假說
中圖分類號：B842文獻標識碼：A
TheRoleofEmotionsinDecision
LIXiuli
(InstituteofEducationSciencesofQiongzhouCollege,Sanya,Hainan572022)
AbstractDecisionusuallyoccursinasceneofuncertaintyorlossofinterest.Somaticmarkerhypothesistheoryholdsthatthedecisioninuncertainsituationsisassistedinthemoodgenerated.Thebodywillproducedifferentsignalmarktheappropriateoptionaccorddingtodifferentthelossorgainofindividualoptionsontheoptiontoexperiencedifferentemotions.Thesesignalswillautomaticallyreducetheproblemspacetomakeafavorabledecisiontohelptheindividual.
Keywordsemotion;decision;ventralmedialprefrontalcortex;somaticmarkerhypothesis
決策是指為了實現某一特定目標，借助于一定的科學手段和方法，從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可行方案中選擇一個最優方案，并組織實施的全部過程。它是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從20世紀70、8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們開始把目光投向決策過程中的心理因素上。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論”就在自己的決策模型中納入了四個因素：一是收益因素；二是概率因素；三是問題表述的語境；四是人對前三個因素的內部加工。他們憑借著心理學的研究視角獲得了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更讓人驚喜的是，進入90年代，決策的研究也慢慢滲透進神經科學研究領域。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正在運用各種生物技術挖掘人們作出正確或者錯誤決策時神經系統的加工過程。這一努力正在同傳統行為經濟學結合在一起，表明人類的決策不僅僅包括外顯的理性計算和預期效用推理過程，而且包括內隱的非理性的情緒作用過程。
神經科學領域對決策的研究始于Damasio對腹內側前額葉皮質(ventromedialprefrontalcortex,VMPFC)損傷患者的觀察。Damasio發現此類腦損傷患者在現實生活中傾向于追求冒險，從而給自身利益帶來有極大損害，比如經濟損失或者人際關系損失。他們幾乎不能從先前的錯誤決策中吸取教訓，雖然他們有著正常的甚至超越正常的問題解決能力、注意力、工作記憶或者長時記憶能力、言語理解和表達能力。與此同時，腹內側前額葉損傷患者還有個顯著的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在情緒體驗和情緒表達方面都某種程度上受到損害。這一發現使得Damasio作出如下假設：腹內側前額葉皮質損傷患者的決策失敗是由于情緒體驗和表達功能受損，從而導致他們不能夠利用身體產生的基于情緒的偏好信號來引導決策時評價不同的反應選項，特別是這些反應選項涉及到不確定的獎勵、懲罰時。為了驗證這一假設，研究者設計了一個模擬現實生活中決策情景的任務：愛荷華賭博任務。愛荷華賭博任務包括四副背面看起來一樣的紙牌，其中兩副是即時獎勵數量小、懲罰數量也較小的有利紙牌，持續從這兩副中選擇紙牌就帶來凈收益；另兩副是即時獎勵數量大、懲罰數量更大的不利紙牌，持續從這兩副中選擇紙牌就帶來凈損失。兩副有利紙牌的即時獎勵數量相同，兩副不利紙牌的即時獎勵數量也相同，兩副有利紙牌或者不利紙牌的最終懲罰數量也相同，差別在于紙牌的單次懲罰數量和頻率不同。Bechara等人用愛荷華賭博任務對VMPFC腦區損傷患者和正常個體進行了多項對比研究，結果發現：多數正常個體在任務開始時隨機從四副紙牌中進行選擇，但在接受了不利紙牌的大懲罰以后，他們傾向于越來越多地從兩副有利紙牌中進行選擇而回避不利紙牌；相反地，VMPFC腦區損傷患者則持續地從即時獎勵數量很大、懲罰更大的不利紙牌中進行選擇，對不利選擇帶來的負面結果并不敏感。但是這一研究結果如何說明情緒在決策中的作用呢？原來，Bechara等人在研究中還測量了個體的皮膚電導指數（skin-conductanceresponse,SCR），一種測量情緒喚醒水平的指標。在系列研究之后，研究者發現正常個體在選擇不利紙牌之前比選擇有利紙牌前會產生更高的預期SCR，在選擇紙牌之后遇到獎勵或懲罰時會產生選后SCR。相反地，腹內側前額葉損傷患者始終沒有產生紙牌選擇前的SCR，但他們在選擇紙牌之后遇到獎勵或懲罰時會產生選后SCR。更進一步的研究表明，與情緒體驗有關的其他腦區損傷的患者同腹內側前額葉損傷患者在愛荷華賭博任務中表現極為相似，例如，杏仁核損傷患者。這些患者在愛荷華賭博任務中同樣地持續選擇不利紙牌，而且他們在選擇不利紙牌之前也并無預期SCR的產生。但與腹內側前額葉損傷患者不同的是，杏仁核損傷患者并無選后SCR的產生。這一區別表明腹內側前額葉和杏仁核在情緒產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腹內側前額葉與情緒對獎勵和懲罰的預期作用直接相關，而杏仁核則主要與獎勵和懲罰后的情緒體驗直接相關。
Damasio等人提出了體細胞標記假說（somaticmarkerhypothesisSMH）來解釋這一研究結果。簡單來說，體細胞標記假說的主要內容是：推理是受到支配情緒的神經中樞發出的偏好信號的影響的。Damasio認為情緒是對特定情景中在大腦和身體的不同水平上發生的一系列復雜變化的表征和調節。當個體做決策時，來自外圍系統的原始偏好信號（即體細胞標記）就標記了我們對反應項的情緒反應，接下來對于需要作出反應的相同項目就會產生前面那種特定的情緒反應和身體狀態，包括來自內臟、身體內部環境、骨骼和平滑肌的感覺。這些原始偏好信號既是它所表征的情緒反應的標識符也是維持工作記憶和注意力的信號。在復雜和不確定的情景中，這些標記信號通過對反應項做情緒標記來幫助個體縮小推理空間。由此，決策可以被看作是高級推理和標記信號的結合體。高級推理讓決策者對反應選項進行邏輯上的利弊分析，而標記信號則使得利弊分析難以進行的復雜情景變得簡單可行。Damasio認為VMPFC腦區和其他腦區域（包括杏仁核、下丘腦、腦干網狀結構在內）的損傷導致了個體的決策成績差，其中VMPFC部分被認為是核心區域，它能夠把實際的或者預期的生理調節狀態表征和潛在的反應整合在一起，所以對于體細胞標記的產生是至關重要的。這個腦區損傷的結果就是被試只能用邏輯分析來決策，而不能夠運用過去的情感經歷來引導有利決策而遠離不利決策，這種不利的決策可能被擁有體細胞標記的正常個體很快剔除掉。研究者認為這種腦損傷的特征就是：對將來的“近視”，即個體不能在前面的經歷的基礎上預期獎勵和懲罰。Damasio認為VMPFC腦區損傷的患者的決策失敗就是因為他們的體細胞標記系統不能夠被再激活，所以就不能夠利用身體產生的情感偏好信號來評估不同的反應選項。患者在決策的時候只能夠基于邏輯的利弊分析而不能利用以往的情感體驗來引導他們遠離不利的選擇。而在有些不確定的決策情景中，這種單純的利弊分析可能直接導致決策的失敗。比如，在愛荷華賭博任務中，正常被試在接受到不利紙牌中的大懲罰以后就對不利紙牌產生了較高的預期SCR，所以在選擇到第30次左右即使沒有外顯的意識知識來引導，正常個體還是能夠在體細胞標記的引導下回避不利紙牌。相反地，由于任務的高度復雜性和沒有預期SCR的引導，VMPFC腦區損傷患者不斷地選擇不利紙牌。
SMH理論為在復雜和不確定的情景下情緒如何引導個體成功地作出決策提出了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模型。但是，圍繞此模型依然有很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如果是體細胞標記信號引導決策，那為什么有些正常個體有預期SCR的產生而其愛荷華賭博任務成績同患者一樣差？Bechara等人早在2001和2002年的研究中就發現：正常成人中有高達33%-37%的個體在愛荷華賭博任務中的成績表現幾乎同腹內側前額葉損傷的患者一樣。而Glicksohn等人(2006)發現大約46%的大學生被試不能很好地通過愛荷華賭博任務。這些研究可能不能完全推翻體細胞標記假說，但至少增加了解釋愛荷華賭博任務的難度。如果一個任務不能夠區分出患者被試組和正常個體組的差異，那么這說明的是實驗組的確存在缺陷還是正常控制組的選擇上存在著偏差？正常個體的成績多樣性說明愛荷華賭博任務成績應當同一定的客觀標準相對照，比如，從有利紙牌中選擇的數目應該遠高于幾率水平。另外，正常個體的差的任務成績讓人們對此任務范式的生態效度質疑。如果一組健康個體的愛荷華賭博任務成績很差，但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決策中表現很好，那么就很難說清楚此范式在多大程度上測量了同日常決策相關的心理機制。由此可見，在未來研究中，體細胞標記假說還需要尋找更多的支持證據。
參考文獻
[1]KahnemanD,TverskyA.Prospecttheory.Econometrica,1979,47:263-292.
[2]Glicksohn,J.,Naor-Ziv,R.,&Leshem,R.Impulsivedecision-making:LearingtogamblewiselyCognition,2006.
第三篇: 決策中的情緒 情緒對決策的影響
1引言
情緒是指人對認知內容的特殊態度，是以個體的愿望和需要為中介的一種心理活動。一直以來，對于情緒在人們決策時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者都未達成共識，很多研究者認為情緒會妨礙理性決策過程，將對其產生負面影響，他們較少將情緒作為影響決策的獨立元素進行研究。但在Agerstrom等人對認知與情緒的關系研究中發現情緒在人們面對兩難問題時會直接影響他們的推理。相比于消極的情緒，積極的情緒在人們做推理任務時更容易進行啟發式加工。情緒究竟在人們決策中起到怎樣的作用?它的影響機制又是怎樣的?本文將從決策中情緒的神經機制、情緒種類、理論模型等方面介紹情緒在決策中所起的作用。
2決策過程情緒的神經機制
決策是一個多模感覺輸入的過程，包括對過去經歷的情緒反應和對未來的預期，被整合后作出最合適的決定。研究者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正電子發射斷層顯像(PET)從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簡單的雙重選擇的神經基礎到人類決策的復雜分析得出了基本結構，該結構是由復雜的、相互連接的網絡構成。其中關系到決策的主要腦區域包括:位于前額腦區底部和腹內側前額皮層的前額葉皮質，主要是獲得刺激、進行評估、反復學習、進行與決策相關的信息操作、工作記憶功能、不確定性下的決策。位于前顳葉背內側部，海馬體和側腦室下角頂端稍前處的杏仁核，主要是認知沖突加工、獎懲識別、情感知覺(通過面部識別)。包括尾狀核、殼核、蒼白球、丘腦底核、黑質和紅核的基底神經節，主要負責決策加工中的獎懲、成癮及決策中的強化學習。所有的前額葉皮質是相互連接的，在決策加工時起著重要作用，決策時這些皮質區域交互作用，產生最簡單的決策過程。
Sanfey等采用fMRI記錄最后通碟游戲來研究參與經濟決策的認知過程和情緒過程的神經機制。研究發現，當游戲者對公平提議與不公平提議做出反應時，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引發了與情緒和認知相關的大腦活動，而且拒絕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會引起前腦島活動顯著提高，從而證明情緒可能是直接來自決策本身的反應。
通過兩個fMRI研究，Greene等人發現在被試面臨道德困境時，與情緒有關的大腦區域會出現明顯的激活。他們使用了經典的電車和人行天橋困境。在電車困境，一個失控的電車會殺死5個人，但人可以觸及切換到另一個只會殺死1個人的軌道的開關。與天橋難題相似，大多數人認為不能為了只救那5個人而犧牲1個無辜的人。研究者認為在判斷一個實際上是推動他們死亡的人來說這是情緒推動行為而不是簡單的觸及開關。也就是說某些情況下情緒處理的差異導致了道德判斷的差異，在做判斷時與情緒相關的大腦區域將更加活躍。
3情緒種類
3.1積極與消極情緒
Gaudine和Thorne將Kilne等對兒童決策的研究應用到成人決策中發現情緒狀態和與任務相關的情緒會直接影響一個人的注意，對其做決策產生影響。Connelly等人以189名大學生為被試，研究了積極與消極情緒在道德選擇中的作用。研究發現在做決策時積極情緒比消極情緒與決策的聯系更為緊密。Valdesolo和DeSteno研究了情緒狀態對個體道德判斷的影響情況。在其研究中選擇79名被試，分實驗組和控制組，對實驗組使用積極和中性的情緒刺激，積極情緒影響是通過五分鐘的喜劇視頻引起，中性的情緒則是播放五分鐘的旅行紀錄片。在人行橋的困境中，延續電車困境，通過把1個人推下人行橋來阻比失控的電車殺死5個人，1個人可以拯救5個人的生命。許多人認為把一個人推下去是錯誤的，盡管這樣可以救活其他5人。結果發現受積極情緒影響的比受中性情緒影響的更容易選擇把人推下橋(25%VS8%)。相同實驗的控制組則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3.2偶然的'與任務相關的情緒
偶然的情緒是與當前任務不相關，源于偶然的或與目前任務無關的認知。與任務相關的情緒是與目前的任務或正在處理的問題有著固有聯系的。偶然的情緒狀態會慢慢消失，但會影響個體處理后續壓力情境中做的決策。先前的文獻得出偶然的情緒影響對后續事件的判斷和選擇，這些情境與產生偶然情緒無關。偶然情緒會影響決策。如果一個人處在一個偶然情緒狀態同時又是一個道德決策的情況下，其決策過程可能受情緒的影響，換言之出現的偶然情緒會影響個體的道德判斷和意圖。Bechara認為情緒在人類決策時扮演著重要角色，偶然的情緒與當前的狀態相互作用，通過調節情緒的方式影響著我們當前的知覺和選擇。如在醉駕時會喚醒個體對可能出現的結果的恐懼，為了安全面選擇放棄此活動。然而在醉駕時若與人發生激烈口角，產生憤怒情緒則可能會超過對預期的恐懼而選擇可能導致風險的情況。
一直以來情緒被認為是扭曲邏輯推理而不是推動。有研究者認為它甚至是扭曲邏輯推理的催化劑。Blumenthal指出指向任務的情緒往往是比較穩定的，而偶然的情緒則是瞬態的。在道德判斷中情緒的影響無法通過數據得到完全的描述，所以很多研究結果都是模棱兩可的。在Blumenthal的一個實驗中，他用20分鐘的視頻去誘導不同情緒，可能是由于誘導的是偶然情緒而不是與任務相關的情緒，所以其結果不具有統計學意義。Garg認為如果任務需要決策者付出額外的認知努力，那么將產生大量的消極情緒。這導致個體較少會選擇難以評估的選項，會推遲作出決定或選擇一個更為熟悉的選項。
3.3特殊的情緒(憤怒、悲傷、內疚)
先前的大部分的情緒研究集中在基于效價的方法而忽略特定的情緒。最近，許多研究人員不僅僅在效價的基礎上進行簡單的積極與消極情緒的劃分，而是開始關注特殊的情緒，如憤怒、恐懼、悲傷、仄惡等。Connelly等人認為在涉及人際關系的有關倫理情境中，憤怒、恐懼等情緒與道德決策聯系最為緊密，效價相同的不同情緒對決策會產生不同的影響。DeSteno等人發現悲傷和憤怒這兩種不同的情緒會對個體未來評估悲傷和憤怒事件的發生產生不同的影響。Tiedens等人通過實驗發現不同的情緒會對信息處理產生不同影響。
還有一種研究者關注最多的情緒就是內疚，它是一種外在行為和內在心理準則產生矛盾不協調的情緒。Steenhaut等人發現在消費者能從商家那里得到好處的情況下內疚成為了一種重要的情感。通過強調個體違反了標準造成的結果來增強內疚感會減少消費者從商家那里受益的可能性。另一項Kim的研究以大學生為被試，結果發現內疚在灰市商品購買中對購買意圖產生負面影響。內疚會顯著影響與灰市產品、非法產品相關的道德判斷的形成。道德判斷調解內疚對購買意圖的影響，而不是直接影響意圖。
4理論模型
4.1評價傾向理論
Smith提出了評價傾向理論，該理論以情緒的認知評價理論和功能理論為基礎，認為每一特定的具體情緒都由許多認知評價維度構成，但各具體情緒是由不同的認知評價維度占主導，形成特定的評價，而形成的特定評價具有動機的屬性，形成特定的評價傾向。他們認為構成情緒的認知評價維度很多，但起主導作用的只有6個，分別是:注意活動指個體是否關注;確定性是對未來事件可否預測的程度;預測努力指需要付出生理或心理上的努力程度;愉悅感是個體感到積極或消極的程度;責任指他人或自身對事件負責的程度。6個維度的不同評價組合成了不同的情緒，評價的差異性導致情緒的差異。例如憤怒是高確定性、他人對負性事件的評價。而恐懼是低確定性，缺乏個體控制和高預測努力。根據該理論，憤怒和恐懼的評價傾向基礎不同，這導致對信息加工、決策和選擇的影響不同，使得憤怒和恐懼這些偶發性情緒對于道德意圖和判斷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類似的積極情緒如高興和希望對道德意圖和判斷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4.2道德決策模型
Gaudine提出了一個新的道德決策模型，它將情緒涵蓋其中。模型提出了兩個維度，情緒喚醒和感覺狀態，作為影響決策的獨立因素，喚醒是感覺狀態的強度等級，感覺狀態本身是從積極的(愉快)到消極的(恐懼)。遺憾的是他們的模型缺少對情緒維度的明確描述，該情緒影響源自道德感受性和道德行為知覺的決策加工。他們進一步指出情緒并不是與理性決策加工相對立，情緒感受的強度是不同的。心境與情緒不同，它沒有那么強烈，對于環境來說并不特殊，心境更傾向于偶然的情緒。他們沒能解決是否情緒先于認知或遲于認知的問題，甚至它可能是單純情緒的一部分。然而他們認為一些決策可能是純情緒的結果，一些是純認知的結果，一些是認知一情緒決策加工的結果。
5研究展望
綜上所述，情緒在人們決策時扮演著重要角色，它通過與環境、社會因素相互作用來影響人們的決策。作為一個新的研究熱點，今后的研究可以擴展到更多領域。
5.1自然條件下決策的情緒研究
人們的決策很多是在具有時間壓力的緊急情況下作出的，這些決策與人們在實驗室環境中作出的決策有很大的不同。理論觀點的不確定性和人們決策過程的復雜性使得很多模擬工具無法得到最準確的行為數據。今后的研究可以將研究擴展到更多自然條件下決策的情緒，更充分地了解情緒的影響機制。
5.2擴展研究對象，進行縱向研究
現有的研究多以大學生為研究被試，缺少其他群體的情緒特點分析。為了更全面的了解情緒對決策的影響，需要擴大研究對象，如中老年人、兒童，像殘疾人、犯罪人員等特殊群體。
5.3注重跨文化研究
在情緒對決策的影響研究中鮮有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跨文化研究，今后可進一步拓展研究范圍，重視跨文化研究，以期對情緒的特點有更為全面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