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中，由不合理的制度或社會整合錯位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合法或非法的特殊利益集團，即所謂的既得利益。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劉申寧：談談“既得利益集團”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劉申寧：談談“既得利益集團”篇1
第一個大的問題，我們究竟怎么來看這場改革。其實從前年夏天開始，在十八大召開之前的半年，當時我就開始講一個觀點，我說現在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現在是新的三十年的開端。
看今天這場改革，可能我們得有這樣一個最基本的眼光，得放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脈絡中去看。過去這三十多年，我們將它稱為改革開放的時期，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對一些事情想得有一點簡單化。大家想所謂改革就是不斷從起點走向終點的過程。當時我們可能只能想到兩個結果，一種就是成功，一種就是失敗，好像當時也想不出第三種。其實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它走到半道時不走了，它沒有走到終點，但是也沒有回到起點，停在中間不動了。
假設這么來說，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我覺得其實可以分為兩塊，中間的轉折點大約就是在中國加入WTO、體改委取消并入發改委，甚至比這個更前。前面這十幾年的時間，這可以說是真正改革開放的時期，中國最重要的一些改革基本上可以說是前十幾年進行的，包括后來改革的一些最基本的思路，也都是在前十幾年形成的。到了這個轉折點之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其實已經越來越少了。不但是實質性的改革措施越來越少，而且就像剛才所說的，將這樣一種中間的狀況定型為相對穩定的體制，權力和市場結合在一起。在這樣一個體制的背景下，它還形成了一種相當穩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了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
過去三十年的改革，其實是可以分為這樣的兩段，這對于看清現在我們是在什么樣的位置，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召開的，全會的改革決定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會看得更清楚。現在我們可以說就是在中間這個地方，處于兩個三十年之交的時候。在這樣的一個重要的時候，十八屆三中全會做了一個決定，要打破過去這十幾年所形成的僵局，將社會的變革繼續向前推進。雖然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打破僵局，未來三十年的路將會怎么走，是什么樣的，但我至少知道一點，如果這個僵局不被打破的話會是什么樣子—在那兒根本就動彈不了。
反腐敗是這次改革的啟動點
我們這次改革和上一輪改革真的不一樣，上一輪改革是面對著改革之前三十年形成的一套舊體制。將我們過去體制簡單概括為計劃經濟體制，這是不對的，這個舊體制的特征就是權力無所不在、權力控制一切，所以我把它稱為總體性權力，那一輪改革只是首先從計劃經濟這個地方打開缺口。但這一輪改革不一樣，面對兩個東西，一個還是剛才所說的前三十年形成的舊體制，那個舊體制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當中并沒有真正得到破除，或者說它最核心的東西并沒有得到真正的破除，雖然從計劃經濟這一塊上撕開了一個口子，但它最核心的全能性、總體性的權力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觸動。但如果它就是面對這個，和上一輪的改革沒有什么差別，這一輪改革還面對一個東西，這就是形成的新的弊端。
這個新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破除過去三十年舊體制過程中形成的，但和舊體制又不完全一樣，二者有著密切的關系，根據它的特征我把它稱為權貴。這一輪改革面對這兩個東西，概括來說它面對一個舊體制、一個新弊端。舊體制即總體性權力到現在在社會中仍然頑強地存在，甚至又在這個過程中添加了市場經濟，這個權力甚至比原來還強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
在過去這十幾年的時間里，權貴既得利益集團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在支配著這個社會。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從過去十幾二十年的情況當中來看，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就想停在這個地方不動，因為這樣對它最有好處。現在最現實的，我們要面對的就是權貴集團，不破掉這個沒有辦法往前走。
這場改革是以什么開始的？大家知道是以反腐敗開始的。其實可以說這個反腐敗，按照官方的預期遠遠沒有達到。盡管如此，我個人認為將反腐敗作為這次改革的啟動點是對的，因為它面對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權貴集團這堵墻。現在不破掉這堵墻，別的無從談起。
我覺得反腐敗有多重含義，從不同的含義來說，做一些恰如其分的判斷很重要。反腐敗可以從四個層面來看，首先就解決腐敗問題本身來說，應當承認運動式反腐的作用是有限的，靠這個想解決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但是又必須要靠反腐敗來破局，震懾的作用是明顯的，可以為建立有關的制度創造條件，比如說官員財產申報。第二，從為改革破局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反腐敗現在已經攪動了過去僵局的一潭死水。原來權貴之間的利益均衡，現在已經被打破，僵局開始出現松動，原來做不了的事情現在有了做的可能性。第三，這場反腐敗除了啟動改革、解決腐敗問題，還有就是破除權貴的壟斷。現在這場反腐敗也具有為破除權貴壟斷破局的含義。第四，執政者肯定有一個期望，期望反腐能夠起到凝聚民心、強化政權基礎的作用，所以一直說不反腐敗就會亡黨亡國。
從種種因素來看，我覺得這個反腐敗，在繼續保持勢頭的情況下得經歷一個轉變了，這樣才能使反腐敗真正起到為改革破局的作用，這個腐敗本身也可以向前推進。這個轉變就是由現在的反腐敗轉向權貴弊政的系統清理。清理權貴弊政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為權力設一個底線，一定要讓官員知道什么東西不能做，一定要讓官員對底線有所畏懼，不能非法地侵犯民眾最基本的權利、不能掠奪民眾的財產，一定要有底線，保證這個底線的就是法治。四中全會馬上要召開，四中全會的主題就是法治建設。如果這樣的話，說不定社會就以平穩的方式走出一條好的路子，這個社會就有往前走的通道了。但我現在只能這樣設想，同時我們社會的力量也在發育，人們應當努力朝這個方向推，不是說僅僅是愿望，而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有這樣的責任。
改革的前景和空間
這次改革和前幾次大張旗鼓的講改革不一樣了，首先就可以看到人們對這場改革，整個社會老實說缺乏高度的共識。對改革，可以說現在沒有高度的共識，要說有共識，頂多就是一條，大家都對現狀不滿，應當改變這個現狀。但再往下，這個共識很少了，而且人們對改革可以說抱有一種很深的不信任和疑慮，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它們會改嗎？醫生會給自己做手術嗎？我覺得這是現在整個中國社會最大的心結。
我現在要說一個理論問題，如何來看待統治者和改革的關系。最高的執政者和一般的統治階級是什么樣的關系？假設我們將最高的統治者看作是國家機構，下面還有一般的統治階級或是既得利益集團，這兩個究竟是什么關系？什么是國家最高執政者，我們書本上寫的是國家最高執政者就是統治階級的代表，代表的就是統治階級的利益。但是這些年的研究發現這個話不完全是對的，國家最高統治者和統治階級經常處于矛盾當中，這些年理論研究進展提出了一個概念，這就是國家的相對自主性，最高統治者有自己獨立的利益和獨立的目標，和統治階級的目標是不一樣的，而且經常處于矛盾當中，為什么矛盾呢？這兩個東西都需要資源，資源只能從一個地方來，就是從老百姓那兒來。
特別是當一個社會遇到危機的時候，這個矛盾就會更加突出。假如說一個社會遇到危機，這個國家當時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得自保，這是它的最高目標。但是它怎么保住自己呢，它得化解危機，化解危機就需要資源，但資源從哪兒來呢，歷史來看一般這個時候也是天災人禍了。這個時候就需要統治階級拿出一點資源來，但統治階級誰也不愿意輕易讓出資源。從歷史上來看，這個時候就看誰更強了，如果最高統治者、這個國家能夠壓住統治階級讓出一部分的資源，很可能就能夠緩解危機。但如果壓不住，可能危機就得不到解決。
我們不要籠統地認為醫生不會給自己做手術，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要看得更靈活一些，也就是說變革的可能性應當說是有的。我認為，盡管社會力量在生長，但客觀說，到目前為止影響中國社會進程的最主要力量還是權勢者。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的演變。權勢者通過什么因素來影響社會進程的呢？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一種理念，那個時候的一代領導人，社會中有影響力、權勢的這些人，當時有一個朝向現代化的理念，這樣一種理念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八十年代社會的變革。但從九十年代開始到現在這二十年，也是權勢者在影響這個社會，但這二十年影響這個社會的最主要是權勢者的貪婪。
但我覺得這一段也結束了，不是說它不會貪婪，但它會有比貪婪分量更重的東西在影響著未來，這就是他們的恐懼感，就是他們的不安全感。原來權貴抱團的那段時間，雖然他們也會有不安全感，但是主要是來自外部。那時候他們至少內部是抱團的，你關照我、我也不防礙你，大家共同維護既得利益。可是這一年多的時間，客觀來說，反腐也好，改革也好，將這些東西打破了。說得更現實一些，現在權勢本身有很強的不安全感。
這個不安全感將來怎么處理，在很大程度上將是影響著中國未來社會變化和社會走向的重要因素。各方作一點妥協，最后商量出一個規則來，用這個規則來保護整個社會，包括他們自己的安全感。假如是這樣，我覺得是社會變革的現實契機，今后中國法治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是真正的法治。
民眾的話語權決定改革成敗
這場改革缺乏高度的共識，其實還不僅僅是如此，這場改革老實說條件不是很好，剛才說缺少整個社會的共識，也面臨著巨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集團。上一輪改革雖然也是跌跌撞撞走過來，而且不同程度有不同的提法，但是人們內心有一個東西是比較明確的，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但這一輪改革如何形成新的機制，保證改革朝著正確的方向走，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八年前有一篇文章當時講了四點，現在簡單提一下。
第一，需要一種對改革進行綜合協調的高層次的機構。現在這次解決了問題，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加強公眾對改革的參與。第三，適時地轉變改革推進的策略。第四，形成改革措施實施過程中的反扭曲機制。
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挑戰還沒有真正到來。這幾年我們都在講既得利益集團是這次改革最大的阻力。但在改革的啟動上，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也不能過分地夸大化，我覺得有兩個原因。這次上面啟動改革的策略是對的，就是先打兩個耳光過去，先打得它暈頭轉向再說。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真正的挑戰是在什么時候呢？我想就是在將來，是在改革啟動之后，它很可能真的不反這個改革了，它說不定要求改革要求得比我們還積極了，因為它看到機會了，它可以將改革的口號和措施接過去，然后變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機會，甚至像上一輪改革最后那一段時間，將改革變為掠奪社會財富和民眾財富的過程。
建立新機制，保證改革順利進行，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機制最重要就是兩點，一個是透明，一個是民眾的參與。透明不用多說了，在一個利益的時代沒有民眾的參與，改革要想不出問題很難。這一輪改革中能不能建立機制，保證民眾的參與，保證老百姓在改革中的話語權，很大程度上決定改革的成敗。
劉申寧：談談“既得利益集團”篇2
摘要：改革現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是近幾年的焦點話題,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和干擾,改革的步伐較為遲緩.究竟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團?其特點是什么?既得利益集團對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阻礙影響包括哪些方面?原因何在?應該如何正確地處理?本文將就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詞：既得利益集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阻礙
中圖分類號：F12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60X（2014）03-0033-02
近年來,有關“收入差距拉大”、“貧富差距過大”的呼聲越來越高,相關學者、專家及有關部門也開始重視并探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從2004年起,發改委便牽頭負責《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起草工作,按國務院的工作計劃,原定于2012年6月底出臺.但由于內容不夠成熟,加之相關部門意見分歧較大,推遲到10月,后又因諸多因素推遲到12月底,到今年年初,出臺時間再一次延期.導致改革方案一拖再拖的原因很多,其中“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成為熱議的重點.更有甚者認為,改革方案難以出臺的根本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
曹志瑜（2013）引用“腐敗黑數”將既得利益集團界定為官僚性既得利益集團,從制度和道德兩個方面提出防治的雙軌制思路,并強調對官員的道德建設是約束和規范公權力的重要途徑[1]；葛志新（2013）對“既得利益者阻礙改革”進行了深刻思考,提出“既得利益者阻礙改革是一種改革共識嗎?”、“究竟什么是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團”和“對既得利益問題應有怎樣的改革預期”三個問題[2]；黃葦町（2010）認為“在權力強勢群體和資本強勢群體中出現了相互勾聯的勢力”,導致改革變形,并提出標本兼治的措施[3]；賈品榮（2007）從既得利益集團的三大特征出發,分析其產生原因及危害,并對論文范文既得利益集團提出政策建議[4]；康紀田（2013）認為權利決定收入,改變收入不公的根本途徑是改革權利的不平等,并強調遏制既得利益集團享有的特權是保障權利平等的關鍵[5]；劉彥昌（2004）從歷史視角出發,首先明確既得利益集團的概念及社會定位,分別從其形態、活動目標、維利方式、特點、性質五個方面進行解析,為有效防治既得利益集團提供了理論基礎[6]；李炯等（2007）用“分層加權”和“城鄉加權”兩種方法對我國近年來個人收入差距基尼系數進行測算,結果表明已超過合理區間并進入風險警戒區間,預測在未來二十多年里將擴大至黃燈區甚至紅燈區,指明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剛性是重要影響因素,并提出合理化意見[7]；束磊（2012）分析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現狀及對經濟社會的消極影響,明確既得利益集團與收入分配改革存在矛盾,指出既得利益集團對收入分配改革的阻礙影響,并就論文范文方法提出幾點思考[8]；汪玉凱（2012）認為既得利益集團是造成我國四大差距（城鄉收入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擴大的關鍵因素,首先界定既得利益集團及其特征,說明其主要現象,指出目前中國存在至少三種利益集團的雛形并阻礙收入分配改革.同時分析既得利益集團形成條件,強調論文范文既得利益集團須從改革公權力入手[9]；王畢強（2013）解釋利益集團在改革過程中持反對態度的原因,并從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的角度指出改革方式和路徑有待完善[10].
本文擬從“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改革”出發,首先對“既得利益集團”的內涵及特點進行界定,然后討論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并簡要分析原因,最后對如何論文范文提出一些拙見.
1.既得利益集團的內涵及特點
目前,國內理論界對“什么是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莫衷一是.在參考多位學者對既得利益集團的解釋后,本文對既得利益集團作出如下界定.既得利益集團簡單來說就是既得利益者在行為和意識上群體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它形成于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具體來說,既得利益集團是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權利或壟斷地位取得巨額利益,對公共資源享有支配權,主動維護其共有的特殊利益,在此基礎上產生相對穩定且邊界清晰的群聚效應,并由此結成的利益共同體.
既得利益集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只代表具有共同利益的少數人的權利,而不代表公共利益；第二,獲取利益的手段非正常,如利用行政壟斷地位、對資源分配的公權力甚至非法手段；第三,公共權力的私有化,官僚們將人民賦予的權力私有化,謀求自身利益；第四,行為的公開性和合法性,由于是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獲取利益,其行為風險降到最低,并竭力維護現有對其有利的制度體系；第五,能夠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這是其維護自身利益的強有力武器.
2.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作用及其原因
近年來,社會各界尤其是中低收入階層對改革現有收入分配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政府有關部門采取了諸如提高個稅起征點等治標不治本的措施.同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出臺的一再延期,也反映出改革目前收入分配制度的巨大困難,這歸根結底是由于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
一,偏離改革初衷,改革目標漸行漸遠.社會主義走共同富裕之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然而近年來,有一部分人確實先富了起來,其中絕大多數屬于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在先富之后并沒有帶動另一部分人,使得兩者的收入差距在發展改革的過程中越拉越大.據聯合國的相關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55,嚴重超過國際上公認的0.4的警戒線.
二,改革的重中之重是重新分配利益,實現社會平等和公平.作為既得利益占有者,既得利益集團通過權力、資源、壟斷地位等優勢獲取巨額利潤,重新分配必然損害其利益,因此竭力阻礙改革.如此一來,改革過程中決策的制定或多或少地會受到影響,或在其影響下偏離最初的預期,甚至最終仍舊對其有利,最壞的結果便是目前所發生的改革方案遲遲不能出臺.
三,官僚既得利益集團的最大優勢在于壟斷了國民經濟的一些重要領域,如通信、電力、石油化工、鐵路、煙草等等,壟斷地位帶來的壟斷利潤使其在市場中一家獨大,造成與其他市場參與者在收益上的巨大反差.因而在改革過程中,如若出現有損其利益的苗頭時,深藏背后強大的利益驅動力會使既得利益集團竭力阻礙和遏制改革.
四,論文范文僚和既得利益者聯合在一起時,尋租、腐敗等一系列問題就會發生.公權力是既得利益者敢于肆無忌憚的重要原因,這讓他們的行為既能夠公開進行又具有合法性,使其在既有體制內游刃有余.這樣的事實對構建和諧社會有著嚴重的負面效應.
既得利益集團之所以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持反對態度并竭力阻擾,與其自身的產生過程、行為準則及目標等有關.究其原因,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從既得利益集團的產生歷史來看,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可謂是一個“沒有競爭”的市場,企業發展和個人生存,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權力地位.久而久之,擁有權勢的人一直處于優勢地位并享有優勢資源,并為了共同利益相互聯合,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同時在這樣的市場上,產權界定模糊不清,產權制度不夠完善,這使得既得利益集團不去思考如何通過創新和競爭獲取利潤,而只考慮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攫取利益.
二、從既得利益集團本身的特點來看,他們利用擁有的權力占有巨大的公共資源,為自身服務.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利用權錢交易等不正當手段謀求更為巨大的利潤并使其隊伍更加龐大.以手中的權力為自身謀取巨額利潤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慣用手段,也是最為行之有效的獲利方式,在資源配置上他們具有支配權,在公共政策上他們具有影響力甚至制定權.
三、從既得利益集團的行為準則及目標來看,維護進而擴大集團的切身利益是根本目標.既得利益集團想方設法為其行為進行偽裝和辯護,使其可以在合理合法公開的表象下行動,這種辦法讓他們在獲利的同時把風險降到最低.這也是改革舉步維艱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權力分配不均又是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團在掌握資源的同時也掌握了充分的權力,他們的一系列行為才得以順利進行.
3.論文范文既得利益集團阻礙影響的建議
可見,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不僅影響和阻礙收入分配改革的進程,同時也使全社會的公平平等意識趨弱,人們的心態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因此,論文范文既得利益集團不僅關系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成敗,更關系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宏偉目標的順利實現.
第一,既得利益集團的最大優勢在于擁有的權力,尤其是對資源配置的公權力.因此必須從改革公權力入手,一方面進行“政商分離”,使商業活動少受官員及政策的影響,割斷二者的聯系,降低尋租等活動發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對國有壟斷行業進行改革,引入市場競爭,充分發揮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加強全社會對行使公權力的有效監督,使公權力的利用和行使更加陽光透明.
第二,既得利益集團是既得利益者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相互聯合而成的,如果打破原有的利益鏈條格局,既得利益集團也將瓦解.從這一點出發,最根本的是要將掌握在既得利益集團手中的權力、資源、財富等逐步向社會轉移,把本屬于公共的資源公開地進行有效配置.同時,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從法律上限制甚至剝奪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利用法律的強制性對其進行約束.
第三,從某種角度來說,在改革過程中,既得利益集團既是被改革的對象,又是改革的策劃者和實施者,這便使改革必然陷入泥潭無法前行.針對這一點,在完善法律法規的同時,有必要從道德層面加以解決.道德是人類一種深層次的精神需求,可以激發人們內在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甚至負罪感和罪惡感.而這正是對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改革和對政府官員進行監督所需要的,如果既得利益者和政府官員真正能從內心深處幡然醒悟,那將是順利進行改革的一筆巨大財富.
4.結語
本文所討論的問題在當下中國仍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既得利益集團不僅涉及到公司企業也涉及到政府部門,對既得利益集團的論文范文仍存在諸多方面的困難.同時,部分學者仍在就“中國是否存在既得利益集團”、“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究竟是哪些人”等一些本質性問題進行探討,這也反映出目前既得利益集團問題的復雜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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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畢強.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延期遭利益團體掣肘[J].記者觀察,2013（1）.
劉申寧：談談“既得利益集團”篇3
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中，憑借不合理的制度或社會整合錯位而形成的比較穩定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特殊利益群體，即所說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團就是這些既得利益者思想與行為的群體化，就是這些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其所謂的既得利益而結成的集團。西方國家中基于共同利益要求而組成的社會團體。切身利益是利益集團形成的主要原因。早在18世紀末，美國就出現了全國啤酒制造商協會、全國棉花生產商協會等利益集團。以后，英國、法國等其他西方國家也相繼出現類似的團體。早期的利益集團為數不多，對社會的影響程度很有限。19世紀中葉，工業化的浪潮席卷西方各國，產業、行業、職業在工業化過程中迅速分化,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發展，政府職能也隨之擴大,政府對各種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幾乎都涉及到社會上不同人的利益，由此引起人們對政府行為的普遍關注，各種利益集團迅速發展起來。英國企業協會、英國造船聯合會、美國制造商協會、美國商會、法國的制造商協會、日本的經濟團等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它們對現實政治已產生了較普遍的影響。進入20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國家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政府對經濟與社會管理職能的擴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各種社會矛盾的進一步尖銳化、復雜化，使利益集團在西方大量涌現。據美國《協會全書》統計，1980年全國性非營利組織14726個，到1989年增至4萬多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