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對課程[1] 它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一門教育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的課程。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2021年建黨100周年，中國共產黨黨史黨課的文章4篇 ,歡迎品鑒！
2021年建黨100周年，中國共產黨黨史黨課篇1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歷史節點下，我們每一名黨員干部都要在新時代展現新擔當新作為、更加自覺地為實現新時代黨賦予的歷史使命而努力奮斗。按照黨委關于黨總支領導講黨課的相關工作安排，今天，我就結合自身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圍繞知黨史感黨恩跟黨走，同大家一起交流。
一、堅定理想信念，時刻不忘知黨史
7月1日，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00年來，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奇跡，讓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讓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使中華民族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無論我們黨走多遠，走向多么光輝的未來，中國共產黨人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我們黨從哪里來，為什么出發。
我們黨從革命中走來。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一代又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同外國侵略勢力和封建統治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卻都沒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命運。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21年7月，中國上海法租界的望志路106號樹德里“李公館”、中國浙江嘉興南湖湖面上的小游船，中共一大13位代表，代表全國58名黨員在這里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表現出了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使命擔當和英雄氣概。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經過28年浴血奮戰，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我們黨從新中國建設中走來。新中國成立之初，不僅一窮二白、百廢待興，而且面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殘部的經濟封鎖、政治孤立和軍事威脅。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中，我們黨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國家、新社會、新生活的重任，帶領全國人民在曲折中前行、在圍堵中突破、在打壓中奮起，用辛勞和汗水為社會主義建設筑基打樁、添磚加瓦。從生產出第一輛汽車，到試制第一輛噴氣式飛機;從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到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從武漢長江大橋建成，到成渝鐵路通車，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萬眾一心，發展工農業生產，改變貧窮落后面貌，成功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
我們黨從改革開放中走來。1978年，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征程。短短41年的時間內，我們黨帶領人民堅定不移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發展歷程，我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這樣的發展、這樣的巨變、這樣的成就，在人類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進入了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發生深層次、根本性歷史變革。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武裝下，全社會力量竟相迸發，萬涓成水，匯流成海，形成了推動中華民族闊步前進的歷史洪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輪正在乘風破浪前行，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我們黨從為人民謀幸福中走來。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再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的探索，“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讓“諸路皆走不通”的東方古國重獲新生;從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到馬克思主義不斷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一百年的跨越，讓積貧積弱的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的潮流，走近世界舞臺中心。近百年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用鮮血與汗水寫就的奮斗史冊上，回響著對“可愛的中國”的深情呼喚，激蕩著“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的雄心壯志，書寫著“走自己的道路”的豪邁宣言。風雨兼程百年路，初心不改中國夢。中國共產黨，這個領導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9059.4萬名黨員的全球第一大政黨，向世界展示出愈加成熟、愈發強大的信心和力量;中華民族，這個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民族，將以更加堅定的意志、更加昂揚的斗志不斷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
二、補足精神之鈣，時刻不忘感黨恩
我們出生在和平年代，改革開放，國富民強令我們盡享太平盛世的福祉，樹高萬丈不忘根，人若輝煌莫忘恩!今天的我們要時刻牢記幸福生活來之不易，時刻牢記我們黨交出的一份份無愧于歷史和人民的答卷，始終做到熱愛黨、擁護黨、感恩黨。
(一)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提和基礎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1949年10月1日，從這個標注改天換地的日子開始，人民翻身成為國家主人。烽火28年，執政70載，中國共產黨將自身的成長壯大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億萬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以始終如一的初心和使命，實現一個國家波瀾壯闊的發展與進步，創造一個民族與過往全然不同的歷史，不斷把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推向一個個嶄新高度。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如同春雷喚醒大地，改革開放成為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41年的深刻變革，重塑了中國人民的面貌，重塑了中華民族的面貌，重塑了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現代化強國的光輝未來——黨的十九大報告，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政治宣言，也是帶領社會主義中國穩步走向現代化的最新戰略規劃。習近平總書記在這份報告中，對“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兩個百年目標做出了明確安排，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公布自己的強國時間表。
（二）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永遠奮斗的根本保證
在這里，我想向大家講述一下張富清老人和黃大年教授：張富清是中國建設銀行湖北省分行來鳳支行離休干部張富清在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中九死一生，先后榮立一等功3次、二等功1次，被西北野戰軍記“特等功”，兩次獲得“戰斗英雄”榮譽稱號。建國后，他響應國家號召主動到偏僻的湖北來鳳縣工作，為貧困山區奉獻一生。60多年來，張富清刻意塵封功績，連兒女也不知情。2018年底，在退役軍人信息采集中，張富清的事跡被人們發現。為黨分憂，為人民謀幸福，是任何時代的共產黨員都應有的選擇。95歲的張富清堅定地認為，在人生的諸多岔路口，他選擇了最應該走的那條路——跟著黨走。
黃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學家、吉林大學特聘教授、新興交叉學部學部長，負責協調和組織管理中國跨部門和跨學科優勢技術資源和團隊，首次推動了中國快速移動平臺探測技術裝備的研發，攻關技術瓶頸，突破了國外技術封鎖，他既是“無私的愛國者”，也是“新時代海歸科技報國的楷模”。很多人評價黃大年是純粹的知識分子，因為他什么職務也不要，就想為祖國做些事。還有人評價他是另類的科學家，因為他對待科研只一句“我沒有敵人、也沒有朋友，只有國家利益。黃大年是祖國的棟梁，他爭分奪秒，即使透支自己，也要讓人生發光。他是新時期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為民族振興不惜以身許國的先進楷模，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秀代表，在他身上，集中展現了新一代歸僑心系家國、鞠躬盡瘁的赤子情懷，在僑界樹立起了一座矢志創新、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豐碑。
正是因為我們祖國有著一批批像張富清、黃大年這樣的民族脊梁，我們才能在一次次的跌倒后重新爬起來，才能在一次次的壓迫下站起來，重回世界民族之林。
三、踐行初心使命，一心一意跟黨走
在新時代的新征程上，還有許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需要征服。越是形勢復雜、挑戰嚴峻，我們越要以聽黨話跟黨走的忠誠、堅忍不拔的意志和無私無畏的勇氣，投入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用攻堅克難的實際行動詮釋新時代黨員干部的使命擔當。
一是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信仰信念不是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對黨忠誠更不能流于口頭表態，而要建立在深厚的理論修養基礎上。要把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擺在首位，在學懂弄通做實上下更大功夫;要靜心凝神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做到常學常進，常悟常新，切實把握貫穿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從中汲取強大的真理力量、思想力量、實踐力量，學出堅定信念、學出絕對忠誠、學出使命擔當。
二是旗幟鮮明講政治、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關鍵看是否對黨忠誠。”因此，必須把對黨絕對忠誠落實到一言一行、體現在一點一滴、貫穿于一生一世;要旗幟鮮明講政治，把堅決做到“兩個維護”融入血脈靈魂、落實到修身為政的全過程，進一步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四個服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以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夯實絕對忠誠之基。
三是加強黨性修養、黨性鍛煉。要認真貫徹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培養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純潔黨內政治文化;要把加強黨性修養作為終身課題，堅決杜絕思想上的跑冒滴漏、行為上的出軌越界，堅決抵制碼頭文化、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實人，保持共產黨人的初心不改、本色不變，確保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做到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2021年建黨100周年，中國共產黨黨史黨課篇2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間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90年的風風雨雨。回顧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所經歷的艱苦歲月和光輝歷程，感慨萬千。
1921年的7月23日，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這一天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黨綱，選舉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局，會議的召開標志者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希望和光明。
共產黨成立后，就開始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積級推動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進行北伐戰爭，把革命推向全國;大革命由于國民黨右派的叛變而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建立無產階級軍隊、開展武裝斗爭的重要性。從而開始走上創建革命軍隊，發動武裝起義，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一正確的革命道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開始艱難困苦的長征，長征途中，召開遵義會議，糾正錯誤的軍事指導思想，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抗日戰爭開始后，積級倡導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民黨合作共同抗擊侵略者，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抗戰勝利后，為和平建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不顧危險赴重慶談判，后來蔣介石挑起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三年解放戰爭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事實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歷史從此開始了新紀元。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治愈戰爭創傷，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使整個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發展;從1953開始大規模地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一五”計劃的完成改變了我國工業落后的面貌，中國開始向社會主義工業化邁;同時進行的三大改造到1956年基本完成，這使我國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過渡時期，共產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1978年12月黨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總結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中經驗教訓，作出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成為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從此，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時期。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逐步開辟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緊緊把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使國家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生活明顯提高，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多年來我國的發展速度居世界第一。基本建設大規模展開，某些高科技領域也取得進展，人民生活基本達到小康水平，中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之一。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又積極開展民主政治的建設，先后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初步建立了我國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我國逐漸向依法治國道路邁進。對外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在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外交方面更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周恩來在訪問印度時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相與關系的準則;在亞非會議上提出的“求同存異”的方針，促進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團結與合作。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恢復了中國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兩國關系走向正常化。2001年中國在上海成功舉辦亞太經合組織會議;2008年勝利舉辦奧運會，表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事實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能給國家以真正的解放、才能真正帶領中國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中國共產黨始終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號召力，是領導中國人民實現偉大復興的核心力量。我作為中學生心理常常感嘆共產黨的不懈精神，贊嘆共產黨的好，我要努力學習，跟著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繁榮昌盛而奮斗。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到2011年，90年來，黨走過了極不平凡的歷程，有過挫折，有過失誤，但誰也無法否認，成就是巨大的，業績是輝煌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列強侵略、軍閥混戰、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國家命運岌岌可危，社會各階層的探索先后失敗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建立革命正權，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一百多年來中國被侵略被奴役的歷史，實現了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飛速發展，國家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城鄉面貌煥然一新，人民過上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一國兩制”的偉大創舉迎來了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圓了幾代人的統一夢，新中國邁入騰飛的歷史進程。在國力強盛的同時，中國在外交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11年中國在上海成功舉辦亞太經合組織會議，表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使學生學習了解共產黨“艱苦的歲月光輝的歷程”偉大意義，從而堅定社會主義理想信念，更加熱愛黨、緊跟黨走，努力學習、報效祖國，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
這篇論文回顧了黨的建立、發展、壯大，總結了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經過28年的艱苦奮斗趕走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的歷史;新中國成立后，集中領導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使人民走上富裕、國家變得逐步強盛的歷史。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新中國只有圍繞在以共產黨為領導的核心才能繁榮昌盛。
2021年建黨100周年，中國共產黨黨史黨課篇3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鮮血譜寫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綱性地概說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歷史過程。我把講的內容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國前的黨史。第二部分是建國后的黨史。建國前的黨史可分為五個階段：①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早年革命活動時期（1919.5—1923.12）；
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也就是北伐戰爭時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8—1937.7）；
④抗日戰爭時期（1937.7—1948.8）；
⑤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解放戰爭時期）（1945.8—1949.9）。建國后的黨史也分為四個階段：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②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
③文化DGM時期；
④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動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它從誕生時起，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為最終奮斗目標，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統一的，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發動和領導工人進行罷工斗爭，為推動人民革命運動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準備。
（一）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中國社會
自從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后，在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另一方面，又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為它們的殖民地，它們不但運用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手段，對中國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壓迫，還極力保持中國封建的剝削形式及其的上層建筑，把中國地主階級作為它們的統治工具和支柱，阻礙和破壞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從此以后，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和剝削，處于危難之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里？中國廣大人民如何才能當家作主，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一大批有志氣的中國人在吶喊，在尋求救國之路……
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結束了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好景不長，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竊取。袁世凱為了帝制，積極投靠帝國主義，野蠻地鎮壓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殺革命人士。從此，各地軍閥紛紛割據，中國完全淪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這就是建黨前的中國社會現狀。
（二）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一大批有識之士在尋求救國之路，中國出現了新文化運動。主要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胡適等大批人士，他們倡導民主、和平、自由，抨擊封建禮教，傳播西方文化。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它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并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得到全國各地工人、學生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使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20年初，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組織中國共產黨。同年三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來華，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維經斯基先到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后經李大釗介紹又去上海會見陳獨秀，進一步商討在中國建黨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醞釀，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黨主義小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在北京；
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
毛澤東、何叔衡在湖南；
譚平山、陳公博在廣東；
王盡美，鄧恩銘在山東；
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與此同時，在法國的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也開始了建黨活動。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黨的早期革命活動
經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多方面的活動，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華，建議上海小組發起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陳獨秀因事沒有參加，指派包惠僧參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黨綱還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大會最后選擇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英明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面目也就煥然一新。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黨成立后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發表了宣言。并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清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為：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黨主義社會。大會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22年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國發生罷工一百多次，有幾十萬人參加。它的直接領導和機構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于1921年8月成立，書記部的書記是劉少奇。這次罷工影響最大的是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后慘遭軍閥吳佩孚的鎮壓，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1923年在共產國際的倡議下，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接受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過的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會體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同時指出：“絕對不能與國民黨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的原有組織和嚴格的集中領導機構。大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北伐戰爭
早在1922年8月西湖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即向孫中山說明了關于實現國共合作的主張。屢遭失敗，正處于絕望中的孫中山，不顧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反對，對此表示欣然同意。孫中山贊成依照民主的原則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經過一年多籌備，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重新做了解釋。這次大會還選舉了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共產黨員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實際上已經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盟，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努力，創辦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裝，對于改造舊軍隊建立革命軍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戰爭的勝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國民革命軍先后進行了二次的東征，平定了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等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還建立了共產黨人直接領導的國民革命第四軍獨力團，使中國共產黨開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規武裝。由于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原大部地區黑暗透頂，一九二六年二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舉行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它的主要敵人是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共約七十萬軍隊，當時廣東國民政府共有國民革命軍十萬人左右。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方顧問的幫助下，制定了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集中兵力，長驅直進。首先消滅了吳佩孚，然后消孫傳芳，最后消滅張作霖，統一了全國。北伐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其中，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部隊為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的功勞。
（二）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竊取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
早在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內部就已分裂為左右兩派的爭斗，1925年8月，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著名領袖廖仲愷被反動派所暗殺。戴季陶極力排擠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士，蔣介石也加緊對革命領導權的篡奪，陷割共產黨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處。5月，蔣介石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
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須交出名單等等。面對蔣介石的篡權陰謀，陳獨秀卻一再妥協退讓，使蔣介石的陰謀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派反動軍隊收繳了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占領上海總工會，逮捕和槍殺革命群眾，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上海工人舉行抗議又遭到血腥的鎮壓。四月十五日蔣介石又與廣東反動派同謀去廣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校和工人糾警隊的武裝，逮捕和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一時期，我黨優秀的領導人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犧牲。
蔣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眾紛紛發表討蔣聲明。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和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的罪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發布命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寫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意見書。但這個時候，蔣介石的勢力已經形成。在中國革命處于緊急的關頭，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
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
但未提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同時，仍寄希望于汪精衛，特別是大會仍選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而陳獨秀在會后仍然繼續執行右傾路線。黨的“五大”并沒有能夠擔負挽救革命的任務。黨的“五大”以后，武漢地區的危機更趨嚴重而表面化，汪精衛集團利用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的名義，連續發出種種宣言和訓令，攻擊和鎮壓工農運動。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變，接著公開支持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陳獨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讓步，企圖推住汪精衛。6月30日中共中央擴大會還通過決議，更進而承認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至使汪精衛的反動氣焰更加囂張。7月10日根據共產黨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成立了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實際上免除了陳獨秀的職務。7月13日中央發表了時局宣言。揭露汪精衛的反革命活動，并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敗局已無法挽回。
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這個時期黨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黨主要是發動和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復和發展。
第二階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黨在白區的斗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階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變革后，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不但喪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勢，而且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第四階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黨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第五階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
（一）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全國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共產黨員由五萬七千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黨的組織轉入地下工作，形成紅白對立，國共兩黨對壘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和南昌起義，以武裝斗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8月1日，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原北伐戰爭和其他革命武裝三萬余人在南昌起義，全部解除了國民黨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武裝。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部隊后來在開往廣東時遭到敵人的圍攻而失敗，剩下一部分部隊轉到邊界農村堅持斗爭。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并確定秋收起義。會議選舉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部隊經三灣改編后于十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十二月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這次起義，由于沒有及時轉移到農村，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結果也失敗了。從“八七”會議至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英勇地打出了敵人，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1928年9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一部分軍隊和湘南農民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時，各地的起義部隊也紛紛建立了武裝根據地。
正當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這個時候，①紅軍壯大；
②工人運動高漲。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恨，左傾情緒逐漸膨脹起來。他們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盲目地組織工人暴動，使大革命失敗后保存下來的黨的一部分力量受到嚴重損失。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農民主專政以及其他具體的方針政策，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隨后，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但又不適當地強調了“城市領導作用”。
（二）工農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六大’以后，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開辟了大小十余塊革命根據地。隨著紅軍的擴大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本身的建設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縣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路，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任務。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重申中央軍委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根據地。在此同時，黨的白區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工會會員也已恢復到十萬人以上，白區文化戰線方面也得到了發展。在革命形勢好轉的同時，國民黨軍閥內部卻爆發了大混戰，至使黨內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頭腦膨脹，并堅持城市中心論，組織工人大暴動，命令紅軍攻打城市。使紅軍和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損失，也使白反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路線，糾正了‘左傾’的錯誤。由于紅軍攻打城市的結果，使敵人引起了警覺，于是國民黨便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各根據地開展了反圍剿的游擊戰爭。正當我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紅軍反圍剿不斷勝利，白區反文化圍剿斗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黨卻又出現了一個比李立三“左傾“錯誤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更加完備的“左傾”機會注意，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對馬列主義的著作能逐條地背誦，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國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打著‘反右傾’的旗號，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的斗爭，無情的打擊。黨內民主氣氛遭到很大的破壞。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沈陽制選人‘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繼退入關內，東北三者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更于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激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抗日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線的錯誤，革命力量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曾擔中央黨書記）。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白區的組織相繼破壞，到1933年初，黨的臨時中央不得不被迫離開上海。而遷入中央蘇區。32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60余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于張國燾的輕敵而遭到失敗，中央蘇區毛澤東的‘反圍剿’方針與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撤銷了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5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當時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地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余，繳槍一萬余支。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王明路線在蘇壓控制了整個軍事的局面。同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六次‘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采取了“關門主義”，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把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曾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的斯大林保衛戰中立下過很大的戰功），李德教條地運用蘇聯與德國戰爭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極“左”路線，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陷入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全國大部分蘇區失去了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經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經過將近二年艱難險阻的長征（通過大涼山，飛奪瀘定橋，渡過大渡河，四渡赤水、翻過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等）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工區會師，紅軍終于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在這同時，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地后，35年又發動了華北事變，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中國共產黨于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各地學生紛紛上街游行，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也于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在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還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做了大量的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也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蔣介石卻仍然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鎮壓各地抗日運動。拒絕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要求，并準備把張、楊部隊調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民主政治等八項主張，并電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國大計。黨中央冷靜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的錯綜復雜形勢，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這一事變的方針，并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代表團參加談判，經過各方的努力，終于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與共產黨聯合抗日”以及釋放政治犯等條件，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后，張學良即釋放蔣介石，并親自送他回南京。從此，張學良遭到了蔣介石的長期扣留。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此，中國時局轉為抗日戰爭的時期。
四、抗日戰爭時期（37.7——45.8）
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它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采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認清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思想達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壯大了革命的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為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國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發表自衛宣言。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抗戰開始不久，中國就形成了兩個戰場，即正面的國民黨戰場和敵后的解放區戰場。在兩個戰場上，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抗日持久戰和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對蔣介石集團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積極展開敵后游擊戰爭，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壯大。抗日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而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在抗戰初期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但是，由于蔣介石堅持后面抗戰路線，國民黨的一百多萬軍隊擋不住幾十萬日軍的進攻而節節敗退，南京政府不得不遷入重慶，并且，出現了向日寇投降的情況。
相反，中國共產黨開辟了敵后戰場，革命力量迅速壯大。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投敵情緒，1940年8月——12月，八路軍總部在彭德懷的指揮下，調動全國所有的軍隊，向日寇展開了“百團大戰”，總計大小戰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日偽軍25800余人。百團大戰給了日軍沉重的打擊，進一步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黨的軍隊的威望。當然，它也使我軍主力損失較大，過早的曝露了我軍力量，致使以后日軍的主力轉為進攻紅軍根據地，實行大規模的“掃蕩”。此后，蔣介石也實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發動了皖南事變，將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進行襲擊，新四軍軍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難，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并聲明要將軍長葉挺提交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后，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軍集中主力對敵后解放區進行連續的“掃蕩”，國民黨大批將領率部降日，蔣介石又調集數十萬大軍包圍陜、甘、寧和敵后解放區。加上華北各地的自然災害，敵后人民抗戰陷入嚴重困境，解放區人口和八路軍的數量都有了明顯的下降。黨為克服困難，及時調整了各項政策，開展了整風運動和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一二五師三五九旅王震堅持了艱苦的游擊戰爭，保衛了抗戰陣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逐步轉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戰的最后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國二顆原子彈轟炸后，又絕蘇聯紅軍的強大進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五．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45.8——49.10）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國勝利，毛澤東是想進一步取得全面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階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開始，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瘋狂搶奪抗戰勝利成果，積極準備內戰。中國共產黨根據“七大”的方針和抗日戰爭勝利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運用革命的兩手策略，開展和平談判與武裝斗爭相交的復雜斗爭。為欺騙人民，爭取時間準備內戰，蔣介石于45年8月三次電邀毛澤東赴約重慶談判。我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揭露美、蔣的真面目，團結和教育人民，孤立國民黨蔣介石，增強我黨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我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一方面是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力爭在和平條件下實現中國社會的改革；
另一方面，解放區軍民加強自衛戰爭的整備，粉碎蔣介石兩面陰謀。重慶談判國共雙方于一月十日簽訂了停戰協議，并在協定簽訂的當天在重慶召開了有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三十八人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但蔣介石的停戰協定是一種緩兵之計，他對此毫無誠意，到3月份國民黨二中全會和四月國民參政會時，他便公然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調集軍隊大舉進攻東北，積極準備發動內戰。
（二）人民解放戰爭的防御階段
這個階段，我黨在政治上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戰線；
在軍事上主動撤離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運動戰為主，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使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變化，為我軍轉入戰略進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解放戰爭的第一年，由于殲滅了大量的敵人有生力量，敵我力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下降到三百七十萬人，我軍則由一百二十五人發展到一百九十五萬人。敵軍兵力削弱，士氣低落，人民反對，后方空虛，機動作戰力量銳減；
我軍越戰越勇，士氣高漲，人民擁護，后方鞏固，機動作戰能力大為增強。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黨中央確定了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由戰略防御轉入全國性的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控制區域。
（三）第三階段是從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這個時期，解放區普遍深入地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整黨整軍運動。在全國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奪取全國的勝利制定了正確的方針，使中國革命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
（四）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充分肯定了解放戰爭前兩年的各方面成績和經驗，規定了今后時期的工作任務。由于敵我雙方力量的變化，我軍與敵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然成熟，于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及時作出了關于戰略決戰的決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首先發動了濟南戰役，攻克濟南，全殲守敵11萬人；
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9月7日中央軍委又下達了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從9月12日到11月2日歷時52天，殲敵47萬；
并迫使長春守敵起義投降，解放了東北全境。緊接著遼沈戰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歷時65天）；
華東和中央野戰軍又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共殲敵55萬，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
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戰役的勝利，殲敵52萬，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已成定局。
三大戰役勝利后，國民黨反動統治已面臨絕境，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陰謀，以便取得喘息時間，保存反動勢力，以便卷土重來。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宜將乘勇追強寇，不可怙名學霸王”。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聲稱原意接受我黨八項條件求和，經過15天的讀判，我黨代表團將《國內和平協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團。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絕簽字，讀判宣告破產。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在面柏坡召開，批準了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并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已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從湖口至江陰的千里戰線上，強渡長江天塹，解放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告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六．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49,10——56.12）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分二個階段。
建國后的頭三年是第一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生產，為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除繼續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和土匪，鎮壓反革命分子外，在農村擴大新解放區實行土地革命；
在老區開始組織互助合作；
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開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勝利地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任務，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和反對不法資本家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二年底，在國民經濟不僅已經達到而且在許多方面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基礎上，我黨中央又及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指明了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途經和步驟，創立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
對農業、手工業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經過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過渡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順利地實現了我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時地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屆四中全會，還粉碎了高崗，饒瀨石反黨篡權的陰謀。）
七．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57.1——66.4）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由于我黨對迅速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思想上、理論上缺乏充分的準備，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主觀指導上發生了失誤，歷史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但是，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黨的指導方針在大部分時間里基本上是正確的；
社會主義建設雖然遭到嚴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黨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培養和鍛煉了大批經濟文化建設人才。這是我黨工作的主導方面。
這十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57年是第一階段。由于執行了八大的正確方針，黨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勝利。（由于對1957年春夏之交的國內政治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過分夸大敵情，在全國開展了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以致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了。反右派后，黨內的“左”傾情緒開始發展了。）雖然在反右派斗爭中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失誤，但還是屬于局部性質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我們稱它為“五統年”。黨在指導方針上發生嚴重的“左”傾錯誤，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的公社化運動。稍后，黨開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同時，陳云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降低計劃指標。7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左”傾錯誤，但在整個過程將要結束時，仍沒有能提出切合實際的糾“左”方案，從蘇聯訪問剛回國參加廬山會議的彭德懷，根據全國農村現實情況，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建議信，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績后，尖銳地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這封信大大地觸犯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在群眾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以致使整個會議的形勢急轉直下，把糾“左”轉為反右，錯誤地開展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這場斗爭，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致使“左”的錯誤更加發展起來。再加上1960年后，中蘇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共對蘇共的賬務全部需清還，國內自然災害又嚴重，以致出現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局面。
第三階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左”的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61年8月八屆全會）。這是一次重要的轉變。到1965年底，經濟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國民經濟又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左”的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未能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終于導致了“文化DGM”的發動。
八．“文化DGM”時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DGM”時期是黨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始終占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是1957年以來，黨內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分析的錯誤。再加上預感到自己的權威與地位的受到威脅。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全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結論：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DGM”，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了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就導致了“文化DGM”的發動。
WG時期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66年5月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動開始發動“文化DGM”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的部署，炮打所謂的“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澤東8月15日在中南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高潮。毛澤東的大字報的內容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DGM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文化DGM進行了全面奪權，進行了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首當其沖的是劉少奇，繼之為鄧小平。
第二階段是從“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黨的十大。黨的九大把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成為法定的接班人，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在其時，由于林彪體質偏弱，毛澤東健康情況良好，于是為了奪取最高的權力，便發動了反革命的武裝政變。在這一階段，一大批黨和領導人慘遭批斗、打擊，一大批知識分子挨整，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革委會。全國“斗”、“批”、“改”運動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變后，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徹底破產，圍繞批林整風，在黨內又發生了分歧和斗爭。
第三階段是從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先是批準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當發觀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后，又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各方面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接著又發生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全國再度陷入混亂。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經過曲折復雜的斗爭，在華國鋒，葉釗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取得了十月的勝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幫”，從而結來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
總之，文化DGM是一場由黨內的領導者發動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的，給黨和人民事業帶來深重災難的一場內亂。
九．歷史的偉大一轉折時期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到一九八二年九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六年，是我黨領導人民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和發展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六年，是勝利實現歷史性偉大轉變，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撥亂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六年。
這六年的歷史課分為兩個階段：
前兩年為第一階段。由于我們黨對全面清理“左”傾錯誤的思想準備還很不夠，也由于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繼續犯“左”的錯誤，使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始終徘徊不前的局面。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第二階段。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了歷史的偉大轉折。（就是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二大總結了六年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分析了我國政治和經濟形勢，提出了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宏偉綱領和方針任務，闡明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從此，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偉大的歷史性的轉變，工農業穩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全國人民向小康型社會邁進。
2021年建黨100周年，中國共產黨黨史黨課篇4
一百年前，中國歷史上發生了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就是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就有了主心骨和領路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在百年接續奮斗中，黨團結帶領人民開辟了偉大道路，建立了偉大功業，鑄就了偉大精神，積累了寶貴經驗，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跡。”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我們黨歷來重視黨史學習教育，注重用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
通過黨史學習，深感黨的百年非凡奮斗歷程就是一個不斷凝聚力量的歷程。這個力量磅礴巨大，推動我們完成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功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尤其是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締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我們可以從黨的百年歷史中學習領悟到，是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凝聚力在民族工作中的作用，推動完成了這一偉大功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先后召開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等重要會議，推動民族工作創新發展，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黨的十九大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2018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其中，憲法序言第七和第十自然段增加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容。這是“中華民族”首次寫入憲法，從根本法的高度確立了56個民族的憲法地位，為中華民族認同、各民族自我認同和各民族相互認同提供了憲法依據和基礎。要深刻領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我們可以從學習黨的百年歷史中汲取智慧。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中國人民有了“一個先進的堅強的政黨作為凝聚自己力量的領導核心”，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的凝聚力量，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這個強大的凝聚力量，來源于中國共產黨將維護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作為革命的出發點，來源于“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而這個初心和使命又轉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力量源泉。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貫穿在歷史的不同階段，具體表現為堅定的領導力、理想的感召力、使命的推動力、理論的引領力、情感的向心力、政策的執行力和制度的保障力。這些力量以黨的領導力為統領，互相激發、互相支撐、互相疊加，在黨的民族工作中形成了強大凝聚力，推動締結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
下面，我從百年黨史的四個階段來分析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
一、救國大業：中國共產黨把各族人民凝聚成不可戰勝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在救國大業中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各族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五四運動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北京、上海、天津、長沙、濟南等地的少數民族先進青年與漢族先進青年一起踴躍參加了這場愛國運動，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引領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感召下，在運動中迅速成長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此，我列出了長長的一串名單，緬懷他們，向他們致敬!其中一些人，大家在看《覺醒年代》電視劇時能看到他們的身影。其中，杰出的少數民族代表人物有鄧恩銘(水族，1920年與王盡美一起創立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之一，后任中共青島市委第一任書記，山東省委書記等職)、馬駿(回族，1921年入黨，是東北黨組織的創始人之一)、王俊(滿族，1921年入黨)、劉清揚(女，回族，1921年入黨，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著名先驅者)、趙世炎(土家族，1921年入黨，是旅法中共早期組織的創始人之一)、張伯簡(白族，1921年加入法國共產黨，次年轉入中共)、向警予(女，土家族，1922年入黨，是中共第一位女黨代表、第一位女中央委員、第一任婦女部部長，被毛澤東稱為“她是我黨唯一的女創始人”)、榮耀先(蒙古族，1923年入黨)、韓樂然(朝鮮族，1923年入黨)、龍大道(侗族，1923年入黨，是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郭隆真(女，回族，1923年在法國入黨)、吉雅泰(蒙古族，1925年入黨)、多松年(蒙古族，1925年入黨)，李裕智(蒙古族，1925年入黨)，烏蘭夫(蒙古族，1925年入黨)，韋拔群(壯族，1926年入黨)。這些少數民族早期共產黨員都是赤誠的愛國者、偉大的民族衛士，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他們毅然決然地投入到反帝愛國斗爭中，接受馬克思主義，決心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黨的領導下，在各地開展早期工農運動，在“打倒軍閥，除列強”的斗爭中沖鋒陷陣，為掀起大革命的高潮做出了重要貢獻。
具體來看，馬駿在大革命失敗后奉調回國，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于1927年12月被捕，1928年2月犧牲。向警予于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的出賣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被敵人殺害。鄧恩銘于1928年12月在濟南被捕入獄，1931年4月5日英勇就義。面對嚴重的白色恐怖，時任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趙世炎堅定表示：“共產黨就是戰斗的黨，沒有戰斗就沒有了黨，黨存在一天就必須戰斗一天，不愿意參加斗爭，還算什么共產黨員!”被捕后，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志士不辭犧牲，革命種子已經遍布大江南北，一定會茁壯成長起來，共產黨必將取得勝利。”他們將青春和熱血獻給了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詮釋了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他們的犧牲轉化為更加巨大的感召力，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革命的洪流中。這就是在革命征程中，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各種力量的激蕩與疊加。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正處于苦難深重和極度屈辱的境地之中。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統治階級實行的民族剝削和壓迫政策，使中國各少數民族不僅在國家中沒有平等的地位，而且受到種種剝削、歧視乃至鎮壓和殘殺。中國各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存在著很深的隔閡。
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自覺地將民族工作作為革命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團結領導各民族，形成統一的革命力量、革命共同體。在對民族關系的認識上，李大釗就曾指出，“今后中國的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隸屬”。“凡具有個性的，不論他是一個團體，是一個領域，是一個民族，是一個個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領域，不受外來的侵犯與干涉，其間全沒有統治與服屬的關系，只有自由聯合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歷史上真正舉起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旗幟的政黨。
1923年12月，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主張，即“對外反抗侵略主義的列強加于我人之壓迫，對內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壓迫”。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起草的經過改組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之后，毛澤東多次提出，中國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要幫助弱小民族，使他們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1935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強調，民族沒有優劣貴賤之分，“民族是至尊的，同時，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凡在內蒙古區域的漢、回、藏、滿等民族，應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發展民主主義，使這些民族與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應用自己的言語文字及信仰與居住等的自由”。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指出，未來建立的民主共和國“對國內各民族，給予平等權利，而在自愿原則下，建立統一的政府”。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系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黨以強大的民族平等的政策執行力，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共同奮斗。如，在廣西西部，中央代表鄧小平和張云逸、韋拔群等領導在黨影響下的一部分廣西軍隊和當地農軍，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舉行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成立紅七軍和紅八軍，李明瑞任兩軍總指揮，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創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中國工農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跨越了十一個省，被稱為“地球上的紅飄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行程是經過自然環境惡劣、社會矛盾復雜的少數民族地區。各族群眾對紅軍從懼怕躲避、物質封鎖甚至武力襲擾，轉變為無私無畏、傾其所有支援幫助，甚至踴躍參軍、堅定跟黨走，為保證長征偉大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比如，“彝海結盟”的故事。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繼續北上，進入大涼山彝族聚居區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紅軍順利通過了彝族地區。“彝海結盟”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功運用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的典范。再比如，紅軍經過四川阿壩藏族羌族地區，當地各族群眾為紅軍籌集了1000多萬斤糧食，貢獻了20多萬頭牲畜以及大批鹽巴等生活物資，被毛澤東贊之為偉大的“牦牛革命”。毛澤東說，“我們用雙腳用了一年時間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史無前例的壯舉，這才是真正的長征。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留下了很多故事，展現了紅軍和各族群眾形成的魚水相依、血肉相連的黨群關系、軍民關系。
今天，我講一個發生在中央紅軍經過通道縣侗寨時發生的一個“豬嘴里吐銅錢”的故事。1934年12月10日，寒風凜冽，中央軍委第一野戰縱隊的前衛部隊，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通道流源村，暫住在流源村西北村口的明月團寨。當時，整個團寨寂靜無聲，侗寨百姓跑得無影無蹤。原來，因為長期遭受軍閥及土匪的欺壓，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欺騙，當地老百姓看到當兵的，心里就感到緊張和害怕。所以，為避免再次遭受兵禍之亂帶來的痛苦，楊昌雄的奶奶帶著當時只有七歲的父親楊光斌，跟著村民收拾東西躲到了深山里，因走得匆忙，便把一頭一百多斤重的肥豬忘在了豬圈里。當時深藏在山林里的鄉親們，心中十分焦急，因為從沒見過紅軍，也不知道這群人是誰，甚至有些害怕這些國民黨軍隊口中的“赤匪”，就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禱，希望紅軍快點走，家中或許還能多剩下一些財物。
過了些天，幾個膽大的村民返回了寨子，楊昌雄的奶奶也帶著楊光斌急急忙忙地回到家中，卻發現大肥豬不見了，頓時放聲大哭，想起自己起早貪黑，一年到頭好不容易喂大了一頭肥豬，現在卻被紅軍殺了，當時是既難過又氣憤。過了好一陣，奶奶帶著楊光斌在家中四處查看，突然發現灶屋里的炕上吊著一個豬頭，伸手過去只聽“咚”的一聲，那豬頭滾到地上，“嘩啦、嘩啦”地從豬嘴里掉出一堆銅錢來。這突如其來的聲響把兩人嚇了一大跳，楊昌雄的奶奶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豬頭里竟然會吐出銅錢來”!她戰戰兢兢地把銅錢撿起來，數了數足足有幾百枚之多，都夠買兩頭豬了。原來，紅軍因為補給困難，饑餓難忍又找不到村民，便將楊光斌家的肥豬吃了，在豬頭里塞了買豬錢。這樣，楊光斌家人消除了之前對紅軍的誤解，并將此事告訴了周圍村民。于是，流源村的鄉親們知道了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不會拿群眾一針一線，是仁義之師。當地村民楊道德、楊通提、楊光慈等主動擔當向導，翻山越嶺地找近路將紅軍隊伍帶出一百多里地。這個故事在當地廣為流傳。其實，豬嘴里“吐”出來的是紅軍對百姓的關懷，是魚水情深的最好體現。如今“豬嘴里吐銅錢”也成了當地代代相傳的佳話，紅色基因永遠留在了侗鄉。
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中國共產黨強調，“發動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獨一無二的方針”，號召全國各族人民一同努力抗日。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號召全國各族人民以“共同體”的形式反對外來侵略。
很多少數民族群眾參加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為了革命理想，奔赴延安，奔赴前線。在東北有漢、滿、朝鮮、蒙古、回、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赫哲等多民族人民組成的抗日聯軍，在海南島有漢、黎、苗等多民族人民組成的瓊崖縱隊，在云南有多民族組成的滇、桂、黔邊區縱隊。有些少數民族還組織了自己的革命武裝，如陜甘寧邊區的回民抗日騎兵團，冀中、渤海的回民支隊，大青山根據地的蒙古族游擊隊等。另外，新疆各族群眾先后捐獻了144架飛機，青海各族人民也捐獻了大量的銀圓、羊皮和軍糧，云南各族人民用雙手搶筑而成的滇緬公路，吉林延邊各族兒女“山山金達萊，村村烈士碑”的血灑疆場英雄的各族兒女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些事實表明，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同時也表明，沒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奮斗，中國革命也不可能取得勝利。通過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國共產黨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各少數民族的解放斗爭對于中國革命成敗的重要作用。因此，黨對正確處理和解決國內民族問題也更加重視了。1947年，我國首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標志著一個民族統治另一個民族的歷史終結，凸顯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興國大業：各族人民真正成為國家主人
中國共產黨在興國大業中發揮凝聚作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真正實現了民族平等、成了國家的主人。費孝通在回顧自己一生的學術經歷時寫道：“新中國的成立在我國歷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國社會結構起了重大變化，其中之一是民族關系的轉變，從不平等的關系轉變為平等關系。
今天回想起我們中國這個民族關系的根本變化，如果針對世界上民族戰爭至今未息的形勢來看，不能不承認民族平等是件有關人類共同命運的根本大事。在一個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絕不能少的條件。這個條件在我們中國首先實現，在人類歷史上是應當大書特書的。”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華民族獲得了獨立，民族壓迫制度被廢除，中國各民族開始進入平等團結、友愛合作、繁榮發展的時代。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發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偉大號召，前所未有地激發了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時，中央非常重視發揮少數民族干部在國家事業發展中的作用，在實踐中通過培養和提拔大批熟悉少數民族事務的少數民族干部，以有利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如毛澤東指出，“我們一定要幫助少數民族訓練他們自己的干部，團結少數民族的廣大群眾”。早在延安時期，1941年9月18日，我們黨就創辦了第一所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高等學校——延安民族學院。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學院在北京成立，烏蘭夫為第一任院長，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創建的全國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基于對少數民族干部培養和使用的原則，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干部中均有少數民族干部擔任主要領導職務。
中央政府領導民族地區開展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實現“一步跨千年”的巨變，云南景頗、傈僳、獨龍、怒、佤、布朗、基諾、德昂等“直過民族”實現了從原始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同時先后成立了新疆(1955)、廣西(1958)、寧夏(1958)、西藏(1965)四個自治區和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功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這期間，黨的領導力、理論的引領力、政策的執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眾的向心力互相激發，提升了各族民眾的國家主人翁意識，增強了國家責任意識、國家認同意識，從而促進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立即成立了中央一級的民族事務機構，即民族事務委員會。之后，在西北、西南、中南、東北、華北等大行政區和一些民族事務較多的省、市、行署、專區以及縣級政府，都陸續成立了主管民族事務的機構。機構的設置，為發揮黨的領導力、政策執行力起到了重要的組織保障作用。
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組織民族識別和正名工作，相關部門本著從實際出發、客觀公正、遵從少數民族人民意愿、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原則，深入開展民族識別工作。經過近30年時間，我國確立了包括漢族在內的56個民族，其中包括曾經不被認可、受壓迫和受排擠的少數民族。由此，各民族全部得到國家正式確認，成為中華民族平等的一員。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長期探索和反復比較的結果，是尊重長期歷史發展并合乎我國國情的正確選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重要內容。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們黨獨立探索的制度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是對“大一統”下“因俗而治”政治傳統的自覺超越。
在民族區域自治工作的探索階段，把尊重少數民族群眾的文化傳統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產生活實際結合起來，把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結合起來，探索區域自治之路，在基層得到了少數民族群眾的一致好評。1950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于慎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指示》，明確要求：必須嚴格防止機械搬用漢人地區的工作經驗和口號，必須嚴格禁止以命令主義的方式在少數民族中去推行漢人地區所實行的各種政策。
另外，我們黨始終堅持從各少數民族的具體情況出發決定具體工作方針和具體工作步驟的原則。1952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關于對待佛教等四個問題給西藏工委的指示中強調，必須充分估計到佛教在西藏民族中的悠久歷史及其深入人民的傳統影響，以及達賴、班禪在各階層中享有很高的宗教信仰。同時充分認識到宗教問題的長期性、國際關系，從而加大重視西藏地區的宗教工作在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因此，必須堅決遵守和執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保護宗教政策，對純屬宗教范圍內的事情，不要做任何行政的干涉。
尊重各族群眾不僅體現在政治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等方面，還體現在交往的細節中尊重各族人民的感受，切實把對少數民族群眾的真情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中。新中國成立后，各地少數民族代表人物來京或到國內其他各地參觀，存在攜帶禮物向中央、地方首長或領導機關獻贈的情況。為此，1953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專門對少數民族代表到內地參觀不要攜帶禮物等問題作出指示，對于依照其民族習慣，和領導機關的首長相見時，必須贈送某種禮物(如藏族的哈達等)，否則即為失禮者，則應尊重其習慣。并規定：“今后凡組織少數民族來首都或到國內各地參觀，一般均應稱參觀團，不再采用致敬團名義。”禮品贈送看似小事，但卻折射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不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民族。而“致敬團”到“參觀團”的改變，則凸顯了人格尊重和民族平等，這也漸漸形成了強大的向心力。
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第一任總理，曾多次代表黨和國家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和政策，集中反映在1957年8月4日《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中。這個講話首次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使各民族走向共同繁榮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立場和根本政策;各民族要繁榮起來，關鍵在于社會改革，主要是經濟改革;通過對我國和蘇聯國情的比較，詳盡闡明了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強調對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合則雙利，分則兩害;指出必須尊重民族自治權利，必須重視民族化的問題;要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強調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主要按照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來解決，目的是增進民族團結，建設祖國。
鄧小平在1950年7月21日《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問題》的講話中強調了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并提出一系列觀點，比如：應該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很高的位置;馬列主義是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要努力消除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的隔閡，以真正形成中華民族美好的大家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個自治就是空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要采取特殊政策，不能照搬漢族地區的做法;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主要是反對大民族主義;要特別重視對少數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的工作等。
兩位領導人都強調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和發展政策，沒有面向落后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建設，就不會有真正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20世紀5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將發展少數民族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黨和國家就開展了青藏公路、內蒙古包頭鋼鐵聯合企業等一系列交通運輸和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改善了少數民族經濟發展水平，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推動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往與合作。
各民族實現了經濟共同發展和經濟平等。切實采取措施強化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是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原則，也是各民族自覺體認中華民族同體的現實路徑。正是基于對民族平等重要性的認識，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關于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指示》明確要求，廢止歷史遺留中的侮辱或者歧視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和匾聯，少數民族人民有保持民族習俗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其他人不能干涉，要互相尊重。1952年，我們國家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實施辦法的決定》，要求政府應該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提倡和鼓勵民族之間的團結、互助，禁止有煽動、激化民族矛盾的行為，從而推動了各民族的全方位平等。各民族全方位的平等、團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真正形成的基本保證。
三、富國大業：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中國共產黨在富國大業中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千方百計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不斷提高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開放富國的歷史進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文化成就，有力地夯實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現實基礎。同時，黨對民族問題的理論和實踐也逐步深化，對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問題的發展規律有了進一步的科學認識，在黨的領導力統領下，理論的引領力、情感的向心力、政策的執行力相互促進，民族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
在民族理論建設上，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民族理論政策也得以不斷完善和發展。歷屆黨中央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民族理論和毛澤東民族團結思想的基礎上，結合不同時期的時代特色，形成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為中國民族團結進步提供了有力支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總結國內外處理民族問題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不僅全面恢復了過去正確的民族理論、政策體系，而且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形成了鄧小平民族理論。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指出，我國各兄弟民族已結成了社會主義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系。
鄧小平民族理論集中表現在，鄧小平將我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納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當中，提出大力發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共同繁榮，是解決好我國民族問題基本保證的思想。具體觀點：一是強調了黨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要求在貫徹民族平等原則的過程中，要在“真正”上下功夫;二是民族政策要著眼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把少數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放到主要位置，并強調“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特別要大力“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三是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分裂是違背民族意志的，中華民族子孫“要共同奮斗，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提出了兩個鮮明的觀點，第一，“民族團結、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對于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是一個關系到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把民族問題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第二，把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涵義確定為“各民族之間平等、團結、互助”的關系。上述觀點載入了同年全國人大通過的新憲法和198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之中。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頒布在我國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此后，相關法律陸續頒布，基本形成了以憲法為根本，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主干的法律體系。中國共產黨在民族事務治理過程中注重建立完備的民族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在制度建設上下功夫，推動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中國共產黨也非常重視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在實踐中，江澤民也深入實踐了毛澤東關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論述和鄧小平關于“真正民族平等”的論述。進入新世紀新階段，胡錦濤對于民族團結進步也有系列論述和實踐，如他指出：“新世紀新階段的民族工作必須把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作為主題。”尤其是這一時期也實施了一系列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共同繁榮的戰略舉措。因此，這一時期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為凝結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這一時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注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建設。1979年到1988年，中國共產黨先后在多個重要會議上將民族工作確定為新時期黨和國家重要工作、重要任務，從政治的高度闡明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復雜性。同時，黨和國家在實踐中確立了極具創新性、實效性的少數民族對口支援政策，并通過設立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基金來扶持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除了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國家還對少數民族聚居人口較多的省份實行定額補助制度。除此之外，國家在資源配置上開始對邊疆民族地區傾斜，實行大量的少數民族地區幫扶和優惠政策。1999年由國家民委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部門倡議發起了興邊富民行動，旨在振興邊境、富裕邊民。通過強化政府組織領導，廣泛動員全社會參與，加大對邊境地區的投入和對廣大邊民的幫扶，使邊境地區盡快發展起來，邊民盡早富裕起來，在發展中進一步增強愛國主義感情和加強各民族大團結，最終達到富民、興邊、強國、睦鄰的目的。
進入新世紀，《國務院關于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正式出臺，并從21世紀的第一天開始實施。其中涉及：制定政策的原則和支持的要點;增加資金投入的政策;改善投資環境的政策;擴大對內對外開放的政策;吸引人才和發展科技教育的政策。這標志著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邁出實質性的步伐。這一政策措施的頒布和實施，貫穿了黨中央、國務院關于西部開發要積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新機制的指導思想，有利于創造促進西部大開發的良好環境，對西部大開發的各項重點工作，都會產生積極的指導和推動作用，對進一步處理好民族問題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注重強化少數民族地區的思想文化認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工作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是，少數民族群眾的思想文化認同也不可忽視，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建設對于民族團結穩定至關重要。1999年9月29日，江澤民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解決民族問題和處理民族關系，必須要用團結、教育的方法，應該做到尊重民族風俗習慣，禁止出現激化民族矛盾以及傷害民族感情的事情。2003年3月4日，胡錦濤第一次明確提出新世紀新階段民族工作的主題，即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2009年，我國發布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若干意見》，強調了少數民族文化建設的特殊重要性，并明確了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以及具體措施。
四、強國大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國共產黨在強國大業中發揮凝聚作用，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獲得巨大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鮮明主線。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舉旗定向，謀篇布局，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對于民族工作發表了一系列講話，進行了一系列實踐，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在實踐中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開辟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新境界，為新時代做好民族工作、團結好各民族提供了行動指南。這一思想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各個民族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各個民族只有凝心聚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總結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這意味著這一指導思想將在當下和未來轉化為巨大的理論引領力和制度保障力。
在此，我們系統梳理一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述，有助于對于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的理解和把握。
在2014年5月召開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在各民族中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使各族人民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源。
在2015年8月召開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大力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201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隨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
2019年10月，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見》。
在2019年9月27日召開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做好各項工作。
在2019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這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顯著優勢。
在2020年8月召開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2020年9月召開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不斷鞏固各民族大團結。
在2020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可以更加清晰、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鮮明主線，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大原則，已經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
這個時期民族法治建設進一步加強，出臺了《中國公民民族成份登記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民族法律法規體系更趨完善，黨和國家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體制機制更加完備，為依法有效治理民族事務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撐，進一步奠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治基礎。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只有樹立對法律的信仰，各族群眾自覺按法律辦事，民族團結才有保障，民族關系才會牢固。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加強民族工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修訂完善有關民族工作的法規條例，推進城市和散居地區民族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精細化。堅持在法律范圍內、法治軌道上處理涉及民族因素的問題。在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確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全面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權益。要堅持一視同仁、一斷于法，依法妥善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保證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權利、平等履行義務，確保民族事務治理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是全面依法治國在民族工作領域的集中體現，是維護民族團結的基本路徑，深刻體現了法治文明的時代要求。同時，健全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能夠提升各民族的政治認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法律制度層面奠定了基石，提供了堅強的法制保障。
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維護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積極培養、選拔少數民族干部，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和社會事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我國民族工作的新成就、新使命、新要求，為中國共產黨處理好新時代的民族關系、做好新時代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精準扶貧戰略是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大舉措。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貧困問題一直是黨和國家關心的重點。貧困問題不解決，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無法實現。面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脫貧難度大、問題多的現實境況，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民族地區是國家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和硬骨頭。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的理念。“十二五”期間，民族八省區的GDP總量達7.47萬億元，地方公共財政收入達8886億元。2012-2019年，民族地區累計減貧2500多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1%下降到4%。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全面實現小康少數民族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掉隊”，首次提出各民族必須同步實現小康。在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提出精準扶貧這一核心戰略，還走遍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先后召開七次跨省區的脫貧攻堅座談會，親自部署、親自掛帥、親自出征、親自督戰，號召全黨全國全社會合力攻堅。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是我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體現。
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攻堅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靠的是黨的堅強領導，靠的是中華民族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品質，靠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堅實物質基礎，靠的是一任接著一任干的堅守執著，靠的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奮斗。”我們成功地消除了區域性貧困，但是少數民族地區脫貧不是一勞永逸的終極成果。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用好發展這把解決民族問題的總鑰匙，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確保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
在社會主義中國，黨是確保中華民族實現均衡發展、共同富裕的堅強領導核心。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政治共同體，也是經濟共同體，中國經濟的騰飛和均衡發展，離不開中華民族經濟共同體成員的積極支持和通力合作，也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關于平衡發展理念的一貫堅持。進入新時代，各民族交融發展的物質基礎極大豐富，發展消除了社會結構分割和社會心理疏離，為不同民族基于現代化的共同文化、共同價值觀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基礎。100年來，正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中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才使得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維護，中華民族現代化程度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此過程中不斷強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在數千年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各民族共同開拓了遼闊的疆域、共同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精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歷史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最后，讓我們在學習百年黨史的過程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實踐的力量，統一全黨的思想、意志、行動，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磅礴的力量，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