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后感悟是指讀一本書、一篇文章、一段話、幾句名言、一首音樂，然后把感悟和感悟寫進一篇文章，叫做讀后感悟。讀后感是閱讀筆記，是應用寫作研究中常用的文體之一。總之，就是看完這本書后的感覺。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懷念圣陶先生讀后感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第一篇: 懷念圣陶先生讀后感
葉圣陶先生給人看稿一絲不茍，不僅要改正筆誤，理順詞句，甚至要描清標點；為普及漢語言文字知識和語文教育教學所做的大量工作；“文革”期間迫于形勢不得不應對一些責難和壓力，并深切關心朋友們的安危；給呂叔湘先生送書法作品，并為其女文章題詩，待人誠摯；和呂叔湘先生一同避暑和視察的情形等等。
葉圣陶先生是一位躬行君子，為人師表，待人溫良，傾全力專注于事業。除此之外，還可以看出葉圣陶先生在普及漢語言知識及語文教育事業中的巨大貢獻；對友人的關懷鼓勵，充滿文人情懷和雅趣；淡泊名利，不愛無謂的交際應酬，生活追求簡樸的精神品質。
第二篇: 懷念圣陶先生讀后感
我看出葉圣陶始終是個寡言的人.大家聚談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那里聽著.他卻并不是喜歡孤獨,他似乎總是坐在那里聽著.至于與人獨對的時候,自然多少要說些話；但辯論是不來的.他覺得辯論要開始了,往往微笑著說,‘這個弄不大清楚了’.這樣就過去了.”從這我們可以看出葉圣陶是一個寡言而又不喜歡爭強好勝的人,心境平和.“我知道他到了車站這一類地方,是會覺得寂寞的.他的家實在太好了,他的衣著,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個孩.有些作家些名人,大都以高調歌頌其個人高貴品質,贊其輝煌的業績,而朱自清寫的這篇文章,全然擺脫那俗套,從葉圣陶老先生的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寫讓我們從他的生活中去認識了解葉圣陶,抓住細節,描寫細膩,同時他對葉圣陶那份友誼也自然流露出來.
第三篇: 懷念圣陶先生讀后感
我認識圣陶先生是在成都,1941年春天的一個細雨濛濛的上午。那時候我在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圣陶先生在四川省教育科學館工作。教育科學館計劃出一套供中學語文教師用的參考書。其中有一本《精讀指導舉隅》和一本《略讀指導舉隅》,是由圣陶先生和朱佩弦先生合作編寫的。計劃里邊還有一本講文法的書,圣陶先生從顧領剛先生那里知道我曾經在云南大學教過這門課,就來征求我的意見,能否答應寫這樣一本書。
我第一次見到圣陶先生,跟我想象中的“文學家”的形象全不一樣;一件舊棉袍,一把油紙雨傘,說話慢言細語,象一位老塾師。他說明來意之后,我答應試試看。又隨便談了幾句關于語文教學的話,他就回去了。那時候圣陶先生從樂山搬來成都不久,住家和辦公都在郊外。過了幾天,他讓人送來一套正中書局的國文課本,供我寫書取用例句。
大約半年之后,我寫完了《中國文法要略》的上卷,送給圣陶先生審閱,那時候他已經把家搬進城里了。后來開明書店設立成都編譯所,就設在圣陶先生家里。圣陶先生一直在主持《中學生》雜志的編輯工作,后來又跟宋云彬先生合編《國文雜志》,他邀我給這兩個刊物寫稿子。我的《文言虛字》、《筆記文選讀》、’《中國人學英文》以及《石榴樹》(即《我叫阿拉木》)的譯文,或全部,或部分,都是在這兩種刊物上發表的。因為送稿子到圣陶先生那里去,也就常常留下來,一邊說著話,一邊看圣陶先生看稿子。圣陶先生看稿子真是當得起“一絲不茍”四個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筆誤,理順作者的語句,甚至連作者標點不清楚的也用墨筆描清楚。從此我自己寫文稿或者編輯別人的文稿的時候也都竭力學習圣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趕不上圣陶先生。
寫《中國文法要略》以及《文言虛字》等等,是我對學術工作的看法有了變化的表現,哪是因哪是果可說不清。原先我認為學術工作的理想是要專而又專,深而又深,普及工作是第二流的工作。我自己思想中本來就有這個傾向,我在那里工作的研究所的主持人更是十分強調這一點。可是我現在認識到普及工作需要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也并不容易。回想起來,我確實是受了圣陶先生的影響。圣陶先生把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來編《中學生》,值得嗎?非常值得。現在七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人里邊有很多人曾經是《中學生》的忠實讀者,在生活上和學問上是受過它的教益的。
在這里我想順便說一個故事。1949年初,開明書店收到魏建功、蕭家霖等幾位先生從北平寄來的編字典的計劃,圣陶先生認為這個計劃很好,復信說開明可以接受出版。這就是后來由附設在出版總署內的新華辭書社出版的《新華字典》,那時候圣陶先生任出版總署副署長。《新華字典》出版之后,新華辭書社并沒有解散,圣陶先生打算讓這個班子繼續編別的辭書,并且希望建功先生辭去北京大學的職務,繼續領導辭書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態度很堅決。后來有一天圣陶先生跟我閑談,談起這件事,他說:“難道在大學里教課一定比編字典的貢獻大嗎?”現在建功先生和圣陶先生都已經作古,我也不需要保密了。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圣陶先生一家隨著開明書店由長江出川回上海,第二年我也隨金陵大學回南京。為寫稿的事,也時常有書信往還。1947年,圣陶先生約朱佩弦先生和我參加高中國文讀本的編輯工作,我建議把語體文和文言文分開,編成兩套,他們兩位都同意。到1948年冬天,淮海戰役的勝負已成定局,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很多人家避居上海,我也扶老攜幼投奔開明書店。我在開明書店工作了一年有余,認識了章錫深、王伯樣、顧均正、徐調孚,賈祖璋、周振甫、唐錫光等“開明人,’,也多多少少感染上了那難于具體描寫卻確確實實存在的“開明作風”。圣陶先生不久就去香港轉道去北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擔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第二年我應清華大學之聘也來到北京。雖然住得不近,也還時不時有機會見面。1951年2月,我母親在上海去世,我奔喪回南。回到北京,家里人告訴我,圣陶先生找過我,說有
要緊事兒。我去了才知道是要寫一個講語法的連載,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主要是供報刊編輯以及一般干部參考。發起這件事的是胡喬木同志,他曾經問過語言研究所,語言研究所不愿意承擔,才找到圣陶先生,圣陶先生說可以找呂某人試試。這就是《語法修辭講話》的由來。這件事在我的生話中形成又一個轉折點。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的時候,我被分配到語言研究所,做語法研究工作,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兼任一名副總編輯(圣陶先生是社長),照料語文課本的編輯工作。如果沒有《語法修辭講話》這件事,很有可能我會跟著清華大學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學,或者調到別的大學去。
《語法修辭講話》給我惹出許多事兒。首先是到處邀請做報告,其次是回答紛至沓來的讀者來信。過了幾年,好象沒事兒了,忽然有一天接到圣陶先生一個電話,說是某方面的指示,要寫一篇批判《語法修辭講話》的文章,并且點名要圣陶先生寫。圣陶先生在電話里說,這篇文章他不會寫,“解鈴還是系鈴人,還是請你勉為其難吧。署名當然還是署我的名字。”這可把我難住了。對于《語法修辭講話》我也不怎么滿意,可是我的不滿意跟那位不知道名字的發指示的同志的不滿意,大概不是一回事。所以這篇文章很難寫,既要讓考官滿意,也得讓挨批者不太難堪。好在已經過多次政治學習,如何發言才算“得體”已經多少有些經驗。饒是這樣,一千多字的文章還是寫了一個星期,登在《人民日報》上,也不知道命題人是否滿意。
《語法修辭講話》的發表引起了一陣“語法熱”,一兩年內就出版了十來種語法書。圣陶先生大概也看過幾種,好象都不滿意,有一天跟我說“能不能寫一本不用術語的語法書:,容易懂,而且實惠?”我說:’’不用術語恐怕辦不到,少用幾個,象`名詞,、`動詞’、`主語’、`謂語’等等,也許能夠辦到。至于實惠,也就是對說話、作文有幫助,那就更難了。”圣陶先生當然沒有叫我試寫,我可偷著試過好幾次,都是寫著寫著就寫不下去了。我希望有人能滿足圣陶先生這個遺愿。
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照料初中漢語課本的編輯工作,當時的計劃是要把漢語和文學分成兩套課本的。實際工作是張志公同志負責,但是我得認真審讀,提修改意見。這套課本僅僅試用兩年就不用了,漢語和文學又合流,恢復原先的語文課本的編法。這時候我已經不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職務,但是圣陶先生叮囑我好好審讀新編的語文課本。不久,我在語言研究所主編的《現代漢語詞典》的初稿陸續出來.圣陶生先和朱文叔先生都是審訂委員會的委員,也只有他們二位認真提了些修改意見。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彼此不通音問。我聽說周總理設法保護文教界的一些老先生,估計圣陶先生會在內,也就放心了。我自己則由隔離反省而集中學習,而下干校,又和二十多位同志于1971年初提前放回北京,仿佛做了一場希奇古怪的大夢。這時候雖然仍然受駐機關的軍宣隊、工宣隊管束,已經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動,于是有一天我就去訪問圣陶先生。大概這個時候圣陶先生那里還是很少有客人來吧,看見我非常高興。寒暄幾句之后,他睜大眼睛問我—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你是什么罪名?”我說:“反動學術權威加走資派,雙料打倒對象。”圣陶先生嘆了口氣,半晌不說話。后來互相交換熟人的消息,圣陶先生扳著指頭算了會兒說:“我認識的人里邊,死了的和下落不明的,十七個。”
圣陶先生和王伯祥先生是幼而同學,長而共事,交情很深。伯祥先生那時候身體不好,在家里很寂寞,圣陶先生常常去看望他,有時候乘公共汽車,有時候步行。二位老人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因此,我也過些時候就去看看圣陶先生,盡管沒有多少話要說。
葉圣陶先生不是以書法知名的,可是書以人重,來求墨寶的還是很多。我在上海的時候曾經得到他一副篆書短聯。1976年有人送我兩張高麗棉紙,我拿去請圣陶先生給我寫點什么。他寫了兩首詩送我,是楷書寫的。
華西初訪猶如昨,既接清芬四十年。邃密深沈殊弗逮,斌存虛愿欲齊賢。并臻信達兼今稚謂使用現代語,譯事群欽夙擅場。頗冀移栽名說部,`卑因橡筆得深賞。
這里既有溢美之辭,也有勉勵的話,希望我翻譯外國名著。我又何嘗不想在這方面多做點工作,
但是我也跟很多人一樣,時間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也就顧不上了。
在這以前,圣陶先生也曾經在我女兒呂霞寫的《在抗戰中度過的童年》的前邊題過一首《洞仙歌》,那些短篇是原先發表在《開明少年》上,后來剪貼成冊的。
華西初訪,記見垂髻覷,小試文心不吟絮。敘離鄉,輾轉漢浦湘奉,更繞道遙傍滇池僑寓。晨曾攤手稿,開載于今,重讀依然賞佳趣。觀感本童心,暗喜輕愁帶幽默,時時流露。待掩卷津津味徐甘,卻不免追懷西南羈緒。
1977年8月,謝剛主(國禎)先生發起去承德避暑山莊游覽,邀請圣陶先生、唐搜同志和我同去,圣陶先生由至善世兄隨侍,唐惻同志和我也都有家屬陪同。那時候避暑山莊還沒有正式開放,游人很少。我們住在文津閣樓下,非常清靜。早晚在松林中散步,雖少花香,不乏鳥語。盡管只住了一個星期,但是來去自由,沒有多人迎送,也不要講話和應酬,圣陶先生
心情很舒暢,后來還屢次提到。第二年夏天圣陶先生參加政協的視察組去四川,路上患病,回到北京去醫院檢查出來是膽結石,做了手術,在醫院里住了三個多月,健康大受影響。這以后,除1982年到煙臺作短期旅行外,就沒有再出京了。
我最后一次晤見圣陶先生是1987年9月8日。這一年他的健康情況比較穩定,那一天正好有新華社的老攝影記者鄒健東同志來給圣陶先生拍相片,也給我們兩人拍了一張合影,圣陶先生興致很好。H月17日上午我去看望圣陶先生,他因為晚上沒睡好,早餐后又睡著了,我沒有驚動他。至善有事出去了,我跟滿子說說話就出來了。后來我自己鬧病,住了一程子醫院,回家休養,一直想去看圣陶先生都因循未去。有一天張志公同志來看我,說起圣陶先生,他說他也好久沒去看望了。我們相約過幾夭去看他老人家。又過了幾天,志公在電話里告訴我,圣陶先生又住院了。最近幾年,他常常住院,所以我也沒放在心上,打算過些時到醫院去看他。二月十六日早晨,志公同志來電話,說葉老去世了,我后悔沒早去醫院。第二天我自己患感冒躺下了,追念往事,做了一副挽聯:
交情兼師友,四+八年,立身治事,長仰楷式。道德寓文章,一千萬字,直言曲喻,永溉后生。也只是在心里念道念道,沒有寫出來送到民主促進會舉行的追思會上去。下聯是天下的公論,上聯卻是說出我個人的感受,可是我相信,象我這樣受過圣陶先生言談的影響、行事的感染的真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