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義，又稱南昌起義或八一起義，是指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聯合國民黨左翼，對國民黨反動派發動武裝抵抗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建立革命軍的序幕。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揭秘八一南昌起義的臺前幕后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篇1】揭秘八一南昌起義的臺前幕后
鮮血凝成的軍旗魂
八一南昌起義的勝利，引起了敵人的極大恐慌。國民黨反動派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大肆攻擊和污蔑共產黨和進步力量，下令通緝起義領導人，加緊“清黨”。蔣介石、汪精衛氣急敗壞地從南京、武漢和廣州等地糾集大批反動軍隊向南昌撲來，妄圖將革命力量一網打盡。
8月1日晚，周恩來主持前敵委員會和軍事參謀團緊急會議，討論了當前的嚴峻形勢和行動計劃。認為南昌易攻難守，不宜久留。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敵人的圍追堵截，決定迅速撤離已是四面受敵的南昌，按照原定到廣東去的行動方案，立即揮師南進，通過海上交通接受外援。待實力充實后攻取廣州，再圖北伐。
起義軍從此踏上了一條不歸的血路。
1927年8月3日至5日，起義軍3萬多人先后從南昌東郊集結出發，取道贛東，途經撫州、宜黃、廣昌、石城南進。
8月3日敵李漢魂隨張發奎率第4軍追擊起義軍。出發時，起義軍總指揮部讓蔡廷鍇率第10師作前衛，結果該部在8月4日到達進賢縣李家渡時，師長蔡廷鍇突然驅逐在該師工作的共產黨員，之后率部開往浙江，叛變脫離起義軍。由于撤離南昌比較倉促，起義軍未經整頓，加上酷暑遠征，部隊減員較多，7日到達臨川時，總兵力僅剩13000余人。
八一南昌起義后，國內反共勢力愈加囂張。張發奎等國民黨政客撕下了“革命”的偽裝，他于8月9日連發兩電給汪精衛、譚延商闿(國民政府代理主席)：“此次賀、葉叛變中央，(我)精神受刺激過甚，實已心灰。……務令共黨殲盡，稍贖罪過。”8月25日，駐廣東的國民黨第8集團軍總指揮李濟深，調錢大鈞部9000人進至瑞金，阻止起義軍南下：又調黃紹竑部9000人向于都前進，支援錢大鈞部作戰。中共前委決定各個擊破，經過激戰一舉攻占了瑞金縣城，接著又集中兵力進攻會昌的錢大鈞部主力，殲滅敵軍6000余名，繳獲槍支2500余支。起義軍傷亡近2000余人，鮮血染紅了遠征路。會昌戰斗后，起義軍改道東進，經福建的長汀、上杭入粵。途中，周恩來寫信給黨中央，要求廣東省委立即發動潮汕、東江地區的工農，響應南昌起義的部隊。中央派政治局常委張太雷由武漢赴粵，制定了“起義軍打到哪里，就在哪里組織暴動響應”的策略。
9月16日，11000余人的起義部隊在工農武裝的配合下一路南進，第11軍第25師占領廣東省大浦縣三河壩后，周恩來決定留朱德指揮25師和第9軍教育團堅守三河壩，其余主力進擊沿海的潮汕地區，奪取出海口，希望獲得共產國際承諾的海運援助。這是起義軍入粵后的第一次分兵。但在進軍潮汕途中，又遭粵軍和中央軍的夾擊。李濟深令錢大鈞殘部牽制第25師，令黃紹竑部進攻潮安，令陳濟棠、薛岳部3個師15000余人由河源東進，尋找起義軍主力決戰。他們形成了三角包圍態勢。而外圍則由始終沒有放棄對起義軍追擊的張發奎支援。
此時，國民黨海軍和英、美、法的軍艦10余艘，以強大的炮火不斷轟擊，日本海軍陸戰隊也強行登陸。據說蘇聯的軍火輪遠遠地停泊在海面上，無法靠岸。這意味著此次南征的目的落空，“二次北伐”化為泡影，而且彈盡糧絕的起義軍又進一步潰敗。起義軍也由原來的2萬多人銳減到幾千人。
10月3日，起義軍領導機關在普寧流沙基督教堂召開會議，張太雷專程前來，傳達了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并指示起義領導人離開部隊。周恩來總結了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會議決定武裝部隊向海陸豐轉移，同當地的農民運動結合，建立革命根據地非武裝人員部分留下，部分疏散。當日下午，主力部隊突圍到海陸豐時，與敵陳濟棠、徐景唐部發生激戰，余部1300余人由24師師長董朗率領與彭湃的農軍會合。同一天在三河壩交戰的，還有朱德、陳毅率領的3000余人，與7倍于己的敵錢大鈞、黃紹竑部4個師激戰三晝夜，傷亡1000多人，最后經贛南、粵北轉入湘南，開展游擊戰爭。后來與毛澤東在井岡山勝利會師，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
賀龍、葉挺、聶榮臻等攙扶著身患瘧疾的周恩來，邊打邊撤，也轉移到了海豐縣。他們既不熟悉當地的路，也聽不懂老百姓說的話，手上又沒有錢，饑腸轆轆。正當他們近乎絕望的時候，遇上了地方黨的負責人楊石槐，楊找來一只小船，將他們送了出去。一葉扁舟在茫茫大海里顛簸了兩天一夜，才到了香港，之后又輾轉來到上海。
就這樣，轟轟烈烈的南昌起義最后在廣東遭受了嚴重挫折。
廣東失利后的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主持南方局和廣東省委聯席會議，在會上作了《八一事件之經過、失敗原因及其出路》的報告，他說“這次失敗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單純軍事的投機，沒有喚起廣大農民來，必然失敗的。”并說，“中央同意南昌起義后派國燾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動同志，更堅決地執行中央的決定。不料他假傳圣旨，共產國際不主張干，他也極反對干。國燾這樣做不僅損失個人信仰，也損失中央的威信。此次國燾的行動，應該受處分。”參加會議的張國燾極力爭辯，惲代英、彭湃也對他提出了嚴肅批評，他這才默不做聲了。
會后張國燾先行回滬向共產國際代表告狀，并將起義失利的責任推諉于人。1927年10月24日，臨時中央在“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思想指導下，發出關于南昌起義失敗的通告，指出：“前敵委員會的指導在政治軍事上造成了極大的錯誤，仍然是繼續機會主義的舊政策”，指責起義軍未選擇正確的南下路線，“只顧避免敵人的攻擊，取道農民運動完全沒有起的贛東荒涼道路……走上杭、汀洲繞道取潮汕，使敵人從容布置以致完全失敗!”
11月，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擴大會議，曾在八七會議上贊揚過南昌起義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突然以所謂“政治紀律”問題，對起義大張撻伐，使起義領導人有口莫辯，遭受了不白之冤。會議最后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決定給前敵委員會領導人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以警告處分，給中央委員、中央局駐粵委員譚平山以開除黨籍處分，給張國燾以免除臨時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處分。
對于南昌起義的經驗教訓，完全有必要進行反思和總結，但由于當時指導思想的錯誤和歷史環境的局限性，在認定和處理上難以做到實事求是和公平合理。沉重的陰影籠罩了曾經的輝煌。然而，灑滿烈士鮮血的旗幟上滿載了起義軍頑強的意志，苦難的山河間飛翔著無數烈士不屈的英魂!
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才初步肯定了南昌起義是正確的，這個決議指出：南昌暴動是反對國民黨中央的軍事行動，這一軍事行動是對的。南昌暴動失敗的原因，在客觀上是敵人的力量過于強大，至于當時指導機關策略上的錯誤，乃是：(一)沒有明顯綱領；(二)對于土地革命不堅定：(三)沒有與農民運動聯絡起來，沒有武裝農民；(四)沒有摧毀舊的政權機關而代以勞動者的政權；(五)其他軍事上的錯誤等，這些錯誤亦就是南昌暴動失敗的主觀上的原因。
南昌暴動的失敗，主要是指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后遭受到的嚴重挫折和失利，而發軔于南昌城的大暴動無疑是成功的。這一點必須分清。至于指導策略上的問題，是由于我黨畢竟年輕尚且缺乏經驗所致。在從勝利到失敗的浴血奮戰的兩個多月里，起義軍撒播的革命火種遍及中華大地，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熱情，鍛煉培養了一大批軍事骨干，為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歷史功績不可磨滅。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從此，“八一”成為我軍的建軍節。
【篇2】揭秘八一南昌起義的臺前幕后
中共要人秘密匯集九江
1927年的4月和7月，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血雨腥風代替了生氣勃勃的大好局面。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在漢口進行了改組，由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張國燾五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一開始，中央并沒有舉行南昌起義的計劃，當時的決議是組織民眾武裝起義的新政策，首先制定湘、鄂、粵、贛四省秋收起義方案。同時以中共所能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北伐軍和基本力量，聯合武漢國民黨政府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返廣東，實行土地革命，舉行第二次北伐。
張發奎北伐時指揮的第4軍，因戰功顯赫而贏得“鐵軍”稱號。這個部隊中有2000多名中共黨員，其中就有葉挺獨立團。北伐后，張發奎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所轄的有葉挺擔任師長的第24師、賀龍擔任軍長的第20軍、葉劍英擔任參謀長的第4軍，以及25師、30團、73團、75團這些傾向中共的骨干部隊。1927年7月中旬，這些部隊被汪精衛以“東征討蔣”的名義，從武漢調到九江地區。由于張發奎在北伐戰爭中曾與中共進行了誠意聯合，部隊的進步基礎較好，所以便成為中共爭取的對象。于是，中央派常委李立三和秘書長鄧中夏于7月19日秘密來到九江。林伯渠、吳玉章、譚平山、聶榮臻、惲代英等也先后到達。
九江，北臨長江，南倚廬山，是南昌與武漢之間的重鎮，歷來屬兵家必爭之地。在國共兩黨生死較量的關頭，這里成為了中共秘密掀起一場歷史風云的策源地。
“我們動身去九江時，中央并未給我們準備此項工作任務(指南昌暴動)。”李立三后來回憶說，他們一行來九江后，當晚就召開會議。李立三在會議上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在政治上，武漢政府已完全反動，唐生智(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第4集團軍總司令)正在積極屠殺我黨，壓迫工農運動，汪精衛已完全投降于唐。張發奎態度雖然仍表示反唐，卻已受汪之影響……在軍事上，4軍、11軍已向南昌移動，駐扎于馬回嶺、涂家埠一帶，20軍已漸次集中九江。而3軍移駐樟樹，9軍移駐臨川，程潛之6軍經江西萍鄉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圍我軍之形勢。軍事上已到了極嚴重的時期。而張發奎尚徘徊于武漢，由于他態度之猶豫與右傾，那么依靠張為領袖回粵運動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為3、6、9軍所包圍而完全消滅。縱然回粵成功，我們亦必在張、汪協謀之中而犧牲。因此李立三進一步提出：“所以我們應該拋棄依靠張之政策，而決定一獨立的軍事行動。”
參加會議的鄧中夏、譚平山等完全贊同李立三的意見，并形成了給中央的一個報告：“把我黨掌握的軍隊集中南昌實行暴動，消滅在南昌的反動武裝，建立一個反對南京、武漢兩個反動政府的新政府。”第二天，李立三等人又上廬山同在這里養病的瞿秋白商議，瞿秋白說“我們早就應該這樣干了，我們已經壓抑得太久了，也許這次暴動會給我們黨帶來新的希冀。”他于7月22日回武漢向中央報告。
7月23日，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惲代英等在九江召開第二次會議，具體研究南昌暴動的計劃、綱領、宣言以及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問題，會議決定“葉、賀軍隊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暴動。”并“急電中央征詢可否?”
7月25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在武漢召開會議。蘇聯駐華總顧問鮑羅廷宣布瞿秋白為政治局常委，瞿向中央報告了李立三關于發動南昌暴動的建議。周恩來也說，剛才接到李立三等的九江來信，主張在南昌、九江地區發起暴動。會議認為，此時發動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而且放在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南昌較為有利，因為那里是國民黨江西省會，只有第5方面軍總指揮部及其警衛團和第3、第4、第6、第9軍各一部共幾千人駐守。而且在南昌、九江地區，有我黨所掌握和影響的葉挺、賀龍、朱德等領導的武裝力量，便于調兵遣將。會議決定：“如果張發奎仍堅持擁護汪精衛的立場，即與他脫離關系，并在九江將其解決。故贊成在南昌起義的決定。”并組成了黨的前敵委員會，指定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彭湃為委員，周恩來為書記，代表中央領導這次起義。周恩來提出，南昌為死戰之地，不易立足，起義后應立即移師廣東東江，建立根據地，而且依靠汕頭這個海口，可以與蘇俄聯絡。因此他要求共產國際迅速由汕頭予以軍火和物資接濟。隨后，北伐名將、蘇聯顧問加倫將軍制定了南昌起義的軍事計劃，他說蘇聯可以運來一船的軍人和槍炮，起義軍到汕頭一帶的出海口就可取得。
7月26日，晴空萬里，江風習習，29歲的周恩來在陳賡的陪同下，乘船馳抵九江，向匯集在那里的同志傳達了中央關于批準組織南昌暴動的決定。經過討論，確定以賀龍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葉挺領導的第25師、朱德領導的第3軍軍官教育團等為基礎舉行起義。
7月27日，周恩來來到南昌。事先前敵委員會為掩人耳目，以第20軍的名義，包租了江西大旅社作為起義總指揮部。周恩來在這里召開了有朱德、劉伯承、惲代英、彭湃、葉挺、聶榮臻以及江西黨組織負責人參加的重要會議，成立了以劉伯承為參謀團長，周恩來、葉挺、賀龍為委員的參謀團，下設起義軍總指揮部，由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因軍事準備來不及，將李立三原定的7月28日晚起義改為7月30日晚上。他們一方面積極地進行軍事準備，一方面派鄧中夏攜帶暴動的詳細計劃，回武漢向中央報告。會后，周恩來來到還不是黨員的賀龍的住處，就武裝起義的計劃征詢他的意見，賀龍當即表示同意，并說“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干我就怎樣干。”他隨即召開了20軍團以上軍官會議，號召他們參加起義，并當場宣布了起義計劃。
共產國際曾阻止南昌起義
開始的時候共產國際對南昌起義還是支持的。周恩來曾說：“那時，軍委想可否搞個起義，主要是鮑羅廷跟加倫說可以搞個起義，但共產國際決定上沒有。”盡管鮑羅廷表態后不久即將被羅明那茲接替回國，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還是前往廬山向他匯報了南昌起義的準備情況。鮑羅廷隨即召集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在廬山開會，進一步明確了起義的時間和地點，并要求參加起義的部隊迅速行動，做好準備工作。
誰知7月26日下午在漢口開會時，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這幾個人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加倫首先說：“我今天上午會見了張發奎將軍，與他研討了軍事問題，張已同意將他所統帥的第4軍、第11軍和第20軍三個軍集結在南昌和南潯線上，不再東進，逐漸轉移，返回廣東。張發奎如果同意回師廣東，并不強迫葉挺等退出共產黨，因此我們可以和張發奎一同回師廣東，這在軍事上極為有利；如果在南昌與張發奎分家，(我們)參加暴動的兵力不過五千至八
千，在優勢敵軍阻擊之下，恐難到達東江。如張氏不同意上述條件，那么再發動南昌起義也不遲。”
羅明那茲說：“目前共產國際沒有經費可供南昌暴動使用，而且蘇聯政府出于外交考慮，來電禁止俄顧問在任何情形之下參加南昌暴動。”他在會議上傳達了一份共產國際發來的電報：“倘若這次暴動無成功希望，最好不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們到農民中工作。”
對于這個突來的變化，在場的中共領導人都感到十分震驚。張國燾卻并不覺得意外，他后來在《我的回憶》這本書中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兩天前張國燾曾向羅明那茲報告，說周恩來認為舉行南昌暴動的計劃可以實現，他們要知道蘇俄是否給予暴動以實際的支持，他們急需蘇俄軍事顧問們的援助和一大筆數目的款項，“羅明那茲那個青年(據說那時是29歲)對這個實際問題卻顯得茫然了。他在那里記錄我的報告，聲言一切要請示莫斯科。經我再三說明這是不能等待而要立即決定的事……他才簡略地說道，可以叫周恩來等積極籌備，各地工農力量的發動則由你們根據實際情況處理；至于其他各點，則須請示莫斯科作最后決定。”
果真，7月26日這天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決定”出來了——不支持起義!羅明那茲指定張國燾前往南昌傳達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精神，張國燾說：“如果萬一因時間或其他原因來不及阻止南昌暴動，又應如何?”羅回答：“這次暴動應堅決阻止，要克服一切困難抑制暴動的發生!”
7月27日晨，張國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到九江。此時大部分負責同志已去了南昌，只剩下前委委員惲代英等人。張國燾召開了緊急會議，對他們說“共產國際來電不贊成舉行南昌起義，而且禁止俄顧問介入這件事，拒絕給起義軍以軍事和經濟上的支援。中央常委同意共產國際的意見，建議大家重新討論暴動的可行性，我也是同意重新討論的……”惲代英憤然站起來說“這有什么可討論的，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其他幾位同志也都表示南昌暴動勢在必行，已無討論余地。
張國燾說：“既然大家反抗執行中央命令。我也無辦法，待到南昌后再討論決定吧。”他連發兩封密信給南昌的前敵委員會，請暴動宜謹慎，無論如何待他到南昌后再定。
自從葉挺、賀龍的部隊開到九江后，汪精衛、張發奎就感到了這支部隊的“不穩定”，一心想尋找機會吃掉它。汪精衛、孫科于7月20日從武漢來到廬山，召集張發奎、唐生智(國民黨第4集團軍總司令)、朱培德(國民黨東征軍第5路軍總指揮兼江西省長)開會，商量對付共產黨和葉挺、賀龍的辦法。唐生智說“現在形勢危急，據可靠消息，中共一批委員云集九江，有進行暴動的傾向，葉、賀不穩。我看這樣吧，就以張總指揮的名義令賀龍、葉挺上廬山開會，屆時將此二人軟禁。”汪精衛、張發奎很是贊成，于是，他們策劃了一出“杯酒釋兵權”的陰謀：以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的名義，通知葉挺、賀龍上山，解除兵權；命令葉、賀部隊開赴九江至南昌之間的德安縣；集結三個軍的兵力在此強行收繳他們的武器。
【篇3】揭秘八一南昌起義的臺前幕后
“杯酒釋兵權”計劃確定后，汪精衛興奮地叮囑：“絕對保密，萬無一失。”
然而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機密不久就被葉劍英獲知了。原來，張發奎隨后在山上部署“軟禁”方案，與身邊的第4軍軍長黃琪翔商議此事。這個黃琪翔同情中共，對汪精衛讓他反共、“清黨”十分不滿，而且又面臨著與軍閥爭奪地盤所帶來的種種矛盾，他心事重重，便與同來廬山的第4軍參謀長葉劍英商量出路。當時他并不知道葉的中共秘密黨員身份，對他十分信任，所以便把汪精衛和張發奎的陰謀說了出來。葉劍英聽完心中一驚，他憂心如焚，次日便下山趕到九江星子縣境內，和葉挺一起找到賀龍、廖乾吾(中共秘密黨員，第4軍政治部主任)，在第4軍駐地甘棠湖的一個小劃子上開會。葉劍英把得到的消息告訴了他們：“他們名義上要你們上山避暑，商議軍情，實際上要把你們抓起來，罷掉兵權。”葉、賀當時就表示不執行張發奎的這個命令，他們商量的對策是第一，不去廬山開會；第二，不執行將部隊集中到德安的命令，按照黨的指示，直開南昌；第三，第二天出發，葉挺部隊先行，賀龍部隊隨后。甘棠湖上的這次秘密會議，史稱“小劃子會議”，它對保證起義領導人的安全和起義部隊及時開往南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按照“小劃子會議”決定，部隊于7月26日便從九江向南昌進發。由于葉挺、賀龍“公然違抗命令”，汪精衛、張發奎等大為惱火。7月29日，他們又在廬山作出了妄圖進一步鎮壓和消滅共產黨的三條決定：一，嚴令賀龍、葉挺限期將部隊撤回九江；二，封閉為共產黨提供幫助的九江市黨部、九江書店、九江《國民新聞報》，并逮捕其負責人；三，第二方面軍實行清共，逮捕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和第二方面軍秘書長高語罕等4人。
然而中共方面此時還被蒙在鼓里，對此一無所知
7月30日早晨，張國燾、惲代英到達南昌后立刻召開前委會議，討論是否應該發動南昌起義，他說：“共產國際電令我們如有成功的把握可舉行起義，否則不可動。莫斯科拒絕給予蘇俄軍事顧問的幫助和經濟支援，故暴動成功的條件已經失去，所以中央指示不可舉行暴動，我們可以將軍隊中的共產黨員退出，派到各地農民中去，但是加倫將軍主張與張發奎將軍一同回廣州的建議是值得我們大家重視的，但起義須得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不可動。當然我是奉命來考查這里的實況，并和大家重新討論這一問題。”
周恩來說：“這個意思與中央派我來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們此時不行動，我只有辭職，也不出席今天的特別委員會會議。”
張國燾說：“恩來同志不應該說辭職二字，辭職就是意味著對困難退卻、投降，我的意思是通過重新討論找到更加適合中共發展的道路。”
“你的意思是要我們拉攏張發奎，實際情況是張發奎已受汪精衛包圍，絕不會同意我們的計劃。我們應當站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地位，絕不可以靠軍閥!暴動不能推遲，更不可停止!”周恩來說，“我們與賀龍已定了暴動密約，他已征得各師長的同意，不能改變。賀龍還表示，若暴動聯合張發奎，他不參加。”
激烈的爭論一直持續到31日，才從葉劍英那里得知了汪精衛、張發奎廬山反共會議的秘密計劃，并且葉劍英已接到張發奎來電，稱其“準(八月)一日到南昌”，情況萬分危急!張國燾的幻想終于破滅了，他表示服從多數人的意見。于是前敵委員會果斷決定8月1日凌晨4時舉行南昌暴動。但由于賀龍部的一個副營長趙福生叛變，將起義的時間密報給了敵指揮部，因此前敵委員會又把起義時間提前了2個小時。
槍聲劃破南昌夜空
7月31日晚10時，中共黨員、農軍團團長龔楚接到總指揮賀龍、副總指揮
葉挺簽發的作戰命令。
我軍以解決南昌敵軍為目的，決于明(一日)二時開始向城內外所駐敵軍進攻，一舉而殲滅之。
你部農軍于攻擊開始前，應即完成新營房駐區之防御部署，并相機增援二十四師教導團對新營房南端敵軍之攻擊任務。
“秋初的深夜，晚風吹在身上有無限的涼意，我們為這一緊急任務所激動，熱情像火一般的燃燒，個個摩拳擦掌。準備迎接這一場殘酷的廝殺。”龔楚后來回憶了他當時的心情和南昌暴動的激烈場面，“八月一日晨二時，城內城外的槍聲都響起來了。接著，連續的重機關槍，沖鋒叫殺聲，沖破了寧靜的黑夜，激起了軒然的巨浪，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一南昌暴動便開始了。”
軍旗升起的地方——江西大旅社內的起義軍總指揮部，燈火通明，前后門都架起了機槍，加強了戒備。工作人員正忙著印刷宣傳材料，警衛連在走廊里武裝待命。燈光映照著周恩來堅定沉著的面容，其他領導同志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發出一道道作戰命令，隨即分赴南昌城內外的各個戰場。
參加這次起義的武裝力量有：賀龍率領的第20軍，葉挺率領的第11軍第24師，朱德率領的第3軍軍官教育團和南昌公安局兩個保安隊，蔡廷鍇的第10師，還有正向南昌集中的陳毅率領的中央軍政學校武漢分校、盧德銘領導的國民政府警衛團等部，總兵力2萬余人。為便于識別，按照總指揮部的規定，起義軍一律在脖子上系紅領帶，臂上纏白毛巾，在手電筒和馬燈的玻璃罩上貼紅十字。
盤踞在敵總指揮部的警衛團是精銳部隊，因此這里成為了賀龍第20軍的主要進攻目標。戰斗打響時，敵人在樓上架起了機關槍，利用有利地形向起義軍瘋狂掃射，封鎖了進攻要道——鼓樓。此時擔任主攻任務的起義部隊尚未趕到，情況十分緊急，賀龍全副武裝，站在石階上親自指揮，命令手槍連封鎖住敵總指揮部大門，防止敵人逃跑。劉伯承參謀長也急切地命令主攻部隊火速趕來。15分鐘后主攻部隊發起了強攻。敵人緊閉大門，龜縮在角樓、街亭、圍墻等制高點上進行頑抗，子彈在起義軍頭上呼嘯著。起義軍架起兩架長梯爬上了鼓樓，居高臨下，機關槍子彈也呼嘯著掃向敵人。頃刻間，角樓上的機槍被打啞了，據守在大門的敵人也倒下了。“沖啊!”一聲吶喊，起義軍從四面八方發起了沖鋒，敵總指揮部的大門被打開了，起義軍像洪水一樣沖進院子，同負隅頑抗的敵人展開了白刃戰。不久，被緊緊圍困在院子里的敵警衛團全部作了俘虜，駐在附近的省政府的敵警衛連、軍樂連也都束手就擒。人們在俘虜群中發現了那個姓趙的告密起義時間的叛徒，便立即把他送到軍部，他終于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葉挺指揮的第11軍第24師打出了威風。71團向駐守在天主堂、百花洲、匡廬中學的敵第6軍57團發起猛攻，72團向貢院內的敵第3軍23團發起了沖鋒。我72團3營和龔楚率領的廣東農軍沖進了敵第3軍24團的新營房，全殲了這里的敵人。
賀龍的第20軍第1、第2師、教導團和蔡廷鍇的第10師對舊藩衙門、大士院街、牛行車站等地的敵第9軍79團、80團實施了圍攻。
朱德率領的第3軍軍官教育團的3個連和南昌公安局的2個保安隊500余人參加了戰斗。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加強在敵軍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敵軍動態”。起義當晚，朱德利用宴請、打牌等方式，拖住了滇軍的兩個團長，削減了敵人的對抗力量。
激戰至拂曉共4個多小時，全殲南昌守軍3000余人，繳獲各種槍炮5000余支(門)，子彈70余萬發。
當天上午，葉挺公開發表了《告第二方面軍同志書》，號召革命軍人團結起來，打倒反革命分子和帝國主義列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關于這次起義仍用國民黨左派名義號召革命的指示精神，發表了宋慶齡、鄧演達、惲代英、毛澤東等人的《中央委員會宣言》，揭露了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的種種罪行，表達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和繼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斗爭決心。
8月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的身份，召開了有國民黨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黨部代表45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以中共黨員為領導核心，有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革命政權機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舉鄧演達、宋慶齡、何香凝、譚平山、吳玉章、賀龍、林伯渠、葉挺、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惲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為委員，譚平山為主席。任命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組成參謀團，作為軍事指揮機關，劉伯承為參謀團長，郭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并決定起義軍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
在周恩來的主持下，起義部隊進行了整編。賀龍兼方面軍總指揮，葉挺兼前敵總指揮，下轄三個軍共16個團又4個營，計3萬余人。這是第一支由我黨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裝力量。
革命委員會成立后，頒布了聯席會議宣言、八一起義宣言、八一起義宣傳大綱、土地革命宣傳大綱，公布了關于通緝蔣介石、汪精衛的命令等文件。
到中午以后，好奇的市民才來到街上，圍觀著“中國革命委員會”的安民布告。當他們終于明白在自己的身邊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后，整個南昌城沸騰起來了!他們自發地組織游行，來到起義總指揮部門前，不斷舉手歡呼勝利，向英雄的起義軍官兵致敬。工會、共青團、學生會、婦女會等也積極組織會議和演出，處處張燈結彩，充滿了節日的歡樂氣氛。
8月2日，天氣格外晴朗。體育場上人山人海，旌旗如林，歡聲雷動。400多個單位的各界群眾和市民5萬多人，參加了慶祝革命委員會成立和軍民聯歡大會。大家同唱戰歌，歌聲回蕩在南昌城的上空，震撼了全中國。盡管起義受到過共產國際的阻撓，但當起義成功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后，《真理報》仍發表文章熱情洋溢地預言：“中國一個新的革命中心將要成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