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尾是一個漢語單詞，讀作Jiéshù有四種不同的含義。一是結束而不是繼續。第一，著裝打扮一下。一是清理管理層。一是克制。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的文章5篇 ,歡迎品鑒！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篇1
01
斯普特尼克時刻與美國國家科技政策
1957年，蘇聯斯普特尼克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震驚了美國。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冷戰對手已經在太空探索上打敗了美國；更意味著美國已失去了二戰以來賴以奠定其國際霸主地位的科學和技術上的優勢。”美國感覺，“斯普特尼克制造了一種幾近瘋狂的氛圍。似乎現在天空中有一雙眼睛在隨時俯視美國，也許炸彈最終會從外太空發射下來，攻擊這個既沒有科學能力、也沒有技術能力保護自己的國家！”斯普特尼克危機“比起美國歷史上任何一個事件，都更使美國民眾和政策制定者認定，必須聯合盟友在科技上進一步封鎖和打壓蘇聯，同時必須重視創立支持科學和教育的政策，目的是保持美國在科學、技術和軍事方面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地位。”
自那一時刻始，不到十年時間：美國拉攏盟友，強化以“巴統”為核心對蘇聯科技封鎖，美國啟動“長臂管轄”打壓與蘇聯進行任何科技貿易的國家與企業。在蘇聯外圍編織了一堵密不透風的科技封鎖“高墻”，切斷了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科技交流的可能性，迫使蘇聯走上了關起門來搞科技的道路。最后，致使其科技發展因缺乏“組合式創新”而遲滯，逐漸落后于歐美。
與此同時，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了自己的科學顧問，相繼在政府最高層面成立了國家科技政策決策咨詢和協調機構，包括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PSAC）現改為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CAST）、白宮科學技術辦公室（OST）現改為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OSTP），聯邦科學技術委員會（FCCSET）現改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成立了國家宇航局（NASA），負責制定和推動國家空間發展計劃。國防部成立了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目的是確保開展先進的研究與發展（R&D），“防止出現像斯普特尼克這樣出乎意料的技術震驚，發展更具巨大技術回報潛力的高風險研究思路。”同時改革組建了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其前身為國家心理衛生以及國家心臟研究所等，能源部（前身為海軍研究辦公室和原子能委員會），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農業部。近700個聯邦實驗室中的大部分也在此時期建立。國會通過《國家防衛教育法案》，奠定了美國大學STEM學科教育基本框架。1960年，美國培養出6千名科學和工程學博士，到1971年已經超過1.8萬名。國家在Ｒ＆Ｄ方面投資大幅增長。十多年間，國會給NSF的撥款從350萬美元增長至1968年的５億美元。總資金則從1957年的不到40億美元，猛增到1967年的近400億美元，包括阿波羅登月計劃等大科學工程項目也在這一時期啟動。
在美國國家主導下，美國科技發展步入“黃金十年”，產生了包括衛星、激光、宇宙飛船、核武器、洲際導彈、噴氣式飛機、計算機、互聯網最早雛形（ARPANET)等重大科技成果，涌現了3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更為重要的是，此時形成了美國國家科技發展的基本框架，并以此重拾對前蘇聯的科技競爭優勢，鞏固了美國全球科技霸主地位。
回顧歷史，1957年成為美國科學政策歷史的一個里程碑。此后，美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為后來半個多世紀國家科學政策的基礎。因而，蘇聯衛星的發射成為驅動美國現代科學史上的第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
02
中國為什么能夠成為美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
自從第一次“斯普特尼克時刻”出現后，美國政界與科技界就一直警惕第二個“斯普特尼克時刻”什么時候會出現。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政府資助科學的熱情減退，對支持科學技術的承諾減少，對科學技術的關注點由滿足國家安全需要，更多轉向滿足人口老齡化以及治療疾病方面的需求。特別是“9·11事件”之后，美國政府雖然對科技發展有所重視，但科技發展的重心“未能轉向應對以國家為主體的競爭性行為”。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科技發展非常迅速，隨之而來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有一些美國國內人士也不時表達對中國科技發展的擔心，認為如果不早些遏制中國科技發展，“長此以往，美國必將遭遇當年與前蘇聯一樣意外的‘斯普特尼克時刻’”。在一段時期內，中國在經濟與科技發展上并沒有達到美國人“安全焦慮所能承受的限度”。一直到2017年，一方面，中國經濟總量達到82.17萬億元，相對于美國GDP的比例從2010年的40.54%升至2017年的61.65%，超過了美國所謂的“60%”容忍度上限。另一方面，中國科技發展的積累終于發生了質變。2017年，中國國內研發支出居世界第二，但只有美國的一半。
不過，從2000年至2018年，中國國內R&D支出增長了20多倍，年均復合增速達到21.3%。同期美國國內R&D支出增長不到2倍，年均復合增速僅為4.1%。如果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到2024年前后，中國研發投入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還有一些數據也很驚人。比如說論文的高引率。在國際名刊上高引論文始終是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標志。根據2019年的數據，我國材料科學的論文高引率排世界第一，工程技術、計算機科學、數學、物理學、化學、藥學與毒物學、農業科學、環境與生態學都排世界第二。近10年來才逐步興起的信息安全技術，美國和日本專利的授權占主要份額，但中國已經排列第三，而且發展勢頭比它們快。從發明專利授權數量看，我國在2016年就已經超過美國了，成為世界第一。
國際科學界在討論一個問題，下一個世界科學中心會是誰？日本科學史學家湯淺光朝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科學成果數量占世界科學成果總量的25%，這個國家就可以稱之為世界科學中心。他依此將歷史上的世界科學中心轉移分為5個階段：先是意大利，后是英國，再是法國，再是德國。平均70-80年一個周期，美國是1920年以后才成為世界科學中心。按此推斷，2000年前后，美國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將受到新興勢力的挑戰，這一角色正是中國。這一結論加深了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速度的恐懼。正如羅伯特·曼寧在《外交政策》發表的文章中所言：“過去一段時期，我在研究全球創新時，越是看中國作為一個科技強國的驚人崛起，越是有一個難解的問題不斷跳出來。為什么美國在與中國競爭時，沒有發生與前蘇聯那樣的‘斯普特尼克’呢？……一直到擔心被中國超越的生存恐懼終于催生了改變的動力。下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終于到來了！”
“華為事件”在美國當代科技史上承擔的角色，相當于蘇聯當年的斯普特尼克衛星發射。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長巴爾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所表達的對華為的恐懼，與當年美國人表達對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的恐懼幾乎是一致的。他認為，“5G技術處在正在形成的未來技術和工業世界的中心，本質上，通信網絡不再僅僅用于通信，它們正在演變成下一代互聯網、工業互聯網以及依賴于這一基礎設施的下一代工業系統的中樞神經系統。”“據估計，到2025年，以5G為動力的工業互聯網可能創造23萬億美元的新經濟機會，如果中國繼續在5G領域獨占鰲頭，他們將能夠主導一系列5G平臺并與之交織的新興技術帶來的機遇。”“任正非領導的企業是一個工業帝國、科技帝國，5G一路領先，5G是核心，未來技術的中心和工業世界的中心。然而，華為把所有技術都打了個包。”
“自19世紀超越了英國之后，美國就在全世界的技術領域、工業領域中一騎絕塵，而華為卻可能顛覆這一切，這是美國承受不了的，是美國人民難以接受的。”“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如果工業互聯網依賴于中國的技術，中國將有能力切斷各國與其消費者和工業所依賴的技術和裝備之間的聯系，與我們將屈服于中國主導權這個前所未有的杠桿影響相比，美國今天使用的經濟制裁力量將顯得蒼白無力。”“未來5年內，5G全球版圖和應用主導地位格局將形成。問題是，在這個時間窗內，美國和我們的盟國是否能夠與華為展開足夠的競爭，以保持和占領足夠的市場份額”。
巴爾的看法代表了美國現在的主流觀點。在他們看來，中國科技的跨越式發展，尤其是華為5G技術的橫空出世以及在未來經濟與科技發展中擔當的角色，就相當于當年蘇聯衛星發射。因此，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被美國確認了。
03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就是說，中國科技發展尤其是前沿科技發展，應該有更多能讓美國人或者世界各國“感到意外的時候”。
第一，要對中美在科技領域的關系有更清醒的認識。實際上，美國與前蘇聯的“斯普特尼克時刻”，不僅僅是改變美國科技政策與政策科技行為的“時刻”，也是美蘇之間科技脫鉤的“時刻”，還是兩個超級大國正式邁入“科技戰”的“時刻”。所以“斯普特尼克時刻”的含義很多。現在，以華為在5G通信領域一舉超越美國在該領域的長期獨占優勢為標志，美國確認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也隨之啟動了與中國科技及高科技產業強行脫鉤的“準備”，同時對我國主動發起“科技戰”。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既然美國已經確認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那一定會把與中國的科技競爭放在其國內政策的優先位置，就一定會把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發展作為其長期戰略。中美在科技領域的關系不會因為美國領導人更替而更改其大方向。這一點，必須成為籌劃發展我國未來科技事業的基本考慮。所以國家提出，必須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發展戰略的基點，這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第二，必須真正把中興與華為事件做成中國的“斯普特尼克契機”。比爾·蓋茨首先提出了“斯普特尼克契機”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在大國競爭時代，科技發展往往遵循“挑戰-應戰”模式得以往前推進。蘇聯的斯普特尼克，給予其競爭對手美國以深深的刺激，并由此最終造成了美國半個多世紀科技繁榮，實際上是造就了美國科技史上的一次契機，而美國科技發展需要更多“斯普特尼克契機”，即意外震撼所帶來的機會。華為的5G給美國帶來相當于蘇聯發射衛星造成的震撼。但我們反過來想，美國打壓中興和華為何嘗不是讓我們也非常震撼？！因為此前，我們都相信，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我們可以用市場換技術，可以通過交流合作發展技術。但中興和華為事件的出現顛覆了我們的習慣性認知。因此，我們要把中興與華為事件看作21世紀西方強加給我國科技界的奇恥大辱，并將其當作中國科技發展的一次“斯普特尼克契機”，真正實現國家科技發展的自立自強！自主創新這口氣一定要爭，這場仗一定要打贏，我們必須識得破發達國家的伎倆，一些我們還不會做的高技術產品，我們急需的時候對方就封鎖或者漫天要價，一旦我們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價傾銷，不擇手段打壓我們產業技術進步的努力。由此，我們必須要有很強的戰略定力。在堅持自主創新上不能心猿意馬、三心二意。
第三，真正發揮好國家在推動科技發展中無可替代的作用。《超越斯普特尼克》這本書中說，“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推動著社會許多方面的發展。……然而，公眾一般認為，這種進步是由市場甚至好運氣帶來的。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及應對蘇聯發射斯普特尼克，國家通過實施政策而支持科學所持續盡責的結果”。國家在科技中的作用一定要有充分的認識。關鍵是盡快形成新型舉國體制，當前的問題是不能再在“市場還是政府”上糾結，不能再在“誰是創新主體”上糾結。總體上講，在“抓基礎、管長遠，抓關鍵、補短板，抓前沿、布新局”上，都需要政府宏觀統籌與協調，都需要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發揮主力部隊作用，都需要國企和民營科技力量發揮在應用研究中的生力軍作用，都需要風險投資和企業發揮其在推進成果轉化中的主體作用，都需要應用市場“激勵相容”機制來調動科技創新鏈的道路上各主體的積極性。
在1957、1958年美國曾經有過短暫的爭論，政府到底在推動科技發展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后來艾森豪威爾政府果斷地中斷了這個爭論。因為他知道，這種爭論除了浪費時間，并不能帶來什么好的結果。今天在中國，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必須傾舉國之力，打贏科技創新這場戰爭。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篇2
冷戰（英語：ColdWar，俄語：ХолоднаяВойна）是指1947年至1991年之間，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主的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華沙條約組織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斗爭。
一 、德國留下的種子
今天我們談談冷戰。我們知道冷戰是美蘇之間的對抗，但它其實更是一戰和二戰的結果和延續。冷戰雙方的核心大國——美國和蘇聯是英國和德國分別在北美和東歐撒下的種子。兩次世界大戰竭盡了英國和德國的力量，它們在歐洲的政治遺產，最終是被美國和蘇聯接收，這是冷戰的大的歷史背景。
關于上面的論斷，美國是英國的延續這一點爭議應該不大。但蘇聯和德國的關系，也許并不那樣顯而易見。畢竟我們熟知的是，蘇聯是二戰時德國的大敵，而蘇德戰場可能是二戰最血腥殘酷的一個戰場。
但是，戰爭中的對立關系或者同盟關系，其實往往是表層的，是一時的，所以納粹德國和蘇聯在二戰初期，可以密約合作、瓜分波蘭，也可以撕破條約大打出手。進一步說，如果戰爭中一時的對立/同盟關系就是穩定的本質，那么冷戰本身也就不會展開了。美國、英國和蘇聯，不都是對抗軸心國的同盟國家嗎？為什么在二戰結束不久就劍拔弩張準備對抗？
我們這里說蘇聯是德國留下的種子，是從兩個方面的意義上講的。第一，蘇聯的前身也就是蘇俄的建立，有賴于一戰期間德國對俄國激進革命派的資助①，但這一點可能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第二點，從治理模式上，蘇聯繼承了德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特征。
具體而言，它繼承的德國模式至少有二：第一種，是一戰前與一戰中德意志帝國以總體戰和社會動員為特征的軍國模式；而第二種，則是納粹德國煽動和動員中下層、實施全社會高壓統治的模式（當然，從思想根源上講，指引蘇聯的思想體系也基本源出歐陸哲學，馬克思主義就源出德國，但這里我們暫時不展開講）。這個結論非常重要，我們利用這個結論，可以理解冷戰時期世界歷史的很多問題。
二、窮兵黷武的軍國模式及其失敗
那么對于美蘇冷戰，我們當然首先會想到“兩超爭霸”或者“兩強爭霸”——但我們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蘇聯的真正國力，其實從來沒有達到可以和美國旗鼓相當的程度。從人均GDP上看，在它存在的整個歷史中，蘇聯基本都不能及美國的三分之一。而且這個差距，從蘇聯建立（1922年12月30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外高加索聯邦共同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蘇聯正式成立之時）之后，在數值上基本是越拉越大的。
只是在大蕭條（TheGreatDepression，1929-1933）的特殊時期，對比經濟下滑的歐美諸國，蘇聯模式才顯得相對有優越性。
美蘇人均GDP增長圖（MadisonProject數據）
對比世界諸國，蘇聯只是憑借人口基數相對歐洲各國的巨大優勢，因此能在1977年前能夠長期據有GDP世界第二的位置（之后被日本超越，且再無法翻身）。單論人均GDP，它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國家。到1990年，蘇聯的人均GDP不過與馬來西亞相當。
蘇聯人均GDP與歐洲諸國相比，都不占優勢。
也有人說，這是因為俄國作為后發國家底子較差，或者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壞的影響。那么我們可以排除這些干擾因素，將與蘇聯1950年人均收入相似的其他國家選擇出來，比較它們在1950年之后的發展情況，如下圖所示。
1950年后蘇聯經濟的發展情況，不但劣于歐洲諸國，而且在新加坡、香港等新興亞洲經濟體之下（MadisonProject數據）。
對比的結果是，我們發現：即使放在同一起跑線上，蘇聯的人均GDP增長速度在長期上看也是緩慢的。到1990年之后，它已經落后于除古巴之外的所有競爭者（當然，古巴也是蘇聯的“老朋友”國家）。
和其他經濟體相比，蘇聯的經濟呈現出“最初的快速增長——長時期停滯不前——（90年代的）經濟危機”。所以說，所謂冷戰兩極爭霸的格局，不是經濟上的——單論經濟，蘇聯的體量和質量都不能和美國比較；蘇聯集團也不能和英美集團相比。蘇聯能和美國扳扳手腕的唯一資本，也就是軍事力量罷了。那么我們現在來看看冷戰期間兩國的軍費開支對比（紅線表示蘇聯，藍線表示美國）④：
我們可以發現，經濟總量幾十年來不到美國一半的蘇聯卻長期拿出了可以接近美國的軍費開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1964年-1982年），甚至還一度超過美國不少。
要是我們把軍費占據國家收入的比例拿出來直接比較，就更一目了然了（如下圖，紅線表示蘇聯，藍線表示美國）⑤：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開始，蘇聯就是以遠超美國水平的比例（這個差距在非戰期間，維持著驚人的兩倍），把國家收入用于軍事開支之上的。這就是蘇聯能和美國較量較量，而冷戰可以打得起來的基礎。
上面的數據只是統計了蘇聯直接用于軍事領域的開支，其實這還是一個低估的數值。因為現代軍事工業并不是孤立的，它需要其他領域——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和支持。但是俄國在蘇俄建立之前，其實還是一個非常標準的農業國。在它建國后的三四十年時間里，它是怎么做到發展出一套成熟的重工業體系，從而支持本國一躍成為世界兩大軍事強國之一的呢？
答案很簡單：蘇俄（蘇聯）犧牲了自己的農民和輕工業，它一方面通過剪刀差強行壓低本國農產品價格，提高工業品價格，從而把農業利潤向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轉移；另一方面，它用計劃經濟的形式，把社會資本大量投入到重工業和軍事工業領域中去。
“剪刀差”是指工農業產品交換時，工業品價格高于價值，農產品價格低于價值所出現的差額。在蘇俄治下，由于失去市場調節以及政府的刻意導向，導致工業和農產品價格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一現象在1923年10月達到頂峰，工業價格是1913年水平的276％，而農產品價格僅為89％。農民紛紛拒絕在市場上出售農產品，導致饑荒和物資匱乏。
《悄悄的自殺——美國對莫斯科的軍事援助》的作者安東尼·薩頓這樣概括：“自從布爾什維克執行頭幾個五年計劃以來，蘇聯工業的一條原則是：把國家安全和軍事放在首位，把消費品放在第二位。所有非軍事企業都要為加強軍備的目的服務。為了保證這一點，在制訂計劃時，從一開始就考慮到民用和軍用生產使用相同的工藝技術、部件和方法。這就是說，向蘇聯提供的民用產品的工藝技術也完全可為軍事目的服務。”
在這種模式下面，整個蘇聯就像是一個舉全國之力經營的大軍工集團。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國力遠遜的蘇聯可以抗衡美國的軍事力量：“蘇聯出現軍界工業界集團要比美國早得多。憑良心說，蘇聯的軍界工業界集團是舉世無雙的，因為它實際上包括了全部蘇聯工業，就此而論，西方不能匹敵。蘇聯軍界工業界集團之所以如此強大，是因為必要時可使每個工業部門轉入軍工生產。”
對于同一個歷史事實，根據立場不同，當然會有不同的觀點。有些人站在蘇聯民眾的角度，覺得農民遭到剝削、人民物資匱乏、動輒饑荒遍地，以此為代價，只是搞出一艘艘平民不能吃穿的艦艇，過于無謂了。
但當然也會有人站到統治者或者“民族”、“國家”的角度，贊美蘇聯完成了大國崛起的偉業：在人均產值不到敵國三分之一的民眾身上，壓榨出總量一樣的錢財出來，從而和世界第一大國一決雌雄，即使最后還是輸得一敗涂地，這種勇氣難道不令人“心潮澎湃”嗎？
1921年俄國大饑荒，預計死亡人數在五百萬。安東尼·薩頓：“二十年代初，蘇聯當局的無能給該國帶來了饑荒。當時的總統胡佛組織美國救濟總署向蘇聯運去了大量的食品和被服。與此同時，蘇聯人卻輸出小麥去支援德國的左派革命者。”而1932年到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死亡人數估計在六百萬眾。
無論這些人有沒有良心，我們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些人并沒有創意。東亞人不會不熟悉剝削民眾用于軍事壓迫和征服的大秦帝國法家政治，而在歐洲史和近現代世界史上，這種集中社會財富用于軍事的軍國體制則可以追溯到一二戰前后的德國。
當時的德國和后來的蘇聯相比有類似的特點：它們都屬于野心勃勃的后發國家，試圖拒斥和打破原有國際格局、價值和傳統。德國史家安德烈亞斯·維爾申（AndreasWirsching）指出，在二十世紀初（事實上十九世紀末早已現端倪），許多受過教育的德國人相信，現代化時代存在一條德意志的“特殊道路”：
只有少數人（德國）認為西歐民主的那套機制才能夠解決德國現代社會所面臨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難題，而多數人在西方文明中看到了墮落的征兆與功利主義的毫無節制。與此形成對比的則是普魯士—德意志的“天命所在”，它似乎鍛造出一個屬于未來，結合了文化與權力、專制與自由、傳統與現代的綜合體。這一綜合體所夾帶的意識形態成就了這個民族國家：它的統一保證了一個強大國家的形成，以應對即將到來的挑戰，并為德國人保障其應得的“陽光下的地盤”。
建構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思想根源尤其根植于歷史主義，而歷史主義的特別之處是強調與普遍性相對應的特殊性。但除此之外，它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深刻不信任的體現：大部分的德國精英徹頭徹尾地反對工業化的現代大眾社會所代表的利益多元化。
民主政治與議會制度（在他們眼中）似乎極為輕易地蛻變為財閥統治與黨同伐異；代表個人利益的組織及其所取得的集體性成果則被直白地斥為功利主義的有害的時代思想。但也正因為如此，促成了建立一個強大國家觀念的形成：這個國家的政體形式是君主制，國家的職能是作為“超越黨派（利益）”的集體福祉守護者，以此保護集體福祉，反對任何形式的地方分治。
簡而言之，這條“德國道路”就是：刻畫和強調德國的民族和歷史特殊性，通過加強中央集權（在德意志第二帝國的例子中，是加強德皇的權力；在納粹德國的例子中，是加強元首希特勒和納粹黨的權力），快速地“建立一個強大國家”。這里所謂的強大，當然首先是軍事的強大。既然要強軍，自然需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主導經濟，汲取民間財富，用于軍事。
德意志特殊道路（DerDeutscherSonderweg）是德國思想史重要概念，始于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意謂德國與歐洲諸國不同，有其特點和優越性，故有其特殊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德國史家Hans-UlrichWehler指出，這一概念的極端化是納粹上臺的因素之一。
然而這一套號稱“德意志特殊道路”的發展模式，其實也并不怎么“特殊”。它在當時世界上是吃得很開的，特別是在那些后發的國家群體中間。其中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它們在世界上的位置與德國類似，同樣野心勃勃，希望爭奪更多的利益。日本搞明治維新，派遣高級別大臣出洋考察，計劃制定《明治憲法》，最后斟酌英德憲法之后，便以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憲法為模板，以求快速強國。他們的陸軍軍制，也是全仿德國（海軍模仿英國，但那是因為當時英國海軍無敵于天下的緣故）。這是日本二十世紀前半葉軍國主義的重要來源。
當時像中國這樣的弱國，其思想界輿論界，也贊美德國求取富強的新法，興致勃勃地站到德國那一隊里。陳獨秀在《新青年》1916年第1期的開篇文章里，預言德國將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并且認為“英國政黨政治之缺點，日益暴露”，老派國家的議會政黨政治以及自由選擇的募兵制已經過時了，未來德國的“強迫兵役”“勢在必行”，其他國家鑒于德國取得成功的先例，也會群起效仿，全力從事重工業和軍事。
梁啟超“最初也認為德國必勝。他在1914年寫道，德國擁有良好的社會秩序和優勢的士兵，而最重要的是德國全國上下為了戰爭能夠眾志成城。”他甚至認為，德國是當今國家的模范，它的崛起，是世界各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結果。
中國思想家中，只有嚴復等少數人多少看破了軍國主義、“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把戲。嚴復承認，德意志聯邦自1870年完成統一以來大放異彩，特別是在軍事工業方面，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兵事船械事事見長，起奪英、法之席”）。但在總體資源方面，德弱英強的格局沒有改變，德國的長處，只不過是能夠比英國汲取更多資源，所以暫時造成強大聲勢而已。但這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本事，到了真正判生死的時刻，英國也可以開始增加社會資源汲取，時間一久，德國是不可能取勝的。?歷史發展如他所料。
嚴復：德國人不幸處于驕橫的帝王（威廉二世）統治之下。威廉二世輕率地損耗民眾的力量，和多個強國為敵，而所主張的道義又錯漏百出，不能被世界各國所接受——失敗終將到來。
一戰前的日本模仿德國，不妨礙日本在一戰時向德國宣戰；二戰前的蘇俄沿用德國的軍國模式，也不妨礙兩國之間的互相殘殺。蘇聯（俄）在建國之后的數十年里，以犧牲國內民眾生活條件甚至生命為代價，窮兵黷武、大搞軍備競賽，其實正是德國軍國模式的延續。
而蘇聯在冷戰中的最終失敗，和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邏輯上也是完全一樣的。蘇聯不能有效提升本國的經濟水平，只能增加社會汲取提升軍費開支和美國對抗，終究會到崩潰的一天。勃列日涅夫用俄羅斯地底幾千米的石油、兩億蘇聯人的血汗脂膏燒出來的短暫軍事優勢，在里根執政，提出“太空戰爭”計劃、增加軍費后，像風雨抹去塵埃一樣輕松消散了，再也匹配不了新時代戰爭的蘇聯也走向了命運的盡頭。
三、平庸之惡和底層專制
如前所說，自一戰以來，世界各地奉行軍國主義的民族國家和地方軍閥甚多，如果只是軍國主義的問題，未必會產生冷戰期間蘇聯和紅色高棉那樣的饑荒、壓迫和殺戮。即使軍國主義挑動戰爭，他們一般也只是針對“外人”，但在某些例子中，蘇聯和紅色高棉是自我閹割和清洗的。
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就不能只用德意志帝國的軍國主義解釋了。要在世界史上尋找更接近的例子，其實還是納粹德國的統治模式。
我們先前講，納粹德國和蘇聯有類似的地方，具體地說，它們都是一戰總體戰后痛苦狂熱的下層、底層掌權的產物（見《二戰篇》）。
雖然從政治立場的左右劃分上看，它們可以說是針鋒相對的，但從階級基礎上看，它們是非常類似的，所以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細節：納粹德國第一個蓋世太保首席執行官——魯道夫·迪爾斯（RudolfDiels）曾在1933年的柏林估計，新入職的納粹沖鋒隊員中，有70％是前德國共產黨人。
——這些人是可以在兩派勢力里自如切換的。而這兩派的區別無非是，納粹德國主要是煽動國內的中下層、底層去攻擊其他民族（如猶太人）；而蘇聯是煽動國內底層民眾攻擊舊貴族、資本家和知識分子。所以相對布爾什維克，納粹雖然也具備工人政黨的特性，但還是更接近于一個民族政黨（納粹黨的全名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那些小資產階級和若干資本家，出于狂熱的民族意識，也愿意給他們投票。布爾什維克基本就是比較純粹的、代表社會底層的政治力量了。
我們要搞清楚的一點是：無論是納粹德國的排猶運動，還是蘇聯等國家的內部壓迫，如果不是廣泛動員了全社會的人力——特別是占據人口多數的下層和底層民眾，是沒有辦法實現的。如果統治力量沒有直抵基層，沒有底層民眾的合作告密，怎么可能挖掘出所謂“血統罪”、“思想罪”、“言論罪”來？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這樣描寫無處不在的蘇聯“契卡一格勃”（蘇聯肅反委員會一國家安全委員會）：
……這個網顯得比它實際的樣子更加神秘，更加可怕。其實你隔壁那個可愛的安娜-費多羅夫娜就是個“女密工”。她過來向你們家要點酵母，接著就跑到約定地點（可能是小雜貨鋪，可能是藥房）去報告，說你家坐著個沒有報戶口的外來人。這就是那個跟你們像一家人似的伊萬-尼基弗羅維奇，你同他一起喝了一杯伏特加，他就向上面打報告說你罵商店里買不到東西，東西都從后門賣給當官的了。
大家齊唱《斯大林之歌》的時候你只張了嘴懶得出聲；在十一月七號的游行隊伍里你表現不快活。因為你不認得密工人員的面孔，所以事后很奇怪，這類事情是怎樣被那個無所不在的機關知道的？
密工人員穿透一切的灼熱的眼睛究竟在什么地方？而密工人員的眼睛既可能泛著倦怠的蔚藍，也可能含著老態的淚水。它們完全不必閃出陰沉的目光。不要以為這一定是個面目可憎的壞蛋。
這是一個和你我一樣的普普通通的人，有幾分善心，幾分狠心和幾分妒嫉心，具有使我們落入蜘蛛網的一切弱點（《第三部勞動消滅營第十二章“砰—砰—砰……”》）。
索爾仁尼琴（1918年－2008年），蘇聯-俄國著名作家。1945年，索爾仁尼琴因私人信函戲稱斯大林為“八字胡的家伙”被逮捕，被判刑8年，后又被流放哈薩克斯坦，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后才獲得平反，隔年恢復名譽，后獲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
1956年，索爾仁尼琴被蘇聯政府解除流放。1957年，蘇聯政府宣布索爾仁尼琴“無犯罪事實”，恢復名譽，后在梁贊市中學當數學老師。
在這種平庸之惡的協助下，納粹和蘇聯才可以建立和維持為數眾多的集中營和勞改營。除去同樣鼓動了底層民眾的獵巫運動這類狂熱的宗教運動，這種全方位的壓迫，在近代歐洲底層掌權之前是難以想象的。權利和義務是相互的。
什么日耳曼人的優越性和血統純潔，什么蘇聯帝國的星辰大海，這和德國、蘇聯缺乏政治權利和自由的底層民眾，又有什么關系？但此時此刻，缺乏政治智慧的他們被輕易地煽動起來，自以為成了社會的主人——他們本可以把槍口抬高一厘米、不去舉報自己的親人、師友和鄰居，明明可以做一個相對體面、干凈的人，卻仍然選擇把靈魂販賣給了魔鬼。
底層專制還有一個很大的風險——人類文明的種種原則和底線，往往是在他們在世界還擁有一些事物，有所眷戀和愛、希望繼續維持下去的前提下存在的。但對于某些一無所有、孤注一擲的人物而言，他們是很可能冒著毀滅世界的風險，去試圖搶奪他們想要的事物的。對于他們來說，憎恨他人是他們最大的動力，即使自己毀滅了，剝奪了他人的幸福和生命，他們也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們可以在冷戰歷史（甚至整個人類歷史）中看到這樣的現象：那些相對落后的國家，底層專政的國家，相對來說會更加好斗一些。這個規律甚至也適用在底層專政的國家內部——在蘇聯陣營中，也許還真是最發達的蘇聯本身維護和平的傾向相對更強一些（特別是赫魯曉夫時期）。
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是古巴導彈危機。1962年5月，蘇聯軍方開始在古巴部署彈道導彈，總計60枚導彈和60枚百萬噸當量級戰略核彈，從古巴西部發射，可以覆蓋到美國全境。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以海軍封鎖和對蘇聯發出最后通牒的方式威脅蘇聯將導彈撤出古巴。
核戰爭一觸即發，人類到了毀滅的邊緣。但結果出人意料：赫魯曉夫比較老實地做出了讓步，同意了導彈撤出，之后，他還和美國達成了控制核武的初步共識。但事件的另一個相關方，相對更弱的古巴領袖——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卻表示如果自己擁有權限，一定會發射導彈，發動核戰爭——哪怕是冒著全人類毀滅的風險?。當時蘇聯盟友中，還有不少相對落后國家的領袖表示歡迎核戰爭的到來，即使死掉幾億人口，也不可惜。
切·格瓦拉：仇恨是斗爭的一個要素，對敵人刻骨的仇恨能夠讓一個人超越他的生理極限。
我們這一節討論底層專制的危害，其結論并不是說：一定不能讓下層取得政權，也并不是說：下層取得政權之后，一定都會造成類似納粹德國和蘇聯等國的危險和悲劇。從歷史發展看，民主的普遍化大概是一個共同的趨勢。
事實上，自二戰和冷戰結束之后，因普選的推廣，歐洲具有工人階級背景的政黨在各國普遍得勢，有許多黨派持政權已數十年，它們當然不是沒有問題，但也決沒有搞出集中營、全民告密的問題。關鍵仍然在于：這些民眾有沒有具備和政權對等的，可以承擔政治責任的智慧和德性。
四、冷戰的恐怖平衡和人類危機
很多人認為，冷戰比起一戰、二戰，還是要好一點。畢竟一戰、二戰都是真正的世界大戰，造成了世界范圍的破壞，死傷眾多。冷戰雖然雙方刀槍相向，畢竟沒有真的動手。這個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在北美和歐洲大陸范圍內，冷戰時期（1947年—1991年）沒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戰爭。
但是，如果我們在世界范圍內考量，那么因為蘇聯的輸出革命，冷戰其實在許多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在東亞大陸、朝鮮半島、東南亞、南美洲、中東和非洲，都發生過殘酷的戰爭、饑荒和屠殺。這些戰爭一般發生在那些窮苦落后的地區，而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那樣，窮困落后往往意味著戰爭、政治領域中人道文明的原則無法得到貫徹，而在這些地區展開的種種戰爭和屠殺，往往是比一戰和二戰的歐洲戰場更加殘酷的。
舉例而言，波爾布特領導下的紅色高棉政權在柬埔寨對本種族民眾的清洗，導致1975年至1979年間死亡人數達到一百六十萬至一百八十萬，而這個數值是柬埔寨1975年人口的24％。
這種自我殺戮，恐怕是絕大多數舊貴族、舊君主或者財閥、軍閥都做不出來的。波爾布特的理想是把城市清空，讓整個國家變成農村，把所有國民都變成底層農民，所以他強行遷移民眾，強迫這些人竭力勞動、相互監視甚至處決他人，連兒童也被動員和煽動起來告密和殺人。
吐斯廉屠殺博物館展示的紅色高棉骷髏地圖。吐斯廉屠殺博物館（TuolSlengGenocideMuseum）是柬埔寨首都金邊的一所博物館，又名赤柬博物館、S-21集中營，曾被柬埔寨共產黨用作屠殺地點。1975年至1979年間，據估計有14000至15000人被囚禁在這里。
越南戰爭（1955年－1975年）當然就更加有名了。這場戰爭的殘酷之處主要是總體戰墮落為超限戰帶來的。總體戰主要還是盡可能動員社會資源用于戰爭、并不一定要求所有民眾直接參戰，但超限戰就意味著人民戰爭——軍人和平民的界限的完全破壞了。
一方面，一部分普通的平民甚至婦女兒童被北越動員起來，偽裝成非戰斗人員偷襲美軍甚至普通南越民眾；另一方面，美軍、南越軍也都曾實施對非戰斗人員的無情殺戮——他們認為，既然敵人采用便衣兵和超限戰，破壞了戰爭法原則，那么敵人的平民也就失去了戰爭法的保護。
但在這個過程中，無疑會有無辜者喪命。1968年3月16日，美軍第23步兵師第11旅第20團第1營C連的官兵于越南廣義省的美萊村（MyLai）對當地平民進行屠殺——被屠殺者包括男女老幼甚至嬰兒，也存在輪奸女性和肢解尸體的慘事。
這些局部地區的戰爭其實是預示我們：如果冷戰真的爆發為第三次世界大戰，那么這場戰爭會殘酷和墮落到什么樣的程度。戰爭之所以在那些相對落后窮困的地區開打，是因為美蘇冷戰圍繞的競爭核心地區——歐洲大陸和北美處于一種恐怖平衡的狀態。
美國和蘇聯在冷戰中后期，雙方都具有數量足夠、可以徹底摧毀對方的核武器，因此沒有一方敢于直接在對方的核心利益地區率先動手，一旦動手，就是確保雙方互相毀滅。這種危險的可能性不是不可能成真的，如前所說，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幾乎使得人類毀滅成為現實。
所以如果我們從全人類的立場上來講，那么一戰、二戰都沒有冷戰危險和殘酷。自有人類以來，暴君獨夫數不勝數，從秦始皇、鐵木真、拿破侖到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他們都有吞沒世界、唯我獨尊的野心，但幸運的是，他們并不具備毀滅世界的能力。
但到冷戰的時代，不少暴君和愚民有了毀滅世界的科技力量，這就使得整個人類世界處于危險之中。芝加哥大學曾經在1947年——這恰好是冷戰開始的年份——為世界設置“末日時鐘”，這個虛構的鐘面把午夜零時標注為核戰爆發的時間，按照世界局勢調整指針警示各界。在冷戰時期，象征人類命運的指針始終在距離核戰十二分鐘內搖擺，在1953年到1960年長期處在距離毀滅兩分鐘的位置上。
直到冷戰將結束的1991年，美國和蘇聯簽署了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分針才達到相對“安全”的位置上（分針離子夜達17分鐘，為末日之鐘設立以來離午夜最遠的一次）。
天幸冷戰以較為和平的方式，以較為和諧的結局告終，才使得人類暫時避免了全盤毀滅的風險，但冷戰遺留的問題并沒有結束——本身就是冷戰產物的朝鮮對核力量的追求，以及原冷戰兩大陣營的大國爭鋒仍然在繼續。
末日鐘，又叫末日時鐘（DoomsdayClock）是一虛構鐘面，由芝加哥大學的《原子科學家公報》雜志于1947年設立，標示出世界受核武威脅的程度：午夜零時象征核戰爆發，雜志社因應世界局勢將分針撥近或撥離子夜，以此提醒各界正視問題。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篇3
不久前，中共中央《建議》中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在此我介紹3份資料，以此理解中央《建議》中提出的這一重大觀點。一個是美國兩位科學家、同時也是科學政策和創新經濟學的研究者，寫了一本書叫《超越斯普特尼克》；第二個是2020年10月底，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刊登的羅伯特·曼寧一篇著名的文章《美國最后終于迎來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第三個是美國司法部長巴爾在國會就所謂“華為威脅美國家安全”的證詞。
斯普特尼克時刻與美國國家科技政策
1957年，蘇聯斯普特尼克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震驚了美國。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冷戰對手已經在太空探索上打敗了美國；更意味著美國已失去了二戰以來賴以奠定其國際霸主地位的科學和技術上的優勢。”美國感覺，“斯普特尼克制造了一種幾近瘋狂的氛圍。似乎現在天空中有一雙眼睛在隨時俯視美國，也許炸彈最終會從外太空發射下來，攻擊這個既沒有科學能力、也沒有技術能力保護自己的國家！”斯普特尼克危機“比起美國歷史上任何一個事件，都更使美國民眾和政策制定者認定，必須聯合盟友在科技上進一步封鎖和打壓蘇聯，同時必須重視創立支持科學和教育的政策，目的是保持美國在科學、技術和軍事方面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地位。”
自那一時刻始，不到十年時間：美國拉攏盟友，強化以“巴統”為核心對蘇聯科技封鎖，美國啟動“長臂管轄”打壓與蘇聯進行任何科技貿易的國家與企業。在蘇聯外圍編織了一堵密不透風的科技封鎖“高墻”，切斷了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科技交流的可能性，迫使蘇聯走上了關起門來搞科技的道路。最后，致使其科技發展因缺乏“組合式創新”而遲滯，逐漸落后于歐美。
與此同時，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了自己的科學顧問，相繼在政府最高層面成立了國家科技政策決策咨詢和協調機構，包括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PSAC）現改為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CAST）、白宮科學技術辦公室（OST）現改為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OSTP），聯邦科學技術委員會（FCCSET）現改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成立了國家宇航局（NASA），負責制定和推動國家空間發展計劃。國防部成立了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目的是確保開展先進的研究與發展（R&D），“防止出現像斯普特尼克這樣出乎意料的技術震驚，發展更具巨大技術回報潛力的高風險研究思路。”同時改革組建了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其前身為國家心理衛生以及國家心臟研究所等，能源部（前身為海軍研究辦公室和原子能委員會），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農業部。近700個聯邦實驗室中的大部分也在此時期建立。國會通過《國家防衛教育法案》，奠定了美國大學STEM學科教育基本框架。1960年，美國培養出6千名科學和工程學博士，到1971年已經超過1.8萬名。國家在Ｒ＆Ｄ方面投資大幅增長。十多年間，國會給NSF的撥款從350萬美元增長至1968年的５億美元。總資金則從1957年的不到40億美元，猛增到1967年的近400億美元，包括阿波羅登月計劃等大科學工程項目也在這一時期啟動。
在美國國家主導下，美國科技發展步入“黃金十年”，產生了包括衛星、激光、宇宙飛船、核武器、洲際導彈、噴氣式飛機、計算機、互聯網最早雛形（ARPANET)等重大科技成果，涌現了3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更為重要的是，此時形成了美國國家科技發展的基本框架，并以此重拾對前蘇聯的科技競爭優勢，鞏固了美國全球科技霸主地位。
回顧歷史，1957年成為美國科學政策歷史的一個里程碑。此后，美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為后來半個多世紀國家科學政策的基礎。因而，蘇聯衛星的發射成為驅動美國現代科學史上的第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
中國為什么能夠成為美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
自從第一次“斯普特尼克時刻”出現后，美國政界與科技界就一直警惕第二個“斯普特尼克時刻”什么時候會出現。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政府資助科學的熱情減退，對支持科學技術的承諾減少，對科學技術的關注點由滿足國家安全需要，更多轉向滿足人口老齡化以及治療疾病方面的需求。特別是“9·11事件”之后，美國政府雖然對科技發展有所重視，但科技發展的重心“未能轉向應對以國家為主體的競爭性行為”。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科技發展非常迅速，隨之而來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有一些美國國內人士也不時表達對中國科技發展的擔心，認為如果不早些遏制中國科技發展，“長此以往，美國必將遭遇當年與前蘇聯一樣意外的‘斯普特尼克時刻’”。在一段時期內，中國在經濟與科技發展上并沒有達到美國人“安全焦慮所能承受的限度”。一直到2017年，一方面，中國經濟總量達到82.17萬億元，相對于美國GDP的比例從2010年的40.54%升至2017年的61.65%，超過了美國所謂的“60%”容忍度上限。另一方面，中國科技發展的積累終于發生了質變。2017年，中國國內研發支出居世界第二，但只有美國的一半。
不過，從2000年至2018年，中國國內R&D支出增長了20多倍，年均復合增速達到21.3%。同期美國國內R&D支出增長不到2倍，年均復合增速僅為4.1%。如果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到2024年前后，中國研發投入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還有一些數據也很驚人。比如說論文的高引率。在國際名刊上高引論文始終是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標志。根據2019年的數據，我國材料科學的論文高引率排世界第一，工程技術、計算機科學、數學、物理學、化學、藥學與毒物學、農業科學、環境與生態學都排世界第二。近10年來才逐步興起的信息安全技術，美國和日本專利的授權占主要份額，但中國已經排列第三，而且發展勢頭比它們快。從發明專利授權數量看，我國在2016年就已經超過美國了，成為世界第一。
國際科學界在討論一個問題，下一個世界科學中心會是誰？日本科學史學家湯淺光朝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科學成果數量占世界科學成果總量的25%，這個國家就可以稱之為世界科學中心。他依此將歷史上的世界科學中心轉移分為5個階段：先是意大利，后是英國，再是法國，再是德國。平均70-80年一個周期，美國是1920年以后才成為世界科學中心。按此推斷，2000年前后，美國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將受到新興勢力的挑戰，這一角色正是中國。這一結論加深了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速度的恐懼。正如羅伯特·曼寧在《外交政策》發表的文章中所言：“過去一段時期，我在研究全球創新時，越是看中國作為一個科技強國的驚人崛起，越是有一個難解的問題不斷跳出來。為什么美國在與中國競爭時，沒有發生與前蘇聯那樣的‘斯普特尼克’呢？……一直到擔心被中國超越的生存恐懼終于催生了改變的動力。下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終于到來了！”
“華為事件”在美國當代科技史上承擔的角色，相當于蘇聯當年的斯普特尼克衛星發射。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長巴爾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所表達的對華為的恐懼，與當年美國人表達對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的恐懼幾乎是一致的。他認為，“5G技術處在正在形成的未來技術和工業世界的中心，本質上，通信網絡不再僅僅用于通信，它們正在演變成下一代互聯網、工業互聯網以及依賴于這一基礎設施的下一代工業系統的中樞神經系統。”“據估計，到2025年，以5G為動力的工業互聯網可能創造23萬億美元的新經濟機會，如果中國繼續在5G領域獨占鰲頭，他們將能夠主導一系列5G平臺并與之交織的新興技術帶來的機遇。”“任正非領導的企業是一個工業帝國、科技帝國，5G一路領先，5G是核心，未來技術的中心和工業世界的中心。然而，華為把所有技術都打了個包。”
“自19世紀超越了英國之后，美國就在全世界的技術領域、工業領域中一騎絕塵，而華為卻可能顛覆這一切，這是美國承受不了的，是美國人民難以接受的。”“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如果工業互聯網依賴于中國的技術，中國將有能力切斷各國與其消費者和工業所依賴的技術和裝備之間的聯系，與我們將屈服于中國主導權這個前所未有的杠桿影響相比，美國今天使用的經濟制裁力量將顯得蒼白無力。”“未來5年內，5G全球版圖和應用主導地位格局將形成。問題是，在這個時間窗內，美國和我們的盟國是否能夠與華為展開足夠的競爭，以保持和占領足夠的市場份額”。
巴爾的看法代表了美國現在的主流觀點。在他們看來，中國科技的跨越式發展，尤其是華為5G技術的橫空出世以及在未來經濟與科技發展中擔當的角色，就相當于當年蘇聯衛星發射。因此，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被美國確認了。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就是說，中國科技發展尤其是前沿科技發展，應該有更多能讓美國人或者世界各國“感到意外的時候”。
第一，要對中美在科技領域的關系有更清醒的認識。實際上，美國與前蘇聯的“斯普特尼克時刻”，不僅僅是改變美國科技政策與政策科技行為的“時刻”，也是美蘇之間科技脫鉤的“時刻”，還是兩個超級大國正式邁入“科技戰”的“時刻”。所以“斯普特尼克時刻”的含義很多。現在，以華為在5G通信領域一舉超越美國在該領域的長期獨占優勢為標志，美國確認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也隨之啟動了與中國科技及高科技產業強行脫鉤的“準備”，同時對我國主動發起“科技戰”。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既然美國已經確認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那一定會把與中國的科技競爭放在其國內政策的優先位置，就一定會把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發展作為其長期戰略。中美在科技領域的關系不會因為美國領導人更替而更改其大方向。這一點，必須成為籌劃發展我國未來科技事業的基本考慮。所以國家提出，必須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發展戰略的基點，這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第二，必須真正把中興與華為事件做成中國的“斯普特尼克契機”。比爾·蓋茨首先提出了“斯普特尼克契機”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在大國競爭時代，科技發展往往遵循“挑戰-應戰”模式得以往前推進。蘇聯的斯普特尼克，給予其競爭對手美國以深深的刺激，并由此最終造成了美國半個多世紀科技繁榮，實際上是造就了美國科技史上的一次契機，而美國科技發展需要更多“斯普特尼克契機”，即意外震撼所帶來的機會。華為的5G給美國帶來相當于蘇聯發射衛星造成的震撼。但我們反過來想，美國打壓中興和華為何嘗不是讓我們也非常震撼？！因為此前，我們都相信，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我們可以用市場換技術，可以通過交流合作發展技術。但中興和華為事件的出現顛覆了我們的習慣性認知。因此，我們要把中興與華為事件看作21世紀西方強加給我國科技界的奇恥大辱，并將其當作中國科技發展的一次“斯普特尼克契機”，真正實現國家科技發展的自立自強！自主創新這口氣一定要爭，這場仗一定要打贏，我們必須識得破發達國家的伎倆，一些我們還不會做的高技術產品，我們急需的時候對方就封鎖或者漫天要價，一旦我們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價傾銷，不擇手段打壓我們產業技術進步的努力。由此，我們必須要有很強的戰略定力。在堅持自主創新上不能心猿意馬、三心二意。
第三，真正發揮好國家在推動科技發展中無可替代的作用。《超越斯普特尼克》這本書中說，“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推動著社會許多方面的發展。……然而，公眾一般認為，這種進步是由市場甚至好運氣帶來的。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及應對蘇聯發射斯普特尼克，國家通過實施政策而支持科學所持續盡責的結果”。國家在科技中的作用一定要有充分的認識。關鍵是盡快形成新型舉國體制，當前的問題是不能再在“市場還是政府”上糾結，不能再在“誰是創新主體”上糾結。總體上講，在“抓基礎、管長遠，抓關鍵、補短板，抓前沿、布新局”上，都需要政府宏觀統籌與協調，都需要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發揮主力部隊作用，都需要國企和民營科技力量發揮在應用研究中的生力軍作用，都需要風險投資和企業發揮其在推進成果轉化中的主體作用，都需要應用市場“激勵相容”機制來調動科技創新鏈的道路上各主體的積極性。
在1957、1958年美國曾經有過短暫的爭論，政府到底在推動科技發展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后來艾森豪威爾政府果斷地中斷了這個爭論。因為他知道，這種爭論除了浪費時間，并不能帶來什么好的結果。今天在中國，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必須傾舉國之力，打贏科技創新這場戰爭。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篇4
01
斯普特尼克時刻與美國國家科技政策
1957年，蘇聯斯普特尼克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震驚了美國。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冷戰對手已經在太空探索上打敗了美國；更意味著美國已失去了二戰以來賴以奠定其國際霸主地位的科學和技術上的優勢。”美國感覺，“斯普特尼克制造了一種幾近瘋狂的氛圍。似乎現在天空中有一雙眼睛在隨時俯視美國，也許炸彈最終會從外太空發射下來，攻擊這個既沒有科學能力、也沒有技術能力保護自己的國家！”斯普特尼克危機“比起美國歷史上任何一個事件，都更使美國民眾和政策制定者認定，必須聯合盟友在科技上進一步封鎖和打壓蘇聯，同時必須重視創立支持科學和教育的政策，目的是保持美國在科學、技術和軍事方面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地位。”
自那一時刻始，不到十年時間：美國拉攏盟友，強化以“巴統”為核心對蘇聯科技封鎖，美國啟動“長臂管轄”打壓與蘇聯進行任何科技貿易的國家與企業。在蘇聯外圍編織了一堵密不透風的科技封鎖“高墻”，切斷了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科技交流的可能性，迫使蘇聯走上了關起門來搞科技的道路。最后，致使其科技發展因缺乏“組合式創新”而遲滯，逐漸落后于歐美。
與此同時，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了自己的科學顧問，相繼在政府最高層面成立了國家科技政策決策咨詢和協調機構，包括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PSAC）現改為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CAST）、白宮科學技術辦公室（OST）現改為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OSTP），聯邦科學技術委員會（FCCSET）現改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成立了國家宇航局（NASA），負責制定和推動國家空間發展計劃。國防部成立了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目的是確保開展先進的研究與發展（R&D），“防止出現像斯普特尼克這樣出乎意料的技術震驚，發展更具巨大技術回報潛力的高風險研究思路。”同時改革組建了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其前身為國家心理衛生以及國家心臟研究所等，能源部（前身為海軍研究辦公室和原子能委員會），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農業部。近700個聯邦實驗室中的大部分也在此時期建立。國會通過《國家防衛教育法案》，奠定了美國大學STEM學科教育基本框架。1960年，美國培養出6千名科學和工程學博士，到1971年已經超過1.8萬名。國家在Ｒ＆Ｄ方面投資大幅增長。十多年間，國會給NSF的撥款從350萬美元增長至1968年的５億美元。總資金則從1957年的不到40億美元，猛增到1967年的近400億美元，包括阿波羅登月計劃等大科學工程項目也在這一時期啟動。
在美國國家主導下，美國科技發展步入“黃金十年”，產生了包括衛星、激光、宇宙飛船、核武器、洲際導彈、噴氣式飛機、計算機、互聯網最早雛形（ARPANET)等重大科技成果，涌現了3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更為重要的是，此時形成了美國國家科技發展的基本框架，并以此重拾對前蘇聯的科技競爭優勢，鞏固了美國全球科技霸主地位。
回顧歷史，1957年成為美國科學政策歷史的一個里程碑。此后，美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為后來半個多世紀國家科學政策的基礎。因而，蘇聯衛星的發射成為驅動美國現代科學史上的第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
02
中國為什么能夠成為美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
自從第一次“斯普特尼克時刻”出現后，美國政界與科技界就一直警惕第二個“斯普特尼克時刻”什么時候會出現。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政府資助科學的熱情減退，對支持科學技術的承諾減少，對科學技術的關注點由滿足國家安全需要，更多轉向滿足人口老齡化以及治療疾病方面的需求。特別是“9·11事件”之后，美國政府雖然對科技發展有所重視，但科技發展的重心“未能轉向應對以國家為主體的競爭性行為”。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科技發展非常迅速，隨之而來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有一些美國國內人士也不時表達對中國科技發展的擔心，認為如果不早些遏制中國科技發展，“長此以往，美國必將遭遇當年與前蘇聯一樣意外的‘斯普特尼克時刻’”。在一段時期內，中國在經濟與科技發展上并沒有達到美國人“安全焦慮所能承受的限度”。一直到2017年，一方面，中國經濟總量達到82.17萬億元，相對于美國GDP的比例從2010年的40.54%升至2017年的61.65%，超過了美國所謂的“60%”容忍度上限。另一方面，中國科技發展的積累終于發生了質變。2017年，中國國內研發支出居世界第二，但只有美國的一半。
不過，從2000年至2018年，中國國內R&D支出增長了20多倍，年均復合增速達到21.3%。同期美國國內R&D支出增長不到2倍，年均復合增速僅為4.1%。如果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到2024年前后，中國研發投入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還有一些數據也很驚人。比如說論文的高引率。在國際名刊上高引論文始終是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標志。根據2019年的數據，我國材料科學的論文高引率排世界第一，工程技術、計算機科學、數學、物理學、化學、藥學與毒物學、農業科學、環境與生態學都排世界第二。近10年來才逐步興起的信息安全技術，美國和日本專利的授權占主要份額，但中國已經排列第三，而且發展勢頭比它們快。從發明專利授權數量看，我國在2016年就已經超過美國了，成為世界第一。
國際科學界在討論一個問題，下一個世界科學中心會是誰？日本科學史學家湯淺光朝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科學成果數量占世界科學成果總量的25%，這個國家就可以稱之為世界科學中心。他依此將歷史上的世界科學中心轉移分為5個階段：先是意大利，后是英國，再是法國，再是德國。平均70-80年一個周期，美國是1920年以后才成為世界科學中心。按此推斷，2000年前后，美國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將受到新興勢力的挑戰，這一角色正是中國。這一結論加深了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速度的恐懼。正如羅伯特·曼寧在《外交政策》發表的文章中所言：“過去一段時期，我在研究全球創新時，越是看中國作為一個科技強國的驚人崛起，越是有一個難解的問題不斷跳出來。為什么美國在與中國競爭時，沒有發生與前蘇聯那樣的‘斯普特尼克’呢？……一直到擔心被中國超越的生存恐懼終于催生了改變的動力。下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終于到來了！”
“華為事件”在美國當代科技史上承擔的角色，相當于蘇聯當年的斯普特尼克衛星發射。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長巴爾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所表達的對華為的恐懼，與當年美國人表達對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的恐懼幾乎是一致的。他認為，“5G技術處在正在形成的未來技術和工業世界的中心，本質上，通信網絡不再僅僅用于通信，它們正在演變成下一代互聯網、工業互聯網以及依賴于這一基礎設施的下一代工業系統的中樞神經系統。”“據估計，到2025年，以5G為動力的工業互聯網可能創造23萬億美元的新經濟機會，如果中國繼續在5G領域獨占鰲頭，他們將能夠主導一系列5G平臺并與之交織的新興技術帶來的機遇。”“任正非領導的企業是一個工業帝國、科技帝國，5G一路領先，5G是核心，未來技術的中心和工業世界的中心。然而，華為把所有技術都打了個包。”
“自19世紀超越了英國之后，美國就在全世界的技術領域、工業領域中一騎絕塵，而華為卻可能顛覆這一切，這是美國承受不了的，是美國人民難以接受的。”“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如果工業互聯網依賴于中國的技術，中國將有能力切斷各國與其消費者和工業所依賴的技術和裝備之間的聯系，與我們將屈服于中國主導權這個前所未有的杠桿影響相比，美國今天使用的經濟制裁力量將顯得蒼白無力。”“未來5年內，5G全球版圖和應用主導地位格局將形成。問題是，在這個時間窗內，美國和我們的盟國是否能夠與華為展開足夠的競爭，以保持和占領足夠的市場份額”。
巴爾的看法代表了美國現在的主流觀點。在他們看來，中國科技的跨越式發展，尤其是華為5G技術的橫空出世以及在未來經濟與科技發展中擔當的角色，就相當于當年蘇聯衛星發射。因此，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被美國確認了。
03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就是說，中國科技發展尤其是前沿科技發展，應該有更多能讓美國人或者世界各國“感到意外的時候”。
第一，要對中美在科技領域的關系有更清醒的認識。實際上，美國與前蘇聯的“斯普特尼克時刻”，不僅僅是改變美國科技政策與政策科技行為的“時刻”，也是美蘇之間科技脫鉤的“時刻”，還是兩個超級大國正式邁入“科技戰”的“時刻”。所以“斯普特尼克時刻”的含義很多。現在，以華為在5G通信領域一舉超越美國在該領域的長期獨占優勢為標志，美國確認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也隨之啟動了與中國科技及高科技產業強行脫鉤的“準備”，同時對我國主動發起“科技戰”。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既然美國已經確認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那一定會把與中國的科技競爭放在其國內政策的優先位置，就一定會把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發展作為其長期戰略。中美在科技領域的關系不會因為美國領導人更替而更改其大方向。這一點，必須成為籌劃發展我國未來科技事業的基本考慮。所以國家提出，必須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發展戰略的基點，這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第二，必須真正把中興與華為事件做成中國的“斯普特尼克契機”。比爾·蓋茨首先提出了“斯普特尼克契機”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在大國競爭時代，科技發展往往遵循“挑戰-應戰”模式得以往前推進。蘇聯的斯普特尼克，給予其競爭對手美國以深深的刺激，并由此最終造成了美國半個多世紀科技繁榮，實際上是造就了美國科技史上的一次契機，而美國科技發展需要更多“斯普特尼克契機”，即意外震撼所帶來的機會。華為的5G給美國帶來相當于蘇聯發射衛星造成的震撼。但我們反過來想，美國打壓中興和華為何嘗不是讓我們也非常震撼？！因為此前，我們都相信，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我們可以用市場換技術，可以通過交流合作發展技術。但中興和華為事件的出現顛覆了我們的習慣性認知。因此，我們要把中興與華為事件看作21世紀西方強加給我國科技界的奇恥大辱，并將其當作中國科技發展的一次“斯普特尼克契機”，真正實現國家科技發展的自立自強！自主創新這口氣一定要爭，這場仗一定要打贏，我們必須識得破發達國家的伎倆，一些我們還不會做的高技術產品，我們急需的時候對方就封鎖或者漫天要價，一旦我們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價傾銷，不擇手段打壓我們產業技術進步的努力。由此，我們必須要有很強的戰略定力。在堅持自主創新上不能心猿意馬、三心二意。
第三，真正發揮好國家在推動科技發展中無可替代的作用。《超越斯普特尼克》這本書中說，“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推動著社會許多方面的發展。……然而，公眾一般認為，這種進步是由市場甚至好運氣帶來的。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及應對蘇聯發射斯普特尼克，國家通過實施政策而支持科學所持續盡責的結果”。國家在科技中的作用一定要有充分的認識。關鍵是盡快形成新型舉國體制，當前的問題是不能再在“市場還是政府”上糾結，不能再在“誰是創新主體”上糾結。總體上講，在“抓基礎、管長遠，抓關鍵、補短板，抓前沿、布新局”上，都需要政府宏觀統籌與協調，都需要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發揮主力部隊作用，都需要國企和民營科技力量發揮在應用研究中的生力軍作用，都需要風險投資和企業發揮其在推進成果轉化中的主體作用，都需要應用市場“激勵相容”機制來調動科技創新鏈的道路上各主體的積極性。
在1957、1958年美國曾經有過短暫的爭論，政府到底在推動科技發展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后來艾森豪威爾政府果斷地中斷了這個爭論。因為他知道，這種爭論除了浪費時間，并不能帶來什么好的結果。今天在中國，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必須傾舉國之力，打贏科技創新這場戰爭。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篇5
不久前，中共中央《建議》中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在此我介紹3份資料，以此理解中央《建議》中提出的這一重大觀點。一個是美國兩位科學家、同時也是科學政策和創新經濟學的研究者，寫了一本書叫《超越斯普特尼克》；第二個是2020年10月底，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刊登的羅伯特·曼寧一篇著名的文章《美國最后終于迎來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第三個是美國司法部長巴爾在國會就所謂“華為威脅美國家安全”的證詞。
斯普特尼克時刻與美國國家科技政策
1957年，蘇聯斯普特尼克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震驚了美國。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冷戰對手已經在太空探索上打敗了美國；更意味著美國已失去了二戰以來賴以奠定其國際霸主地位的科學和技術上的優勢。”美國感覺，“斯普特尼克制造了一種幾近瘋狂的氛圍。似乎現在天空中有一雙眼睛在隨時俯視美國，也許炸彈最終會從外太空發射下來，攻擊這個既沒有科學能力、也沒有技術能力保護自己的國家！”斯普特尼克危機“比起美國歷史上任何一個事件，都更使美國民眾和政策制定者認定，必須聯合盟友在科技上進一步封鎖和打壓蘇聯，同時必須重視創立支持科學和教育的政策，目的是保持美國在科學、技術和軍事方面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地位。”
自那一時刻始，不到十年時間：美國拉攏盟友，強化以“巴統”為核心對蘇聯科技封鎖，美國啟動“長臂管轄”打壓與蘇聯進行任何科技貿易的國家與企業。在蘇聯外圍編織了一堵密不透風的科技封鎖“高墻”，切斷了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科技交流的可能性，迫使蘇聯走上了關起門來搞科技的道路。最后，致使其科技發展因缺乏“組合式創新”而遲滯，逐漸落后于歐美。
與此同時，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了自己的科學顧問，相繼在政府最高層面成立了國家科技政策決策咨詢和協調機構，包括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PSAC）現改為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CAST）、白宮科學技術辦公室（OST）現改為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OSTP），聯邦科學技術委員會（FCCSET）現改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成立了國家宇航局（NASA），負責制定和推動國家空間發展計劃。國防部成立了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目的是確保開展先進的研究與發展（R&D），“防止出現像斯普特尼克這樣出乎意料的技術震驚，發展更具巨大技術回報潛力的高風險研究思路。”同時改革組建了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其前身為國家心理衛生以及國家心臟研究所等，能源部（前身為海軍研究辦公室和原子能委員會），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農業部。近700個聯邦實驗室中的大部分也在此時期建立。國會通過《國家防衛教育法案》，奠定了美國大學STEM學科教育基本框架。1960年，美國培養出6千名科學和工程學博士，到1971年已經超過1.8萬名。國家在Ｒ＆Ｄ方面投資大幅增長。十多年間，國會給NSF的撥款從350萬美元增長至1968年的５億美元。總資金則從1957年的不到40億美元，猛增到1967年的近400億美元，包括阿波羅登月計劃等大科學工程項目也在這一時期啟動。
在美國國家主導下，美國科技發展步入“黃金十年”，產生了包括衛星、激光、宇宙飛船、核武器、洲際導彈、噴氣式飛機、計算機、互聯網最早雛形（ARPANET)等重大科技成果，涌現了3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更為重要的是，此時形成了美國國家科技發展的基本框架，并以此重拾對前蘇聯的科技競爭優勢，鞏固了美國全球科技霸主地位。
回顧歷史，1957年成為美國科學政策歷史的一個里程碑。此后，美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為后來半個多世紀國家科學政策的基礎。因而，蘇聯衛星的發射成為驅動美國現代科學史上的第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
中國為什么能夠成為美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
自從第一次“斯普特尼克時刻”出現后，美國政界與科技界就一直警惕第二個“斯普特尼克時刻”什么時候會出現。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政府資助科學的熱情減退，對支持科學技術的承諾減少，對科學技術的關注點由滿足國家安全需要，更多轉向滿足人口老齡化以及治療疾病方面的需求。特別是“9·11事件”之后，美國政府雖然對科技發展有所重視，但科技發展的重心“未能轉向應對以國家為主體的競爭性行為”。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科技發展非常迅速，隨之而來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有一些美國國內人士也不時表達對中國科技發展的擔心，認為如果不早些遏制中國科技發展，“長此以往，美國必將遭遇當年與前蘇聯一樣意外的‘斯普特尼克時刻’”。在一段時期內，中國在經濟與科技發展上并沒有達到美國人“安全焦慮所能承受的限度”。一直到2017年，一方面，中國經濟總量達到82.17萬億元，相對于美國GDP的比例從2010年的40.54%升至2017年的61.65%，超過了美國所謂的“60%”容忍度上限。另一方面，中國科技發展的積累終于發生了質變。2017年，中國國內研發支出居世界第二，但只有美國的一半。
不過，從2000年至2018年，中國國內R&D支出增長了20多倍，年均復合增速達到21.3%。同期美國國內R&D支出增長不到2倍，年均復合增速僅為4.1%。如果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到2024年前后，中國研發投入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還有一些數據也很驚人。比如說論文的高引率。在國際名刊上高引論文始終是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標志。根據2019年的數據，我國材料科學的論文高引率排世界第一，工程技術、計算機科學、數學、物理學、化學、藥學與毒物學、農業科學、環境與生態學都排世界第二。近10年來才逐步興起的信息安全技術，美國和日本專利的授權占主要份額，但中國已經排列第三，而且發展勢頭比它們快。從發明專利授權數量看，我國在2016年就已經超過美國了，成為世界第一。
國際科學界在討論一個問題，下一個世界科學中心會是誰？日本科學史學家湯淺光朝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科學成果數量占世界科學成果總量的25%，這個國家就可以稱之為世界科學中心。他依此將歷史上的世界科學中心轉移分為5個階段：先是意大利，后是英國，再是法國，再是德國。平均70-80年一個周期，美國是1920年以后才成為世界科學中心。按此推斷，2000年前后，美國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將受到新興勢力的挑戰，這一角色正是中國。這一結論加深了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速度的恐懼。正如羅伯特·曼寧在《外交政策》發表的文章中所言：“過去一段時期，我在研究全球創新時，越是看中國作為一個科技強國的驚人崛起，越是有一個難解的問題不斷跳出來。為什么美國在與中國競爭時，沒有發生與前蘇聯那樣的‘斯普特尼克’呢？……一直到擔心被中國超越的生存恐懼終于催生了改變的動力。下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終于到來了！”
“華為事件”在美國當代科技史上承擔的角色，相當于蘇聯當年的斯普特尼克衛星發射。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長巴爾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所表達的對華為的恐懼，與當年美國人表達對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的恐懼幾乎是一致的。他認為，“5G技術處在正在形成的未來技術和工業世界的中心，本質上，通信網絡不再僅僅用于通信，它們正在演變成下一代互聯網、工業互聯網以及依賴于這一基礎設施的下一代工業系統的中樞神經系統。”“據估計，到2025年，以5G為動力的工業互聯網可能創造23萬億美元的新經濟機會，如果中國繼續在5G領域獨占鰲頭，他們將能夠主導一系列5G平臺并與之交織的新興技術帶來的機遇。”“任正非領導的企業是一個工業帝國、科技帝國，5G一路領先，5G是核心，未來技術的中心和工業世界的中心。然而，華為把所有技術都打了個包。”
“自19世紀超越了英國之后，美國就在全世界的技術領域、工業領域中一騎絕塵，而華為卻可能顛覆這一切，這是美國承受不了的，是美國人民難以接受的。”“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如果工業互聯網依賴于中國的技術，中國將有能力切斷各國與其消費者和工業所依賴的技術和裝備之間的聯系，與我們將屈服于中國主導權這個前所未有的杠桿影響相比，美國今天使用的經濟制裁力量將顯得蒼白無力。”“未來5年內，5G全球版圖和應用主導地位格局將形成。問題是，在這個時間窗內，美國和我們的盟國是否能夠與華為展開足夠的競爭，以保持和占領足夠的市場份額”。
巴爾的看法代表了美國現在的主流觀點。在他們看來，中國科技的跨越式發展，尤其是華為5G技術的橫空出世以及在未來經濟與科技發展中擔當的角色，就相當于當年蘇聯衛星發射。因此，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被美國確認了。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就是說，中國科技發展尤其是前沿科技發展，應該有更多能讓美國人或者世界各國“感到意外的時候”。
第一，要對中美在科技領域的關系有更清醒的認識。實際上，美國與前蘇聯的“斯普特尼克時刻”，不僅僅是改變美國科技政策與政策科技行為的“時刻”，也是美蘇之間科技脫鉤的“時刻”，還是兩個超級大國正式邁入“科技戰”的“時刻”。所以“斯普特尼克時刻”的含義很多。現在，以華為在5G通信領域一舉超越美國在該領域的長期獨占優勢為標志，美國確認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也隨之啟動了與中國科技及高科技產業強行脫鉤的“準備”，同時對我國主動發起“科技戰”。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既然美國已經確認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那一定會把與中國的科技競爭放在其國內政策的優先位置，就一定會把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發展作為其長期戰略。中美在科技領域的關系不會因為美國領導人更替而更改其大方向。這一點，必須成為籌劃發展我國未來科技事業的基本考慮。所以國家提出，必須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發展戰略的基點，這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第二，必須真正把中興與華為事件做成中國的“斯普特尼克契機”。比爾·蓋茨首先提出了“斯普特尼克契機”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在大國競爭時代，科技發展往往遵循“挑戰-應戰”模式得以往前推進。蘇聯的斯普特尼克，給予其競爭對手美國以深深的刺激，并由此最終造成了美國半個多世紀科技繁榮，實際上是造就了美國科技史上的一次契機，而美國科技發展需要更多“斯普特尼克契機”，即意外震撼所帶來的機會。華為的5G給美國帶來相當于蘇聯發射衛星造成的震撼。但我們反過來想，美國打壓中興和華為何嘗不是讓我們也非常震撼？！因為此前，我們都相信，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我們可以用市場換技術，可以通過交流合作發展技術。但中興和華為事件的出現顛覆了我們的習慣性認知。因此，我們要把中興與華為事件看作21世紀西方強加給我國科技界的奇恥大辱，并將其當作中國科技發展的一次“斯普特尼克契機”，真正實現國家科技發展的自立自強！自主創新這口氣一定要爭，這場仗一定要打贏，我們必須識得破發達國家的伎倆，一些我們還不會做的高技術產品，我們急需的時候對方就封鎖或者漫天要價，一旦我們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價傾銷，不擇手段打壓我們產業技術進步的努力。由此，我們必須要有很強的戰略定力。在堅持自主創新上不能心猿意馬、三心二意。
第三，真正發揮好國家在推動科技發展中無可替代的作用。《超越斯普特尼克》這本書中說，“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推動著社會許多方面的發展。……然而，公眾一般認為，這種進步是由市場甚至好運氣帶來的。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及應對蘇聯發射斯普特尼克，國家通過實施政策而支持科學所持續盡責的結果”。國家在科技中的作用一定要有充分的認識。關鍵是盡快形成新型舉國體制，當前的問題是不能再在“市場還是政府”上糾結，不能再在“誰是創新主體”上糾結。總體上講，在“抓基礎、管長遠，抓關鍵、補短板，抓前沿、布新局”上，都需要政府宏觀統籌與協調，都需要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發揮主力部隊作用，都需要國企和民營科技力量發揮在應用研究中的生力軍作用，都需要風險投資和企業發揮其在推進成果轉化中的主體作用，都需要應用市場“激勵相容”機制來調動科技創新鏈的道路上各主體的積極性。
在1957、1958年美國曾經有過短暫的爭論，政府到底在推動科技發展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后來艾森豪威爾政府果斷地中斷了這個爭論。因為他知道，這種爭論除了浪費時間，并不能帶來什么好的結果。今天在中國，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必須傾舉國之力，打贏科技創新這場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