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是政黨史，是專史，它研究建國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歷史。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黨史經典故事的文章18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篇一】黨史經典故事
在襄陽市政府機關大院，至今還流傳著七十年代未的一個小故事。一天，被人們尊稱為“秦老專”的襄陽地區行署副專員秦志維從外面回機關。當他推著自行車準備進行署大門時，一個門衛攔住問道“同志，你找誰”“我不找誰，我就是機關里人。”“你是機關哪個單位的”門衛疑惑地打量這位腳穿草鞋，頭戴草帽，身背黃掛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維……”秦專員耐心地答到。正在這時，一位機關干部碰巧路過此處，他驚訝地問到“這不是秦專員嗎，怎么被擋駕了”值班的門衛一聽傻了眼，趕忙賠禮說對不起。秦專員親切地說“沒關系，沒關系。”望著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門衛心里直犯嘀咕，他是專員我咋看他不象啊!象這樣的誤會，秦志維同志遇到多次。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小鬼”，一直保持著我黨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他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在機關食堂就餐時也十分節約，下鄉檢查工作也是經常以步代車，以自行車代小汽車。秦專員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篇二】黨史經典故事
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圍剿”戰斗打響。31日，紅三軍團及紅十二軍突襲建寧城，共擊潰國民黨軍劉和鼎師4個團。至此，紅軍15天橫掃700里，連打5仗，消滅國民黨軍3萬多人，繳槍2萬多支，繳獲山炮4門(兩門為白沙戰斗中繳獲)，戰后，毛澤東高興地在建寧留下《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的光輝詩篇。
31日晚，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在建寧城紅三軍團駐地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利用繳獲的山炮，組建紅三軍團山炮連和紅一軍團山炮連。紅一、三軍團山炮連在建寧組建后，紅一方面軍總部為了提高山炮的作戰效果，決定建立炮兵訓練基地，培養優秀的炮手，地址就設在溪口北郊涼傘坑的百丈臺。從此，百丈臺上軍號嘹亮，紅軍炮兵戰士刻苦學習軍事技術。
山炮連建立之初，山炮少，炮彈更少，每一顆炮彈都顯得十分珍貴，不能隨便浪費。訓練時是沒有炮打的，新炮手只能在實戰中由老炮手現場指教。因此，炮手們平時就要苦練過硬的本領。經過嚴格的訓練，紅軍炮兵戰士個個頂呱呱，稱得上神炮手。
紅軍有了炮兵如虎添翼，山炮在攻防戰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0月，總政委周恩來、總司令朱德簽發了《建黎泰戰役計劃》，拉開了第四次反“圍剿”序幕。10月18日下午，攻打建寧的戰斗打響，攻城部隊是紅一軍團。敵周志群部依仗著堅固的城墻和精良的武器，企圖負隅頑抗。紅軍從建寧城北門發起攻擊，紅軍用山炮轟開了一個大口子，敵人被炸暈了頭，紛紛朝城內逃竄。紅軍又用山炮沿著敵人逃跑的方向延伸射擊。炮彈炸得敵人鬼哭狼嚎。建寧戰斗很快結束，紅一軍團擊潰建寧縣城守敵周志群部的第二團，繳獲槍支500余支，俘敵官兵400余人，占領建寧城。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重兵，開始了第五次“圍剿”。紅一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奉命從江西廣昌移師建寧、指揮建寧阻擊戰。1934年1月29日，國民黨派出飛機轟炸紅軍陣地，向邱家隘防線進攻。7倍于紅軍的敵軍輪番進攻，山頭上炮火紛飛，子彈呼嘯。紅軍指戰員沉著應戰，紅軍的山炮派上了用場，待敵人發起沖鋒進入了最佳射程才開炮，敵軍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只可惜山炮數量少，炮彈有限，在防御戰中只能起輔助的作用。
建寧溪口涼傘坑的百丈臺是紅軍第一個山炮連誕生地。關于百丈臺還流傳著一首紅色民謠：“百丈臺，百丈臺，紅軍炮兵射擊臺，白軍官兵斷魂臺!”
【篇三】黨史經典故事
一臺水力軋花機1922年，21歲的陳毅回鄉時，做過一件至今仍被鄉親們傳為佳話的事情。
當時，農村極為落后，只有一些人力驅動的前清時安裝的農業機械。以軋棉花的機子為例，需要3到5個壯勞動力輪番上陣才能驅動，且效率十分低下。
一日，陳毅步行于羊岔河畔，看著潺潺流水，突然想到村里的軋花機太過笨重，費時又費力。為何不為鄉親們改裝成水力驅動？也正好將學到的知識用之于民，讓鄉親們認識到科學與知識的力量。
陳毅很快便將想法付諸實踐，經過試用，陳毅改裝的軋花機不僅省了勞動力，軋棉花的效率更提升了一倍多，十里八鄉的村民都趕來“看稀奇”，面對大家的嘖嘖稱贊，陳毅格外開心。隨后，他向留法的同學蔡和森去信，申請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
不久之后，他收到了蔡和森的回信，組織已經同意他的請求。1923年初，陳毅離開故鄉。
從此，堅定地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如今，這臺水力軋花機仍然保存在陳毅生平事跡陳列館中。
【篇四】黨史經典故事
1、1959年，王樹聲在軍事科學院上班時，他天天拿著飯盒到公共食堂排隊買飯。接待外賓和出國訪問時，外賓送他一些大小禮品，他都如數上交國庫。一次，新來的勤務員幾次將小禮品拿到車上說："王部長，人家說了，這禮品是送給首長您個人的。"王樹聲卻嚴肅地說："我這個國防部副部長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外賓打交道的，禮品怎么會是贈送我個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們革命戰士的一個起碼準則，今后務必牢記啊。"
2、60年代初，總軍械部建制撤銷，王樹聲的住房成了其他單位的屬地，有關部門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決定另選地點為他建造新居。他們先是為他選擇了一處某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里環境相當幽靜，王樹聲看后感到也滿意。但當他了解情況后搖起了頭，連說："不妥，不妥，這有違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幾年以后，他們又在東城為他找到了一個舊院落，獨門大院，相當理想，但當王樹聲得知這里原是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只因工作人員都被紅衛兵趕跑了而空著時，又搖起了頭："這是違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最后，他們又在五淵潭附近為他選擇了一處環境幽雅、風景如畫的宅基地，王樹聲先很滿意，可當他注意到為自己建房要遷走幾戶老百姓的民房，還是搖起了頭："我看這件事還是算了吧!不要因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趕走了"就這樣，王樹聲大將在他進京時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長辭人世。
3、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背著一只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著。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著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隊下山后，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干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背著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篇五】黨史經典故事
陳云的三次自我檢討
一個人做工作，不犯錯誤的事是沒有的。因此，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辨別真偽、是非，提高思想認識的一種重要方法。陳云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
“在中共七大上給自己算一算賬”
在中共七大上，陳云在大會發言中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結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他當中央委員即從三中全會到七大這十多年中的革命經歷進行深刻的檢討和剖析。陳云認為，在這次會上給自己算一算賬，是需要而且有責任的。他說：“從參加臨時中央領導機關一直到長征，到靈關殿，這中間犯的許多錯誤，我都有份，我參加了許多問題的討論，我都同意了，我都舉了手。這個錯誤不能怪別人。”
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誤，陳云一點也不給自己留面子。
第一條教訓就是政治落后。他說，承認這個落后，就是要更進一步趕上去，就是要有認真地實事求是分清是非這樣一種精神。第二條是當大官的態度。陳云說，當大官就要注意當的官是什么性質的官?對于革命全局的利害關系多大?這一點要考慮。再就是擔任這個官配不配?在參加了中央以后，老實說，那時認為中央委員還容易當……現在想起來，這樣的擔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浹背，這是一個大教訓。一個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記自己擔子有多重，要估計這個擔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領就是有多大本領。不要挑了擔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著，陳云又總結了七年組織部長期間的兩條教訓。一條是叫做自由主義，一條叫做沒有群眾路線。自由主義在什么地方?他說：“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識，哪些東西對黨有害，哪些東西對黨有利。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盡到責任。”至于群眾路線，在審查干部中學會了，這是一個法寶。其實很簡單，人多能成事，一個人只有兩只眼睛，只有兩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見，為什么不讓大家來搞，特別是負責干部來搞，只有大家起來搞才能搞好，這是一個教訓。
陳云在七大上的檢討，不僅反映出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對工作的深謀遠慮。那就是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不僅要虛心接受別人的批評，還要開展深刻的自我批評;不僅要認識到實事求是的重要性，還要學習掌握辨別是非的方法。
“遼東土改工作中的錯誤主要由我負責”
1948年3月29日，東北局專門召開重點總結各地土地改革工作的書記聯席會議，陳云出席這次會議并認真檢討了遼東土改中出現的“左”傾錯誤。他說：“遼東土改打擊面寬了，南滿分局有責任，主要責任在我。”十幾天后，陳云鄭重地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檢討報告，陳云再次坦誠地說：“土改工作中的錯誤，主要由我負責，因我是負責指導土改的。”
原來，陳云就任南滿分局書記和軍區政委后，將土改運動視為鞏固和發展南滿的重要條件，領導南滿軍民一邊戰斗，一邊在新收復地區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在土改運動開展3個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將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土改運動開始侵犯富裕中農的利益，在11月以后出現了“左”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達到高潮。
盡管《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已經有了許多“左”的規定和偏向，盡管“左”傾偏向泛濫時陳云已經離開遼東，但是，陳云還是認真地進行了檢討。
最后東北局對遼東土改問題作出的基本結論是“遼東的土改，成績是基本的，只是在對待中農的個別問題上犯了錯誤，但陳云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評并已經得到糾正。”
1983年編輯出版陳云的文選時，他還要求把他寫給中央的關于解放戰爭時期遼東地區土改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檢討報告，收進他的文選。編輯組幾次提出，這個錯誤在當時是帶普遍性的，責任不能由他一人負，因此主張把這篇稿子撤下來，他都沒有同意。他說，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錯誤的，并不是一貫正確，世界上沒有一貫正確的人，“應當做自我批評。”
“大家吃不飽肚子，我負有責任”
1961年，陳云在上海青浦區小蒸公社作調查研究時，面對家鄉人民群眾，陳云不僅耐心傾聽他們的意見，有時還主動承擔責任。據同去調查的隨行人員回憶，陳云在農村干部座談會上動情地說：“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飯吃，有衣穿。現在老百姓的肚子還吃不飽，生活還那么困難，說明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做好，還存在不少問題。應該說主要責任在中央，是我們中央的幾個同志工作沒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經濟出現的“躍進”給國民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損失，造成農業發展困難，糧食緊張，甚至出現饑荒。面對全國性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央領導人逐漸冷靜下來，開始深入調查研究，掌握真實情況，調整原有的政策和計劃。為此，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其實，在此之前的一個月，陳云已到河北、山東等地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研究活動。接著，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開座談會，調查研究加速發展化肥工業的具體辦法。下半年，陳云又對農村、煤炭工業、冶金工作進行了調查，范圍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興等等。
對于這次調查，陳云在晚年的時候還常常提起。他說，確實，這些年來，我自己有一條很深的體會，那就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陳云說：“共產黨是做事業的黨，共產黨員是做事業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沒有錯誤。無論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領，但還是有犯錯誤的可能。”因此，“在兩人談話中可以承認錯誤，在小組會上可以承認錯誤，在大一點的會上可以承認錯誤，在千萬人面前可以承認錯誤，這就叫論事不論人，論事不論臉。這樣，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辦了。”陳云的三次自我檢討，無疑體現了他的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三次檢討，時空不同，目的不變，那就是實事求是，執政為民。
【篇六】黨史經典故事
一、私吞稅款
1944年秋，馬口維持會會長梁某自當上會長后，勾結日寇，助敵作惡，拒交抗日稅費，傅玉和奉命帶領十余名隊員化妝為馬幫，通過了日軍兩道崗哨，進入馬口鎮內，把梁某抓了起來。傅玉和并沒有槍斃這個漢奸，而是向他宣傳新四軍政策，望其按規定上繳稅款，隨后將其釋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實向新四軍繳納稅款。此后，梁某還主動協助新四軍購買藥材等軍需物資。還有一次，傅玉和帶隊前往商戶家征收稅款時，卻被告知已經收過了，并有字據為證。抗日稅款竟然有人敢冒領，傅玉和當即下令，“嚴查此事。”事情很快查個水落石出，原來是傅玉和的堂弟帶人來收稅款，立了假冒的字據，并私吞了稅款。依據新四軍的規定，私吞稅款超過5塊者當被槍斃，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塊大洋。軍法如山，傅玉和雖和堂弟感情很深，還是下令將其槍斃。
二、朱德元帥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共產主義者應當是沒有私心的人。”這是朱德身居高位時嚴格律己的基本準則，更是他貫徹共產主義信仰的真實寫照。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他堅決不要元帥工資，直至他去世的21年間，從未領過元帥的工資。跟隨朱德多年的秘書郭仁后來回憶說：“委員長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委員長逝世后大家才知道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尤其是在擔任中央重要領導職務后，每頓飯也都是三菜一湯，三盤菜是兩素一葷。早上洗臉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總是對服務人員說：“要注意節約，節約一滴水、一分錢。自來水不是自來的，不能浪費。有錢不能亂花，要支援國家建設。”平時，朱德穿的都是舊衣服，破了補上補丁繼續穿。連床上的被褥和床單都是打著補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們和工作人員要給他換新的時，他總會說：“衣服被子只要整齊干凈就好，補補能穿能蓋，何必買新的？給國家節約一寸布也是好的。這比戰爭年代好多了，那時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后，接見外賓較多，考慮到國際影響，工作人員準備為他做兩套新衣服，好在參加外事活動時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錢省下來可以支援國家建設嘛！”
后來經過各方面人員的共同勸說和動員，他才勉強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堅持自己出錢。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家里來往的客人多，虧欠了50多斤糧食，工作人員想讓機關補上。雖然這是政策允許的，但朱德還是很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顧，不愿意讓國家多為他花一分錢。最后，朱德堅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糧食”的辦法把虧欠的糧食全部補了回來。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講過：我只有兩萬元存款，這筆錢不要動用，不要分給孩子們，作為我的黨費交給組織。他還曾對孫輩們說：“我是無產階級，我所用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國家。我最珍貴的是屋里那張毛主席像，可以留給你們；我讀過的書，你們可以拿去讀。”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時間，每天睡眠時間很短，到了吃飯的時候，總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辦公室。他總是說：“我能做的事情就應該去做，這樣可以為毛主席分擔一些工作，年輕的同志也可以騰出手來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兒朱敏勸他：“你是近90高齡的人了，這樣會吃不消的。”他認真地說：“人活著是為什么？活著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時孩子們也勸說：“爺爺，你要注意保重身體啊!”他總是說：“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時間很寶貴。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生死不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三、公車
1956年，楊明松剛剛接任賀炳炎的警衛員。前任警衛員交接時告知，司令員有四個子女在成都軍區八一小學寄讀，每個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員子女回家度假。楊松明想，八一小學距軍區大院有7里多路，難不成接幾個娃娃還要去擠公共汽車？楊明松于是自作主張，向司機“發號施令”派車，“周師傅，出個車，把司令員的娃娃接回來！”當天傍晚，一輛蘇制吉姆牌高級轎車從八一小學開回賀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學校憋了一個星期的孩子們歡叫著沖出車門，嬉鬧聲驚動了正在客廳休息的賀炳炎。賀炳炎走出門外，頓時兩道濃眉擰得緊緊的。他把警衛員楊明松叫進客廳，嚴厲地說，“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車去接。你坐公共汽車也行，喊個三輪車去接也行，這個專車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楊明松低下了頭，紅著臉默默地聽著。從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員的專車去接娃娃了。
【篇七】黨史經典故事
1961年7月3日，周恩來的侄兒爾輝在北京結婚。結婚后，新郎回鋼鐵學院工作，新娘回淮安縣工作，成了一對牛郎織女。當鋼鐵學院知道了周爾輝和總理的關系后，決定把女方調到北京。周恩來知道后，親自動員侄兒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大量壓縮城市人口，國務院正在下放壓縮人員，你們為什么搞特殊化，不帶頭執行”爾輝夫妻很快回到淮安縣，同鄉親們一起建設家鄉。
【篇八】黨史經典故事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門”。大兒子粟戎生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從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國的南陲駐扎了4年。當這支部隊調回內地的時候，恰逢中蘇邊境形勢緊張，珍寶島燃起戰火，粟裕托“關系”走“后門”把粟戎生送到前線。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條件艱苦的海軍艦艇上工作,因長期海上作業，寒生落下了風濕性關節炎的病根。
【篇九】黨史經典故事
在紅軍部隊的醫院里，有個小紅軍叫小蘭。小蘭才13歲。她的爸爸、媽媽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盡了地主剝削和打罵。
后來，紅軍來了，小蘭跑到部隊，說什么也不離開紅軍啦。紅軍長征的時候，小蘭跟著部隊走進了草地。小蘭扶著傷員，緊跟著部隊，小心地往前走。走著走著，前邊出現了一條小河，河上用樹干臨時搭起一座橋，橋下的河水“嘩嘩”地流著。小蘭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緊緊扶著傷員說：“同志，該過橋了，慢慢走！”誰知道，走到橋中間，那個傷員忽然咳嗽起來了，臉漲得通紅，身子直發抖，腳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蘭連忙使勁扶住了他。可小蘭肩膀上那袋麥粉卻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滾了幾下，就沖走了。小蘭愣住啦，她小聲地叫了一聲：“哎呀，這可怎么辦呀？”傷員看她望著河水直發愣，就問：“小蘭，什么東西掉到河里了？”小蘭連忙搖搖頭：“沒有，什么東西都沒掉。咱們走吧！”這時候，看護長從后面走過來了。小蘭告訴她傷員咳嗽得很厲害。看護長雙手扶住傷員說：“好，到前面找醫生看一看。”她見小蘭好象有點什么事兒的樣子，又問：“小蘭，怎么啦？是身體不舒服嗎？”“沒有。嗯……”小蘭把剛到嘴邊的話又收了回去。她想：不能把丟米袋的事兒說出來。要是同志們知道了，準會把自己的糧食捧出來給我吃。大家的糧食都很少，我怎么能吃他們的呢？不，我要堅持！
晚上，部隊休息了。小蘭怕大家看見她盡吃野草，就跑去給傷員換藥，洗繃帶。等大家吃完了東西休息了，她才煮野草吃。這樣過了幾天，小蘭的身體就不行了。小蘭醒來說：“看護長，我自己能走，快讓我下來！”央求了半天，看護長才把她放下來。小蘭咬緊牙，堅持著走到了傍晚。等大家休息以后，她又躲到一邊煮野草吃去了。這時候，看護長笑瞇瞇地走了過來：“小蘭，你身體好一點了嗎？哎，怎么一個人躲在這兒煮東西吃？”小蘭趕緊用手遮住瓷缸：“我煮好東西吃，不讓你看！”“好！我不看。”看護長嘴上這么說，趁小蘭不注意，一下把瓷缸搶了過來，一看：“哎呀，小蘭，你怎么光吃野草，一點麥粉也不摻呀？”“路還遠呢，留著慢慢吃呀！”“你的米袋呢？”小蘭拍拍挎包說：“這不是嗎？”看護長奇怪地問：“你為什么放在挎包里呀？”“米袋破了個洞，怕麥粉漏出去！”“拿來！我給你縫縫。”說著，看護長一把奪過小蘭的挎包，打開一看，里面全是野草。她愣住了。“小蘭，你的麥粉呢？”看護長聽了說：“哎呀，小蘭，你為什么不早點告訴我呢？我們一起參加革命，就像兄弟姐妹一樣。你沒了糧食，大家應該幫助你呀！”說著，看護長從自己的米袋里，抓出一把麥粉，放進小蘭的缸子里。“你先吃吧，我馬上去報告首長。”不一會兒，小蘭丟糧食的事兒，像一陣風似地傳開了。同志們立刻提著米袋走了過來，你一把他一把地直往小蘭的挎包里裝。小蘭忙搖手說：“不，不，謝謝大家……”這時候，那個傷員拄著拐杖走過來，拿著一點糧食，激動地說：“小蘭，你為了救我，把糧食丟了。我這一份你一定要收下。”同志們都說：“小蘭，你收下吧。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難，我們也得把你這個小紅軍帶出草地。”小蘭呢，感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好收下了大家的糧食。小蘭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永遠聽黨的話，永遠跟著共產黨走。
【篇十】黨史經典故事
“半條被子”的故事
一部紅軍長征史，就是一部反映軍民魚水情深的歷史。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老人說，什么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
“半條被子”的故事讓人民群眾認識了共產黨，把黨當成自己人。正因為有人民群眾支持和擁護，我們黨才能走過輝煌歷程，取得偉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條被子”故事的發生地，今天我專門來這里看望鄉親們。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我要不斷接受教育、接受洗禮。我們黨堅持為人民服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堅持不懈的實際行動。我們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接下來要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讓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背景故事鏈接：
1934年11月，紅軍長征途經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簡陋的床鋪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條破棉絮，她們便拿出僅有的一條行軍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歲的兒子合蓋。幾天后，部隊臨行前，3名女紅軍執意要將行軍被送給一貧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說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讓之際，一位女紅軍用剪刀將被子剪成兩半，將半條被子交給了徐解秀。
【篇十一】黨史經典故事
黨史故事簡短一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天，一個小伙子在家里奮筆疾書，媽媽在外面喊著說：“你吃粽子要加紅糖水，吃了嗎?”他說：“吃了吃了，甜極了。”結果老太太進門一看，這個小伙子埋頭寫書，嘴上全是黑墨水。結果吃錯了，他旁邊一碗紅糖水，他沒喝，把那個墨水給喝了。但是他渾然不覺啊，還說，“可甜了可甜了”。這人是誰呢?就是陳望道，他當時在浙江義烏的家里，就是寫這本書(翻譯《共產黨宣言》——編者注)。于是由此就說了一句話：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背景故事鏈接：
陳望道是中國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他翻譯了中國第一版《共產黨宣言》，擔任過《辭海》總主編。1920年4月底，陳望道歷時兩個月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5月，陳望道將《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稿帶至上海，交由陳獨秀和李漢俊校閱，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隨后平民書社、上海書店、國光書店等相繼出版，截至1926年5月已刊印17版。
黨史故事簡短二
甘祖昌與龔全珍的故事
我向大家介紹全國道德模范龔全珍同志，她是老將軍甘祖昌同志的夫人。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紅軍、新中國的開國將軍，但他堅持回農村當農民，龔全珍同志也隨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到農村艱苦奮斗。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龔全珍同志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精神，并當選了全國道德模范，出席我們今天的會議，我感到很欣慰。
背景故事鏈接：
1957年8月，在被授予少將軍銜后不到兩年，甘祖昌主動辭去新疆軍區后勤部長職務，帶著妻子龔全珍，回到家鄉江西省蓮花縣坊樓鄉沿背村務農。原因很簡單：為了帶領鄉親們一起建設家鄉，讓老百姓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妻子龔全珍也全力配合丈夫，到當地學校當老師，把自己工資的大部分花在支援農村建設上。1986年，甘祖昌因病去世，他留給妻子和兒女唯一的遺產是一只鐵盒子，里面用紅布包著3枚閃亮的勛章，那是1955年他榮獲的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與二級解放勛章……
黨史故事簡短三
“半條被子”的故事
一部紅軍長征史，就是一部反映軍民魚水情深的歷史。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老人說，什么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
“半條被子”的故事讓人民群眾認識了共產黨，把黨當成自己人。正因為有人民群眾支持和擁護，我們黨才能走過輝煌歷程，取得偉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條被子”故事的發生地，今天我專門來這里看望鄉親們。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我要不斷接受教育、接受洗禮。我們黨堅持為人民服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堅持不懈的實際行動。我們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接下來要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讓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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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紅軍長征途經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簡陋的床鋪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條破棉絮，她們便拿出僅有的一條行軍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歲的兒子合蓋。幾天后，部隊臨行前，3名女紅軍執意要將行軍被送給一貧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說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讓之際，一位女紅軍用剪刀將被子剪成兩半，將半條被子交給了徐解秀。
黨史故事簡短四
英雄母親鄧玉芬
北京密云縣一位名叫鄧玉芬的母親，把丈夫和5個孩子送上前線，他們全部戰死沙場。華北平原上的一個莊戶人家寫下這樣一副對聯：“萬眾一心保障國家獨立，百折不撓爭取民族解放”;橫批是：“抗戰到底”。這是中華兒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的怒吼，是中華民族抗戰必勝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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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玉芬，1891年出生于北京市密云縣水泉峪村，后嫁到密云縣張家墳村，一生務農。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她舍家紓難，無私奉獻了數位親人的生命，被當地人民譽為“當代的佘太君”。
黨史故事簡短五
三千孤兒入內蒙
新中國成立后，內蒙古創造了“齊心協力建包鋼”、“三千孤兒入內蒙”等歷史佳話。在黨史學習教育中要用好這些紅色資源，組織廣大黨員、干部重點學習黨史，同時學習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做到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特別是要在堅持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維護各民族大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重大問題上不斷提高思想認識和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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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到1961年，上海、江蘇、安徽等地災荒頻繁，育嬰堂的米糧眼看就要見底，政府收養的幾千個孩子怎么辦?國家決定把他們送到食物相對充足的內蒙古。消息像風一樣迅速傳遍草原。3000孤兒來到草原時，草原同樣經濟困難，但蒙古族群眾主動擔起這份國家責任。年邁的額吉(蒙古語意為母親)、中年婦女、新婚夫婦，有的騎著馬，有的趕著勒勒車，有的步行幾百里，爭先恐后收養這些孤兒。剛進草原時，孩子們衣服上都別著一塊小布條，上面的數字編號是他們的代號。走進蒙古包，草原額吉給他們取了好聽的名字——國秀梅、黨育寶、格日勒、娜仁花……
【篇十二】黨史經典故事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天，一個小伙子在家里奮筆疾書，媽媽在外面喊著說：“你吃粽子要加紅糖水，吃了嗎?”他說：“吃了吃了，甜極了。”結果老太太進門一看，這個小伙子埋頭寫書，嘴上全是黑墨水。結果吃錯了，他旁邊一碗紅糖水，他沒喝，把那個墨水給喝了。但是他渾然不覺啊，還說，“可甜了可甜了”。這人是誰呢?就是陳望道，他當時在浙江義烏的家里，就是寫這本書(翻譯《共產黨宣言》——編者注)。于是由此就說了一句話：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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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望道是中國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他翻譯了中國第一版《共產黨宣言》，擔任過《辭海》總主編。1920年4月底，陳望道歷時兩個月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5月，陳望道將《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稿帶至上海，交由陳獨秀和李漢俊校閱，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隨后平民書社、上海書店、國光書店等相繼出版，截至1926年5月已刊印17版。
【篇十三】黨史經典故事
“半條被子”的故事
一部紅軍長征史，就是一部反映軍民魚水情深的歷史。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老人說，什么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
“半條被子”的故事讓人民群眾認識了共產黨，把黨當成自己人。正因為有人民群眾支持和擁護，我們黨才能走過輝煌歷程，取得偉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條被子”故事的發生地，今天我專門來這里看望鄉親們。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我要不斷接受教育、接受洗禮。我們黨堅持為人民服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堅持不懈的實際行動。我們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接下來要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讓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篇十四】黨史經典故事
1980年1月，主持總參工作的楊勇，為歡送調離總參的李達、張才千，歡迎調來總參工作的張震，在京西賓館請他們吃飯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舉報他們公款吃喝，當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知道后，并沒有因為楊勇、張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寬要求。他嚴肅批評了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僅要查，還要處理，誰出主意誰出錢。”在旁人看來，黃克誠這種做法是撕破臉皮，不顧楊勇、張震和他當年共同浴血奮戰結下的深厚戰斗情誼，其實不然。聽說黃克誠要查這件事，楊勇當時認為這是在小題大做，心生不快。但當黃克誠給楊勇打電話說：“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楊勇放下電話，立馬就趕到黃克誠那里，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說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隨后楊勇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400元補上飯錢。并作了檢討，了結了此事。
【篇十五】黨史經典故事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幾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來潑污水。9月20日，北京305醫院做好了一切準備，周恩來將在這里進行第四次大手術。他要身邊的工作人員找來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登載所謂“伍豪問題”的專題報告講話錄音稿。還讓鄧穎超將這個講話錄音整理成書面材料。手術前，周恩來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躺在手術架上強撐著病體，看了一遍稿子，用顫抖的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并注明“于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術室時，他突然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地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這是周恩來對邪惡勢力的控訴，他簽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間的重要文件。
【篇十六】黨史經典故事
延安“窯洞對”
延安“窯洞對”又叫“窯洞之問”。1945年，黃炎培在延安窯洞與毛澤東談到“朝代更替、循環往復”話題時，發出了著名的“黃炎培之問”：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黃炎培說:“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對黃炎培的坦誠直言,毛澤東當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就是著名的黃炎培“窯洞之問。”
（點評：學習中共黨史、新中國史，延安“窯洞對”太重要了，毛主席用一個民主贏得了民心，贏得了天下！）
雷公為啥不劈死毛澤東？
1941年6月3日下午，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的縣長聯席會議正在楊家嶺參議會小禮堂舉行。開會期間，突然發生了雷擊禮堂事件，參加會議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不幸被雷擊身亡。偏偏當天固臨縣有一位農民在趕集時，幫他拉東西的一頭毛驢也被雷劈死了，他便當街大罵：“這瞎了眼的老天爺，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偏要打死李縣長、打死我的毛驢！”“這還了得，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嗎？必須予以嚴懲。”當街罵毛澤東的農民，很快被當地干部抓起來，要送中央保衛部門公開處理。
這件事很快傳到毛澤東耳朵里。一般人肯定會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來，毛澤東卻非常冷靜，說：“罵人又不犯法，罵人也是提意見的一種方式嘛！老鄉這樣罵我，說明我們工作中存在錯誤和問題，需要查清改正。”他當即指示有關人員將罵他的農民放掉。后經調查，原來是當地征糧太重了，這位農民心里有冤氣，偏偏毛驢又死了，所以才借罵“雷”出氣。無獨有偶，時隔不久陜甘寧邊區的清澗縣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時遭雷擊身亡。她一邊痛哭一邊污罵共產黨，詛咒毛澤東。當地干部很快將她抓起來并報告中央社會部。該部接報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呈報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和中央審批后打算在清澗縣槍斃，以一儆百。
毛澤東從社會部送呈的《情況匯報》中看到后陷入深思：為什么有這么多的人遭雷擊？為什么他們都罵我毛澤東和共產黨？雷擊是因為天不好，而當時在陜甘寧邊區共產黨就是老百姓頭上的天，我毛澤東又是共產黨的主席，這說明我們黨的有些政策不好，我這個主席也沒當好。他當即對社會部負責人說：“你們如果不做調查，就這樣隨便抓人、殺人，共產黨跟國民黨有什么兩樣？所以我不同意你們這樣做！”當晚叫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把伍蘭花帶來，經過交談后得知：她家70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3個孩子最大的才10歲，全家6口人僅靠丈夫一人養著。中央紅軍來陜北后給她家分了5畝地，起初還過了幾年好日子。但這幾年因公糧任務太重，又逢三年旱災，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種子已無顆粒存糧。可當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糧，自己還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沒指望了，她一時氣急就罵天罵地罵共產黨罵毛主席。
毛澤東聽后非但沒有責怪她，還安慰說：“我們共產黨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難我們會幫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見還可以提，我叫他們放了你。”生怕被槍斃的伍蘭花聽后熱淚盈眶，要跪下來請罪，毛澤東將她扶起并叫錢益民馬上放掉她，還要他派專人護送回家，并帶公文向當地政府講清楚，她沒什么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老實人。當地政府要幫助她克服困難。對于當地群眾交公糧負擔過重的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決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臨行前，毛澤東還讓通訊員把自己的口糧送給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講：“毛主席胸懷坦蕩，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個不怕雷轟的英明領袖。”
隨后，黨中央、毛澤東及時作出決定，在陜甘寧邊區開展減征公糧、軍民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扭轉缺衣少食的困難，根據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顯好轉。
（點評：有錯誤了，首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共產黨員的人格風范！）
耿飚之問
耿飚是老一輩的革命家，當年的“楊羅耿”，曾經橫掃千軍，然而在他的回憶錄中，很少講他的金戈鐵馬，寫他的赫赫戰功，卻說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1991年，已經退下來的耿飚，重返半世紀前戰斗過的陜甘寧隴東某縣。晚飯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聲鼎沸，黑壓壓來了一群“告狀”的老百姓，訴說他們對一些縣鄉干部的不滿，怎么勸說也不肯離開。
這個縣干群關系的惡化，使耿飚感到震動，也深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縣的干部講了一次話——不批評、不責備，卻講了一件往事，提了一個問題——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長的129師385旅就駐扎在這里，一個戰士損害了當地群眾的利益，而且還很嚴重，旅部決定按紀律槍斃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壓壓”來了一大群人，為這個違紀的戰士求情。耿飚對父老鄉親們說，紀律是必須堅決執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著說共產黨都是好人，就饒了這個戰士，讓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復說明八路軍的軍紀，可老百姓一個也不起來，最后，耿飚只得流淚接受了群眾的要求。
故事說完了，耿飚激動地大聲問道：“現在，我要問問今天在座的你們這些人，不管哪一個，如果犯了事，老百姓還會替你們求情嗎？！”耿飚一問驚人，全場鴉雀無聲……
（點評：耿飚之問，被譽為中共黨史繼雷公為啥不劈死毛澤東和延安“窯洞對”之后的三大問！忘記背叛群眾的人，人民絕不留情唾棄他！）
《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連載4天。當時，抗日戰爭已由戰略相持轉入戰略反攻。中國人民正全力以赴奪取戰爭的最后勝利，為迎接勝利，推動斗爭，郭沫若在紀念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300周年的時候，撰寫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發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重視，毛澤東多次指出要從李自成起義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并批示，將《甲申三百年祭》作為中共整風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敗導致國家傾覆和李巖的悲劇命運，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勝利后的驕奢。
1944年4月至5月間，毛澤東演講中談道:“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點評：毛澤東據此提出了著名的——進京趕考說！不驕不躁，全黨同志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
葉劍英兩次挽救黨
第一次：南昌起義。南昌起義的歷史大家都知道，在此不想多說，說說里面具體的一個細節。黨史葉劍英擔任張發奎第四軍參謀長。當時，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準備要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但張發奎同汪精衛勾結很緊，并發現了起義苗頭，電令賀龍軍長等率部到廬山，意在繳械。這一消息被葉劍英知道了，他趕緊向周恩來等人匯報，所以，南昌起義提前爆發。如果沒有葉劍英的情報，不知道有多少起義者還沒起義就被屠殺了，那還有后面的南昌起義？
第二次：南昌起義。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這本應是紅軍在萬分艱難之時的一次力量組合，是長征走向勝利的一次轉折。然而張國燾權欲膨脹、利欲熏心，置黨的利益于不顧，仗著槍多人多，爭權奪勢搞內耗，私心得不到滿足便陰謀分裂中央。給本就在國民黨軍的窮追猛堵下，業已傷痕累累的黨和紅軍的創口上又撒上了一把鹽，險些鑄成歷史大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沉著應對，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最終粉碎了張國燾的陰謀。葉劍英在此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在沙窩會議后，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張國燾的左路軍行至阿壩時便命令部隊按兵不動，并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電令在右路軍任前敵政委、對張國燾言聽計從的陳昌浩，要他帶領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南下，并說如遇阻擾，則“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準備鋌而走險與中央徹底決裂。當時陳昌浩正在會上講話，時任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先看到了這份電報，他讓陳昌浩看了一眼，便將其揣進口袋，假裝如廁，快馬加鞭的跑到中央駐地向毛澤東作了匯報。當此危急時刻，毛澤東果斷決定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以脫離險境。葉劍英為了避免打草驚蛇，隨即回到指揮部。后來葉劍英以南下“打糧”為名，帶著行動不便的中央直屬部隊，也順利脫離了險境，與毛澤東回合。事后，毛澤東摸著自己的腦袋風趣的說：“如果沒有葉劍英，我就沒有這個了。”
（點評：葉劍英，新中國成立后于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好多人就不認可，說葉劍英憑啥能授予元帥軍銜。我說你真不知中共黨史，知道了你就會明白，哪怕十大元帥其他九人都不給，也要給葉劍英！葉劍英的另一次挽救黨和國家命運的便是，協助華國鋒等人徹底粉碎四人幫，這一豐功偉績中，葉劍英應該是起決定作用的。說協助，是因為華國鋒當時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充分證明了對黨的絕對忠誠！）
毛澤東：打不敗胡宗南堅決不過黃河
1947年2月，蔣介石對山東解放區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實行重點進攻。蔣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銳部隊25萬人圍攻陜甘寧邊區，而彭德懷統率的西北野戰兵團只有2萬多人，敵我力量對比是十比一，邊區形勢非常嚴峻。為了誘敵深入，黨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延安，并將中央領導機構一分為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陜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工作，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當時留在中央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警衛部隊共800人。毛澤東要以這800人轉戰陜北，以“蘑菇戰術”拖垮胡宗南的20多萬精兵，粉碎蔣介石的所謂重點進攻。轉戰陜北，酷似長征。黨中央輾轉行軍，大迂回運動，在強大敵人緊逼追擊下跋山涉水、櫛風沐雨；在千山萬壑中引領胡軍“武裝游行”，從一個溝壑轉移到另一個溝壑。有時，兩軍相距僅四五里路，有時毛澤東率部剛走一會兒，敵軍就進了村。這種險情時有發生。因此，作為中央支隊負責人的任弼時提出，還是過黃河暫避一下。但毛澤東堅持不同意，說中央留在陜北，首先我要留在陜北，什么時候打敗胡宗南，什么時候過黃河。胡宗南正希望我過黃河哩！我不過黃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別的戰場，減少別的解放區的壓力，也能在這里消滅他。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以堅韌的毅力和高度的鎮定轉戰陜北一年，既穩定了黨心，也使蔣介石在河東消滅中央的圖謀泡湯。
（面對那么多的強敵，毛澤東就是不過黃河！目的就是為了牽制胡宗南！為了黨和人民事業，全然不顧及自己性命，這就是領袖的魅力所在！）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鬼都不上門”挨整日子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召開，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還同時擔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紅軍總政委，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等重要領導職務。然而，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領導職務，失去了軍權。此后,毛澤東不斷挨整，處境更加艱難。在中央蘇區挨整的“兩三年”，是毛澤東事業上遭受的最大挫折。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我就受過壓，得過三次大的處分，“被開除過黨籍”，撤銷過軍職，不讓我指揮軍隊，不讓我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我就在一個房子里，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什么鄧、毛、謝、古。其實我連鄧小平同志的面也沒有見過。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又談起那段“鬼都不上門”的歷史，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中共臨時中央到達中央蘇區后，為了排除推行“左”傾教條主義的障礙，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干部實行“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當時，毛澤東的威信很高，“左”傾領導人不好直接整毛澤東，就從下面整起，先是反“羅明路線”；進而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的羅明路線”；接著，又把蕭勁光當作紅軍中的“羅明路線”代表來批判，開除黨籍和軍籍，還判了刑。臨時中央的這些做法，令人寒心，不少人有所顧忌，不敢接近毛澤東。為了不牽連或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
《毛澤東傳》寫道：從一九三一年贛南會議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開始，整整三年內，毛澤東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盡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毛澤東在挨整的這些日子里，一直表現得十分從容沉著。他堅持原則，決不放棄自己正確的符合實際的主張，同時又顧全大局，遵守紀律，盡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雖然他被剝奪了對紅軍的領導權,但還是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積極努力地為黨工作，至少抓了五個方面的工作。1、領導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2、大力抓中央蘇區的政權建設。3、領導開展中央蘇區的查田運動。4、領導中央蘇區的反貪立法工作。5、時刻關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局的發展,不斷提出軍事建議。
親眼目睹這一切的李維漢曾描述道：“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澤東還利用這段時間,認真研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總結革命經驗。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談起過：“我沒有吃過洋面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紅色割據的論斷，開展‘十六字’訣的游擊戰和采取迂回打圈戰術，一些吃過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后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身處逆境的毛澤東，不悲觀，不消極，不懈怠，顧全大局，相忍為黨，在等待中學習，“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為“天降大任”做著積極的準備。
（我們都有不順心的時候。每當失意不順心了，不妨看看我們最為崇敬的毛澤東，他是怎么對待的！萬不可發不完的牢騷，意志消沉，有的甚至丟了初心而開始貪腐，走上不歸路，有的甚至背叛了初心而背叛革命，如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又來自自己的黨內，這是嚴峻的考驗。如果沒有堅強的信念、寬闊的胸襟、鋼鐵般的意志，一個人是很難經受得住這種考驗的。）
七大元帥拼死救毛澤東
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這本應是紅軍在萬分艱難之時的一次力量組合，是長征走向勝利的一次轉折。然而張國燾權欲膨脹、利欲熏心，置黨的利益于不顧，仗著槍多人多，爭權奪勢搞內耗，私心得不到滿足便陰謀分裂中央。給本就在國民黨軍的窮追猛堵下，已傷痕累累的黨和紅軍的創口上又撒上了一把鹽，險些鑄成歷史大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沉著應對，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最終粉碎了張國燾的陰謀。在這次斗爭中，七位建國后被授予元帥軍銜的開國元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是朱德、劉伯承、賀龍、聶榮臻、葉劍英、彭德懷和徐向前。
朱德
在張國燾分裂中央的活動中，堅定地站在毛澤東這邊，是極具分量的。在沙窩會議后，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朱德同張國燾率左路軍行動，期間張國燾百般刁難，朱德不顧個人榮辱，沉著冷靜的與之巧妙周旋。左路軍抵達阿壩后，張國燾要挾朱德同他聯名發電給中央，要右路軍掉頭南下，遭到朱德嚴辭拒絕。左路軍抵達黃河支流的噶曲河邊時，張國燾借口河水上漲不能通過，還要求左路軍先頭部隊全部撤回阿壩，想向青海等偏遠地區退卻。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親自到河邊視察水情，用事實向張國燾力爭。阿壩會議上，張國燾等人要求朱德發表反對中央北上的聲明，在遭到拒絕后便開始漫罵和攻擊，朱德義正詞嚴地說：“中央北上的決定，我是贊成的、擁護的、舉了手的。如果硬要我發表聲明，那我就再聲明一下，我是擁護黨中央北上決定的。”張國燾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對毛澤東，朱德幽默地說：“朱毛、朱毛，人家外國人都以為朱毛是一個人，哪有朱反對毛的？你張國燾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系。”見對朱德無計可施，張國燾便想趕走朱德，說“你既主張北上，那你就離開部隊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們的陰謀，果斷地回答說：“我是黨中央派來的，我不能離開部隊。”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隊里，才能及時掌握張國燾的動態，以便應對。當朱德到達陜北后，毛澤東稱贊他“斗得有理、有節，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言辭一點也不為過。
劉伯承
紅軍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中央曾派劉伯承等人組成慰問團到四方面軍慰問，時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的劉伯承，面對張國燾妄圖攫取軍權的咄咄逼人的言論，顧全大局，不漏聲色，以不變應萬變，之后及時向中央反映情況研究對策。劉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張國燾左路軍行動，他幾次在高級干部會上反擊頂撞張國燾等人，張國燾氣急敗壞，加強了對劉伯承的警衛，實際是將劉伯承看管起來。后來又撤去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把他調入紅軍大學任校長。即便這樣，劉伯承仍同張國燾斗爭，還做好了“綁架”張國燾，實施“兵諫”的準備。張國燾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紅四方面軍中經常將紅一方面軍的將領抓去開批判會，進行洗腦，讓其交代揭發“北上逃跑路線”的錯誤。還派人在紅一方面軍中大力宣傳南下的好處，批判北上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劉伯承決定實行“兵諫”，逼張國燾北上，他抓住時機向朱德說了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認為不到萬不得已，不走此下策。為了加重同張國燾斗爭的砝碼，劉伯承向朱德建議，決定同賀龍的二、六軍團會合。在說服張國燾同意后，朱德同張國燾聯名致電賀龍、任弼時，建議紅二、六軍團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軍會合，從而使斗爭的天平開始傾斜。
賀龍
賀龍率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隨即紅二、六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他與同在左路軍的朱德、劉伯承等對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陰謀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維護了黨的團結，最終促成了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張國燾當時之所以同意二、六軍團前來會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軍團拉向自己，借以加強對抗中央的力量，結果張國燾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在歡迎會上，賀龍便給張國燾來了個下馬威，賀龍后來在回憶錄中說：“在主席臺上，我坐在張國燾身旁，他剛剛站起來要講話，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給了他一句悄悄話，我說，國燾啊，只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張國燾就沒敢講不利團結的話。”賀龍為了削弱張國燾的力量，還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計，他對張國燾說紅二、六軍團損失不小，要張從四方面軍的建制中抽出兩個師的兵力補充到紅二、六軍團中去，從而削弱和分散了張國燾的實力，為最終斗爭的勝利加重了砝碼。
聶榮臻
兩河口會議結束后的第二天，張國燾在其住處請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和紅三軍團的軍團長彭德懷吃飯，企圖拉攏二人，挑撥黨內關系，宣揚他的南下方針。席間張國燾誘之以利，說中央紅軍很疲勞，減員很大，決定撥兩個團給一、三軍團。聶對這個“請客”是有疑慮的。從張國燾住處出來，他問彭德懷：“他為什么請我們兩人吃飯？”彭德懷沒有正面回答，只是笑著說：“撥兵給你，你還不要？”聶榮臻會心一笑，說：“我當然也要。”不過張國燾過于熱情的奉承，挑撥性極強的語言，使聶榮臻警覺起來。右路軍組成后，林彪、聶榮臻到指揮部開會，會后右路軍政委陳昌浩留下聶榮臻，問他對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是什么態度。陳昌浩這話很明顯是張國燾請客的繼續，意思無非是動員聶榮臻站出來反對毛澤東。聶榮臻說：“遵義會議我已經有態度，會理會議我也早有了態度，這兩個會議我都贊成，我都擁護。”給了陳昌浩一個軟釘子。林彪與張國燾走得很近，顯得很親熱，當時張國燾有一個方案，要把聶榮臻調到三十一軍去當政委，把林彪調到另一個軍去當軍長，意圖很明顯：一是封官拉攏，二是分裂瓦解。這也讓聶榮臻感到焦慮和不安，他不惜與林彪吵翻，勸林彪要防止一軍團被張國燾吃掉。由于聶榮臻等人立場堅定，堅決支持中央北上方針，弄得張國燾離間不成，最后只好公開向中央要權了。
葉劍英
張國燾的左路軍行至阿壩時便命令部隊按兵不動，并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電令在右路軍任前敵政委、對張國燾言聽計從的陳昌浩，要他帶領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南下，并說如遇阻擾，則“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準備鋌而走險與中央徹底決裂。當時陳昌浩正在會上講話，時任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先看到了這份電報，他讓陳昌浩看了一眼，便將其揣進口袋，假裝如廁，快馬加鞭的跑到中央駐地向毛澤東作了匯報。當此危急時刻，毛澤東果斷決定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以脫離險境。葉劍英為了避免打草驚蛇，隨即回到指揮部。后來葉劍英以南下“打糧”為名，帶著行動不便的中央直屬部隊，也順利脫離了險境，與毛澤東會和。事后，毛澤東摸著自己的腦袋風趣的說：“如果沒有葉劍英，我就沒有這個了。”
彭德懷
彭德懷開始也是張國燾拉攏分裂的對象，也送過禮物金錢，派說客游說過，但彭德懷始終站在毛澤東這一邊，從不為之所動。紅軍分路北進后，彭德懷在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這次北進，三軍團走在右翼縱隊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軍團，中間是紅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九軍和前敵總指揮部。當時使我感覺：張國燾有野心，中央似乎沒有察覺。毛主席、張聞天隨前敵總指揮部在一處住，我每天都去前總，秘密派第十一團隱蔽在毛主席住處不遠，以備萬一。”陳昌浩在前總會議上，大談阿壩是一個基本的游牧區，比農業區還好，引起彭德懷的警覺，于是向毛澤東建議必要時采取扣押人質的辦法。他在回憶錄中說：“向毛主席報告后不到兩小時，葉劍英秘密報告：張國燾來電要求南進。”彭德懷于是義不容辭的擔負起這次“護駕”的任務，派出一個團的兵力保護中央首長迅速撤離，從而贏得了時間，避免了悲劇發生。
徐向前
徐向前是四方面軍總指揮，是四方面軍中僅次于張國燾、陳昌浩的三號人物，但他始終是擁護中央北上的方針的，在這方面他一直與張國燾、陳昌浩政見不合。他與陳昌浩率右路軍隨中央北進。張國燾孤注一擲，電令陳昌浩采取行動，甚至要加害中央領導。毛澤東得悉葉劍英的匯報后，果斷率紅軍紅一、三軍團連夜悄悄北上。但還是有人發現并報告給徐向前，說：“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設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斬釘截鐵的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彭德懷在回憶錄中也說道：“聽說，陳昌浩要派兵追擊我們，徐向前說，豈有此理，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這句話起了決定作用，陳未追擊”。正是徐向前一聲令下，穩住了軍隊，才避免了一場流血事件的發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經過百年血淚史和奮斗史，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艱苦卓絕斗爭，新中國成立了。在往后的三十年里，是國內人民空前大團結的時期，由于對黨的極度信任，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國人民凝心聚力開始了社會主義大建設，鍛造出了一大批先進典型人物，形成了諸多奇跡般的奮斗精神。今天，先介紹5種精神，這也是我們現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好教材，我們的初心是什么，就從這些精神中找答案。
雷鋒精神。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青春啊，永遠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屬于這些永遠力爭上游的人，永遠忘我勞動的人，永遠謙虛的人。”“要記住：‘在工作上，要向積極性最高的同志看齊，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齊。’”雷鋒精神，其實質和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了人民的事業無私奉獻。1963年毛主席親自為這位共產主義戰士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雷鋒二字，已成為人們心目中熱心公益、樂于助人、扶貧濟困、見義勇為、善待他人、奉獻社會的代名詞。
大慶精神。
也叫鐵人精神，濃縮為艱苦創業精神。1960年，中國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十分困難。就在此時，我們的盟友——蘇聯單方撕毀合同，對我們進行技術封鎖，再加上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新中國面臨極大的挑戰，其中之一便是急需石油。再次險惡背景下，一場中國前所未有的石油大會戰在大慶拉開序幕，以王進喜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了：“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先生產、后生活”“寧愿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都要抖三抖！”的創業口號。在此精神的鼓舞下，我國摘掉了貧油落后的帽子。1964年，毛主席為此發出號召：“工業學大慶！”隨后，大慶精神成為全國工業戰線的學習榜樣。
大寨精神。
“山西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結合運用八字憲法，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基本建設，把過去4700塊分散土地弄成了900塊梯田，成為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糧食畝產由1952年的287斤，增加到1962年的772斤，1963年遇大水災，仍保持在700斤以上。從1953年到1963年大寨大隊向國家共交售1758000斤糧食。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這是1964年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選節。一個國家的政府工作報告，用這么大篇幅介紹一個生產大隊，足見大寨當時在中央領導人心目中的位置。“如果中國農村都像大寨那樣，那中國人的糧食就吃不完。”1964年中央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兩彈一星精神。
上世紀五十年代，西方帝國主義仗著有原子彈，動不動欺辱新中國。中國要是沒有原子彈，就抬不起頭，在國際上就沒有發言權。為了爭口氣，人民軍隊和科學家們，僅用五年時間，1964年10 月，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11月，又成功爆炸第一顆氫彈，1970年4月，又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能在如此短暫時間取得如此巨大成績，新中國讓世界各國刮目相看，也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震撼了世界各國。1971年，聯合國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兩彈一星”精神科濃縮為，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
紅旗渠精神
。即當代“愚公”精神，說具體點就是“人定勝天”，其內涵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是在修建紅旗渠的過程中形成的。紅旗渠動工于1960年，勤勞勇敢的30萬林州人民，苦戰10年時間，僅僅靠著一錘、一鏟、兩只手，在太行山懸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長1500公里的紅旗渠。該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頭，架設151座渡槽，開鑿211個隧洞，修建各種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達2225萬立方米。
一晝夜奔襲120公里徒步行軍的兩個紀錄
飛奪瀘定橋，紅4團一晝夜飛奔120公里1935年5月28日晨5時許，紅1軍團第2師第4團在前往瀘定橋的行進途中，政委楊成武和團長黃開湘接到軍團轉達軍委的“萬萬火急”命令，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黃、楊，軍委來電限左路軍于明天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速度的行軍力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這就意味著部隊必須在一晝夜內走完120公里的路程，并在29日當天攻取和完全控制瀘定橋。由于時間緊迫，命令只能邊行軍邊傳達，“走完120，趕到瀘定橋!”在猛虎崗，部隊以排山倒海之勢擊潰了敵人的1個團部和1個營，占領了摩西。此時村東河上的木橋已被敵人炸掉了，這給部隊行軍增添了麻煩。部隊全力以赴用了兩個小時——緊張而珍貴的120分鐘，才架起了這座橋。之后，全團一口氣又跑了25公里，傍晚7時許，一查看地圖，從這里到瀘定橋還有55公里，而且全是山路。正當部隊繼續前進時，突然下起暴雨來了。天，黑得像倒扣的鍋底似的，伸手不見五指，只有打閃電的一瞬間，才能分辨哪是山哪是路。部隊一天沒有吃上飯，加之道路十分泥濘，真是寸步難行。這時，敵人已經趕上來了，正在對岸與我們平行前進。為了趕在敵人前面到達瀘定橋，楊成武通過各黨支部向所有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積極分子動員，要求他們想方設法克服一切困難，務必在明天早晨6點以前趕到瀘定橋。為了趕路，點起了火把，對岸敵人問是哪錄的，司號員巧妙對上，敵人信以為真，把紅軍當成自己人。就這樣，敵人與紅軍隔岸并行了15公里路。就這樣，部隊以一晝夜行軍120公里的速度，第二天早晨6點多鐘到達了瀘定橋的西岸，占領了西岸全部沿岸陣地，并立即進行了緊張的戰斗動員，選出了22名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突擊隊，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將守敵全部擊潰。22名突擊隊員僅在橋上中彈犧牲3人，創造了奪取瀘定橋的奇跡。
飛兵清風店，120公里與45公里的對抗賽
1947年，晉察冀野戰軍領導楊得志、楊成武、耿飚打算在清風店殲敵，但是國民黨羅歷戎的第3軍已經過了滹沱河，離清風店只有45公里，而我軍的部隊還在徐水地區，距離清風店有120公里。這就意味著我軍部隊必須在同一個時間里走將近敵人三倍的行程。而勝負的關鍵，就在于我軍能不能搶先趕到方順橋以南的清風店地區。如果我軍趕不到，讓敵第3軍和保定新2軍的兩個師靠攏，我軍就很難吃掉敵人了。部隊一邊走，一邊開“飛行會議”，邊走邊向戰士們傳達緊急戰斗動員令。18日午后，我南下各部隊大都提前4小時至6小時，完成了120余公里的長途行軍任務，到達指定位置。此時，國民黨第3軍軍長羅歷戎率領他的主力1.4萬余人、200多輛大車，剛剛走過了定縣。20日拂曉，我軍開始進攻。一經接觸，敵主力很快收縮于西南合等幾個村莊，向北平告急，請求增援。22日3時40分，晉察冀野戰軍主力向西南合等村莊發起總攻，戰斗到11時30分勝利結束。清風店戰役，共殲敵第3軍軍部、第7師和第16軍第66團，俘敵第3軍軍長羅歷戎等以下官兵1.1萬余人，斃傷敵2000余人，連同保北阻擊戰共殲敵1.7萬余人。繳獲各種炮72門、輕重機槍489挺、長短槍4500余支、電臺8部，擊落擊傷敵機各1架，開創了晉察冀殲滅戰的新紀錄，對扭轉華北戰局起了重要作用，并有力地配合了東北民主聯軍的秋季攻勢。
【篇十七】黨史經典故事
醒了中國人民，號召廣大群眾要站起來為自己的平等而斗爭。在工人運動這座革命的大熔爐里，錘煉出了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先鋒戰士，引領一大批熱血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讀史以明智，知古以鑒今。作為年輕的基層團干部更應該堅持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牢記肩負的使命，增強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團結廣大青年托起中國夢。
五四運動是一場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這是長期以來史學界普遍流行并為人們所習慣的一種說法。對于五四運動,毛澤東同志曾經在《新民主主義論》里有過如此完整的論述:“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運動，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的反封建主義”
作為新時代的年輕人，我們要認真學習黨史，學習烈士先輩們的高尚情操，這對我們在工作中明確方向、堅定信念、啟迪智慧、砥礪品格都有著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聽黨話、跟黨走是我前行的方向，我要把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必須完成的任務，熟讀并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認真學黨史，用心感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作為新時代團干部，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努力在為人民服務中茁壯成長、在艱苦奮斗中砥礪前行，在實踐中鍛煉自己的工作本領，不懼風雨、勇挑重擔，在黨組織和國家的帶領下，繼續放飛夢想，勇敢拼博。
【篇十八】黨史經典故事
2月20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出席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為黨史學習教育進行全面動員和部署，要求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
為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做好黨史宣傳教育工作，進一步普及黨史知識，推動黨史學習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人心，從今天起，我們特別開設“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欄目，每期推出一個黨史小故事， 大家要從這些小故事中感悟黨的偉大歷程和真理的力量，更好地傳承紅色基因，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周年。
一張被鮮血盡染的黨證
在鄂豫皖蘇區首府革命博物館，陳展著一張獨臂將軍陳波（原名陳漢清）血染的黨證，它是1934年在川陜蘇區頒發給優秀共產黨員的，當時共頒發了兩千張，但建國后僅發現這一張。這張血染的黨證，見證了陳波將軍傳奇的一生。
1929年初春，20歲的陳波在黃安（今湖北紅安）七里坪參加紅軍。因為他當過裁縫，組織上分配他到被服廠工作。同年7月的一個夜晚，被服廠黨支部在一棵大樹下召開支部會，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秘密階段舉行的特定方式：借助夜幕，不準點燈，也不必舉手表決，只需說一聲“我同意”或者“不同意”就行了。在這個“黑燈”會上，陳波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10月，在川陜蘇區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紅四方面軍黨組織為激勵廣大黨員奮勇前進，決定給優秀黨員簽發黨證，這是黨對自己的兒女的一次全面審查和政治考核。每一位黨員都要在支部會上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社會關系、個人簡歷、作戰表現等，再經群眾評議、支委會通過，呈報上級黨組織批準，才能簽發黨證。
在評議發黨證的支部會上，宣傳委員徐向前說：“我們的支部書記陳漢清同志出身貧苦，工作積極，作戰勇敢，同意發給黨證。”陳波領到黨證后，十分珍惜，特地縫了一個小皮囊別在腰帶上，專門放置黨證和交黨費的銅錢。
陳波將軍
1941年3月的一天，時任八路軍前總特務團副團長的陳波向戰士們介紹完滾雷的使用方法，并開始做示范。他命令大家后退300米，然后抱起西瓜大的滾雷向山丘走去，團長歐治富攔住他說：“這是新制的，有危險，我來吧！”陳波說：“你是一團之長，還是我來吧！”待大家進入安全地段后，陳波開始按雷、擦火，“嘣”的一聲，不合格的滾雷一觸即發，陳波倒在了血泊中。
經過奮力搶救，他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但僅剩一條胳臂和兩條無法彎曲的殘腿。醒來后，他用僅有的那只右手摸到褲帶上，發現少了什么，便焦急的問護士：“小皮囊呢？”護士不明其意，陳波解釋說：“火柴盒大小，褲帶上的。”護士將他的血衣翻遍，終于找到被鮮血浸透的小皮囊，黨證也已被鮮血盡染。
受傷后的陳波，雖說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沖鋒陷陣，但他決心要為黨做更多的工作。
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為搶奪東北的抗戰果實，向東北大肆增兵，我黨采取針鋒相對的方針，組建了“赴東北工作干部團”，簡稱“東干團”，緊急向東北馳援，陳波看到東北的緊張形勢，便向中組部提出要參加“東干團”，領導似乎在故意考驗他，指著那匹烈馬說：“上馬兜一圈，不從馬上摔下來，就讓你去。”陳波接過韁繩，右手一按馬背，稍一縱身便越上馬背，十多分鐘后回到了原地。就這樣，他成了“東干團”的一名特殊成員。日軍投降時，按照黨的指示，陳波一個人接收了日軍的一個軍用倉庫，他晝夜守衛，槍不離身。當后來為支援東北而傖促趕來的359旅官兵在為棉衣和槍支彈藥發愁時，陳波揮動著僅剩右手的拳頭說：“快來拿吧，這兒應有盡有。”我軍官兵們不僅得到了充足的物資，也從這位身殘志堅的老紅軍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激勵。
艱苦的長征、血戰甘南、寧夏、山西……、赴延安、戰東北，多少次，行軍作戰，汗水把陳波的黨證浸透，多少次，沿途的奇寒把黨證上的汗水凝成冰凌。在穿越鬼子的封鎖線時，為防備落入敵手而暴露身份，許多人都把黨證銷毀了，陳波說：“就憑我這一只胳膊兩條殘腿，不是紅軍就是八路，有無黨證一個樣，落到敵人手里都是死。”所以他一直揣著黨證打天下，伴隨黨證度難關。
這張小小的黨證，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偉大歷史轉變，也見證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黨的一片的赤誠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