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簡稱&ldquo蘇&rdquo，古稱蘇州、平江，是江蘇省地級市，國務院批準的中國長三角重要中心城市之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和風景旅游城市。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通安事件蘇州2010的文章6篇 ,歡迎品鑒！
【篇一】通安事件蘇州2010
因拆遷問題引發的蘇州通安事件仍未結束。7月25日是鎮政府對拆遷戶的要求做出答復的日期。一大早，上百名居民來到鎮政府門前聚集，數十名警察、輔警嚴陣以待。蘇州公安局及虎丘分局措辭嚴厲的治安公告，貼滿了通安鎮的大街小巷。
至此，這起肇因于2003年拆遷的群體事件，已持續10天，波及滸墅關、東渚、楓橋等蘇州高新區（虎丘）各鎮。
2003年以來，蘇州市高新區以建設各類工業園的名義，開始了大規模拆遷征地。當時通安、滸墅關、東渚、楓橋等鎮，就曾發生過多起上訪事件，引起全國法律界、新聞界強烈關注。
2010年，通安征地再次啟動。在這次拆遷中，住在當地拆遷安置點華通花園的村民發現，不僅同等面積補償金額是以前的數倍，而且每戶還包括近40萬的宅基費，而此前并無此項補償款，村民們懷疑被鎮區政府工作人員吞并，屢次反映未果。
7月15日早晨，上千群眾聚集通安鎮政府，就宅基費補償問題，堵住鎮委書記討要說法，致使鎮政府完全癱瘓。
江蘇本地媒體所發的新聞通稿，對此有以下描述：7月15日以來，虎丘區通安鎮等地部分老動遷村民因對該鎮拆遷補償政策變動不滿，多次聚集在鎮政府和集鎮上，要求當地政府對他們前幾年的拆遷以現行政策給予差額補償。群眾聚集人數包括圍觀者一度達1000余人。7月15日傍晚，少數村民情緒激動，行為失控，與通安鎮政府勸解人員、公安、城管等維護秩序工作人員發生了言語和肢體沖突，通安鎮政府一會議室桌椅、大樓門廳的門窗等辦公設施也被損壞。16日白天，當地居民繼續聚集，在華通花園一區外面的華金路，直到附近的312國道，聚集幾千人。當晚，警民數次沖突，又有群眾受傷。7月17日，數千群眾再次聚集在G312國道上，被警方驅散。
7月21日，虎丘區委、區政府決定，暫停通安鎮今年下達的動遷項目和動遷工作，并就地免去通安鎮黨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的職務。7月22日蘇州警方通過新聞通稿對外宣布：以涉嫌尋釁滋事，拘留了四名涉嫌向警察扔石塊的安徽籍打工者。
但截至7月25日，通安居民的抗議仍未結束。7月25日當天，華通花園1區的一位居民說，政府要求居民恢復秩序，但對于宅基費補償并無實質說法。晚上7點多，數百名居民按時走出小區，到華金路“上班”；而靠近312國道處的華金路匝道兩側，坐滿了輔警和警察，頭盔在路燈下閃著光。9點多，在輔警的勸說下，人群逐漸散去。當晚，居民與警察未發生沖突。
當晚近10點，記者趕到8公里外的滸墅關鎮鎮政府門前時，幾十名手持盾牌的警察剛開始收隊，另有幾十名輔警依然守在那里。
【篇二】通安事件蘇州2010
“通安事件”表明，人們對政府官員腐敗深惡痛絕，每個利益相關者心里仿佛都放著一條條干柴，隨時可能被點燃。歷史賬并不會一筆勾銷。“強政府”在創造發達地區落后鄉鎮迅速崛起的經驗之時，處理不當。也會埋下日后官民沖突的隱患。
“通安事件”刺痛了蘇州。
從7月14日起一個多星期，蘇州市虎丘區(高新區)通安鎮爆發動遷戶群體性事件，村民們向鎮委鎮政府領導索要“被克扣的”動遷補償款遭拒，怒砸鎮政府，挾持鎮委書記王軍，并走上馬路，封堵312國道。集聚人數飆升過萬，群眾與防暴警察發生言語和肢體沖突，部分群眾被打傷，4名起哄的安徽籍青年民工被抓。21日，虎丘區政府緊急宣布通安鎮暫停動遷，鎮黨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就地免職，安撫民心。
豈料，“通安事件”引發連鎖效應，通安鎮領導被撤職似乎“鼓勵”了數個鄰鎮動遷戶，21日當晚，一場大雨過后，滸墅關鎮數千名村民聚集滸墅關鎮政府門口，防暴警察緊急趕到現場，以人墻方式封鎖和護衛鎮政府。對峙期間，警民再次發生沖突。導致數人受傷。隨后聚集群眾被驅散。當晚，通安鎮華金路至312國道路段再次聚集近萬名群眾，警方吸取前車之鑒，靜觀其變，過了晚上10點，聚集群眾慢慢散去，平靜收場。其間，東渚鎮亦出現數千群眾聚集的現象。
7月28日，蘇州市委宣布，“報省委同意”，蘇州高新區黨工委書記、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就地免職。蘇州市委問責“通安事件”動真格了。“通安事件”因征地補償款引發，淺層原因是當地村民對征地拆遷過程滋生的腐敗問題的痛恨，深層原因是“動遷與富民并進”諾言兌現遲緩，動遷戶還在艱難探尋新的謀生路，干部們卻早已先富起來，“好幾套房，開好車”。如此這般，心理就不平衡了，民怨沸騰只待導火線。
本質上，“通安事件”呈現的是失地農民面臨的生存危機。
反思“蘇州快”
王竹鳴是在蘇州高新區“二次創業”的轉折點上任的。
蘇州高新區是1992年獲得國家批準的，2002年是十年大慶。此時，世界500強企業中的30家落戶高新區，吸引外資總額達70億美元，投資回報率高居全國53個高新區榜首。然而，首期開發的52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基本用盡，下一步發展的空間在哪里?當年9月，蘇州市把虎丘區與高新區合并，療治高新區的“土地饑渴癥”。“通安事件”爆發地通安鎮原是蘇州最落后的鄉鎮之一，區劃調整后，12.5平方公里“通安產業園”被規劃為高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所在地，“從此，這片神奇的土地融入了工業化、城市化開發建設的大潮，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已成為中外客商投資興業的熱土”。
為了整理出工業化用地，王竹鳴推行“工業向園區集中，住宅向社區集中，農民向城區集中”政策，在通安鎮建立大規模的動遷安置小區。“蘇南模式”被概括為“三為主、兩協調、一共同、一強力”，其中“一強力”，是指地方政府是強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強力推動作用下推進工業化。蘇州高新區“二次創業”其實就是強政府和大資本的結合，鎮一級政府都體現出強有力的行政推動力。
“強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妙處很明顯。以滸墅關鎮為例。從2002年到2009年7年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倍，工業產值和工業銷售產值都增長了8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34倍，地方一般財政收入增長了14倍多，新增注冊資本增長了70倍，簡直是一種“奇跡”。“滸墅關模式”被江蘇省委黨校兩位研究者稱為“發達地區落后鄉鎮迅速崛起的經驗”。
“強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看起來也可圈可點。蘇州高新區拆遷農戶全部住上新房，幼兒園、小學、商店、公交、市政公用等公共設施建設配套齊全。征地失地農民享受到社保、醫保和養老保險及社會救濟金。動遷戶戶均安置新房面積達180多平方米，使之有一套住房供出租，以增加農民收入。政府還對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年農民，每年進行有組織的職業培訓……可是，為什么動遷戶還要鬧，而且大鬧特鬧?關鍵是政府包辦一切，動遷戶始終處于被動地位，不管政府給予多少，給予多好，百姓總有指摘，總有不滿。
“強政府”是一枚硬幣，它體現給百姓的一面是“強官員”，在動拆遷過程中老百姓處處碰見“霸氣霸道”的面孔，使得鎮政府與動遷戶之間埋下了許多矛盾，而鎮領導的“強硬姿態”正是“通安事件”的直接導火索。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弱社會”――老百姓忍氣吞聲。但“弱社會”隱藏著種種不滿情緒，就像是一只氣球，隨時都可能破掉。“通安事件”中，正是“強官員”跳出來親自吹破氣球。
本可以避免的事件
參加“通安事件”的民眾幾乎都來自通安鎮華通花園和陽山花園。華通花園目前已安置近9000戶農民。他們是2008年之前動拆的，當初，同等面積的動拆補償標準就比蘇州工業園區(中國和新加坡合作項目)低許多，“這邊拿40多萬的話，在蘇州工業園區可以拿100多萬，同樣在蘇州，憑什么不一樣?”雖然導致了連綿不斷的上訪戶，但大多數動遷戶選擇了忍氣吞聲。
不料，2010年初開始，新一輪征地再次啟動，這次拆遷同等面積補償金額超過2008年以前的3倍以上，其中包括每戶近40萬元的土地宅基費。而2008年前并無此項補償款――動遷戶們于是指控該筆款項被鎮、區政府工作人員克扣或侵吞。
動遷戶們感覺被欺騙了。7月初，與通安鎮相鄰的滸墅關鎮的一村民宅基地地塊，以每平方米6473元，總計億元的高價拍出。拆遷補償費與此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人們開始議論“政府假借開發之名倒賣土地”。與此同時，一則小道消息也被傳得家喻戶曉――通安鎮副鎮長、拆遷辦主任張富平因兒媳未生育，令她與兒子離婚，開始說賠償200萬，最后給了80萬，兒媳對數目不滿，一離開張家就到有關部門舉報。坊間傳說，張富平貪了2.3億元，媒體公開報道的表述是“巨額現金”。目前，張富平“已被有關部門控制”。
這就更讓動遷戶們相信，政府克扣了補償款，他們開始一小批一小批到鎮政府要求補發克扣款。一名動遷戶介紹說，他們提出每人補發3萬元的標準，政府官員則討價為每戶補發3萬元，雙方談不攏，動遷戶的情緒乃越吵越高，最終挾持鎮委書記王軍。被群眾圍住后，王軍還嘴硬，當眾表示，拆遷款問題是前一任領導留下的，不該找他負責。王軍的前任王國良，因貪污已被革職治罪。
糟糕的是，王軍和其他鎮領導不是第一時間向上級政府報告，而是尋求“自救”，動員一些“社會分子”前來“救駕”，這些“社會分子”試圖解救王軍等鎮領導脫圍，但沒有成功。這下子，動遷戶們憤怒了，怒砸鎮政府，事態隨之一發不可收拾，最終演變成上萬人堵塞312國道和警民對峙。規模之大，蘇州史上首見。一向溫和的蘇州人真讓人目瞪口呆，大家不太敢相信這是真的。
《蘇州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稱，“在炎炎夏日里，出現這樣的群體性事件是社會各界都不愿意看到的……試圖采用過激行為解決問題，其結果往往是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了，既不利于事件的最終解決，也影響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同時，還給其他群眾的生產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隨后，虎丘區問責“過激行為”，鎮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第一時間就地免職。與此同時，政府組成5個工作組，進駐華通花園社區和真山社區，“上門了解情況、征求意見”。虎丘區委區政府稱，對群眾反映的有關干部的問題，“確有問題的嚴肅查處”。
話音才落幾天，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的烏紗帽就被蘇州市委摘掉。
一堂“政治教育課”
“通安事件”給蘇州上了一堂“政治教育課”――矛盾凸現期，必須貫徹“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江蘇省委黨校的學者分析說，這一理念的出發點是人民，“是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和人民的感受”。
“通安事件”發生后，當地政府拋出四大舉措，即“暫停通安動遷”、“免去通安鎮黨政主要領導職務”、“廣開言路聽取群眾意見”以及“每年提供1000個公益性崗位”。《蘇州日報》發表報道稱，發展中的問題需要大家共同去面對。怎么面對呢?該報舉了一例：為增加就業，以“服飾繡”為發展方向的通安，建起了“服飾繡創業孵化基地”，帶動了1萬人在這個產業鏈上實現就業。該報配發的評論員文章稱，蘇州經過多年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極大提高，“蘇州經驗”可圈可點，這是發展成果惠及百姓的最好體現。
7月28日，記者在華通花園讀到一條橫幅標語“沒有穩定就沒有一切，當前穩定壓倒一切”，后半句體現了“通安事件”后，地方政府應對群體性事件的急切心情。正如《蘇州日報》評論員文章所言：“我們高度重視社會穩定，努力維護發展環境……穩定是發展的前提，穩定是和諧的基石。”通安鎮已基本恢復平靜，不過，通安鎮政府還由眾多警察把守著。入夜，街面上，好幾輛警車來回巡邏，時刻注意著人們的動靜。
動遷戶要求的補償款問題怎么解決，當地政府還沒作出具體答復。被免職的鎮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以及蘇州高新區黨工委書記、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是否存在瀆職或貪腐行為，也還沒進一步消息。
“通安事件”表明，人們對政府官員腐敗深惡痛絕，每個利益相關者心里仿佛都放著一條條干柴，隨時可能被點燃，歷史賬并不會一筆勾銷。“通安事件”更警示，“動遷與富民并進”不能紙上談兵，必須兌現諾言。
地方政府設想中，蘇州高新區的“通安產業園”南部形成以電子資訊產業為主的“日本工業村”，北部是汽車零部件及精密機械項目，西部以輕工業項目為主，重點引進“項目體量大、科技含量高、投資密度強、行業帶動性好”的項目。
不難看出，這類設想，與這里的原住民幾乎沒有太多交集，農民們一輩子都很難進入這類高新科技企業工作。他們注定是被犧牲掉的一代。因此，失地農民的生計必須列入主政者的議事日程上，想方設法為他們謀取新生路，為動遷居民創造創業就業的致富平臺。
【篇三】通安事件蘇州2010
5月10日下午14:36分，一大幫執法人員以及特警大概上百人的樣子，把通安鎮榮尚花園南門對面的拆遷過渡房中尸體強行帶走;當時在場的有通安鎮村干部以及特警、派出所人員等人;以尸體超過72小時未火化為由拉走，至今令逝者無法安息。
自尸體被拉走起;家里其他人受到非法監控起來。侵犯了合法公民最起碼的人身自由、隱私受不到任何保障。
5月11日家人去店里給孫女買鞋子;被不明身份人員。直接沖到店面強行拖出來;身上多處受傷、強行拉到通安派出所里面;親屬去找派出所領導討說法、最終放其回家。親屬發現不明身份人員中有派出所人員。
當天家里其他成員去蘇州市區買東西;被2男2女跟蹤;其中一人自稱是;華通花園四區社區人員;當天追蹤車牌號：蘇E260c9;晚上回到居住地方;有更多車輛監控其家人，車牌號分別為：蘇EOR026 ; 蘇EOK6Z9;蘇E5506Z; 蘇E6P7P7;蘇E62K95; 監控人員每天在其家門口周圍不停的轉動;導致家人無法正常生活;晚上擔驚受怕睡不好，家里小孩被嚇得夜里一直哭鬧;自5月10日那天一幫警察搶走自己爺爺尸體事件，有人問起就哭鬧;家人擔心給孩子造成心理陰影，打算帶其去親戚家居住幾天。
5月12日來到親戚家、跟蹤人員繼續跟蹤、在親戚家門前一直轉悠相當于我們的巡警巡邏，搞得所有人心煩氣躁;當天家人住親戚家上街給孩子買生活用品;跟蹤人員持續跟蹤上去。給其家人帶來生活上的煩惱。。
5月12日下午、家人被其監控到精神即將崩潰的邊緣;最終選擇報警處理，通安派出所出警人員了解了具體情況，勸說跟蹤人員不要打擾合法公民的人身自由;跟蹤人員在警察還沒走的情況下對其繼續跟蹤。
家人實在無奈再次報警，在還未出警期間問起為何一直跟蹤;其中一名男子聲稱：通安鎮政府讓其跟蹤的;家人說明去外地親戚家走親戚，跟蹤人員說不可以去;現在是非常時期，說自己這個也是工作、希望被理解;家人稱：你的工作我可以理解、我的工作呢?追蹤人員回答請假就可以了;請問是通安鎮政府給我開工資嗎?不上班孩子鎮政府給養嗎?
警察再次出警，詢問情況自己也說明了解到導致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主要起源于，拆遷糾紛原因;難道拆遷糾紛需要全家人一起被剝奪人身自由權嗎?其出警人員詢問報警的家屬說：去你家里面了嗎?有傷害到你嗎?難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規定、在不傷害到公民人身的情況下可以隨時跟蹤限制嗎?誰給的權利限制合法公民不可以走親戚。
5月13日家里其他成員來到親戚家辦事;被其跟蹤也罷、拉著不讓走;說什么等到他們的電動車來了再走;請問這個也是鎮政府給你的權利嗎?親戚家的成員外出辦事也被其跟蹤，還有天理嗎?
至今為止家人被其跟蹤人員搞得;精神高度緊張狀態;無法安心入眠、無法正常工作生活。
逝者尸體被帶走;活著的人還需要遭受非法跟蹤限制自由。
【篇四】通安事件蘇州2010
最近幾天，通安鎮的聚集抗議主要在夜間進行，但19日下午兩點后通安鎮就有人上街，交通再次被堵塞，截止下午6點左右，人數已經過萬，19日的抗議活動中，有抗議者帶著鑼鼓上街，并燃放鞭炮，但民眾基本已不再向警察扔石塊，現場警察林立，嚴密注視參與和圍觀者，特別留意民眾的拍照行為，只要看見有人拍照就搶奪和破壞相機、手機，并對拍照者進行毆打。
19日，東渚居民主要在太湖大道與龍山路相交的科技城一帶聚集，早上8點左右，大約1000人來到太湖大道，中午左右，人數增加到5000以上，其中有500多名老頭老太太堵塞了太湖大道上的青山大橋，交通癱瘓。太湖大道是當地通往蘇州繞城高速的主要通道。下午4點過后，500多名來自南京、無錫的防暴警察到達太湖大道抗議現場，警察暴力驅趕現場民眾，有民眾受傷。截止發稿時，民眾與警察展開拉鋸戰，仍未散去，一些下班的民眾正趕往現場增援。
由于通安地處東渚和滸墅關鎮之間，作為蘇州西部開發的重點區域，三鎮拆遷問題基本相同，所以，通安的民眾抗議在東渚和滸墅關引起連鎖反應，但當地政府一邊拼命封鎖信息，一邊由公安部門出面警告抗議民眾，7月18日，各社區都張貼出蘇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告廣大村民朋友的一封信》，要求民眾對政府給予“充分的理解和信任，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協商妥善解決問題。”一位當地民眾對記者表示：我們愿意理解政府，也愿意協商解決，但是事情鬧了這么久，一個政府部門都不出面，終于有一個出面了，卻是公安局，公安局是做什么的?公安局負責解決拆遷問題嗎?不是，誰都知道公安局是管著抓人的。這哪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呢?這純粹就是忽悠老百姓的。虎丘公安分局的這封公開信稱：“我們還要正告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利用群眾表達訴求制造事端，沖擊黨政機關、堵塞道路交通、進行打砸搶等違法犯罪行為，必將受到法律的懲處。”虎丘很多企業得到通知，要求阻止下屬員工抗議和圍觀，否則將予以開除。據傳此前被抓的通安抗議者，尚有人未被釋放，被關在吳江。
由于當地政府在用一切辦法封鎖消息，國內媒體也完全不允許報道此事，目前通安、東渚和滸墅關的很多拆遷受害人正在進行集資，并印刷傳單，準備去周邊及外地散發，知情者要求記者對他們的去向予以保密。
另外，一些參與抗議活動的民眾討論制定了五條“抗議活動守則”，其內容正在當地傳播，這五條守則是：1，保持克制，不能首先動手，但面對警方的壓力不能屈從;2，積極聯系媒體，國內和國外的，要積極打破媒體管制，積極利用互聯網;3，斗爭需要方向，不能盲目斗爭，需要提出明確的要求和企望，人心要齊;4，人心不能散，人可以回家，但是必須還要回來，要做好應對復雜情況的準備;5，防范群眾內部的政府奸細，包括傳遞情報給政府、以及故意慫恿群眾使用暴力的，斗爭集體的領導也要頂得住政府的糖衣炮彈。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就這次民眾抗議事件，記者采訪了長期研究非暴力抗爭問題的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楊建利先生，楊建利是目前正在紐約、洛杉磯、北京開展的“麻雀護巢行動”的協調人，而“麻雀行動”所關注的，正是導致蘇州民眾抗議的拆遷問題。
楊建利先生說：江蘇的非法拆遷問題非常嚴重，對此，我們是有一些調查的，“麻雀行動”展開以來，也收到過來自蘇州的拆遷受害人的上訪材料，這次抗議事件很大程度上是蘇州地方政府長期非法拆遷、打壓民眾上訪的結果。對于政府嚴格控制這次抗議事件的消息，楊建利先生認為，江蘇各地非法拆遷問題嚴重，加之周圍城市密集、人口眾多，蘇州拆遷受害人的抗議容易引起連鎖反應，所以，控制信息傳播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不過，蘇州是一個交通便利、經濟發達的旅游城市，封鎖消息是很難的，不會成功。
楊建利說：這次蘇州民眾的大規模抗議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1，近年來，較大規模的民眾抗議事件多發生在中西部地區，而這一次是在富庶的江浙，這說明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繼續加深，問題越來越難以掩蓋;2，民眾抗議由開始的向警察扔石塊、酒瓶到目前的和平抗議、唱國歌，表明非暴力思想不僅是一種抽象的理念，也是民眾在實踐中做出的理性選擇，零星的暴力行為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給政府制造鎮壓的口實，降低外界的同情和聲援，根據我們得到的信息，通安民眾在這一點上做得越來越好，非暴力抗爭的理念在實踐中傳播和扎根;3，目前還不能獲得這次抗議事件的完整、準確信息，但是通安民眾已經堅持將近半個月，通過韌性的努力，使抗議活動擴散到另外的鄉鎮，表現了民眾持續抗爭的能力。
楊建利先生特別強調非暴力和持續性的重要，他認為：和暴力不同，非暴力行為的收效往往是比較慢的，這就需要持續性的堅持，無論尋求正義還是追求民主自由，我們都需要有一些耐心和毅力，當然，耐心的背后，首先是信心，因為民眾的力量一定會取勝，這是沒有疑問的。他希望現場民眾盡量保護自己，避免不必要的傷害和損失。
楊建利先生說，作為致力于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的學者和活動者，他非常關注這一事件，但目前的信息是不夠的，所以，更多的還是繼續觀察，他呼吁大家一起傳播，以打破中國政府的信息封鎖，爭取讓國內外媒體介入事件報道，全面、準確的信息是研究轉型的基礎，也是公開、公正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他希望蘇州地方當局盡快放低姿態，與民眾對話解決問題，而不是憑借公安、武警的暴力而逃避政府責任，拆遷受害人應當有一個合理的補償，至少，他們需要自由表達和申訴的空間，這也是全中國拆遷受害人的基本權利。
據最新得到的消息，已有香港媒體記者趕到蘇州，對抗議事件展開調查采訪。
【篇五】通安事件蘇州2010
新華網南京12月5日電（記者周青）今天中午，蘇州警方向新華網記者介紹了“12·3”命案細節情況。
據蘇州警方介紹，虎丘區“12.3”案件發生后，虎丘區公安機關迅速組織力量，依法對該案開展偵查，現初步查明：2013年12月3日10時許，某拆遷安置有限公司工作人員陸某、卞某等5人至瀟湘路西側、呂梁山路南側范某家，欲商談房屋拆遷事宜。范某及妻子顧某拒絕與他們商談，雙方隔門窗進行爭吵。卞某電話聯系公司負責人柳某。同時。范某也電話聯系其兒子范某某要求帶人將其接走。范某某遂帶親屬8人趕至現場，范某一方欲離開時，遭到卞某等人的阻撓、攔截，雙方在路邊發生爭執、拉扯。10時35分許，虎丘公安分局接到“110”報警后，立即派員趕赴現場，4名出警人員將雙方隔開，經勸說，雙方同意到派出所處理。此時，公司負責人柳某帶胡某、吳某身藏伸縮棍趕至現場，雙方發生扭打。其間，柳某等使用伸縮棍對范某及其妻子顧某、兒子范某某等實施毆打。同時，范某掏出身藏的尖刀刺中胡某胸口，又追上柳某連刺兩刀。胡某送至醫院已經死亡，柳某經搶救無效死亡。
12月4日，范某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另一方除死者柳某、胡某外的6人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有關案件偵查的進展情況將及時向社會公布。
【篇六】通安事件蘇州2010
“通安事件”表明，人們對政府官員腐敗深惡痛絕，每個利益相關者心里仿佛都放著一條條干柴，隨時可能被點燃。歷史賬并不會一筆勾銷。“強政府”在創造發達地區落后鄉鎮迅速崛起的經驗之時，處理不當。也會埋下日后官民沖突的隱患。
“通安事件”刺痛了蘇州。
從7月14日起一個多星期，蘇州市虎丘區(高新區)通安鎮爆發動遷戶群體性事件，村民們向鎮委鎮政府領導索要“被克扣的”動遷補償款遭拒，怒砸鎮政府，挾持鎮委書記王軍，并走上馬路，封堵312國道。集聚人數飆升過萬，群眾與防暴警察發生言語和肢體沖突，部分群眾被打傷，4名起哄的安徽籍青年民工被抓。21日，虎丘區政府緊急宣布通安鎮暫停動遷，鎮黨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就地免職，安撫民心。
豈料，“通安事件”引發連鎖效應，通安鎮領導被撤職似乎“鼓勵”了數個鄰鎮動遷戶，21日當晚，一場大雨過后，滸墅關鎮數千名村民聚集滸墅關鎮政府門口，防暴警察緊急趕到現場，以人墻方式封鎖和護衛鎮政府。對峙期間，警民再次發生沖突。導致數人受傷。隨后聚集群眾被驅散。當晚，通安鎮華金路至312國道路段再次聚集近萬名群眾，警方吸取前車之鑒，靜觀其變，過了晚上10點，聚集群眾慢慢散去，平靜收場。其間，東渚鎮亦出現數千群眾聚集的現象。
7月28日，蘇州市委宣布，“報省委同意”，蘇州高新區黨工委書記、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就地免職。蘇州市委問責“通安事件”動真格了。“通安事件”因征地補償款引發，淺層原因是當地村民對征地拆遷過程滋生的腐敗問題的痛恨，深層原因是“動遷與富民并進”諾言兌現遲緩，動遷戶還在艱難探尋新的謀生路，干部們卻早已先富起來，“好幾套房，開好車”。如此這般，心理就不平衡了，民怨沸騰只待導火線。
本質上，“通安事件”呈現的是失地農民面臨的生存危機。
反思“蘇州快”
王竹鳴是在蘇州高新區“二次創業”的轉折點上任的。
蘇州高新區是1992年獲得國家批準的，2002年是十年大慶。此時，世界500強企業中的30家落戶高新區，吸引外資總額達70億美元，投資回報率高居全國53個高新區榜首。然而，首期開發的52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基本用盡，下一步發展的空間在哪里?當年9月，蘇州市把虎丘區與高新區合并，療治高新區的“土地饑渴癥”。“通安事件”爆發地通安鎮原是蘇州最落后的鄉鎮之一，區劃調整后，12.5平方公里“通安產業園”被規劃為高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所在地，“從此，這片神奇的土地融入了工業化、城市化開發建設的大潮，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已成為中外客商投資興業的熱土”。
為了整理出工業化用地，王竹鳴推行“工業向園區集中，住宅向社區集中，農民向城區集中”政策，在通安鎮建立大規模的動遷安置小區。“蘇南模式”被概括為“三為主、兩協調、一共同、一強力”，其中“一強力”，是指地方政府是強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強力推動作用下推進工業化。蘇州高新區“二次創業”其實就是強政府和大資本的結合，鎮一級政府都體現出強有力的行政推動力。
“強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妙處很明顯。以滸墅關鎮為例。從2002年到2009年7年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倍，工業產值和工業銷售產值都增長了8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34倍，地方一般財政收入增長了14倍多，新增注冊資本增長了70倍，簡直是一種“奇跡”。“滸墅關模式”被江蘇省委黨校兩位研究者稱為“發達地區落后鄉鎮迅速崛起的經驗”。
“強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看起來也可圈可點。蘇州高新區拆遷農戶全部住上新房，幼兒園、小學、商店、公交、市政公用等公共設施建設配套齊全。征地失地農民享受到社保、醫保和養老保險及社會救濟金。動遷戶戶均安置新房面積達180多平方米，使之有一套住房供出租，以增加農民收入。政府還對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年農民，每年進行有組織的職業培訓……可是，為什么動遷戶還要鬧，而且大鬧特鬧?關鍵是政府包辦一切，動遷戶始終處于被動地位，不管政府給予多少，給予多好，百姓總有指摘，總有不滿。
“強政府”是一枚硬幣，它體現給百姓的一面是“強官員”，在動拆遷過程中老百姓處處碰見“霸氣霸道”的面孔，使得鎮政府與動遷戶之間埋下了許多矛盾，而鎮領導的“強硬姿態”正是“通安事件”的直接導火索。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弱社會”――老百姓忍氣吞聲。但“弱社會”隱藏著種種不滿情緒，就像是一只氣球，隨時都可能破掉。“通安事件”中，正是“強官員”跳出來親自吹破氣球。
本可以避免的事件
參加“通安事件”的民眾幾乎都來自通安鎮華通花園和陽山花園。華通花園目前已安置近9000戶農民。他們是2008年之前動拆的，當初，同等面積的動拆補償標準就比蘇州工業園區(中國和新加坡合作項目)低許多，“這邊拿40多萬的話，在蘇州工業園區可以拿100多萬，同樣在蘇州，憑什么不一樣?”雖然導致了連綿不斷的上訪戶，但大多數動遷戶選擇了忍氣吞聲。
不料，2010年初開始，新一輪征地再次啟動，這次拆遷同等面積補償金額超過2008年以前的3倍以上，其中包括每戶近40萬元的土地宅基費。而2008年前并無此項補償款――動遷戶們于是指控該筆款項被鎮、區政府工作人員克扣或侵吞。
動遷戶們感覺被欺騙了。7月初，與通安鎮相鄰的滸墅關鎮的一村民宅基地地塊，以每平方米6473元，總計13.12億元的高價拍出。拆遷補償費與此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人們開始議論“政府假借開發之名倒賣土地”。與此同時，一則小道消息也被傳得家喻戶曉――通安鎮副鎮長、拆遷辦主任張富平因兒媳未生育，令她與兒子離婚，開始說賠償200萬，最后給了80萬，兒媳對數目不滿，一離開張家就到有關部門舉報。坊間傳說，張富平貪了2.3億元，媒體公開報道的表述是“巨額現金”。目前，張富平“已被有關部門控制”。
這就更讓動遷戶們相信，政府克扣了補償款，他們開始一小批一小批到鎮政府要求補發克扣款。一名動遷戶介紹說，他們提出每人補發3萬元的標準，政府官員則討價為每戶補發3萬元，雙方談不攏，動遷戶的情緒乃越吵越高，最終挾持鎮委書記王軍。被群眾圍住后，王軍還嘴硬，當眾表示，拆遷款問題是前一任領導留下的，不該找他負責。王軍的前任王國良，因貪污已被革職治罪。
糟糕的是，王軍和其他鎮領導不是第一時間向上級政府報告，而是尋求“自救”，動員一些“社會分子”前來“救駕”，這些“社會分子”試圖解救王軍等鎮領導脫圍，但沒有成功。這下子，動遷戶們憤怒了，怒砸鎮政府，事態隨之一發不可收拾，最終演變成上萬人堵塞312國道和警民對峙。規模之大，蘇州史上首見。一向溫和的蘇州人真讓人目瞪口呆，大家不太敢相信這 是真的。
《蘇州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稱，“在炎炎夏日里，出現這樣的群體性事件是社會各界都不愿意看到的……試圖采用過激行為解決問題，其結果往往是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了，既不利于事件的最終解決，也影響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同時，還給其他群眾的生產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隨后，虎丘區問責“過激行為”，鎮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第一時間就地免職。與此同時，政府組成5個工作組，進駐華通花園社區和真山社區，“上門了解情況、征求意見”。虎丘區委區政府稱，對群眾反映的有關干部的問題，“確有問題的嚴肅查處”。
話音才落幾天，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的烏紗帽就被蘇州市委摘掉。
一堂“政治教育課”
“通安事件”給蘇州上了一堂“政治教育課”――矛盾凸現期，必須貫徹“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江蘇省委黨校的學者分析說，這一理念的出發點是人民，“是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和人民的感受”。
“通安事件”發生后，當地政府拋出四大舉措，即“暫停通安動遷”、“免去通安鎮黨政主要領導職務”、“廣開言路聽取群眾意見”以及“每年提供1000個公益性崗位”。《蘇州日報》發表報道稱，發展中的問題需要大家共同去面對。怎么面對呢?該報舉了一例：為增加就業，以“服飾繡”為發展方向的通安，建起了“服飾繡創業孵化基地”，帶動了1萬人在這個產業鏈上實現就業。該報配發的評論員文章稱，蘇州經過多年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極大提高，“蘇州經驗”可圈可點，這是發展成果惠及百姓的最好體現。
7月28日，記者在華通花園讀到一條橫幅標語“沒有穩定就沒有一切，當前穩定壓倒一切”，后半句體現了“通安事件”后，地方政府應對群體性事件的急切心情。正如《蘇州日報》評論員文章所言：“我們高度重視社會穩定，努力維護發展環境……穩定是發展的前提，穩定是和諧的基石。”通安鎮已基本恢復平靜，不過，通安鎮政府還由眾多警察把守著。入夜，街面上，好幾輛警車來回巡邏，時刻注意著人們的動靜。
動遷戶要求的補償款問題怎么解決，當地政府還沒作出具體答復。被免職的鎮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以及蘇州高新區黨工委書記、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是否存在瀆職或貪腐行為，也還沒進一步消息。
“通安事件”表明，人們對政府官員腐敗深惡痛絕，每個利益相關者心里仿佛都放著一條條干柴，隨時可能被點燃，歷史賬并不會一筆勾銷。“通安事件”更警示，“動遷與富民并進”不能紙上談兵，必須兌現諾言。
地方政府設想中，蘇州高新區的“通安產業園”南部形成以電子資訊產業為主的“日本工業村”，北部是汽車零部件及精密機械項目，西部以輕工業項目為主，重點引進“項目體量大、科技含量高、投資密度強、行業帶動性好”的項目。
不難看出，這類設想，與這里的原住民幾乎沒有太多交集，農民們一輩子都很難進入這類高新科技企業工作。他們注定是被犧牲掉的一代。因此，失地農民的生計必須列入主政者的議事日程上，想方設法為他們謀取新生路，為動遷居民創造創業就業的致富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