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市，簡稱<哈，又稱冰城。古稱上京、會寧府、阿勒金、濱江。黑龍江省省會，副省級城市，哈爾濱都市圈核心城市。是東北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國務院批準的全國重要制造業基地。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解放戰爭中的哈爾濱的文章2篇 ,歡迎品鑒！
解放戰爭中的哈爾濱篇1
1946年4月28日拂曉，東北民主聯軍解放了哈爾濱。這是在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初階段，國民黨軍隊擁有明顯優勢、咄咄逼人地向前推進情況下，國共兩黨軍隊較量的結果。后來由于敵情的變化，經中共中央批準，東北局數次準備放棄哈爾濱，結果都神奇地化險為夷。直到1948年11月東北全境解放，哈爾濱一直是東北解放區的首府，是共產黨踐行大城市管理之開端，是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籌建新中國的重要基地。
解放哈爾濱
1945年8月8日，蘇聯政府對日本宣戰。9日零時，強大的蘇聯紅軍從西、北、東3個方向，向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洲國發起鉗形攻勢。18日傍晚，蘇聯紅軍的遠東第一方面軍的空降兵就占領了哈爾濱機場和市內重要建筑物。同機到達哈爾濱的遠東第一方面軍軍事委員、特命全權代表謝拉霍夫少將，與日本關東軍參謀長秦彥三郎就日軍投降問題進行交涉，后用飛機把秦彥三郎送往蘇聯遠東第一方面軍指揮所。蘇軍進駐哈爾濱以后，成立了哈爾濱衛戍司令部和軍事管制委員會。蘇軍紅旗第一集團軍司令員別洛鮑羅多夫大將任司令員和主任(后由炮兵中將卡扎科夫擔任)。直到1946年4月25日，駐哈爾濱蘇軍奉蘇軍統帥部命令回國。哈爾濱在這8個月的時間里為蘇軍占領和軍事管制時期。
抗戰勝利前夜，中國共產黨將東北問題看作戰后全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把極大的注意力投向這里。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斷然采取三大措施：一是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以彭真、陳云、程子華、伍修權、林楓為委員，并以彭真為書記;二是決定調配100個團架子的干部去東北;三是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發展東北我之力量并爭取控制東北”的戰略決策。
從1945年9月東北局成立到1946年6月國共雙方在東北暫時停戰，東北的情況特別復雜，涉及國際國內方方面面，事態發展充滿變數。共產黨在東北的決策和部署，最初是“獨占東北改為創造根據地”。由于北滿的戰略地位越來越重要，194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北滿分局，由陳云任書記。“任務為控制北滿各地，組織軍隊，建立政權，發動群眾，鎮壓反革命，鞏固東北之后方。”16日，陳云從沈陽飛抵哈爾濱，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開始主持中共北滿分局的工作。陳云到達哈爾濱的第二天晚上21時，駐哈爾濱蘇軍就告之：“國民黨軍隊將到哈爾濱，命令我軍22日全部退出哈市”，并告訴退到何處，“無價錢可講”。陳云在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鐘子云陪同下，同哈爾濱蘇軍當局進行交涉，毫無結果，蘇方態度強硬。蘇軍哈爾濱衛戍司令官卡扎科夫中將對陳云說：“你們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這是我們上級的命令”。原來美、蔣在11月中旬，對蘇聯發動外交攻勢，東北問題已引起中、蘇嚴重的外交糾紛。蘇聯為與國民黨當局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限制，將中長鐵路沿線各大城市交給蔣介石。蘇軍駐沈陽衛戍司令會見彭真和伍修權時甚至無禮地說：“如果你們不走，我就用坦克來趕你們走。”
在這種情況下，陳云不得不在部署鐘子云、李兆麟等留在哈爾濱市工作后，于11月22日晚率北滿分局、松江省工委、松江軍區機關離開哈爾濱，轉移到哈爾濱以東約60公里的賓縣去。1946年元旦，國民黨接收哈爾濱。
這時，北滿地區敵情相當嚴重，鄉下到處有國民黨收編的政治土匪。陳云一行撤到賓縣境內蜚克圖的當天夜里，就有一股土匪打進賓縣縣城。接到報告后，陳云當即和松江軍區負責人研究，決定派一個營坐汽車去賓縣剿匪。開往賓縣途中，我軍先頭部隊走到金家窩棚又和當地“大排隊”(地主武裝)打了一仗。陳云的秘書劉達回憶說：“我們的隊伍進入賓縣縣城后，北滿分局的同志住在城內一個很小的天主教堂內。我們首先整頓守衛城門的部隊，給關內來的同志每人發了一支手槍和幾顆手榴彈，準備不得已時實行自衛。”
陳云經過同蘇軍沈陽、長春、哈爾濱當局的多次接觸和交涉，使他對蘇聯在東北的基本政策有了比別人更準確的理解。即蘇聯在東北對中共實行的是“有限度的幫助”，特別是不能公開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再加上對東北匪情和人民群眾尚未發動起來等情況的掌握，使陳云對創建離大城市較遠的北滿根據地的緊迫性和艱巨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北滿分局撤出哈爾濱后，陳云即致電林彪、彭真，指出北滿工作的方針應該是：將主力部隊及軍事干部分散各縣，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肅清反動土匪，建立政權。在市內爭取群眾，孤立國民黨，以造成將來重入哈爾濱市的條件。
北滿地區北至黑龍江，南到第二松花江，東起綏芬河，西接內蒙古，當時包括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牡丹江5個省和一個哈爾濱特別市，地域遼闊，資源豐富，而且背靠蘇聯，進可攻，退可守，戰略地位極為重要。
陳云到北滿之初，北滿三分之二縣城被土匪占領，剿匪成為建立鞏固根據地的“當前急務”。陳云同北滿軍區司令員高崗，要求各省立即以可靠部隊組成機動部隊，主動地有計劃地并有充分勝利準備地進行剿匪。指出：“蘇軍未退，蔣軍未到時，剿匪是北滿決勝的一環。”
由于北滿匪情的嚴重，陳云多次向中共中央和東北局提出抽調老部隊到北滿剿匪。自12月中旬接到東北局調359旅(1944年冬，黨中央、毛澤東派遣八路軍120師359旅一部組成南下第一支隊，由旅長王震帶領南下。1945年初夏，黨的“七大”后，又命令359旅留陜部隊組成南下第二支隊，由參謀長劉轉連任南下第二支隊司令員。抗戰勝利后，王震率南下一支隊北返至新四軍5師的中原解放區。劉轉連則受命進軍東北。東北局命令，南下二支隊改回359旅番號)來北滿的消息后，陳云一直盼望這支部隊早日到達。據陳云的秘書劉達回憶：“陳云同志盼得望眼欲穿，只要我在賓縣，他每天都要問我：‘劉轉連他們到什么地方了?’當我告訴他到了什么地方后，有時他還在地圖上查找這個地方，以便知道具體距離。”
12月的東北大地一片銀白，天氣十分寒冷。359旅冬裝不足，有的戰士沒有換上棉衣，普遍缺少棉鞋。部隊一邊北上，一邊補充冬裝。1946年1月來到北滿立即投入了剿匪戰斗。先后在五常、珠河、延壽、方正、通河、依蘭等縣城消滅了大部分土匪，其余的紛紛躲進了深山老林。此后部隊經短暫休整，沿松花江北岸向西清剿了木蘭、巴彥、呼蘭一帶的土匪。陳云十分關心359旅到北滿后的擴編與后勤保障。359旅旅長劉轉連患眼疾急待診治，陳云專門寫信給在哈爾濱的李兆麟，詢問在哈爾濱如何醫治和安全如何保障。陳云認為，為了北滿的全局和準備打大仗，必須依靠359旅，要給359旅較大的地區補充其物資，同時減少其零星剿匪的責任，以便休整，還把松江軍區哈北分區部隊編入359旅。到哈爾濱解放前夕，經過4個多月的剿匪和發動群眾，北滿65個縣，已經解放了58個。陳云說：“北滿農民已認識共產黨是幫助農民的，國民黨來不利農民。一般人民對我紀律嚴明及生活艱苦有好感，外縣人到哈市，傳布我軍好處多，不滿者少。”
1946年3月上旬，蘇聯紅軍開始從沈陽及其附近地區撤兵，如期在4月底撤完。這樣，東北戰場完全形成國共雙方對峙和交鋒的局面。當時國共之間的和平談判仍在繼續，沒有完全破裂。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返國述職后將回中國。蘇聯一度向東北局表示：如能在四平以南解決問題，3市(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自是你們的。中共中央對達成和平協議仍抱有期待，認為東北停戰有可能很快實現，希望東北前方能不惜犧牲，打一兩個勝仗，以便在談判時處于更加有利地位。如果在和平協議達成時控制的地區多一些，這些地區就可能保存下來。
在這種形勢下，東北局制定了《關于東北大會戰的布署》。在前方，堅決進行本溪、四平保衛戰。要求在一段時間內堅守四平街，甚至一度提出“化四平街為馬德里”、“死守四平、寸土必爭”這樣的口號。在后方，必須在蘇軍撤退后一二日內控制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1946年3月的一天，陳云頂著呼嘯的北風，乘坐一輛大卡車來到359旅駐地。據359旅旅長劉轉連回憶：陳云講到，東北的斗爭，對全國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毛主席在1945年12月關于建設東北根據地的指示中指出，只有“讓開大路，占領兩廂”，把東北工作的重心放在離國民黨占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農村，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搞好土改，才能有充足的兵源和物資支前。東北是工業集中和發達地區，如果我們奪取了東北，就可以利用東北的工業支援全國的解放戰爭。關于解放哈爾濱，陳云說，蘇軍很快就要撤退了，蔣介石對東北的大城市都想占。蘇軍撤退后，我們占領哈爾濱要做兩手準備：一是打后占領;二是小打或不打而占領，軍隊本身應該做打的準備，而且要做好打的充分準備。這樣我們就有了充分的把握爭取勝利，絕不給隱藏在哈爾濱的國民黨地下軍以可乘之機。
解放哈爾濱是直接在北滿分局領導下進行的，359旅主力及松江主力擔任占領哈爾濱之任務。4月初，以359旅司令部、政治部為基礎，建立了臨時指揮部。松江軍區司令員李天佑任總指揮，359旅旅長劉轉連任副總指揮。359旅及松江部隊共1.2萬多人陸續進到哈爾濱市郊，從北安調來1300人在松花江北岸的松浦集結。哈爾濱市10個市區，民主聯軍已進駐7個區。只有南崗、道里、道外3個區因蘇軍未撤尚未進去。在哈爾濱市的國民黨接收大員，國民黨哈爾濱市市長楊綽庵、國民黨東北行營參謀長董彥平等人，提出保留國民黨政府的要求，遭到中共北滿分局的拒絕。這些國民黨接收大員于4月25日隨蘇軍撤退，逃往海參崴，再取道逃回國民黨統治區。但國民黨在哈爾濱市的所謂正規軍、護路軍、警察和形形色色由國民黨委任、打著中央招牌拼湊起來的政治土匪，共有5000余人，決心同民主聯軍爭奪哈爾濱。如所謂的“中央先遣軍第五戰區”總指揮曹興武，獲得蘇軍即將撤離哈爾濱的消息后，即刻決定4月21日拂曉4時開進哈爾濱。但哈爾濱周邊各縣和哈爾濱的10個區中的7個區已被民主聯軍控制。曹興武占領哈爾濱的陰謀破滅。在大勢已去的形勢逼迫下，曹興武于27日到哈南軍分區談判。談判中，曹以“部隊分散，槍械不易集中”為借口拖延時間，保存實力，不肯投降。哈南軍分區當即將曹興武及其部下30余名匪首扣留。
根據哈爾濱市的敵情和社會情況，4月25日至27日，李天佑和劉轉連先后對哈爾濱周圍及市內一些地方進行了現場偵察。決定進攻哈市的主要方向在哈市的南面。因那里地勢比較好，對進攻有利，中間沒有大的江汊子、橋梁等障礙，有一條主要公路直接通向南崗，指揮、通信聯絡比較方便。并告訴部隊，南崗是哈爾濱的軍事高地，道里要保護好工商業，道外人口稠密要維護秩序，同時注意保護火車站、碼頭、橋梁、發電廠、自來水廠、面粉加工廠的安全。
4月28日拂曉5時，進攻開始了。民主聯軍迅速占領了指定目標。前進途中，只在南崗和道外個別地方遇到小股敵人的抵抗和暗槍射擊，迅速將其殲滅。民主聯軍比較順利地解放了哈爾濱。抓獲國民黨軍、警、特、匪5000多人，收繳長短槍2680支、機槍39挺、子彈5000多發、馬650匹。民主聯軍特別注意俘虜政策，國民黨地下軍一部分頭面人物被俘虜后，沒有房子住就進了旅館，而民主聯軍一些部隊在解放哈爾濱的第一天露宿街頭。
4月18日，東北民主聯軍展開四平保衛戰。5月14日，四平戰局發生重大變化，國民黨軍在東北的精銳主力幾乎傾巢出動。18日晚，林彪在東北民主聯軍處于嚴重不利局勢下斷然下令撤出四平街。國民黨軍隊占領四平街后，進占長春，大有一舉吞下全東北之勢。這時民主聯軍也做了撤出哈爾濱的準備，并得到中共中央批準。據解放哈爾濱后的第一任市長劉達(原為陳云秘書)說，在1946年端午節前兩三天，陳云通知我隨他一起撤走。我認為應隨衛戍部隊最后撤離哈爾濱。陳云告訴我，這是林彪的意見，你必須照辦。原來民主聯軍解放長春時，活捉了國民黨長春市市長，造成很大的影響。林彪怕哈爾濱市長被國民黨軍隊抓獲，影響士氣。劉達不得已，出了個市政府端午節放假3天的布告，等待隨陳云撤退。
后來東北民主聯軍在長春以北伏擊殲敵兩個精銳團，國民黨軍氣勢稍減，縮回長春，只派少數部隊在陶賴昭與民主聯軍前哨隔江對峙。蔣介石為了在關內集中兵力大打，又深感在東北的兵力不足，難奪哈爾濱，不得不同意東北停戰進行談判。6月6日，國共雙方下令，自6月7日中午起東北停戰15天。后來，東北停戰延續了4個月。此后直到1947年上半年，東北局曾數度準備放棄哈爾濱。在取得三下江南、四保臨江和1947年夏季攻勢的勝利之后，哈爾濱的形勢才徹底轉危為安，成為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后唯一沒被國民黨軍隊占領過的大城市。
管理大城市
由于中國共產黨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的絕大多數人長期處在農村環境中，對城市工作十分陌生。哈爾濱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長劉達說，管理像哈爾濱這樣的大城市，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其實早在哈爾濱解放前夕，陳云就要求解放哈爾濱的主力部隊359旅：“部隊占領哈爾濱后，除了堅決打擊日偽殘余和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活動、維持社會秩序，保障水電供應，保衛城市的安定外，沒有直接接管企業的任務。主要目的是避免混亂和大的波動。不要我們一進城，什么都想管，外行領導內行，把人家換下來，自己還管不好。哈爾濱有像老巴奪、秋林公司那樣的大工廠、大商店，從生產到服務各行各業都有，糧、油、酒等樣樣具備。戰爭還在進行，要保護好城市的安全。”為了在進占哈爾濱市之前嚴整部隊紀律，除要求加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外，陳云同北滿軍區政治部主任鐘赤兵還擬定入城紀律細則，要求各部立即在部隊中進行教育。為了完整迅速地接收哈爾濱市，根據當時接收城市干部很少的實際情況，還制定了“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經陳云批準，哈爾濱市政府成立之初，任命了一批民主人士擔任市政府的局長，還請了發電廠的主持人、自來水廠的工程師、消防隊隊長3位蘇聯僑民參加市政府的技術工作。陳云這些接收管理大城市的思想是富有遠見的，它對以后(特別是解放戰爭后期)的大城市接管工作，有著重要指導意義。
1946年5月18日晚，東北民主聯軍主動撤出四平街，結束了進行一個多月的四平街保衛戰，并決定放棄長春、吉林，將主力轉移到松花江以北。中共中央東北局于5月21日由長春遷到哈爾濱。國民黨軍隊在5月22日進占長春，5月28日又進占吉林，逐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大有繼續北犯之勢，形勢異常嚴重。這是哈爾濱解放后最危險、最困難的時刻。當時北滿的軍需民用十分艱難，尤其在準備撤退時，人心動蕩，不僅敵特乘機造謠惑眾，還出現了機關、部隊因自籌給養隨便抓人、清算的現象。面對這種混亂局面，彭真親自兼任城市工作部部長。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共哈爾濱市委連續制定了哈爾濱市工作的決定和方針;明確提出，不論哈爾濱能否確保或保持時間長短，除一面把應該運走的物資迅速運走外，對廣大市民生活有重大影響的市政設施仍須作長期打算，不得破壞。“籌款事項均統一于市政府，其余任何機關、部隊都不準籌款、清算及沒收私人物資”;“成立軍警聯合稽查處以整頓軍紀，維持秩序，約束違法行為，嚴禁隨便捕人”。還提出了哈市的首要任務是放手發動群眾，“在群眾翻身運動中同時必須注意提高政權的威信，使自上而下的立法與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連成一氣，必須嚴格注意法治精神，用法治來具體表現民主政治”;“保護、恢復與發展工商業”。這些重要決策對保持哈爾濱的穩定，對哈爾濱城市根據地的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顯示了，在大敵當前的危難時刻，彭真臨危不懼，以對人民負責的精神，積極探索管理大城市的道路。
然而探索管理大城市的道路并不一帆風順，充滿了荊棘。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鐘子云回憶，一些從老根據地來的同志，由于看問題的方法和角度不同，思想認識不一致，一進城就在城市政策上產生了分歧。這些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進城后是組織市民以搞生產為主，還是以搞清算斗爭為主?以生產為主帶動政治斗爭，還是為了斗爭而斗爭?這是爭論的焦點。一開始就在市委內部不一致，搞民運工作的同志主張進城后就得放手發動群眾，進行清算斗爭，把農村中搞土改的方法運用到城市中來。我們主張先抓生產，在恢復生產的基礎上再逐步搞清算，因為政權在我們手里。那時我們在北滿有十幾萬人，赤手空拳，什么也沒有，靠印鈔票、發公債過日子，但票子怎樣收回呢?如果我們不發展生產，靠發票子，時間長了，很難維持下去。
(二)對采取什么方法進行清算，也有分歧。有主張一轟而起，把群眾發動起來進行清算，并說大膽放手就是政策。我們主張先把情況搞清楚，做調查研究，該清算什么，不該清算什么。當時市委向各區派了工作隊。在派工作隊的問題上，認識和行動也不甚一致。
(三)對偽滿時期留下來的舊的政權機構是暫時保存，還是徹底摧毀?主張徹底摧毀舊政權的同志，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講過這方面的問題，要根據巴黎公社原則辦，列寧也說過對于舊政權要徹底砸爛。我們認為，進城后不能把社會秩序都打亂，都打亂了，那不就變成無政府狀態了?除了公安、財務以外，其他一律維護現狀。公安機關徹底改組，我們把它重新組織。但是，其他市政機構，如市政建設、公共衛生、郵電交通等，不能采取簡單的辦法一切都打碎。當時我們對區以上的政權機構，區長、局長一級的干部，大部分都換了。下面的干部沒有動，先留用。但是有的同志主張一層一層地徹底解散，什么都砸爛。
(四)對民族工商業政策，是采取保護它們盡快恢復生產，在生產中逐步改善廣大職工的經濟和政治生活條件，還是以斗爭為主，先斗爭，等斗爭結束了再來抓生產?在這方面，也有不同看法。
(五)允許不允許農民進城抓逃亡地主和搞清算斗爭?當時農村地主逃亡到城市的不少。農民來抓逃亡地主，我們認為是必須的，但要通過公安和衛戍機關進行，由公安、衛戍機關拘留，再交給農民，不能讓農民進城來直接抓逃亡地主和搞清算斗爭。至于市內的民族工商業資本家兼地主則按照土地法，在城里的工商業部分不準侵犯，只允許農民清算在農村的土地及其浮財。當時有些農民的口號是清算剝削。這就不光是清算農村的地主、富農的剝削，還要清算民族工商業剝削的那一部分。以上就是市委內部和外部主要爭論的問題。
如果按照有些同志的主張去辦，那時只要一放手，整個哈爾濱市3天就能搞光，城市經濟就要受到極大的破壞，這就是個大問題。當時哈爾濱號稱近百萬人口，不光要吃飯，還要支援戰爭，如軍工生產、醫藥衛生、收容俘虜、遣送日僑日俘、訓練民兵、安置傷員等等。哈爾濱是北滿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我黨領導下的第一個大城市，所以正確執行黨的城市政策特別重要。
為全面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彭真從哈爾濱市經濟極端困難的實際出發，為了解決資金、設備、技術力量和就業等一系列難題，在1946年8月16日的東北各省聯席會議上，提出必須堅決保護民族工商業資本，“中國今天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太少，因而今天對于資本主義生產不是摧毀而是幫助與發展。”在處理勞資關系上提出，“一方面應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要保證工商業應合法經營與有利可圖。”在哈市工人訓練班和工代會上，他還一再深入淺出地解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只能“吃蛋”、不能“吃雞”的道理，以啟發工人積極分子的階級覺悟和政策水平。
哈爾濱解放后第一任市長劉達說，我們進城后，整個哈爾濱的經濟處于日漸衰退的情勢之中。工廠、商店停業，工人、店員失業的很多。當時，哈爾濱的糧食、燃料、動力都很緊張，物價上漲很快。進城不久，為了支持哈爾濱的制粉業、制油業恢復生產，市政府發放貸款，提供原料。哈爾濱當時有13家較大的油坊，我都去過。到1946年底，油坊相繼復工，日產豆油達19噸。包銷、加工、訂貨的作法是從哈爾濱開始的。比如油坊沒有原料，政府給原料，油、餅歸政府出售。產品包銷是從老巴奪煙廠開始的。全國解放前夕，陳云同志找一些人總結過這方面的經驗，對其他大城市很有參考價值。
1946年9月2日，東北銀行遷到哈爾濱，發行東北流通券，開始老百姓不認，在市場無法流通。有的人散布說，共產黨是兔子尾巴——長不了，許多人都不相信共產黨能治理好城市，能站住腳。市長劉達就找陳云，請示把沒收的敵偽財產和軍隊的糧食、食鹽給市政府一部分，辦個“民生公司”，賣這些東西，專收東北流通券。后來糧食、煤炭源源不斷運到哈爾濱，東北流通券才逐漸穩定下來。
當時一些有錢的人囤積金子，做黃金的投機生意，使金銀首飾的價格波動很大，擾亂了市場。劉達找了一些人調查黃金市場的情況，了解到哈爾濱黃金市場最多賣出2萬兩就可把票子吸干。當時東北銀行存有4萬多兩黃金，下決心拋出2萬兩。東北銀行每日掛牌定價，公開出售黃金。那時人們買漲不買跌，黃金越漲價越買，價格逐天漲，買的人就越多，東北銀行敞開賣。賣到一萬七八千兩就落價了，而且落得很快。原來搶購黃金的人又爭先恐后地拋賣黃金，不到一個月東北銀行賣出的金子又都買回來了，還掙了錢。這么搞了兩次，做黃金投機生意的人就不在黃金上打主意了。
1947年5月，李富春由西滿調到東北局主管財經、后勤工作的同時，負責哈爾濱市的領導工作。他一到哈爾濱，就注意到城市工作同農村工作的顯著區別，絕不能把過去在農村工作中的許多做法搬到城市里來，強調一定要保護城市、保護工商業。1947年7月初，東北局為了進一步推動土改運動，發出了《關于挖財寶的指示》，要求各地開展“砍大樹”(斗倒地主惡霸)、“挖財寶”(地主隱藏的槍支、糧食、牲畜、衣服和金銀財寶等)。一天，哈爾濱市市長劉達來找李富春說，松江省委一位領導找我們問：“哈爾濱能挖出多少財寶?”劉達回答：“資本家和地主不同，可能挖不出多少。”隨之，這位領導同志要劉達準備三四百人的住房，已選好了幾百土改農民來哈爾濱市挖財寶。劉達未表示可否就離開了，立即去向李富春匯報說：“我請求辭職，因為有幾百農民要來哈爾濱挖財寶。”李富春說：“你不要辭職，這個問題我召開東北局會議解決。”大約第二天，李富春召開了東北局在哈委員會議，并要哈爾濱市委常委列席。經過一番熱烈討論，終于否決了農民進城挖財寶這個行動，保護了哈爾濱的工商業。這是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果斷決定。劉達后來說：“如果當時不是富春同志出面制止，任何人都難以阻止一場大紊亂的發生，影響也難以料及。”
1947年5月，王稼祥病愈從蘇聯回國，到哈爾濱任東北局委員、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主要管哈爾濱市的工作。王稼祥平時沉默寡言，長于調查研究，善于思考問題。他從各方面了解情況以后，支持哈爾濱市委、市政府的意見和工作。哈爾濱市委書記鐘子云記得由于王稼祥態度明確，使哈爾濱市委、市政府執行城市政策更有信心。王稼祥認為，進城后一定要首先抓生產，組織市民搞生產，不能首先搞斗爭不抓生產;對舊政權的改造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地，不能徹底砸爛，不能影響城市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社會生活、公共衛生、城市交通都要保持正常，不能妨礙生產、妨礙支援戰爭;農民進城要有個限制，不能讓他自己抓人，工商業資本家按土地法規定，農村財產交農民分配，城市財產不能動。有一次，哈爾濱市長劉達在三聯書店的櫥窗里，發現陳列著佳木斯市斗爭知識分子的大幅照片，覺得這是違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事件，立刻向王稼祥匯報。后來很快就把照片撤掉了。
1948年1月，陳云從南滿回到哈爾濱。3月，陳云明確提出東北全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移。這比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提出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整整早了一年。當時，東北除沈陽、錦州、長春及其周圍共12座城市尚被國民黨等占領外，其余140余座城市都先后獲得解放。陳云在東北局討論城市工作的會議上指出，城市工作有兩點要在干部思想上搞清楚：一是“現在城市與過去不同了”。過去敵人是戰略進攻，我們是戰略防御，現在戰爭形勢改變了，我們占領的地區越來越大，城市作用也大得多;二是城市工作主要是抓生產。陳云的講話既點明了新形勢下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了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務是抓生產，實際上又批評了前段時間城市工作中“左”的做法。
為了總結城市工作的新經驗，王稼祥起草了《城市工作大綱》。陳云稱贊這個大綱“很有用處”。
1949年3月，李富春作為東北方面主要負責人出席了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李富春在全會發言中，著重談了工作重心轉變中如何開展城市工作的問題。他回顧哈爾濱、沈陽等城市工作經驗，毫不猶豫地說，我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階級”。根本不要提什么貧民問題，因為貧民中還包括流氓、娼妓、游民、游勇。接收城市后如何管理城市?李富春說：“管理城市，主要是組織生產和組織分配。進城后開始組織生產，談不上計劃，首先是復工。按現在的原料和條件，有飯吃就好了，訂計劃是下一步的事。”“城市必需品，即糧食、煤炭和棉花，需要量很大，要努力做到保證供應和合理分配。”李富春還就如何對待私人工商業、手工業和攤販，如何處理財政問題、工資問題、穩定物價和穩定貨幣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李富春的發言，緊扣全會主題，切合實際，條理分明，給與會者很大的啟發。
籌備新政協
革命根據地不僅支持了革命戰爭，還孕育了共和國的雛形。為創建新中國，中共中央代表和民主人士一道在哈爾濱開展了新政協的籌備活動。
解放戰爭的第二年即1947年6月，劉鄧大軍強渡黃河打到外線，揭開了戰略進攻序幕。同時期的東北戰場，東北民主聯軍發動夏季攻勢，把戰爭推進到戰略進攻階段。同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響亮地提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由于蔣介石政府的殘酷迫害，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人士紛紛避往香港。1948年1月，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民盟不顧國民黨政府宣布為“非法團體”，在香港恢復組織;其他各民主黨派，如民建、民進、農工黨、九三學社、致公黨、臺盟等也紛紛發表聲明，明確表示參加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種種跡象表明，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1948年3月，中共中央在轉戰陜北一年后東渡黃河，于4月11日來到了晉察冀邊區黨政軍領導機關所在地一一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4月30日毛澤東在城南莊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出席會議。當日中共中央頒布“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第二天即5月1日，毛澤東致信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和在港主持盟務的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兩位先生，明確提出政治協商“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
為什么當時中共中央決定在哈爾濱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呢?
早在抗戰勝利前夜，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說：“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么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這是一個戰略大思路。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循著這條思路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布局。
1948年4月，當時全國各解放區相比較，唯有東北解放區背靠蘇聯，只在西南一個方向與國民黨軍隊作戰，完全沒有后顧之憂，這種情勢人稱“背靠沙發”。哈爾濱又是東北局駐地。而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在遼沈戰役將近尾聲的時候，蔣介石曾親自飛到北平，同傅作義密商，策劃集中第九十四軍、新編第二軍，配備汽車400輛，炸藥100噸，組成快速部隊，準備以突然的行動，經保定偷襲石家莊，直抄中共中央所在地。一度造成十分緊急態勢。
哈爾濱有便捷的交通條件，是歐亞大陸橋的橋頭堡。哈爾濱是中東鐵路的樞紐車站，中東鐵路和蘇聯西伯利亞大鐵路相連，便把哈爾濱與蘇聯和歐洲大陸聯在了一起，與海路相比大大縮短了中國到歐洲的時間。歷史上，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力量進行接觸，建立密切聯系，幫助中國建黨，主要通過中東鐵路經哈爾濱到關內各地。中國共產黨建立后，從1921年11月至1924年5月間，路經哈爾濱去蘇俄的中國共產黨人有三四十人。其中著名的有：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張國燾、王盡美、鄧恩銘、高君宇、鄧培、林育南、夏曦等;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第五次和第二次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的陳獨秀、劉仁靜、王俊、李大釗、王荷波、彭述之和劉清揚等。1928年6月，黨中央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召開。黨中央還派在中央婦委工作的楊之華(瞿秋白夫人)帶著女兒到哈爾濱，協助哈爾濱的地下黨組織擔負起接送來哈的“六大”代表。周恩來和鄧穎超就是到哈爾濱后乘火車再到滿洲里，進入蘇聯境內的。
“五一口號”發布后，得到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如何把滯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區來共同商議召開新政協，周恩來曾試探開辟自歐洲到蘇聯再轉赴哈爾濱的路線，但未能在短期內打通。1948年初秋，周恩來曾經電告在香港的潘漢年設法與港方交涉。潘漢年通過民主同盟的薩空了，去找香港當局指定與中共中央及民主黨派聯系的香港大學校長施樂斯。施樂斯對民主黨派主要負責人李濟深、沈鈞儒要從香港去倫敦轉經蘇聯到中國東北解放區一事請示港督，港督表示對這件事做不了主，他要請示倫敦英國政府，且要較長的時間才能答復。施樂斯語意搪塞，態度敷衍。因此，周恩來決定在港民主人士不走這條路線，改走香港到朝鮮羅津或大連等航道來完成迎民主人士到解放區這項重要又機密的任務。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都是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錢之光在接送工作準備完成后，立即向中央作了報告。周恩來復電同意了行動計劃，并指示“這是第一批，出發后有什么情況要隨時報告”。經過8天海上航行到達離我國圖們市很近的朝鮮羅津港后，東北局副書記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專程前去迎接，于9月29日安抵哈爾濱。
經蘇聯到哈爾濱的民主人士也不乏其人。在倫敦出席世界工聯會議的朱學范，就經歐洲大陸到蘇聯莫斯科，再坐通往西伯利亞的火車進入東北解放區，1948年2月28日到達哈爾濱。在美國的馮玉祥將軍決心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回國出席新政協，于1948年7月31日攜家人登上蘇聯“勝利號”客輪，踏上歸國旅途。不幸在黑海航行途中輪船突然起火，搶救不及，馮玉祥遇難。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帶著馮玉祥將軍的骨灰，在11月2日經蘇聯抵達哈爾濱。
在哈爾濱籌備新政協活動取得的最大成果是達成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這是籌備新政協的第一個正式文件。這個協議是周恩來1948年10月8日在西柏坡擬定成草案，經毛澤東審改后，以中共中央名義致電高崗、李富春并東北局，發去《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高、李為中共中央代表，就文件中提到的新政協諸問題，約在哈爾濱的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朱學范會議協商，“他們如有不明了之處，你們應善為解釋。”與此同時，周恩來到距離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只5里的李家莊，和中央統戰部一起，就新政協的問題同在李家莊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進行了會談協商。黨中央還把周恩來起草的草案電發到各地，廣泛征求各方面民主人士的意見。
在哈爾濱參加協商的朱學范回憶，在討論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問題時，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區陷入完全崩潰的地步，美國竭力策劃和推行“中間路線”的活動，在一些民主黨派人士中也有所反映。他們只主張打倒蔣介石、幻想不推翻整個國民黨統治。因此，在討論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問題時，對由誰負責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應包括哪些人、民主聯合政府組成等問題意見不一，所以很需要多多交換意見。1948年10月21日、23日，中共中央東北局高崗、李富春同已在哈爾濱的各民主黨派的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和我會談，對《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交換了初步意見。中共方面及時地把磋商情況，電告香港的李濟深、何香凝，征求意見。11月李德全也經過歐洲來到哈爾濱，受到了熱烈歡迎。11月25日，這是一個使我難忘的日子，是籌備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個關鍵時刻。高崗、李富春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在哈爾濱的各民主黨派人士會商，達成《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決定由中國共產黨及贊成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23個單位的代表組成新政協籌備會，確定了新政協的任務是制定共同綱領，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央人民政府。我積極參加了這次會談。
在哈爾濱籌備新政協的協商活動中，還涉及到一個極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建國的程序。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說的建國程序是“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也就是說建國程序是三步曲：政協——人大——政府。1948年10月下旬，在哈爾濱的民主人士章伯鈞、蔡廷鍇向中共提出：“新政協即等于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即可產生臨時中央政府，現在對內對外均需要，待全國統一后，再成立正式的。”周恩來立即接受這個建議，11月3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崗、李富春電：“依據目前形勢的發展，臨時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經全國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即徑由新政協會議產生。”因此，“應多邀請一些尚能與我們合作的中間人士，甚至個別的中間偏右乃至本來與統治階級有聯系而現在可能影響他擁護聯合政府的分子，以擴大統戰面”。在哈爾濱的新政協籌備活動中，確實對建國程序進行了協商，這從在哈爾濱達成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中也看得出來：“關于如何建立臨時中央政府即民主聯合政府(即由新政協產生或由人民代表會議產生)問題及憲法草案問題，先行交換意見，留待籌備會討論解決。”據章伯鈞說，民主人士既有人主張由政協直接產生聯合政府，也有人建議仍采取政協——人大——政府的建國程序，沒能取得一致，但都建議建國程序由中共考慮決定。所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講：“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表明了黨中央的態度。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還批準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在1949年6月新政協籌備會成立的會上，秘書長李維漢和林伯渠(李維漢任新政協籌備會秘書長不久，因腿疾住院，秘書長由林伯渠代理)。先后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要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在本質上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至此，建國程序完成了由三步曲(政協——人大——政府)到二步走(政協——政府)的轉變。新政協被賦予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由于解放戰爭的迅速勝利，新政協最終在北平召開。新政協在哈爾濱的籌備活動，是新政協邁出的重要的關鍵的第一步。
解放戰爭中的哈爾濱篇2
哈爾濱是在蘇聯紅軍撤走回國，國民黨接收大員隨之逃離，哈市各界人士邀請東北民主聯軍進城而解放的。東北民主聯軍進城前，除進行紀律教育外，還針對哈爾濱這座北滿地區最大城市的特點，從各方面做了準備。陳云同志指示部隊干部：隊伍進城后，要維持秩序，穩定市民生活，但不要工礦企業等什么都接收，要對指戰員做有關政策的教育。后來，陳云同志把接管哈爾濱的經驗總結為“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就地封存，先接后用”，在我軍接管沈陽和其它大城市過程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支援東北和全國解放
哈爾濱作為解放戰爭時期戰略大后方的中心城市，利用其較為發達的鐵路及工商業資源，充分發揮其東北解放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全力支援前線。
在人力方面，在解放戰爭的三年里，哈市共有5次大規模的招兵活動，參加人數達23000人。從1947年1月到1948年夏、秋、冬攻勢，哈市各級政府先后派出馬車1279輛，組織擔架隊員、汽車司機、醫護人員和前線工作團共28000人支援前線。在四平戰役中，哈市承擔了2700名傷病員的任務，動員73名醫生和248名護士承擔救護工作。在三下江南和夏、秋、冬攻勢中，哈市組織了10批共19個醫療隊320名醫護人員，分赴后方戰勤醫院救護傷病員。在遼沈戰役中，哈市組建了以衛生局長張柏巖為首的戰地醫療隊，全隊87名醫務人員，分成6個手術組，在極其危險的前線，先后做了2400例手術。
在物資方面，哈市向前線提供了大量的棉衣、布鞋、糧食等軍需物資。自1947年至1948年，哈市共生產單軍服64萬套，棉軍服47萬套，棉大衣46萬件，棉皮鞋40萬雙，夾皮鞋7萬雙，棉皮帽76萬頂。在軍工產品方面的貢獻更為突出。哈市政府在“一切為了前線”的號召下，克服困難，組織機關企業，采取相應措施，在很短的時間內，生產出大量槍炮，有力地支援了前線。
隨著解放戰爭勝利的腳步，哈爾濱市根據中央的決定，抽調大批干部南下，接收并管理一些剛剛解放的大中城市。從1948年至1949年9月，哈爾濱市多批干部南下。據市委組織部統計，僅1949年就派出干部1367名。
各項事業的試點區
“4·28”哈爾濱解放后，黨開始改造、管理、建設這座城市，在這一過程中，摸索和掌握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經驗和教訓。
在管理城市方面，黨首先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哈市剛解放時，社會秩序較亂，市委召開會議，決定“市政府是哈市最高行政機關”，對舊政府機構進行改造。為了充分發揚民主，團結哈市各階層人士參加政權工作，還召開了哈市臨時參政會。臨時參政會，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體制下政權建設的一種嘗試，是民主政治的先聲。
在建立各級政權的同時，黨領導了反奸清算斗爭，搜捕了一批日偽漢奸，使哈市形勢日趨穩定，為各項事業的開展提供了保證。
在哈市經濟恢復過程中，首先把交通、供電、供水、通訊事業放在首位，使幾乎癱瘓的城市恢復了生機。為穩定物價，保證生活必需品，成立了國營東興、民生兩大公司，加強金融市場的管理，統一貨幣，保護民族工商業，促進生產的發展。實施了工人分紅制，避免和制止工運對工商業的沖擊。給予貸款扶持，采取加工定貨、代購代銷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扶持工商業的發展。
新中國各條戰線中的許多政策，都可以在哈爾濱找到它的影子。哈爾濱在解放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深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