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意思是疫病的發生和蔓延。疫是形聲兼會意字,疒(nè)為形,役(省略彳)為聲,役也表意,役指服兵役、勞役者,疫指服役的人患的疾病,即傳染病。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論我國新冠疫情下的貨幣政策的文章3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篇一】論我國新冠疫情下的貨幣政策
成效明顯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總體目標高度一致，精準聚焦實現穩定經濟發展、保居民就業等目標；二是措施層面形成合力，強化對特定領域尤其疫情防控、小微企業等方面支持。兩大政策相互配合，協同發力，以“兩統籌”奪取“雙勝利”。
（一）專項額度搭配財稅支持，保障常態化疫情防控需要。人民銀行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精準滴灌，分三批次增加1.8萬億元再貸款再貼現額度，支持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其中3000億元專項再貸款配套財政貼息后，企業實際承擔利率僅為1.25%，有效保障了疫情防控相關物資的供給。同時，財政部門安排資金用于物資采購、救治補助，給予疫情防控重點企業稅收優惠，并通過新增赤字和特別國債資金助力常態化疫情防控。截至10月末，中央財政直達資金1.7萬億元已基本下達到位，地方實際支出近1.2萬億元。
（二）貨幣供給輔以直達工具，緩解受困企業資金壓力。為緩解疫情對實體企業資金鏈的沖擊，人民銀行通過降準、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和公開市場操作，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支持貨幣信貸合理增長。10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10.5%，增速較上年同期提高2.1個百分點；人民幣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2.9%，增速較上年同期提高0.5個百分點。同時，人民銀行會同財政部共同設立特定目的工具（SPV）,運用中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貸款兩項直達工具精準紓解中小微企業資金壓力。以江蘇省為例，截至10月末，銀行機構普惠小微信用貸款比年初新增1120億元，占普惠小微新增貸款的29.7%；6~10月實施階段性延期償還的普惠小微貸款本金1763億元，平均延期率為56.6%。
（三）利率下行疊加財稅優惠，有效降低企業經營成本。一方面，人民銀行積極推動引導市場利率平穩下行，企業融資成本同比明顯下降。如10月，江蘇省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貼現利率、債務融資工具平均發行利率分別為5.32%、3.00%、3.46%，同比分別下降42個、61個、95個BP；另一方面，財稅部門出臺社保費、增值稅減免等減稅降費政策，并給予企業各類形式補貼，如安排專項資金補助文旅企業，實施困難企業失業保險穩崗返還，減免承租國有房屋企業房租等，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經營壓力，降低了經營成本。
（四）擴大投資結合提振消費，促進社會需求逐步回升。投資方面，在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貨幣政策有效配合下，財政政策安排中央預算資金、新增專項債券、部分特別國債用于加大政府投資力度。其中，截至10月末，新增專項債券發行規模同比增長66.5%，主要投向基建領域。消費方面，人民銀行加強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批零住餐、旅游文化等消費型行業的金融支持，財稅部門出臺車購稅、購車補貼等鼓勵汽車消費的優惠政策，多地向居民發放消費券，如江蘇省各地累計發放消費券超過27億元，有力推動了餐飲、零售、文旅等服務行業的復蘇。
仍待優化
（一）金融業稅收優惠執行標準、支持力度存在提優空間，與小微金融服務政策的配合有待加強。稅收優惠政策在促進金融支持小微企業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小微企業貸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稅方面，銀行享受政策必須達到的政策條件可適當放寬；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方面，存款保險費稅前扣除上限在存款保險費率標準變動后沒有及時調整，導致相當一部分中小銀行繳納保費無法全部扣除。小微金融服務相關稅收優惠力度有待加強。
（二）疫情背景下中小銀行資本金不足問題顯現，政府專項債券補充銀行資本金機制亟待健全。疫情以來，中小銀行資產質量、利潤增長等承受較大壓力，由于補充渠道有限，資本金不足情況明顯，制約其服務中小微企業的能力和水平，亟須探索資本補充新渠道。雖然政策已允許專項債券通過增資擴股、認購可轉債等方式補充當地中小銀行資本金，但相關配套機制還需進一步健全。如目前尚未出臺規定補充銀行資本金專項債券預算、發行、使用、償還、監管的政策文件，專項債券認購可轉債或增資擴股等均缺乏具體實施細則，在可轉債定向認購并轉股、專項債券到期股權退出、確保收益覆蓋融資成本等關鍵環節，仍需探索可行合規的操作方式。
（三）財政投融資在投資績效管理、基建投資結構、民間資本引導等方面仍需完善，影響政策配合拉動投資的效果。當前形勢下擴大政府投資對促進經濟穩定復蘇具有重要意義，但覆蓋項目投向、運營管理、風險收益等全方位的政府投資績效管理體系尚未完全形成，對政府有效投資的保障度不夠高。少數政府投資基金及專項債券存在資金沉淀項目賬戶、未形成實際支出的情況，導致資金使用效益較低，政府融資成本增加。在政府投資結構中，現有投資仍以傳統交通運輸、市政建設為主，新基建投資尚處于初始規劃階段，帶動政府投資總量增加及結構優化的效用不太明顯。此外，民間投資在基建領域占比較低，其中在交運郵政倉儲、水利環保兩大基建領域中占比僅約兩成，反映政府投資撬動民間投資作用有待進一步增強。
對策建議
（一）進一步提升小微金融稅收優惠力度，優化貸款風險分擔機制。擴大小微企業貸款利息免征增值稅政策惠及面，有條件地提高存款保險費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費率。加強財政普惠金融發展專項資金對商業銀行、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在小微企業貸款方面的獎勵補貼、風險分擔，放寬政策享受條件并簡化相關手續。
（二）加快完善中小銀行資本金補充運作機制，增強金融服務能力。持續拓寬中小銀行資本金補充渠道，加快健全專項債券認購可轉債補充資本金的運作機制，形成合法、合規、有效的操作方式。充分評估銀行資產質量、風險狀況，將完善治理、健全內控等作為補充資本金的重要前提，不斷增強其服務中小微企業的能力。
（三）著力提高財政投融資質效，積極引導帶動民間投資。建立健全項目儲備、論證和審核等工作機制，加大對5G網絡、人工智能、數字經濟、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基建領域的投資，做好資金的全流程監管，切實提高資金效益。適當放寬基建投資領域市場準入標準，有序打開民營企業參與基建投資新渠道，充分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
【篇二】論我國新冠疫情下的貨幣政策
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沖擊。為應對這一沖擊，各國央行緊急行動，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包括無限量化寬松、負利率在內的超常規貨幣政策。在這些央行中，我國央行行動迅速，政策精準，堅持短期逆周期調節與長期跨周期引導，既精準施策平抑短期波動，又果斷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營造良好貨幣環境；堅持推進改革創新，推出多項直達工具，以改革創新的辦法疏通貨幣政策傳導；堅持戰略性全局思維，在保障總量適度中，保持后續應對沖擊的政策空間充裕，謀求長短與內外多重均衡。總體來看，我國央行應對疫情沖擊的貨幣政策效果非常明顯，得到社會各界普遍好評，有力助推了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使我國經濟率先步入復蘇。更重要的是，相比各國央行，我國貨幣政策仍處于正常操作空間，政策工具多，回旋余地大，應對能力強，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貨幣政策調控之路。當前，我國貨幣政策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仍錯綜復雜，經濟社會也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如何運用新的發展理念構建新的發展格局是我國貨幣政策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保持穩健貨幣政策大取向，持續推進改革創新，強化政策協同，可能是下一步貨幣政策的具體要求。
我國貨幣政策應對疫情沖擊的成功之處
（一）針對疫情發展不同階段特點精準施策。貨幣政策屬于總量需求管理政策。相較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時滯長，且衰退時期擴張效果不明顯。針對這一問題，新冠肺炎疫情以來，人民銀行并未過度動用傳統貨幣政策工具，而是根據疫情防控階段性要求和工作重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結構化政策精準引導，先后圍繞抗疫保供、復工復產、實體經濟發展等推出了3000億元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5000億元復工復產再貸款再貼現、1萬億元普惠性再貸款再貼現政策。在疫情防控初期，經濟社會生活全面停擺，政策重點放在金融支持抗疫保供上，政策要求是精準、高效。首個精準直達政策工具——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劍指抗疫關鍵環節和核心領域，實行名單制管理，強化跟蹤監督，要求金融機構快速授信、快速放貸。12月2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延續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貸款支持計劃。明確提出，明年一季度要繼續落實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礎上適當延長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場化原則應延盡延，由銀行和企業自主協商確定；將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實施期限由今年底適當延長。
（二）圍繞實體經濟痛點精準引導。與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采用全面量化寬松應對疫情沖擊的做法不同，在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恢復發展過程中，人民銀行始終注重圍繞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痛點、難點，分類施策、精準引導。針對疫情暴發之際的市場恐慌，強化預期引導，綜合使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提供充足流動性，在金融市場春節開市后提供了1.7萬億元的短期流動性，有效穩定了市場預期，維護了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利率平穩運行。針對抗疫保供階段的資金需求和融資難題，強化窗口指導，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及時出臺專項政策激勵，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疫情防控工作的金融支持。在疫情沖擊最為嚴重的1至4月，全國人民幣貸款新增8.8萬億元，同比多增近2萬億元；4月末，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分別為11.1%和12%，均較上年末有較大提高。針對疫情影響較深的中小微企業這一痛點，與財稅、監管政策協同發力，引導金融機構不盲目抽貸、斷貸、壓貸，對有還款困難的企業貸款予以展期或續貸，適當下調貸款利率，增加信用貸款和中長期貸款，降低擔保和再擔保費用。前3季度普惠小微企業融資新增3萬億元，同比多增1.2萬億元；新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利率較去年全年下降0.82個百分點。圍繞經濟社會恢復發展的重點環節，綜合使用窗口指導、信貸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等，引導加大對制造業、基礎設施領域的資金支持，前3季度制造業中長期貸款同比多增6362億元，基礎設施中長期貸款同比多增8408億元。
（三）創新結構性直達工具，疏通傳導渠道。結構性工具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創新。在使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引導結構調整方面，我國很早就開始了相關探索和實踐。從中央銀行對農村信用社再貸款的早期實踐，到支農、支小、抵押補充貸款、扶貧再貸款等定向再貸款支持特定領域發展，以及近年來普遍使用的定向降準增加“三農”、小微融資支持等，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在推動提升小微、民營企業金融服務方面取得積極成效。2019年我國普惠小微貸款增加2.1萬億元，是上年的1.7倍，同比增長26.4%。與以往歷次應對危機的響應不同，也有別于發達經濟體，在應對本輪疫情沖擊時，人民銀行注重賦予傳統工具新的功能，更加注重創設并運用結構性工具，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梗阻。疫情以來，人民銀行大量使用輿情溝通開展預期引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媒體見面會頻次明顯增多，與市場溝通和解讀的深度明顯提升，更為重要的是，逐步將預期引導從前瞻性指引功能發展為結構引導功能，通過輿情溝通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關鍵和核心領域以及疫情影響較深領域的金融支持。疫情暴發之際，迅速創設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精準直達疫情防控領域方方面面，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阻擊戰。隨著疫情防控形勢逐步趨于穩定，根據復工復產階段性特點，又推出專項再貸款再貼現政策以及貸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兩項直達工具。與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相比，這些創新直達工具指向精準，作用直接，政策時滯更短，應對突發沖擊的效果更優。今年6至10月，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共對111萬戶、9010億元普惠小微貸款實施展期；3至10月，全國1至5級地方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發放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1.15萬億元。
（四）留有余地，始終把握主動權。在保持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必要托舉時，今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取向總體穩健。從縱向看，我國應對疫情沖擊的寬松力度遠低于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時的力度，2008年底開始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至2010年底，我國廣義貨幣M2增速達到19.7%；從橫向看，本輪應對疫情沖擊中主要經濟體量化寬松力度空前，美國9月末廣義貨幣增速達到了創紀錄的24.1%，10月、11月進一步升高至24.2%、25.1%，英國、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愛爾蘭、印度、巴西、埃及、土耳其等國的M2增速也高于我國。在疫情防控形勢趨于穩定后，我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央行中率先從非常時期的短期刺激政策中回歸正常化。7月份以來，我國三大傳統貨幣政策工具處于休眠狀態，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再貸款再貼現利率、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保持穩定，公開市場操作主要配合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流動性管理需要開展，保持凈投放與凈回籠交替態勢；貨幣信貸也從逆周期發力中回歸正常，7月份人民幣貸款增速達到13.2%的高位后逐步回落，11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171.5萬億元，同比增長12.8%，增速比6月末回落0.4個百分點。
遭受此次疫情沖擊時，受制于未正常化的貨幣政策，主要經濟體普遍進入接近零利率和負利率區間，貨幣政策工具“彈藥庫”再次遭受巨大消耗，應對未來不確定性和不利沖擊的政策儲備明顯不足。相比之下，我國在應對本輪沖擊過程中進一步增強了“逆風而行”的空間。一是當前我國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空間充裕。目前我國存款準備金率為6%至11%，高于美聯儲、歐央行、日本央行等接近零的準備金水平，存貸款基準利率、各項再貸款再貼現利率處于合理區間，高于發達經濟體。二是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在本輪應對沖擊中推出的規模有限，同時又創設了多項精準直達工具。三是宏觀審慎政策儲備充足。當前，全球50 余個國家（地區）采用了降低監管標準、放松資本要求以及市場干預等方面的宏觀審慎政策應對疫情沖擊，而我國由于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并未如歐美那樣出現劇烈動蕩，包括銀行體系在內的整個金融體系總體穩定在疫情前的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標準上，截至目前動用的宏觀審慎政策有限。
（五）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相結合，尋求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平衡。低利率政策往往刺激的是房地產部門或股票市場，寬松政策疊加超低利率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金融危機后，美聯儲持續實施量化寬松，過剩的流動性大量涌入金融市場和資產市場，美國股市與房地產價格上漲超前于經濟形勢，出現金融市場脫離實體經濟的非理性繁榮。本輪應對疫情沖擊的寬松貨幣政策在發達經濟體出現了類似的表象，美國、歐盟、英國、日本等疫情沖擊后，經濟出現嚴重衰退，二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折年率暴跌至-32.9%，但股市與房地產市場在遭遇短暫下跌后出現強勁反彈，8月底美股和房價已基本恢復至疫情前水平。認識到貨幣寬松、超低利率往往導致市場主體出現過度風險承擔、增加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在應對本輪疫情沖擊方面，人民銀行既注重實施貨幣政策逆周期發力、精準滴灌，促進實體經濟加快恢復，又堅持使用宏觀審慎政策跨周期調節，鞏固經濟增長的基礎環境，切實防范化解各類風險。在房地產調控方面，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和“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要求，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連續性、一致性、穩定性。圍繞“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目標，把握好房地產調控的“度”，既防止過度刺激、埋下資產泡沫隱患，也避免過度抑制拖累實體經濟。疫情以來全國房地產市場運行穩健，1至10月全國房價同比上漲5.79%，漲幅同比回落1.44個百分點。初步測算，11月份，一、二、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漲幅比上月均回落0.2個百分點；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漲幅比上月略有擴大，二線、三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漲幅與上月持平。
（六）用改革和市場化的思維推進貨幣政策實施。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政策利率對貸款利率的可控性增強。克服疫情期間的特殊困難，在新發放貸款已基本參考LPR定價的基礎上，3月份如期啟動存量貸款定價基準轉換。8月末，隨著存量和增量貸款定價基準轉換工作基本完成，利率工具的傳導效率大為提升，政策利率、市場利率和貸款利率的聯動性增強。今年以來，一年期、五年期以上LPR分別累計下行0.3個、0.15個百分點，與MLF操作利率走勢一致；一般貸款利率和各類型企業貸款利率全面回落，9月份，一般貸款、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分別為5.31%、4.63%，同比分別回落0.65個、0.61個百分點，貸款利率與LPR走勢一致且回落幅度大于LPR下降幅度。穩步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調節外部均衡的能力增強。今年以來，在經濟基本面和市場預期作用下，人民幣供求關系發生變化，人民幣匯率的市場波動幅度有所加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呈現由貶轉升的走勢。在平抑市場波動方面，堅持用市場化方式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及時啟用宏觀審慎管理工具，將遠期售匯業務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為零；在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價方面淡出使用“逆周期因子”；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同時設置銀行業金融機構初始逆周期資本緩沖比率為零；將金融機構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從1.25下調至1。這些外匯市場宏觀審慎管理政策的使用符合市場形勢變化和政策預期導向需要，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韌性增強，出口形勢良好，國際收支總體平衡，外匯儲備充足，本外幣利差處于合適區間，人民幣資產表現出較強韌性。
當前值得關注的地方
總體來看，我國統籌防疫和發展的宏觀調控政策成效顯著，貨幣政策四大目標保持在可控范圍，并逐步轉好。經濟運行穩定恢復，通脹溫和，就業形勢穩中向好，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外匯儲備穩定，金融逆周期發力。但是，也應該看到，下一步貨幣政策實施面臨的內外環境仍錯綜復雜。從外部看，疫情全球大流行仍處在上升期，地緣政治風險仍在，國際環境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從內部看，我國經濟下行壓力猶存，經濟運行仍處于潛在水平之下，市場主體信心仍未完全修復。主要為：
（一）貨幣政策覆蓋面與社會期待不完全匹配。疫情對經濟社會造成了全面沖擊，貨幣政策作為重要的宏觀調控政策，社會關注度高，公眾期待大。但是，由于特定原因，疫情中推出的貨幣政策覆蓋面離社會期待還有差距，政策效應還有待進一步激發。從再貸款再貼現政策看，對央行評級和宏觀審慎評估結果的要求約束了再貸款再貼現的使用范圍。從創新直達工具惠及的市場主體看，8月、9月和10月份，全國地方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對普惠小微到期貸款本金辦理延期的總體延期率分別為49.2%、58.3%和59.7%；10月末，全國央行評級1至5級地方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普惠小微信用貸款余額7799億元，占全部普惠小微貸款比例僅為15.3%。從政策涵蓋的金融機構看，河南省三季度央行評級結果符合信用貸款支持計劃使用資格的地方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占比僅為28.6%，三季度宏觀審慎評估結果具備貸款延期支持工具使用資格的地方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占比為99%，但實際使用的機構占比僅為51.6%。
（二）作為總量管理的貨幣政策與發揮結構性精準引導功能訴求之間的矛盾。傳統經濟理論和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屬于總量政策，側重為財政政策提供適宜的貨幣環境，在結構引導方面主要借助財政政策發力。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仍較為突出，小微企業、科創類企業、綠色轉型經濟、鄉村振興建設、制造業等薄弱環節領域的融資獲得性仍然不強。如何使貨幣政策在發揮好總量管理功能的同時，更多地發揮好結構引導功能，有效破解高質量發展、協調發展的融資瓶頸，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
（三）貨幣政策的統一性與區域經濟金融發展不平衡性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也日益突出，東中西部差距擴大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協調發展的掣肘。此次疫情對各地造成的沖擊以及沖擊后的經濟金融復蘇進程也呈現明顯地區差異。江浙等沿海經濟韌性強、恢復快，金融活動率先復蘇，而一些經濟基礎薄弱、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區域，經濟金融活動復蘇較慢。從貨幣政策看，準備金、再貸款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三大貨幣政策工具總體上屬于統一的總量調控工具，準備金和再貸款再貼現雖然近年來逐步發揮了一定的結構引導功能，但主要是面向特定行業、特定企業、特定金融機構的引導，在區域層面并無空間差異。金融活動客觀上需要與經濟活動相匹配，統一貨幣總量調控原則如何針對區域性差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上發力仍有待探索。
（四）融資成本進一步下降空間有限與保市場主體金融支持要求之間的沖突。疫情對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造成了巨大影響，加劇了小微企業的經營壓力、財務壓力與流動性壓力。當前改善小微企業生產生存環境，最大限度保市場主體，仍需金融政策特別關注和呵護。然而，隨著疫情專項支持政策收官以及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貸款利率進一步下降的空間受到制約。存款利率存在剛性，對貸款利率下降構成約束，近一年來，全國金融機構活期存款余額加權平均利率一直保持在0.32%，定期存款利率波動中上行，9月份定期存款發生額加權平均利率為2.38%，同比提高0.04個百分點。加之經濟下行，不良貸款率上升，金融機構風險覆蓋成本提高。因此，如何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還需要綜合治理。
（五）貨幣政策目標與宏觀審慎目標沖突的協調。國內外貨幣政策實踐表明，穩定政策往往造成經濟不穩定，貨幣政策追求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的努力可能與宏觀審慎目標沖突。此次應對疫情沖擊中，全球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流動性過剩不可避免埋下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的隱患，即便是結構性精準直達貨幣政策也可能會帶來“跑冒滴漏”問題。部分小微企業可能由于預期悲觀、生產經營暫時停滯，使用優惠利率貸款流向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金融市場套利，催生資產價格泡沫。后疫情時代需特別關注疫情時期的刺激政策對資產價格和金融穩定的負面影響。
（六）新發展格局對貨幣政策提出了更高的內外部平衡要求。明年我國將進入國民經濟發展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步入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不同于金融危機后實施的擴內需經濟刺激政策，是更高水平的擴內需和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高級化，是國內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優化和重構的過程，這一過程中的經濟結構變遷需要貨幣政策提供金融支撐，也對貨幣政策統籌內外均衡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國際大循環方面，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消費鏈中的國際分工格局將調整和重建，對外貿易、進出口結構將調整優化。在國內大循環方面，投資尤其是新基建投資和居民消費是內循環中需求端的著力點，制造業、文化、科技、綠色經濟、鄉村振興是內循環中供給端的著力點。貨幣政策如何完成從目標到工具以及傳導機制的與時俱進，更大限度激發貨幣政策效能，平衡好改革、發展、穩定以及長短期、內外部的多重均衡，這是新發展格局下我國貨幣政策必須直面并破解的命題。
【篇三】論我國新冠疫情下的貨幣政策
針對當前我國貨幣政策所面對的新情況，下一步應圍繞和服務于新發展格局、新發展理念，針對貨幣政策傳導中的突出問題，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提升貨幣政策持續應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這兩大宏觀經濟問題挑戰的能力；堅持穩健貨幣政策取向，以政策確定性引導預期、應對發展的不確定性，短期內推動經濟增長盡快向潛在水平恢復，長期將經濟增長保持在潛在產出水平附近；強化面向“十四五”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發展目標的貨幣政策工具創新，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加快形成與現代化經濟體系、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相適應的貨幣政策目標體系；更加注重政策協同配合，以政策協同進一步激發貨幣政策效能，更好地服務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在具體操作方面：
（一）適度放寬特殊時期貨幣政策工具使用條件，通過擴大政策覆蓋面提升政策效果。在遭受重大沖擊時，對于央行評級和宏觀審慎評估結果暫時或一次性不符合要求的金融機構，可以在完善擔保、提高使用成本（再貸款再貼現利率）的前提下，允許法人金融機構申請使用再貸款再貼現。在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工具方面，對落實貨幣政策到位且對央行資金需求旺盛的金融機構，在提供高質量抵質押品的情況下，可將央行評級要求由1至5級降至1至7級。
（二）進一步提升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精準性，提高服務于新發展格局的能力。過去一段時期尤其是“十三五”時期，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主要圍繞脫貧攻堅以及民營小微企業發力。下一步，貨幣政策應圍繞“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確定的重點領域加大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創新，設立制造業專項再貸款、數字經濟再貸款，助力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隨著脫貧攻堅目標完成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盡快實現扶貧再貸款與鄉村建設再貸款的銜接，助力鄉村振興；加強對擴內需、雙循環以及文化科技、綠色轉型經濟和軍民融合發展問題的研究，前瞻性地做好政策儲備，適時推出相關領域專項再貸款政策。
（三）探索實施區域差異化貨幣政策，助力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在準備金政策方面，東中西部可區別對待，給予中西部較低的準備金要求。在再貸款再貼現政策方面，給予中西部更優惠的再貸款再貼現利率，并適度提高中西部再貸款再貼現限額。在貨幣信貸調控方面，高度重視區域經濟差異和經濟企穩復蘇差異，對前期恢復較快較好且出現或可能出現經濟趨熱、物價和資產價格上漲傾向的，加快貨幣政策正常化，適當控制貨幣信貸總量；對經濟恢復緩慢且今年以來貸款仍同比少增的，允許在一定階段內繼續保持貸款同比多增，以支持區域經濟逐步恢復的過程。
（四）加快推出配合積極有為財政政策的貨幣政策工具，最大限度激發政策協同效能。今年應對疫情沖擊中我國實施了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預計明年乃至今后一個時期仍將保持一定的財政穩增長力度。下一步，需加強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同配合，共同抓住投資這個關鍵變量，以“穩投資”實現穩預期、穩增長，引導經濟快速恢復至潛在產出水平附近。貨幣政策要優化金融機構參與財政發力的政策環境，除綜合運用多項貨幣政策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為特別國債、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創造平穩、適宜的流動性環境外，還可考慮推出新基建專項再貸款，支持政府公共性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基建等領域的資金需求。新基建專項再貸款可參照抵押補充貸款管理模式，實施利率優惠、專項管理，可由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進出口銀行先行先試，在此基礎上推向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等。
（五）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提高應對沖擊的能力。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提升經濟主體的利率敏感性、風險敏感性、政策敏感性。在經濟下行壓力仍較大的情況下，可進一步引導存貸款利率下行，尤其是通過引導存款利率下行去擴大貸款利率下行空間。進一步推進信用環境建設，降低風險溢價成本，為融資成本下降提供條件。做好將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納入金融機構內部資金轉移定價體系的實施工作，強化監測評估考核，提升商業銀行自主科學定價能力，切實將政策利率傳導至實體經濟部門。繼續穩步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匯率市場化雙向浮動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的自動穩定器作用，自動修復外部失衡，增強內外部平衡的能力。
（六）加強宏觀審慎管理，防范內外部風險。近期美聯儲修改貨幣政策目標事實上賦予了更大的寬松政策權力，未來美國貨幣政策存在進一步寬松的可能。在我國金融市場不斷開放背景下，外部資金大幅進入空間增大，匯率管理難度上升，未來需密切關注外部資金流入情況，做好資金流向甄別。提前做好美聯儲寬松政策退出的應對安排，進一步強化宏觀審慎逆周期調節力度，加強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抑制投機資本跨境流動，增加外部資本參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黏性。密切關注應對疫情沖擊實施的貨幣政策帶來的潛在風險，加強對股市、債市、匯市、房市的監測評估，保持房地產金融宏觀審慎管理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做好對金融機構的宏觀審慎評估和央行評級工作，切實防范化解各類金融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