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對課程[1] 它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一門教育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的課程。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2021年度從黨史中再識長征黨課講稿的文章6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2021年度從黨史中再識長征黨課講稿
2021年度從“黨史”中再識長征黨課講稿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年多，行程共計6.5萬多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多年來，長征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熱點和文學創作的豐富素材，關于長征的親歷回憶、口述日記、學術專著、文學作品不斷涌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長征無疑成為了一種世界級學問。作為黨史研究工作者，我從2003年初開始“走走黨史”，斷斷續續地用了10年時間對紅軍長征的主要路線和發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實地考察，在宏觀上構建起了一幅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圖譜。這里，我根據親歷親知的實際考察，談談對長征的認識。
一、怎樣認識紅軍長征的基本概念
關于紅軍長征，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概念，即“紅軍主體的長征”。它是指到達陜北的4支部隊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主體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這個“3+1”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
紅軍長征全過程應包括長征序曲、紅軍主體的長征和長征尾聲，即將“3+1”的長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紅七軍團(在方志敏的部隊加入后合編為紅十軍團，他任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該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閩浙皖贛地區，這支先遣隊就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軍，為中央紅軍長征作戰略準備。隨后，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探路。這兩支先于主力紅軍的長征，是長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的遠征。因為紅軍西渡黃河這一重大決策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寧夏戰役。組建為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參加過紅軍主體長征的，既包括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和原屬中央紅軍的第五軍，還有紅四方面軍總部。這樣，西路軍遠征河西就是紅軍長征的繼續，是紅軍主體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即紅軍長征的尾聲。
如果把紅軍主體的長征看作長征大劇的“主戲”，那么這場包括序曲、主戲、尾聲在內的紅軍長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壯的歷史大劇。
二、怎樣認識遵義會議與其前后一些會議的關系
在“黨史”的實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長征的基本內涵：紅軍長征既突破了反動派軍隊的圍堵，又克服了黨內錯誤指導思想遭致的困難，還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了落腳西北的戰略大轉移，由此實現了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根本保證。
在長征途中，我們黨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其中最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義會議，它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具有偉大轉折的歷史地位。但實現這個歷史轉折有個過程。就遵義會議前而言，最早的通道會議實現了戰術“轉兵”，在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黎平會議改變原來去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決策，實現了戰略“轉兵”，并通過決議指出在適當時候開會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猴場會議駁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會議決議，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增加了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的可能性。遵義會議前的這幾次會議，為實現偉大轉折作了重要準備。
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是勢所必至。博古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與會者絕大多數不滿。張聞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批評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尖銳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周恩來講話承擔了領導責任。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成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長征危急關頭，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統治。
遵義會議后的幾次會議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一是“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并沒有撤換博古;對毛澤東也沒有作具體分工。這次會議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一把手，還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二是扎西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決定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這就將遵義會議決議昭告到全軍。三是茍壩會議。經過毛澤東力爭，不打固守打鼓新場之敵，否定了之前通過的決議，避免了紅軍可能遭致的重大損失。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毛澤東雖然在軍內不是一把手，但“團長”周恩來非常尊重他的意見，實際上他是“總設計師”。
當然，遵義會議是系列會議的標志和旗幟。因為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路線之亂，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此前的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此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三、怎樣認識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貢獻和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是以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為標志的。對于紅四方面軍進行的長征和作出的貢獻，過去的黨史書講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對紅四方面軍開辟的川陜根據地及其隨后的長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張國燾的錯誤對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無疑有很大影響，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貢獻。
根據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認為紅四方面軍的貢獻和作用至少體現在：其一，對中央紅軍北進川西發揮了重要策應作用。紅四方面軍在1932年底開辟的川陜蘇區，將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由東南引向西北，并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中央紅軍的長征，在遵義會議前幾乎陷入絕境。為盡快改變這個局面，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電告紅四方面軍派兵南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其二，對中央紅軍克服物資匱乏、補充兵員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強大的“宣傳隊”作用。其四，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播種機”作用。紅四方面軍所到之處，包括后來南下到一些地區，仍然宣傳黨的政策，堅持地方群眾工作。
四、怎樣認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兩個奠基禮”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935年11月初與紅十五軍團會師。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陜甘支隊編為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并入紅一方面軍。這時，國民黨對于紅軍的會合加強了“圍剿”部署。為打破“圍剿”，從11月20日到26日，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敵1個師又1個團，擊斃敵109師師長等1000余人，俘敵5300多人。這次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為黨中央和紅軍在西北建立大本營，舉行了“奠基禮”。
2003年我開始了“黨史”，到陜北作現場考察后感到，當時的“奠基禮”實際應當是兩個：除直羅鎮戰役是“軍事奠基禮”外，中央糾正陜北的“肅反”錯誤可視為“政治奠基禮”。因為陜北的“肅反”造成的政治危機，絲毫不亞于國民黨軍的“圍剿”。當時，國民黨軍正在實施“圍剿”，而在中央紅軍到陜北前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認為陜北黨內有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和“右派”活動，不顧前線緊張的軍事形勢，開展“肅反”運動;并派人到前方和陜甘邊逮捕干部，甚至將已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的劉志丹也關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的營以上干部、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區以上干部，還有一些從國統區過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共200余人慘遭殺害。劉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晝夜審訊。這樣大規模的捕殺，使陜北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吳起鎮獲悉情況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經過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五人領導小組對案卷材料的審核和廣泛調查，認為強加于劉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所有人員全部被釋放、平反和恢復工作。中央糾正這一嚴重的“肅反”錯誤，為鞏固和擴大陜北蘇區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因此，可將其視為“政治奠基禮”。
第2篇: 2021年度從黨史中再識長征黨課講稿
87歲的王秀林老人，每天的日子依然安詳平淡。而這份日子卻來之不易。80多年前，就在赤水河畔的二郎灘，他在母親的懷抱中，突然，敵機飛來向人群掃射，瞬間，站在他母子身邊的紅軍戰士，全都撲在他們身上，飛機飛走了，他的哭聲仍在，而7條年輕的生命卻永遠消失了。
筆者再走長征路，每天都被那些“初心”故事深深打動。紅軍是一支怎樣的隊伍?那些曾經的普通百姓，一旦加入到這支隊伍，為何就會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讓我們通過一個個“初心”故事走進他們的精神世界。
紅色特工冷少農
“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順大多數痛苦的人類……”這是革命烈士冷少農家書中的話。在烈士的家鄉貴州甕安，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甕安縣教育局退休干部冷啟中向我們講述了“紅色特工”背負家人誤解，投身革命的故事。
1923年，23歲的冷少農從貴州法政專門學校畢業。1925年前往廣州投身革命，在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兩廣區委軍事部任秘書，并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冷少農奉周恩來指示潛入南京，開展地下工作。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的何應欽是貴州人。冷少農利用與何應欽的師生和同鄉關系，打入國民政府軍政部任秘書，巧妙周旋在國民黨高層中間，獲取了不少重要政治軍事情報，為中央蘇區的三次反“圍剿”勝利立下了巨大功勞。后由于叛徒出賣，冷少農被捕，在南京雨花臺刑場英勇就義。
他從25歲投身革命，一直到32歲犧牲，之間從未回過家。他的母親以為他在南京貪圖榮華富貴，忘了家中的妻兒老小，于是寫了一封長信罵他“不忠不孝、忘恩負義”。
收到來信后，冷少農給母親寫了5000多字的長信，他不能說出實情，只能在信中委婉地說：“你老人家和家庭一切人過去和現在的痛苦，我是知道的，但是無論怎樣的苦，總不會比那些挑抬的討田種地討飯的痛苦……我因為看著他們這樣的痛苦，心里特別難過，我想使他們個個都有飯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我要這樣干，非得把全身的力量貫注著，非得把生命貢獻。”
在獄中，他給家鄉的獨子冷德昌留下了一封家書：“一個人除解決自身的問題而外，還須顧及到社會人類，而且個人問題須在解決社會人類整個的問題中去解決。”家書中的字字句句，表達了一位知識青年的人生理想和信念情懷。
獨腿將軍鐘赤兵
婁山關戰斗是長征以來的第一次大勝仗。婁山關地勢險峻，群峰如劍，在這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方，紅軍的英勇頑強從鐘赤兵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筆者在婁山關紀念館里，聽講解員講述了團政委鐘赤兵的故事。他在戰斗中腿部負傷，但他堅決不下火線，帶傷指揮戰斗，直到戰斗結束。事后，醫生發現他被子彈擊中的腿部骨頭都被扭碎了。當時紅軍醫院沒有醫療條件，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就靠砍柴刀和鋸子完成了三個多小時的截肢手術，但術后不久傷口感染了，不得不進行第二次手術，過后，傷口再度感染，第三次手術醫生從大腿根部做了截肢手術。手術后，他堅決不同意留下來養傷，硬是咬著牙堅持拄著雙拐用一條腿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是什么樣的精神力量支撐著他擁有如此頑強的意志?在長征路上，像這樣鐵骨錚錚的紅軍戰士還有很多。心中有信仰，腳下就會有力量。這就是一個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的共產黨員的崇高精神，他們為理想而來，為信仰而戰。以這種信仰武裝起來的軍隊，就擁有無法戰勝的力量。
強渡烏江騎“水馬”
1934年12月，中央紅軍由黎平向西進軍貴州。敵人此時憑借烏江天塹，在江上數百公里各渡口設防，將沿江100多公里以內的所有渡船全部沉入江中。他們認為，烏江天險，就是神仙相助也難飛渡。
1月2日，紅軍在貴州甕安縣江界河渡口實施強渡。此渡口是通向遵義的咽喉。沒有船，紅軍就用竹子扎成竹排，冒著密集的炮火一排排向對岸沖過去。在我軍僅有5發炮彈的掩護下，在先期偷渡過去的戰友的火力支援下，強渡的紅軍硬是沖上了對岸。
事后，敵人非常震驚，以為紅軍是神兵天降，說紅軍爬碉堡不用梯子，穿戴著子彈打不透的盔甲，過烏江騎著“水馬”。以至遵義的市民爭著來看紅軍的“水馬”。其實，哪有什么“水馬”，神奇的“水馬”就是那些普通的竹筏子。
在我們采訪的長征沿線，不少地方保留了當年的作戰指揮室，我們看到，一個個紅色箭頭，就像滾滾鐵流，標向哪里，紅軍就會打向哪里，展現出要壓倒一切敵人而絕不屈服的氣勢。
在這里，你會感受到一種無比的力量，在那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下，紅軍仿佛有超越體能的能量，缺吃少穿，缺醫少藥，行軍打仗都不在話下，面對生死考驗，毫不畏懼。而且每到一個村莊宿營，就會立即投入寫標語、做宣傳，發動群眾，幫助鄉親掃院干活。
人無精神不立，國無精神不強。我們這支英勇的紅軍隊伍，是在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站出來的英雄，為國為民，他們可以拋棄個人的一切，甚至寶貴的生命，這就是他們的精神高度，是力量的源泉，這就是初心，也是長征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第3篇: 2021年度從黨史中再識長征黨課講稿
同志們：
按照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要求，根據工作安排，今天，由我帶領大家在這里共同上一節黨課，主要是結合最近一段時間學習情況，和同志們一同交流一下心得、感悟和收獲。
這次黨課內容的設計想法和思路是源自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8月份對“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采訪活動所作出的重要指示，他強調：“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在全黨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之際，希望廣大黨員、干部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深刻認識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是此次主題教育中的重點學習內容，學習好黨史、新中國史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尋找初心，尋找理想信念的根源。
首先，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現在我們經常講，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那么共產黨人的“初心”到底是什么，為什么“初心”會有如此強大的力量支撐共產黨人度過那段的苦難的歷史?為什么“初心”會產生如此強大的力量讓我們的國家在新時代會有如此高速的發展并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就?我想這就是精神的力量，就是紅色精神的力量。
今天的講課內容我就從幾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入手，回顧紅歷史留給我們的紅色精神，共同感悟什么是紅色精神以及我們怎樣繼承和發揚好紅色精神。
一、追尋足跡、回顧歷史留給我們的紅色精神
(一)長征精神
長征精神內容主要包含：不畏艱難、鐵心向黨的堅定信念，是敢于磨練、咬定青山的頑強毅力，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不朽靈魂，百折不撓、積極樂觀精神品質。
對于中國工農紅軍這段長征歷史，我這里有一組數據可以簡要概括：時間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歷時2年，行程65000余里(我們通常說的2萬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紅軍，也就是紅一方面軍的行程)，跨越14個省份，開始時的30萬人，勝利會師后僅剩5萬余人。在漫漫征途中，紅軍將士同敵人進行了600次戰役戰斗，跨越近百條河流(其中大河24條)，攀越40余座高山險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他們用頑強的意志征服了人類生存的極限。通過以上的幾組數據，我們可以想象，長征是一段多么艱苦艱難的歲月。
長征規模之大、行程之遠、環境之險惡、戰斗之壯烈，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戰爭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在人跡罕至的茫茫草地，千里冰封的皚皚雪山，數不盡的坎坷劫難，成千上萬的圍追堵截，每一條都足以讓人恐懼、絕望、放棄。但就是這樣一支隊伍，在黨的領導下，血戰湘江、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等等。無數紅軍將士倒在了長征途中，但漫漫征程，說不完的艱難困苦，道不盡的嚴峻險阻，沒有阻擋紅軍將士鐵心向黨的堅定信念，始終以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不朽革命斗志，以百折不撓、積極樂觀精神品質，譜寫了一曲動人的壯歌。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指出，“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長征路，是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偉大的長征精神，是黨和人民付出巨大代價、進行偉大斗爭獲得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世世代代都要牢記偉大的長征精神，使之成為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人民、我們軍隊、我們民族不斷走向未來的強大精神動力”。
(二)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內涵豐富，主要包含：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理論聯系實際、不斷開拓創新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從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延安領導、指揮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石，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延安精神是我們黨、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它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產生著巨大和深遠的影響。比如，艱苦奮斗既是工作作風，也是思想作風，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本色，是凝聚黨心民心、激勵全黨和全體人民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共同奮斗的強大精神力量。這是一條極其寶貴的歷史經驗。延安時期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并在全黨認真實踐。那時的陜甘寧邊區政府，被譽為“民主的政治，廉潔的政府”。
當年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說：“這里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沒有乞丐，也沒有令人絕望的貧困現象，人們的衣著和生活都很儉樸，人民之間的關系是坦誠、直率和友好的。這里也沒有貼身保鏢、憲兵和重慶官僚階層的嘩眾取寵的夸夸其談。”1947年，中共中央從延安戰略轉移，蔣介石以勝利者的姿態來到延安，當他看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那與當地農民沒有任何差別的窯洞時，他感到十分震驚，他難以想象毛澤東何以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保持著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揮著軍隊在全國的戰場上與他對抗，并且能在這樣的桌子上把文章寫得既尖銳犀利而又文采飛揚。據蔣介石侍衛長俞濟時回憶，看完毛澤東的窯洞，蔣介石那晚一晚上沒睡著。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譽之為“興國之光”“東方魔力”“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感嘆創造這種精神的中國共產黨為“神奇的隊伍”。
(三)雷鋒精神
周恩來把雷鋒精神精辟的概括為四句話，叫“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
60年代初期，國內糧食緊缺，物資匱乏，同時蘇聯撤走了在所有在中國援助援建的專家，那是的中國處于內憂外患，正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雷鋒以其無私奉獻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感染激勵著身邊的每一個人，鼓舞著新中國的每一位建設者。
雷鋒從他參軍的第一天起，他就立下了聽黨的話，服從命令聽指揮，黨指向哪里，我就沖向哪里的志愿，他從來沒有動搖過他作為黨員的理想和信念，而且都付諸了行動。我們今天還有多少人能夠在一個特殊的日子給自己許下愿望，而且許下一個崇高的愿望，并且不折不扣地按照這個心愿去努力奮斗，這就是雷鋒的可貴。他沒有說大話空話，他的生命就是這么走過來的，他的言行就是這樣和他的愿望一致地呈現出來的。“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斗志強”，這是歌詞里唱到的。
同樣，雷鋒還有一段至理名言，他說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正是雷鋒不斷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人生價值，正確理解并堅決貫徹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使他走在時代前列，稱為一名杰出的士兵和優秀黨員。雷鋒同志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堅決執行上級的決策指示，他說，一個人的作用，對于整個革命事業來說，就如一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螺絲釘雖小，但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愿意永遠做一顆螺絲釘。在敵強我弱的革命年代，不依靠群眾，不為人民服務就是死路一條，不吃苦在前，享樂在后就是死路一條。但是現在日子好了，脫離群眾、背離群眾的現象就容易滋生了，這直接會影響我們黨的執政根基。
習近平總書記在20xx年9月28日在遼寧撫順考察時講到，雷鋒是時代的楷模，雷鋒精神是永恒的。它是五千年優秀中華文化和紅色革命文化的結合，“積小善為大善，善莫大焉。”這與我們黨“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勤務員”都是一脈相承的。所以，雷鋒精神永遠值得弘揚。
回顧我們的歷史，我們還有“愛國、民主、進步、科學”的五四精神、“軍民團結、艱苦奮斗”的井岡山精神，“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西柏坡精神、“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的紅旗渠精神、“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的航天精神、“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兩彈一星精神等等。
二、感悟歷程，體會什么是紅色精神
歷史留給我們的紅色精神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包含的內容也十分豐富，可能講三天三夜也講不完，但是通過我們的學習，紅色精神之所以能夠一脈相承，那是因為這些紅色精神包含了許多的共同點，而這就是我們理解紅色精神的真諦和實質，也就是我要講得第二點內容，什么是紅色精神。
(一)紅色精神是敢于探索、勇闖新路的精神。
井岡山斗爭時期，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歷史關鍵時刻，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調查研究，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全新革命道路，制定了黨領導軍隊的一系列組織制度和紀律，引導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形成了實事求是、勇闖新路的井岡山精神。長征時期，在經歷了湘江戰役的慘敗后，中央紅軍損失慘重，李德、博古執意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堅持到湘西與紅二、紅六方面軍會師，與敵人硬碰硬。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沒有盲目迷信共產國際的指示，沒有照搬蘇聯的路線方針，而是結合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實際和中國國情，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的做出的正確選擇，勇闖出了符合實情的一條新路。
(二)紅色精神是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
長征時期，在四渡赤水中，中央紅軍以衣衫襤褸、裝備簡陋的3萬中央紅軍抵過了一群軍事家，擁有40萬優勢兵力和精良武器的國民黨敵軍，并取得了戰場的主動權，之后又巧渡金沙江，把敵人40萬追兵全部甩在了金沙江南岸。面對敵人的重兵，我想如果沒有勇于戰斗、不畏犧牲的精神，怎能完成如此的壯舉呢?延安時期，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針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毛澤東多次到抗大講話指出要堅持“抗日救國”的方向，就要有“三個犧牲”的決心，“第一個決心是要犧牲升官，第二個決心是要犧牲發財，第三更要下一個犧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決心!”抗日戰爭中，抗大培養了10多萬名德才兼備的干部，他們在民族戰爭中，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和先鋒作用，也形成了艱苦奮斗、英勇犧牲的抗大精神。
(三)紅色精神是舍己為人、無私奉獻的精神。
無論是我們的革命前輩和新中國的建設者，他們把祖國的事業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紅軍將士們忍受著極寒交迫、天寒地凍和敵人的圍追堵截，在那么惡劣的生存環境下依然時刻考慮著他人，那個馬背上的小紅軍為了不影響大部隊行軍，即便在餓的只靠一塊骨頭充饑的情況下，還在惦記著戰友。
在戰士們都沒有了口糧時，周恩來卻把自己僅有的半碗青稞面泡上水分到了戰士們的手中，還有三位女紅軍在一戶老鄉家借宿之后，看到主人沒有被子，把三人僅有的一條被子剪下了半條留了了女主人。國際友人白求恩放棄國內優越的生活，到達晉察冀抗日前線，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為救治我軍傷員忘我工作，絲毫不計較個人得失，最后犧牲在戰斗一線。還有我們的雷鋒同志時刻把自己當成一顆螺絲釘，踐行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無私奉獻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
第4篇: 2021年度從黨史中再識長征黨課講稿
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一次改變中國命運的征程，紅軍將士翻雪山、過草地，斬關奪隘，搶險飛渡，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流血犧牲和饑餓病痛，唱響了這部雄壯豪邁、驚天動地的偉大史詩。如今，長征勝利已經80周年，它所傳遞出的長征精神仍然推動著我們在新的長征路上奮勇前行。那新時代的我們，到底該如何繼續傳承和弘揚長征精神呢？如何付諸行動，將長征精神與國家的長征路、民族的長征路及個人的長征路結合起來呢？一、牢記歷史、不忘初心，標定理想信念的“原點”漫漫長征路承載著革命先烈們血與火洗禮后的堅定信念，二萬五千里的光榮道路延續著風雨之中不滅的革命火種。長征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征程”，更是一次精神和思想上的“遠征”。在這場遠征中，革命先烈們能夠始終扛起解放全中國的這面大旗，在戰火硝煙與嚴酷自然環境中，步伐堅定地向前挺進。8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不僅是單純的在回顧長征歲月，聆聽長征故事，更最重要的是繼續傳承和弘揚長征精神。
一是要將理想信念作為精神支柱。在紅軍心目中，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紅軍行動中，血骨熬湯為理想。雪山嚴寒擋不住換個天地的追求，草原泥濘纏不住草編的軍鞋，瀘定鐵鎖攔不住紅色的先鋒，紅軍將士們靠的就是一種信仰，一種理想信念。可以說，理想信念是長征之魂，是勝利之源。同理，對于我們每名官兵而言，正確地定理想信念同樣至關重要。我們的理想信念不但要建立在自身發展的基礎上，還要兼顧社會的發展需求，讓理想信念成為我們進步的不竭動力，驅動自身與社會不斷前進。
二是要將艱苦奮斗作為立身之本。遙想紅軍當年走過的崢嶸歲月，飽受缺衣少食，饑寒交迫的折磨，無時無刻不在的生死考驗，給予我們當代人的震撼不僅僅只有紅軍將士的英勇無畏，還有他們在面對惡劣生存條件時表現出的艱苦奮斗精神。縱使在當今社會，人們已經能夠過上富足優越的生活，吃苦耐勞的品行仍不能就此丟棄，它是鼓舞我們克服困難，躋身社會發展大潮的重要保障。而對于部隊這個集體而言，艱苦奮斗是其長期以來秉持的優良作風。正如和平年代的軍隊，依然擔負著奔赴急難險重任務第一線的責任，肩負著扎根艱苦惡劣環境的使命，這無一不依賴于艱苦奮斗的作風。
三是要將積極樂觀作為力量之源。紅軍長征在經歷眾多艱難險阻之后，依然能夠昂首闊步向前邁進，不僅是堅定的理想信念作為保障，還有革命先烈們樂觀積極的心態，這使得他們能夠看到未來祖國大地上冉冉升起的那面紅旗，從而心存希望地朝著目標繼續前行。積極樂觀的心態鼓舞著紅軍將難以翻越的雪山視為平坦大道，將難以跨越的草原視為荒漠之中的綠洲，將難以渡過的江流視為一股湍流，縱使千難萬險嫣然已成為長征途中的一道道壯麗的風景。我們就應該懷揣這種積極樂觀的心態，它將為我們提供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力量，讓成功的希望時刻繚繞在心間，激蕩在腦海之中。
二、以史為鑒、砥礪前行，瞄準新長征路的“方向”長征已經過去了82周年，走好新長征路，首先就得清楚我們所面臨的長征路是什么，方向在哪兒，然后再想想怎么走。
一是走好個人的長征路。對于個人而言，無論是戰士還是軍官，身穿軍裝我們都有肩負著國家和人民賦予的責任與義務。我們每個人的軍旅生涯就是一段屬于我們的長征路，組織交給我們的每一項任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長征路上的關口和戰役。面對生活和訓練中的難題和挑戰，堅定理想信念，迎難而上，就是走好我們軍旅生涯的長征路。
二是走好軍隊的長征路。從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成為全軍上下最熱門的話題和緊迫任務。在長征途中，在黨和紅軍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時，遵義會議的召開及時地把黨和紅軍從危機中拉了出來，而遵義會議也成為黨第一次獨立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這不也是紅軍的一次大改革嗎？習主席強調：“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如今，改革強軍的責任落在了我們肩上。作為新一代革命軍人，我們要以高度政治自覺和強烈使命擔當，堅決擁護、支持和投身改革強軍實踐，堅決打贏改革這場不能輸的攻堅戰，向黨和人民、向歷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以堅強的意志筑牢戰斗力、完成改革強軍的時代目標，實現強軍夢。
三是走好國家的長征路。習主席曾專程到寧夏考察，參觀紅軍三軍會師紀念館，并向紅軍長征會師紀念碑敬獻了花籃。習主席指出：“長征永遠在路上。這次專程來這里，就是緬懷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長征路。今天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新長征。我們這一代人要走好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路。”回想當年紅軍隊伍在長征途中盡管歷經波折，但隊伍卻在不斷壯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時候的紅軍也有著一個“中國夢”，一個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穩定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的夢。而如今，正如習主席所說，向“兩個一百年”目標努力奮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我們的中國夢，也是我們當下正在走的長征路。
三、聚焦實踐、繼續前行，吹響強軍興軍的“號角”新長征的號角已經吹響，如何繼續發揚長征精神，將長征精神化為我們繼續前行的不竭動力，關鍵在于將精神具化為行動。習主席強調“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只有實實在在地踐行長征精神，才能真正發揮其強大的作用。
一是要有勇往直前的“沖勁”。在被女兒問到長征時都干了什么工作時，鄧小平只用了三個字回答“跟著走！”。而就是這跟著走的信念支撐著紅軍將士，無論是遇到惡劣的生存環境，還是敵人的圍追堵截。那一股跟著黨中央勇往直前的“沖勁”是給予紅軍將士向前走的最直接的動力。而現在面對新的長征路，少數官兵缺乏為集體付出的意識，一心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忘記了自己參軍入伍時的誓言，丟掉了為黨、國家、為部隊做貢獻的“沖勁”，遇到難題難事第一時間不是想到怎么往上沖，而是往后縮。要走好我們的長征路也必須要拿出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沖勁”，不能因為走在路上而忘了為什么出發，更不知道去哪兒，缺乏信念與信心是難以取得長征的勝利的。
二是要有克服困難的“拼勁”。長征之所以能夠讓人們銘記，不僅僅是因為其規模聲勢的浩大，更是因為在長征途中紅軍將士克服了一道道看似不可能克服的艱難險阻。從湘江到金沙江、從大渡河到大雪山、從草地到臘子口天險，長征中一道道險關都被紅軍將士靠著敢拼敢闖的勁一一突破。這不僅需要需要智慧，更需要這種敢于向困難挑戰的拼勁。在新的長征路上，難免會有困難與挑戰，往往在這個時刻我們就需要像紅軍戰士們一樣，逼自己一下，也是推自己一把，讓我們離成功更進一步，而這樣的拼勁就是我們不斷奮勇前進的“推進器”。
三是要有眾志成城的“合力”。在面對大雪山時，應對風雪帶來的嚴寒，紅軍將士靠著吃辣椒來抵御寒冷；
在面對過草地的饑荒，紅軍將士靠著吃皮帶草根來抵抗饑餓。然而就是在那樣的艱苦環境中，紅軍將士依然能面色不改，團結互助，毫不退縮。這靠的不僅僅是一個人能做到的，而是所以懷揣著對長征勝利期盼以及中國解放夢想的紅軍將士的集體力量。所有紅軍將士都拿長征當民族和國家的事業去干，眾志成城為長征勝利貢獻自己的力量。而如今，這樣強大的力量仍然是我們迎接新征程新挑戰所需要的，需要每一名官兵拿出眾志成城的“干勁”,真正以集體利益，民族事業，國家大局為重，甘于奉獻，時時刻刻想到為強軍夢，中國夢奉獻力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新征程中突破一個個難關，去實現屬于我們官兵夢、強軍夢、中國夢。
第5篇: 2021年度從黨史中再識長征黨課講稿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中央紅軍共進行了380余次戰斗，攻占七百多座縣城，紅軍犧牲營以上干部多達430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共擊潰國民黨軍數百個團，其間共經過11個省，翻越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走過荒無人煙的草地，翻過連綿起伏的雪山，行程約二萬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1936年10月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到達甘肅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宣告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長征簡介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以及敵強我弱，紅軍先后逃離追蹤。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遭到失敗，紅軍第一方面軍(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同時留下部分紅軍就地堅持游擊戰爭。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10月，紅六軍團與紅三軍(后恢復紅二軍團番號)會合，并創建了湘鄂川蘇區。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紅軍主力各軍團分別集結陸續出發，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及直屬縱隊離開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紅軍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沿粵贛邊、湘粵邊、湘桂邊西
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二、三道封鎖線;然而李德等領導人一味退卻，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于不利地位。中央軍委決定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經浴血奮戰，于12月1日渡過湘江(即第四道封鎖線)，由于連續苦戰，紅軍由8萬余人銳減5萬余人，剩余3萬余人。12月中旬，抵達湘黔邊時，毛澤東主力軍隊放棄原定進入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使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
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制定了紅軍之后的戰略方針，從而在最危險的關頭挽救了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3月，組成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他們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
遵義會議后，鑒于川敵布防嚴密，中央紅軍確定撤離遵義后，在川黔滇邊和貴州省內迂回穿插。特別是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中央紅軍靈活機動地創造戰機，運動作戰，各個殲敵，以少勝多，從而變被動為主動。隨后出敵不意，主力南渡烏江，直逼貴陽，迅即西進，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側策應。5月初，搶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由于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紅軍順利通過大涼山彝族區。接著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6月中旬，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
紅四方面軍原在川陜根據地，為了向川甘邊發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強渡嘉陵江戰役的重大勝利。然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等擅自決定放棄川陜根據地(亦稱川陜蘇區)向西轉移。5月初，共八萬余人開始長征，中旬占領了茂縣(今茂汶)、理番(今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紅軍以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為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將兩個方面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跨過草地，抵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底，右路軍一部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約五千余人后，打開了向甘南前進的門戶。9月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后，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并要挾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毛澤東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軍(后組成陜甘支隊)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經固原翻越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先期結束了長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為黨中央和紅軍扎根在陜北奠定了基礎。
在國民黨重兵對鄂豫皖根據地圍攻的情況下，紅二十五軍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從河南羅山縣開始西移，在鄂豫陜邊建立根據地，粉碎國民黨軍兩次“圍剿”。次年7月過隴東，9月與陜甘根據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第十五軍團。第一、三軍團到達后，與之合編為紅一方面軍。
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紅軍二、六軍團，于1935年11月從湖南桑植出發，轉戰湖南、貴州、云南三省，擊潰國民黨軍的攔截，渡過金沙江，經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與張國燾率領的南下受挫的紅四方面軍會師。二、六軍團合組為二方面軍。7月，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在紅一方面軍接應下，10月先后在甘肅省會寧縣城和靜寧縣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至此，紅軍長征結束。
第6篇: 2021年度從黨史中再識長征黨課講稿
2021年度從“黨史”中再識長征黨課講稿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年多，行程共計6.5萬多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多年來，長征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熱點和文學創作的豐富素材，關于長征的親歷回憶、口述日記、學術專著、文學作品不斷涌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長征無疑成為了一種世界級學問。作為黨史研究工作者，我從2003年初開始“走走黨史”，斷斷續續地用了10年時間對紅軍長征的主要路線和發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實地考察，在宏觀上構建起了一幅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圖譜。這里，我根據親歷親知的實際考察，談談對長征的認識。
一、怎樣認識紅軍長征的基本概念
關于紅軍長征，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概念，即“紅軍主體的長征”。它是指到達陜北的4支部隊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主體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這個“3+1”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
紅軍長征全過程應包括長征序曲、紅軍主體的長征和長征尾聲，即將“3+1”的長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紅七軍團(在方志敏的部隊加入后合編為紅十軍團，他任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該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閩浙皖贛地區，這支先遣隊就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軍，為中央紅軍長征作戰略準備。隨后，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探路。這兩支先于主力紅軍的長征，是長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的遠征。因為紅軍西渡黃河這一重大決策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寧夏戰役。組建為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參加過紅軍主體長征的，既包括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和原屬中央紅軍的第五軍，還有紅四方面軍總部。這樣，西路軍遠征河西就是紅軍長征的繼續，是紅軍主體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即紅軍長征的尾聲。
如果把紅軍主體的長征看作長征大劇的“主戲”，那么這場包括序曲、主戲、尾聲在內的紅軍長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壯的歷史大劇。
二、怎樣認識遵義會議與其前后一些會議的關系
在“黨史”的實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長征的基本內涵：紅軍長征既突破了反動派軍隊的圍堵，又克服了黨內錯誤指導思想遭致的困難，還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了落腳西北的戰略大轉移，由此實現了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根本保證。
在長征途中，我們黨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其中最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義會議，它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具有偉大轉折的歷史地位。但實現這個歷史轉折有個過程。就遵義會議前而言，最早的通道會議實現了戰術“轉兵”，在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黎平會議改變原來去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決策，實現了戰略“轉兵”，并通過決議指出在適當時候開會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猴場會議駁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會議決議，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增加了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的可能性。遵義會議前的這幾次會議，為實現偉大轉折作了重要準備。
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是勢所必至。博古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與會者絕大多數不滿。張聞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批評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尖銳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周恩來講話承擔了領導責任。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成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長征危急關頭，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統治。
遵義會議后的幾次會議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一是“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并沒有撤換博古;對毛澤東也沒有作具體分工。這次會議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一把手，還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二是扎西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決定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這就將遵義會議決議昭告到全軍。三是茍壩會議。經過毛澤東力爭，不打固守打鼓新場之敵，否定了之前通過的決議，避免了紅軍可能遭致的重大損失。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毛澤東雖然在軍內不是一把手，但“團長”周恩來非常尊重他的意見，實際上他是“總設計師”。
當然，遵義會議是系列會議的標志和旗幟。因為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路線之亂，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此前的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此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三、怎樣認識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貢獻和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是以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為標志的。對于紅四方面軍進行的長征和作出的貢獻，過去的黨史書講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對紅四方面軍開辟的川陜根據地及其隨后的長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張國燾的錯誤對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無疑有很大影響，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貢獻。
根據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認為紅四方面軍的貢獻和作用至少體現在：其一，對中央紅軍北進川西發揮了重要策應作用。紅四方面軍在1932年底開辟的川陜蘇區，將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由東南引向西北，并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中央紅軍的長征，在遵義會議前幾乎陷入絕境。為盡快改變這個局面，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電告紅四方面軍派兵南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其二，對中央紅軍克服物資匱乏、補充兵員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強大的“宣傳隊”作用。其四，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播種機”作用。紅四方面軍所到之處，包括后來南下到一些地區，仍然宣傳黨的政策，堅持地方群眾工作。
四、怎樣認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兩個奠基禮”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935年11月初與紅十五軍團會師。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陜甘支隊編為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并入紅一方面軍。這時，國民黨對于紅軍的會合加強了“圍剿”部署。為打破“圍剿”，從11月20日到26日，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敵1個師又1個團，擊斃敵109師師長等1000余人，俘敵5300多人。這次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為黨中央和紅軍在西北建立大本營，舉行了“奠基禮”。
2003年我開始了“黨史”，到陜北作現場考察后感到，當時的“奠基禮”實際應當是兩個：除直羅鎮戰役是“軍事奠基禮”外，中央糾正陜北的“肅反”錯誤可視為“政治奠基禮”。因為陜北的“肅反”造成的政治危機，絲毫不亞于國民黨軍的“圍剿”。當時，國民黨軍正在實施“圍剿”，而在中央紅軍到陜北前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認為陜北黨內有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和“右派”活動，不顧前線緊張的軍事形勢，開展“肅反”運動;并派人到前方和陜甘邊逮捕干部，甚至將已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的劉志丹也關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的營以上干部、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區以上干部，還有一些從國統區過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共200余人慘遭殺害。劉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晝夜審訊。這樣大規模的捕殺，使陜北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吳起鎮獲悉情況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經過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五人領導小組對案卷材料的審核和廣泛調查，認為強加于劉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所有人員全部被釋放、平反和恢復工作。中央糾正這一嚴重的“肅反”錯誤，為鞏固和擴大陜北蘇區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因此，可將其視為“政治奠基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