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講稿是否有效，取決于黨課講稿是否把握了目標受眾的不同特點和地域特點。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的文章10篇 ,歡迎品鑒！
第一篇: 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為什么說紅軍長征是“3＋1”的長征？
整個紅軍的長征是“3＋1”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的長征，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長征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十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不說絕無僅有，也是極其罕見的。
這些年來了解和研究長征的人多了，不時遇到這樣的提問：為什么不以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作準備的1934年7月紅七軍團北上和紅六軍團西進作為紅軍長征的歷史起點？這是因為那兩支部隊盡管是數千人的運動，但畢竟還屬于小規模，前者主要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后者帶有探路性質。它們無疑是長征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一年10月的中央紅軍主力長征，一是隊伍達八萬六千余人，是大規模的戰略轉移；二是黨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機關隨軍運動，影響巨大。因此，以1934年10月作為紅軍長征歷史起點的標志是無可非議的。
●為什么也可以說“長征是六萬五千里”？
關于紅軍長征的里程，過去比較多的是講二萬五千里。這里講的是中央紅軍走的長征路。現在既然明確了整個紅軍的長征是“3＋1”的長征，那么僅僅講二萬五千里就不全面了。
據軍史資料統計，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歷時11個月，轉戰8省，行程兩萬余里。紅四方面軍的長征歷時19個月，轉戰6省，有的三過雪山草地，行程1萬多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歷時10個月，轉戰4省，行程約1萬里。將上述四支紅軍的長征路，歷經14個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長征的實際總里程為6.5萬多里。因此，除了繼續肯定中央紅軍的長征里程兩萬五千里外，還應當廣泛宣傳整個紅軍長征的里程為六萬五千里，要強化這個概念。這樣比較完整。
●為什么說長征的路線和目的地是一個動態過程？
紅軍長征，最初叫“戰略轉移”、“西征”、“遠征”。使用“長征”一詞，最早是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的2月下旬，中央紅軍二渡赤水發布的《告工農勞苦群眾書》中。紅軍長征到陜北，這不是預先設定的。進行戰略轉移，開始并沒有打算走很遠。長征的路線和目的地是根據軍事形勢和作戰情況而不斷變化的。這是一個動態過程。紅軍長征目的地，據我初步統計，僅中央紅軍言，先后有8個設想：（1）在瑞金出發時是到湘西洪江地區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發展復興后再回來；（2）黎平會議決定到黔北的遵義地區建立新根據地；（3）遵義會議決定過長江到川西建立根據地；（4）會理會議決定到川西北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去建立根據地；（5）兩河口會議決定去川陜甘一帶開辟新的根據地；（6）毛兒蓋會議進一步明確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創建新根據地；（7）俄界會議決定到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建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8）在哈達鋪初步決定到陜北去，隨后的榜羅鎮會議正式決定陜北為長征的最后落腳點。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準了榜羅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宣告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隨后，中共中央將“紅都”設在瓦窯堡，陜北成為中國革命大本營。
●為什么不能把戰略轉移的原因同作出戰略轉移的決策混在一起？
過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將進行戰略轉移的原因同作出戰略轉移的決策混在一起，不加區別。
其實，這是兩個問題，應區別開來。第五次反“圍剿”在中央蘇區的失敗，從主觀方面說，無疑要歸咎于錯誤路線。但導致這個結果后怎么辦？在當時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死守，與中央蘇區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前者說白了，是死路，不僅國民黨軍重兵包圍，而且蘇區內的人、財、物等資源基本耗盡，再也難以支撐一場需要大量兵員和物資的戰爭。進行戰略轉移，從理論上說是活路，只要指導思想正確，保存革命力量就能再圖發展。這就是俗話說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因此，錯誤路線的領導使紅軍遭致嚴重失敗，這是一個問題；在這個危急關頭作出戰略轉移即長征的決定，則是另一個問題。對前者要否定，對后者要肯定。不能因為否定前者，就不作分析地認為：在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頭，作出戰略轉移的決定也是錯誤的。
●為什么說長征出發地是多元的？
這些年開展紅色旅游，一些地方爭著打“長征出發地”牌，對紅軍長征出發地的爭論愈趨激烈。我在考察紅軍長征路后，形成了“長征出發地的多元論”概念，即各路紅軍長征都有自己的出發地，屬于不同層面的出發地也不止一個。比如，就中央紅軍言，瑞金是中央首腦機關的長征出發地，帶有標志意義；于都是中央首腦機關和紅軍主力四個軍團的集結出發地。還有紅軍部隊從其他地方直接出發作戰略轉移進行長征的，如紅九軍團就是從會昌出發的，因而也是長征出發地。屬于這個層面的出發地，還有石城、長汀、興國、寧化等縣。講紅軍長征出發地的多元性，并不等于說紅軍戰斗過的地方都是長征出發地。其定位標準，就中央紅軍而言，大體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軍委下達撤離戰斗前線到集結地的情況來確定。各部隊接到命令時所撤離的那個地方，均可視為長征出發地。上述所列，還只是中央紅軍的長征出發地。長征既然是“3＋1”的長征，其他紅軍長征還有各自的出發地，如紅二、六軍團在湖南桑植，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蒼溪，紅二十五軍在河南羅山等。因此，紅軍長征出發地不只有唯一的一個，而是多元的。
●如何深入理解長征的基本內涵？
紅軍長征的內涵很豐富，它不簡單地是突圍、轉戰、打仗等，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嚴峻斗爭：
第一個方面是革命與反革命兩種力量、光明與黑暗兩種命運的大搏斗。中央紅軍以湘江戰役、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最為驚心動魄。紅四方面軍以嘉陵江戰役、名山百丈關戰役和甘南的“岷（縣）、臨（潭）、舟（曲）戰役”最為激烈。紅二方面軍的戰斗以在云貴高原轉戰烏蒙山的大迂回作戰和在隴南的“成（縣）、徽（縣）、兩（當）、康（縣）戰役”最為著名。紅二十五軍以在河南方城獨樹鎮和甘肅涇川王母宮塬的血戰最為艱險。
第二個方面是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搏擊中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有尖銳斗爭。這個方面包括兩個內容，突出地表現在兩個系列會議上：一是與博古、李德的“左”傾教條主義的斗爭。這以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和遵義會議最為關鍵；二是與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這又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從兩河口會議開始，直到俄界會議，由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黨中央同張國燾的直接斗爭；二是在紅軍總部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后在阿壩會議和卓木碉會議上，由以朱德為代表的紅軍領導人進行的反對張國燾分裂黨中央的尖銳斗爭。
第三個方面是同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的生死博弈。紅一方面軍以翻越四川寶興夾金山，紅四方面軍以翻越四川丹巴至道孚的黨嶺山，紅二方面軍以翻越從云南中甸至四川鄉城的系列雪山，犧牲的指戰員為最多。過草地是長征途中遭遇的最大的艱難險阻。三個方面軍都經過了“水草地獄”，犧牲者更多。這三方面的斗爭和博弈，構成紅軍長征的基本內涵。
第二篇: 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2021年度從“黨史”中再識長征黨課講稿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年多，行程共計6.5萬多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多年來，長征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熱點和文學創作的豐富素材，關于長征的親歷回憶、口述日記、學術專著、文學作品不斷涌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長征無疑成為了一種世界級學問。作為黨史研究工作者，我從2003年初開始“走走黨史”，斷斷續續地用了10年時間對紅軍長征的主要路線和發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實地考察，在宏觀上構建起了一幅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圖譜。這里，我根據親歷親知的實際考察，談談對長征的認識。
一、怎樣認識紅軍長征的基本概念
關于紅軍長征，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概念，即“紅軍主體的長征”。它是指到達陜北的4支部隊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主體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這個“3+1”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
紅軍長征全過程應包括長征序曲、紅軍主體的長征和長征尾聲，即將“3+1”的長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紅七軍團(在方志敏的部隊加入后合編為紅十軍團，他任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該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閩浙皖贛地區，這支先遣隊就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軍，為中央紅軍長征作戰略準備。隨后，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探路。這兩支先于主力紅軍的長征，是長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的遠征。因為紅軍西渡黃河這一重大決策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寧夏戰役。組建為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參加過紅軍主體長征的，既包括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和原屬中央紅軍的第五軍，還有紅四方面軍總部。這樣，西路軍遠征河西就是紅軍長征的繼續，是紅軍主體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即紅軍長征的尾聲。
如果把紅軍主體的長征看作長征大劇的“主戲”，那么這場包括序曲、主戲、尾聲在內的紅軍長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壯的歷史大劇。
二、怎樣認識遵義會議與其前后一些會議的關系
在“黨史”的實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長征的基本內涵：紅軍長征既突破了反動派軍隊的圍堵，又克服了黨內錯誤指導思想遭致的困難，還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了落腳西北的戰略大轉移，由此實現了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根本保證。
在長征途中，我們黨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其中最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義會議，它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具有偉大轉折的歷史地位。但實現這個歷史轉折有個過程。就遵義會議前而言，最早的通道會議實現了戰術“轉兵”，在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黎平會議改變原來去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決策，實現了戰略“轉兵”，并通過決議指出在適當時候開會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猴場會議駁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會議決議，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增加了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的可能性。遵義會議前的這幾次會議，為實現偉大轉折作了重要準備。
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是勢所必至。博古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與會者絕大多數不滿。張聞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批評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尖銳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周恩來講話承擔了領導責任。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成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長征危急關頭，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統治。
遵義會議后的幾次會議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一是“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并沒有撤換博古;對毛澤東也沒有作具體分工。這次會議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一把手，還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二是扎西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決定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這就將遵義會議決議昭告到全軍。三是茍壩會議。經過毛澤東力爭，不打固守打鼓新場之敵，否定了之前通過的決議，避免了紅軍可能遭致的重大損失。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毛澤東雖然在軍內不是一把手，但“團長”周恩來非常尊重他的意見，實際上他是“總設計師”。
當然，遵義會議是系列會議的標志和旗幟。因為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路線之亂，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此前的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此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三、怎樣認識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貢獻和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是以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為標志的。對于紅四方面軍進行的長征和作出的貢獻，過去的黨史書講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對紅四方面軍開辟的川陜根據地及其隨后的長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張國燾的錯誤對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無疑有很大影響，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貢獻。
根據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認為紅四方面軍的貢獻和作用至少體現在：其一，對中央紅軍北進川西發揮了重要策應作用。紅四方面軍在1932年底開辟的川陜蘇區，將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由東南引向西北，并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中央紅軍的長征，在遵義會議前幾乎陷入絕境。為盡快改變這個局面，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電告紅四方面軍派兵南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其二，對中央紅軍克服物資匱乏、補充兵員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強大的“宣傳隊”作用。其四，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播種機”作用。紅四方面軍所到之處，包括后來南下到一些地區，仍然宣傳黨的政策，堅持地方群眾工作。
四、怎樣認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兩個奠基禮”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935年11月初與紅十五軍團會師。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陜甘支隊編為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并入紅一方面軍。這時，國民黨對于紅軍的會合加強了“圍剿”部署。為打破“圍剿”，從11月20日到26日，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敵1個師又1個團，擊斃敵109師師長等1000余人，俘敵5300多人。這次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為黨中央和紅軍在西北建立大本營，舉行了“奠基禮”。
2003年我開始了“黨史”，到陜北作現場考察后感到，當時的“奠基禮”實際應當是兩個：除直羅鎮戰役是“軍事奠基禮”外，中央糾正陜北的“肅反”錯誤可視為“政治奠基禮”。因為陜北的“肅反”造成的政治危機，絲毫不亞于國民黨軍的“圍剿”。當時，國民黨軍正在實施“圍剿”，而在中央紅軍到陜北前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認為陜北黨內有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和“右派”活動，不顧前線緊張的軍事形勢，開展“肅反”運動;并派人到前方和陜甘邊逮捕干部，甚至將已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的劉志丹也關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的營以上干部、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區以上干部，還有一些從國統區過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共200余人慘遭殺害。劉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晝夜審訊。這樣大規模的捕殺，使陜北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吳起鎮獲悉情況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經過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五人領導小組對案卷材料的審核和廣泛調查，認為強加于劉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所有人員全部被釋放、平反和恢復工作。中央糾正這一嚴重的“肅反”錯誤，為鞏固和擴大陜北蘇區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因此，可將其視為“政治奠基禮”。
第三篇: 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執政黨，成立于1921年7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發展歷程
中共一大：中國共產黨誕生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共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2年在上海召開。
1922年，中共二大，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現階段的革命綱領即最低綱領是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二大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中共三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3年，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
1923年，黨的三大召開，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思想、組織上的獨立性。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義，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中共四大
1925年四大召開，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
中共五大
1927年五大召開，大會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做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五大實際上并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中共六大：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和瞿秋白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指出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這次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1931年，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
1934年，中央紅軍進行長征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
1935年長征過程中，遵義會議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也開始進行全國性抗戰。
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也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1940年，百團大戰由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指揮。
1941年根據地經濟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
1942 年延安整風運動的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經過激烈的爭論，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又名《雙十協定》。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開，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七大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大會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中共八大：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1948年遼沈戰役是解放戰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略決戰的第一個戰役。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1956年八大召開，大會正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八大是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中共九大
1969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對八大黨章作了錯誤修改，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中共十大
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號召發揚民主，加強團結，集思廣益，共同努力，開得生動活潑，熱氣騰騰，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為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充分的準備。
中共十一大
1974 年，中國趕走南越侵略軍，收復西沙群島。
1975 年的全面整頓工作由鄧小平主持進行。
1977年，黨的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幫后召開的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大會總結了揭批四人幫的初步成果，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提出了到本世紀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在為動員全黨完成這個歷史任務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共十二大：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
1982年十二大召開，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中共十三大：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1987年十三大召開，十三大第一次系統地闡明了有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
中共十四大：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后，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1992年10月十四大召開，這次大會作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中共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大會指出，中國共產黨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中共十六大：與時俱進的大會
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這次大會是我們黨新世紀乘勝前進，規劃制定新世紀中國發展重大戰略的會議，也是與時俱進，為指導思想增添理論新成果的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三個代表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實現了我們黨承前啟后，完成整體性新老交替的任務。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中共十七大：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的大會
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黨的十七大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中共十八大：繼往開來，影響深遠
2021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明確了科學發展觀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制定了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前進方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回答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政策立場。
中共十九大：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2021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承擔著謀劃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深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任務，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繼往開來，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事關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四篇: 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2021，一個非凡的歷史節點，一個火紅的特殊年份。
100年前，中國共產黨在世界社會主義大潮和中華民族復興大潮的相互激蕩中誕生;100年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立志于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過的百年歷程，是光榮輝煌的100年，也是艱苦卓絕的100年;是奠基立業的100年，也是開辟未來的100年。在100年的接續奮斗中，黨領導人民創造了偉大歷史，鑄就了偉大精神，形成了寶貴經驗，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上的偉大奇跡。
注重學習黨史，善于總結歷史經驗、凝聚前進力量，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早在1938年，毛澤東同志就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承并發揚黨的優良傳統，高度重視歷史研究和學習工作。2021年，既是我們黨慶祝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也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源浚者流長，根深者葉茂。”鑒往可以知來。來一場黨史大學習，知向何處，則不惑于方向;明所從來，則不竭于動力。對廣大黨員干部來說，黨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學深悟透，用好百年黨史形成的巨大精神財富和制勝法寶，以此檢視初心、滋養初心，不斷錘煉忠誠干凈擔當的政治品格。
學史明理，強化理論武裝
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堅定的基礎。百年黨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關于黨的理論探索史，我們要記住兩次飛躍、兩大理論成果，尤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第一次飛躍取得的理論成果，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的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取得的理論成果，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鄧小平理論、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形成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形成的科學發展觀、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黨史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系統回顧了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懈奮斗的光輝歷程，深入總結了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創造的理論成果、積累的寶貴經驗、鑄就的偉大精神，深刻闡明了黨為中華民族作出的偉大貢獻、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史的重要論述，樹立正確的黨史觀，我們就能將歷史風云如何變幻看得更清楚，歷史規律如何作用想得更明白，歷史大勢如何發展悟得更透徹。
初心使黨永葆政治本色，使命使黨永具前進動力。這一初心和使命一直體現在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之中，體現在黨勇于犧牲、前赴后繼的不懈奮斗之中，體現在黨百折不回、愈挫愈勇的堅強意志之中，體現在全黨上下敢于迎難而上、敢于堅決斗爭的擔當精神之中，體現在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和魚水深情之中，體現在中國共產黨人自覺堅持的黨性修養之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百年歷史，也是我們黨不斷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險的歷史。“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黨就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黨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就無法實現。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廣大黨員必須做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感悟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力量，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的認識，特別是要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發展歷程，深刻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不懈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學史增信，堅定理想信念
黨員干部要通過學習黨史，全面了解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來龍去脈，深刻體會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美好生活來之不易，在細學、細品、細悟中，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古往今來，治國理政者都將學史作為必修課，從升平之世的經驗、衰亂之世的教訓中，尋找真理和規律。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中華民族光輝燦爛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運用歷史思維，增強歷史擔當，黨員干部的愛黨愛國之心就會更加醇厚、深切，黨和人民事業就會行穩致遠。我們黨最鮮亮的底色是不變的初心、崇高的使命，最深厚的偉力是篤定的信仰、創新的理論，最卓絕的探索是開辟的道路、復興的基業，最光輝的形象是無我的奮斗、嚴實的作風，最根本的保證是堅強的核心、全黨的凝聚。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回顧和重溫黨的光輝歷史，不但可以讓我們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偉大成就，也可以讓我們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民族復興偉大夢想充滿必勝信念。理想信念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百年來，從一盤散沙到大國崛起，從滿目瘡痍到美麗家園，從積貧積弱到全面小康，這些為人嘆服的“中國速度”“中國模式”向世界證明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同志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這種信仰，是“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堅定執著，是對“可愛的中國”的深情呼喚，是“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的無怨無悔。
學習黨史，是一場喚醒紅色基因、堅定理想信念的精神磨礪。每一個溫暖人心的感人故事，每一段充滿艱辛的奮斗歷程，都在告訴我們：共產黨人的本，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心有所信，方能行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我們黨的每一段革命歷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動教材”。學習黨史，就要努力從黨走過的風云激蕩的歷史中、從黨開創和不斷推進的偉大事業中、從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長期實踐中，深化對黨的信賴，進一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堅定不移向黨中央看齊，以黨史堅定信仰，以黨史砥礪初心，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要深入學習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讓真理武裝我們的頭腦，讓真理指引我們的理想，讓真理堅定我們的信仰;要堅持學而信、學而思、學而行，把學習成果轉化為不可撼動的理想信念，轉化為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用理想之光照亮奮斗之路，用信仰之力開創美好未來。
學史崇德，賡續精神血脈
黨員干部要充分學習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的先進事跡，充分挖掘他們身上所閃耀的高貴品質，充分傳承他們的偉大奮斗精神，讓紅色傳統、紅色基因、紅色血脈不斷鑄就新時代屬于我們的忠誠之魂、赤子之心和高貴品德。
百年歲月崢嶸，百年奠基立業。一部百年黨史，是我們黨前赴后繼、百折不撓、創造輝煌的奮斗史，是我們黨堅守初心、求真務實、逐夢前行的創業史，也是我們黨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重塑、自我超越的成長壯大史。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由各個時期的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進模范身上的一系列偉大精神所構成，這是百年黨史的紅色傳統、紅色基因。學習黨史，不僅要了解革命前輩的英雄事跡，更要增強學史崇德、賡續榮光、接續奮斗的思想和行動自覺。中國共產黨人所立之德，集中體現為對黨絕對忠誠、堅決聽黨指揮，堅定遠大理想和崇高信仰信念，忠實踐行黨的根本宗旨，保持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成為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堅強保證，成為煥發黨的強大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的堅實根基。
學習黨史，須在立德固本上下功夫，錘煉忠誠干凈擔當的政治品格，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保持對黨的忠誠心、對人民的感恩心、對事業的進取心、對法紀的敬畏心，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范踐行者。
學習黨史，須在修德正身上下功夫，深入開展道德品行、法治思維教育、反腐倡廉教育，把黨章和黨規黨紀學習作為黨性教育的重要內容，自覺把加強黨性和品德修養作為終身課題，通過總結黨史經驗教訓，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堅持從小事小節上加強修養、正心明道、防微杜漸、保持本色。
學習黨史，須在守德致遠上下功夫，自覺踐行忠誠老實、公道正派、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等品格，堅持法紀紅線不可逾越、道德底線不可觸碰，做到明是非、識良莠、辨美丑、分善惡、曉榮辱、知行止，慎獨慎微、嚴于律己，以儉養德、廉潔齊家，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使自己無論面對任何考驗，都能挺直精神脊梁，交出不負黨和人民的合格答卷。
學史力行，做到知行合一
我們黨憑借智慧和實干逐漸崛起，也必定以智慧和實干贏得未來。黨員干部要不斷汲取黨史中蘊含的豐富攻堅智慧，深刻總結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成功應對各類風險挑戰的寶貴經驗，并靈活運用于新時代新征程的各項工作中，以知行合一不斷開新局、立新功。
開展黨史學習教育要防止學習活動表面化、形式化，黨員干部只有真學真用，才能出真效、開新局。真學就是要學透、學深，真正讓黨史學習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人心;真用就是要牢記總書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囑托，在為人民服務上下真功，主動積極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解難事，贏得人民信任和擁護。
知其史方能激其志，激其志方能盡其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興業路到復興路，我們黨百年來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進行的一切斗爭、作出的一切犧牲，都是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從建黨的開天辟地，到新中國成立的改天換地，到改革開放的翻天覆地，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守初心和使命。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我們必須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牢牢抓住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
學好黨史，就要從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出發，總結運用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成功應對風險挑戰的豐富經驗，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不斷在實踐中豐富斗爭經驗、提升斗爭本領，切實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和水平。學好黨史，就要同總結經驗、觀照現實、推動工作結合起來，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把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貫穿始終，在強化黨性修養和人民立場中展現共產黨人的時代風貌。學好黨史，就要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在學思踐悟中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以更加昂揚的精神狀態和奮斗姿態，建功新時代，奮進新征程。
第五篇: 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年多，行程共計6.5萬多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多年來，長征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熱點和文學創作的豐富素材，關于長征的親歷回憶、口述日記、學術專著、文學作品不斷涌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長征無疑成為了一種世界級學問。作為黨史研究工作者，我從2003年初開始“走走黨史”，斷斷續續地用了10年時間對紅軍長征的主要路線和發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實地考察，在宏觀上構建起了一幅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圖譜。這里，我根據親歷親知的實際考察，談談對長征的認識。
怎樣認識紅軍長征的基本概念
關于紅軍長征，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概念，即“紅軍主體的長征”。它是指到達陜北的4支部隊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主體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這個“3+1”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
紅軍長征全過程應包括長征序曲、紅軍主體的長征和長征尾聲，即將“3+1”的長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紅七軍團(在方志敏的部隊加入后合編為紅十軍團，他任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該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閩浙皖贛地區，這支先遣隊就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軍，為中央紅軍長征作戰略準備。隨后，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探路。這兩支先于主力紅軍的長征，是長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的遠征。因為紅軍西渡黃河這一重大決策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寧夏戰役。組建為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參加過紅軍主體長征的，既包括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和原屬中央紅軍的第五軍，還有紅四方面軍總部。這樣，西路軍遠征河西就是紅軍長征的繼續，是紅軍主體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即紅軍長征的尾聲。
如果把紅軍主體的長征看作長征大劇的“主戲”，那么這場包括序曲、主戲、尾聲在內的紅軍長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壯的歷史大劇。
怎樣認識遵義會議與其前后一些會議的關系
在“走走黨史”的實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長征的基本內涵：紅軍長征既突破了反動派軍隊的圍堵，又克服了黨內錯誤指導思想遭致的困難，還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了落腳西北的戰略大轉移，由此實現了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根本保證。
在長征途中，我們黨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其中最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義會議，它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具有偉大轉折的歷史地位。但實現這個歷史轉折有個過程。就遵義會議前而言，最早的通道會議實現了戰術“轉兵”，在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黎平會議改變原來去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決策，實現了戰略“轉兵”，并通過決議指出在適當時候開會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猴場會議駁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會議決議，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增加了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的可能性。遵義會議前的這幾次會議，為實現偉大轉折作了重要準備。
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是勢所必至。博古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與會者絕大多數不滿。張聞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批評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尖銳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周恩來講話承擔了領導責任。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成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長征危急關頭，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統治。
遵義會議后的幾次會議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一是“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并沒有撤換博古;對毛澤東也沒有作具體分工。這次會議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一把手，還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二是扎西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決定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這就將遵義會議決議昭告到全軍。三是茍壩會議。經過毛澤東力爭，不打固守打鼓新場之敵，否定了之前通過的決議，避免了紅軍可能遭致的重大損失。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毛澤東雖然在軍內不是一把手，但“團長”周恩來非常尊重他的意見，實際上他是“總設計師”。
當然，遵義會議是系列會議的標志和旗幟。因為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路線之亂，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此前的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此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怎樣認識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貢獻和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是以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為標志的。對于紅四方面軍進行的長征和作出的貢獻，過去的黨史書講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對紅四方面軍開辟的川陜根據地及其隨后的長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張國燾的錯誤對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無疑有很大影響，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貢獻。
根據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認為紅四方面軍的貢獻和作用至少體現在：其一，對中央紅軍北進川西發揮了重要策應作用。紅四方面軍在1932年底開辟的川陜蘇區，將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由東南引向西北，并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中央紅軍的長征，在遵義會議前幾乎陷入絕境。為盡快改變這個局面，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電告紅四方面軍派兵南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其二，對中央紅軍克服物資匱乏、補充兵員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強大的“宣傳隊”作用。其四，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播種機”作用。紅四方面軍所到之處，包括后來南下到一些地區，仍然宣傳黨的政策，堅持地方群眾工作。
怎樣認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兩個奠基禮”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935年11月初與紅十五軍團會師。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陜甘支隊編為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并入紅一方面軍。這時，國民黨對于紅軍的會合加強了“圍剿”部署。為打破“圍剿”，從11月20日到26日，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敵1個師又1個團，擊斃敵109師師長等1000余人，俘敵5300多人。這次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為黨中央和紅軍在西北建立大本營，舉行了“奠基禮”。
2003年我開始了“走走黨史”，到陜北作現場考察后感到，當時的“奠基禮”實際應當是兩個：除直羅鎮戰役是“軍事奠基禮”外，中央糾正陜北的“肅反”錯誤可視為“政治奠基禮”。因為陜北的“肅反”造成的政治危機，絲毫不亞于國民黨軍的“圍剿”。當時，國民黨軍正在實施“圍剿”，而在中央紅軍到陜北前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認為陜北黨內有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和“右派”活動，不顧前線緊張的軍事形勢，開展“肅反”運動;并派人到前方和陜甘邊逮捕干部，甚至將已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的劉志丹也關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的營以上干部、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區以上干部，還有一些從國統區過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共200余人慘遭殺害。劉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晝夜審訊。這樣大規模的捕殺，使陜北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吳起鎮獲悉情況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經過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五人領導小組對案卷材料的審核和廣泛調查，認為強加于劉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所有人員全部被釋放、平反和恢復工作。中央糾正這一嚴重的“肅反”錯誤，為鞏固和擴大陜北蘇區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因此，可將其視為“政治奠基禮”。
第六篇: 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3＋1”的長征
整個紅軍的長征是“3＋1”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的長征，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長征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
“長征是六萬五千里”
關于紅軍長征的里程，過去比較多的是講二萬五千里。這里講的是中央紅軍走的長征路。現在既然明確了整個紅軍的長征是“3＋1”的長征，那么僅僅講二萬五千里就不全面了。據軍史資料統計，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歷時11個月，轉戰8省，行程兩萬余里。紅四方面軍的長征歷時19個月，轉戰6省，有的三過雪山草地，行程1萬多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歷時10個月，轉戰4省，行程約1萬里。將上述四支紅軍的長征路，歷經14個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長征的實際總里程為6.5萬多里。
路線和目的地是動態的
紅軍長征到陜北，這不是預先設定的。進行戰略轉移，開始并沒有打算走很遠。長征的路線和目的地是根據軍事形勢和作戰情況而不斷變化的。這是一個動態過程。紅軍長征目的地，據我初步統計，僅中央紅軍言，先后有8個設想。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準了榜羅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宣告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隨后，中共中央將“紅都”設在瓦窯堡，陜北成為中國革命大本營。
出發地是多元的
各路紅軍長征都有自己的出發地，屬于不同層面的出發地也不止一個。其定位標準，就中央紅軍而言，大體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軍委下達撤離戰斗前線到集結地的情況來確定。各部隊接到命令時所撤離的那個地方，均可視為長征出發地。
第七篇: 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年多，行程共計6.5萬多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多年來，長征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熱點和文學創作的豐富經典詞句，有關長征的親歷回憶、口述日記、學術專著、文學作品不斷涌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長征無疑成為了一種世界級學問。作為研究工作者，我從2003年初開始走走，斷斷續續地用了10年時間對紅軍長征的主要路線和發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實地考察，在宏觀上構建起了一幅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圖譜。這里，我根據親歷親知的實際考察，談談對長征的認識。
怎樣認識紅軍長征的基本概念
有關紅軍長征，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概念，即紅軍主體的長征。它是指到達陜北的4支部隊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主體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這個3+1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
紅軍長征全過程應包括長征序曲、紅軍主體的長征和長征尾聲，即將3+1的長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紅七軍團(在方志敏的部隊加入后合編為紅十軍團，他任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該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閩浙皖贛地區，這支先遣隊就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軍，為中央紅軍長征作戰略準備。隨后，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探路。這兩支先于主力紅軍的長征，是長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的遠征。因為紅軍西渡黃河這一重大決策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寧夏戰役。組建為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參加過紅軍主體長征的，既包括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和原屬中央紅軍的第五軍，還有紅四方面軍總部。這樣，西路軍遠征河西就是紅軍長征的繼續，是紅軍主體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即紅軍長征的尾聲。
如果把紅軍主體的長征看作長征大劇的主戲，那么這場包括序曲、主戲、尾聲在內的紅軍長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壯的歷史大劇。
怎樣認識遵義會議與其前后一些會議的關系
在走走的實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長征的基本內涵：紅軍長征既突破了反動派軍隊的圍堵，又克服了黨內錯誤指導思想遭致的困難，還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了落腳西北的戰略大轉移，由此實現了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根本保證。
在長征途中，我們黨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其中最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義會議，它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具有偉大轉折的歷史地位。但實現這個歷史轉折有個過程。就遵義會議前而言，最早的通道會議實現了戰術轉兵，在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黎平會議改變原來去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決策，實現了戰略轉兵，并通過決議指出在適當時候開會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猴場會議駁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會議決議，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增加了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的可能性。遵義會議前的這幾次會議，為實現偉大轉折作了重要準備。
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是勢所必至。博古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與會者絕大多數不滿。張聞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批評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尖銳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周恩來講話承擔了領導責任。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成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長征危急關頭，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統治。
遵義會議后的幾次會議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一是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并沒有撤換博古;對毛澤東也沒有作具體分工。這次會議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一把手，還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二是扎西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決定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這就將遵義會議決議昭告到全軍。三是茍壩會議。經過毛澤東力爭，不打固守打鼓新場之敵，否定了之前通過的決議，避免了紅軍可能遭致的重大損失。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毛澤東雖然在軍內不是一把手，但團長周恩來非常尊重他的意見，實際上他是總設計師。
當然，遵義會議是系列會議的標志和旗幟。因為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路線之亂，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此前的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此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怎樣認識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貢獻和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是以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為標志的。對于紅四方面軍進行的長征和作出的貢獻，過去的書講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對紅四方面軍開辟的川陜根據地及其隨后的長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張國燾的錯誤對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無疑有很大影響，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貢獻。
根據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認為紅四方面軍的貢獻和作用至少體現在：其一，對中央紅軍北進川西發揮了重要策應作用。紅四方面軍在1932年底開辟的川陜蘇區，將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由東南引向西北，并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中央紅軍的長征，在遵義會議前幾乎陷入絕境。為盡快改變這個局面，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電告紅四方面軍派兵南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其二，對中央紅軍克服物資匱乏、補充兵員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強大的宣傳隊作用。其四，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播種機作用。紅四方面軍所到之處，包括后來南下到一些地區，仍然宣傳黨的政策，堅持地方群眾工作。
怎樣認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兩個奠基禮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935年11月初與紅十五軍團會師。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陜甘支隊編為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并入紅一方面軍。這時，國民黨對于紅軍的會合加強了圍剿部署。為打破圍剿，從11月20日到26日，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敵1個師又1個團，擊斃敵109師師長等1000余人，俘敵5300多人。這次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為黨中央和紅軍在西北建立大本營，舉行了奠基禮。
2003年我開始了走走，到陜北作現場考察后感到，當時的奠基禮實際應當是兩個：除直羅鎮戰役是軍事奠基禮外，中央糾正陜北的肅反錯誤可視為政治奠基禮。因為陜北的肅反造成的政治危機，絲毫不亞于國民黨軍的圍剿。當時，國民黨軍正在實施圍剿，而在中央紅軍到陜北前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認為陜北黨內有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和右派活動，不顧前線緊張的軍事形勢，開展肅反運動;并派人到前方和陜甘邊逮捕干部，甚至將已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的劉志丹也關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的營以上干部、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區以上干部，還有一些從國統區過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共200余人慘遭殺害。劉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晝夜審訊。這樣大規模的捕殺，使陜北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吳起鎮獲悉情況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經過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五人領導小組對案卷材料的審核和廣泛調查，認為強加于劉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所有人員全部被釋放、平反和恢復工作。中央糾正這一嚴重的肅反錯誤，為鞏固和擴大陜北蘇區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因此，可將其視為政治奠基禮。
第八篇: 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年多，行程共計6.5萬多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多年來，長征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熱點和文學創作的豐富素材，關于長征的親歷回憶、口述日記、學術專著、文學作品不斷涌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長征無疑成為了一種世界級學問。作為黨史研究工作者，我從2003年初開始“走走黨史”，斷斷續續地用了10年時間對紅軍長征的主要路線和發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實地考察，在宏觀上構建起了一幅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圖譜。這里，我根據親歷親知的實際考察，談談對長征的認識。
怎樣認識紅軍長征的基本概念
關于紅軍長征，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概念，即“紅軍主體的長征”。它是指到達陜北的4支部隊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主體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這個“3+1”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
紅軍長征全過程應包括長征序曲、紅軍主體的長征和長征尾聲，即將“3+1”的長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紅七軍團(在方志敏的部隊加入后合編為紅十軍團，他任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該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閩浙皖贛地區，這支先遣隊就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軍，為中央紅軍長征作戰略準備。隨后，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探路。這兩支先于主力紅軍的長征，是長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的遠征。因為紅軍西渡黃河這一重大決策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寧夏戰役。組建為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參加過紅軍主體長征的，既包括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和原屬中央紅軍的第五軍，還有紅四方面軍總部。這樣，西路軍遠征河西就是紅軍長征的繼續，是紅軍主體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即紅軍長征的尾聲。
如果把紅軍主體的長征看作長征大劇的“主戲”，那么這場包括序曲、主戲、尾聲在內的紅軍長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壯的歷史大劇。
怎樣認識遵義會議與其前后一些會議的關系
在“走走黨史”的實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長征的基本內涵：紅軍長征既突破了反動派軍隊的圍堵，又克服了黨內錯誤指導思想遭致的困難，還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了落腳西北的戰略大轉移，由此實現了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根本保證。
在長征途中，我們黨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其中最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義會議，它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具有偉大轉折的歷史地位。但實現這個歷史轉折有個過程。就遵義會議前而言，最早的通道會議實現了戰術“轉兵”，在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黎平會議改變原來去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決策，實現了戰略“轉兵”，并通過決議指出在適當時候開會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猴場會議駁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會議決議，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增加了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的可能性。遵義會議前的這幾次會議，為實現偉大轉折作了重要準備。
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是勢所必至。博古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與會者絕大多數不滿。張聞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批評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尖銳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周恩來講話承擔了領導責任。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成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長征危急關頭，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統治。
遵義會議后的幾次會議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一是“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并沒有撤換博古;對毛澤東也沒有作具體分工。這次會議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一把手，還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二是扎西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決定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這就將遵義會議決議昭告到全軍。三是茍壩會議。經過毛澤東力爭，不打固守打鼓新場之敵，否定了之前通過的決議，避免了紅軍可能遭致的重大損失。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毛澤東雖然在軍內不是一把手，但“團長”周恩來非常尊重他的意見，實際上他是“總設計師”。
當然，遵義會議是系列會議的標志和旗幟。因為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路線之亂，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此前的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此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怎樣認識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貢獻和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是以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為標志的。對于紅四方面軍進行的長征和作出的貢獻，過去的黨史書講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對紅四方面軍開辟的川陜根據地及其隨后的長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張國燾的錯誤對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無疑有很大影響，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貢獻。
根據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認為紅四方面軍的貢獻和作用至少體現在：其一，對中央紅軍北進川西發揮了重要策應作用。紅四方面軍在1932年底開辟的川陜蘇區，將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由東南引向西北，并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中央紅軍的長征，在遵義會議前幾乎陷入絕境。為盡快改變這個局面，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電告紅四方面軍派兵南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其二，對中央紅軍克服物資匱乏、補充兵員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強大的“宣傳隊”作用。其四，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播種機”作用。紅四方面軍所到之處，包括后來南下到一些地區，仍然宣傳黨的政策，堅持地方群眾工作。
怎樣認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兩個奠基禮”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935年11月初與紅十五軍團會師。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陜甘支隊編為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并入紅一方面軍。這時，國民黨對于紅軍的會合加強了“圍剿”部署。為打破“圍剿”，從11月20日到26日，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敵1個師又1個團，擊斃敵109師師長等1000余人，俘敵5300多人。這次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為黨中央和紅軍在西北建立大本營，舉行了“奠基禮”。
2003年我開始了“走走黨史”，到陜北作現場考察后感到，當時的“奠基禮”實際應當是兩個：除直羅鎮戰役是“軍事奠基禮”外，中央糾正陜北的“肅反”錯誤可視為“政治奠基禮”。因為陜北的“肅反”造成的政治危機，絲毫不亞于國民黨軍的“圍剿”。當時，國民黨軍正在實施“圍剿”，而在中央紅軍到陜北前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認為陜北黨內有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和“右派”活動，不顧前線緊張的軍事形勢，開展“肅反”運動;并派人到前方和陜甘邊逮捕干部，甚至將已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的劉志丹也關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的營以上干部、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區以上干部，還有一些從國統區過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共200余人慘遭殺害。劉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晝夜審訊。這樣大規模的捕殺，使陜北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吳起鎮獲悉情況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經過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五人領導小組對案卷材料的審核和廣泛調查，認為強加于劉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所有人員全部被釋放、平反和恢復工作。中央糾正這一嚴重的“肅反”錯誤，為鞏固和擴大陜北蘇區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因此，可將其視為“政治奠基禮”。
第九篇: 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同學們：
一位小女孩天真地問父親：“紅軍爺爺長征時為什么不喝健力寶，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對于他們，長征已成為一個老外婆的傳奇故事。然而隨著歲月流逝，長征精神以越來越深刻的魅力，吸引著眾多的人們到長征路上去追尋，去思考。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萬中央紅軍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被迫突圍西行，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歷時兩年整，行程兩萬五千里，途經十四個省，開始了“萬水千山只等閑”的長征。
在長征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紅軍將領的母親，當她看到戰士們吃的是清水煮的樹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帶時，她落淚了。她把自己要飯討來的生芋頭全部倒進了鍋里。就這，竟成為將士們難得的一頓美餐。“牛皮腰帶三尺長，草原荒地好干糧，熬湯煮菜別有味，端給媽媽來品嘗。”老媽媽聽著戰士們自編自唱的<牛皮腰帶歌>，掛滿淚花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還有一次過草地，一位在戰斗中剛剛入黨的警衛員，為了搶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獻出了年僅18歲的生命。當他漸漸沉下去的時候，手里緊緊攥著一塊銀圓，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黨費。長征中，這樣的事情幾乎天天都有，然而隊伍每天都在頑強地向前，向前……
這就是長征精神，這就是在槍林彈雨，雪山草地之間打不爛，拖不垮的硬骨頭精神，這就是面對敵人的屠刀與誘惑，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的大無畏精神!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的民族又開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長征。雖然再沒有雪山和草地，但我們同樣面臨著歷史和時代的挑戰。這種挑戰，是一種更為長期、更為嚴峻的考驗。它表面上看起來并非那么艱難，那么壯烈，但要取得勝利，卻是相當不易的。
同學們，當你沉溺于網絡游戲，失去自我的時候;當你留連于武打小說，不思進取的時候;當你吃著美味，喝著鮮奶，為超女瘋狂的時候……想一想長征吧，想一想8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說當年所面臨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權的話，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則是用我們的勤勞和智慧使我們的祖國闊步邁入世界經濟強國的行列。這關系到當代中國的國際地位，關系到每一位華夏子孫的命運!作為當代的熱血青年，我們應該有自己的遠大理想，那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也是一次充滿艱辛的長征，這是時代賦予我們青少年的新的長征!少年興則國興，少年強則國強。我們要接過長征精神的光輝旗幟，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銳意進取，自強不息，真正把愛國之志變成報國之行。今天為振興中華而勤奮學習，明天為創造祖國輝煌的未來貢獻自己的力量!
同學們，讓我們重踏長征路，弘揚長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尋金色的理想，追尋明媚的春光，追尋火紅的太陽!
第十篇: 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同志們：
按照開展中共黨史學習教育的有關要求，今天由我為大家上一堂黨史學習教育專題黨課。大家都是知道今年2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共迎新春佳節時指出，中共中央決定，今年在全黨開展中共黨史學習教育，激勵全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新時代不斷加強黨的建設。要求，要結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全面回顧同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奮斗歷程，發揚光榮傳統，堅守合作初心，加強自身建設。按照中央要求，我們及時開展了黨史學習教育活動，將黨史學習教育作為黨員、干部教育培訓重點任務，引導各級黨員干部在回顧和重溫黨的光輝歷史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下面，結合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活動，我圍繞“為什么”“學什么”“怎么學”三個方面和大家交流學習黨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希望能夠給大家提供借鑒。
一、“為什么”要學習黨史，也就是開展黨史教育的重要性。2013年6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的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的發展史，都是人民書寫的歷史。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總結和吸取歷史教訓，目的是以史為鑒、更好前進。一是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激勵全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必然要求。學習黨史我們就會知道，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在九十多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無論是弱小還是強大，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我們黨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團結帶領人民歷經千難萬險，付出巨大犧牲，敢于面對曲折，勇于修正錯誤，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攻克的難關，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譜寫了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從客觀現實來看，全面了解黨所走過的奮斗歷程，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對于我們進一步深刻認識初心使命，更加堅定理想信念至關重要。二是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有利于以史為鑒、更好前進。認真學習黨史，厘清歷史脈絡，認清歷史事實，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能夠深刻認識到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共產黨是經歷革命、建設、改革長期考驗，在異常復雜環境中團結帶領我國各族人民創造了偉大奇跡的黨。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人民公仆、時代先鋒、民族脊梁，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就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只有深讀深悟黨史，深刻認識我們黨先進的政治屬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純潔的政治品質，深刻認識黨的執政使命和根本宗旨，才能讓廣大黨員干部深刻地牢記初心使命，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做到永遠在路上。三是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有利于認真踐行、不負使命。中國共產黨成立近100年來，無論革命、建設還是改革，無論順利還是曲折，我們黨始終在奮斗中克服艱難曲折，靠奮斗創造未來;千千萬萬共產黨員也在不懈奮斗中堅守著初心和使命。一部中共黨史，就是一部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奮斗史。要從黨史中激發責任之心，發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優良傳統，為民族之大我承擔責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努力奮斗。要從黨史中激發擔當之心，深刻認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立足新征程新使命，接好時代的“接力棒”，走好當代人的長征路。要從黨史中激發為民之心，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與創造人民高品質生活緊密結合起來。
二、學習黨史“學什么”，也就是開展黨史教育的主要內容。2013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指出，要了解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來龍去脈，汲取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經驗，正確了解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這對正確認識黨情、國情十分必要，對開創未來也十分必要，因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一是要深刻感悟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咬定目標、勇往直前，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翻閱中國共產黨近100年的歷史，是一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拼搏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為民服務的奮斗史。從嘉興南湖承載革命火種的小船，到劈波斬浪領航復興偉業的“中國號”巨輪，中國共產黨譜寫了執政14億人口大國的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我們黨、國家和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教科書。作為黨員干部，就應自覺把學習黨史作為“必修課”，在學習黨史、借鑒黨史中汲取成長營養、獲取奮進力量，不斷堅定理想信念，恪守為民初心，擔當時代重任。二是要深入學習黨的創新理論，加強黨史學習教育，同時學習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旗幟鮮明講政治，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是共產黨人的根本屬性和本質特征，是我們黨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保證。要在學好黨史中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反復證明了一個道理：政治上的主動是最有利的主動，政治上的被動是最危險的被動。在黨的歷史上，政治方向、政治路線一旦出現問題，形勢就會變得復雜，局勢也會隨之艱難，黨的前途命運則可能出現危險局面。歷史經驗和現實面臨的任務告訴我們，全黨上下只有繃緊政治意識這根弦，自覺站穩政治立場，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從政治高度看問題、辦事情，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以及敏銳的政治觀察力和政治判斷力，才能真正做到服從大局、圍繞核心、自覺看齊。要在學好黨史中不斷提高政治領悟力。面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要求，重溫黨和人民共同走過的光輝歷程，堅定崇高的精神信仰，獲取繼往開來的強大動力，汲取革命前輩的智慧，練就“觀察事物的敏銳眼光，判斷時事的深刻洞見，處理人際關系的練達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動能力”，是我們學習黨史的落腳點。我們要在黨史學習中堅定信仰、獲得力量、汲取智慧，做到在重大問題和關鍵環節上頭腦特別清醒、眼睛特別明亮，善于從一般事務中發現政治問題，善于從傾向性、苗頭性問題中發現政治端倪，善于從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中把握政治邏輯，堅持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要在學好黨史中不斷提高政治執行力。中國共產黨成立近百年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攻堅克難，一路成長，成為當今世界第一大黨。回望歷史，不難發現，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只有具備崇高信仰、嚴明紀律、自我犧牲精神、敢于且善于戰勝各種風險挑戰的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才能帶領中國人民持續前進。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擘畫了“十四五”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這需要全黨站在歷史和現實交會的高度，牢固樹立“四個意識”，自覺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努力前行。三是要把造福人民作為最重要的政績，堅決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我們黨歷來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指出：“形式主義是一種幼稚的、低級的、不動腦子的東西”“要把官僚主義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決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強調糾正“四風”不能止步，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經過一段時期的教育治理，作風有明顯好轉，但依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這說明，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依然任重道遠，需要作出艱苦努力。這要求我們通過學習黨史，引導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念，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恪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思想上徹底消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滋生的土壤。四是要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斷凈化政治生態，營造風清氣正的發展環境。早在1932年的江西瑞金，中央蘇區政府就專門設置了檢舉木箱。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堅持不懈“打虎”“拍蠅”“獵狐”，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抓鐵有痕、踏石留印、成效顯著。在新形勢下，我們黨員干部應把黨史作為最好的營養劑，努力修好黨史這門必修課。要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經常攬鏡自照、每日三省。要嚴在第一次，常存“白袍點墨”之戒，在從政伊始，就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嚴在關鍵處，嚴守中央八項規定及實施細則，保持對“腐蝕”“圍獵”的警覺，把“嚴”的基因薪火相傳。要嚴在細微處，常懷“堤潰蟻穴”之思，樹牢進步靠組織、溫暖靠家庭、消費靠工資的意識，從一包煙、一瓶酒、一盒茶做起，管好自己的手，做到干干凈凈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三、學習黨史 “怎么學”，也就是開展黨史教育的方法。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要堅持正確方向、把握正確導向，準確把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主流、本質，正確評價重大事件、重要黨派、重要人物。為我們揭示了黨史教育的方法。一是要真學、篤學。“多重溫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添很多正能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只有多學習黨史，學好黨史、學深黨史，才能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什么樣的黨，深刻領悟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深刻領會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出發、走向哪里。只有理解和回答好這些問題，在真學、篤學黨史中尋根守魂，才能真正補足精神之鈣，堅定共產主義信念，胸懷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走好新時代長征路上行穩致遠。二是要學深、學新。學習黨史，貴在學新、難在走心。我們黨是一個不斷發展壯大、不斷成長奮進的黨。這一過程，黨的理論、黨的歷程也在不斷更新和發展，需要經常學、反復學、比較學，掌握新知識、學出新氣象。要從黨史學習中吸取成功經驗，總結失敗教訓，不斷推陳出新，對標新要求，掌握新方法，走好新道路。要從經常學習中常學、常思、常省，對標初心使命，查一查、捋一捋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不斷改造提升自己，使自己真正成為合格黨員。通過在黨史學習中豐厚知識、提升能力，厚植人民至上情懷，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三是要學常、學實。學習和總結歷史，借鑒和運用歷史經驗，是我們黨做好工作的一個重要方法。面對新形勢，迎接新挑戰，開啟新局面，就要把黨史作為“必修課”學在日常、學在實處，始終做到實實在在學、結合實際學，并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學而信、學而思、學而行，切實把紅色基因浸入骨髓、融入靈魂，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真學真用、真知真行中汲取寶貴經驗，練就擔當的寬肩膀，提高成事的真本領，積極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好“六保”任務，以劈波斬浪的勇氣、迎難而上的銳氣、向難而行的膽氣，不辱使命擔當，不負偉大夢想，書寫新時代新征程壯美華章。
同志們，學史者不愚，知史者不慌，用史者不亂。百年黨史，既是固根涵源的營養液、攬鏡自照的清醒劑，更是鑒往知來的航標燈。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開啟之年。從黨的光輝歷史中汲取闊步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堅守初心、勇擔使命，攻堅克難、砥礪奮進，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就一定能戰勝一切困難，贏得一切挑戰，抓住一切機遇，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開好局、起好步。
我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