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的意義政黨的歷史。它還特別提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的文章12篇 ,歡迎品鑒！
第一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1、五四運動，喚醒民眾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努力最終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5月4日下午1點左右，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大游行，正式拉開帷幕。學生們火燒了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學生的愛國行動，更是贏得了全社會民眾普遍的支持。上海工人很快發起了反帝愛國大罷工。
工人罷工后，就和學生一道展開各種愛國活動，散發宣傳品、上街游行。從5月4日北京學生運動的爆發，經過6月5日“三罷”斗爭迫使6月10日曹、章、陸被免職，再到6月28日中國代表巴黎和會拒簽和約，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斗爭最終取得了勝利。
2、首譯宣言，傳播真理
1848年《共產黨宣言》問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正式誕生。但是，多數人卻并不知道，它的第一個中譯本是在浙江一個小山村里誕生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五四運動前后，中國正處在時局大動蕩和思想大解放的狀態，各種新思潮來勢洶涌，沖開了傳統的思想禁錮，圍繞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態度，那幾年里知識界先后發生了三次論爭。
通過三次論爭，馬克思主義理論脫穎而出，成為新思潮中的主流。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在論爭中廓清了思想上的迷霧，逐步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界限，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3、醞釀建黨，各地響應
1919年6月9日，“五四運動”進入高潮階段，陳獨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傳單，提出包括取消北京政府喪權辱國的對日簽約;免除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賣國賊官職等五項要求。11日晚，他約好李大釗、高一涵去新世界游藝場散發傳單。不料，一到那里就被暗探跟蹤，在屋頂花園撒傳單時當即被警察拘捕。
北京政府原本以為逮捕了陳獨秀，便可以遏制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便可以壓抑風起云涌的反帝愛國運動。北京當局本意是想控制陳獨秀，卻想不到適得其反，逼出了陳獨秀到上海的秘密旅程，成就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歷史佳話。
4、一大首聚，開天辟地
1921年7月23日晚8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一大會址就設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李書城與其弟李漢俊的寓所。一共有15位出席者。會議原定由陳獨秀主持，由于他在廣州公務繁忙未能出席會議，大會臨時推選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周佛海擔任記錄。7月24日，大會召開第二次會議。7月27日、28日、29日，大會舉行第三、四、五次會議。會議集中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
7月30日晚上，按原先計劃，代表們仍聚集在李公館舉行第六次會議。準備在這次會上通過《綱領》和《決議》，選舉中央機構，宣告中共一大閉幕。但就在此時，有密探闖入，使得會議臨時中斷。隨后，部分代表們轉移到嘉興南湖一艘游船上，進行了最后的會議決議。至此，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閉幕。中國共產黨肩負著民族復興的期望和人民解放的重托，在災難深重的中國正式誕生了。
5、反帝反封，工運高潮
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開，其最突出的貢獻是提出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從1922年1月開始，到1923年2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續了13個月時間。在這一系列工人運動中，最著名的有安源路礦大罷工和京漢鐵路大罷工。國際工人階級的聲援，鼓舞了京漢鐵路工人的革命斗爭。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雖然遭到殘酷的鎮壓，但卻是一次偉大的成功，它和其它工人運動一道，開啟中國工人運動的新篇章。
第二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根據地物資嚴重匱乏。為解決糧食嚴重不足的問題，根據地軍民就以南瓜替代主糧。戰士們想方設法收集南瓜籽，有的還跑到破屋、大隴、黃坳等很遠的地方去收集。收到種子后大家滿山遍野種南瓜。
小井紅軍醫院的領導、醫護人員和傷病員也積極行動起來種南瓜，任務是每人四株。一些重傷員無法完成任務，輕傷病員就幫著分擔。
有個姓趙的排長，腿部負了重傷，護士不讓他出來，但他硬拿著拐杖，一拐一拐地爬上山坡，幫別人點籽澆水。一位連長傷很重，躺在床上不能動，便把通信員叫到床邊，鄭重地交代：“我現在動不了，請你代我種好四株南瓜。”通信員笑著說：“我已經種了十株，算上連長的份，已超額完成任務。”
山上的老百姓看見紅軍種南瓜，稱贊道：“只聽說當兵吃糧，按月發餉，但沒有聽過當兵的種糧，這樣的部隊真是頭一次見到。”不久，戰士們種的南瓜開始長葉了，南瓜苗順著山坡往上爬。
戰士們經常去拔草、捉蟲、澆肥，根本用不著領導吩咐。有時執行任務回來，也要到山坡上看看自己種的南瓜長得怎么樣。如果部隊下山執行任務，出去的時間比較久，當地暴動隊員和兒童團員就主動幫忙管理南瓜。
秋天到了，戰士們種的南瓜長得又大又好，有的一個就有四五十斤重。
有的連在豐收時，還專門開了慶豐大會，在最大的幾個南瓜上貼上紅紙，上面寫上這個南瓜是哪個班、排和個人種的，以示表揚。當時在紅軍中傳唱的歌謠“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也一直流傳到了今天。
第三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雷公為啥不劈死毛澤東？
1941年6月3日下午，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的縣長聯席會議正在楊家嶺參議會小禮堂舉行。開會期間，突然發生了雷擊禮堂事件，參加會議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不幸被雷擊身亡。偏偏當天固臨縣有一位農民在趕集時，幫他拉東西的一頭毛驢也被雷劈死了，他便當街大罵：“這瞎了眼的老天爺，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偏要打死李縣長、打死我的毛驢！”“這還了得，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嗎？必須予以嚴懲。”當街罵毛澤東的農民，很快被當地干部抓起來，要送中央保衛部門公開處理。
這件事很快傳到毛澤東耳朵里。一般人肯定會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來，毛澤東卻非常冷靜，說：“罵人又不犯法，罵人也是提意見的一種方式嘛！老鄉這樣罵我，說明我們工作中存在錯誤和問題，需要查清改正。”他當即指示有關人員將罵他的農民放掉。后經調查，原來是當地征糧太重了，這位農民心里有冤氣，偏偏毛驢又死了，所以才借罵“雷”出氣。無獨有偶，時隔不久陜甘寧邊區的清澗縣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時遭雷擊身亡。她一邊痛哭一邊污罵共產黨，詛咒毛澤東。當地干部很快將她抓起來并報告中央社會部。該部接報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呈報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和中央審批后打算在清澗縣槍斃，以一儆百。
毛澤東從社會部送呈的《情況匯報》中看到后陷入深思：為什么有這么多的人遭雷擊？為什么他們都罵我毛澤東和共產黨？雷擊是因為天不好，而當時在陜甘寧邊區共產黨就是老百姓頭上的天，我毛澤東又是共產黨的主席，這說明我們黨的有些政策不好，我這個主席也沒當好。他當即對社會部負責人說：“你們如果不做調查，就這樣隨便抓人、殺人，共產黨跟國民黨有什么兩樣？所以我不同意你們這樣做！”當晚叫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把伍蘭花帶來，經過交談后得知：她家70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3個孩子最大的才10歲，全家6口人僅靠丈夫一人養著。中央紅軍來陜北后給她家分了5畝地，起初還過了幾年好日子。但這幾年因公糧任務太重，又逢三年旱災，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種子已無顆粒存糧。可當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糧，自己還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沒指望了，她一時氣急就罵天罵地罵共產黨罵毛主席。
毛澤東聽后非但沒有責怪她，還安慰說：“我們共產黨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難我們會幫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見還可以提，我叫他們放了你。”生怕被槍斃的伍蘭花聽后熱淚盈眶，要跪下來請罪，毛澤東將她扶起并叫錢益民馬上放掉她，還要他派專人護送回家，并帶公文向當地政府講清楚，她沒什么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老實人。當地政府要幫助她克服困難。對于當地群眾交公糧負擔過重的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決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臨行前，毛澤東還讓通訊員把自己的口糧送給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講：“毛主席胸懷坦蕩，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個不怕雷轟的英明領袖。”
隨后，黨中央、毛澤東及時作出決定，在陜甘寧邊區開展減征公糧、軍民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扭轉缺衣少食的困難，根據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顯好轉。
第四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革命故事1、少年游擊隊
1934年，紅軍長征離開了江西革命根據地，留下的赤衛隊員們，在縣蘇維埃李主席的領導下，決定到山里去堅持游擊斗爭。李主席的兒子蘇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細妹、冬牙子都想跟赤衛隊去打游擊，但因年紀太小，李主席與李公公都不讓他們去。天黑時，孩子們悄悄離家去找紅軍，但找了一天也沒找到。白匪團長帶領匪徒闖進了村子，屠殺了全村人，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埋下了為親人報仇的種子。于是，一支紅色少年游擊隊在山中的巖洞里成立了。他們勇敢、機智地奪槍支、貼標語，消滅了不少敵人。在一次戰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們在李公公的領導下，混入靖衛團，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團長。紅孩子們在血與火的洗禮中茁壯成長起來。
革命故事2、兩個小八路
1943年，八路軍小戰士孫大興腿部受傷，組織決定派小衛生員武建華護理孫大興，到敵占區我地下黨員家中養傷。于是孫武兩人便以木匠靳錫武的小學徒和劉大爺的外孫身份在劉集隱蔽起來。日偽軍強拉民夫，在田鎮長家囤積糧食。大興和小武乘夜色鉆進田鎮長院內，放火燒了敵人的糧囤。他們的冒險行動打亂了組織的安排，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日寇蓄謀更大的掃蕩計劃。一天，劉集的偽軍中隊突然開走，隨即開來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軍。老靳帶著大興和小武，摸清了敵人的真正意圖。緊要關頭，大興毅然決定自己留下吸引敵人，讓小武帶情報向部隊奔去。獨立三團得到小武送來的情報，立即行動部署戰斗。敵人遭到了殲滅性打擊。
革命故事3、草原英雄小姐妹
這是一個當年曾深深感動了全國人民的真實故事。
蒙族少女龍梅與玉榮是一對小姐妹。一天，她們利用假日自告奮勇為生產隊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風雪。羊群經不住暴風雪的襲擊，順著風勢越走越遠。姐妹倆冒著刺骨的風雪，一路保護著受驚的羊群。龍梅為救一只埋進雪里的羊和玉榮、羊群失散了。待她找到玉榮時，發現妹妹光著一只腳在走路，那只光腳已凍成了坨子了。龍梅急忙脫下自己的靴子給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凍在了腳上，脫不下來。她只好撕下了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凍僵的腳，背著她艱難地往前走，走著走著，終于倒了下去。由于鐵路工人和尋找她們的公社書記等人及時趕到，姐妹倆和羊群都安全脫險。龍梅和玉榮受到了共青團中央的表揚。
革命故事4、水缸的秘密
瑞金沙洲壩的楊大娘是紅軍家屬。大兒子參加紅軍以后，家里少了一個勞動力，里里外外什么事都要她自己操心。
1933年7月的一個傍晚，楊大娘澆完菜園，回家準備挑水做飯。她剛拿起扁擔，卻發現水缸里的水滿滿的。大娘奇怪了：前天水缸滿，昨天水缸滿，今天水缸又滿了。這是怎么回事?她問小兒子：“小發仔，下午你挑水了嗎?”
11歲的小發仔把頭搖得撥浪鼓似的，說：“我沒挑。”
楊大娘越想越覺得奇怪，就跑到田頭問代耕隊長：“我屋里那口水缸，天天都滿滿的。是你派人給我家挑水了吧?”
“沒有啊，”代耕隊長也感到奇怪，將信將疑地問，“真有這樣的事?”
正說著，上屋的二嬸也提著菜藍子走過來搭話：“是啊，我屋里的水缸也是干了又會滿，滿得都快要溢出來了，不知道是誰在做好事。”
代耕隊長把斗笠往頭上一扣，笑笑說：“毛主席主張調查研究，你們該去調查調查呀!”
楊大娘和二嬸覺得這話有理，倆人商量了一陣，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楊大娘擦桌子、洗衣服，不到下午，滿滿一缸水就用完了。她故意不去挑，也不下地干活，早早拿起一雙鞋底，坐在門口，和二嬸你一針我一線地納起鞋底來。她倆鞋線扯得嗦嗦響，納好鞋底又上鞋幫，四只耳朵聽動靜，兩雙眼睛觀八方，邊做針線活，邊搞起“調查”來。但是等了半天，也沒有半點兒動靜，她倆心里納悶極了。
太陽離西山只有兩竿高的時候，楊大娘忽然聽見屋里的后門響了，接著又聽到水桶鐵鉤碰撞的聲音。她倆驚喜地互相丟了個眼色，不約而同地喊了出來：“這回捉到了!”說著站起身就往屋里跑。
楊大娘剛進門，差點跟一個挑著水桶的人撞個滿懷。她抬頭一看，見這人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紅軍制服，正沖著她和二嬸笑。望著他那雙明亮的大眼睛，她覺得很面熟，但是又記不起在什么地方見過。二嬸一下就認出來了：“呀，這不是毛主席嗎!”
二嬸拉著毛主席坐下，楊大娘趕忙端上一碗茶，說：“毛主席，你來沙洲壩不久，可處處愛護體貼老百姓，叫我們怎么感謝你呀!”
毛主席喝著茶，和兩位紅軍家屬聊起家常來，問她們：生活有沒有困難?代耕隊耕的田滿意不滿意?房子漏雨不漏雨?小孩子在列寧小學的功課好不好?一直談到天擦黑，毛主席又要去挑水，非要把水缸挑滿不可。楊大娘拗不過，只好答應了。
毛主席為楊大娘和二嬸家挑水的事，很快就在村里傳開了。
革命故事5、朱德的扁擔
1928年，朱德同志帶領一支紅軍隊伍到井岡山跟毛主席會師。山上是紅軍，山下不遠就是敵人。
井岡山上出產糧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糧。從井岡山上到茅坪，來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難走。可是每次挑糧大家都爭著去。
朱德同志也跟戰士們一塊兒去挑糧。他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挑起滿滿的一擔糧食，跟大家一塊兒爬山。白天挑糧，晚上還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樣跟敵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擔藏了起來。不料朱德同志又找來了一根扁擔，寫上“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大字。大家見了，越發敬愛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擔了
革命故事6、抗日小英雄王二小
河北省淶源縣，位于河北西部，與山西交界，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根據地之一。抗日英雄王二小就生長在這里、關于王二小的英雄故事我就不多所說、
鬼子發現上當后，先是殘忍地剁去二小右手的五個手指，又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把他摔到在大石頭上。八路軍一舉全殲此股日寇，戰斗結束后，幾個戰士沖向二小，當時他還活著，和另外兩名受傷八路軍戰士一起送到劉家莊，可惜傷重無治，為國犧牲，三位戰士永遠長眠在劉家莊的深山老峪里。當時來源縣青救會干部張士奎寫了王二小在反"掃蕩"斗爭中，把敵人引進埋伏圈而自己壯烈犧牲的材料，報道給邊區青救會的。《晉察冀日報》在第一版發表了這條消息。詞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據這篇報道，在1942年創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這首歌很快在邊區，直至全國傳唱開來，這一唱就是六十多年
今天我們來到這里，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秋日的太陽暖融融掛在天上，地里玉米，豆子熟了，柿子，核桃，蘋果掛滿枝頭。山坡上羊兒成群，牛兒悠閑地甩著尾巴，一片平和景象。誰能想到六十年前，有一個東洋倭國賊寇窺我中華，在這條美麗的山谷中殘殺我英雄少年。前事不忘，在歌聲中永遠記住十三歲的放牛孩子王二小。
革命故事7、小交通員潘冬子
1934年秋，主力紅軍撤離中央根據地。參加了主力紅軍的父親出發前給冬子留下了一顆閃閃的紅星。冬子把它當作寶貝似的收藏了起來。
紅軍一走，大土豪胡漢三又回來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親作為游擊隊的交通員，走東村奔西莊地傳達著黨的精神。在一次行動中，冬子媽被胡漢三的“靖衛團”圍困在燃燒著熊熊烈火的草屋內……母親的從容就義，使小冬子突然長大了許多，他懷揣爸爸留下的紅星，承擔起了游擊隊交通員工作。他為山上游擊隊籌鹽，巧妙地躲過了“靖衛團”的搜查。冬子還機靈地做了米店的伙計，搞到了確切的情報，破壞了胡漢三的搜山計劃。冬子在沉著自如地對付了胡漢三的多次試探和盤問后，抓住良機，砍死了胡漢三。
1938年，江南游擊隊準備開赴抗日前線，冬子和父親又見面了。他帶上那顆保存了多年的紅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紅軍戰士。
革命故事8、小偵察員張嘎
抗戰時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張嘎與唯一的親人奶奶相依為命。為了掩護在家養傷的八路軍偵察連長鐘亮，奶奶英勇地犧牲在日軍的刺刀下，而鐘亮也被敵人抓走。嘎子歷經艱辛，找到八路軍，當上了一名小偵察員。他配合偵察員羅金保執行任務，表現得勇敢、機智。但嘎子畢竟還是一個活潑、淘氣的孩子，他與小朋友胖墩摔跤輸了還不講道理，去堵胖墩家的煙囪。在一次戰斗中，他繳獲了敵人一支手槍，竟偷偷把槍藏進了老鴉窩里，沒有上繳。為攻打敵人崗樓，他奉命進城偵察時被捕。當部隊攻打崗樓時，他設法在里面放火，里應外合，全殲敵人，救出了老鐘叔，也替奶奶報了仇。戰斗結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鴉窩里的手槍主動拿出來上繳。隊長正式宣布把手槍發給他使用。
革命故事9、兒童團團長海娃
這個抗日小英雄的故事，發生在華北抗日根據地。12歲的龍門村兒童團團長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監視著前邊平川地里敵人的據點。一天，炮樓里的鬼子進山去搶糧食了，只剩下“貓眼司令”和幾個鬼子兵。民兵中隊長老趙畫了一張攻打炮樓的路線圖，并寫了一封信準備把它交給八路軍張連長。老趙把送信的任務交給了兒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雞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趕著一群羊作掩護送信去了。沒想到，海娃在山溝里碰上了鬼子，他靈機一動，把雞毛信拴在了“老頭羊”的尾巴里，瞞過了鬼子小隊長。一路上海娃受盡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從睡得像死豬一樣的鬼子的腿縫里溜了出來。他趕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雞毛信取了下來，一口氣跑了幾里路。后面偽軍也追來了，海娃又被他們抓回去。他把鬼子帶到了一條山路上，鬼子的騾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機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遠，鬼子開槍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著疼拉開嗓子喊“八路軍叔叔……”海娃把雞毛信交給了張連長。
革命故事10、趙一曼
趙一曼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少年時代就接受了先進思想,勇于向傳統觀念和反動勢力作斗爭。在中國共產黨的培養教育下,經過長期革命斗爭鍛煉,成長為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寶貴生命,成為全國最著名的抗日英烈之一。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無數黨員干部和進步青年慘遭殺害。革命形勢急轉直下。許多人宣布脫離了共產黨,軍校里的學生中也有一部分出現了動搖。趙一曼卻堅決地表示:“不,我決不回頭,我要戰斗下去,繼續奮斗下去。”軍校決定由留在后方的葉挺率領第11軍第24師赴前線攻打叛軍，并把軍校全體同學編為中央獨立師，趙一曼隨軍校女生隊被編為政治連，受葉挺指揮，開赴前線。五月十七日早晨五點鐘，女生隊分兩路出發，一路到金口，一路到紙坊。我們高舉‘中央獨立師’軍旗和許多面錦旗，號兵吹著進行曲，向望山門車站前進。”趙一曼和女生隊沿途張貼標語，向群眾宣傳“我們是革命的軍隊，是保護人民大眾的”。在炮火連天的火線上，趙一曼和女生隊的學員緊跟作戰的男學員部隊，投入了緊張的搶救傷員的工作。不顧子彈在頭上尖叫，把受傷的戰友抬下火線，熱情地為他們包扎、換藥、喂藥。這次從出征到返校共34天。在這34天里，趙一曼“歷盡艱難困苦，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
第五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1.延安“窯洞對”
2.雷公為啥不劈死毛澤東?
3.耿飚之問
4.《甲申三百年祭》
5.葉劍英兩次挽救黨
6.毛澤東：打不敗胡宗南堅決不過黃河
7.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鬼都不上門”挨整日子
8.七大元帥拼死救毛澤東
9.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10.一晝夜奔襲120公里徒步行軍的兩個紀錄
延安“窯洞對”
延安“窯洞對”又叫“窯洞之問”。1945年，黃炎培在延安窯洞與毛澤東談到“朝代更替、循環往復”話題時，發出了著名的“黃炎培之問”：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黃炎培說:“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對黃炎培的坦誠直言,毛澤東當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就是著名的黃炎培“窯洞之問。”
(點評：學習中共黨史、新中國史，延安“窯洞對”太重要了，毛主席用一個民主贏得了民心，贏得了天下!)
雷公為啥不劈死毛澤東?
1941年6月3日下午，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的縣長聯席會議正在楊家嶺參議會小禮堂舉行。開會期間，突然發生了雷擊禮堂事件，參加會議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不幸被雷擊身亡。偏偏當天固臨縣有一位農民在趕集時，幫他拉東西的一頭毛驢也被雷劈死了，他便當街大罵：“這瞎了眼的老天爺，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偏要打死李縣長、打死我的毛驢!”“這還了得，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嗎?必須予以嚴懲。”當街罵毛澤東的農民，很快被當地干部抓起來，要送中央保衛部門公開處理。
這件事很快傳到毛澤東耳朵里。一般人肯定會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來，毛澤東卻非常冷靜，說：“罵人又不犯法，罵人也是提意見的一種方式嘛!老鄉這樣罵我，說明我們工作中存在錯誤和問題，需要查清改正。”他當即指示有關人員將罵他的農民放掉。后經調查，原來是當地征糧太重了，這位農民心里有冤氣，偏偏毛驢又死了，所以才借罵“雷”出氣。無獨有偶，時隔不久陜甘寧邊區的清澗縣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時遭雷擊身亡。她一邊痛哭一邊污罵共產黨，詛咒毛澤東。當地干部很快將她抓起來并報告中央社會部。該部接報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呈報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和中央審批后打算在清澗縣槍斃，以一儆百。
毛澤東從社會部送呈的《情況匯報》中看到后陷入深思：為什么有這么多的人遭雷擊?為什么他們都罵我毛澤東和共產黨?雷擊是因為天不好，而當時在陜甘寧邊區共產黨就是老百姓頭上的天，我毛澤東又是共產黨的主席，這說明我們黨的有些政策不好，我這個主席也沒當好。他當即對社會部負責人說：“你們如果不做調查，就這樣隨便抓人、殺人，共產黨跟國民黨有什么兩樣?所以我不同意你們這樣做!”當晚叫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把伍蘭花帶來，經過交談后得知：她家70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3個孩子最大的才10歲，全家6口人僅靠丈夫一人養著。中央紅軍來陜北后給她家分了5畝地，起初還過了幾年好日子。但這幾年因公糧任務太重，又逢三年旱災，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種子已無顆粒存糧。可當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糧，自己還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沒指望了，她一時氣急就罵天罵地罵共產黨罵毛主席。
毛澤東聽后非但沒有責怪她，還安慰說：“我們共產黨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難我們會幫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見還可以提，我叫他們放了你。”生怕被槍斃的伍蘭花聽后熱淚盈眶，要跪下來請罪，毛澤東將她扶起并叫錢益民馬上放掉她，還要他派專人護送回家，并帶公文向當地政府講清楚，她沒什么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老實人。當地政府要幫助她克服困難。對于當地群眾交公糧負擔過重的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決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臨行前，毛澤東還讓通訊員把自己的口糧送給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講：“毛主席胸懷坦蕩，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個不怕雷轟的英明領袖。”
隨后，黨中央、毛澤東及時作出決定，在陜甘寧邊區開展減征公糧、軍民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扭轉缺衣少食的困難，根據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顯好轉。
(點評：有錯誤了，首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共產黨員的人格風范!)
耿飚之問
耿飚是老一輩的革命家，當年的“楊羅耿”，曾經橫掃千軍，然而在他的回憶錄中，很少講他的金戈鐵馬，寫他的赫赫戰功，卻說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1991年，已經退下來的耿飚，重返半世紀前戰斗過的陜甘寧隴東某縣。晚飯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聲鼎沸，黑壓壓來了一群“告狀”的老百姓，訴說他們對一些縣鄉干部的不滿，怎么勸說也不肯離開。
這個縣干群關系的惡化，使耿飚感到震動，也深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縣的干部講了一次話——不批評、不責備，卻講了一件往事，提了一個問題——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長的129師385旅就駐扎在這里，一個戰士損害了當地群眾的利益，而且還很嚴重，旅部決定按紀律槍斃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壓壓”來了一大群人，為這個違紀的戰士求情。耿飚對父老鄉親們說，紀律是必須堅決執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著說共產黨都是好人，就饒了這個戰士，讓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復說明八路軍的軍紀，可老百姓一個也不起來，最后，耿飚只得流淚接受了群眾的要求。
故事說完了，耿飚激動地大聲問道：“現在，我要問問今天在座的你們這些人，不管哪一個，如果犯了事，老百姓還會替你們求情嗎?!”耿飚一問驚人，全場鴉雀無聲……
(點評：耿飚之問，被譽為中共黨史繼雷公為啥不劈死毛澤東和延安“窯洞對”之后的三大問!忘記背叛群眾的人，人民絕不留情唾棄他!)
《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連載4天。當時，抗日戰爭已由戰略相持轉入戰略反攻。中國人民正全力以赴奪取戰爭的最后勝利，為迎接勝利，推動斗爭，郭沫若在紀念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300周年的時候，撰寫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發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重視，毛澤東多次指出要從李自成起義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并批示，將《甲申三百年祭》作為中共整風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敗導致國家傾覆和李巖的悲劇命運，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勝利后的驕奢。
1944年4月至5月間，毛澤東演講中談道:“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點評：毛澤東據此提出了著名的——進京趕考說!不驕不躁，全黨同志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
葉劍英兩次挽救黨
第一次：南昌起義。南昌起義的歷史大家都知道，在此不想多說，說說里面具體的一個細節。黨史葉劍英擔任張發奎第四軍參謀長。當時，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準備要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但張發奎同汪精衛勾結很緊，并發現了起義苗頭，電令賀龍軍長等率部到廬山，意在繳械。這一消息被葉劍英知道了，他趕緊向周恩來等人匯報，所以，南昌起義提前爆發。如果沒有葉劍英的情報，不知道有多少起義者還沒起義就被屠殺了，那還有后面的南昌起義?
第二次：南昌起義。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這本應是紅軍在萬分艱難之時的一次力量組合，是長征走向勝利的一次轉折。然而張國燾權欲膨脹、利欲熏心，置黨的利益于不顧，仗著槍多人多，爭權奪勢搞內耗，私心得不到滿足便陰謀分裂中央。給本就在國民黨軍的窮追猛堵下，業已傷痕累累的黨和紅軍的創口上又撒上了一把鹽，險些鑄成歷史大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沉著應對，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最終粉碎了張國燾的陰謀。葉劍英在此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在沙窩會議后，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張國燾的左路軍行至阿壩時便命令部隊按兵不動，并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電令在右路軍任前敵政委、對張國燾言聽計從的陳昌浩，要他帶領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南下，并說如遇阻擾，則“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準備鋌而走險與中央徹底決裂。當時陳昌浩正在會上講話，時任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先看到了這份電報，他讓陳昌浩看了一眼，便將其揣進口袋，假裝如廁，快馬加鞭的跑到中央駐地向毛澤東作了匯報。當此危急時刻，毛澤東果斷決定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以脫離險境。葉劍英為了避免打草驚蛇，隨即回到指揮部。后來葉劍英以南下“打糧”為名，帶著行動不便的中央直屬部隊，也順利脫離了險境，與毛澤東回合。事后，毛澤東摸著自己的腦袋風趣的說：“如果沒有葉劍英，我就沒有這個了。”
(點評：葉劍英，新中國成立后于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好多人就不認可，說葉劍英憑啥能授予元帥軍銜。我說你真不知中共黨史，知道了你就會明白，哪怕十大元帥其他九人都不給，也要給葉劍英!葉劍英的另一次挽救黨和國家命運的便是，協助華國鋒等人徹底粉碎四人幫，這一豐功偉績中，葉劍英應該是起決定作用的。說協助，是因為華國鋒當時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充分證明了對黨的絕對忠誠!)
毛澤東：打不敗胡宗南堅決不過黃河
1947年2月，蔣介石對山東解放區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實行重點進攻。蔣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銳部隊25萬人圍攻陜甘寧邊區，而彭德懷統率的西北野戰兵團只有2萬多人，敵我力量對比是十比一，邊區形勢非常嚴峻。為了誘敵深入，黨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延安，并將中央領導機構一分為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陜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工作，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當時留在中央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警衛部隊共800人。毛澤東要以這800人轉戰陜北，以“蘑菇戰術”拖垮胡宗南的20多萬精兵，粉碎蔣介石的所謂重點進攻。轉戰陜北，酷似長征。黨中央輾轉行軍，大迂回運動，在強大敵人緊逼追擊下跋山涉水、櫛風沐雨;在千山萬壑中引領胡軍“武裝游行”，從一個溝壑轉移到另一個溝壑。有時，兩軍相距僅四五里路，有時毛澤東率部剛走一會兒，敵軍就進了村。這種險情時有發生。因此，作為中央支隊負責人的任弼時提出，還是過黃河暫避一下。但毛澤東堅持不同意，說中央留在陜北，首先我要留在陜北，什么時候打敗胡宗南，什么時候過黃河。胡宗南正希望我過黃河哩!我不過黃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別的戰場，減少別的解放區的壓力，也能在這里消滅他。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以堅韌的毅力和高度的鎮定轉戰陜北一年，既穩定了黨心，也使蔣介石在河東消滅中央的圖謀泡湯。
(面對那么多的強敵，毛澤東就是不過黃河!目的就是為了牽制胡宗南!為了黨和人民事業，全然不顧及自己性命，這就是領袖的魅力所在!)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鬼都不上門”挨整日子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召開，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還同時擔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紅軍總政委，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等重要領導職務。然而，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領導職務，失去了軍權。此后,毛澤東不斷挨整，處境更加艱難。在中央蘇區挨整的“兩三年”，是毛澤東事業上遭受的最大挫折。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我就受過壓，得過三次大的處分，“被開除過黨籍”，撤銷過軍職，不讓我指揮軍隊，不讓我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我就在一個房子里，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什么鄧、毛、謝、古。其實我連鄧小平同志的面也沒有見過。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又談起那段“鬼都不上門”的歷史，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中共臨時中央到達中央蘇區后，為了排除推行“左”傾教條主義的障礙，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干部實行“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當時，毛澤東的威信很高，“左” 傾領導人不好直接整毛澤東，就從下面整起，先是反“羅明路線”;進而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的羅明路線”;接著，又把蕭勁光當作紅軍中的“羅明路線”代表來批判，開除黨籍和軍籍，還判了刑。臨時中央的這些做法，令人寒心，不少人有所顧忌，不敢接近毛澤東。為了不牽連或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
《毛澤東傳》寫道：從一九三一年贛南會議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開始，整整三年內，毛澤東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盡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毛澤東在挨整的這些日子里，一直表現得十分從容沉著。他堅持原則，決不放棄自己正確的符合實際的主張，同時又顧全大局，遵守紀律，盡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雖然他被剝奪了對紅軍的領導權,但還是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積極努力地為黨工作，至少抓了五個方面的工作。1、領導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2、大力抓中央蘇區的政權建設。3、領導開展中央蘇區的查田運動。4、領導中央蘇區的反貪立法工作。5、時刻關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局的發展,不斷提出軍事建議。
親眼目睹這一切的李維漢曾描述道：“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澤東還利用這段時間,認真研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總結革命經驗。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談起過：“我沒有吃過洋面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紅色割據的論斷，開展‘十六字’訣的游擊戰和采取迂回打圈戰術，一些吃過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后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身處逆境的毛澤東，不悲觀，不消極，不懈怠，顧全大局，相忍為黨，在等待中學習，“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為“天降大任”做著積極的準備。
(我們都有不順心的時候。每當失意不順心了，不妨看看我們最為崇敬的毛澤東，他是怎么對待的!萬不可發不完的牢騷，意志消沉，有的甚至丟了初心而開始貪腐，走上不歸路，有的甚至背叛了初心而背叛革命，如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又來自自己的黨內，這是嚴峻的考驗。如果沒有堅強的信念、寬闊的胸襟、鋼鐵般的意志，一個人是很難經受得住這種考驗的。)
七大元帥拼死救毛澤東
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這本應是紅軍在萬分艱難之時的一次力量組合，是長征走向勝利的一次轉折。然而張國燾權欲膨脹、利欲熏心，置黨的利益于不顧，仗著槍多人多，爭權奪勢搞內耗，私心得不到滿足便陰謀分裂中央。給本就在國民黨軍的窮追猛堵下，已傷痕累累的黨和紅軍的創口上又撒上了一把鹽，險些鑄成歷史大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沉著應對，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最終粉碎了張國燾的陰謀。在這次斗爭中，七位建國后被授予元帥軍銜的開國元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是朱德、劉伯承、賀龍、聶榮臻、葉劍英、彭德懷和徐向前。
朱德
在張國燾分裂中央的活動中，堅定地站在毛澤東這邊，是極具分量的。在沙窩會議后，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朱德同張國燾率左路軍行動，期間張國燾百般刁難，朱德不顧個人榮辱，沉著冷靜的與之巧妙周旋。左路軍抵達阿壩后，張國燾要挾朱德同他聯名發電給中央，要右路軍掉頭南下，遭到朱德嚴辭拒絕。左路軍抵達黃河支流的噶曲河邊時，張國燾借口河水上漲不能通過，還要求左路軍先頭部隊全部撤回阿壩，想向青海等偏遠地區退卻。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親自到河邊視察水情，用事實向張國燾力爭。阿壩會議上，張國燾等人要求朱德發表反對中央北上的聲明，在遭到拒絕后便開始漫罵和攻擊，朱德義正詞嚴地說：“中央北上的決定，我是贊成的、擁護的、舉了手的。如果硬要我發表聲明，那我就再聲明一下，我是擁護黨中央北上決定的。”張國燾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對毛澤東，朱德幽默地說：“朱毛、朱毛，人家外國人都以為朱毛是一個人，哪有朱反對毛的?你張國燾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系。”見對朱德無計可施，張國燾便想趕走朱德，說“你既主張北上，那你就離開部隊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們的陰謀，果斷地回答說：“我是黨中央派來的，我不能離開部隊。”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隊里，才能及時掌握張國燾的動態，以便應對。當朱德到達陜北后，毛澤東稱贊他“斗得有理、有節，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言辭一點也不為過。
劉伯承
紅軍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中央曾派劉伯承等人組成慰問團到四方面軍慰問，時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的劉伯承，面對張國燾妄圖攫取軍權的咄咄逼人的言論，顧全大局，不漏聲色，以不變應萬變，之后及時向中央反映情況研究對策。劉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張國燾左路軍行動，他幾次在高級干部會上反擊頂撞張國燾等人，張國燾氣急敗壞，加強了對劉伯承的警衛，實際是將劉伯承看管起來。后來又撤去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把他調入紅軍大學任校長。即便這樣，劉伯承仍同張國燾斗爭，還做好了“綁架”張國燾，實施“兵諫”的準備。張國燾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紅四方面軍中經常將紅一方面軍的將領抓去開批判會，進行洗腦，讓其交代揭發“北上逃跑路線”的錯誤。還派人在紅一方面軍中大力宣傳南下的好處，批判北上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劉伯承決定實行“兵諫”，逼張國燾北上，他抓住時機向朱德說了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認為不到萬不得已，不走此下策。為了加重同張國燾斗爭的砝碼，劉伯承向朱德建議，決定同賀龍的二、六軍團會合。在說服張國燾同意后，朱德同張國燾聯名致電賀龍、任弼時，建議紅二、六軍團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軍會合，從而使斗爭的天平開始傾斜。
賀龍
賀龍率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隨即紅二、六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他與同在左路軍的朱德、劉伯承等對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陰謀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維護了黨的團結，最終促成了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張國燾當時之所以同意二、六軍團前來會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軍團拉向自己，借以加強對抗中央的力量，結果張國燾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在歡迎會上，賀龍便給張國燾來了個下馬威，賀龍后來在回憶錄中說：“在主席臺上，我坐在張國燾身旁，他剛剛站起來要講話，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給了他一句悄悄話，我說，國燾啊，只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張國燾就沒敢講不利團結的話。”賀龍為了削弱張國燾的力量，還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計，他對張國燾說紅二、六軍團損失不小，要張從四方面軍的建制中抽出兩個師的兵力補充到紅二、六軍團中去，從而削弱和分散了張國燾的實力，為最終斗爭的勝利加重了砝碼。
聶榮臻
兩河口會議結束后的第二天，張國燾在其住處請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和紅三軍團的軍團長彭德懷吃飯，企圖拉攏二人，挑撥黨內關系，宣揚他的南下方針。席間張國燾誘之以利，說中央紅軍很疲勞，減員很大，決定撥兩個團給一、三軍團。聶對這個“請客”是有疑慮的。從張國燾住處出來，他問彭德懷：“他為什么請我們兩人吃飯?”彭德懷沒有正面回答，只是笑著說：“撥兵給你，你還不要?”聶榮臻會心一笑，說：“我當然也要。”不過張國燾過于熱情的奉承，挑撥性極強的語言，使聶榮臻警覺起來。右路軍組成后，林彪、聶榮臻到指揮部開會，會后右路軍政委陳昌浩留下聶榮臻，問他對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是什么態度。陳昌浩這話很明顯是張國燾請客的繼續，意思無非是動員聶榮臻站出來反對毛澤東。聶榮臻說：“遵義會議我已經有態度，會理會議我也早有了態度，這兩個會議我都贊成，我都擁護。”給了陳昌浩一個軟釘子。林彪與張國燾走得很近，顯得很親熱，當時張國燾有一個方案，要把聶榮臻調到三十一軍去當政委，把林彪調到另一個軍去當軍長，意圖很明顯：一是封官拉攏，二是分裂瓦解。這也讓聶榮臻感到焦慮和不安，他不惜與林彪吵翻，勸林彪要防止一軍團被張國燾吃掉。由于聶榮臻等人立場堅定，堅決支持中央北上方針，弄得張國燾離間不成，最后只好公開向中央要權了。
葉劍英
張國燾的左路軍行至阿壩時便命令部隊按兵不動，并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電令在右路軍任前敵政委、對張國燾言聽計從的陳昌浩，要他帶領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南下，并說如遇阻擾，則“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準備鋌而走險與中央徹底決裂。當時陳昌浩正在會上講話，時任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先看到了這份電報，他讓陳昌浩看了一眼，便將其揣進口袋，假裝如廁，快馬加鞭的跑到中央駐地向毛澤東作了匯報。當此危急時刻，毛澤東果斷決定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以脫離險境。葉劍英為了避免打草驚蛇，隨即回到指揮部。后來葉劍英以南下“打糧”為名，帶著行動不便的中央直屬部隊，也順利脫離了險境，與毛澤東會和。事后，毛澤東摸著自己的腦袋風趣的說：“如果沒有葉劍英，我就沒有這個了。”
彭德懷
彭德懷開始也是張國燾拉攏分裂的對象，也送過禮物金錢，派說客游說過，但彭德懷始終站在毛澤東這一邊，從不為之所動。紅軍分路北進后，彭德懷在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這次北進，三軍團走在右翼縱隊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軍團，中間是紅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九軍和前敵總指揮部。當時使我感覺：張國燾有野心，中央似乎沒有察覺。毛主席、張聞天隨前敵總指揮部在一處住，我每天都去前總，秘密派第十一團隱蔽在毛主席住處不遠，以備萬一。”陳昌浩在前總會議上，大談阿壩是一個基本的游牧區，比農業區還好，引起彭德懷的警覺，于是向毛澤東建議必要時采取扣押人質的辦法。他在回憶錄中說：“向毛主席報告后不到兩小時，葉劍英秘密報告：張國燾來電要求南進。”彭德懷于是義不容辭的擔負起這次“護駕”的任務，派出一個團的兵力保護中央首長迅速撤離，從而贏得了時間，避免了悲劇發生。
徐向前
徐向前是四方面軍總指揮，是四方面軍中僅次于張國燾、陳昌浩的三號人物，但他始終是擁護中央北上的方針的，在這方面他一直與張國燾、陳昌浩政見不合。他與陳昌浩率右路軍隨中央北進。張國燾孤注一擲，電令陳昌浩采取行動，甚至要加害中央領導。毛澤東得悉葉劍英的匯報后，果斷率紅軍紅一、三軍團連夜悄悄北上。但還是有人發現并報告給徐向前，說：“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設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斬釘截鐵的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彭德懷在回憶錄中也說道：“聽說，陳昌浩要派兵追擊我們，徐向前說，豈有此理，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這句話起了決定作用，陳未追擊”。正是徐向前一聲令下，穩住了軍隊，才避免了一場流血事件的發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經過百年血淚史和奮斗史，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艱苦卓絕斗爭，新中國成立了。在往后的三十年里，是國內人民空前大團結的時期，由于對黨的極度信任，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國人民凝心聚力開始了社會主義大建設，鍛造出了一大批先進典型人物，形成了諸多奇跡般的奮斗精神。今天，先介紹5種精神，這也是我們現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好教材，我們的初心是什么，就從這些精神中找答案。
雷鋒精神。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青春啊，永遠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屬于這些永遠力爭上游的人，永遠忘我勞動的人，永遠謙虛的人。”“要記住：‘在工作上，要向積極性最高的同志看齊，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齊。’”雷鋒精神，其實質和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了人民的事業無私奉獻。1963年毛主席親自為這位共產主義戰士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雷鋒二字，已成為人們心目中熱心公益、樂于助人、扶貧濟困、見義勇為、善待他人、奉獻社會的代名詞。
大慶精神。
也叫鐵人精神，濃縮為艱苦創業精神。1960年，中國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十分困難。就在此時，我們的盟友——蘇聯單方撕毀合同，對我們進行技術封鎖，再加上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新中國面臨極大的挑戰，其中之一便是急需石油。再次險惡背景下，一場中國前所未有的石油大會戰在大慶拉開序幕，以王進喜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了：“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先生產、后生活”“寧愿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都要抖三抖!”的創業口號。在此精神的鼓舞下，我國摘掉了貧油落后的帽子。1964年，毛主席為此發出號召：“工業學大慶!”隨后，大慶精神成為全國工業戰線的學習榜樣。
大寨精神。
“山西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結合運用八字憲法，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基本建設，把過去4700塊分散土地弄成了900塊梯田，成為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糧食畝產由1952年的287斤，增加到1962年的772斤，1963年遇大水災，仍保持在700斤以上。從1953年到1963年大寨大隊向國家共交售1758000斤糧食。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這是1964年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選節。一個國家的政府工作報告，用這么大篇幅介紹一個生產大隊，足見大寨當時在中央領導人心目中的位置。“如果中國農村都像大寨那樣，那中國人的糧食就吃不完。”1964年中央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兩彈一星精神。
上世紀五十年代，西方帝國主義仗著有原子彈，動不動欺辱新中國。中國要是沒有原子彈，就抬不起頭，在國際上就沒有發言權。為了爭口氣，人民軍隊和科學家們，僅用五年時間，1964年10 月，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11月，又成功爆炸第一顆氫彈，1970年4月，又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能在如此短暫時間取得如此巨大成績，新中國讓世界各國刮目相看，也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震撼了世界各國。1971年，聯合國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兩彈一星”精神科濃縮為，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
紅旗渠精神
。即當代“愚公”精神，說具體點就是“人定勝天”，其內涵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是在修建紅旗渠的過程中形成的。紅旗渠動工于1960年，勤勞勇敢的30萬林州人民，苦戰10年時間，僅僅靠著一錘、一鏟、兩只手，在太行山懸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長1500公里的紅旗渠。該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頭，架設151座渡槽，開鑿211個隧洞，修建各種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達2225萬立方米。
一晝夜奔襲120公里徒步行軍的兩個紀錄
飛奪瀘定橋，紅4團一晝夜飛奔120公里1935年5月28日晨5時許，紅1軍團第2師第4團在前往瀘定橋的行進途中，政委楊成武和團長黃開湘接到軍團轉達軍委的“萬萬火急”命令，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黃、楊，軍委來電限左路軍于明天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速度的行軍力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這就意味著部隊必須在一晝夜內走完120公里的路程，并在29日當天攻取和完全控制瀘定橋。由于時間緊迫，命令只能邊行軍邊傳達，“走完120，趕到瀘定橋!”在猛虎崗，部隊以排山倒海之勢擊潰了敵人的1個團部和1個營，占領了摩西。此時村東河上的木橋已被敵人炸掉了，這給部隊行軍增添了麻煩。部隊全力以赴用了兩個小時——緊張而珍貴的120分鐘，才架起了這座橋。之后，全團一口氣又跑了25公里，傍晚7時許，一查看地圖，從這里到瀘定橋還有55公里，而且全是山路。正當部隊繼續前進時，突然下起暴雨來了。天，黑得像倒扣的鍋底似的，伸手不見五指，只有打閃電的一瞬間，才能分辨哪是山哪是路。部隊一天沒有吃上飯，加之道路十分泥濘，真是寸步難行。這時，敵人已經趕上來了，正在對岸與我們平行前進。為了趕在敵人前面到達瀘定橋，楊成武通過各黨支部向所有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積極分子動員，要求他們想方設法克服一切困難，務必在明天早晨6點以前趕到瀘定橋。為了趕路，點起了火把，對岸敵人問是哪錄的，司號員巧妙對上，敵人信以為真，把紅軍當成自己人。就這樣，敵人與紅軍隔岸并行了15公里路。就這樣，部隊以一晝夜行軍120公里的速度，第二天早晨6點多鐘到達了瀘定橋的西岸，占領了西岸全部沿岸陣地，并立即進行了緊張的戰斗動員，選出了22名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突擊隊，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將守敵全部擊潰。22名突擊隊員僅在橋上中彈犧牲3人，創造了奪取瀘定橋的奇跡。
飛兵清風店，120公里與45公里的對抗賽
1947年，晉察冀野戰軍領導楊得志、楊成武、耿飚打算在清風店殲敵，但是國民黨羅歷戎的第3軍已經過了滹沱河，離清風店只有45公里，而我軍的部隊還在徐水地區，距離清風店有120公里。這就意味著我軍部隊必須在同一個時間里走將近敵人三倍的行程。而勝負的關鍵，就在于我軍能不能搶先趕到方順橋以南的清風店地區。如果我軍趕不到，讓敵第3軍和保定新2軍的兩個師靠攏，我軍就很難吃掉敵人了。部隊一邊走，一邊開“飛行會議”，邊走邊向戰士們傳達緊急戰斗動員令。18日午后，我南下各部隊大都提前4小時至6小時，完成了120余公里的長途行軍任務，到達指定位置。此時，國民黨第3軍軍長羅歷戎率領他的主力1.4萬余人、200多輛大車，剛剛走過了定縣。20日拂曉，我軍開始進攻。一經接觸，敵主力很快收縮于西南合等幾個村莊，向北平告急，請求增援。22日3時40分，晉察冀野戰軍主力向西南合等村莊發起總攻，戰斗到11時30分勝利結束。清風店戰役，共殲敵第3軍軍部、第7師和第16軍第66團，俘敵第3軍軍長羅歷戎等以下官兵1.1萬余人，斃傷敵2000余人，連同保北阻擊戰共殲敵1.7萬余人。繳獲各種炮72門、輕重機槍489挺、長短槍4500余支、電臺8部，擊落擊傷敵機各1架，開創了晉察冀殲滅戰的新紀錄，對扭轉華北戰局起了重要作用，并有力地配合了東北民主聯軍的秋季攻勢。
第六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后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巨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無法想象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梁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巨著《紅旗譜》。隨后，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官，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官，是梁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后來梁老終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第七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黨史故事——周恩來一生中的三次重要談話》：
周恩來一生，居功之偉，他是全黨工作的典范，也是團結的典范。他終身從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黨內力量聚焦起來。這從他一生三次重要的談話中，即可略見一斑。
第一次談話
1934年長征之初，毛澤東曾經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帶領一三軍團和紅九軍團的20師留下來，堅持蘇區的斗爭，最后歡迎中央再回來。這封信交到了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手中。博古當時很年輕，不知道怎么辦，于是把信交給了周恩來。
周恩來看完信，帶著三個警衛，連夜騎馬從中央所在地瑞金趕到毛澤東的住處，與毛澤東徹夜長談。那天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沒人知道，但是，毛澤東在談話后就決定和大部隊一起走了。這個決定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是周恩來對中共極為重大的貢獻。
第二次談話
遵義會議開過以后，博古不適合再擔任黨的主要領導，由張聞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權力交出來。所以，周恩來與博古徹夜長談。周恩來對博古講，你我都是留過洋的，我們這些留過洋的人對中國的情況都不是那么了解。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人搞不成，我們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國的人。
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我們共同幫助毛澤東，把中國革命搞成功。聽了周恩來的這番話，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全部權力交到了中共中央。在后來毛澤東與張國燾、與王明的斗爭中，博古也堅決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博古后來說，周恩來那一席話影響了他的一生，中國革命確實一定要由一個懂中國的人來搞。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集團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樣的領袖的結合，他們相互彌補，彼此完善。他們都是偉人，但并不是完人。他們互相之間也會有分歧，也會有意見。不像現在所拍攝的領袖電視劇那樣，毛澤東不出來誰都不出來，毛澤東一出來大家都跟著出來。毛澤東不說話大家都不吭氣，毛澤東一說話大家都贊同，都爭著去執行。
我們黨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黨，領袖之間的矛盾是難以避免的，意見分歧，方法觀點不一樣的地方俯拾皆是。他們之間的斗爭，他們之間的矛盾，使我們黨更加有了生命力。中國共產黨正是依托這樣一個生機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體，才能夠戰勝中國近代史上空前強大的蔣介石集團。
第三次談話
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合。張國燾騎著一匹白色的駿馬，在十余騎警衛簇擁下飛馳而來，毛澤東率領政治局全體委員走出3里路，于蒙蒙細雨中恭候。當時，毛主席給予了張國濤極大的尊重。因為，自中共“一大”至“六大”，張國燾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層。當時，張國燾在中共黨內的資格，除了陳獨秀，誰都蓋不過他。
毛澤東卻長期游離于中共中央核心層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才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所以，以毛澤東當時在中共黨內的資格，跟張國燾還無法相比。張國燾當時很感動，但張國燾隨后發現，中央紅軍人數很少，而且衣衫襤褸，槍支長短不齊，沒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后，最后一門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里面了，中央紅軍一門重火力炮都沒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這在今天屬于步兵輕武器。
所以，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就出現了問題，四方面軍8萬人，中央紅軍1萬人。張國燾對遵義會議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事實上，一、四方面軍分裂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為力量失衡。對于一、四方面軍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寫的很輕易：張國燾南下，走向失敗，走向黑暗;毛澤東北上，走向勝利，走向光明。其實，當時毛澤東把一四方面軍分裂和被迫北上稱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敗還要黑暗。
毛澤東很難判斷自己這7000人到底能堅持多長時間，他甚至準備把這7000紅軍打散，做白區地下工作，后來幸虧發現了陜北根據地。到陜北一看，紅二十五軍已經把陜北完全控制了。紅二十五軍是原來張國燾的勢力。而陜北正在搞肅反擴大化，紅軍的高崗、劉志丹、習仲勛都被抓起來了。當時紅二十五軍的軍長徐海東，他如果聽張國燾這個偽中央的指揮，那中共中央真是毫無希望了。
毛澤東給徐海東寫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過難關。因為這時中央紅軍就剩6000多人，財政基本上已經完全破產。當然借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試探徐海東的態度。徐海東接到信，把軍中供給部長叫來問：我們還有多少錢。供給部長告訴他，我們還有6000多大洋。徐海東吩咐：我們留1000就行了，給中央紅軍5000大洋。是給，不是借。
還附了一封信，表示紅二十五軍完全服從中央紅軍指揮，毛澤東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他后來多次提到，徐海東是于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東在那個關鍵時刻，聽張國燾的指揮，那中央紅軍的前景不堪設想。徐海東同志一生受傷9次，由于嚴重傷病，沒有能夠參加解放戰爭。1955年授銜時，徐海東同志講，我不授銜也可以，因為解放戰爭我沒有參加。但是毛澤東堅持給徐海東授銜，而且授大將，地位僅次于粟裕。
到延安后，張國燾與毛澤東的矛盾日益加深，周恩來與張國燾進行了長談，但是這次談話卻失敗了，最終沒能說服張國燾。1938年張國濤叛變出走，做了戴笠的辦公室主任，告訴了戴笠很多中共黨內的派系斗爭。1949年中共獲得全國勝利，張國燾跑到香港，后來從香港跑到臺灣，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倫多的養老院。
第八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1、彭德懷的畫像
1949年10月1日，彭德懷在張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彭德懷走著走著，忽然在沸騰的人流里發現自己的畫像，濃黑的眉毛頓時擰了起來。他一個箭步沖過去，擋住了那幾個抬著畫像游行的人。抬畫像的群眾一下子沒認出彭德懷，詫異地問：“你要干什么?!”彭德懷指了指他們抬著的畫像，說：“這個人模樣太難看，你們就不要舉著他過街了!”抬畫像的人一怔，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彭德懷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畫框上的畫像。抬畫像的人氣憤至極，一把揪住彭德懷，大聲叫道：“你知道我們抬的是誰嗎?這是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常勝將軍彭德懷!”幾個民兵見狀也圍攏過來，指著彭德懷：“快!把這個壞人抓起來!”彭德懷不由得笑了：“同志們，同胞們，我就是彭德懷，就是這個畫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彭德懷接著說：“你們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給你們提一點要求，以后不要抬著我的畫框子來回走了，你們要舉，就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舉象征革命的紅旗!”眾人聞言，熱烈鼓掌。
2、公款吃喝
1980年1月，主持總參工作的楊勇，為歡送調離總參的李達、張才千，歡迎調來總參工作的張震，在京西賓館請他們吃飯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舉報他們公款吃喝，當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知道后，并沒有因為楊勇、張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寬要求。他嚴肅批評了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僅要查，還要處理，誰出主意誰出錢。”在旁人看來，黃克誠這種做法是撕破臉皮，不顧楊勇、張震和他當年共同浴血奮戰結下的深厚戰斗情誼，其實不然。聽說黃克誠要查這件事，楊勇當時認為這是在小題大做，心生不快。但當黃克誠給楊勇打電話說：“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楊勇放下電話，立馬就趕到黃克誠那里，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說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隨后楊勇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400元補上飯錢。并作了檢討，了結了此事。
3、家屬優待費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干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于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后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云。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戶，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并沒有照來信說的去及時辦理。不料，一個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吳江縣長同志，我們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請于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并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秘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云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云本人的意思。原來，陳云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盡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云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云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又沒有收入來源，陳云便托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6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后，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4、王樹聲收禮
1959年，王樹聲在軍事科學院上班時，他天天拿著飯盒到公共食堂排隊買飯。接待外賓和出國訪問時，外賓送他一些大小禮品，他都如數上交國庫。一次，新來的勤務員幾次將小禮品拿到車上說："王部長，人家說了，這禮品是送給首長您個人的。"王樹聲卻嚴肅地說："我這個國防部副部長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外賓打交道的，禮品怎么會是贈送我個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們革命戰士的一個起碼準則，今后務必牢記啊。"
6、糧草官肖永正
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背著一只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著。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著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隊下山后，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干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背著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7、走“后門”的粟裕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門”。大兒子粟戎生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從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國的南陲駐扎了4年。當這支部隊調回內地的時候，恰逢中蘇邊境形勢緊張，珍寶島燃起戰火，粟裕托“關系”走“后門”把粟戎生送到前線。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條件艱苦的海軍艦艇上工作,因長期海上作業，寒生落下了風濕性關節炎的病根。
8、私吞稅款
1944年秋，馬口維持會會長梁某自當上會長后，勾結日寇，助敵作惡，拒交抗日稅費，傅玉和奉命帶領十余名隊員化妝為馬幫，通過了日軍兩道崗哨，進入馬口鎮內，把梁某抓了起來。傅玉和并沒有槍斃這個漢奸，而是向他宣傳新四軍政策，望其按規定上繳稅款，隨后將其釋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實向新四軍繳納稅款。此后，梁某還主動協助新四軍購買藥材等軍需物資。還有一次，傅玉和帶隊前往商戶家征收稅款時，卻被告知已經收過了，并有字據為證。抗日稅款竟然有人敢冒領，傅玉和當即下令，“嚴查此事。”事情很快查個水落石出，原來是傅玉和的堂弟帶人來收稅款，立了假冒的字據，并私吞了稅款。依據新四軍的規定，私吞稅款超過5塊者當被槍斃，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塊大洋。軍法如山，傅玉和雖和堂弟感情很深，還是下令將其槍斃。
9、朱德元帥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共產主義者應當是沒有私心的人。”這是朱德身居高位時嚴格律己的基本準則，更是他貫徹共產主義信仰的真實寫照。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他堅決不要元帥工資，直至他去世的21年間，從未領過元帥的工資。跟隨朱德多年的秘書郭仁后來回憶說：“委員長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委員長逝世后大家才知道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尤其是在擔任中央重要領導職務后，每頓飯也都是三菜一湯，三盤菜是兩素一葷。早上洗臉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總是對服務人員說：“要注意節約，節約一滴水、一分錢。自來水不是自來的，不能浪費。有錢不能亂花，要支援國家建設。”平時，朱德穿的都是舊衣服，破了補上補丁繼續穿。連床上的被褥和床單都是打著補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們和工作人員要給他換新的時，他總會說：“衣服被子只要整齊干凈就好，補補能穿能蓋，何必買新的？給國家節約一寸布也是好的。這比戰爭年代好多了，那時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后，接見外賓較多，考慮到國際影響，工作人員準備為他做兩套新衣服，好在參加外事活動時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錢省下來可以支援國家建設嘛！”后來經過各方面人員的共同勸說和動員，他才勉強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堅持自己出錢。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家里來往的客人多，虧欠了50多斤糧食，工作人員想讓機關補上。雖然這是政策允許的，但朱德還是很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顧，不愿意讓國家多為他花一分錢。最后，朱德堅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糧食”的辦法把虧欠的糧食全部補了回來。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講過：我只有兩萬元存款，這筆錢不要動用，不要分給孩子們，作為我的黨費交給組織。他還曾對孫輩們說：“我是無產階級，我所用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國家。我最珍貴的是屋里那張毛主席像，可以留給你們；我讀過的書，你們可以拿去讀。”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時間，每天睡眠時間很短，到了吃飯的時候，總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辦公室。他總是說：“我能做的事情就應該去做，這樣可以為毛主席分擔一些工作，年輕的同志也可以騰出手來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兒朱敏勸他：“你是近90高齡的人了，這樣會吃不消的。”他認真地說：“人活著是為什么？活著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時孩子們也勸說：“爺爺，你要注意保重身體啊!”他總是說：“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時間很寶貴。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生死不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10、公車
1956年，楊明松剛剛接任賀炳炎的警衛員。前任警衛員交接時告知，司令員有四個子女在成都軍區八一小學寄讀，每個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員子女回家度假。楊松明想，八一小學距軍區大院有7里多路，難不成接幾個娃娃還要去擠公共汽車？楊明松于是自作主張，向司機“發號施令”派車，“周師傅，出個車，把司令員的娃娃接回來！”當天傍晚，一輛蘇制吉姆牌高級轎車從八一小學開回賀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學校憋了一個星期的孩子們歡叫著沖出車門，嬉鬧聲驚動了正在客廳休息的賀炳炎。賀炳炎走出門外，頓時兩道濃眉擰得緊緊的。他把警衛員楊明松叫進客廳，嚴厲地說，“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車去接。你坐公共汽車也行，喊個三輪車去接也行，這個專車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楊明松低下了頭，紅著臉默默地聽著。從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員的專車去接娃娃了。
11、公車
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專車。但他除了外出辦事，一般很少用車，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從來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里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兒想用車送送老師，吳永光堅決不同意，說：“你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車。”最后，女兒只好打著雨傘，一步一腳泥水，送老師去坐公共汽車。后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而他的汽車停在大樓門口。二女兒吳笑春在隔壁樓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趕著要去火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過去了，說：“我開車送你吧！”吳笑春婉言謝絕了：“爸爸都不隨便用車，我辦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還是坐公共汽車去吧。”說完，就撐傘走向了瓢潑大雨之中。
12、吳老的后門
解放后，吳德峰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為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于事”。親戚無功而返。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峰的胞弟吳世悉被群眾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峰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峰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說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吳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為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由于吳德峰總是把前來疏通關系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后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戶都爬不進去！”
13、《紅旗譜》
梁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后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巨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無法想象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梁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巨著《紅旗譜》。隨后，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官，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官，是梁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后來梁老終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14、六角錢的檢討
1941年，由于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制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干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后，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并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15、彭總的小米飯
1940年4月，朱老總根據中央決定返回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到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條，還炒了雞蛋、豆腐、土豆、白菜，湊成四個菜。彭總問：“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回答：“差不多。”彭總二話沒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讓做的？”程廠長說：“您有胃病，為您做面條是經伙食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起來：“我有胃病你們知道，難道工人中就沒有得胃病的嗎？你們知道嗎？給我打小米飯來，不吃面條。”程廠長知道犟不過彭總，只好把面條給了傷病員。
16、賀炳炎探親
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時任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軍長的賀炳炎攜妻、子回鄉探親，途經宜昌。前來碼頭迎接的宜昌專署專員劉真，是他的老部下。專署招待所是棟百年老屋，陳舊簡陋，食宿條件差。老首長遠道而來，劉專員當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點。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專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一幢洋樓，請賀炳炎一家去住。誰知賀炳炎一口謝絕，“招待所條件再差，總比打游擊時滾泥巴睡地鋪好些嘛！”軍區首長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盡下地主之誼，想請賀炳炎和其親屬吃頓便飯，略表歡迎之意。可是，劉專員幾次在賀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謝絕了。雖然如此，老部下總覺得不盡地主之誼未免失禮，還是備了一席薄酒。不料卻惹得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繃著臉說：“現在不少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能節省的要盡量節省。早就講了，不要請客，怎么還要這樣辦！”劉專員只好作罷。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員又提出陪送老首長回鄉。賀炳炎抿嘴一笑，詼諧地說：“我回家探親，你去干什么？你去，我還要雇一頂八抬大轎抬你這個父母官！”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17、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的鄧可運
一日，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24人的運糧隊，每人挑兩籮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運糧到正在松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運糧隊頭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時一人發的五個糠菜團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戰士們都已饑餓難忍。于是，隊長劉海門吩咐隊員打來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住手！”剛查看環境歸來的鄧可運看到一戰士抱著籮筐朝鍋里倒米，他大喊道：“誰讓你倒這么多的米，把鍋里的米撈出一多半，做成稀飯。”說罷，他又帶著戰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這日晚飯，大伙吃了一頓野菜稀飯。吃過晚飯，鄧可運將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給他講糧食來之不易，講前方戰士流血流汗，對糧食如何急需，講為什么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說得劉海門心服口服，連連點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可運帶頭以野菜充饑，不吃或少吃糧食，使得運糧隊戰士非常感動，也紛紛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松口，只聽“咚”地一聲有人倒地，大伙兒循聲望去，只見鄧可運栽倒在地，他挑著的兩籮筐米撒得滿地。這時，賀龍軍長正騎馬經過，見狀過來查看，一眼就認出了鄧可運。賀龍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后，問：“可運，你怎么啦？”還沒等鄧可運張口，隊長劉海門搶先答道：“賀老總，鄧處長是餓的，他一路為了省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光吃野菜。頭一天上路，一人發了5個菜團子，他舍不得吃，還送給別的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野菜稀飯，他第一個上去先給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賀龍聽罷，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拍，說：“同志哥喲，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朱正傳的“二一添作五”
1944年冬天，地委機關搞到一些皮襖筒子，分給地委委員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夠分配。朱正傳也收到一件，他問：“是否地委委員都有？”秘書長說：“還少一件，有位領導出差在外，還沒有分到。”朱正傳同志說：“這不好，我年輕，不怕冷，把這件給那位同志吧。”朱正傳堅持不要，仍然穿著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舊長袍過冬。朱正傳平時喜歡抽煙，但那時候也難得有錢。而一旦發了津貼費，碰上住在集鎮附近的時候，幾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傳就買煙請大家抽。他買一包煙，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煙，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稱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2993”原來是“293”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小鄭是宣傳部干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干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里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2993個據點’有什么根據嗎？”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本雜志上抄來的，有根據。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鄭干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此事傳開后，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扎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鄭，即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
20、焦裕祿的“除三害辦公室”
蘭考縣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外出逃荒的災民。焦裕祿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后抽調了120多名干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到時聽取專門匯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干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84個大小風口，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21、吃辣椒比賽
黃克誠下部隊視察，喜歡到連隊找干部戰士談心。他不帶警衛，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問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視察，來到第四十七軍某連，正趕上連隊吃午飯，他就蹲在地上邊吃飯邊和戰士們聊家常。戰士們以為他是團后勤處的處長或股長來了解伙食情況的，便七嘴八舌地講，湖南菜辣椒太多，開始不適應，現在習慣了，有個調皮的戰士向黃克誠提出，來個吃辣椒比賽。黃克誠欣然應戰。笑談間有人到連隊找黃克誠回機關吃飯，這時，戰士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個個驚得直伸舌頭。
22、“戰史上的奇跡”
1937年10月，日軍占領河北石家莊后，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回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余人在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于10月26日經七亙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亙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在步兵200余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300多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10余人。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盡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點再次設伏。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余騎兵和300余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于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后，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寇被擊斃百余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贊嘆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跡”，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后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23、連降6級的李先念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后，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一天，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么意見嗎？”李先念的回答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許多西路軍干部戰士都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組織不抱怨，他風趣地說：“管他呢，就是一擼到底，叫我去當伙夫、馬夫，也要在我們黨和部隊里干下去。”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見李先念。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里，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處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賀龍的軍法
1927年春，賀龍將軍率領國民革命軍獨立十五師駐扎鄂城縣城關鎮。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行將破裂，賀龍部隊的軍餉經常被國民政府扣發，使官兵的生活沒有保障。一次，一個跟隨賀龍多年的老兵因饑餓在永大茶葉鋪拿了兩吊錢買了油條充饑。群眾將此事反映到賀龍那里，引起了賀龍的高度重視。他立即下令將那個士兵軍法從事，并親自到茶葉鋪還錢并賠理道歉。
25、聶帥的“爭氣彈”
1960年8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兩個月后，我國將發射自己仿制的P-2導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了解測試情況。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制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后，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后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導彈的發射進程。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導彈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后，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于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26、劉氏兄弟分家
1926年，25歲的劉德全對母親說：“我們家要對佃戶、長工、鄉里鄰舍客氣些，要尊重人家。貧苦農民有困難，我們要盡量幫助，也可以拿錢拿糧周濟窮人。”他還勸母親燒掉契約，把田分給佃戶。劉德全的這種行為使這個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劉稻軒大為惱火。他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不得了，家門不幸，竟出了個不孝子孫，這個家非給他敗了不可！”他還捶胸頓足地對弟弟劉德全吼道：“我們分家算了！”劉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們：“天下是要變的，工農階級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擋不住！”劉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模范根據地的創建者——方志敏
土地革命時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據地的創建者。作為根據地最高首長，他規定，從自己開始，所有干部一律減衣縮食，每天只有四分錢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從紅軍在白區繳獲來的物品中要了一塊絨布。方志敏知道后，馬上把妻子批評了一頓，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摳門”的時候。那時，部隊向外購買一支槍，要花50塊銀元“天價”。買一批槍，花掉的錢堪稱巨資，他一點不含糊，果斷批準。
28、“真理最后會勝利的！”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在團中央負責的任弼時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年輕氣盛的任弼時就要求發言。但陳獨秀卻說：“要發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布：“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最后竟失態地沖上前去，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后會勝利的！”
29、“紅小鬼”“秦老專”
在襄陽市政府機關大院，至今還流傳著七十年代未的一個小故事。一天，被人們尊稱為“秦老專”的襄陽地區行署副專員秦志維從外面回機關。當他推著自行車準備進行署大門時，一個門衛攔住問道：“同志，你找誰？”“我不找誰，我就是機關里人。”“你是機關哪個單位的？”門衛疑惑地打量這位腳穿草鞋，頭戴草帽，身背黃掛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維……”秦專員耐心地答到。正在這時，一位機關干部碰巧路過此處，他驚訝地問到：“這不是秦專員嗎，怎么被擋駕了？”值班的門衛一聽傻了眼，趕忙賠禮說對不起。秦專員親切地說：“沒關系，沒關系。”望著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門衛心里直犯嘀咕，他是專員？我咋看他不象啊！象這樣的誤會，秦志維同志遇到多次。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小鬼”，一直保持著我黨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他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在機關食堂就餐時也十分節約，下鄉檢查工作也是經常以步代車，以自行車代小汽車。秦專員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30、閔全貴的幸福生活
1952年10月，沔陽縣（現仙桃市）有一位17歲的農家女子閔全貴，深受封建婚姻壓迫，遭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她向沔陽、洪湖兩縣法院申訴離婚，沒想到兩縣法院互不負責，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于是，她給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一個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給省委書記，無異于石沉大海。然而，這封信還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來，李先念不論多忙，每天仍然堅持看人民來信，看黨報上的批評文章，寫批語，了解民生疾苦。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兩縣法院仍互相推諉，設置各種障礙，未予解決。為此，閔全貴又給李先念寫來第二封信，反映這一情況。李先念再次寫出批語，批評了這種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為此，省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專門承辦這一案件的工作組，深入沔陽、洪湖兩縣調查，迅速做出公正處理，使年僅17歲的閔全貴沖破重重阻力，獲得了婚姻自主權。1984年7月，報社收到閔全貴的一封來信和一張全家福照片，她滿懷喜悅地報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孫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謝李先念和湖北日報對她的熱情幫助。
31、“腳夫”惲代英
惲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擔任中國首個蘇維埃政府的秘書長。人們最稱道惲代英的，不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篤的妻子沈保秀難產去世后，惲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復娶”，此舉不僅是懷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戰。他雖才華譽滿天下，卻拒絕眾多提親求愛者。“守義十年”后，惲代英約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墳前，悼念說：“古人強迫女人守節，我堅決反對，而我為你守義，卻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給那些歧視婦女、不守信義的人看，人間還有真情在。”后來，他與長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結束了“守義”。惲代英具有超人的堅定意志且甘愿苦行，當年便有人稱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組織反英的“甘地”作為他的綽號。他受聘安徽某師范時，師生們仰其大名前往碼頭相迎，不料他卻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門口，結果被視為“腳夫”而拒之門外。
32、“未便再薦”
李淑一是烈士遺孀，又是楊開慧的親密朋友，能詩善文，有人請求毛澤東將她推薦到中央文史館。1954年，毛澤東為此寫信給秘書田家英說：“有人求我將她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解決這個問題，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種幫助否？”，文史館選人以嚴而拒納，這是嚴于用權，毛澤東同志“未便再薦”，沒有以權壓人，這更是嚴于用權，同樣都是為了一個“公”字。
34、周恩來的侄兒
1961年7月3日，的侄兒爾輝在北京結婚。結婚后，新郎回鋼鐵學院工作，新娘回淮安縣工作，成了一對牛郎織女。當鋼鐵學院知道了周爾輝和總理的關系后，決定把女方調到北京。周恩來知道后，親自動員侄兒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大量壓縮城市人口，國務院正在下放壓縮人員，你們為什么搞特殊化，不帶頭執行？”爾輝夫妻很快回到淮安縣，同鄉親們一起建設家鄉。
35、“吃飯要照鏡子”的陳云
延安時期，陳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他對鋪張浪費現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評隨意扔掉飯菜的惡劣現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飯要照鏡子。”就是不僅要把飯菜吃完，還要用饅頭擦凈盤底的油漬，讓盤子像鏡子一樣干凈。陳云對待自己更加嚴格。1938年3月，陳云和于若木（下圖）舉行了十分儉樸的婚禮。結婚當晚，陳云只花一元錢買了些糖果、花生，請一起工作的同志來熱鬧了一下，就算是辦了婚禮。婚后兩人一直相敬如賓，感情很好，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滄桑歲月。
36、“雪人”新四軍
1942年臘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聲“噼噼啪啪”響過之后，熱鬧一天的孝感季店鄉馬家灣總算靜下來了。這時，在凜冽的寒風中，一支隊伍悄悄地向這兒開來……一清早，年過花甲的馬大爺為圖吉利，特意起了個早床，搶先第一個“出行”。開門一看，皚皚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發現屋檐下，草堆旁，蹲著一尊尊雪人。馬大爺一陣納悶：“莫非是菩薩真的顯靈，保佑我們這些百姓？”就在這當口，雪人紛紛站了起來，發出嗶嗶剝剝的炸響聲。這下可把馬大爺驚呆了，他木人般地站著，看著雪人朝自己走來。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過斑駁晶瑩的冰層，看到了灰布軍裝。“啊，新四軍！”馬大爺大聲叫起來，急忙跑過去，一把握住戰士們凍僵了的大手。原來，羅厚福帶領新四軍分區部隊執行緊急任務后路過馬家灣時，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攪了鄉親們的好夢，嚴令戰士們不得叫門進屋。馬大爺看到戰士們臉上烏紫，凍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氣，連連責怪：“為什么不叫門，為什么不叫門啊？”戰士們聽了，樂得直笑：“大爺，這是紀律。”“紀律，也不能挨冷受凍啊！”馬大爺越說越氣：“不知老羅怎么搞的？我找老羅算帳去。”
37、朱德同志的扁擔
1928年，朱德同志帶領一支紅軍隊伍到井岡山跟毛主席會師，山上是紅軍，山下不遠就是敵人。井岡山上出產糧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糧，從井岡山上到茅坪,來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難走，可是每次挑糧大家都爭著去。朱德同志也跟戰士們一塊兒去挑糧，他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挑起滿滿的一擔糧食，跟大家一塊兒爬山，白天挑糧，晚上還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樣跟敵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擔藏了起來，不料朱德同志又找來了一根扁擔，寫上“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大字，大家見了，越發敬愛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擔了。
38、中國共產黨黨員宋慶齡
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作為國家領導人，在國際和國務活動中更顯示出了一個偉大女性的崇高風范，獲得普世尊敬。為了便于代表黨的統一戰線，為黨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黨中央鄭重提出入黨申請……宋慶齡一生得到了很多頭銜和榮譽，但宋慶齡卻對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個光榮稱號情有獨鐘，一生曾三次向組織提交入黨申請，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黨申請，這說明在她心目中，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比任何頭銜和榮譽都要光榮都要重要。不僅從宋慶齡入黨的次數，而且從她知道自己入黨后的表現也可以看出她對黨員身份的渴望。宋慶齡1937年第一次申請入黨時，當聽到聯絡人對她說“你和共產黨員一樣”后，她表表現地特別高興，還要請聯絡員吃飯。就是在她病危中，當聽到中央已經批準自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眼含熱淚。宋慶齡一向給人的感覺是堅毅和剛強，但當她聽說自己入黨后的眼淚說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動，她一生為之奮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因為這一稱號對她來說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39、周總理的“影響”
有關部門趁周恩來外出，對西花廳舊房進行保護原建筑物的修繕，把地面方磚改成地板，墻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還添了一些新的辦公和生活用具。周恩來回京后指著房間里的新添家具說：“把那些東西統統搬出去。否則，我不進去!”事后，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們對我是最熟悉的吧!你們花那么多的錢，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眾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學著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產生什么影響？……”
40、照相
1956年的一個星期天，周恩來到北京中國照相館照相，準備出國時送給外國元首，要照相館再多印幾張。照相館職工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愛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張12寸照片贈送總理。幾天后，周恩來讓工作人員前去結賬，要求照相館開兩張單子，一張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錢，另一張是總理自己留下的幾張照片連同照相館贈送的那4張，由總理個人付錢。
41、數字無小事
周恩來十分重視數字和百分比的準確性，不允許用“估計”“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問題，更不允許不懂裝懂。對計劃項目，數字要詳細審查，親自筆算。有一次為了及時核實糧食定量，已經連續工作了17個小時的周恩來，一進臥室便戴起老花鏡聚精會神地計算起來。前去送藥的護士見此情景心疼地說：“像這樣具體的技術性工作，不好讓別的同志幫你做一下嗎？”周恩來嚴肅地說：“你說這是具體的技術性工作，怎么能這么看呢？這可不是小事，關系到億萬人民吃飯的問題。”
42、“怎么辦？”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決定盡快召開七屆二中全會。2月底，參加會議的同志陸續來到西柏坡。為了保證會議安全，周恩來找來負責大會警衛工作的方志純匯報準備情況。他問：“如果出現最壞情況，你們能阻擊多久？”方志純回答：“中央需要我們阻擊多久，我們便堅持多久!”周恩來看著他們，略帶批評的口氣說：“光有決心不夠，要有切實的措施和精確的計算。”他不僅想到敵人可能從地面上來，而且還想到如果來了空降部隊該怎么辦。
43、“我不是投降派!”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幾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來潑污水。9月20日，北京305醫院做好了一切準備，周恩來將在這里進行第四次大手術。他要身邊的工作人員找來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登載所謂“伍豪問題”的專題報告講話錄音稿。還讓鄧穎超將這個講話錄音整理成書面材料。手術前，周恩來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躺在手術架上強撐著病體，看了一遍稿子，用顫抖的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并注明“于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術室時，他突然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地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這是周恩來對邪惡勢力的控訴，他簽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間的重要文件。
44、一床毛巾被
上世紀60年代，為回籠貨幣，國家實行高價商品政策。陳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價買了一床毛巾被，誰知第二天就降價了。花了冤枉錢，陳云卻對妻子說：我是主管經濟的，這是國家的經濟機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講。
45、王樹聲的平房
建國后，王樹聲就任總軍械部部長，按照規定有關部門打算給他修建一套設備齊全、裝修較好的住房。但王樹聲謝絕了。他堅持不建單獨小院、樓房，只建一般平房。這樣，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狹窄低矮的平房里。總軍械部撤銷后，他到軍事科學院工作，組織上決定為他另覓地方，建造新居。開始，找的房址在玉淵潭附近，風景宜人。老將軍一眼看中，正待說定，忽然看見不遠處有幾處民房，即問礙不礙事。規劃人員說，如果要在這里建房，就動員那幾戶人家搬遷。王樹聲思忖片刻，擺手說：“還是算了吧，憑什么要攆人家老百姓！”后來規劃人員在故宮筒子河畔找到一處明清時期古建宅院，當時無人居住，就請王樹聲過目。王樹聲覺得很不錯，便問“這么好的地方，為什么沒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員說，這原是西藏某上層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長選中這個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樹聲一聽，連連搖頭說：“不妥，不妥，少數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這是民族政策，他現在不住，以后還是會把他請回來的。再說這是古建筑，破壞不得的，麻煩你們再選一處看看吧。”又過了一陣子，規劃人員在北京飯店西邊找到一處無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樹聲一看比較滿意，但一問，這原是某民主黨派的辦公場所。王樹聲斷然說：“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黨派的機關呢。”陪同人員說他們早被紅衛兵趕跑了。“那是胡鬧！”王樹聲眉頭一鎖道：“民主黨派關系到我黨的統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們遲早會回來的。”就這樣，王樹聲一家仍住在原來簡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他去世。
46、“劉九書柜”
劉少奇從小就喜歡讀書，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鄰右舍都稱他“劉九書柜”。早年求學期間，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和莫斯科東方大學與劉少奇兩度同窗的蕭勁光回憶說：“到了東方大學后，少奇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他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閑聊天，也不隨便上街。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時候，多是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從蘇聯回國后，盡管他長期斗爭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連天的烽火前線，對于讀書學習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沒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戰爭處于非常艱難的時期，一次新四軍支隊司令張愛萍去看望劉少奇，當時已是深夜一點多鐘，他進屋一看，劉少奇正在微弱的燭光下專心致志地讀書，順眼望去，“書頁上畫了好些紅的藍的圈圈點點，有的上面還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間，劉少奇也不放松學習讀書。有一次，劉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覺得這正是讀書的好機會，于是在從北京動身時，就把厚厚的幾本范文瀾著的《中國通史簡編》塞進了行李包。劉少奇對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沒什么興趣，整天在屋里埋頭攻讀。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時坐著讀書，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動也不動，進入一種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結束時，幾大本的《中國通史簡編》讀完了。以這種“螞蟻啃骨頭”的精神來讀書，是劉少奇終身堅持的一種生活狀態。
47、“走后門”的車票
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表弟李云鳳趁著秋收后的農閑，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興奮地說：“三年不上門，當親也不親，你們來看我，我很高興啊！”暢談過后，毛澤東交代兩位遠道而來的弟弟：“你們在北京住上幾天，還是早點回湖南去。”并解釋說，“我當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辦事。我們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親兄弟那一套，要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人謀福利。”閻長林派警衛戰士金武森送他們去前門東火車站買票坐火車。當時火車站沒有預售票制度，只售當天車票。警衛們帶著毛澤連、李云鳳到火車站排隊買票，誰知人太多了，連著兩天都沒買到。當晚，閻長林把警衛班班長武象廷找來談話，叮囑他說：“武班長，明日你親自到火車站送他們，一定要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務”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倆叫上，然后一起頂著寒風，到達了前門東火車站。盡管這次來得比前兩次都早，但售票處還是擠滿了旅客。他按順序排了半天隊，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聽見“啪”的一聲，售票窗口關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著關掉的售票口，又氣又急。他走過去敲開了售票口的門，央求售票員說：“能不能售我兩張票，只兩張，有萬分緊急的事情！”還說了好多感謝的話。可售票員把臉一板，不高興地說：“沒票就是沒了，再說好話也不頂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車站辦公室主任，把毛澤東兩位弟弟為回湖南老家連著三天都沒買到票的情況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最后說：“實在是沒辦法，只好請你幫我買兩張車票。”主任聽后，滿口答應。這項“政治任務”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卻始終不敢把這件事如實告訴毛澤東。因為警衛員們都知道，毛澤東不允許親戚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員“走后門”，肯定要挨批評，并且還要寫檢討。
48、周恩來的家訓
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結婚，但膝下沒有親生子女，故此收養了三個干女兒，所認的三個女兒（孫炳文之女孫維世、孫新世，弟弟周恩壽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來至親的朋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家過去失去聯系的一些親戚來找的多了，他們有的想托周恩來幫助辦一些事情，這讓周恩來很傷腦筋。同時，三個“女兒”在外面表現如何呢？在自己的親戚和相識的友人中，會不會有人利用自己的影響去謀取一些違背原則的個人私利？為此，周恩來提出，要給大家立個規矩，三個“女兒”都表示贊同。周恩來說：“這個規矩不光是給你們的，也是給我們周家所有親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誰要不遵守你們也可幫我監督。”“你們每個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隨時提醒自己。以后我們周家的親戚朋友來了，也要發一份給他們。”這十條家訓是：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順路時來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通過這十條家訓，周恩來對親屬提出了比他人更嚴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在內務部供職時，周恩來特地向內務部部長曾山提出，要給周恩壽的干部級別定低一點兒、工資向低標準靠。鄧穎超作為黨內元老定級為行政五級，本無可非議，但周恩來仍要壓低一級，按照六級的標準給鄧穎超。至于周恩來的侄輩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沒有額外沾上一點兒的“光”。對于孫維世、孫新世這對烈士的女兒，周恩來對她們雖然關愛有加，但也是嚴格要求，從不許她們有一點兒特殊。多年以后，這位開國總理逝世，他的所有親屬，特別是鄧穎超都是嚴格遵守這十條家訓的。鄧穎超逝世后，有關報紙公布了她生前所寫的一份遺囑，其中有兩條尤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么故居和紀念館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二、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勿因周恩來同志的關系，或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去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我無任何親戚，唯一的一個遠房侄子，也很本分，從未以我的關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顧。
49、國宴上的“娃娃菜”
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曾48次下榻東湖賓館，主席詩意地稱這里是“白云黃鶴的地方”。那么問題來了，在湖北停留期間，領導人每天吃什么？在世人看來，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應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盤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實，主席的生活十分儉樸。平時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1960年5月，主席到武漢時，隨行人員就特別囑咐“不要弄肉給主席吃。要不，主席會發脾氣的。”原來，當時國家面臨經濟困難，主席給自己訂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個月不吃一塊豬肉，有時工作一天只吃一盤馬齒莧或菠菜之類。有一次，廚師心里實在過不得，靈機一動做了一道“素菜湯”。他先將母雞清燉，然后取出雞肉，再將雞湯里的油汁過濾干凈，最后將青菜下進湯里。主席吃飯時似乎有所醒悟，便詢問菜湯里怎么有雞湯味，廚師只能敷衍說是多放了點味精。毛主席還發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幾乎天天吃。所謂娃娃菜，其實就是蘿卜苗的葉柄燒制而成，連農民都不吃，因為它清苦粗糙。主席說，“我就是愛吃它的苦味。”而且還把這道菜推薦上了國宴。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東湖客舍設國宴招待朝鮮客人，他向外賓介紹，“這道娃娃菜營養價值很高，中國皇帝也吃娃娃菜。蘿卜在中藥書上有名位，叫地陽參，很補人哩……”其實，主席說的“娃娃菜”，史料無從稽考，倒把在場的好多人逗笑了。后來，每次國宴，主席都沒有忘記娃娃菜。
第九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延安“窯洞對”
延安“窯洞對”又叫“窯洞之問”。1945年，黃炎培在延安窯洞與毛澤東談到“朝代更替、循環往復”話題時，發出了著名的“黃炎培之問”：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黃炎培說:“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對黃炎培的坦誠直言,毛澤東當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就是著名的黃炎培“窯洞之問。”
第十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連載4天。當時，抗日戰爭已由戰略相持轉入戰略反攻。中國人民正全力以赴奪取戰爭的最后勝利，為迎接勝利，推動斗爭，郭沫若在紀念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300周年的時候，撰寫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發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重視，毛澤東多次指出要從李自成起義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并批示，將《甲申三百年祭》作為中共整風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敗導致國家傾覆和李巖的悲劇命運，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勝利后的驕奢。
1944年4月至5月間，毛澤東演講中談道:“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第十一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干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于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后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云。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戶，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并沒有照來信說的去及時辦理。不料，一個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吳江縣長同志，我們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請于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并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秘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云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云本人的意思。原來，陳云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盡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云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云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又沒有收入來源，陳云便托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6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后，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第十二篇: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懷在張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彭德懷走著走著，忽然在沸騰的人流里發現自己的畫像，濃黑的眉毛頓時擰了起來。他一個箭步沖過去，擋住了那幾個抬著畫像游行的人。抬畫像的群眾一下子沒認出彭德懷，詫異地問：“你要干什么?!”彭德懷指了指他們抬著的畫像，說：“這個人模樣太難看，你們就不要舉著他過街了!”抬畫像的人一怔，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彭德懷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畫框上的畫像。抬畫像的人氣憤至極，一把揪住彭德懷，大聲叫道：“你知道我們抬的是誰嗎?這是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常勝將軍彭德懷!”幾個民兵見狀也圍攏過來，指著彭德懷：“快!把這個壞人抓起來!”彭德懷不由得笑了：“同志們，同胞們，我就是彭德懷，就是這個畫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彭德懷接著說：“你們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給你們提一點要求，以后不要抬著我的畫框子來回走了，你們要舉，就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舉象征革命的紅旗!”眾人聞言，熱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總參工作的楊勇，為歡送調離總參的李達、張才千，歡迎調來總參工作的張震，在京西賓館請他們吃飯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舉報他們公款吃喝，當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知道后，并沒有因為楊勇、張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寬要求。他嚴肅批評了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僅要查，還要處理，誰出主意誰出錢。”在旁人看來，黃克誠這種做法是撕破臉皮，不顧楊勇、張震和他當年共同浴血奮戰結下的深厚戰斗情誼，其實不然。聽說黃克誠要查這件事，楊勇當時認為這是在小題大做，心生不快。但當黃克誠給楊勇打電話說：“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楊勇放下電話，立馬就趕到黃克誠那里，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說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隨后楊勇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400元補上飯錢。并作了檢討，了結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干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于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后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云。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戶，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并沒有照來信說的去及時辦理。不料，一個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吳江縣長同志，我們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請于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并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秘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云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云本人的意思。原來，陳云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盡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云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云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又沒有收入來源，陳云便托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6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后，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4、1959年，王樹聲在軍事科學院上班時，他天天拿著飯盒到公共食堂排隊買飯。接待外賓和出國訪問時，外賓送他一些大小禮品，他都如數上交國庫。一次，新來的勤務員幾次將小禮品拿到車上說："王部長，人家說了，這禮品是送給首長您個人的。"王樹聲卻嚴肅地說："我這個國防部副部長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外賓打交道的，禮品怎么會是贈送我個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們革命戰士的一個起碼準則，今后務必牢記啊。"
5、60年代初，總軍械部建制撤銷，王樹聲的住房成了其他單位的屬地，有關部門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決定另選地點為他建造新居。他們先是為他選擇了一處某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里環境相當幽靜，王樹聲看后感到也滿意。但當他了解情況后搖起了頭，連說："不妥，不妥，這有違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幾年以后，他們又在東城為他找到了一個舊院落，獨門大院，相當理想，但當王樹聲得知這里原是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只因工作人員都被紅衛兵趕跑了而空著時，又搖起了頭："這是違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最后，他們又在五淵潭附近為他選擇了一處環境幽雅、風景如畫的宅基地，王樹聲先很滿意，可當他注意到為自己建房要遷走幾戶老百姓的民房，還是搖起了頭："我看這件事還是算了吧!不要因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趕走了"就這樣，王樹聲大將在他進京時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長辭人世。
6、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背著一只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著。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著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隊下山后，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干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背著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門”。大兒子粟戎生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從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國的南陲駐扎了4年。當這支部隊調回內地的時候，恰逢中蘇邊境形勢緊張，珍寶島燃起戰火，粟裕托“關系”走“后門”把粟戎生送到前線。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條件艱苦的海軍艦艇上工作,因長期海上作業，寒生落下了風濕性關節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馬口維持會會長梁某自當上會長后，勾結日寇，助敵作惡，拒交抗日稅費，傅玉和奉命帶領十余名隊員化妝為馬幫，通過了日軍兩道崗哨，進入馬口鎮內，把梁某抓了起來。傅玉和并沒有槍斃這個漢奸，而是向他宣傳新四軍政策，望其按規定上繳稅款，隨后將其釋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實向新四軍繳納稅款。此后，梁某還主動協助新四軍購買藥材等軍需物資。還有一次，傅玉和帶隊前往商戶家征收稅款時，卻被告知已經收過了，并有字據為證。抗日稅款竟然有人敢冒領，傅玉和當即下令，“嚴查此事。”事情很快查個水落石出，原來是傅玉和的堂弟帶人來收稅款，立了假冒的字據，并私吞了稅款。依據新四軍的規定，私吞稅款超過5塊者當被槍斃，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塊大洋。軍法如山，傅玉和雖和堂弟感情很深，還是下令將其槍斃。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廈門某軍視察，軍、師領導準備開車陪同前往卻被攔下。王建安一臉不悅地問：“你們來干什么?”領導們說：“給首長帶帶路。”王建安反問道：“怕我丟了不成?你們去，我就不去了。”說罷，領導們只好退下。
10、1956年，楊明松剛剛接任賀炳炎的警衛員。前任警衛員交接時告知，司令員有四個子女在成都軍區八一小學寄讀，每個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員子女回家度假。楊松明想，八一小學距軍區大院有7里多路，難不成接幾個娃娃還要去擠公共汽車?楊明松于是自作主張，向司機“發號施令”派車，“周師傅，出個車，把司令員的娃娃接回來!”當天傍晚，一輛蘇制吉姆牌高級轎車從八一小學開回賀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學校憋了一個星期的孩子們歡叫著沖出車門，嬉鬧聲驚動了正在客廳休息的賀炳炎。賀炳炎走出門外，頓時兩道濃眉擰得緊緊的。他把警衛員楊明松叫進客廳，嚴厲地說，“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車去接。你坐公共汽車也行，喊個三輪車去接也行，這個專車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楊明松低下了頭，紅著臉默默地聽著。從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員的專車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專車。但他除了外出辦事，一般很少用車，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從來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里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兒想用車送送老師，吳永光堅決不同意，說：“你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車。”最后，女兒只好打著雨傘，一步一腳泥水，送老師去坐公共汽車。后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而他的汽車停在大樓門口。二女兒吳笑春在隔壁樓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趕著要去火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過去了，說：“我開車送你吧!”吳笑春婉言謝絕了：“爸爸都不隨便用車，我辦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還是坐公共汽車去吧。”說完，就撐傘走向了瓢潑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吳德峰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為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于事”。親戚無功而返。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峰的胞弟吳世悉被群眾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峰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峰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說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吳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為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由于吳德峰總是把前來疏通關系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后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戶都爬不進去!”
13、梁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后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巨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無法想象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梁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巨著《紅旗譜》。隨后，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官，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官，是梁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后來梁老終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制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干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后，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并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15、1940年4月，朱老總根據中央決定返回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到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條，還炒了雞蛋、豆腐、土豆、白菜，湊成四個菜。彭總問：“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回答：“差不多。”彭總二話沒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讓做的?”程廠長說：“您有胃病，為您做面條是經伙食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起來：“我有胃病你們知道，難道工人中就沒有得胃病的嗎?你們知道嗎?給我打小米飯來，不吃面條。”程廠長知道犟不過彭總，只好把面條給了傷病員。
16、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時任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軍長的賀炳炎攜妻、子回鄉探親，途經宜昌。前來碼頭迎接的宜昌專署專員劉真，是他的老部下。專署招待所是棟百年老屋，陳舊簡陋，食宿條件差。老首長遠道而來，劉專員當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點。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專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一幢洋樓，請賀炳炎一家去住。誰知賀炳炎一口謝絕，“招待所條件再差，總比打游擊時滾泥巴睡地鋪好些嘛!”軍區首長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盡下地主之誼，想請賀炳炎和其親屬吃頓便飯，略表歡迎之意。可是，劉專員幾次在賀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謝絕了。雖然如此，老部下總覺得不盡地主之誼未免失禮，還是備了一席薄酒。不料卻惹得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繃著臉說：“現在不少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能節省的要盡量節省。早就講了，不要請客，怎么還要這樣辦!”劉專員只好作罷。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員又提出陪送老首長回鄉。賀炳炎抿嘴一笑，詼諧地說：“我回家探親，你去干什么?你去，我還要雇一頂八抬大轎抬你這個父母官!”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17、一日，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24人的運糧隊，每人挑兩籮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運糧到正在松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運糧隊頭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時一人發的五個糠菜團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戰士們都已饑餓難忍。于是，隊長劉海門吩咐隊員打來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住手!”剛查看環境歸來的鄧可運看到一戰士抱著籮筐朝鍋里倒米，他大喊道：“誰讓你倒這么多的米，把鍋里的米撈出一多半，做成稀飯。”說罷，他又帶著戰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這日晚飯，大伙吃了一頓野菜稀飯。吃過晚飯，鄧可運將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給他講糧食來之不易，講前方戰士流血流汗，對糧食如何急需，講為什么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說得劉海門心服口服，連連點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可運帶頭以野菜充饑，不吃或少吃糧食，使得運糧隊戰士非常感動，也紛紛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松口，只聽“咚”地一聲有人倒地，大伙兒循聲望去，只見鄧可運栽倒在地，他挑著的兩籮筐米撒得滿地。這時，賀龍軍長正騎馬經過，見狀過來查看，一眼就認出了鄧可運。賀龍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后，問：“可運，你怎么啦?”還沒等鄧可運張口，隊長劉海門搶先答道：“賀老總，鄧處長是餓的，他一路為了省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光吃野菜。頭一天上路，一人發了5個菜團子，他舍不得吃，還送給別的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野菜稀飯，他第一個上去先給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賀龍聽罷，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拍，說：“同志哥喲，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機關搞到一些皮襖筒子，分給地委委員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夠分配。朱正傳也收到一件，他問：“是否地委委員都有?”秘書長說：“還少一件，有位領導出差在外，還沒有分到。”朱正傳同志說：“這不好，我年輕，不怕冷，把這件給那位同志吧。”朱正傳堅持不要，仍然穿著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舊長袍過冬。朱正傳平時喜歡抽煙，但那時候也難得有錢。而一旦發了津貼費，碰上住在集鎮附近的時候，幾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傳就買煙請大家抽。他買一包煙，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煙，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稱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小鄭是宣傳部干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干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里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2993個據點’有什么根據嗎?”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本雜志上抄來的，有根據。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鄭干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此事傳開后，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扎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鄭，即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
20、蘭考縣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外出逃荒的災民。焦裕祿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后抽調了120多名干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到時聽取專門匯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干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84個大小風口，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21、黃克誠下部隊視察，喜歡到連隊找干部戰士談心。他不帶警衛，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問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視察，來到第四十七軍某連，正趕上連隊吃午飯，他就蹲在地上邊吃飯邊和戰士們聊家常。戰士們以為他是團后勤處的處長或股長來了解伙食情況的，便七嘴八舌地講，湖南菜辣椒太多，開始不適應，現在習慣了，有個調皮的戰士向黃克誠提出，來個吃辣椒比賽。黃克誠欣然應戰。笑談間有人到連隊找黃克誠回機關吃飯，這時，戰士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個個驚得直伸舌頭。
22、1937年10月，日軍占領河北石家莊后，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回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余人在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于10月26日經七亙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亙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在步兵200余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300多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10余人。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盡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點再次設伏。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余騎兵和300余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于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后，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寇被擊斃百余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贊嘆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跡”，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后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后，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一天，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么意見嗎?”李先念的回答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許多西路軍干部戰士都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組織不抱怨，他風趣地說：“管他呢，就是一擼到底，叫我去當伙夫、馬夫，也要在我們黨和部隊里干下去。”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見李先念。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里，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處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賀龍將軍率領國民革命軍獨立十五師駐扎鄂城縣城關鎮。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行將破裂，賀龍部隊的軍餉經常被國民政府扣發，使官兵的生活沒有保障。一次，一個跟隨賀龍多年的老兵因饑餓在永大茶葉鋪拿了兩吊錢買了油條充饑。群眾將此事反映到賀龍那里，引起了賀龍的高度重視。他立即下令將那個士兵軍法從事，并親自到茶葉鋪還錢并賠理道歉。
25、1960年8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兩個月后，我國將發射自己仿制的P-2導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了解測試情況。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制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后，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后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導彈的發射進程。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導彈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后，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于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歲的劉德全對母親說：“我們家要對佃戶、長工、鄉里鄰舍客氣些，要尊重人家。貧苦農民有困難，我們要盡量幫助，也可以拿錢拿糧周濟窮人。”他還勸母親燒掉契約，把田分給佃戶。劉德全的這種行為使這個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劉稻軒大為惱火。他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不得了，家門不幸，竟出了個不孝子孫，這個家非給他敗了不可!”他還捶胸頓足地對弟弟劉德全吼道：“我們分家算了!”劉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們：“天下是要變的，工農階級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擋不住!”劉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時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據地的創建者。作為根據地最高首長，他規定，從自己開始，所有干部一律減衣縮食，每天只有四分錢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從紅軍在白區繳獲來的物品中要了一塊絨布。方志敏知道后，馬上把妻子批評了一頓，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摳門”的時候。那時，部隊向外購買一支槍，要花50塊銀元“天價”。買一批槍，花掉的錢堪稱巨資，他一點不含糊，果斷批準。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在團中央負責的任弼時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年輕氣盛的任弼時就要求發言。但陳獨秀卻說：“要發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布：“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最后竟失態地沖上前去，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后會勝利的!”
29、在襄陽市政府機關大院，至今還流傳著七十年代未的一個小故事。一天，被人們尊稱為“秦老專”的襄陽地區行署副專員秦志維從外面回機關。當他推著自行車準備進行署大門時，一個門衛攔住問道：“同志，你找誰?”“我不找誰，我就是機關里人。”“你是機關哪個單位的?”門衛疑惑地打量這位腳穿草鞋，頭戴草帽，身背黃掛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維……”秦專員耐心地答到。正在這時，一位機關干部碰巧路過此處，他驚訝地問到：“這不是秦專員嗎，怎么被擋駕了?”值班的門衛一聽傻了眼，趕忙賠禮說對不起。秦專員親切地說：“沒關系，沒關系。”望著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門衛心里直犯嘀咕，他是專員?我咋看他不象啊!象這樣的誤會，秦志維同志遇到多次。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小鬼”，一直保持著我黨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他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在機關食堂就餐時也十分節約，下鄉檢查工作也是經常以步代車，以自行車代小汽車。秦專員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30、1952年10月，沔陽縣(現仙桃市)有一位17歲的農家女子閔全貴，深受封建婚姻壓迫，遭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她向沔陽、洪湖兩縣法院申訴離婚，沒想到兩縣法院互不負責，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于是，她給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一個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給省委書記，無異于石沉大海。然而，這封信還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來，李先念不論多忙，每天仍然堅持看人民來信，看黨報上的批評文章，寫批語，了解民生疾苦。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兩縣法院仍互相推諉，設置各種障礙，未予解決。為此，閔全貴又給李先念寫來第二封信，反映這一情況。李先念再次寫出批語，批評了這種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為此，省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專門承辦這一案件的工作組，深入沔陽、洪湖兩縣調查，迅速做出公正處理，使年僅17歲的閔全貴沖破重重阻力，獲得了婚姻自主權。1984年7月，報社收到閔全貴的一封來信和一張全家福照片，她滿懷喜悅地報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孫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謝李先念和湖北日報對她的熱情幫助。
31、惲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擔任中國首個蘇維埃政府的秘書長。人們最稱道惲代英的，不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篤的妻子沈保秀難產去世后，惲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復娶”，此舉不僅是懷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戰。他雖才華譽滿天下，卻拒絕眾多提親求愛者。“守義十年”后，惲代英約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墳前，悼念說：“古人強迫女人守節，我堅決反對，而我為你守義，卻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給那些歧視婦女、不守信義的人看，人間還有真情在。”后來，他與長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結束了“守義”。惲代英具有超人的堅定意志且甘愿苦行，當年便有人稱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組織反英的“甘地”作為他的綽號。他受聘安徽某師范時，師生們仰其大名前往碼頭相迎，不料他卻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門口，結果被視為“腳夫”而拒之門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遺孀，又是楊開慧的親密朋友，能詩善文，有人請求毛澤東將她推薦到中央文史館。1954年，毛澤東為此寫信給秘書田家英說：“有人求我將她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解決這個問題，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種幫助否?”，文史館選人以嚴而拒納，這是嚴于用權，毛澤東同志“未便再薦”，沒有以權壓人，這更是嚴于用權，同樣都是為了一個“公”字。
33、1942年12月，劉伯承迎來50歲的生日。中央決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為劉伯承舉行萬人慶祝大會活動，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績，鼓舞敵后軍民的斗志。劉伯承得知為他舉辦祝壽活動的消息后，內心十分不安，始終不愿意說出自己生日的具體時間，政治部只好自行決定，在12月16日為劉伯承慶祝生日。與此同時，八路軍129師的各報記者前往師部采訪劉伯承，希望他談一下自己的經歷，都被劉伯承婉拒。被潑了冷水的記者不甘心地進一步申明說：“師長，不是給您慶賀50歲壽辰嘛!這是我們的工作呀!”劉伯承聞言后更堅定地拒絕說：“慶啥子壽嘛!我不曉得。你們無事找事，不要這樣搞好不好?群眾都還沒有吃飽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來的侄兒爾輝在北京結婚。結婚后，新郎回鋼鐵學院工作，新娘回淮安縣工作，成了一對牛郎織女。當鋼鐵學院知道了周爾輝和總理的關系后，決定把女方調到北京。周恩來知道后，親自動員侄兒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大量壓縮城市人口，國務院正在下放壓縮人員，你們為什么搞特殊化，不帶頭執行?”爾輝夫妻很快回到淮安縣，同鄉親們一起建設家鄉。
35、延安時期，陳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他對鋪張浪費現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評隨意扔掉飯菜的惡劣現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飯要照鏡子。”就是不僅要把飯菜吃完，還要用饅頭擦凈盤底的油漬，讓盤子像鏡子一樣干凈。陳云對待自己更加嚴格。1938年3月，陳云和于若木(下圖)舉行了十分儉樸的婚禮。結婚當晚，陳云只花一元錢買了些糖果、花生，請一起工作的同志來熱鬧了一下，就算是辦了婚禮。婚后兩人一直相敬如賓，感情很好，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滄桑歲月。
36、1942年臘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聲“噼噼啪啪”響過之后，熱鬧一天的孝感季店鄉馬家灣總算靜下來了。這時，在凜冽的寒風中，一支隊伍悄悄地向這兒開來……一清早，年過花甲的馬大爺為圖吉利，特意起了個早床，搶先第一個“出行”。開門一看，皚皚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發現屋檐下，草堆旁，蹲著一尊尊雪人。馬大爺一陣納悶：“莫非是菩薩真的顯靈，保佑我們這些百姓?”就在這當口，雪人紛紛站了起來，發出嗶嗶剝剝的炸響聲。這下可把馬大爺驚呆了，他木人般地站著，看著雪人朝自己走來。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過斑駁晶瑩的冰層，看到了灰布軍裝。“啊，新四軍!”馬大爺大聲叫起來，急忙跑過去，一把握住戰士們凍僵了的大手。原來，羅厚福帶領新四軍分區部隊執行緊急任務后路過馬家灣時，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攪了鄉親們的好夢，嚴令戰士們不得叫門進屋。馬大爺看到戰士們臉上烏紫，凍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氣，連連責怪：“為什么不叫門，為什么不叫門啊?”戰士們聽了，樂得直笑：“大爺，這是紀律。”“紀律，也不能挨冷受凍啊!”馬大爺越說越氣：“不知老羅怎么搞的?我找老羅算帳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帶領一支紅軍隊伍到井岡山跟毛主席會師，山上是紅軍，山下不遠就是敵人。井岡山上出產糧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糧，從井岡山上到茅坪,來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難走，可是每次挑糧大家都爭著去。朱德同志也跟戰士們一塊兒去挑糧，他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挑起滿滿的一擔糧食，跟大家一塊兒爬山，白天挑糧，晚上還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樣跟敵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擔藏了起來，不料朱德同志又找來了一根扁擔，寫上“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大字，大家見了，越發敬愛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擔了。
38、新中國成立后，她作為國家領導人，在國際和國務活動中更顯示出了一個偉大女性的崇高風范，獲得普世尊敬。為了便于代表黨的統一戰線，為黨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黨中央鄭重提出入黨申請……宋慶齡一生得到了很多頭銜和榮譽，但宋慶齡卻對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個光榮稱號情有獨鐘，一生曾三次向組織提交入黨申請，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黨申請，這說明在她心目中，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比任何頭銜和榮譽都要光榮都要重要。不僅從宋慶齡入黨的次數，而且從她知道自己入黨后的表現也可以看出她對黨員身份的渴望。宋慶齡1937年第一次申請入黨時，當聽到聯絡人對她說“你和共產黨員一樣”后，她表表現地特別高興，還要請聯絡員吃飯。就是在她病危中，當聽到中央已經批準自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眼含熱淚。宋慶齡一向給人的感覺是堅毅和剛強，但當她聽說自己入黨后的眼淚說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動，她一生為之奮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因為這一稱號對她來說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39、有關部門趁周恩來外出，對西花廳舊房進行保護原建筑物的修繕，把地面方磚改成地板，墻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還添了一些新的辦公和生活用具。周恩來回京后指著房間里的新添家具說：“把那些東西統統搬出去。否則，我不進去!”事后，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們對我是最熟悉的吧!你們花那么多的錢，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眾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學著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產生什么影響?……”
40、1956年的一個星期天，周恩來到北京中國照相館照相，準備出國時送給外國元首，要照相館再多印幾張。照相館職工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愛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張12寸照片贈送總理。幾天后，周恩來讓工作人員前去結賬，要求照相館開兩張單子，一張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錢，另一張是總理自己留下的幾張照片連同照相館贈送的那4張，由總理個人付錢。
41、周恩來十分重視數字和百分比的準確性，不允許用“估計”“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問題，更不允許不懂裝懂。對計劃項目，數字要詳細審查，親自筆算。有一次為了及時核實糧食定量，已經連續工作了17個小時的周恩來，一進臥室便戴起老花鏡聚精會神地計算起來。前去送藥的護士見此情景心疼地說：“像這樣具體的技術性工作，不好讓別的同志幫你做一下嗎?”周恩來嚴肅地說：“你說這是具體的技術性工作，怎么能這么看呢?這可不是小事，關系到億萬人民吃飯的問題。”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決定盡快召開七屆二中全會。2月底，參加會議的同志陸續來到西柏坡。為了保證會議安全，周恩來找來負責大會警衛工作的方志純匯報準備情況。他問：“如果出現最壞情況，你們能阻擊多久?”方志純回答：“中央需要我們阻擊多久，我們便堅持多久!”周恩來看著他們，略帶批評的口氣說：“光有決心不夠，要有切實的措施和精確的計算。”他不僅想到敵人可能從地面上來，而且還想到如果來了空降部隊該怎么辦。
43、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幾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來潑污水。9月20日，北京305醫院做好了一切準備，周恩來將在這里進行第四次大手術。他要身邊的工作人員找來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登載所謂“伍豪問題”的專題報告講話錄音稿。還讓鄧穎超將這個講話錄音整理成書面材料。手術前，周恩來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躺在手術架上強撐著病體，看了一遍稿子，用顫抖的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并注明“于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術室時，他突然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地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這是周恩來對邪惡勢力的控訴，他簽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間的重要文件。
44、上世紀60年代，為回籠貨幣，國家實行高價商品政策。陳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價買了一床毛巾被，誰知第二天就降價了。花了冤枉錢，陳云卻對妻子說：我是主管經濟的，這是國家的經濟機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講。
45、建國后，王樹聲就任總軍械部部長，按照規定有關部門打算給他修建一套設備齊全、裝修較好的住房。但王樹聲謝絕了。他堅持不建單獨小院、樓房，只建一般平房。這樣，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狹窄低矮的平房里。總軍械部撤銷后，他到軍事科學院工作，組織上決定為他另覓地方，建造新居。開始，找的房址在玉淵潭附近，風景宜人。老將軍一眼看中，正待說定，忽然看見不遠處有幾處民房，即問礙不礙事。規劃人員說，如果要在這里建房，就動員那幾戶人家搬遷。王樹聲思忖片刻，擺手說：“還是算了吧，憑什么要攆人家老百姓!”后來規劃人員在故宮筒子河畔找到一處明清時期古建宅院，當時無人居住，就請王樹聲過目。王樹聲覺得很不錯，便問“這么好的地方，為什么沒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員說，這原是西藏某上層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長選中這個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樹聲一聽，連連搖頭說：“不妥，不妥，少數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這是民族政策，他現在不住，以后還是會把他請回來的。再說這是古建筑，破壞不得的，麻煩你們再選一處看看吧。”又過了一陣子，規劃人員在北京飯店西邊找到一處無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樹聲一看比較滿意，但一問，這原是某民主黨派的辦公場所。王樹聲斷然說：“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黨派的機關呢。”陪同人員說他們早被紅衛兵趕跑了。“那是胡鬧!”王樹聲眉頭一鎖道：“民主黨派關系到我黨的統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們遲早會回來的。”就這樣，王樹聲一家仍住在原來簡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他去世。
46、劉少奇從小就喜歡讀書，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鄰右舍都稱他“劉九書柜”。早年求學期間，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和莫斯科東方大學與劉少奇兩度同窗的蕭勁光回憶說：“到了東方大學后，少奇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他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閑聊天，也不隨便上街。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時候，多是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從蘇聯回國后，盡管他長期斗爭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連天的烽火前線，對于讀書學習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沒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戰爭處于非常艱難的時期，一次新四軍支隊司令張愛萍去看望劉少奇，當時已是深夜一點多鐘，他進屋一看，劉少奇正在微弱的燭光下專心致志地讀書，順眼望去，“書頁上畫了好些紅的藍的圈圈點點，有的上面還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間，劉少奇也不放松學習讀書。有一次，劉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覺得這正是讀書的好機會，于是在從北京動身時，就把厚厚的幾本范文瀾著的《中國通史簡編》塞進了行李包。劉少奇對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沒什么興趣，整天在屋里埋頭攻讀。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時坐著讀書，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動也不動，進入一種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結束時，幾大本的《中國通史簡編》讀完了。以這種“螞蟻啃骨頭”的精神來讀書，是劉少奇終身堅持的一種生活狀態。
47、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表弟李云鳳趁著秋收后的農閑，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興奮地說：“三年不上門，當親也不親，你們來看我，我很高興啊!”暢談過后，毛澤東交代兩位遠道而來的弟弟：“你們在北京住上幾天，還是早點回湖南去。”并解釋說，“我當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辦事。我們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親兄弟那一套，要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人謀福利。”閻長林派警衛戰士金武森送他們去前門東火車站買票坐火車。當時火車站沒有預售票制度，只售當天車票。警衛們帶著毛澤連、李云鳳到火車站排隊買票，誰知人太多了，連著兩天都沒買到。當晚，閻長林把警衛班班長武象廷找來談話，叮囑他說：“武班長，明日你親自到火車站送他們，一定要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務”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倆叫上，然后一起頂著寒風，到達了前門東火車站。盡管這次來得比前兩次都早，但售票處還是擠滿了旅客。他按順序排了半天隊，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聽見“啪”的一聲，售票窗口關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著關掉的售票口，又氣又急。他走過去敲開了售票口的門，央求售票員說：“能不能售我兩張票，只兩張，有萬分緊急的事情!”還說了好多感謝的話。可售票員把臉一板，不高興地說：“沒票就是沒了，再說好話也不頂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車站辦公室主任，把毛澤東兩位弟弟為回湖南老家連著三天都沒買到票的情況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最后說：“實在是沒辦法，只好請你幫我買兩張車票。”主任聽后，滿口答應。這項“政治任務”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卻始終不敢把這件事如實告訴毛澤東。因為警衛員們都知道，毛澤東不允許親戚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員“走后門”，肯定要挨批評，并且還要寫檢討。
48、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結婚，但膝下沒有親生子女，故此收養了三個干女兒，所認的三個女兒(孫炳文之女孫維世、孫新世，弟弟周恩壽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來至親的朋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家過去失去聯系的一些親戚來找的多了，他們有的想托周恩來幫助辦一些事情，這讓周恩來很傷腦筋。同時，三個“女兒”在外面表現如何呢?在自己的親戚和相識的友人中，會不會有人利用自己的影響去謀取一些違背原則的個人私利?為此，周恩來提出，要給大家立個規矩，三個“女兒”都表示贊同。周恩來說：“這個規矩不光是給你們的，也是給我們周家所有親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誰要不遵守你們也可幫我監督。”“你們每個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隨時提醒自己。以后我們周家的親戚朋友來了，也要發一份給他們。”這十條家訓是：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順路時來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通過這十條家訓，周恩來對親屬提出了比他人更嚴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在內務部供職時，周恩來特地向內務部部長曾山提出，要給周恩壽的干部級別定低一點兒、工資向低標準靠。鄧穎超作為黨內元老定級為行政五級，本無可非議，但周恩來仍要壓低一級，按照六級的標準給鄧穎超。至于周恩來的侄輩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沒有額外沾上一點兒的“光”。對于孫維世、孫新世這對烈士的女兒，周恩來對她們雖然關愛有加，但也是嚴格要求，從不許她們有一點兒特殊。多年以后，這位開國總理逝世，他的所有親屬，特別是鄧穎超都是嚴格遵守這十條家訓的。鄧穎超逝世后，有關報紙公布了她生前所寫的一份遺囑，其中有兩條尤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么故居和紀念館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二、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勿因周恩來同志的關系，或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去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我無任何親戚，唯一的一個遠房侄子，也很本分，從未以我的關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顧。
49、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曾48次下榻東湖賓館，主席詩意地稱這里是“白云黃鶴的地方”。那么問題來了，在湖北停留期間，領導人每天吃什么?在世人看來，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應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盤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實，主席的生活十分儉樸。平時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1960年5月，主席到武漢時，隨行人員就特別囑咐“不要弄肉給主席吃。要不，主席會發脾氣的。”原來，當時國家面臨經濟困難，主席給自己訂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個月不吃一塊豬肉，有時工作一天只吃一盤馬齒莧或菠菜之類。有一次，廚師心里實在過不得，靈機一動做了一道“素菜湯”。他先將母雞清燉，然后取出雞肉，再將雞湯里的油汁過濾干凈，最后將青菜下進湯里。主席吃飯時似乎有所醒悟，便詢問菜湯里怎么有雞湯味，廚師只能敷衍說是多放了點味精。毛主席還發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幾乎天天吃。所謂娃娃菜，其實就是蘿卜苗的葉柄燒制而成，連農民都不吃，因為它清苦粗糙。主席說，“我就是愛吃它的苦味。”而且還把這道菜推薦上了國宴。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東湖客舍設國宴招待朝鮮客人，他向外賓介紹，“這道娃娃菜營養價值很高，中國皇帝也吃娃娃菜。蘿卜在中藥書上有名位，叫地陽參，很補人哩……”其實，主席說的“娃娃菜”，史料無從稽考，倒把在場的好多人逗笑了。后來，每次國宴，主席都沒有忘記娃娃菜。
50、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共產主義者應當是沒有私心的人。”這是朱德身居高位時嚴格律己的基本準則，更是他貫徹共產主義信仰的真實寫照。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他堅決不要元帥工資，直至他去世的21年間，從未領過元帥的工資。跟隨朱德多年的秘書郭仁后來回憶說：“委員長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委員長逝世后大家才知道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尤其是在擔任中央重要領導職務后，每頓飯也都是三菜一湯，三盤菜是兩素一葷。早上洗臉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總是對服務人員說：“要注意節約，節約一滴水、一分錢。自來水不是自來的，不能浪費。有錢不能亂花，要支援國家建設。”平時，朱德穿的都是舊衣服，破了補上補丁繼續穿。連床上的被褥和床單都是打著補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們和工作人員要給他換新的時，他總會說：“衣服被子只要整齊干凈就好，補補能穿能蓋，何必買新的?給國家節約一寸布也是好的。這比戰爭年代好多了，那時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后，接見外賓較多，考慮到國際影響，工作人員準備為他做兩套新衣服，好在參加外事活動時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錢省下來可以支援國家建設嘛!”后來經過各方面人員的共同勸說和動員，他才勉強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堅持自己出錢。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家里來往的客人多，虧欠了50多斤糧食，工作人員想讓機關補上。雖然這是政策允許的，但朱德還是很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顧，不愿意讓國家多為他花一分錢。最后，朱德堅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糧食”的辦法把虧欠的糧食全部補了回來。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講過：我只有兩萬元存款，這筆錢不要動用，不要分給孩子們，作為我的黨費交給組織。他還曾對孫輩們說：“我是無產階級，我所用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國家。我最珍貴的是屋里那張毛主席像，可以留給你們;我讀過的書，你們可以拿去讀。”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時間，每天睡眠時間很短，到了吃飯的時候，總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辦公室。他總是說：“我能做的事情就應該去做，這樣可以為毛主席分擔一些工作，年輕的同志也可以騰出手來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兒朱敏勸他：“你是近90高齡的人了，這樣會吃不消的。”他認真地說：“人活著是為什么?活著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時孩子們也勸說：“爺爺，你要注意保重身體啊!”他總是說：“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時間很寶貴。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生死不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