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我國從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實施的一項內部改革開放政策。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改革開放新時期歷史內容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改革開放新時期歷史內容篇1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偉大覺醒，彰顯了我們黨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開辟建設社會主義新道路的堅強決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春天真正來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鳴響了改革開放的禮炮，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這艘巨輪揚帆起航的新征程。
改革首先從農村突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作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典型得到肯定，有力推動了農村改革廣泛開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突破了平均主義、“大鍋飯”的人民公社制度，使廣大農民長期被壓抑的生產積極性極大釋放出來。從1979年到1984年，農業生產獲得連年豐收，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8.9%，我國人均占有糧食從1978年的318.5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395.5公斤，農民的生活條件明顯改善。
農村改革有力促進了城市改革。城市改革首先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企業逐步實行了經營責任制和所有制結構等方面的改革，打破了企業經營好壞一個樣、職工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大鍋飯”局面，促進了生產發展。
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也邁出了重要步伐。1980年8月，中央決定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有力促進了這些地區的發展，并發揮了重要的帶動和示范作用。深圳的變化尤為顯著，短短幾年，這個昔日的邊陲小鎮、荒灘漁村，迅速發展成為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到1983年，深圳特區已和外商簽訂2500多個經濟合作協議，成交額達18億美元，工農業總產值比1978年增長11倍。
改革開放使中華大地煥發出巨大活力，社會主義中國日益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然而，正如歷史上的任何偉大變革一樣，改革開放也不可能沒有認識上的困惑、疑慮和分歧甚至錯誤的思想觀點。早在1979年年初，改革開放起步階段，社會上和黨內就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動向。一些人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表示懷疑，有人說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人擔心特區會不會變成新租界和殖民地，有人認為引進國外和港澳的私人資本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改革開放是搞資本主義，等等。同時，極少數人利用黨撥亂反正的時機，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打著“民主”、“自由”等幌子，散布所謂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言論，極端夸大黨的錯誤，否定黨的領導，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還有人成立非法組織，出版非法刊物，公然鼓吹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共產黨的領導。針對這種狀況，1979年3月，鄧小平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強調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同時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鮮明指出，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此后，經過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四項基本原則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一起，構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被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個基本路線，是新時期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核心。正如鄧小平指出：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不動搖，關鍵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
改革開放新時期歷史內容篇2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走到了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要破除長期形成的僵化觀念，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走出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順應人民的期待，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翻開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嶄新的一頁。30多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堅定不移、接力探索，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發展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將社會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976年10月，持續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終于結束，長期的陰霾被驅散，黨和人民歡欣鼓舞。但同時，許多人心中又存有疑慮和迷茫。中國向何處去？黨和人民向何處去？中國面臨重大歷史抉擇。
“文化大革命”給黨和人民以及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嚴重災難。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遭到嚴重破壞，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長期陷于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教育科技文化事業受到嚴重破壞，“文化斷層”、“科技斷層”和“人才斷層”十分突出。長期“左”的政策導致大量矛盾積累，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落后于時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亂久思治，窮則思變。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徹底扭轉十年動亂造成的嚴重局勢，使黨和國家在危難中奮起。
此時的外部世界正在發生著巨大變化。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普遍出現了一個經濟較快發展的時期。1955—1973年間，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年平均為5%左右，日本則達到了10%。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也開始發生轉變，電子工業、宇航工業、新型材料工業、計算機工業、原子能工業等新興產業迅速發展，工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無論是正在走出“滯脹”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改革調整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快速發展的亞洲“四小龍”，都在實施加快發展戰略。這讓中國領導人和有識之士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感受到了巨大的發展壓力。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期間他參觀了日本的現代化大企業，并乘坐了新干線。坐在高速列車上，他感慨地說：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適合坐這樣的車。中國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科技方面的巨大差距，使中國黨和人民產生了奮起直追的緊迫感。
20世紀70年代以后，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蘇聯的經濟軍事實力與美國的差距日益縮小，美蘇兩極格局逐漸形成均勢；美蘇兩國大規模核擴軍給人類帶來了嚴重的現實威脅，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長期“冷戰”的各國人民反對核戰爭、維護和平發展的呼聲更加強烈；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力量不斷壯大、國際地位明顯提高，成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力量。時移世易，形改勢變，要和平、求發展逐步成為世界潮流。對此，鄧小平以偉大戰略家的深邃眼光洞悉時局，他指出，世界大戰短期內打不起來，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發展環境是可能的，我們必須抓住這個機遇！這一科學判斷，為我們黨實現工作重心轉移，實行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改革開放新時期歷史內容篇3
潮流涌動，形勢逼人，條件有利。國家的經濟科技落后狀況、人民群眾改善生活的熱切期待、中國所處的國際大環境的新變化，使中國共產黨人以時不我待的決心投入到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之中。1977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時提出，“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1978年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鄧小平又提出，“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一連串的“問號”切中要害，振聾發聵，意味深長。
然而，人民的愿望和國家的發展卻遭到了“兩個凡是”的嚴重阻礙。1977年2月7日，一篇《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有名的“兩個凡是”。“兩個凡是”有深刻的政治含義，堅持“兩個凡是”就不能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就無法走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難局面，也就無法開創中國發展的新道路，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就沒有希望！
面對“兩個凡是”造成的思想禁錮，廣大干部群眾表達了強烈反對。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文章。次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新華社向全國轉發。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篇文章在廣大干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共鳴，一場對后來中國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大討論，由此在全黨全國熱烈展開，有力推動了廣大干部群眾的思想大解放。
鄧小平對這場大討論，給予了及時而有力的支持。他指出，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不僅是個思想路線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他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我們黨又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解放運動，使廣大干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成為全黨的共識，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以重新確立，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1978年12月，鄧小平在黨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這篇講話實際上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成為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
1978年12月18—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實現了黨的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鮮明提出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同時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黨在政治路線上的撥亂反正。這次會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