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幣。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新冠疫情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發力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篇一】新冠疫情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發力
央行在疫情期間采取的多樣化貨幣政策，主要目標是支持銀行對中小企業放貸，并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以穩定資本流動。隨著疫情進一步在全球蔓延，國內經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也可能增強，需要我們采用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進行應對。
增強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激勵。疫情給許多企業帶來了經營上的困難，尤其是中小企業。盡管相關的貨幣政策為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其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并且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利率的手段增強其貸款動力，然而并未從真正意義上解決銀行激勵問題，銀行惜貸問題可能無法真正解決，定向降準釋放的流動性很有可能通過各種渠道變相流入更為安全的大企業。
疫情在海外的蔓延、輸入型病例的增加、無癥狀感染者的出現，給疫情的控制增加了不確定性，也給相關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對于銀行來說，給這些企業提供貸款風險很大。因此，給風險比較敏感的銀行提供放貸激勵，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其關鍵是需要把中小企業貸款可能的風險在各利益主體之間進行分擔，比如成立專門的疫情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公司，通過財政為這些貸款提供擔保；
央行也可以接受這些銀行貸款作為抵押，為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并放棄部分的風險追索權，甚至直接購買這些風險較高的貸款。這些舉措都可以減輕銀行的風險和損失負擔，從而增加銀行的激勵。當然，銀行必須承擔部分的風險，以保證其對中小企業的風險進行有效篩選和管理。對于一些受到國外疫情影響的進出口企業，除了貨幣政策之外，可能還需要配套一定的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幫助他們尋找出路，渡過難關。
通過企業對弱勢家庭進行扶助。許多企業通過裁員或者減薪來維持企業的生存，從而帶來一些社會群體的收入大幅下降，一些依靠傭金服務行業雇員收入也會大幅下降，比如出租車司機、房地產銷售人員等。盡管我國居民儲蓄率較高，但仍然存在大量家庭無法長期支撐無收入或低收入的局面，從而帶來生活質量大幅下降，并影響消費需求的穩定。金融機構可以專門為一些行業的薪酬支付提供貸款，確保相關行業的雇員收入得到一定保障，而央行則可以通過接受這類貸款作為抵押，間接為企業薪酬支付提供流動性。
積極配合財政政策。盡管貨幣政策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財政政策可能是緩解疫情給經濟帶來的結構性失衡問題的關鍵。一般來說，單純的貨幣政策無法完全解決這一問題，市場的力量甚至會加劇失衡，而通過稅收、補貼、擔保等財政手段，可以更為精準地解決問題。因此，政府需要采用更加積極的財政手段，救助受到疫情影響的企業和家庭，同時實施必要的經濟刺激政策。而貨幣政策需要積極配合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平穩有序的發展，比如通過購買國債或地方債，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流動性，通過定向貨幣投放，為救助計劃和經濟刺激計劃提供流動性等等。
優化國際資本的流動。隨著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主要經濟體都推出了龐大的量化寬松計劃，全球資本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都出現了巨大的波動。除了關注國內經濟問題之外，我國的貨幣政策還要密切關注國際資本流動的動態，并積極參與優化國際資本流動。
當前，美元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提供者，面對疫情沖擊，美國國內會出現流動性不足，美元資本會加速回流美國，從而引發全球流動性缺失，增加了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帶來了資源配置的扭曲。因此，世界需要更加多元化的流動性和安全資產供給體系。
中國的金融機構可以為海外的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和貿易融資提供人民幣流動性，緩解由于疫情帶來的全球流動性缺失問題；
中國也可以依托強大的經濟實力，通過更加獨立的貨幣政策操作，為全球提供理想的安全資產。央行可以積極參與緩解全球貨幣體系的流動性缺失問題，為部分給國際金融市場提供人民幣流動性的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撐；
同時，積極拓展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規模，為海外資本提供安全的人民幣資產。
當然，這些目標的實現，都會受限于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人才儲備、金融機構業務、文化差異以及其他軟性基礎設施的約束，然而，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篇二】新冠疫情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發力
當前，全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態勢不斷鞏固和拓展。但境外疫情擴散蔓延，對世界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也帶來了新的挑戰。近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和實施力度，抓緊研究提出積極應對的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我國如何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就相關熱點問題，本報邀請三位專家深入研討。
經濟運行有良好支撐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社會造成的沖擊，我國已連續出臺實施了一系列財政、貨幣、就業等政策，近期中央政治局會議又進一步明確了多項政策措施。這些宏觀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是什么？
劉尚希：新冠肺炎疫情產生的負面沖擊，使就業、企業營運和個人日常生活處在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當中。疫情主要有兩方面直接影響。一是在需求方面，引起群體性需求收縮，特別是對于旅游、餐飲、交通運輸等行業，影響很明顯、很直接，速度很快；二是在供給方面，受疫情影響，不少企業春節過后復工出現困難。
國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注入確定性和分擔風險，對沖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財政政策方面，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采取包括加強經費保障、減稅降費、貸款貼息等有力措施。近日，中央進一步提出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等重要舉措。這些舉措對沖了疫情給經濟社會平穩運行帶來的負面影響，彰顯了財政應急兜底的作用。在貨幣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這些密集出臺的政策，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穩定經濟運行提供了良好支撐。
劉俏：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一月份和二月份經濟數據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造成了較大沖擊。在疫情暴發初期，我國及時果斷采取了一系列宏觀政策，增強了逆周期調節力度。這些政策在對沖疫情影響、防止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比如，央行通過中期借貸便利（MLF）降息、大量逆回購等操作保證了市場和企業流動性的相對充足；一系列減稅降費、為企業減負的財政政策也陸續推出。這些政策對于穩增長、穩就業，幫助受沖擊最為嚴重的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起到了積極作用。
溫彬：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在黨中央全面部署下，各部門第一時間出臺多項助企紓困政策。例如，央行等五部門聯合發布“金融30條”支持防疫舉措；貨幣政策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通過降準、降息等方式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并通過專項再貸款、再貼現、小微企業貸款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等加大了定向支持力度。財政部門及時出臺一系列財稅政策，對新冠肺炎患者、參加防治工作的醫務人員和防疫工作者、受疫情影響的職工等實施補助補貼或稅收優惠，對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貸款給予財政貼息，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企業實施減稅降費等措施。
可以說，這些政策的出臺實施，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對維護疫情下的經濟正常運轉、保障社會安定大局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對當前促進經濟加快恢復起到支持作用。
堅持關注結構性問題
中央提出，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和實施力度。我國宏觀政策應該如何保持戰略定力？應該從什么樣的邏輯出發制定宏觀政策？
劉俏：全球經濟在今年第二季度大部分時間面臨“停擺”，不僅嚴重影響外需，也帶來了全球供應鏈中斷風險，不可避免地給我國經濟復蘇帶來了極大不確定性。我們需要深入思考我國對沖疫情影響的宏觀政策范式，進一步明確宏觀政策定位和實施的重點領域。
在中國經濟已經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國核心增長邏輯變化的形勢下，面對危機應該堅持關注結構性問題，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應該轉向對沖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影響方面。
當前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應該是對沖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影響。相比經濟總量和增速，更應該關注那些能反映經濟社會結構的指標，如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產業和就業結構的變遷、微觀經濟單元的活力、收入分配結構、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和定位、研發強度和創新能力、投資資本收益率等。擺脫剛性增長目標的約束，以更大力度推動結構性改革，應該成為我國當下采取的宏觀政策新范式。
劉尚希：除了經濟層面，全球疫情風險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都會產生很大影響。中國的產業供應鏈已經進入到全球經濟當中，牽一發而動全身，我們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有長期考慮。
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階段性、短期的，不會改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疫情對經濟增長速度，特別是一季度經濟增速會產生較大沖擊，但通過一系列政策對沖，能夠把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降到最低。當前，要扎實做好“六穩”工作，特別是穩定預期，促進經濟社會盡快恢復常態，回到正軌。但對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怎么估計都不為過。有了充分準備，大變局中的風險就變成了戰略機遇。
溫彬：制定宏觀政策要堅持“以我為主”，根據國內疫情防控形勢和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及需要，出臺實施合適的調控政策。同時，也要關注境外經濟刺激政策帶來的外溢效應，以及全球經濟衰退、金融市場波動帶來的沖擊，要增加宏觀政策彈性，強化逆周期調節，做好充分應對準備，防范各種風險沖擊。
推更多減稅降費舉措
近期，我國已采取加大資金投入、減稅降費等一系列財稅措施。下一步，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更加積極有為？
劉尚希：我們需要跳出傳統思維，全面分析經濟社會各領域的公共風險，從穩定市場預期和增強社會信心的角度，在財政風險可控的條件下，讓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
對于中央已明確的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等措施，要進一步制定具體實施方案，盡快充分發揮政策效果。
長遠來看，推動經濟恢復和發展，既需要救援性的政策安排，更需要深化改革開放和改善營商環境。唯有出臺新的改革舉措，才能從根本上增強信心，改善企業預期。
面對前所未有的減收增支壓力，要大力優化支出結構。有必要全面調整預算，對支出項目重新“排隊”。要優化財政資金配置，打破支出固化格局，該砍掉的項目堅決砍掉，該保障的項目要切實保障。
財政資金不是無限的，需要引導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要鼓勵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和政府購買服務，推出市場化改革舉措，把財政資源與市場、社會資源協同起來發揮作用，形成抗疫合力，以共治共建、合作創新方式來滿足老百姓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同時，應該建立反饋機制，對政策效果作出及時、動態科學評估，并根據政策實施和現實情況變化，不斷鞏固、修正、調整。同治病用藥一樣，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政策措施應當始終與風險狀態的變化相匹配。
劉俏：鑒于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其帶來的風險超過預期，我認為應該實施更大力度的財政政策。從結構性影響角度看，疫情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經濟微觀基礎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影響；二是對消費和就業的沖擊。中小微企業提供了我國80%以上就業崗位，消費在2019年拉動了我國近60%經濟增長，我國財政政策的發力點應該放在穩就業和促消費上，著力為3000多萬中小微企業和9000多萬個體工商戶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對于中小微企業，可以在減稅降費方面推出更多舉措。我國增值稅改革基本上已經到位，未來還可以下調企業所得稅，這將起到增強中小微企業投資信心、提升投資資本收益率的作用。
在促進消費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對沖疫情帶來的影響。比如，通過對個人收入所得稅進一步調整，增加個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為低收入群體和湖北省居民發放消費券；等等。
溫彬：財政政策應充分發揮財政對彌補資源配置市場失靈和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的作用。具體而言，可以適度擴大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加快推進項目進展，盡早形成有效投資；落實好已經出臺的減稅降費政策，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加大財政資金對“新基建”、補短板支持力度，促進基建投資發揮托底作用，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貨幣政策應精準施策
下一步，穩健的貨幣政策如何更加靈活適度，為疫情防控、復工復產和實體經濟發展提供精準金融服務？
溫彬：“靈活適度”的要求延續了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貨幣政策的部署。我國經濟發展中兩難、多難問題增多，因而貨幣政策要兼顧多重目標。比如，當前就要重點在抗擊疫情、通貨膨脹、匯率穩定以及經濟發展等多方面尋求平衡。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沖擊顯著，中小微企業生產經營難度普遍加大，尤其需要貨幣政策給予更大力度支持。
下一階段，貨幣政策要繼續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和降準降息力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更大力度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鑒于目前銀行負債成本居高不下，壓降點差空間有限，且企業和居民部門存款占銀行總負債的60%以上，政策利率不宜頻繁變動，適時適度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將對LPR下行產生顯著效果。
此外，要引導我國國債收益率穩中有降，縮小中美利差至適度水平，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加強對短期跨境資金的監控和管理，防范金融風險。
劉俏：即使美聯儲大幅下調利率，我國央行也很難積極跟進。一是我國目前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仍有不暢之處，利率“雙軌制”依然存在；二是因為受疫情影響，國際產業鏈和供應鏈存在堵點，我國經濟面臨較大通脹壓力。因此，制定貨幣政策切忌大水漫灌，應該強調精準施策，滿足真實的信貸需求，謹防信用緊縮。
劉尚希：貨幣政策應該著眼于改善流動性。在貨幣政策松緊適度的同時，要消除政策傳導障礙，疏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要真正提高流動性，甚至采取非常規金融措施，比如一些國外央行直接出手購買企業商業票據，穩定企業資金鏈、產業鏈和供應鏈。
應對風險需協同配合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可以采取哪些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宏觀政策工具如何協同發力？
劉俏：穩定經濟增長，必須發揮有效投資的拉動作用，必須根據中國經濟邏輯的變化，尋找新的、大量級的投資領域。建議各方關注兩個與基建相關且有很大空間的投資領域。
一是與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如舊城改造、租賃住房、城市公共設施建設等領域。
二是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基礎建設及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領域。通過推進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基礎服務均等化，可以增大城市集聚效應和城市所能容納的最優人口規模，促進形成統一大市場，并將更多人納入“市場”，通過集聚實現人均收入增長，縮小發展差距。
劉尚希：國家治理的本質是公共風險治理，能不能做到公共風險最小化，百姓安居樂業，是衡量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標準。歸根結底要靠深化改革來提振社會信心、防范公共風險。
應對公共風險不僅僅是某個或者某些部門的事情，而是涉及整個國家治理，需要各個部門協作配合。因此，財政、貨幣、就業等宏觀政策，不應該“單兵作戰”，而是要建立起政策組合、協調機制。此外，要建立科學的考核機制，從政策效果上來評價、考核和監督部門工作,避免“留痕式”的監督。比如，針對企業融資，財政要與金融政策協調配合，可通過提供貸款貼息、擔保費補貼等財政手段，有針對性地解決一些行業和企業面臨的資金短缺問題，降低融資成本。
要把穩就業放在首位考慮。大量中小微企業是就業主渠道。一方面，保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鏈，就是保就業崗位，減少疫情對就業存量的沖擊，避免由經濟風險轉化為社會風險；另一方面，為中小微企業復工復產創造條件，為招工提供幫助。
溫彬：宏觀政策要強化協調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應對疫情和來自全球經濟波動的沖擊，加快經濟社會恢復發展。
例如，要針對疫情帶來的短期沖擊，根據不同行業特點，有針對性地出臺就業、產業、金融、財政等扶持措施，打通人流、物流、資金流通道，確保復工復產所需的勞動力、原材料和資金。要繼續用好財政對貸款貼息、擔保補貼等方式，發揮政策合力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要統籌推進中小微企業貸款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工作，金融、財政、監管等方面都要給予配套支持。
政策還要更加統籌兼顧。就業問題關乎居民生計、關乎社會安定，必須強化金融、財政等宏觀政策對就業的支持，特別是對于吸納就業人數較多的服務業、制造業等行業以及重大投資項目，要在資金、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大量民營企業、小微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這部分企業在疫情中遇到的困難廣受關注。要落實好已出臺的政策，想盡一切辦法使其生存下來，保障就業基本穩定的大局。
【篇三】新冠疫情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發力
根據經濟學的定義，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用的各種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新冠疫情期間，全球各國，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紛紛祭出貨幣政策大招，美國更是推出了高達2.3萬億美元的量化寬松政策，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一時之間，貨幣政策似乎成了萬能的解藥。
貨幣政策之所以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西方國家推崇政府有限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其干預經濟的主要方式。和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通常會更快通過資本市場的價格變化體現出來，也更容易獲得媒體和大眾的關注。一般而言，大眾往往會過高估計看得見聽得著的政策效果，而對于決策者來說，這種認知偏差顯然是需要努力克服的。
當然，從國際視角來看，貨幣政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匯率政策也是全球金融博弈的核心。由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和國際支付手段，美國的貨幣政策會給全球資本流動帶來巨大的影響，因此也格外引人矚目。
事實上，在市場無摩擦的情況下，貨幣供給增加只會帶來通脹和資產價格上漲，不會影響實體經濟。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框架內，假設短期內價格具有黏性，貨幣需求保持不變，貨幣供給增加就會帶來利率下降，從而增加投資需求。同時，利率下降還會帶來貨幣貶值，從而增加出口需求。此外，貨幣供給增加還會帶來信貸規模和資產價格上升，從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加投資需求。因此，經典西方經濟學中的常規貨幣政策是一種短期需求刺激工具，用來避免需求不足帶來的經濟下滑。
最新的研究發現了更多的貨幣政策作用渠道。例如，貨幣政策會改變體系內的債券數量，從而影響金融體系內的抵押品數量和銀行拆借規模，帶來信貸規模的變化，進而影響實體經濟；
另外有研究發現，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化會改變體系內支付流動性和信貸流動性的比例，從而影響社會消費和投資的偏好；
還有研究發現，貨幣政策周期性的變動帶來了信貸抵押資產價格的波動，以及信貸規模和信貸風險的周期性變化，從而引導了經濟周期性的波動。
在實踐中，貨幣政策的作用比理論可能更加復雜，尤其是各國之間的貨幣博弈，遠非教科書中的理論可以描述。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國通過周期性的貨幣政策引導資本流動，成為其資本獲利的重要手段，而各國的貨幣政策則缺乏必要的獨立性。
金融危機中，常規貨幣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一般來說，金融危機分為兩類：一類是貨幣危機，屬于政府信用危機，這種情況下，增加貨幣供給顯然是無效的；
另一類是金融機構危機，一般由私人部門信用危機引發，這種情況下，增加貨幣供給對于改善部分信用出現問題的私人部門的信用狀況以及受到影響的金融機構用處不大，但是，中央銀行提供的流動性可以幫助部分信用狀況沒有出現問題的金融機構，一定程度上防止風險的傳染。金融危機時，非常規貨幣操作往往更有效。比如，次貸危機時，美聯儲購買了資產抵押證券，防止其價格過度下跌帶來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惡化，以控制金融危機的傳染。
新冠疫情對需求側和供給側都有負面影響。一方面，由于擔心病毒傳染，自動或者被動的人員流動限制帶來需求下降，尤其是服務行業的需求下降更多；
另一方面，人員流動的限制使得許多勞動者可能無法復工或者被迫在家辦公，許多產品的生產中斷或者產能受到限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還帶來了外部需求的下降，全球產業鏈的阻斷也妨礙了企業的生產。同時，交通阻隔導致部分國內外物流中斷，也會妨礙供需平衡。
疫情對實體經濟的沖擊，也會蔓延到金融體系。不管是企業還是居民資產負債表的惡化，都會給金融體系帶來沖擊，銀行貸款壞賬增多，股票價格下跌，這都可能惡化企業投融資環境，形成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負向反饋機制，帶來經濟進一步的衰退。
因此，新冠疫情給實體經濟帶來的影響不屬于正常的周期性波動，而且供需兩端、國內國外都有影響。作為需求調節工具的總量型常規貨幣政策，可能無法完全解決巨大外生沖擊帶來的實體經濟局部失衡問題，精準的非常規結構性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可能會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