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的文章13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鮮血譜寫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綱性地概說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歷史過程。我把講的內容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國前的黨史。第二部分是建國后的黨史。建國前的黨史可分為五個階段：①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早年革命活動時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也就是北伐戰爭時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8—1937.7);④抗日戰爭時期(1931.9—1948.8);⑤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解放戰爭時期)(1945.8—1949.9)。建國后的黨史也分為四個階段：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②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③文化大革命時期;④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動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它從誕生時起，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為最終奮斗目標，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統一的，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發動和領導工人進行罷工斗爭，為推動人民革命運動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準備。
(一)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中國社會
自從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后，在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為它們的殖民地，它們不但運用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手段，對中國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壓迫，還極力保持中國封建的剝削形式及其的上層建筑，把中國地主階級作為它們的統治工具和支柱，阻礙和破壞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從此以后，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和剝削，處于危難之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里?中國廣大人民如何才能當家作主，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一大批有志氣的中國人在吶喊，在尋求救國之路……
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結束了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好景不長，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竊取。袁世凱為了帝制，積極投靠帝國主義，野蠻地鎮壓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殺革命人士。從此，各地軍閥紛紛割據，中國完全淪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這就是建黨前的中國社會現狀。
(二)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一大批有識之士在尋求救國之路，中國出現了新文化運動。主要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胡適等大批人士，他們倡導民主、和平、自由，抨擊封建禮教，傳播西方文化。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它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并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得到全國各地工人、學生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使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20年初，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組織中國共產黨。同年三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來華，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維經斯基先到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后經李大釗介紹又去上海會見陳獨秀，進一步商討在中國建黨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醞釀，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黨主義小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毛澤東、何叔衡在湖南;譚平山、陳公博在廣東;王盡美，鄧恩銘在山東;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與此同時，在法國的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也開始了建黨活動。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黨的早期革命活動
經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多方面的活動，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華，建議上海小組發起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陳獨秀因事沒有參加，指派包惠僧參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黨綱還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大會最后選擇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英明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面目也就煥然一新。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黨成立后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發表了宣言。并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清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為：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黨主義社會。大會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22年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國發生罷工一百多次，有幾十萬人參加。它的直接領導和機構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于1921年8月成立，書記部的書記是劉少奇。這次罷工影響最大的是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后慘遭軍閥吳佩孚的鎮壓，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1923年在共產國際的倡議下，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接受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過的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會體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同時指出：“絕對不能與國民黨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的原有組織和嚴格的集中領導機構。大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北伐戰爭
早在1922年8月西湖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即向孫中山說明了關于實現國共合作的主張。屢遭失敗，正處于絕望中的孫中山，不顧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反對，對此表示欣然同意。孫中山贊成依照民主的原則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經過一年多籌備，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重新做了解釋。這次大會還選舉了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共產黨員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實際上已經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盟，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努力，創辦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裝，對于改造舊軍隊建立革命軍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戰爭的勝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國民革命軍先后進行了二次的東征，平定了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等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還建立了共產黨人直接領導的國民革命第四軍獨力團，使中國共產黨開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規武裝。由于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原大部地區黑暗透頂，一九二六年二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舉行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它的主要敵人是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共約七十萬軍隊，當時廣東國民政府共有國民革命軍十萬人左右。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方顧問的幫助下，制定了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集中兵力，長驅直進。首先消滅了吳佩孚，然后消孫傳芳，最后消滅張作霖，統一了全國。北伐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其中，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部隊為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的功勞。
(二)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竊取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
早在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內部就已分裂為左右兩派的爭斗，1925年8月，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著名領袖廖仲愷被反動派所暗殺。戴季陶極力排擠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士，蔣介石也加緊對革命領導權的篡奪，陷割共產黨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處。5月，蔣介石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須交出名單等等。面對蔣介石的篡權陰謀，陳獨秀卻一再妥協退讓，使蔣介石的陰謀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派反動軍隊收繳了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占領上海總工會，逮捕和槍殺革命群眾，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上海工人舉行抗議又遭到血腥的鎮壓。四月十五日蔣介石又與廣東反動派同謀去廣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校和工人糾警隊的武裝，逮捕和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一時期，我黨優秀的領導人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犧牲。
蔣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眾紛紛發表討蔣聲明。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和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的罪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發布命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寫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意見書。但這個時候，蔣介石的勢力已經形成。在中國革命處于緊急的關頭，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但未提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同時，仍寄希望于汪精衛，特別是大會仍選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而陳獨秀在會后仍然繼續執行右傾路線。黨的“五大”并沒有能夠擔負挽救革命的任務。黨的“五大”以后，武漢地區的危機更趨嚴重而表面化，汪精衛集團利用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的名義，連續發出種種宣言和訓令，攻擊和鎮壓工農運動。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變，接著公開支持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陳獨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讓步，企圖推住汪精衛。6月30日中共中央擴大會還通過決議，更進而承認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至使汪精衛的反動氣焰更加囂張。7月10日根據共產黨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成立了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實際上免除了陳獨秀的職務。7月13日中央發表了時局宣言。揭露汪精衛的反革命活動，并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敗局已無法挽回。
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這個時期黨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黨主要是發動和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復和發展。
第二階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黨在白區的斗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階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變革后，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不但喪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勢，而且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第四階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黨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第五階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
(一)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全國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共產黨員由五萬七千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黨的組織轉入地下工作，形成紅白對立，國共兩黨對壘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和南昌起義，以武裝斗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8月1日，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原北伐戰爭和其他革命武裝三萬余人在南昌起義，全部解除了國民黨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武裝。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部隊后來在開往廣東時遭到敵人的圍攻而失敗，剩下一部分部隊轉到邊界農村堅持斗爭。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并確定秋收起義。會議選舉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部隊經三灣改編后于十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十二月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這次起義，由于沒有及時轉移到農村，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結果也失敗了。從“八七”會議至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英勇地打出了敵人，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1928年9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一部分軍隊和湘南農民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時，各地的起義部隊也紛紛建立了武裝根據地。
正當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這個時候，①紅軍壯大;②工人運動高漲。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恨，左傾情緒逐漸膨脹起來。他們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盲目地組織工人暴動，使大革命失敗后保存下來的黨的一部分力量受到嚴重損失。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農民主專政以及其他具體的方針政策，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隨后，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但又不適當地強調了“城市領導作用”。
(二)工農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六大”以后，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開辟了大小十余塊革命根據地。隨著紅軍的擴大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本身的建設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縣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路，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任務。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重申中央軍委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根據地。在此同時，黨的白區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工會會員也已恢復到十萬人以上，白區文化戰線方面也得到了發展。在革命形勢好轉的同時，國民黨軍閥內部卻爆發了大混戰，至使黨內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頭腦膨脹，并堅持城市中心論，組織工人大暴動，命令紅軍攻打城市。使紅軍和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損失，也使白反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路線，糾正了‘左傾’的錯誤。由于紅軍攻打城市的結果，使敵人引起了警覺，于是國民黨便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各根據地開展了反圍剿的游擊戰爭。正當我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紅軍反圍剿不斷勝利，白區反文化圍剿斗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黨卻又出現了一個比李立三“左傾“錯誤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更加完備的“左傾”機會注意，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對馬列主義的著作能逐條地背誦，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國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打著‘反右傾’的旗號，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的斗爭，無情的打擊。黨內民主氣氛遭到很大的破壞。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沈陽制選人‘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繼退入關內，東北三者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更于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激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抗日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線的錯誤，革命力量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曾擔中央黨書記)。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白區的組織相繼破壞，到1933年初，黨的臨時中央不得不被迫離開上海。而遷入中央蘇區。32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60余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于張國燾的輕敵而遭到失敗，中央蘇區毛澤東的‘反圍剿’方針與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撤銷了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5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當時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地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余，繳槍一萬余支。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王明路線在蘇壓控制了整個軍事的局面。同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六次‘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采取了“關門主義”，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把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曾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的斯大林保衛戰中立下過很大的戰功)，李德教條地運用蘇聯與德國戰爭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極“左”路線，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陷入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全國大部分蘇區失去了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經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經過將近二年艱難險阻的長征(通過大涼山，飛奪瀘定橋，渡過大渡河，四渡赤水、翻過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等)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工區會師，紅軍終于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在這同時，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地后，35年又發動了華北事變，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中國共產黨于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各地學生紛紛上街游行，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也于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在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還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做了大量的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也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蔣介石卻仍然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鎮壓各地抗日運動。拒絕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要求，并準備把張、楊部隊調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民主政治等八項主張，并電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國大計。黨中央冷靜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的錯綜復雜形勢，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這一事變的方針，并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代表團參加談判，經過各方的努力，終于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與共產黨聯合抗日”以及釋放政治犯等條件，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后，張學良即釋放蔣介石，并親自送他回南京。從此，張學良遭到了蔣介石的長期扣留。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此，中國時局轉為抗日戰爭的時期。
四、抗日戰爭時期(31.9——45.8)
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它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采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認清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思想達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壯大了革命的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為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國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發表自衛宣言。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抗戰開始不久，中國就形成了兩個戰場，即正面的國民黨戰場和敵后的解放區戰場。在兩個戰場上，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抗日持久戰和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對蔣介石集團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積極展開敵后游擊戰爭，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壯大。抗日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而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在抗戰初期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但是，由于蔣介石堅持后面抗戰路線，國民黨的一百多萬軍隊擋不住幾十萬日軍的進攻而節節敗退，南京政府不得不遷入重慶，并且，出現了向日寇投降的情況。
相反，中國共產黨開辟了敵后戰場，革命力量迅速壯大。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投敵情緒，1940年8月——12月，八路軍總部在彭德懷的指揮下，調動全國所有的軍隊，向日寇展開了“百團大戰”，總計大小戰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日偽軍25800余人。百團大戰給了日軍沉重的打擊，進一步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黨的軍隊的威望。當然，它也使我軍主力損失較大，過早的曝露了我軍力量，致使以后日軍的主力轉為進攻紅軍根據地，實行大規模的“掃蕩”。此后，蔣介石也實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發動了皖南事變，將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進行襲擊，新四軍軍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難，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并聲明要將軍長葉挺提交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后，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軍集中主力對敵后解放區進行連續的“掃蕩”，國民黨大批將領率部降日，蔣介石又調集數十萬大軍包圍陜、甘、寧和敵后解放區。加上華北各地的自然災害，敵后人民抗戰陷入嚴重困境，解放區人口和八路軍的數量都有了明顯的下降。黨為克服困難，及時調整了各項政策，開展了整風運動和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一二五師三五九旅王震堅持了艱苦的游擊戰爭，保衛了抗戰陣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逐步轉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戰的最后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國二顆原子彈轟炸后，又絕蘇聯紅軍的強大進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五.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45.8——49.10)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國勝利，毛澤東是想進一步取得全面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階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開始，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瘋狂搶奪抗戰勝利成果，積極準備內戰。中國共產黨根據“七大”的方針和抗日戰爭勝利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運用革命的兩手策略，開展和平談判與武裝斗爭相交的復雜斗爭。為欺騙人民，爭取時間準備內戰，蔣介石于45年8月三次電邀毛澤東赴約重慶談判。我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揭露美、蔣的真面目，團結和教育人民，孤立國民黨蔣介石，增強我黨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我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一方面是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力爭在和平條件下實現中國社會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區軍民加強自衛戰爭的整備，粉碎蔣介石兩面陰謀。重慶談判國共雙方于一月十日簽訂了停戰協議，并在協定簽訂的當天在重慶召開了有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三十八人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但蔣介石的停戰協定是一種緩兵之計，他對此毫無誠意，到3月份國民黨二中全會和四月國民參政會時，他便公然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調集軍隊大舉進攻東北，積極準備發動內戰。
(二)人民解放戰爭的防御階段
這個階段，我黨在政治上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在軍事上主動撤離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運動戰為主，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使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變化，為我軍轉入戰略進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解放戰爭的第一年，由于殲滅了大量的敵人有生力量，敵我力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下降到三百七十萬人，我軍則由一百二十五人發展到一百九十五萬人。敵軍兵力削弱，士氣低落，人民反對，后方空虛，機動作戰力量銳減;我軍越戰越勇，士氣高漲，人民擁護，后方鞏固，機動作戰能力大為增強。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黨中央確定了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由戰略防御轉入全國性的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控制區域。
(三) 第三階段是從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這個時期，解放區普遍深入地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整黨整軍運動。在全國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奪取全國的勝利制定了正確的方針，使中國革命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
(四)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充分肯定了解放戰爭前兩年的各方面成績和經驗，規定了今后時期的工作任務。由于敵我雙方力量的變化，我軍與敵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然成熟，于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及時作出了關于戰略決戰的決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首先發動了濟南戰役，攻克濟南，全殲守敵11萬人;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9月7日中央軍委又下達了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從9月12日到11月2日歷時52天，殲敵47萬;并迫使長春守敵起義投降，解放了東北全境。緊接著遼沈戰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歷時65天);華東和中央野戰軍又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共殲敵55萬，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戰役的勝利，殲敵52萬，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已成定局。
三大戰役勝利后，國民黨反動統治已面臨絕境，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陰謀，以便取得喘息時間，保存反動勢力，以便卷土重來。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宜將乘勇追強寇，不可怙名學霸王”。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聲稱原意接受我黨八項條件求和，經過15天的讀判，我黨代表團將《國內和平協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團。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絕簽字，讀判宣告破產。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在面柏坡召開，批準了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并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已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從湖口至江陰的千里戰線上，強渡長江天塹，解放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告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六、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49.10——56.12)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分二個階段。
建國后的頭三年是第一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生產，為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除繼續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和土匪，鎮壓反革命分子外，在農村擴大新解放區實行土地革命;在老區開始組織互助合作;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開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勝利地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任務，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和反對不法資本家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二年底，在國民經濟不僅已經達到而且在許多方面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基礎上，我黨中央又及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指明了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途經和步驟，創立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對農業、手工業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經過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過渡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順利地實現了我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時地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屆四中全會，還粉碎了高崗，饒瀨石反黨篡權的陰謀。)
七、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57.1——66.4)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由于我黨對迅速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思想上、理論上缺乏充分的準備，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主觀指導上發生了失誤，歷史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但是，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黨的指導方針在大部分時間里基本上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遭到嚴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黨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培養和鍛煉了大批經濟文化建設人才。這是我黨工作的主導方面。
這十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57年是第一階段。由于執行了八大的正確方針，黨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勝利。(由于對1957年春夏之交的國內政治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過分夸大敵情，在全國開展了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以致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了。反右派后，黨內的“左”傾情緒開始發展了。)雖然在反右派斗爭中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失誤，但還是屬于局部性質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我們稱它為“五統年”。黨在指導方針上發生嚴重的“左”傾錯誤，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的公社化運動。稍后，黨開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同時，陳云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降低計劃指標。7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左”傾錯誤，但在整個過程將要結束時，仍沒有能提出切合實際的糾“左”方案，從蘇聯訪問剛回國參加廬山會議的彭德懷，根據全國農村現實情況，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建議信，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績后，尖銳地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這封信大大地觸犯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在群眾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以致使整個會議的形勢急轉直下，把糾“左”轉為反右，錯誤地開展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這場斗爭，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致使“左”的錯誤更加發展起來。再加上1960年后，中蘇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共對蘇共的賬務全部需清還，國內自然災害又嚴重，以致出現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局面。
第三階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左”的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61年8月八屆全會)。這是一次重要的轉變。到1965年底，經濟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國民經濟又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左”的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未能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終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八、“文化大革命”時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黨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始終占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是1957年以來，黨內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分析的錯誤。再加上預感到自己的權威與地位的受到威脅。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全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結論：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了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文革時期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66年5月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動開始發動“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的部署，炮打所謂的“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澤東8月15日在中南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高潮。毛澤東的大字報的內容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全面奪權，進行了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首當其沖的是劉少奇，繼之為鄧小平。
第二階段是從“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黨的十大。黨的九大把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成為法定的接班人，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其時，由于林彪體質偏弱，毛澤東健康情況良好，于是為了奪取最高的權力，便發動了反革命的武裝政變。在這一階段，一大批黨和領導人慘遭批斗、打擊，一大批知識分子挨整，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革委會。全國“斗”、“批”、“改”運動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變后，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徹底破產，圍繞批林整風，在黨內又發生了分歧和斗爭。
第三階段是從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先是批準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當發觀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后，又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各方面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接著又發生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全國再度陷入混亂。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經過曲折復雜的斗爭，在華國鋒，葉釗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取得了十月的勝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幫”，從而結來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
總之，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黨內的領導者發動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的，給黨和人民事業帶來深重災難的一場內亂。
九、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到一九八二年九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六年，是我黨領導人民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和發展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六年，是勝利實現歷史性偉大轉變，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撥亂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六年。
這六年的歷史課分為兩個階段：
前兩年為第一階段。由于我們黨對全面清理“左”傾錯誤的思想準備還很不夠，也由于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繼續犯“左”的錯誤，使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始終徘徊不前的局面。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第二階段。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了歷史的偉大轉折。(就是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二大總結了六年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分析了我國政治和經濟形勢，提出了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宏偉綱領和方針任務，闡明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從此，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偉大的歷史性的轉變，工農業穩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全國人民向小康型社會邁進。
第2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歷史是現實的根源，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只有了解一個國家從哪里來，才能弄懂這個國家今天怎么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也才能搞清楚這個國家未來會往哪里去和不會往哪里去。”對于每一位黨員干部而言，要增強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修好新中國史這門必修課。
同歷史對話，啟迪思想，找尋力量。前段時間，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專門印發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作為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70年滄海桑田，中國從硝煙戰火走向國富民強，經歷過失敗，取得過成功，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失敗是成功之母，正是因為共產黨不斷從失敗中總結教訓，從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中汲取營養，才能夠不斷地重整旗鼓再出發，最終取得震驚世界的成長與成就。7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黨員干部要有韌性，無論遭遇何種委屈、何種困難，都要始終“不忘初心”，如同“哪吒”一般，在日復一日的堅持不懈中，朝著光明的方向大步狂奔。
同歷史對話，開闊視野，找尋方向。“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新中國史的海洋里有智慧的啟迪、有超越時代桎梏的選擇、有偉大的夢想……每一個歷史的英雄，都有自身獨特的“成功之路”；
每一個歷史的瞬間，都有不同領域內不同思想的交鋒。同歷史對話，就是要對百家爭鳴、和而不同的各類理念進行深入探索，在思考中找尋努力的方向。“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長處”，歷史證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行行都能涌現“民族英雄”，關鍵是看怎么做，如何選擇。黨員干部每個人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不盡相同，究竟是做行業內的專家型干部還是做一名組織者等等，就要以歷史之眼進行分析論證，結合歷史的智慧結晶和個人的經歷找到答案，找到未來的發展方向。
同歷史對話，堅定信仰，揚帆起航。新中國的誕生如同初升的太陽，瞬間照亮了舊中國的黑夜，照亮了民族復興之路。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窮二白，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落后就要挨打”，在有限的條件下，各行各業眾志成城、堅定信念，共同創造了“兩彈一星”、雜交水稻等奇跡。新中國成立70年的歷史軌跡表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們黨之所以能在風雨兼程中仍然充滿青春活力，就在于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仰，始終持續從歷史中汲取營養。信仰的力量是偉大的，黨員干部的信仰應該來自于歷史，來自于從歷史中總結出的深刻思想。“誰忘記歷史，誰就會在靈魂上生病”，同歷史對話，就是同靈魂對話。黨員干部要認真學習黨史國史，將自己擺進去，插上歷史的翅膀，揚帆起航，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懈奮斗。
第3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深刻闡述了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重大意義，闡明了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和工作要求，對黨史學習教育進行了全面動員和部署，為我們開展好黨史學習教育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黨員干部要念好黨史學習教育“huo”字訣，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周年。
要學教靈“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注重方式方法創新。要發揚馬克思主義優良學風，明確學習要求、學習任務，推進內容、形式、方法的創新，不斷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開展靈活多樣的黨史學習教育，要在設置一套科學課程體系、打造一批精品教學課程、培養一支優秀師資隊伍的基礎上，既抓住關鍵少數，也關注人民群眾，通過采取集中學和自主學相結合、規定動作和自選動作相結合、線上學習和線下交流相結合等方式，不斷探索“互聯網＋”“微宣講”“微視頻”等新形式，利用方言戲劇、相聲小品、新說唱等喜聞樂見的載體，結合實際開展紅色基因傳承、英雄模范宣傳、黨史知識競賽、革命歌曲傳唱、歷史文化講壇等活動，讓黨史學習教育在神州大地生根開花結果。
要“貨”真價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黨要高度重視，提高思想站位，立足實際、守正創新，高標準高質量完成學習教育各項任務。黨史學習教育作為黨員干部的必修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修實。要不斷強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求真意識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向學追求，堅持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真正把黨史學懂弄通做實，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以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為契機，把學習成效轉化為工作動力，防止學習工作“兩張皮”。要堅決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杜絕“走過場”“一陣風”“差不多就行”的學習態度，避免“淺嘗輒止”“掛機式”“走馬觀花”的學習方式，切實把黨的歷史學習好、總結好，把黨的成功經驗傳承好、發揚好。
要學有所“獲”。學習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取得勝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學史以明智，鑒往而知來。黨員干部通過黨史學習教育要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刻領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歷史經驗，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要不斷增強斗爭意識、豐富斗爭經驗、提升斗爭本領，持續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和水平。要始終保持奮斗姿態，涵養“三牛”精神，匯聚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強大動力。
關鍵詞：學黨史
第4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尊敬的各位領導：
大家下午好!
根據黨支部工作安排，今天下午，圍繞X月份主題，我就“知黨史 跟黨走 盡黨責”三個方面跟在座的各位領導、各位同志進行匯報材料，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之進入到XXX系統時間較短，不當之處，還請各位領導和同志們多多包涵。
幾乎每個人都聽過“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這句話，卻少有人知道下一句“初心易得，始終難守”。法國著名學者納德·蘭塞姆提出了一個蘭塞姆定律，“假如時光可以倒流，世界上將有一半的人可以成為偉人。”人生有了“如果”我們就會重新審視初心，呵護初心，就會有不一樣的人生。
一、知黨史
知黨史，簡單說就是要從學習黨史中感悟初心使命。
我們出生在中國，就要了解這個國家的過去，看清這個國家的未來。這應該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其實這個最基本的要求很多人都沒做好。我們受了很多年的教育，但是教育我們的人并沒有很好地完成這份工作。因為我們在這么多年的教育中失去了對歷史的興趣和對選擇的敏感。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注重從黨的歷史和經驗中汲取開拓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是黨的一個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我們這一代人沒有經歷革命戰爭年代血與火的考驗，沒有參與新中國成立以后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大多數人沒有經歷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也沒有經過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洗禮，對黨的歷史認識理解不深不透，對黨取得的成就以及歷史曲折缺乏親身感受和直接體驗;對我們年輕的同志而言，歷史全是細節，歷史全是故事，歷史充滿懸念，歷史不可信任。這個國家的過去其實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我們自己不學黨史，不讀黨章。我們沒有經歷過艱苦歲月，也就不能憑空建立起對黨的感情和深情。
所以，對我們在座的年輕同志而言，更加迫切需要比較系統地學習黨的整個歷史，接受生動具體的黨性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中國共產黨建立99年了，回望我們黨走過的光輝歷程，可以從中更深刻感悟黨的初心和使命。
1921年前的中國正處在風雨如磐、長夜難明的黑暗年代，列強侵略、軍閥混戰、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國家命運岌岌可危。在那個時候，人們多么渴望有一個堅強的政治力量，能夠領導中國人民走上強國富民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就在這種背景下誕生了。
她為了把人民大眾從這種災難深重、水深火熱的舊中國中解脫出來，用了28年的不懈奮斗和無數先烈的前赴后繼，先后經歷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大革命時期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土地革命戰爭(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抗日戰爭(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和解放戰爭(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4個階段，這幾個時期幾乎年年在打仗，也稱奪取政權的時期。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道路。其間經歷了從大革命戰爭失敗到土地革命的興起、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大的歷史性轉變。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當家作主。據中國檔案館記載，從1921年到1949年，短短28年，就有300多萬共產黨員為國捐軀。
建國后，我們黨還是操碎了心，當時的中國剛剛獲得解放，國家一窮二白，面對積貧積弱的困難局面，從1949年到1978年，我們黨還是較好地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鋪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
我們的成長需要交學費，我們從幼兒園到讀完大學，需要交19年的學費，我們這么大一個黨也不例外，當時經歷了“10年浩劫”，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說交了10年的學費，10年的學費讓我們黨吸取了深刻的經驗教訓，所以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們黨依靠和帶領全國人民，以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和頑強拼搏的精神，開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嶄新局面。
這期間，我們黨經受住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金融危機等國際風波的影響，經受住了98洪水、非典疫情、汶川地震等多種自然災害的嚴峻考驗，恢復了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從第1顆原子彈的研制成功到神舟載人航天、蛟龍深海下潛，從一窮二白的落后局面到成為全球第2大經濟體，成功的跨越了一道又一道難關，奪取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那么，為什么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或其他什么黨能取得勝利?還是要回到我們黨的性質上來，我們黨的是什么樣的黨，現行黨章中有明確規范的表述。其實70多年前《解放日報》社論的一段話講的就很具體、很生動。1945年6月11日，黨的七大閉幕后，6月14日，黨中央主辦的《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團結的大會 勝利的大會》的社論，社論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共產黨是什么?是中國人民為了自己的解放進行政治斗爭的工具。做一個共產黨員，對于人民，只有特殊的義務，沒有特殊的權利。共產黨員，首先是人民的勤務員，然后才是人民的領導者，首先是人民的學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共產黨員如果依照教條或狹隘經驗，站在人民頭上，強迫人民依照自己的主觀愿望去進行解放斗爭，那怕這種主觀愿望、這種動機是為人民的，結果是辦不通的，人民是不要這種自稱為共產黨員的人的。但是，如果共產黨員做人民的學生與勤務員，虛心向人民學習，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人民的意見集中起來，然后站在之中，做人民的模范，與人民一起堅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那末，人民就非要這種真正的共產黨員不可，因為如果沒有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共產黨作為領導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說，我們黨從成立之初，就是為了讓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就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最終是為了“天下大同”，實現共產主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把握國內外發展大勢，順應實踐要求和人民愿望，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舉旗定向、謀篇布局，迎難而上、開拓進取，我國取得了全方位的、開創性的成就，發生了深層次的、根本性的變革，全方位、開創性成就為中國奠定了實現偉大復興的物質基礎;深層次、根本性變革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嶄新的面貌。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自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因此，黨的十九大作出的一個重大政治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今天的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幸福安康、綜合國力全面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歷史和現實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不愧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不斷開拓進取、與時俱進，領導中國科學發展的黨;是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祉的黨。只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國家才能強盛、民族才能振興、人民才能富裕。
這是我想跟大家匯報材料的第一個方面。
二、跟黨走
如何跟黨走?就是要堅定理想信念。
在這部分，我分享幾個歷史故事，跟大家進行匯報材料。
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子貢問孔子，我們應該如何治理國家?孔子說：“要有強大的軍隊、足夠的糧食、人民對國家的信仰。”子貢又問：“如果3個中要去掉1個呢?”孔子說：“去兵吧!人總要吃飯吧。”子貢又問：“如果在剩下的2個中還要去掉1個呢?”孔子非常認真地說：“去食。”接著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則不立。”一個國家最可怕的不是沒有兵，沒有糧食，最可怕的是一個國家失去信仰之后的崩潰和渙散。蘇聯之所以解體就是因為他們信仰缺失。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講，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一)黨的一大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都是從中共一大開始的，我們走的再遠也不能忘記走過的路。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21年7月23日—31日，13名知識分子來到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會議最后一天由于暗探的干擾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舉行的。出席大會的13位代表包括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以及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選舉出以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的黨的領導機構，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這個事弄不好就要掉腦袋，當時很多人不看好，包括出席會議的代表們也不一定完全理解這個會議的重要意義。我們黨重要的發起人陳獨秀和李大釗都錯過了這個偉大的歷史時刻，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從當時的條件下，他們認為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陳獨秀在陳炯明統治下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廳廳長，正在籌一筆錢，人一走，這筆錢就可能沒了，所以不能到上海去。李大釗因為北洋軍閥政府財務困難，停發了北京8所高校的教職員工薪資，這8所高校成立了聯合委員會，他是重要負責人，要去追討工資，不能參加會議。
中共一大13名代表，其中最年輕的是應城市的劉仁靜，當時年僅19歲，北京大學大學生。1983年接受采訪時，81歲的劉仁靜老老實實、實實在在地說了這么一句話：“根本沒想到是這么重要的一次會啊!不就到上海開個會嘛，誰想到是這么重要的一個會呢?”
共產黨的成立何等的重要!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當年有誰在意?一大開完，走的走散的散，各奔東西，13位一大代表最后人生的結局也大相徑庭：
有三個成了漢奸，完全走到了黨和人民的反面，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陳公博、周佛海脫黨后成為了汪精衛政權的高官、漢奸;1927年包惠僧脫黨，后來成為國民黨的中將;
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87年發生交通事故死亡;
1923年李達脫黨、1924年李漢俊(潛江人，一大就在他哥哥的住所召開)脫黨，這兩個人因為不滿陳獨秀的霸道作風與陳獨秀發生矛盾而退黨，建國后又申請入黨;
陳潭秋、何叔衡、鄧恩銘、王盡美4個人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貢獻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13個代表中，7個人出了問題，4個人犧牲了，最后只剩2個人依然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董必武，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我們這個黨能從中國政治舞臺邊緣走向政治舞臺的中心，源自一個一大最不起眼的政治代表，毛澤東，居功至偉。
這些脫黨的、被開除黨籍的、甚至成為叛徒的人無論從智商、學歷、出身、影響力等方面來看，都不見得會比毛澤東差，其中張國燾是中共一大執行主席，宣布大會開幕、宣布中國共產黨成立，毛澤東只是一個負責會議記錄的書記員。但張國燾最后在國民黨軍統當了特務，中共一大執行主席和國民黨特務聯系在一起，這是什么樣的歷史命運?假如歷史是可知的，作為中共的發起人，他們要是知道自己親手成立的黨28年后奪取了全國政權，會做出這么糊涂的事嗎?他們竟然不相信共產主義了，他們能不糊涂嗎?所以初心最重要，理想信念更重要，總書記說：理想的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放棄了正確的理想信念，也就喪失了做共產黨員的資格，也就不能走到我們中間來!樹立初心不容易，堅守初心更不容易，同一個起點，截然不同的歸宿!真是英雄輩出，大浪淘沙!
(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立
1927年4月27日，在武漢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5月9日大會最后一天，選舉產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黨內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共有委員、候補委員10名。在那個血雨腥風的殘酷斗爭年代，干革命就是拿命在干。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楊匏(páo)安，1931年因叛徒出賣被捕，他曾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當過國民黨中央黨委和代理組織部長，屬于“高官”，蔣介石幾次派人勸說，他將蔣介石寫的勸降信撕碎，蔣介石打電話到監獄，他一聽到就摔掉電話，最后也被秘密殺害。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10名委員，有8人先后犧牲，無一變節，無一叛變，經受住了血與火的考驗。他們用實際行動踐行了自己“對黨忠誠”的誓言，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懷念!
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這樣描述：“為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起見，在全國代表大會及省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并首次將“政治紀律”概念引入黨的紀律檢查制度。自1927年中央監察委員會成立之日起，黨內監督機構先后出現過監察委員會、審查委員會、黨務委員會等名稱變化，黨內監督機構具體職責也隨著黨面臨的形勢任務而調整、充實、完善，但豎起監督執紀旗幟、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這個初心初衷一脈相承、始終不渝。
2019年第11期《求是》雜志署名“鐘紀軒”的文章指出，“紀檢監察機關從成立之日起，初心初衷就是加強黨風監督、保證黨的先進純潔、鞏固黨的團結統一”。作為XXX干部，我們一定要牢記這段歷史，緬懷革命先烈，并將XXX機關的初心使命刻印在心上、落實在行動上。
(三)長征故事
我們回顧中央紅軍的整個長征，出發的時候有86000多人，沿途還擴招很多人，總的說起來也有十幾萬人，到了延安才剩下個零頭——6000多人，這是什么概念?不足5%，95%以上的紅軍戰士把自己的尸體留在長征路上了。
長征中，賀龍部隊里擔任師長的賀炳炎一條胳膊被打斷了，半個身子被鮮血染紅。他挺到了戰斗結束，因為流血過多而昏迷。在一個小村子的打麥場上，衛生員抬了個大凳子，用繩子把賀炳炎捆在凳子上，什么麻藥都沒有，醫生硬是踩著他的身體，用鋸木頭的鋸子給他截了肢。在場的賀龍從凳子底下一攤膿血里扒拉出來一些東西。后來做戰斗動員時，賀龍從懷里掏出手絹打開說，“同志們，這是你們師長的骨頭渣。”這樣的事在長征路上不勝枚舉，每一個故事都可能讓你潸然淚下，讓你燃起熊熊火焰。
羅瑞卿將軍感嘆道，“整個長征路上，平均一公里犧牲兩名戰士。”紅軍就靠著這么一點點人打下了江山，建立了新中國。我們常常說紅軍精神。紅軍在一年多的時間，走25000里長征，靠什么支撐?
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可以找到答案，鄧小平的女兒毛毛(鄧榕)問父親，“長征路您是怎么過來的?”鄧小平卻用了三個鏗鏘簡明的漢字“跟著走”!語言簡潔精辟，一語中的。但簡潔明確的語言，卻傳達著耐人尋味的深邃思想。“跟著走”，跟誰走?怎么走?一個“跟”字，明確了方向;一個“走”字，堅定了信念，這恰恰是小平同志光輝一生的真實寫照。
跟誰走?是張國燾的“跟我走”，還是鄧小平堅持的“跟著走”?說到底是信仰的選擇問題。
所以總書記強調：“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立黨之本，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
彈指揮間，當年上海石庫門里燃起的星星之火已在中華大地上掀起燎原之勢，南湖上的一葉扁舟已經成為巍巍巨輪;曾經只是中國300個政治團體之一的中國共產黨，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政黨，而黨員人數，由58人變為了9100多萬人。
風物猶在，換了人間。黨的十九大閉幕僅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程從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興，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沿著早期共產黨人的足跡，探尋我們黨的精神密碼，再次聆聽和思索歷史的回答：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
是信仰如磐、精神永志、初心不改;是以思想拓路，與人民奮斗，善自我革命。南湖革命紀念館熠熠生輝的黨徽之下，新時代的領路人字字千鈞，“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歷史、告慰先輩，方可贏得民心、贏得時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無前”。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這是我想跟大家匯報材料的第二個方面。
三、盡黨責
就是要用心用情盡職盡責的做好黨安排的每一項工作。
俗話說，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黨員干部看誰?看XXX干部。XXX干部是黨的紀律部隊，應時時講黨性、處處重品行、方方面面作表率，充分發揮模范帶頭作用。
我還記得，還是在我們童年的時候，《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一首首頌揚黨的紅歌，傳遍大江南北，響徹祖國大地，共產黨的故事感動過我們每一個人。我們出生在和平年代，是在黨的陽光雨露沐浴中成長，改革開放，國富民強令我們盡享太平盛世的福祉，然而也有風云變幻，各種自然災難突如其來，哪里有困難，哪里就有黨的身影，從建黨至今，每次民族災難來臨之時，沖在最前面的總是共產黨員，他們用肩膀為我們扛起了重擔困苦，用身軀為我們擋風遮雨。在突如其來災難面前，比如汶川地震、非典、新冠疫情，是黨發出號召，有一份希望就要盡100倍的努力，軍隊的專業搜救，舉國之力抗擊非典抗擊疫情，特殊黨費繳納，充分顯示了我們黨超強的凝聚力，黨心就是民心。
在過去的5年中，常常見到的一幕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會直接出現在平民百姓中間，引起一片歡呼和手機鏡頭咔嚓聲。在北京街頭的中式快餐店，他端著盤子，排隊買飯，和百姓一起用餐;春節來臨，他自辦年貨，回到插過隊的農村看望老鄉;他淋著雨同工人交談，到農民家看谷倉、床鋪、灶房、豬圈;他記掛老人，去敬老院不忘查看每日食譜;他關心學生，告訴他們“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地震災區考察時，他走進帳篷了解安置居民生活，夜深了就在簡陋的活動板房中住宿。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飽含深情的話語。可見，我們黨是始終把自己定位成一位無私奉獻的母親，把人民群眾當做與自己血肉相連的一家人，黨的利益和我們的利益，黨的榮辱和我們的榮辱，從來都是緊密相關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黨的興衰，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都有責任。
責任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要知道自己這個崗位、這個環節，在整體工作中所處的位置和應發揮的作用，自覺的做好分內之事，優質高效的完成各項任務。我們要怎樣建設一支XXX鐵軍，我的體會是，打鐵的人，首先應當是鐵打的人。
在這里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你不種地，但你有吃有喝;你不織布，但你衣著華麗;你不造車，但你以車代步;你不蓋樓，但你家居安泰;你不是神仙，但許多人尊重你;你沒有才華，但你仍然能夠參與社會;你相貌平平，但你的愛人喜歡你;你能力一般，但你的兒女崇拜你。
這是為什么呢?你是依靠什么去和他們進行交換?你是依靠什么獲得你需要的生活物品?你是依靠什么贏得社會的尊重?答案就是單位。這段話出自于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上一篇題為《善待你所在的單位》的文章。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們每個人的分工或許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我們都在通過工作體現自身的價值，在工作中創造自身價值。可見，工作單位是我們和社會之間和他人之間進行交換的橋梁和紐帶，工作不僅僅是我們每一個人賴以生存的手段，同時也是一個展示自己才能、實現人生價值的舞臺，更是自己美好家庭、和諧人際關系的后院。
那如何盡黨責呢?
首先要辨是非。有空氣就有細菌，我們不是生活在“無菌”的真空中，每天都在經受著各種觀念的滲透和影響，每天都在承受著社會變革、利益調整帶來的思想震撼和沖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人們一時的思想迷惑，造謠惑眾、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來搞亂人們的思想，以達到他們的目的。我們一定要加強學習，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從而堅決相信黨，相信組織。
其次要知榮辱。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中國共產黨人用鮮血換來的。習近平總書記說：“全黨同志一定要永遠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可見，我們的黨是始終把自己定位成一位無私奉獻的母親，把人民群眾當做與自己血肉相連的一家人，黨的利益和我們的利益，黨的榮辱和我們的榮辱，從來都是緊密相關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黨的興衰，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都有責任。
其三要重踐行。我們和黨是一家人，我們和黨就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系，我們應當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維護黨的形象，在有人污蔑、詆毀和損害我們黨的形象的時候，應當感到痛心和憤慨，能夠挺身而出、嚴厲制止。我們要像對待自己家人一樣對待我們的黨，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盡責。
這是我想跟大家匯報材料的第三個方面。
清代有個文人縣長叫做袁枚，他寫過一首名叫《苔》的小詩：“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過去，這首詩很少有人知道，號稱“孤獨了三百年”。前兩年，因為中央電視臺《經典詠流傳》節目的推送，這首冷門詩歌一下子刷爆了朋友圈。正如這首詩里所說的，或許今天我們在座還是一枚小小的苔花，但置身于這個偉大的新時代，有XXX工作這個寬廣的大舞臺，只要我們足夠堅定、足夠努力，就一定會像牡丹一樣，燦爛地綻放，展現自己的風采。
今天的匯報材料耽擱了各位領導和同志們寶貴的時間，不當之處請多多批評指正，我將認真學習改正，下去后我一定用學習的態度琢磨工作，用吃苦的精神投入工作，用創新的意識扛起工作，用低調的姿態慎待工作，不辜負各位領導對我的關心關愛。
謝謝大家!
第5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學習黨史當做到三個“然”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指出，“中共中央決定，今年在全黨開展中共黨史學習教育，激勵全黨不忘、牢記使命，在新時代不斷加強黨的建設。”
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必須始于足下。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要樹立正確歷史觀，真正學習好、研究好、宣傳好、捍衛好黨的百年歷史，并深刻領會蘊含其中的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努力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
努力做到知其然，在入腦入心基礎上始終不忘走過的路。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認真學習黨的百年歷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
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廣大黨員、干部要牢記諄諄囑托，不忘紅船精神，從知其所以然的維度加強黨史學習，深刻了解黨史中鮮活的事例、重要的歷史事件，深刻汲取老一輩共產黨員溫度與深度相融合的革命精神、奮斗精神，在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新征程中敢于擔當、務求實效、傾情奉獻。
努力做到知其所以然，在深入學習基礎上自覺終生修行。黨史學習同其他理論學習一樣，應是黨員、干部的終生修行，重在持之以恒，貴在久久為功。必須以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跟進學習、持續學習、廣泛學習，緊跟黨的步伐、時代發展的步伐，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力戒“桃花源式”思維。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學風，黨史學習最終要落實到怎么實踐這個根本問題上來。必須緊密聯系“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實際、黨員干部所在行業發展實際和單位崗位實際，在思考中尋找解決問題的鑰匙、辨證施治的藥方，更好地將學習成果用以指導和推動事業發展，讓黨史學習成為由心而發、長期堅持的自覺行動。
努力做到知其所以必然，在深刻領會基礎上踐行使命。在世界政黨發展史上，只有一個政黨是在一條小船上誕生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嘉興南湖的紅船，是革命紅船起航地和始發地，是共產黨員的精神搖籃。這艘“紅船”先后航經上海、嘉興、井岡山、xx、延安、西柏坡等，并不斷前行。身處新時代、肩負新使命。如今，當初的小小紅船，已成為承載著14億人的巨輪。中國共產黨已成為擁有9100多萬名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黨在船上，船在水上，揚帆遠航。走得越遠，越不可漸行漸遠；
越是往前開，越不能忘記和使命。因此，黨員干部必須要更加主動從知其所以必然的高度來學習領會黨史，從中認識和把握規律，并始終葆有一顆紅心。深處是民心，作為一名黨員干部，必須要有一顆愛人民、為人民的心，永葆紅心，才能不忘、牢記使命。
第6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鮮血譜寫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綱性地概說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歷史過程。我把講的內容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國前的黨史。第二部分是建國后的黨史。建國前的黨史可分為五個階段：①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早年革命活動時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也就是北伐戰爭時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8—1937.7）；④抗日戰爭時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解放戰爭時期）（1945.8—1949.9）。建國后的黨史也分為四個階段：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②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③WHDGM時期；④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動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它從誕生時起，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為最終奮斗目標，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統一的，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發動和領導工人進行罷工斗爭，為推動人民革命運動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準備。
（一）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中國社會
自從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后，在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為它們的殖民地，它們不但運用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手段，對中國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壓迫，還極力保持中國封建的剝削形式及其的上層建筑，把中國地主階級作為它們的統治工具和支柱，阻礙和破壞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從此以后，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和剝削，處于危難之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里？中國廣大人民如何才能當家作主，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一大批有志氣的中國人在吶喊，在尋求救國之路……
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結束了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好景不長，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竊取。袁世凱為了帝制，積極投靠帝國主義，野蠻地鎮壓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殺革命人士。從此，各地軍閥紛紛割據，中國完全淪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這就是建黨前的中國社會現狀。
（二）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一大批有識之士在尋求救國之路，中國出現了新文化運動。主要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胡適等大批人士，他們倡導民主、和平、自由，抨擊封建禮教，傳播西方文化。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它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并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得到全國各地工人、學生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使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20年初，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組織中國共產黨。同年三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來華，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維經斯基先到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后經李大釗介紹又去上海會見陳獨秀，進一步商討在中國建黨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醞釀，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黨主義小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毛澤東、何叔衡在湖南；譚平山、陳公博在廣東；王盡美，鄧恩銘在山東；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與此同時，在法國的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也開始了建黨活動。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黨的早期革命活動
經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多方面的活動，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華，建議上海小組發起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陳獨秀因事沒有參加，指派包惠僧參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黨綱還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大會最后選擇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英明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面目也就煥然一新。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黨成立后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發表了宣言。并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清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為：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黨主義社會。大會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22年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國發生罷工一百多次，有幾十萬人參加。它的直接領導和機構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于1921年8月成立，書記部的書記是劉少奇。這次罷工影響最大的是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后慘遭軍閥吳佩孚的鎮壓，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1923年在共產國際的倡議下，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接受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過的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會體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同時指出：“絕對不能與國民黨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的原有組織和嚴格的集中領導機構。大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北伐戰爭
早在1922年8月西湖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即向孫中山說明了關于實現國共合作的主張。屢遭失敗，正處于絕望中的孫中山，不顧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反對，對此表示欣然同意。孫中山贊成依照民主的原則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經過一年多籌備，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重新做了解釋。這次大會還選舉了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共產黨員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實際上已經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盟，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努力，創辦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裝，對于改造舊軍隊建立革命軍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戰爭的勝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國民革命軍先后進行了二次的東征，平定了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等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還建立了共產黨人直接領導的國民革命第四軍獨力團，使中國共產黨開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規武裝。由于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原大部地區黑暗透頂，一九二六年二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舉行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它的主要敵人是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共約七十萬軍隊，當時廣東國民政府共有國民革命軍十萬人左右。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方顧問的幫助下，制定了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集中兵力，長驅直進。首先消滅了吳佩孚，然后消孫傳芳，最后消滅張作霖，統一了全國。北伐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其中，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部隊為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的功勞。
（二）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竊取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
早在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內部就已分裂為左右兩派的爭斗，1925年8月，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著名領袖廖仲愷被反動派所暗殺。戴季陶極力排擠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士，蔣介石也加緊對革命領導權的篡奪，陷割共產黨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處。5月，蔣介石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須交出名單等等。面對蔣介石的篡權陰謀，陳獨秀卻一再妥協退讓，使蔣介石的陰謀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派反動軍隊收繳了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占領上海總工會，逮捕和槍殺革命群眾，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上海工人舉行抗議又遭到血腥的鎮壓。四月十五日蔣介石又與廣東反動派同謀去廣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校和工人糾警隊的武裝，逮捕和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一時期，我黨優秀的領導人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犧牲。
蔣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眾紛紛發表討蔣聲明。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和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的罪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發布命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寫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意見書。但這個時候，蔣介石的勢力已經形成。在中國革命處于緊急的關頭，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但未提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同時，仍寄希望于汪精衛，特別是大會仍選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而陳獨秀在會后仍然繼續執行右傾路線。黨的“五大”并沒有能夠擔負挽救革命的任務。黨的“五大”以后，武漢地區的危機更趨嚴重而表面化，汪精衛集團利用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的名義，連續發出種種宣言和訓令，攻擊和鎮壓工農運動。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變，接著公開支持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陳獨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讓步，企圖推住汪精衛。6月30日中共中央擴大會還通過決議，更進而承認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至使汪精衛的反動氣焰更加囂張。7月10日根據共產黨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成立了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實際上免除了陳獨秀的職務。7月13日中央發表了時局宣言。揭露汪精衛的反革命活動，并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敗局已無法挽回。
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這個時期黨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黨主要是發動和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復和發展。
第二階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黨在白區的斗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階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變革后，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不但喪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勢，而且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第四階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黨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第五階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
（一）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全國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共產黨員由五萬七千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黨的組織轉入地下工作，形成紅白對立，國共兩黨對壘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和南昌起義，以武裝斗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8月1日，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原北伐戰爭和其他革命武裝三萬余人在南昌起義，全部解除了國民黨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武裝。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部隊后來在開往廣東時遭到敵人的圍攻而失敗，剩下一部分部隊轉到邊界農村堅持斗爭。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并確定秋收起義。會議選舉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部隊經三灣改編后于十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十二月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這次起義，由于沒有及時轉移到農村，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結果也失敗了。從“八七”會議至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英勇地打出了敵人，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1928年9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一部分軍隊和湘南農民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時，各地的起義部隊也紛紛建立了武裝根據地。
正當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這個時候，①紅軍壯大；②工人運動高漲。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恨，左傾情緒逐漸膨脹起來。他們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盲目地組織工人暴動，使大革命失敗后保存下來的黨的一部分力量受到嚴重損失。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農民主專政以及其他具體的方針政策，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隨后，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但又不適當地強調了“城市領導作用”。
（二）工農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六大”以后，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開辟了大小十余塊革命根據地。隨著紅軍的擴大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本身的建設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縣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路，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任務。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重申中央軍委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根據地。在此同時，黨的白區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工會會員也已恢復到十萬人以上，白區文化戰線方面也得到了發展。在革命形勢好轉的同時，國民黨軍閥內部卻爆發了大混戰，至使黨內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頭腦膨脹，并堅持城市中心論，組織工人大暴動，命令紅軍攻打城市。使紅軍和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損失，也使白反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路線，糾正了‘左傾’的錯誤。由于紅軍攻打城市的結果，使敵人引起了警覺，于是國民黨便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各根據地開展了反圍剿的游擊戰爭。正當我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紅軍反圍剿不斷勝利，白區反文化圍剿斗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黨卻又出現了一個比李立三“左傾“錯誤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更加完備的“左傾”機會注意，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對馬列主義的著作能逐條地背誦，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國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打著‘反右傾’的旗號，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的斗爭，無情的打擊。黨內民主氣氛遭到很大的破壞。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沈陽制選人‘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繼退入關內，東北三者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更于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激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抗日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線的錯誤，革命力量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曾擔中央黨書記）。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白區的組織相繼破壞，到1933年初，黨的臨時中央不得不被迫離開上海。而遷入中央蘇區。32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60余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于張國燾的輕敵而遭到失敗，中央蘇區毛澤東的‘反圍剿’方針與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撤銷了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5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當時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地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余，繳槍一萬余支。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王明路線在蘇壓控制了整個軍事的局面。同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六次‘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采取了“關門主義”，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把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曾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的斯大林保衛戰中立下過很大的戰功），李德教條地運用蘇聯與德國戰爭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極“左”路線，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陷入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全國大部分蘇區失去了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經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經過將近二年艱難險阻的長征（通過大涼山，飛奪瀘定橋，渡過大渡河，四渡赤水、翻過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等）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工區會師，紅軍終于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在這同時，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地后，35年又發動了華北事變，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中國共產黨于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各地學生紛紛上街游行，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也于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在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還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做了大量的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也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蔣介石卻仍然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鎮壓各地抗日運動。拒絕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要求，并準備把張、楊部隊調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民主政治等八項主張，并電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國大計。黨中央冷靜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的錯綜復雜形勢，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這一事變的方針，并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代表團參加談判，經過各方的努力，終于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與共產黨聯合抗日”以及釋放政治犯等條件，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后，張學良即釋放蔣介石，并親自送他回南京。從此，張學良遭到了蔣介石的長期扣留。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此，中國時局轉為抗日戰爭的時期。
四、抗日戰爭時期（31.9——45.8）
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它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采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認清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思想達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壯大了革命的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為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國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發表自衛宣言。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抗戰開始不久，中國就形成了兩個戰場，即正面的國民黨戰場和敵后的解放區戰場。在兩個戰場上，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抗日持久戰和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對蔣介石集團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積極展開敵后游擊戰爭，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壯大。抗日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而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在抗戰初期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但是，由于蔣介石堅持后面抗戰路線，國民黨的一百多萬軍隊擋不住幾十萬日軍的進攻而節節敗退，南京政府不得不遷入重慶，并且，出現了向日寇投降的情況。
相反，中國共產黨開辟了敵后戰場，革命力量迅速壯大。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投敵情緒，1940年8月——12月，八路軍總部在彭德懷的指揮下，調動全國所有的軍隊，向日寇展開了“百團大戰”，總計大小戰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日偽軍25800余人。百團大戰給了日軍沉重的打擊，進一步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黨的軍隊的威望。當然，它也使我軍主力損失較大，過早的曝露了我軍力量，致使以后日軍的主力轉為進攻紅軍根據地，實行大規模的“掃蕩”。此后，蔣介石也實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發動了皖南事變，將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進行襲擊，新四軍軍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難，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并聲明要將軍長葉挺提交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后，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軍集中主力對敵后解放區進行連續的“掃蕩”，國民黨大批將領率部降日，蔣介石又調集數十萬大軍包圍陜、甘、寧和敵后解放區。加上華北各地的自然災害，敵后人民抗戰陷入嚴重困境，解放區人口和八路軍的數量都有了明顯的下降。黨為克服困難，及時調整了各項政策，開展了整風運動和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一二五師三五九旅王震堅持了艱苦的游擊戰爭，保衛了抗戰陣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逐步轉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戰的最后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國二顆原子彈轟炸后，又絕蘇聯紅軍的強大進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五．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45.8——49.10）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國勝利，毛澤東是想進一步取得全面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階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開始，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瘋狂搶奪抗戰勝利成果，積極準備內戰。中國共產黨根據“七大”的方針和抗日戰爭勝利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運用革命的兩手策略，開展和平談判與武裝斗爭相交的復雜斗爭。為欺騙人民，爭取時間準備內戰，蔣介石于45年8月三次電邀毛澤東赴約重慶談判。我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揭露美、蔣的真面目，團結和教育人民，孤立國民黨蔣介石，增強我黨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我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一方面是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力爭在和平條件下實現中國社會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區軍民加強自衛戰爭的整備，粉碎蔣介石兩面陰謀。重慶談判國共雙方于一月十日簽訂了停戰協議，并在協定簽訂的當天在重慶召開了有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三十八人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但蔣介石的停戰協定是一種緩兵之計，他對此毫無誠意，到3月份國民黨二中全會和四月國民參政會時，他便公然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調集軍隊大舉進攻東北，積極準備發動內戰。
（二）人民解放戰爭的防御階段
這個階段，我黨在政治上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在軍事上主動撤離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運動戰為主，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使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變化，為我軍轉入戰略進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解放戰爭的第一年，由于殲滅了大量的敵人有生力量，敵我力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下降到三百七十萬人，我軍則由一百二十五人發展到一百九十五萬人。敵軍兵力削弱，士氣低落，人民反對，后方空虛，機動作戰力量銳減；我軍越戰越勇，士氣高漲，人民擁護，后方鞏固，機動作戰能力大為增強。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黨中央確定了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由戰略防御轉入全國性的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控制區域。
（三）第三階段是從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這個時期，解放區普遍深入地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整黨整軍運動。在全國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奪取全國的勝利制定了正確的方針，使中國革命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
（四）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充分肯定了解放戰爭前兩年的各方面成績和經驗，規定了今后時期的工作任務。由于敵我雙方力量的變化，我軍與敵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然成熟，于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及時作出了關于戰略決戰的決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首先發動了濟南戰役，攻克濟南，全殲守敵11萬人；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9月7日中央軍委又下達了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從9月12日到11月2日歷時52天，殲敵47萬；并迫使長春守敵起義投降，解放了東北全境。緊接著遼沈戰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歷時65天）；華東和中央野戰軍又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共殲敵55萬，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戰役的勝利，殲敵52萬，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已成定局。
三大戰役勝利后，國民黨反動統治已面臨絕境，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陰謀，以便取得喘息時間，保存反動勢力，以便卷土重來。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宜將乘勇追強寇，不可怙名學霸王”。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聲稱原意接受我黨八項條件求和，經過15天的讀判，我黨代表團將《國內和平協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團。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絕簽字，讀判宣告破產。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在面柏坡召開，批準了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并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已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從湖口至江陰的千里戰線上，強渡長江天塹，解放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告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六．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49.10——56.12）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分二個階段。
建國后的頭三年是第一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生產，為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除繼續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和土匪，鎮壓反革命分子外，在農村擴大新解放區實行土地革命；在老區開始組織互助合作；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開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勝利地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任務，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和反對不法資本家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二年底，在國民經濟不僅已經達到而且在許多方面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基礎上，我黨中央又及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指明了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途經和步驟，創立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對農業、手工業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經過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過渡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順利地實現了我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時地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屆四中全會，還粉碎了高崗，饒瀨石反黨篡權的陰謀。）
七、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57.1——66.4）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由于我黨對迅速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思想上、理論上缺乏充分的準備，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主觀指導上發生了失誤，歷史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但是，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黨的指導方針在大部分時間里基本上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遭到嚴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黨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培養和鍛煉了大批經濟文化建設人才。這是我黨工作的主導方面。
這十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57年是第一階段。由于執行了八大的正確方針，黨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勝利。（由于對1957年春夏之交的國內政治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過分夸大敵情，在全國開展了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以致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了。反右派后，黨內的“左”傾情緒開始發展了。）雖然在反右派斗爭中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失誤，但還是屬于局部性質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我們稱它為“五統年”。黨在指導方針上發生嚴重的“左”傾錯誤，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的公社化運動。稍后，黨開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同時，陳云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降低計劃指標。7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左”傾錯誤，但在整個過程將要結束時，仍沒有能提出切合實際的糾“左”方案，從蘇聯訪問剛回國參加廬山會議的彭德懷，根據全國農村現實情況，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建議信，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績后，尖銳地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這封信大大地觸犯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在群眾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以致使整個會議的形勢急轉直下，把糾“左”轉為反右，錯誤地開展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這場斗爭，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致使“左”的錯誤更加發展起來。再加上1960年后，中蘇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共對蘇共的賬務全部需清還，國內自然災害又嚴重，以致出現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局面。
第三階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左”的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61年8月八屆全會）。這是一次重要的轉變。到1965年底，經濟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國民經濟又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左”的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未能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終于導致了“WHDGM”的發動。
八、“WHDGM”時期（66年5月——76年10月）
“WHDGM”時期是黨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始終占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是1957年以來，黨內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分析的錯誤。再加上預感到自己的權威與地位的受到威脅。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全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結論：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WHDGM”，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了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就導致了“WHDGM”的發動。
WG時期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66年5月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動開始發動“WHDGM”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的部署，炮打所謂的“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澤東8月15日在中南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高潮。毛澤東的大字報的內容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WHDGM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WHDGM進行了全面奪權，進行了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首當其沖的是劉少奇，繼之為鄧小平。
第二階段是從“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黨的十大。黨的九大把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成為法定的接班人，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其時，由于林彪體質偏弱，毛澤東健康情況良好，于是為了奪取最高的權力，便發動了反革命的武裝政變。在這一階段，一大批黨和領導人慘遭批斗、打擊，一大批知識分子挨整，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革委會。全國“斗”、“批”、“改”運動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變后，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徹底破產，圍繞批林整風，在黨內又發生了分歧和斗爭。
第三階段是從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先是批準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當發觀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后，又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各方面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接著又發生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全國再度陷入混亂。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經過曲折復雜的斗爭，在華國鋒，葉釗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取得了十月的勝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幫”，從而結來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
總之，WHDGM是一場由黨內的領導者發動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的，給黨和人民事業帶來深重災難的一場內亂。
九、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到一九八二年九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六年，是我黨領導人民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和發展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六年，是勝利實現歷史性偉大轉變，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撥亂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六年。
這六年的歷史課分為兩個階段：
前兩年為第一階段。由于我們黨對全面清理“左”傾錯誤的思想準備還很不夠，也由于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繼續犯“左”的錯誤，使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始終徘徊不前的局面。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第二階段。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了歷史的偉大轉折。（就是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二大總結了六年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分析了我國政治和經濟形勢，提出了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宏偉綱領和方針任務，闡明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從此，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偉大的歷史性的轉變，工農業穩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全國人民向小康型社會邁進。
第7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選調生從學習黨史中汲取“牛力量”
一百年風雨兼程，一百年砥礪前行，中國共產黨用一百年的實踐匯成了一部厚重的黨史，細細品讀，受益匪淺。面向基層的選調生，更應該從黨史學習中領悟為民情懷、樹立拓荒精神、磨礪吃苦品格，做一名合格選調生。
學習黨史，領悟人民至上、無私奉獻的“孺子牛”情懷。“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心里裝著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的焦裕祿、“甘為人民做樵夫”的廖俊波，從“小小紅船”到“巍巍巨輪”，無數共產黨人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人民至上、無私奉獻的感人篇章。一句“俯首甘為孺子牛”，是對無數共產黨員的真實寫照。作為一名選調生，在學習黨史中領悟“孺子牛”的情懷，要多在田間地頭走一走、多到農家小院轉一轉、多和大叔大嬸坐一坐，學習人民群眾的生產經驗、生活智慧、務實作風、樸素情感，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難，講好群眾語言，把百姓所想所盼放在心頭，提升服務本領，不負群眾期望。
學習黨史，樹立勇于創新、攻堅克難的“拓荒牛”精神。“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中國共產黨史是一本理論之書，他記錄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啟發我們要勇于突破創新；
中國共產黨史是一本創新之書，他描繪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波瀾壯闊的改革，告訴我們要敢于攻堅克難。作為一名選調生，在學習黨史中樹立“拓荒牛”的精神，要不斷提升習近平總書記勉勵年輕干部的七種能力，轉變思維模式、優化工作方法，讓工作更有效率、讓工作成果令人民群眾滿意。要敢于挑戰“急、難、險”的問題，把難做的工作當成“磨刀石”，保持那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牛勁”，用真刀真槍錘煉自我能力，用過硬本領展現真作為。
學習黨史，砥礪艱苦奮斗、吃苦耐勞的“老黃牛”品格。“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面對反革命勢力圍追堵截，紅軍爬雪山過草地，長征之路何其艱辛；
面對國外勢力的“核威脅”，科研人員在艱苦地區為國家核事業發展隱姓埋名默默付出；
面對糧食問題，數百萬人投身東北，讓“北大荒”變成“北大倉”……無數的先輩用實際行動彰顯著艱苦奮斗、吃苦耐勞的品格。作為一名選調生，在學習黨史中磨礪“老黃牛”的品格，要戒驕戒躁、沉心靜氣，把村里鄉間當做自己的故鄉，真正從“心”到“身”融入到基層生活當中。要有堅如磐石的信念，腳踏實地的行動，吃苦耐勞的作風，扛起自己肩負的責任和擔當，以活力和熱情去書寫屬于自己的選調青春。
百年黨史，是選調生的必修課，我們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用“牛力量”鍛筋煉骨，以昂揚姿態奮力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關鍵詞：黨史學習教育,選調生
第8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學黨史”
學黨史的目的，習近平講了三條：一是用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確方向，二是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三是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2016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就強調，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
5年過去了，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習近平強調，回望過往的奮斗路，眺望前方的奮進路，必須把黨的歷史學習好、總結好，把黨的成功經驗傳承好、發揚好。
縱觀百年歷史，在每一個重大轉折時期，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總是號召全黨同志加強學習;而每次這樣的學習熱潮，都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實現大發展大進步。在慶祝我們黨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在全黨集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習近平指出，這正當其時，十分必要。
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了解黨發展壯大的來龍去脈，汲取歷史的寶貴經驗，能夠使全黨同志更加明理、增信、崇德、力行，滿懷信心再出發、再創業，創造下一個更加輝煌的一百年。
習近平將這次黨史學習教育的意義歸納為三個“必然要求”：是牢記初心使命、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業的必然要求，是堅定信仰信念、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生機活力的必然要求。
教育引導全黨從黨的非凡歷程中領會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深刻改變中國、改變世界的，教育引導全黨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教育引導全黨深刻認識黨的性質宗旨，教育引導全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教育引導全黨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教育引導全黨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通讀這篇深邃的重要講話，字里行間，習近平談的是黨史，念的是黨情，著眼的是未來。
“悟思想”
翻開百年黨史，人們會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
一百年來，我們黨從未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正因為黨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才有了這百年輝煌。
習近平強調，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
學黨史，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悟思想”是學黨史的真諦。習近平的講話深刻闡明了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和工作要求。首先他就強調，要教育引導全黨從黨的非凡歷程中領會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深刻改變中國、改變世界的，感悟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力量，深化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的認識。
我們當然不能在歷史的書本上找到解決當前改革發展難題的現成答案，但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黨不斷前進的深層原理。那就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廓清困擾和束縛實踐發展的思想迷霧，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理論結晶，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
學黨史，特別要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進程，深刻學習領會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辦實事”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
百年歷史的深刻啟示，最重要的一條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黨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正是因為依靠了人民。黨之所以能夠得到人民擁護，也正是因為造福了人民。
什么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百年歷史是無數句這樣最樸素的話語寫就的。
學黨史，就是要讀懂這些話，讀懂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問題，這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
學與做相輔相成，“辦實事”就是踐行黨的宗旨，把為民造福的實事辦好。
習近平對高標準高質量完成學習教育各項任務提出明確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切實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他強調，要把學習黨史同總結經驗、觀照現實、推動工作結合起來，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開展好“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把學習成效轉化為工作動力和成效，防止學習和工作“兩張皮”。
要教育引導全黨深刻認識黨的性質宗旨，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推動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把14億中國人民凝聚成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習近平這番話必須貫穿到學習教育的全過程。
“開新局”
黨的一切事業都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我們今天要“于變局中開新局”，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習近平強調，我們黨一步步走過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本領，不斷提高應對風險、迎接挑戰、化險為夷的能力水平。要更好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必須從歷史中獲得啟迪，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克敵制勝的法寶。
這方面內容，習近平在講話中談了很多，非常深刻，無疑是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
習近平強調，要抓住建黨一百年這個重要節點，從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出發，總結運用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成功應對風險挑戰的豐富經驗，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不斷增強斗爭意識、豐富斗爭經驗、提升斗爭本領，不斷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和水平。
打鐵必須自身硬。黨的百年歷史，也是我們黨不斷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險的歷史。
習近平要求教育引導全黨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著眼于解決黨的建設的現實問題，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
習近平強調，要教育引導全黨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堅定不移向黨中央看齊，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全黨上下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旗幟鮮明講政治、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是黨的生命，是我們黨能成為百年大黨、創造世紀偉業的關鍵所在。這也是黨史學習教育的關鍵所在。
回望百年黨史，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瞻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無比堅定、無比自信。
第9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組織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脫貧攻堅人民戰爭。數百萬扶貧干部傾力奉獻、苦干實干，同貧困群眾想在一起、過在一起、干在一起，使脫貧地區整體面貌發生歷史性巨變。
立志于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的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最初只有50多名黨員的小黨，歷經百年歲月風雨洗禮，百煉成鋼，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成熟而堅強有力的世界第一大黨，并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勠力同心，成就了彪炳史冊的不朽功勛，創造了世人矚目的“中國奇跡”。我們黨之所以取得這樣偉大的成就，絕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國共產黨的自身性質及其獨特的理論優勢、政治優勢、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和勇于自我革命的優勢所決定的。百年來，這些獨特優勢始終引領和推動黨的各項事業向前發展。
胸懷千秋偉業，恰是百年風華。站在百年征程新起點上，我們黨必將保持并不斷強化黨的獨特優勢，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不斷提高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戰略眼光，敢于擔當、善于作為，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進軍!
1堅持理論強黨，是我們黨始終高舉旗幟、堅定方向的重要法寶
政黨的指導思想表現為體系化的信念與理論，它是凝聚全黨共識、指引全黨前進方向的旗幟。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科學理論指導是先進政黨的鮮明特征，是其不斷成長壯大的思想基礎。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理論指導和勇于進行理論創新，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中，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辟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
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在中華民族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時期，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各種主義和思潮“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靈魂。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我們黨堅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了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形成了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在中國建設、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這就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順應時代發展，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根本指針，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旗幟和最大思想優勢。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使中國共產黨有了“定盤星”。一百年來，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遭遇了各種風風雨雨。風浪來襲之時，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做到沿著正確方向破浪前進，正是因為我們始終對馬克思主義保持堅定信心、對社會主義保持必勝信念，在科學理論指引下，探索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建設與改革之路。
新時代堅持和發揮黨的理論優勢，需要胸懷兩個大局，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需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不斷提高運用科學理論指導我們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的能力;需要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不斷提高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理論思維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
2堅定革命理想，是我們黨始終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政治優勢
中國共產黨較之其他政黨的獨特政治優勢，在于擁有崇高和明確的理想信念，以及保障理想和目標實現的政治定力、責任擔當和鐵的紀律。
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統一，是最高綱領和基本綱領的統一。中國共產黨在最高理想和最高綱領的指引下，提出了黨在各個歷史階段的具體行動綱領和目標，引領中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并以巨大的政治定力和強烈的責任擔當，將理想信念深深地寫在中國大地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之中。
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巨大政治優勢不是憑空取得的，而是在長期奮斗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與以往中國其他政黨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便旗幟鮮明地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并將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確定為自己的綱領。毛澤東說，“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鄧小平指出，“我們全國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并在最后實現共產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推進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的過程中高度重視從理想信念上建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黨的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提出要教育引導全黨牢記黨的宗旨，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
黨的百年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堅定理想信念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奮力前行的精神動力，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是我們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偉大勝利的力量源泉。繼續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把準航向，更需要共產黨人堅守精神家園，補足精神之鈣，在更高的政治站位中充分發揮黨的巨大政治優勢，矢志拼搏奮斗。同時，要把嚴明紀律作為實現理想的重要保障，把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擺在首要位置，強化對黨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情感認同，為黨的各項紀律的執行奠定堅實思想和政治基礎。
3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優勢。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削弱和丟掉這個優勢，否則黨的一切工作都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會招致挫折和失敗。”無論是在革命、建設還是改革年代，我們黨之所以能成為領導核心，關鍵在于我們黨堅持了群眾路線，始終保持與人民的血肉聯系。我們黨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與密切聯系群眾分不開的。
建黨初期，我們黨就明確提出黨的任務是為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奮斗，進行革命活動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的黨政組織和黨員干部領導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為群眾修橋、筑路、打井、辦教育，充分依靠群眾開展工作，給群眾帶來了切實利益。抗戰時期，黨在領導軍民抗日的同時，實行減租減息，扶助農民，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減輕人民負擔。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人民在解放區進行大規模土地改革，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人民群眾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改革的過程中，繼續注重發揚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堅持走群眾路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整治“四風”入手，推動廣大黨員干部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直面和解決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同。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黨必須繼續保持優良作風，發揮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建立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著力防范脫離群眾的危險。
4堅持嚴密組織體系和強化組織力量，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組織保障
黨的組織優勢集中體現在我們有正確的組織路線、嚴密的組織體系以及高素質、敢擔當、做表率的龐大黨員干部群體。
正確的組織路線是發揮組織優勢的根本保證。百年來，黨在推進革命、建設、改革的壯闊歷史進程中，不斷深化對黨的組織路線的認識，逐步形成了一條與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群眾路線相適應的組織路線。黨的組織路線不是靜態的，而是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的科學體系。毛澤東作出了“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的重要論斷。鄧小平指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見不了馬克思”。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即“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組織體系建設為重點，著力培養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著力集聚愛國奉獻的各方面優秀人才，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人唯賢，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堅強組織保證”。這些論斷凝聚著我們黨對不同時代命題的深刻把握、對不同階段任務的深邃思考。百年來的實踐表明，黨的組織路線為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提供了科學遵循，為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提供了重要保證。
嚴密的組織體系和重視組織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發揮獨特組織優勢的關鍵。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便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不斷優化組織結構，形成了強大的組織動員力和執行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強調，要抓好黨的組織體系建設。經過一百年的建設和發展，中國共產黨從初創時的50多名黨員發展為擁有9191.4萬名黨員，3200多個地方黨委，14.5萬個黨組、工委，468.1萬個基層黨組織的強有力的嚴密組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黨都不具有的強大優勢。”
高素質、敢擔當、做表率的龐大干部和黨員群體是中國共產黨發揮獨特組織優勢的力量所在。在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就提出五湖四海、德才兼備、任人唯賢等要求，堅決反對山頭主義、團團伙伙、任人唯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培養選拔使用干部方面不斷探索，相關制度日益完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標準，特別強調干部要忠誠干凈擔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高素質、能夠擔當重任、經得起風浪考驗的干部隊伍。要始終注重把那些政治堅定、有真才實學、實績突出、群眾公認、德才兼備的干部及時發現出來、合理使用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證黨的事業后繼有人。
5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長遠之策、根本之策
制度事關根本，關乎長遠。我們黨的制度優勢集中體現在民主集中制以及黨的制度體系上。充分發揮黨的制度優勢，最重要的就是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不斷鞏固黨的團結統一和增強黨的創造活力，從制度上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最大制度優勢，是增強黨的團結和統一，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關鍵所在。作為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正確規范黨內政治生活、處理黨內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反映、體現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利益與愿望，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制定和執行的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我們黨從成立之初，就強調全黨服從中央，并把它作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基本規定。1927年6月中共五大黨章開始將民主集中制確立為“黨的指導原則”。黨的七大把“四個服從”作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寫入黨章，并強調“四個服從”最根本的是全黨服從中央。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始終把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制度建設的重點，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著力完善黨的制度建設的各項具體制度，逐步恢復、實現黨的制度的民主化、科學化、程序化。
完善的制度體系是發揮黨的制度優勢的根本保障。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非常注重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力圖通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來規范黨組織的工作、活動及黨員的行為。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重申，“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適應不同歷史時期形勢任務的發展，我們黨科學謀劃、統籌布局，制定頒布了一系列黨內法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把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長遠之策、根本之策，堅持依法治國與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統籌推進、一體建設，逐步形成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以準則、條例等為主干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6勇于自我革命，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是中國共產黨永遠年輕的根本秘訣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百年來，黨勇于推進自我革命，確保了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成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堅強領導力量。
百年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歷史，就是堅持不懈地把黨的自我革命進行到底的歷史，特別是在許多重要歷史關頭勇于自我糾錯，制定正確路線，使我們黨由小到大，由弱變強，走到今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黨的八七會議及時制定出繼續進行革命斗爭的新方針，為中國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延安整風運動從思想和作風上自我革命凈化黨的隊伍，實現了全黨思想和政治上的團結統一，提升了黨的戰斗力，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思想政治基礎。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要求全黨繼續推進自我革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為新時期改革開放提供了政治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大力消除思想不純、政治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奪取了反腐敗斗爭的壓倒性勝利。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越是長期執政，越不能丟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色，越不能忘記黨的初心和使命，越不能喪失自我革命精神。”新時代在全黨相繼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等，當前，正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所有這些，都是著眼長遠，以正視問題的勇氣和刀刃向內的自覺，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打掃政治灰塵，激發全黨革命精神和斗志。在推進偉大社會革命，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必須繼續深入推進自我革命，以堅定的決心和頑強的毅力加強黨的建設，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永遠打不倒、壓不垮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第10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6月28日，江蘇靖江法院機關黨委組織黨員干警前往常熟沙家浜開展“不忘、牢記使命”主題黨日活動，重溫建黨歷史，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加強黨性錘煉。
“沙家浜”作為革命老區，因京劇《沙家浜》而家喻戶曉。抗日戰爭時期，在蘆葦蕩的綠色帳蔓里，新四軍戰士和沙家浜人民共同譜寫了一首首壯麗的戰斗詩篇。沙家浜作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名列全國30條紅色旅游精品線和全國123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名錄。“魚水情深”是沙家浜精神的核心內容，也是我們黨一直所走的群眾路線的生動體現。靖江法院機關黨委組織黨員干警前往沙家浜開展“不忘、牢記使命”主題黨日活動，是接受紅色教育的一種有效形式。
“魚水情深”，無論是在京劇《沙家浜》中，還是電影、電視劇中，都是貫穿劇情的政治主線。阿慶嫂、沙奶奶等為代表的革命群眾，與以郭建光、賀永英等為代表的黨員干部、新四軍隊伍在并肩作戰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深厚革命感情，可謂感天動地。這種精神凝聚起的是保家衛國、解放人民的磅礴力量；
這種精神是軍民團結，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精神財富。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這種精神更值得傳承與弘揚。
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但是需要有核心的組織來號召部署，否則就難以凝聚力量；
無論哪一個組織，無論把自己說得多么優秀，一旦脫離了人民，不與人民群眾同甘苦共患難，那只能是空中樓閣、紙老虎，經不起狂風巨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一直以解放人民、為人民利益工作為己任，深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正因如此，沙家浜的蘆蕩里，才能燃起抗日戰爭的燎原烈火，才能演繹出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日月穿梭、斗轉星移，如今，我們正走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道上，全國人民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奮斗新時代。目前，一場轟轟烈烈的“不忘、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如火如荼。到沙家浜這樣的革命老區去尋找“”，從那些鮮活的人物、鮮活的事例中，徹底感受當年軍民一家的“魚水深情”，感受那種無堅不摧的強大力量。現在，雖說沒有了戰爭的硝煙，但前行路上依然有碉堡、暗礁，建設偉大祖國、美麗家園依然需要上下齊心、干群團結的“魚水深情”。
“熊熊蘆蕩烽火景，感人軍民魚水情”，到沙家浜去重溫建黨歷史，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加強黨性錘煉，是一堂生動鮮活的革命教育課。開展“不忘、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正是要從更先烈們的英雄事跡中提煉出歷久彌新的精神元素，徹底地進行“自我革命”，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重任牢牢地扛在肩上。愿黨員干部們，在重溫黨史中“”更加堅定，“使命”更加明確，建立起新時代干群關系的“魚水深情”，譜寫出“”綻放的新篇章！
第11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1921年7月，當浙江嘉興南湖“紅船”啟航的時候，全國僅有50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成為執政70多年、擁有9100多萬名黨員的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百年恰是風華正茂。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大黨為什么能一直保持著旺盛的青春活力，具有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政治品質?其中一個重要密碼，就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勇于堅持自我革命。一部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和推進事業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勇于進行自我革命的歷史。
1.無產階級政黨性質、中華民族自省革新精神、破解歷史周期率，是中國共產黨勇于自我革命的內在動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在錯誤面前，一個政黨應該抱有什么樣的態度，成為檢驗一個政黨品格的“試金石”。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國共產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的力量源泉。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堅持勇于自我革命?可以從理論動因、文化動因和實踐動因三個方面來理解和把握。
理論動因：無產階級政黨性質的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與其他革命不同之處就在于：它自己批評自己，并靠批評自己壯大起來。“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就是革命。列寧說：“馬克思認為他的理論的全部價值在于這個理論‘在本質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這種革命，不只是適用于革反動派的命，也適用于革自己的命，即自我革命。可以說，自我革命是無產階級政黨與生俱來的品質和要求。馬克思主義革命性的理論品格賦予了中國共產黨勇于自我革命的實踐品格和精神底色。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決定了，黨能夠勇于自我革命。因為“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不謀私利，才能謀根本、謀大利，才具有自我革命的勇氣和魄力，不掩飾缺點，不回避問題，不文過飾非，有缺點克服缺點，有問題解決問題，有錯誤承認并糾正錯誤。
文化動因：中華民族自省革新精神是黨勇于自我革命的淵源。強烈的自省革新精神，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湯在自己的洗澡用具上刻下“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箴言，提醒自己要像每天洗澡一樣及時反省和不斷進行革新。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更是眾所周知。而宋明理學代表人物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說：“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從這些故事和典籍中可以看出，自省文化是中華民族延續了數千年的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中華傳統文化“審視其是非，辨識其善惡”的自省革新精神，作為政治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予以發揚光大，弘揚為自我革命的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在新時代，我們有必要將這種自省文化傳統繼承好并進行現代化轉化。
實踐動因：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破解歷史周期率的重要之策。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始終有著強烈憂患意識的無產階級政黨，一以貫之的憂患意識是中國共產黨最為基本的實踐品格。1938年7月26日，張聞天在對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畢業同學的講演中就指出：“所謂‘禹湯罪己，其興也勃，桀紂罪人，其亡也忽’，這已成為中國人公認的歷史真理。而承認這個真理，就是一方面要善于批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接受他人對自己的批評，不諱疾忌醫。”大禹、商湯善于自我批評，其王朝快速興盛;而夏桀王和商紂王總是譴責別人，從來不做自我批評，其王朝迅速滅亡。在張聞天看來，一個政黨要跳出“興勃亡忽”的歷史周期率，就必須“一方面要善于批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接受他人對自己的批評，不諱疾忌醫”。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又強調：“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正因為我黨一直居安思危，始終保持著憂患意識，才成為百年大黨、世界大黨，練就了中國共產黨人自我凈化的“絕世武功”，探索出一條長期執政條件下解決自身問題、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2.思想上高度重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運用正確方法，是中國共產黨勇于自我革命的成功經驗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勇于進行自我革命，堅決同一切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問題作斗爭。這是我們黨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良傳統和成功經驗，也是我們黨區別于世界上其他政黨最顯著的標志。
思想上高度重視自我革命。思想是行為的先導，沒有思想上的高度重視，就沒有行為上的高度自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保持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覺，就在于黨在思想上高度重視自我革命。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澤東為古田會議起草了8個決議案，其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第一部分，也是最為核心的一部分。毛澤東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毛澤東在闡明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危害之后，又條分縷析地列出了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指明了它的危害，給出了糾正的方法。古田會議是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精神的縮影，其關于從思想上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理念和方法，對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實踐中根據不同問題進行自我革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中國共產黨總是根據不同時期的任務、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來進行自我革命。延安整風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整風運動。通過反對主觀主義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整頓文風，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解放戰爭時期開展的土改整黨運動，主要是為解決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在土地改革中暴露出來的問題而進行的大規模整黨運動。這場整黨運動的主要方法是在黨內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主要內容是開展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通過“三查”“三整”有效地解決了基層黨組織存在的組織不純、思想不純、作風不純問題，從而使得土地改革得以順利推進，大后方的基層政權得以鞏固，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擁軍支前的熱情得以充分調動，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戰爭。新中國初期的“三反”運動，是針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存在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等問題而開展的，清除了黨員干部隊伍中的蛻化變質分子，純潔了黨的隊伍，教育和挽救了一批黨的干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的一次重要實踐，主要是針對黨員干部隊伍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而進行的自我革命，有效地改進了黨員干部的工作作風，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夯實了黨的執政基礎。
按照實際情況決定自我革命的方法。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曾經指出：“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黨的自我革命也是一樣，要想實現自我革命的目標也需要運用正確的方法。在黨的自我革命過程中，主要運用了以下方法：
方法之一：經常地進行黨內集中教育。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不斷通過黨內集中教育的方法來進行自我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開展了延安整風運動、1947年至1949年的土改整黨運動。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和1957年的整風運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展了整黨、“三講”教育、先進性教育活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爭先創優活動，有力推進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集中教育接續開展，成為新時代加強黨的建設重要舉措和生動實踐。從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從“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再到正在開展的黨史學習教育，在一次次集中“補鈣”“加油”中，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斷增強。
方法之二：善于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三大作風之一，是解決黨內矛盾、凈化黨內生活的主要武器。早在1929年12月，毛澤東就指出：“關于黨內批評問題，還有一點要說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評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們不明白批評的主要任務，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和組織上的錯誤。至于個人缺點，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和組織的錯誤有聯系，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這種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點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會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在黨的歷史上，特別是重大歷史關頭，我們黨正是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武器來開展黨內思想斗爭，總結經驗和教訓。在新時代，我們要多用、常用、用夠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使之成為一種習慣、一種自覺、一種責任。
方法之三：從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重視思想建設，是黨的傳統。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越是重視用理想信念強魂健魄，自我革命的骨頭就越會硬起來。在百年歷程中，我們黨一直堅持要求全體黨員堅定崇高而遠大的理想信念，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解決好“總開關”問題。2018年6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考察時指出：“我們黨要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就要不斷推進自我革命，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從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線，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時刻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比如，“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就是面向全體黨員深化黨內教育的重要實踐，是推動黨內教育從“關鍵少數”向廣大黨員拓展、從集中性教育向經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舉措，它不是一次活動，而是需要長期堅持、經常性教育的重要舉措。在社會思潮日益多元的今天，我們必須用好思想建黨這個法寶，修煉共產黨人的“心學”。
3.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堅持黨的根本宗旨、堅持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勇于自我革命的精髓要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回顧黨的歷史，我們黨總是在推動社會革命的同時，勇于推動自我革命，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敢于正視問題、克服缺點，勇于刮骨療毒、去腐生肌。這使得我們黨能夠在危難之際絕處逢生、失誤之后撥亂反正，成為永遠打不倒、壓不垮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概括說來，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其精髓要義，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修正偏離或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定信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中國共產黨從未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縱觀黨的百年歷史，始終體現著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修正偏離或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這一要義。
堅持黨的根本宗旨，糾正背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錯誤行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黨的根本宗旨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利益，向人民負責。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指出：“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興旺起來，就在于黨“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比如，2013年6月18日啟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題，以“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為總要求，集中解決黨的干部隊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突出，奢靡之風嚴重等背離黨的根本宗旨的問題。
堅持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同違背實事求是的現象作不妥協的斗爭。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鄧小平曾經指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毛澤東同志所以偉大，能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歸根到底，就是靠這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具有超強的自我革命精神，就在于始終堅持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根本觀點，并在實踐中推進黨的理論創新。靠著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革除阻礙發展的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充分顯示了制度保障的強大力量;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堅決糾正各種不正之風，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敢于刀刃向內，向頑瘴痼疾開刀，敢于觸及深層次的利益關系和尖銳矛盾。黨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遠，永遠沒有暫停鍵，決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建設面臨更加艱巨而繁重的任務。一方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我們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新要求;另一方面，黨面臨的“四大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四種危險”是尖銳的、嚴峻的。但是，我們黨只要保持“以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的堅定意志和決心，繼續推進自我革命，不斷檢視自己，不掩飾缺點，不文過飾非，堅決同一切弱化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危害黨的肌體健康的現象作斗爭，就一定能夠保證我們黨永葆生機活力，擔負起新時代的歷史使命。
第12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2001年7月1日，我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天宣誓的場景，時至今日記憶猶新，讓我無法忘記。
“__，祁政委讓你到他辦公室”，班長跑來告訴我。“報告!”“請進來。”我輕推開門，看到政委正在翻閱《中國共產黨入黨志愿書》，“華中同志，經組織考察并研究，吸收你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回去后按要求如實填寫。7月1日組織入黨宣誓，請你代表新黨員作表態發言，做好準備。”“是，保證完成任務。”手捧《中國共產黨入黨志愿書》，激動、喜悅之情無法言喻。
7月1日，我起了大早，獨自一人來到操場，熟悉發言稿。8時30分，部隊整隊集合，在區隊長帶領下我們走向禮堂。進入禮堂，映入眼簾是高懸會場的鮮紅黨旗。上午9時整，儀式正式開始。政委發表簡短祝詞后，帶領我們新入黨4名同志逐段領讀誓詞。我們面向鮮紅黨旗，右手握拳舉起，跟著領誓人宣讀12句，80個字組成的入黨誓詞。“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說到“宣誓人”時，我鏗鏘有力報上姓名，此時此刻，熱血沸騰，再也無法抑制自己激動的心，熱淚奪眶而出。這是我的夢想，我的追求，當兵近四年，在這一刻終于實現。
“我能在黨組織和戰友們幫助下，成為中國共產黨這個大家庭的一員，站在鮮紅的黨旗面前，感到光榮與自豪。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我夢寐以求的事……今天我終于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這是我人生的新起點、新進步，我要把一生獻給黨，為黨的事業奮斗終身!”面對鮮紅黨旗，我鄭重承諾。
入黨宣誓儀式結束后，回到寢室，我內心深處倍感光榮和責任重大，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思緒油然而生。
父親是農民，也是黨員，父親入黨30年，在村小組組長崗位上兢兢業業一干就是15年。他那種無私奉獻、一心為村民的精神，深深地打動我，影響我。在上學時就一直敬重父親的理想和信仰，默默下決心要好好學習，夢想有一天能夠像父親一樣成為黨員，并設想著向鮮紅黨旗宣誓的情景。1997年帶著兒時的夢想與追求參軍入伍，這源于父親的影響，源于對成長的自信，源于對軍人的崇拜，更是對黨的忠誠。入伍后，承載著父母恩惠和期望，更是感到自己作為軍人身上肩負的責任。刻苦訓練，踏實工作，早點入黨，成為我出色表現的力量源泉。當兵以來，我多次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在思想上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在工作和言行上自覺按照黨員標準約束自已，要求自己。家庭熏陶，組織培養，自身努力，終于在7月1日這一天實現人生偉大愿望——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讓我終身無悔。
鮮紅黨旗，火熱的心。時至今日，19年前舉起右手站在鮮紅黨旗下宣誓的場景，無時不刻浮現腦海，呈現在眼前，點點滴滴感悟依然清晰。如今，雖已脫下軍裝，轉業到地方，但我會永遠記住自己入黨那一天，面向鮮紅黨旗的鄭重承諾，正如同我會永遠忠誠于自己當初選擇一樣，忠于祖國、忠于人民、恪盡職守、廉潔自律，以自己實際行動踐行對黨的忠誠。
第13篇: 慶祝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講稿
大家都知道，遵義會議是在遵義召開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實上，遵義會議是由在遵義召開的會議前后的一系列會議組成的。
一、通道會議
1933年5月，國民黨糾集50萬兵力向紅軍中央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由于受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中央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雖經浴血奮戰，終未能打敗敵人的“圍剿”，反而喪師失地，形勢惡化。1934年5月，中央紅軍主力決定撤離根據地。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贛根據地西進。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進行戰略轉移決策的情況下，紅六軍團奉命西進是帶有探路的性質。從江西遂川出發突圍西征，進入湘西與紅三軍(后恢復二軍團番號)會合，發動攻勢，牽制敵人，策應中央紅軍(一方面軍)長征。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于都與福建的長汀、寧化出發突圍長征。
長征初期，中央紅軍的既定戰略方針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圍的中央紅軍跨越敵軍的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的嘉禾、臨武一線。這時，蔣介石真正搞清了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對此，蔣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發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計劃大綱》，妄圖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他任命湘軍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調動湘軍和桂軍，在零陵至興安之間近300里的湘江兩岸配置重兵，構筑碉堡，設置了第四道封鎖線。蔣介石則親率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部及部分湘軍在后面追擊。此時的蔣介石欲將紅軍全殲于湘江、瀟水之間。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見紅軍的一支部隊占領了湘南的江華，又向廣西恭城奔來，他不愿同紅軍硬打而消耗實力，就借口兵力不夠及防止紅軍南進廣西，在11月21日忽然從興安、全州、灌陽撤兵，使湘桂軍閥聯合防守的湘江防線出現一個缺口。湘軍何鍵為求自保，也不盡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這130里防線無兵防守達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軍委才下達搶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兩岸。這時中革軍委縱隊也到達了離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陽以北的桂巖地區。在這十萬火急的情況下，中革軍委縱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從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時間才走到湘江岸邊。11月29日，湘軍和桂軍蜂擁而來，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起了進攻。兩岸紅軍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與優勢的敵軍展開了殊死決戰。
1934年12月1日，戰斗達到白熱化程度，敵人發動了全線進攻，企圖奪回渡口。紅軍將士用鮮血死守渡口，至當日17時，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終于拼死渡過了湘江。紅軍雖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央紅軍和軍委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血的事實，宣告了“左”傾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使廣大紅軍指戰員對王明路線的懷疑、不滿以及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達到了頂點。
待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之后，蔣介石加緊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調集五六倍于中央紅軍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綏寧、武岡、芷江、會同、靖州一帶，部署了一道嚴密的袋形防線。一方面電令湘、桂、黔地方軍閥分兵堵截合圍，企圖全殲中央紅軍。
1934年12月11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李德、博古認為“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同志極力說服博古等主要領導人，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他說：“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會師。”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原定計劃。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同志的建議，但由于中央領導層中意見不統一，故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
會后，中革軍委于當日19時半下達了“萬萬火急”的《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見行事，電令一軍團之第二師及九軍團應向黎平方向前進，“相機進占黎平”。同時尋機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野戰軍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軍進入貴州動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軍以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12月14日，野戰軍司令部給二、六軍團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戰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北上。”要求活動于常德一帶的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北上。
通道會議研究了軍事問題，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從而為爾后黎平會議決策紅軍戰略計劃轉變，作了必要的準備。
二、黎平會議
通道會議以后，經過毛澤東同志的努力說服，許多領導者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1934年12月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云、劉少奇、李德等。會議討論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同志采納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決議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決議還指出：“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決議最后說：“為著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于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黎平會議最后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終于被黨中央采納，避免了陷入重圍的危險，使紅軍爭取了主動。黎平會議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略轉變的關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
會后，中央軍委立即轉發了中央政治局的這一新的決定，并要求各軍團首長將中央的決定傳達到師及梯隊首長。為執行新的戰略方針，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撤銷八軍團編入五軍團，軍委一、二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云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1934年12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黎平會議的決議作出了《關于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定的決定》，即將中央紅軍分為左、右兩個縱隊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前進。12月31日，軍委縱隊到達猴場。為確定紅軍進入黔北地區以后的行動方針，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場召開會議。
黎平會議是以遵義會議為偉大標志的系列會議中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具體表現在：
第一，決定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黎平會議是中共中央從江西中央蘇區突圍出來之后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在中央全會閉幕后，這是黨內最高級別的會議，決定了當時紅軍長征戰略轉折的大政方針。因此會議作出的決議、決定等至關重要，決定著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
第二，否定錯誤軍事路線。黎平會議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義，從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頑固堅持的已經過時的錯誤軍事路線。
第三，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路線。黎平會議結束了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以來的三年多時間里，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領導層受排斥的地位，開始形成了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包括過去反對他的人)，贊同、支持、擁護他的正確主張的局面，從而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道路，對于中國革命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迅速發展壯大，避免中國革命再走彎路，減少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義。
第四，堅定了信心。會議作出了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定，雖然因后來的情況變化不能實現，但它提出的前進方向、任務、目的，對于團結全黨全軍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敗主義和游擊主義的危險傾向，堅定紅軍革命信念，樹立勝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這次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重大問題的嘗試，開創了我黨歷史上否定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對中國革命錯誤指導的先例，是我黨對共產國際從盲從到獨立思考的轉折點。
三、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確定了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正確戰略方針。黎平會議后，毛澤東同志參與最高領導層工作。紅軍在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領導下，按毛澤東同志“避實就虛”的正確主張行動，揮戈西進，所向披靡，連克數城。勝利中，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危害，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強烈要求盡快結束“左”傾錯誤領導，讓毛澤東同志回到紅軍的領導地位上來。而掌握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頑固地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的計劃，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一路上爭吵不休，并散布“到了烏江南岸，紅軍就該拐彎了，應當沿著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等流言蜚語，企圖分散紅軍主力，沿烏江右岸邊打游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他們的行為引起部隊思想混亂。毛澤東同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如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即將進行的烏江戰役。
12月下旬，蔣介石得知紅軍向烏江南岸前進，急忙改變兵力部署，命湘軍陳光中師和趙夢炎旅由黎平進駐劍河，王東原師駐錦屏、江口、沿河一帶，章亮基、陶廣二師向沅渡疾進，李云杰師向會同疾進;命薛岳兵團吳奇偉縱隊四個師、周渾元二個縱隊尾追紅軍至鎮遠、施秉、黃平、三穗一帶;命桂軍一個軍進駐都勻、榕江、獨山一帶;令川軍廖澤旅入松坎駐扎。同時，令黔軍王家烈、猶國才四個師集于平越(今福泉)、馬場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個團防守江北從老君關渡以東至巖門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幾個渡口，以圖阻止紅軍“赤化黔北”，還沿江燒毀民房和船只，自以為烏江天險“扼險固守，可保無虞”。
面對這一嚴重局勢，李德、博古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要紅軍“一是不過烏江”在南岸打游擊;“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在紅軍到達猴場的當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時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
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奠定了基礎。會后，紅軍遵照會議決定，把撤離蘇區以來的消極避戰變為積極作戰，主動出擊，恢復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的光榮傳統。紅軍按照黎平會議決定的“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的方針，強渡烏江天險，攻占了遵義，掀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猴場會議被周總理譽為“偉大轉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一系列會議，這些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遵義會議
(一)智取遵義城
被迫開始歷經磨難的征程之初，經過毛澤東同志等人的堅持，中央紅軍決定放棄與紅軍二、六軍團會合的險棋，揮師進軍貴州。在強渡烏江天險進入貴州地盤以后，中央紅軍面臨休整的大問題。紅軍將領們將奪取遵義作為目標，因為遵義是貴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難攻，非常利于部隊安扎和休整。
中央紅軍發起強渡烏江戰斗后，貴州守敵驚恐萬分。1935年1月3日，貴州守軍第二十五軍教導師副師長、江防指揮侯漢佑，將防務交給部下第三旅旅長林秀生，于4日倉皇逃回遵義。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遵義負責烏江全線防務的第二十五軍副軍長兼教導師師長侯之擔已經上了汽車，準備逃往重慶。他將遵義城防任務交給川南邊防軍第二旅旅長兼城防司令侯之璽。侯之璽雖自知避免不了被消滅的命運，但依然寄希望于川軍援兵，讓他“絕處逢生”。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分析了上述情況后，親自到紅一軍團第二師布置奪取遵義事宜。考慮到第四團在奪取烏江時吃了很多苦，決定將奪取遵義的任務交給第六團。1月5日晚間，紅六團趕到了離遵義只有幾十里的團溪鎮。第二天拂曉時刻，劉伯承同志趕到了紅六團指揮部，立即召集團領導聽取匯報，研究攻打遵義的方案。他要求紅六團仗要打得好，還要傷亡少，又要節省子彈，要“多用點智慧”。
1月6日，劉伯承同志同紅六團向遵義進發。中午時分，偵察員報告說，遵義附近發現敵人的外圍據點，大約有一個營兵力。按照劉伯承同志的指示，紅六團第一營兵分兩路，趁著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敵軍團團包圍，并于當日下午3時向敵軍發起猛攻。激戰不到一小時，就將這股敵人全殲，擊斃了敵營長。敵官兵死傷過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為了減少部隊傷亡，迅速奪取遵義，紅六團團長朱水秋和政治委員王集成建議先頭分隊化裝成敵人潰軍，智取遵義。劉伯承立即批準了他們的建議。
1月6日晚9時，紅六團第一營營長曾寶堂帶著第三連和團直屬偵察排、司號員等，化裝成敵軍，由十幾個經過教育的俘虜帶路，冒雨向遵義進發。其余部隊隨后跟進，準備詐城不成便實行強攻，迅速奪取遵義。紅軍先遣部隊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急行軍，順利抵達遵義城南門下。這時，城門緊關，敵軍的哨兵在城墻上巡邏，悠閑自得。突然間，紅軍先遣部隊故意制造了一種兵荒馬亂的氣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開城門，放部隊進去。
在城墻上，巡邏的哨兵被這突如其來的叫喊聲驚呆了。過了一會，才氣勢洶洶地叫喊：“干什么的?”槍栓嘩啦啦亂響。
“自己人!”城墻下，俘虜裝出一副悲哀的樣子說：“我們是外圍營的，今天共軍包圍了，寨子丟了，營長也被打死了，我是一連連長，領著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來了。共軍還在追我們，請快點開門，救救我們吧!”
“你們營長叫什么名字?”城墻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繼續詢問。那俘虜毫不遲疑都回答上來了，哨兵沒有發現什么破綻。過了片刻，城樓上的哨兵射下幾道手電光來，認為這些戴大蓋帽的確是自己人，這才放下心來。
城門開了，曾寶堂營長率部隊迅速沖了進去，割斷電話線，俘虜了城樓上的所有哨兵。這時，司號員吹響了沖鋒號，主力部隊風馳電掣般沖進遵義城。守敵頓時驚恐萬狀，亂作一團，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打得丟盔棄甲，棄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紅軍勝利占領貴州重鎮遵義城。
(二)遵義會議召開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于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著，周恩來同志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會后，張聞天同志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后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于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保證。
五、“雞鳴三省”會議
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川、滇、黔交界之地“雞鳴三省”的莊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這里召開了著名的“雞鳴三省”會議。這次會議研究和決定了三件重大事項：
第一，根據遵義會議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第二，根據敵情變化，對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和行軍方向作出調整，部署紅軍戰略轉移。
第三，應中央蘇區來電請示，討論和研究了中央蘇區今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蘇區遭受國民黨軍隊20余萬人進攻，敵情比長征前還嚴重。面對嚴峻形勢，留守的項英先后三次急電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動方針并“立復”。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專題研究了中央蘇區問題，明確提出了中央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
“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與扎西會議之間承前啟后的一次重要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延續，討論和解決了遵義會議已經確定但還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政治局常委分工問題，使遵義會議的重大決策得到進一步貫徹。
可以說，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當時并沒有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但是，事實誠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后，盡管當時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毛澤東同志卻說服了大家，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堅持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雖然當時毛澤東同志沒有最高領導職務的名義，但并不影響他在黨和紅軍一系列重大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妨礙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領導地位的認同。”
“雞鳴三省”會議最重要的歷史啟示在于：我們黨要取得勝利，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及其核心。“雞鳴三省”會議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會議之后，黨的核心意識日漸培育、得到增強。
六、扎西會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撤出遵義城。2月5日到9日，在稱為“雞鳴三省”的云南威信縣水田寨、大河灘、扎西鎮，連續召開了三次政治局會議，統稱為“扎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決定。
七、茍壩會議
扎西會議之后，我們還召開了茍壩會議。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并取得婁山關戰斗勝利。2月28日二次奪取遵義。3月8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進駐茍壩。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張聞天同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堅決表示反對。當天晚上，毛澤東同志又找到周恩來同志進一步解釋反對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來同志提議繼續開會討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并和毛澤東同志一起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了遭受重大損失。
接下來我們再簡單看一下兩個事件：一個是土城戰役，一個是打鼓新場風波。
八、土城戰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分3路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方向開進，并于27日全部進抵赤水河以東地區。然而，川軍郭勛祺部也尾追而至。行軍途中，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發現道路兩側均系山谷地帶，如果追兵孤軍深入，紅軍便可以利用兩邊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合圍夾擊殲滅該敵。這個時候，軍委二局截獲了川軍潘文華的26日電令，獲悉尾追之敵只有郭勛祺部四個團的兵力，跟進潘佐部兩個團。毛澤東當即下決心，命令在土城鎮以北的紅二師繼續北上，同先頭已抵達旺隆場的紅一師相機奪取赤水城;以紅三軍團三個師，占領土城東北五公里的一個高地，以紅五軍團兩個師占領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線北面高地，從南北夾擊殲滅郭勛祺部;干部團在土城以東兩公里處的白馬山作預備隊，對尾追之敵展開一場“殲滅戰”。敵郭勛祺部憑借有利地形拼死頑抗，紅軍官兵拼死爭奪，往復沖殺。戰斗異常激烈，交戰雙方陷入膠著狀態，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拉鋸戰”“消耗戰”。
更嚴重的是，紅軍從俘虜的番號中發現原來的情報有誤，川軍不是四個團六千多人，實為六個團萬余人，還有后續部隊，且裝備精良，戰斗力很強。據當年在軍委總部任作戰參謀的孔石泉同志回憶：“我們在土城那一仗沒有打好，因為對敵人估計不足。敵人的發報我們收到了，但把‘旅’翻譯成了‘團’，因此估計敵人是兩個團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會打的。以后傷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們自己撤退的，只打了個擊潰戰。”
“旅”和“團”一字之差的情報失誤，讓毛澤東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銘心。后來，土城戰役調動了干部團參加戰斗，朱德到一線指揮，毛澤東親自動員。干部團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戰役之圍。
關于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土城戰役的戰略意義和對紅軍四渡赤水的影響，毛澤東同志曾經有過一段精辟的論述。他說：“土城這一仗，由于及時渡過了赤水，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部隊果斷地變為輕裝，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資)，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游擊戰了。這又為后來三次渡赤水打勝仗，創造了有利條件。”
九、打鼓新場風波
猴場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定權和指揮權，中央紅軍的每一個軍事行動都須經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1935年3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提議，中央紅軍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紅軍撤離遵義、二渡赤水后，前敵指揮部根據敵情作出判斷：敵周渾元縱隊有由長干山向楓香壩、白臘坎前進之動態。3月9日，軍委電令發出“關于迂回攻擊長干山之敵”的部署。
3月10日1時，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用一份“萬急”電報向軍委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場前進，消滅駐在西安寨、打鼓新場、三重堰之敵。”朱德同志認為，打鼓新場是黔北首鎮，又是通往畢節的要塞，黔軍比國民黨中央軍好打，打開打鼓新場有利于中央紅軍拓展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會議決定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基礎。而毛澤東同志認為不該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場前進攻打黔軍的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張聞天決斷不下，只好在遵義縣第十二下區平安鄉茍壩馬鬃嶺山腳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義市播州區楓香鎮茍壩村四合村民組)里召集駐茍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開會，專題討論進不進攻打鼓新場問題。與會人員普遍認為：中央紅軍二戰遵義后，戰斗打得很順利，戰士們斗志高，求戰心切，部隊經過休整，可以投入戰斗;打鼓新場既是紅軍戰略轉移必經之地，也是黔北重鎮，地勢險要，商賈云集，位于四大場鎮之首，如果占領，可以給紅軍較富足的補給;駐守打鼓新場的王家烈的兩個師，是“雙槍兵”，戰斗力弱。不久前遵義戰役的勝利，黔敵已成驚弓之鳥，而我軍則是勝利之師，如能乘勝追擊，一定可以擴大戰果。
毛澤東同志卻堅決反對打打鼓新場，理由是：第一，紅軍經過長途奔襲，特別是遵義戰役后，隊伍雖然稍稍恢復了元氣，但綜合力量還比較薄弱，且我軍處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軍委二局戴鏡元截獲了敵方向遵義調動部隊的電令，國民黨中央軍、川軍、滇軍正從四面八方向遵義、鴨溪、楓香、打鼓新場壓來，蔣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場這個地方，認為它是“共軍西竄必經之地”，敵我形勢十分嚴峻，如果貿然攻打，將會與滇軍正面對壘，不能打固守之敵，部隊受損不值得，應該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最后他作出判斷：敵人100多個團的兵力，已對我軍擺下南北夾擊的陣勢，如果此刻急于進攻打鼓新場，紅軍將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然而，大多數同志還是堅持要攻打打鼓新場。后來，根據黨的組織原則，尊重多數同志的意見，民主表決，按大多數同志的意見辦。結果，會議通過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
當夜，毛澤東同志又反復研究敵我態勢，夜不能寐。他焦躁萬分，半夜提著馬燈，頂著凜冽的寒風，走了四五里崎嶇山路，來到周恩來駐地，懇切勸說他晚一點再發布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恰好，凌晨3時50分，軍委二局急電周恩來同志：“黔軍猶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場推進，滇軍魯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場，滇軍安旅、龔旅亦進，同時川軍和中央軍周渾元縱隊也在集合”“紅軍如欲進攻打鼓新場，周敵、川敵有向我側背夾擊之勢”。看過電報以后，兩人重新考慮了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事宜。隨后，毛澤東、周恩來連夜找到朱德，三位紅軍領導人認真分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利弊得失后，決定于第二天早上繼續開會。
3月11日一大清早，張聞天同志再次主持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詳細分析敵我形勢，反復闡述不可進攻打鼓新場的理由，大多數同志表示贊同。經過民主決議，與會人員一致同意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事實證明，軍委發出的這個指令是正確的，當紅軍主力向打鼓新場行動，準備打擊黔敵猶禹九部時，在打鼓新場附近，不僅有周渾元和吳奇偉縱隊，還有孫渡和郭勛祺縱隊，如果紅軍當時貿然向黔軍猶旅進攻，面對的將不是一個縱隊，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個縱隊。只要紅軍一發起進攻，就有被敵人合圍的危險。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據理力爭力排眾議以理服眾，堅持不打打鼓新場，及時制止了這次錯誤的軍事行動，調回了正向打鼓新場前進的紅三、五軍團，避免了紅軍的重大損失。所以，遵義會議是由一系列會議組成的。遵義會議之前有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之后有“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還有兩次戰役(土城戰役打得很慘烈，打鼓新場戰役沒有打成，毛澤東的主張得到了尊重)。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遵義會議是一次具有重大轉折作用的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