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中文單詞,發音是YuÁ新建&En。《釋義》是張居正對明代女性戒律的直接詮釋,是《釋義》的原著和原著。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紅色家書原文的文章6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紅色家書原文
這是中共一大代表、山東黨組織的締造者和早期領導者鄧恩銘的一封親筆家書。字里行間透出的是一個遠離家鄉游子的滿滿親情,力透紙背的是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
(鄧恩銘家書)
01由來
1917年9月,鄧恩銘投奔時任山東寧陽縣公署幫審的二叔黃澤沛,前往濟南讀書。黃澤沛的岳父何少伯是貴州荔波縣人,布依族。清末進京考取進士,先后派任山東膠縣、東阿等地知縣。黃澤沛來山東投靠老岳父后,在山東地方謀事。1919年后,黃澤沛先后出任青城縣知事,膠縣、淄川、益都、沂水等縣縣長。期間,鄧恩銘跟隨二叔為生。
1918年,鄧恩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中學(簡稱省立一中),編為第九班。五四運動爆發后,他積極響應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組織罷課運動,成為山東頗有影響的學生領袖。1921年春,鄧恩銘等發起建立濟南中共早期組織,7月,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成為最年輕,也是唯一的少數民族代表。
黨的一大后,中國共產黨集中主要力量領導工人運動。從1922年至1923年,全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國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1922年8月,鄧恩銘在參加了中共二大后,遵照中央指示,第一次來到淄博,他利用叔父黃澤沛任淄川縣知事的條件,深入淄川礦區開展工作。
淄博,位于山東中部,包括淄川、博山、張店幾個區域,處在膠濟鐵路的中心地段,地理位置優越,交通條件便利,是魯中南部山區至渤海、濟南至青島的交通樞紐,是當時山東最大的煤炭產地、全國三大礦區之一。特別是以淄川炭礦為中心的北部礦區,是近代中國礦業產業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19世紀末,德、日帝國主義勢力就先后在這里建工廠、筑鐵路、開礦山,掠奪淄博的礦產資源,一支以煤炭工人為主體的工人階級隊伍從無到有,迅速壯大。據史書載,1919年時淄博就有礦工2.5萬余人。位于膠濟鐵路線上的“淄博張”(淄川、博山、張店)煤礦,是當時山東最大的礦區。
1924年3月,鄧恩銘再次來到淄川礦區,在趙豫章等人的陪同下,深入礦井、工棚、學校及周邊的農村,了解工人的生活狀況、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黨員,籌建地方黨的組織。據趙豫章回憶:鄧恩銘在淄川沒有職業,但是積極做黨的工作,宣傳革命道理。當時我在淄川當小學教員(1923年2月到淄川縣立小學當教員的)。小學與縣政府相隔不遠,鄧恩銘經常到學校串門,談論政治影響我。他覺得我忠實可靠,要求進步,并了解到我曾參加過五四運動,革命性強,就向我宣傳革命道理,并且征求我“愿不愿參加共產黨”,我表示愿意參加。就這樣,通過鄧恩銘介紹。1924年3月,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同年5月,在從淄川回青島途中,他給父親寫下了這封家書,坦陳自己本應回荔波看望雙親,但必須以黨的工作為重。信中,他訴說了對親人的惦念,道出了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執著信念,以及對封建包辦婚姻的反叛。
02原文
父親大人:
不寫信又三個月了,知雙親一定掛念,但兒又何嘗不惦念雙親呢。兒一向很好,想雙親及祖母……均安康如常?
兒生性與人不同,最憎惡的是名與利,故有負雙親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無可如何。再婚姻事已早將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達王家,兒主張既定,決不更改,故同意與否,兒概不問,各行其是可也。三爺與印壽回南,兒本當同行,奈職務纏身,無法擺脫,故只好硬著心腸不回去。印壽如到荔,問他就知道兒一切情形了。兒明天回青島,仍就原事。余后續稟,肅此敬請
福安并叩
祖母萬福順祝
闔家清吉
男恩明謹稟
五月八日
回家事雖沒定,但亦不可告人。
鄧恩銘投身革命活動,是違背家人意愿的。他的叔父發現他參加革命活動,既驚又怕,極力勸阻。他的父母期望他讀書做官,光宗耀祖,便在家鄉給他定了親,來信催逼他回家結婚,想以此來拖住他。但是家人的反對沒能動搖他堅定的革命決心。他在信中寫道“不寫信又三個月了,知雙親一定掛念,但兒又何嘗不惦念雙親呢。兒一向很好,想雙親及祖母……均安康如常?”,遠在外地的游子思念親人之情,躍然紙上;在信中說自己因黨的“職務纏身”不能回家完婚,明確表示“兒主張既定,決不更改。”更道出了他對黨的事業的執著信念。鄧恩銘在信中希望父親不要以常人的期望要求自己,能支持自己選擇的革命道路。
03犧牲
鄧恩銘一生先后三次遭敵人逮捕,第一次被捕的時間是1925年5月4日,迫于工人階級的力量,同年5月11日被釋放,并遭敵人驅逐。第二次被捕的時間是1925年11月7日清晨,當時鄧恩銘正在主持召開一個會議,突然數名警察闖了進來,此時的鄧恩銘已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病。在獄中,由于多次遭敵人酷刑,鄧恩銘氣息奄奄,當時敵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只知道他叫黃伯云。后在黨組織的積極營救下,由兩名貴州同鄉作保,得以“保外就醫”釋放。
第三次被捕的時間是1929年1月9日,由于叛徒王復元、王用章兄弟的出賣,鄧恩銘被捕。當時濟南被日本人占領,偽警察廳對共產黨人的審訊也十分簡單,鄧恩銘以“黃伯云”的化名騙過了敵人,他真實的身份并沒有暴露。1929年4月8日,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中接管了濟南。在監獄中,鄧恩銘經歷了許多次審訊。但國民黨獄方只知道他叫“黃伯云”,并不知道他就是鄧恩銘,就是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1929年10月,韓復榘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不久韓復榘便任命張葦村為審判長,審訊共產黨人。張葦村是山東國民黨元老之一,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他同鄧恩銘十分熟悉。當張葦村知道獄中有一個叫“黃伯云”的人時,立刻就意識到,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鄧恩銘,于是就命令提審黃伯云,在審訊室里,張葦村直呼“鄧恩銘”,這樣鄧恩銘的直實身份暴露。
1931年4月5日清晨6時,這一天正好是清明節,鄧恩銘等22名共產黨員被敵人押赴濟南緯八路刑場執行槍決,年僅30歲的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壯烈犧牲。
第2篇: 紅色家書原文
樟、榕二兄:
弟自事變后,毅然走出饑寒的家庭,參加了人民的子弟兵——八路軍,將近九年光景,因不了解咱鄉的社會情況,未敢冒然寫信,恐信到家后引起不幸之事件(過去曾以做生意為名與家寄信兩封,均未見回音)。
咱家的情景,我是想象到的,尤其想到在貧苦的日子里熬煎著的苦命的雙親,及年邁的祖母,他們也許……我不敢往下想。哥哥,你們會意味到我沒有直接給二老寫信的意思吧。
由于舊社會制度的黑暗,而造成我們連年不能翻身的貧困。我們應認識,這并不怪我們的命運不好,也并不是上帝的安派〔排〕,這只不過是自己騙自己,自己安慰自己的說法。我不相信我們生來就是要受苦的。難道我們就不會享福嗎?!我們如果還一味的謎〔迷〕信、糊涂,還在祈禱、依賴上帝,埋怨命運,那就成了笑話了。我們還是要自己跌倒自己爬,要聽民主政府的話,始終跟著人民的救星—毛主席走。
災難深重的中國少衣無食者,不僅咱一家,弟這幾年來正是為了自己,為了這饑寒的一群,奔波奮斗。而當這和平建設時期,弟將更努力,為群眾服務,為新社會服務,一待更進一步、更徹底的完成民主和平改革的大業,而能得到鞏固,那是我的光榮,是父母的光榮,是群眾的光榮,是新社會的光榮。
回想當初,從家門走出,在途中獨行的我,心中是怎么興奮,但又是如何悲傷啊!爹娘呀,你這剛能扎翅遠飛幼稚的孩兒,從此就不能顧念到你們了。哥哥呀,我對爹娘應敬的一切,也完全交付你們了。入伍初期,思家心尤切。一天正在念著父親這幾年來體衰面瘦,顯然是由于長期負著咱一家生死重擔,常受饑寒威脅而苦愁所致。正在沉默思念,適逢父親從遙遠的家鄉,在兵馬荒亂中冒著一路艱險,在昔陽之皋落鎮與我見面了。
父親深鎖著愁眉,睜著一對深深的大眼,看著我,但又說不出什么來。我突然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傷慘。但是父親內心的悲哀又是怎么樣呢?
第三天,我送父親出了村口,一陣陣的悲酸直涌上心頭來,但在父親面前強為歡欣,表露著愉快的情緒,硬著心腸說幾句安慰父親的話。我望著父親的背影直到看不見時,方才回轉身來。在父親面前不忍流下的淚珠才一連串的淌了下來。我簡直想放聲大哭,啊!這也許是最后一次見面吧……一連好幾天,總在擔心著這一段遙遠艱險的路程上年老身孤的爸爸。
中國人民的災難,和我們一生所以得到這樣的遭遇,只得憎恨日本法西斯的兇惡殘暴,也不得不埋怨我國當權者的腐敗無能。
提起來話兒長,記得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偶遇一熟人告我說,你走后不久,即有壞分子惡意造謠云:皇軍討伐大捷,八路大部潰散,馮家兒子已斃命疆場……故家人日夜痛哭不止(特別是母親)。我聽了,突然心頭狂跳,對惡意造謠者恨之入骨。然憤恨之余,又不覺凄然淚下。媽媽,我們應擦干自己的眼淚。我萬一不幸為人民戰死,那也無須乎〔呼〕哭。你看,疆場上躺著的那些死尸,那〔哪〕一個不是他媽媽的愛兒?
離別之情,一言難盡。我每次提起筆來,即想到我輩一生之患難遭遇,使我心緒撩〔繚〕亂,手指顫抖,簡直寫不出什么來,只好擱筆而去。哥哥,這封信,我鼓了很大的勇氣和決心才寫出來呢。我現在很健壯,一切均不感困難。想咱一家最幸福、最愉快的就數我自己了,請不必顧念。我在晉冀魯豫軍區第三縱隊步兵第九旅第廿六團任作戰參謀,現駐在安(陽)西曲溝集。來信可交河南安陽交通總局轉九旅第廿六團交我即可。
我在情況許可時回家一探,希千萬不要來找,因部隊駐防不定,或東或西,恐不易找尋。
請即來信告以祖母、父母、叔伯、嬸母、兄弟姊妹等的詳情。
遙祝
闔家老幼安康!
(來信示知,咱鄉為平東縣或平西縣及第幾區。)
庭楷
四月廿五號
舊歷三月廿三
【背景鏈接】
我的老家是山西省平定縣張莊鎮下馬郡頭村。爺爺馮清泰,抗日戰爭初期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村里最早入黨的黨員之一。到我父親馮庭枋這一輩兄弟四人,父親為長兄,二叔馮庭榕,三叔馮庭楷,四叔馮庭桂。我父親于1938年7月參加八路軍,三叔不知道,以為他還在老家,所以在信的抬頭有我父親的名字。這封彌足珍貴的家書,是家里接到三叔馮庭楷從軍8年后寄來的第一封信(此前,三叔曾寄過兩封信,可惜家里沒有收到)。
三叔雖然只念過高小,但是他用毛筆小楷寫的這封書信,字跡工整,語言真切,字里行間充滿了階級深仇、民族大恨,表達了對黨、對毛主席、對人民的耿耿忠心,洋溢著對骨肉家人的拳拳親情,感人至深,催人淚下。
我為更多地了解三叔的生平事跡,企盼能找到他的照片,為他短暫而光榮的一生梳理線索,搞清脈絡,從1970年起,我開始尋訪他生前的戰友,追尋塵封的記憶。我還買了許多反映戰爭年代我軍革命斗爭歷史的書籍,以求從中踏尋三叔平凡而光輝的軍旅生涯的足跡,發揚革命先烈的光榮傳統,開創新世紀的美好未來。
經過長時間的周折查詢,我基本搞清了三叔的革命足跡。
三叔馮庭楷生于1923年,1938年5月參加八路軍。1939年3月后任八路軍385旅獨立2團政治處宣教干事。1940年6月后任385旅14團司令部測繪員、參謀。1943年3月在太行軍區3分區(即3支隊)司令部作戰股任參謀。1945年10月在晉冀魯豫野戰軍3縱隊9旅司令部作戰股任參謀。1946年1月在晉冀魯豫野戰軍3縱隊9旅26團司令部任作戰參謀(正營職)。同年9月在山東巨野戰役中遭敵機轟炸犧牲。
這封千金難易的家書,被我們精心地珍藏了整整60年。每當我捧讀三叔的遺信,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靜。珍貴的遺書所講的革命道理使我更加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其中所道出的真情讓我愈發熱愛百姓大眾、敬重父老鄉親,這對我走好人生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增添了無窮的力量。我敬仰三叔,他的崇高精神和高貴品質,流芳千古,光彩照人。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我和我的親友尚未找到三叔的照片,對他生平事跡的了解也極為有限。
在三叔壯烈犧牲50周年之際,我曾帶著花束和祭品,來到他為革命撒盡最后一滴鮮血的齊魯大地,在無名烈士墓群前祭奠,向他表達所有家人無盡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
第3篇: 紅色家書原文
近日,在省委書記劉奇的號召下,全省上下掀起了誦讀紅色家書的浪潮。我也在此浪潮之中,仔細研讀了《紅色家書》。家書是古往今來人們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一封家書的背后承載著寫信人的真情實感,而紅色家書因其時代背景的特殊性,所折射出的更是一個時代的情感和文化。杜甫的一句“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更是道出了那個紅色戰火蔓延的年代家書的珍貴。誦讀紅色家書,我們能讀到“忠孝兩難全”的反哺義、能讀到“鐵漢亦有柔情時”的雎鳩緣、能讀到骨肉情深的手足親、更能讀到“可憐天下父母心”的舐犢情。從一封封的紅色家書中,我讀到了一種清醒,一種智慧,一種成熟,一種力量。
誦讀《紅色家書》,我們讀的是革命先輩“拋頭顱灑熱血”的豪氣。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絕筆詩》中豪情萬丈的寫道:“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壯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軀為群裂。”如周文雍這般的豪情壯志,在紅色家書中比比皆是。那一封封的家書背后,何嘗不是一個個感人至深的故事,每一個故事當中,藏著的都是一個個為共產主義事業不畏犧牲的革命英雄,飽含的都是一個個執著奉獻的共產主義精神。烈士裘古懷曾不幸被捕,在敵人的種種威逼利誘之下,始終不為所動,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依舊夜以繼日的為黨為人民工作,如此抗戰長達一年零七個月之久,直到生命的結束。這份對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執著,觸達內心,直擊靈魂。毛主席曾說“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泰山”,這些革命烈士的身雖死,但精神卻會如泰山般長存人間。
誦讀《紅色家書》,我們讀的是革命先輩“舍小家為大家”的奉獻。讀多了英雄故事,革命先輩們在我們心中中的形象就是鐵骨錚錚、百折不撓的戰士,為了信仰,甘愿拋頭顱灑熱血,為了人民,不怕刀槍,不怕子彈!可是他們終究是血肉之軀,親情、友情、愛情,戰火中心心念念的故鄉,深夜里冷暖交織的夢。面對敵人的槍林彈雨,說著“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慨然赴死的夏明翰,在生命終止前,卻也仍是懷著柔情寫下了對家人的深情,對敬愛的母親,他有著“兒女不見媽媽兩鬢白”的自責;對親愛的大姐,他有著“大姐為我坐監牢,外甥為我受株連”的愧疚;對深愛的妻子,他又有著“紅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的眷念。母親、大姐、妻子,這些人都是他的牽掛、都是夏明翰的羈絆,他又何嘗不想長長久久的陪伴在他們身邊,但就如他自己所說“我一生無遺憾,認定了共產主義這個為人類翻身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甘愿拋頭顱,灑熱血。”誦讀《紅色家書》的初衷,應該就是將這些英雄“去神化”,讓他們回歸到最普通的人。從親情的角度去解讀英雄,從人性的角度致敬勇士,才能讓我們以最貼近的心態去理解這些英雄,去感知他們的“舍小家為大家”的信念。
誦讀《紅色家書》,我們讀的是更是革命先輩“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的堅持。堅守理想信念,對黨絕對忠誠是共產黨員鐫刻于心的初心。革命先輩在戰火紛爭的年代,用著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踐行著對革命信念的堅持。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我們黨員干部不能放松對理想信念的追求。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讓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讓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精神激發力量。”讀紅色家書,就是要把紅色基因內化于心,就是把對黨絕對忠誠內化于心,就是要把“四個意識”根植于心,把“四個自信”“四個服從”外化于行,始終做到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矢志不渝的堅持理想信念,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領袖的帶領下,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家書雖薄,但情誼綿長。五十余封老一輩革命家寫給親人的書信,紙短情長,力透紙背。汲取紅色家書的營養,感受紅色家書的精神力量,以更嚴的要求傳承紅色基因,我們要進一步堅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作為黨員領導干部,我們必須做到信念過硬、政治過硬、責任過硬、能力過硬、作風過硬,深入調查研究,狠抓工作落實,牢牢把握各項工作的主動權,為建設和諧秀美幸福的新萬安而奉獻自己的力量。
第4篇: 紅色家書原文
“我是一個斷梗的浮萍,隨著那風波兒上下飄零。”
赴法勤工儉學,赴蘇檢查學習,異國他鄉的日日夜夜,他牽掛的一直是祖國的革命事業。
“造一個光明燦爛的新世界,作一個幸福無比的新國民。”
領導工人運動,支持革命事業,新中國的建設道路上,他的身影也不曾缺席。
他是李立三,我國工人運動的杰出領導者,黨史上有名的老一輩革命家。在不見天日的戰爭歲月里,他一次次地用慷慨激昂的演講激起人們心中的堅定與不屈,用揮舞的手臂傳遞著民主與自由的力量。
在昏暗悶熱的礦井里,在人頭攢動的馬路上,李立三被工人環繞時大聲講述的,是共產黨人奮起抗爭的故事。
李立三故居“芋園”。丹鳳攝
在湖南省醴陵市城郊,立著一座“芋園”,白墻黑瓦映著參天的綠色古樹,靜靜還原著李立三曾經的生活。
雖出身舊式書香門第,李立三卻是早早地接觸了新式思想,家鄉如火如荼的革命與身邊潛伏著的民主人士,讓他從小便樹立起愛國理想。上中學后,所見所聞使他更堅定了救國的決心。他以“憂國子”為筆名,在學校外墻上張貼控訴反動勢力的文章,傳播民主進步思想,甚至組織反對守舊的校長。
他救國救民的滿腔熱情得到了釋放,“護法運動”開始后,他加入了程潛的護國軍。
領導工人運動,街頭演說。資料圖
1919年,新思想的春風悄然在中國大地吹起,進步青年學子紛紛前往世界各地學習革命思想。當時的李立三已經離開護國軍,他在海上漂泊數月,帶著心中無比堅定的信仰,終于來到了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發源地,巴黎。
抵達法國后,李立三立刻修書一封給千里之外的父母,信中他難掩激動,“唱那自由之歌,撞那自由之鐘”,決意“喚醒可憐的同胞”。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原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原主席尉健行同志在紀念李立三一百周年誕辰座談會上說:“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同中國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在法國的學習使李立三迅速成長為共產主義者,他成立了“勤工儉學學會”,帶頭深入工人群體,切身體會法國高漲的工人運動風潮,并在其中深刻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
“爭回里昂中法大學”事件后,李立三和蔡和森等人被一并遣送回國。
李立三與俄籍夫人李莎。資料圖
此時回到祖國大地的李立三已和曾經不同,不再是“斷梗的浮萍”,他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用堅韌的根抓住了土壤,誓要改變當時中國的苦難現狀,以工人運動、無產階級思想拯救國家。
1921年底,李立三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壯志凌云,以職業革命家的身份回到湖南,開始了自己光輝的革命道路。
從組織罷工到領導起義,李立三的足跡遍布工人受盡壓迫之地,自偏遠的安源到彌漫著白色恐怖的上海,他都堅定地完成著黨組織交予的每一個任務。
李立三指揮民眾抗英,收回租界。資料圖
他與工人打成一片,關切工人的切實利益,同感工人的顧慮,開闊工人的眼界,喚醒同胞的自由意識。他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工人運動,創辦工人補習學校,和同伴們一起竭盡心力地為創建理想的中國而努力。
1927年,中國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引起帝國主義極大恐慌。帝國主義列強為維護殖民權益,千方百計干涉中國革命。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推進,中國工人運動也以前所未有的聲勢蓬勃開展起來。
李立三等人抓住時機,在武漢組織了震驚中外的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斗爭。工人、農民、學生以及漢口各界人士群情激憤,參加示威游行,振臂高呼著“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沖進租界,占領高樓。
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外交斗爭史上的一次重大勝利,使中國人民深受鼓舞。武漢的工人運動匯聚起一股鼓舞人心的反帝斗爭洪流,推向全國。工人們推翻機器,農民們拿起鐮刀,革命斗爭一觸即發。
終于,1927年8月的第一天,激烈的槍響從南昌傳來,從午夜一直持續到拂曉。當戰火硝煙被清晨的風吹散之時,金黃色的陽光照在山嶺之上。
李立三代表全總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資料圖
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帶有全局意義的一次武裝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創造了革命軍隊和領導革命戰爭的開始,也是創建人民軍隊的開始。這一抹陽光,也照在了李立三的心頭,“浮萍”不再“隨著風波上下飄零”,他在共產主義的斗爭洪流中找到了自己的前進方向,并為之奮斗一生。
年輕人總在徘徊著找不到前進的方向,總是憂心自己是否又隨著風波飄零。但懷抱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年輕人,不會迷失方向,他們將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為了創造光明幸福的新世界用盡全力。等待他們的,是陽光,是明朗的天空。
相信黨、相信共產主義,堅定跋涉即是勝利。
第5篇: 紅色家書原文
有一種力量讓人心潮澎湃
■張磊峰
“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這是抗日烈士趙一曼就義前一刻留給兒子的家書。
“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人終有死,我死您也不必過傷悲,因還有兒女得您照應。”這是共產黨員、抗日名將吉鴻昌在走上刑場前,寫給其妻胡紅霞的遺書。
穿越歷史硝煙,經歷戰火洗禮,在波瀾壯闊的抗戰畫卷中,一封封家書,就這樣讓我們窺見那個永不磨滅的時代,靠近那些至情至性的抗戰英靈。歲月可以抹去各色記憶,卻永遠抹不去情感上的共鳴。雖然時間流逝70多年,今天細細品讀這些英烈的家書,依然能感受到流淌其間熾熱的溫度,赤誠的情懷。
一封封抗戰家書,既是抗日英雄舍家救國的正氣書,亦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的警世洪鐘。“我們要中國打勝仗,必須全中國四萬萬同胞都團結起來,同心合力去打鬼子,才能把鬼子趕出中國。”新四軍烈士胡孟晉的辭別書道出了當時國人的心聲。
一封封抗戰家書,既是堅定信念牢記使命的教科書,亦是面向未來振興中華的強軍戰歌。“兒這次為了民族,為了階級,為了可愛的家鄉,為了骨肉相連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程雄向雙親袒露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你應該立即奔上抗日的戰場,在戰斗的環境中創造你的人生,開辟你的前途!”面對殘暴的敵人,共產黨員王孝慈為國捐軀、效命疆場之志滌蕩人心。
透過抗戰家書,看到一種滾燙的愛國情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透過抗戰家書,升騰一種激越豪邁的民族氣節:視死如歸、寧死不屈。透過抗戰家書,感受一種久違的英雄氣概:不畏強暴、血戰到底。透過抗戰家書,感到一股力透紙背的必勝信念:百折不撓、堅忍不拔。會有一種情懷令人淚流滿面,會有一種力量讓人心潮澎湃。重溫抗戰家書,我們捧讀壯懷激烈的絕筆,聆聽殷殷期盼的囑托,銘記拳拳相報的誓言……在那些樸實的文字、純真的情感、高尚的理想中,體會革命志士博大胸襟、浩然正氣。
重溫抗戰家書,我們穿越時空的隧道,接受一次深入骨髓、直抵靈魂的心靈凈化與洗禮,深情緬懷那些為祖國、為民族、為人民奉獻的寶貴生命,緬懷那些為我們創造今天一切的革命先烈。
重溫抗戰家書,我們以史為鑒,補足精神之鈣、補齊能力短板、清除作風之弊,成長為擔當強軍重任的“四有”新一代革命軍人。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我們共產黨人的根本,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對黨和人民的忠誠。我們剛剛隆重紀念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那些在抗戰中英勇犧牲的革命先烈敢于拋頭顱、灑熱血,就是因為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重溫在烽火硝煙中寫就的抗戰家書,就是要堅定這份信仰、堅定這份信念、堅定這份忠誠。
“你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在時間深處重溫泛黃的抗戰家書,我們收獲更加清醒的使命意識與責任擔當。讓我們萬眾一心傳承生命鑄就的抗戰精神,凝聚起捍衛和平的無盡力量。
英烈長眠,浩氣永存,精神不朽!
第6篇: 紅色家書原文
或許你從電影里,書里,已經認識一位叫做趙一曼的抗聯女英雄。她曾以纖纖弱質率眾抗擊入侵東北的日本侵略者,被捕后又頑強不屈,直至英勇就義。但你可能并不知道,她是一位普通的母親。在生命的最后,她給兒子留下了一封家書。而這封家書,整整遲到了21年。
寧兒:
母親對于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沒有再見的機會了……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母親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親繼續斗爭,自己壯大成長,來安慰九泉之下的母親!
你的母親趙一曼于車中
1936年8月2日
這是1936年8月2日,時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二團政委的趙一曼,在犧牲前一刻留下的話。那一天,趙一曼被押上開往刑場的火車,她雖感到死亡迫近,卻絲毫沒有表現出驚慌的神態。在生命最后時刻,她最為牽掛的是唯一的兒子。她向敵人要來紙和筆,寫下了這封遺書。之后凜然就義,年僅31歲。這份記錄在日軍審訊檔案里的家書,時隔21年后,才傳到趙一曼的兒子——寧兒那里,而趙一曼的真實身份也在1957年被解開。
趙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在四川宜賓一個富裕家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21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進入黃埔軍校學習,成為該校唯一一屆女學員中的一員。1932年春,兒子寧兒未滿三歲,李坤泰就接到黨中央派遣,從此音訊杳無,留給寧兒的,只有一張合影。不久后,在東北的抗日戰場上,一位名叫趙一曼的女英雄,成為傳奇般的人物。她帶領群眾罷工,建立游擊隊,多次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以“紅槍白馬女政委”聲名遠揚。趙一曼的孫女陳紅介紹說,父親只知道他的媽媽是地下黨,干革命去了,當時誰都不知道趙一曼是誰,因為她到東北去了以后,就跟家里人沒有一點書信往來。
1935年冬天,趙一曼為掩護戰友、不幸被俘。為獲得東北抗日聯軍的情報,日軍對她施以了長達9個月非人的折磨。
據趙一曼紀念館講解員介紹說,趙一曼被捕以后,敵人對她進行各種嚴刑拷打,比如吊烤、竹尖刺指甲、坐“老虎凳”、把燒紅的烙鐵刺進她腿部的傷口…但是趙一曼的革命意志力非常非常堅定,她什么都沒有說,由于她始終不說,日本人就起了殺害她的心。
犧牲的時候,趙一曼只有31歲。在唯一能留下的遺囑中,趙一曼也沒有泄露自己的真實姓名。而這份存在日軍的審訊檔案中的遺囑,直到1957年才被發現。
新中國成立后,電影故事片《趙一曼》在全國熱映,女英雄的名字家喻戶曉,觀眾中也有寧兒。1957年,當原東北抗聯組織部的工作人員到趙一曼的家鄉四川宜賓進行烈士身份核實時,寧兒才第一次知道了母親的身份。
陳紅說,父親抄完后用鋼筆在自己手上刺了趙一曼三個字,直到父親去世,那三個字都仍留在他手上。
如今,寧兒也已去世。這封寫自1957年的手抄家書,傳到了趙一曼孫女陳紅的手上。
陳紅說,自己后來也做了母親,對這封家書的感慨就越來越多,不管奶奶的革命意志多么強,最后她還是回歸到一個母親的身份,她最后希望父親不要忘記她是為國犧牲的,說明她是為了更多孩子而舍去了自己的孩子。
誓志為人不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兒豈是全都好,女子緣何分外差。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白山黑水除敵寇,笑看旌旗紅似花。——趙一曼《濱江述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