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衛生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公共衛生有關。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從疫情防控看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歷程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從疫情防控看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歷程篇1
2020年,由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引發了一場抗擊疫情的人民戰爭。
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中指出,既要立足當前,科學精準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更需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疫情的發生與防控,折射出的不僅僅是公共衛生應急管理能力,更是民眾的公共衛生意識。疫情防控阻擊戰的勝利,不僅需要政府部門與醫療行業的努力,更需要大眾從行為到觀念全方位的通力配合。
比起具象的行為,觀念是一個更為抽象的概念。對于公共衛生而言,觀念的樹立與普及往往能更好地引導行為從個體到群體的蔓延,進而形成疫情防控的合力。縱觀古今一系列重大疫情的防控過程,不僅能看到醫療水平的不斷提升、管理制度的不斷完善,更能感受到人們公共衛生觀念的變化。
“衛生”這個詞出自《莊子·庚桑楚》。千百年來,這個詞在典籍的注解流傳中,一直保留著“保衛生命,維護身體健康”之意。不過,在古代,人們并沒有把衛生與疾病乃至疫病的防控聯系在一起。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疫病都只被統稱為“傷寒”。
由于科學知識與技術手段的匱乏,古代的人們對疫病的認識也是模糊的,甚至還認為疫病的發生是由于瘟神作怪或陰陽失序,這也導致古代的疫病防控普遍存在重治療輕防范的現象。例如,學術界普遍認為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兩次疫情之一的東漢末期的瘟疫,傳染性強,發病迅猛,致死率高,肆虐50余年,導致人口銳減近六成,建安學派代表人物建安七子中,徐干、陳琳、應玚、劉楨四人都死于這場瘟疫。動亂之中,無論是政府軍閥,還是黎民百姓,都不具備防控疫病的意識,也沒有采取相應的行動,只有醫者靠著不斷摸索與研究,尋找治療瘟疫的方法。這些醫者中,最知名的當屬“醫圣”張仲景,他整理完成的《傷寒雜病論》不僅集秦漢以來醫藥理論之大成,還廣泛應用于醫療實踐,流傳至今,成為我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古典醫著之一,也是第一部臨床治療學方面的巨著。
后來,朝廷逐漸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公共衛生建設方面的探索,人們也開始嘗試在治療的同時,以管理的手段進行疫情防控。例如,唐代長安的城市衛生設施已經很先進,有排除生活污水和雨水的地下水道;唐宋均有清潔水源、消毒井水的具體記載。據《南朝齊會要·民政》記載,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曾設立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唐代則是由僧人開設乞丐養病坊,以隔離收治病患者;而從宋代開始,出現了大量官辦養病機構。不過,由于種種原因,宋代出現的以政府主導的現代公共衛生萌芽,像宋代商業革命后出現的原始資本主義萌芽一樣曇花一現,而控制疫病的隔離手段也是以事后防護為主,且大多局限在小范圍內,沒有得到國家制度及行政上的維護與確立,更沒有在全國范圍內普及。
直到19世紀末,“衛生”一詞連同現代意義上的衛生觀念,以全新的形態舶來中國。先是日本人將中文語境中的“衛生”借用過去;隨后,西方科學觀念為“衛生”賦予了新的內涵——它不再局限于防治疾病及維護健康,而更多的代表一種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呈現出國家面貌、科學進步、身體清潔以及種族健康等更多復雜內涵。
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在華設立很多租界,并在租界內設立了衛生處管理租界內的公共衛生事務。1905年,清政府施行新政,也在巡警部內設立了衛生科。到辛亥革命以后,地方政府開始了公共衛生事業的創建。1912年廣東省衛生處成立,李樹芬被任命為處長。除廣東之外,福建、杭州、上海等省市也采取了防止傳染病傳播、加強公共衛生的措施。公共衛生事業連同“公共衛生”的觀念,在中國悄然興起。
這一系列事件中,普遍認為標志中國當代公共衛生事業出現和發展的,當屬1910年伍連德控制并預防東北的鼠疫。這場疫情阻擊戰的勝利也是中國首次全面應用現代公共衛生的理論和方法解決公共衛生問題,更是中國政府首次領導由中國人主導的國際防控鼠疫行動。
1910年,東北爆發鼠疫疫情,在疫情持續的6個月內,造成6萬余人死亡。讓疫情形勢更為嚴峻的是,未知的病因與衛生防疫手段的缺失加劇了民眾的畏懼與恐慌,給疫情的控制帶來更大的難度。
危急之下,伍連德博士臨危受命,深入疫區。他根據對當地流行病學資料的分析、病人的臨床癥狀和從病人身上分離出的鼠疫桿菌,推斷出東北鼠疫由旱獺傳人到人傳人的過程。
當時,醫學界認為鼠疫都是老鼠經跳蚤叮咬傳給人的,認為控制重點應該是滅鼠。而伍連德則認為,在東北爆發的新型鼠疫是通過呼吸傳染的,防疫重點應該是阻斷人與人之間的傳播,隔離和保護是主要措施。在法國鼠疫專家邁斯尼沿用過往鼠疫防治方法進行工作卻不幸感染,以身殉職之后,東北三省采信了伍連德的意見,建立了各級防疫組織,并任命伍連德為東三省防疫總指揮。伍連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醫護人員和民眾戴上他設計的伍氏口罩,隨后采取了全面隔離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逐門逐戶搜尋病人和疑似病人、設立隔離站、嚴格消毒等防控措施,還指揮建立了疫情報告制度和查驗隔離制度。與此同時,清政府也在這場浩劫中,頒行了中國第一部全國性衛生防疫法規——《民政部擬定防疫章程》,以及相配套的《火車防疫章程》《國際海港的檢疫辦法》等專門性行業規章和《檢疫規則》《檢疫章程》等綜合性防疫法規。
最終,這場鼠疫阻擊戰的勝利也向各地政府證明了公共衛生防疫體系的重要性,更深入人心地向民眾普及了公共衛生的觀念。
中國現代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的另一大里程碑,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以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的確立。
新中國成立伊始,剛經歷戰亂、百廢待興的中國大地上,蔓延著血吸蟲病、天花、麻風病、瘧疾等各類傳染性疫情。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央和地方都在努力應對不同類型、不同破壞力的疫情,組織領導小組,召集醫學專家,研究病根,對癥下藥——不僅僅是治療病癥,更要找到病癥的源頭,一舉消滅。
例如,針對瘧疾,采取“發現一個,控制一個”的策略,在搶救病人的同時,對病人及其周圍地區進行防蚊滅蚊行動,并在一定范圍內進行全民預防服藥。對病人家屬及附近的人群進行血檢,發現帶蟲者,及時予以治療。
針對血吸蟲病,在治療的同時,采取“滅螺行動”,將積極防治的措施和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相結合,抽干螺溝渠,疏通河道,清理糞便,擴大耕地。一時間,全民血防運動熱火朝天。江蘇省江都縣結合滅螺工作積肥造肥可供5萬余畝地施肥之用,同時擴大耕地面積238畝,疏通河道和灌溉溝渠10萬公尺;上海市參加滅螺工作的軍民4萬多人,連日來在零度以下的氣溫中用100多部抽水機晝夜不停地工作。到1958年底,全國已治療血吸蟲病患者430余萬人,許多地區已經杜絕了血吸蟲病的危害。
此外,中央還成立了各級衛生防疫機構、專業疾病防治機構、衛生檢疫機構、衛生防疫科研教育機構、生物制品研究生產機構、藥品研究生產機構,以及城鄉各級醫療機構中的預防保健科室等,逐步形成從治療向防疫、檢疫、預防不斷完善的公共衛生事業體系。
除了政府的政策部署,民眾公共衛生觀念的加強也是中國現代公共衛生事業迅速發展的重要助推。
1952年,為了粉碎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爭期間的細菌戰陰謀,新中國全面開展以消滅病媒蟲害為主的愛國衛生運動。從城市到農村,從工礦企業到部隊學校,全民皆兵,舉國動員。愛國衛生運動中,全國捕鼠1.2億只,滅蠅1300多億只,清理糞便1.6億噸。霍亂、鼠疫等烈性傳染病的傳染源,在這場運動中被基本阻隔。
這場全民參與的愛國衛生運動將衛生知識普及給了普羅大眾,促使人們改變了許多不衛生的習慣,進一步提升了各級政府部門對衛生工作的認識,從內在觀念和外部環境兩個角度改善了中國的衛生條件。
多措并舉之下,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國基本控制了鼠疫、霍亂、性病、絲蟲病、麻風病、黑熱病、血吸蟲病、瘧疾和結核病等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傳染病和地方病,顯著降低了新生兒破傷風和產褥熱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公共衛生事業體系完成了從夯實基礎到基本建立健全的飛躍,人們的公共衛生觀念也在不斷進步。
在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的同時,我國的醫療科研水平也在不斷提升。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殫精竭慮,潛心鉆研,以身試藥,用血肉之軀筑起了一道防疫長城。為了根治脊髓灰質炎,顧方舟博士喝下了中國第一瓶脊灰減活疫苗;為了根除瘧疾,青蒿素的發現者屠呦呦將第一例人體實驗用在了自己身上……2000年,顧方舟代表中國在WHO簽字,宣告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2019年3月19日,國家衛健委評估組正式宣布江蘇省達到了國家消除瘧疾標準要求……從救治到預防到消除,中國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成績。
不過,21世紀兩場突然爆發的疫情——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簡稱非典,英文縮寫SARS)疫情及當下正在肆虐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又將全國人民對于公共衛生的認識引向了一個全新的角度。
與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取得勝利的抗疫戰不同的是,非典與新冠肺炎不僅爆發更為突然,傳播速度更快,對人民生活帶來的沖擊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恐慌,進而引發市場上與疫情防治關聯商品的流通秩序紊亂,極大地影響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秩序與社會秩序,更對國民經濟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也讓人們意識到,這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防治與管理,也是公共衛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公共衛生的概念,也從國家形象與國民健康上升到綜合國力的層面。
這也把公共衛生體系的概念從醫療衛生上升到政府的應急指揮、全社會各行各業的協調聯動以及全體國民萬眾一心通力配合等多方面。從抗疫時期的應急指揮統籌管理、醫療救治與研發、感染人員的隔離與防護、物資供應及后勤保障、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保障等各個方面的戰略部署,到事后的物資儲備、設施完善、法律保障、檔案整合、宣傳教育等各個層面,都需要重新審視,高度重視,不斷思考,與時俱進。
2003年,在全國人民齊心協力之下,我們成功阻擊了非典病毒的肆虐,在抗擊非典的戰役中,我們見證了許多中國奇跡,留下了許多感人記憶,也看到了團結一心、共克時艱的民族精神。
當下,面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考驗,我們看到了負重前行的逆行者,看到了管理有序的社區與城市,見證了全國人大表決通過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與此同時,也看到了我們在城市公共環境治理方面還存在短板死角,有些地方還出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
疫情阻擊戰終將勝利,但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尤其是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同時,公共衛生意識的加強與觀念的進步,也任重而道遠。
這需要政府、社會、團體和民眾的廣泛參與,共同努力。
從疫情防控看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歷程篇2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公共衛生事件。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經過全國上下和廣大人民群眾艱苦卓絕努力并付出犧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
———2020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
一盎司的預防勝過一磅的治療
——本·富蘭克林
預防勝過治療,這是對公共衛生事業最好的注解。
18世紀到19世紀,工業革命如火如荼地行進著,英國人創造了技術和生產力進步的奇跡,建造了超越時代的城市生活圈。
當白金漢宮中的皇室,還享受著當時還是“新奇玩意”的抽水馬桶時,倫敦的大街上早已是污水橫流、病毒肆虐。
工業革命帶來的城市人口激增,使工廠、住宅、野廁共處一地;不健全的地下污水管網,造成排泄物無處可去。街道上的死水坑、成堆的垃圾、公共廁所的缺乏使得城市的空氣中都彌漫著細菌。
水源污染、衛生意識差,使得傳染病的傳播如魚得水,1831年-1854年,英國發生的三次霍亂大流行,其所致的人口死亡幾乎每日都已一個令人“心驚”的速度上漲。
在這種環境下,英國人痛定思痛,嘗試通過立法改變現狀。1848年,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公眾健康法:1848年公眾健康法案(The1848PublicHealthAct),在英國議會通過。
△1848年公眾健康法案來源:parliament.uk
該法案第一次把疾病和惡劣的衛生條件聯系在一起考慮。
這也第一次讓人們認識到疾病防治、居民健康,竟與我們平常勤洗手、修下水道、打疫苗等措施有如此深遠的關聯。
然而,對于什么是公共衛生?中國人顯然更有發言權。
早在工業革命發生2000多年以前,中國秦漢時期的古人就有意識地創造了下水道“都廁”、灑水車等城市公共衛生設施。
△西安西郊西寶疏導路出土秦朝下水道
到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國人已經能從系統性防治的角度,辯證地提出人們應該在疾病爆發前就加強預防,從公共衛生入手防治疫病。
再到我們童年都吃過的糖丸,它的研制者顧方舟老人,將畢生的精力投入到了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疫苗的研制和推廣中,挽救了不計其數的孩子免受病魔的侵害,創下了中國免疫的奇跡。
△糖丸疫苗
在中國,公衛專業的學生,除了學習嚴謹的醫學知識,在疾控知識、社會管理、人文科學領域都要有所涉獵。現代的公衛事業,有相當一部分工作內容都會牽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項綜合性非常強的學科。
公共管理、公共政策、流行病學、人口學、衛生經濟學、衛生事業管理、衛生統計學、衛生政策研究、循證醫學與系統綜述......都是公衛學生的必修課。
公共衛生事業,考驗的不僅是醫療水平,更是考驗社會組織能力。
在新冠疫情之下,中國公共衛生事業更是兼具科技、統籌、動員能力于一體,成為了全球抗疫的新標桿,并與世界人民攜手共克時艱,完美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在5月22日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堅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預防控制體制,完善傳染病直報和預警系統。加大疫苗、藥物和快速檢測技術研發投入,增加防疫救治醫療設施,強化基層衛生防疫。要大幅提升防控能力,堅決防止疫情反彈,堅決守護人民健康。”成為關注焦點。
歷史上中國對疫病的認識和抗擊措施,都展現出中華民族不愧是一個善于斗爭的民族,一個充滿智慧的民族,一個生生不息的民族!
人民的健康,已經成為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
代表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陳靜瑜:#建議將武漢封城日設為國家公共衛生日#
兩會開幕,在突如其來的疫情面前,注重人民健康、完善公共衛生體制機制成為全國兩會的關注焦點。
新中國公共衛生模式
——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國道路”
中國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是什么?要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么衡量強國?晚清的中國GDP占世界的1/3,但人民生活積貧積弱,個體的健康和尊嚴無法被保障,也難以稱之為“強”。
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社會、科技的作為綜合實力指標,最好的體現就是最后是不是造福老百姓。人民健康才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
中國,曾被錯誤地認為是東亞病夫,百年戰亂積貧積弱,什么都沒有,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是35歲。毛主席曾說:“中國那時是一窮二白”,但是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著人民健康。
1950年8月舉行的第一次全國衛生會議上,中國就確立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為新中國公共衛生工作的三大基本方針,把共產黨革命成功的經驗應用到衛生領域,是世界上獨創的衛生制度。
中國預期壽命走勢(與印度、墨西哥比較)數據來源:WDI2008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快速提高,醫療衛生條件顯著改善,社會保障制度更加健全,先進醫療服務體系覆蓋面不斷擴展,1990—2000年這10年間,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從68.55歲延長到71.40歲,增長2.85歲;2018年人均預期壽命更是達到了77歲。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2020年兩會工作報告指出:
“提高基本醫療服務水平,居民醫保人均財政補助標準增加30元,開展門診費用跨省直接結算試點。對受疫情影響的醫療機構給予扶持。促進中醫藥振興發展。嚴格食品藥品監管,確保安全。”都是保障公共衛生的關鍵措施。
中國的文化理念當中,孩子健康成長,老人頤養天年,誰都不能落下,這種文化理念下的新冠疫情防治,誕生了諸如“收治患者不漏一人”、“應收盡收刻不容緩”的中國模式。
這與遵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西方社會有著本質的不同:
在美國,養老院成為“重災區”,在明尼蘇達州和西弗吉尼亞州,養老院中死亡病例占據全州死亡病例竟高達80%。
69歲的得州副州長帕特里克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采訪時竟稱“國家經濟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
4月29日,在美國紐約昆斯區的一家殯儀館,裝有遺體的紙箱擺放在房間里,準備運到外地。
新中國,即使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都能推動健康政策,動員群眾減少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這是我們的優勢。
△我國與世界主要國家人均預期壽命(歲)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2019年數據庫)
同時,在公共衛生防疫的“中國道路”上,你還能看到中醫的身影。
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首場“委員通道”中,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王階指出,在金銀潭醫院南一病區,兩個多月時間里,累計收治158例病人,出院140例,其中中醫辨證純中藥治療出院88例,中西醫結合出院42例,向世人展示了中醫的超凡力量。
除此之外、AI影像診療、大數據檢測病例、智能機器人無接觸送餐等本次疫情涌現出的“黑科技”,不斷提升著我們公共衛生水平的上限。
借助科技,未來中國的公共衛生水平還將邁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只有經過嚴酷的考驗人類才能不斷進步”
「只有經過嚴格的考驗,人類才能持續進步。危險的環境和危機感,才是促使人類不斷進步、不斷征服新事物的根本動力。」
——阿西莫夫《永恒的終結》
作為時常關注人類科技前沿的科幻小說作家,阿西莫夫說的話同樣在印證中國科技在公共衛生領域所作的貢獻。
△阿西莫夫《基地》系列科幻小說插圖
在非典發生初期,我們公共衛生體系沒能及時回應、處理種種傳聞、突發問題,權威信息源出現真空,加劇了恐慌心理的傳播。
但經歷非典初期的迷茫后,我們迅速從打擊中回過神來,立刻組織起強有力的“反攻”。
發熱門診、傳染病醫院、小湯山醫院,一座座硬件設施拔地而起。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一項項政策接連推出,中國迅速占領抗疫“制高點”。
△整修一新的小湯山醫院
而在今年抗擊新冠疫情的決勝時期,信息技術正成為新的抗疫“撒手锏”。
在擁有9萬多名科技從業人員的中關村軟件園,安全復工無疑是園區面臨的一次重大考驗。這座科技園區作為科技應用前沿,同樣在用科技手段,踐行著科學防疫的關鍵策略。
AR眼鏡,1秒識別入園車輛
在軟件園區二期的崗哨,安保人員的“眼鏡”有些特殊。
走近一看,原來這是一副AR(增強現實技術)眼鏡。安保人員需要做的就是盯著汽車看,AR眼鏡便會智能識別、抓取汽車信息,無論白天黑夜,只需1秒就可判斷車輛是否符合防疫要求。
大數據技術,嚴控樓宇出入口。
如何在避免交叉感染的情況下提高入樓效率?
如何實時監測人員健康狀況及企業復工人流,科學統籌防控資源調配?
疫情期間,中關村一項項“云端”高科技防疫措施火線上場,得益于智慧園區建設、大數據平臺全局洞察和精準分析能力應用,所有進入辦公樓宇的員工都需要掃碼進入“疫情防控系統”,如果監測體溫在37.3°以上,系統將自動觸發預警,并通知相關管理人員。
所有掃碼數據即時同步至大數據平臺,入園人數、人流情況、員工健康狀況等一目了然。這背后,是大數據及AI技術的完美結合。
視角拉遠,2012起,我國AI領域投資金額不斷上升,AI醫療公司投融資情況逐步改善。
△數據來源:中國信通院
目前國家大力提倡的,以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為代表的數字化新基建,投資比重連年上漲。
△數據來源:根據各地方政府網站整理
預計2020年,全國僅5G新基建投資就有2467億元,將帶動約4840億元的直接產出,帶動1.2萬億的間接產出。
△數據來源:信通院,中泰證券研究所
5月20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是兩會歷史上首場采用網絡視頻形式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設置在發布臺上的三塊高清LED屏幕,通過5G網絡的技術進行直播連線。
參會記者可與發言人“隔空”問答,保證了社交距離的同時,更是展現了中國科技防疫的面面俱到。
△參會記者可與發言人“隔空”問答
這還只是小試牛刀,在更廣闊的全國防疫“戰場”,以5G、大數據、AI為代表的最新信息技術,正承擔著更關鍵的防疫任務。
委員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佳都科技董事長劉偉:#建議要加快以“城市大腦”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設#
在廣東廣州的市中心有一些城中村社區,歷史悠久、人口密集。有的小區差不多有7萬人,一個網格單元就有2萬人,但是整個小區網格管理員只有7個人,
“在疫情高發期,我們如果用傳統的人工去測溫,手工抄表,或者物理隔離等傳統手段,肯定是不行的。”全國政協委員、佳都科技董事長劉偉這樣強調。
△全國政協委員劉偉
今年2月份疫情高發期,廣州市政府就在社區建立了一個智慧社區防護平臺,用智能無感遠距離測溫和人臉身份識別的技術進行數據采集,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員公共衛生安全風險。
同時,在后臺,通過AI大數據,把整個小區人員進行大數據管理,投入小區管理的人力可以減少一半。
這樣超大型的社區,從疫情發展到現在,沒有一例確診病例。
△廣州城中村正在進行消殺工作
在這場疫情之下,進一步提高公共衛生工作精細化水平,以科技創新為驅動,加強智慧醫療體系建設,以5G遠程醫療為通道,逐步推進發展網絡醫院,最終完成智慧醫療體系的全面建設,始終是我們前進的方向。
一項項生動的事例都說明,在共克時艱的抗疫時期,科技的參與率空前提高,進一步表明了中國科技實力在公共衛生領域的大有所為。
但在防疫科技之外,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也面臨著一些人才方面的問題。
一流人才搞臨床,二流人才干公衛?
“10個研究生,跑了9個。”5月8日,談及公共衛生領域防疫體系建設,省人大代表、瀘州市中醫醫院黨委書記鄭海三出示了一份自己的課題調研報告:由于報酬、職稱晉升等方面落差大,某山區縣疾控中心近4年來,按照特殊人才政策招聘的疾控中心人員,流失嚴重。
在公衛行業,一度有“一流人才搞臨床,二流人才干公衛”的論調出現。人才短缺成為各地公共衛生體系的短板之一。
公衛行業平均薪酬,很多達不到求職者的心理預期。
專業情況來看,國內沒有開設公共衛生專業的高校,從現有中國高校的專業設置情況看,在大學專業各類目錄中,尚沒有列入公共衛生專業。但國內高校開設的預防醫學專業、公共衛生管理專業與公共衛生專業的概念非常接近。
但較低的就業前景,使大批的預防醫學生,并非從事與公共衛生行業。
如何補上“短板”,讓疫情防控更“耳聰目明”?代表委員認為,需要解好人才、科技的應用題。
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首場“委員通道”上,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委員表示:
要進一步加強醫學教育,建立真正吸引優秀人才從醫的機制。重要的是燦爛其職業前景,嚴格其培養過程。
他同時建議,還要構建引領統籌整個國家醫學研究大格局的國家級醫學研究機構。
王辰表示,21世紀作為生命科學和醫學的世紀,在醫學的研究上,我們國家一定要從構建國家醫學科技創新體系上有個更深刻的考慮,而且要有個非常重大的現實行動。應當是構建一個國家級的、能夠引領統籌整個國家醫學研究大格局的國家級醫學研究機構,并設立一個國家級的對醫學、健康、科學基金。
面對疫病,我們祖先沒有被嚇倒,而是眾志成城,樹立必勝的信心,展開了前赴后繼的抗疫救災活動。
當今科技日新月異,只要我們發揮出智慧和潛能,依靠人民,災難面前臨危不懼,弘揚中華民族抗擊疫病中形成的頑強精神,我們一定能戰勝新型冠狀肺炎,我們的民族將生生不息,發展壯大!
從疫情防控看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歷程篇3
2021年3月8日,東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邀請南京市鼓樓區疾控中心副主任楊斌為同學們帶來了“后疫情時代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展望”主題講座。講座主要圍繞個人職業經歷分享、公共衛生事業發展展望、大學生成長成才建議等方面展開。
職業經歷分享
楊斌是我校公共衛生學院預防醫學專業1999級校友、中大醫院全科醫師規范化培訓優秀講師,曾參加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災、2009年的H1N1防控、2018年的H7N9防控等工作。2020年,作為南京衛健委新冠防控專家組成員,他對口支援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開展冬季疫情防控工作,表現出色并榮獲2020年江蘇抗擊新冠疫情先進個人。
公衛事業展望
楊主任分析了后疫情時代,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前景。
首先,疾控中心的功能定位日益明確、穩固。事實上,國家一直在考慮疾控中心的功能定位和未來發展,早在2014年中編辦在本屆中央政府嚴控事業單位編制的背景下,破天荒地印發了各級疾控機構編制指導意見,這是在“非典”之后一直沒有定論的突破,文件中明確了各級疾控中心的七項職責和公益一類事業單位的準確定位。自中國的禽流感防治被世衛組織評價“堪稱典范”后,疾控中心的作用日漸清晰,地位逐漸穩固。
其次,技術骨干等高素質公共衛生人才緊缺。根據《江蘇省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機構編制標準實施意見》文件要求,“區級編制按照轄區常住人口萬分之1.19的比例核定”。以南京市鼓樓區疾控中心為例,現核編54人,遠遠低于標準核定數154人的要求。特別是疫情常態化防控背景下,疾控人才缺口較大,疾控隊伍亟需新鮮血液的補充。
最后,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防控日益受到重視。腫瘤、高血壓、糖尿病等慢病已成為危害我國居民健康的頭號公共衛生問題,近年來慢病防控工作已經引起了各級政府部門的重視,但危險因素的控制遠遠不夠、防控人員隊伍能力不足等問題普遍存在,整體防控工作僅處于起步階段。加強慢病防控刻不容緩,是未來疾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在后疫情時代,公衛人才在慢病防控領域仍大有可為。
楊主任還介紹了疾控中心的主要工作內容和崗位素質要求。疾控機構作為公共衛生服務的主要部門,與群眾的健康聯系日益緊密。基層疾控人員的工作內容,并非只有詢問病人情況、開展流行病學調查、采集樣品、進行檢驗這么簡單,此外還要了解病人的病例信息。因此,大家要加強臨床醫學相關專業知識學習,理論聯系實際,提前做好知識儲備和能力培養,提高個人綜合素質。最后,楊主任勉勵大家“做時間的朋友、明確人生目標、堅韌堅持堅守、樂觀的生活者”,并耐心地給學生們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