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是一個中文單詞，拼音是CÍ保存&AN它意味著關心和同情，善良和善良。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科學與慈善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第一篇: 科學與慈善
12月3日，由中國慈善聯合會與敦和基金會聯合主辦的第四屆中國慈善文化論壇在京舉辦。各環節嘉賓圍繞“科學精神與慈善文化”的論壇主題，展開了一系列精彩論述。
談及科學與慈善在2019年的碰撞，騰訊將“科技向善”作為企業新的愿景和使命，阿里在95公益周提出“科技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公益”……這些現象級的倡導與行動背后，體現了商界、公益慈善領域對科學與慈善關系的思考。
本屆論壇的圓桌對話環節，邀請了學界、騰訊、阿里、阿拉善SEE的重要代表，推進多維度、多視角探討“科學與公益的互動與融合”。
該環節由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金錦萍擔任主持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邱澤奇、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秘書長王瑞合、阿拉善SEE基金會秘書長張立、騰訊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張順平擔任對話嘉賓，并主要圍繞以下議題展開討論：
1. 科學精神是指什么？為何在慈善文化中要提倡科學精神？科技對于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究竟有什么樣的作用？從道德層面看，要實現科技向善而非技術作惡，應該提倡什么樣的倫理價值？
2.現代科技發展突飛猛進，各種高新技術及產業層出不窮，在這樣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是否需要慈善文化的內在精神作支撐和引領？
3.科技手段如何更好地助力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慈善文化的倫理、原則，如何能更有效地助力科技避免和規范一些負面因素？
邱澤奇：“每次科技變革都會重新制造一批弱勢群體，這就是科技本身帶來的負面影響。但解鈴仍須系鈴人……”
金錦萍：在您看來，什么是科學精神？慈善文化中為什么要提倡科學精神？
邱澤奇：在人類的探索中，有三個基本內容：第一是“真”，對自然和人類本質的探討，即“求真”，它強調科學精神。當我們講慈善文化的時候，便涉及第二個內容，“善”。“善”是人類本真中于社會有利的一面，三字經開篇便說“人之初，性本善”，指的就是人性中的積極面向。第三個內容，是“美”，能夠給人帶來感知愉悅的。在這三個內容中，“真”和“善”都能給人帶來愉悅，讓人感受到愉悅，它們是“美”的。
如果要鼓勵人們做善事，讓社會向善，就需要拿出真憑實據，以此告訴大家，沒什么比行善更好的。拿出證據，便是“求真”，讓社會向善，便是“行善”，在這里，“真”與“善”完美地結合到了一起。
慈善中的科學，便催生出三個有意思的內容：
第一、在人類社會推廣和普及理性，讓每個人既對他人有深切的人文關懷，同時又把這種人文關懷建立在科學理論和方法之上，我把它稱之為“善的科學觀念”。在中國近代以來，科學觀念得到了積極推廣，在北京大學有一個由D（民主）和S（科學）組成的雕塑，便是推廣科學觀念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也是科學精神的一部分。
第二、光有科學觀念并不能真正做好慈善事業，還需要有慈善產品。對于慈善產品，過去，我們知道最多的就是錢、貨幣，還有照料、關懷。我在琢磨的是，科學觀念和慈善產品能不能有機地結合起來？譬如，如何在“行善”中發揮科學精神？傳統的慈善產品通常通過組織或市場傳遞給部分需要的對象。問題是，我們并不知道觸達的對象是不是最需要“行善”的對象，也不知道“行善”是不是有效率。要回答這個問題，便需要對“行善”、慈善產品進行科學研究。
不僅如此，科學精神還會讓我們發現，如今，慈善產品已經非常多樣化。施一公指出，在座各位都是西湖大學的捐助者。你們會想，我什么時候捐助過西湖大學呀？其實，他是在告訴大家，哪怕你對西湖大學有一點道義上的支持，你也是在支持西湖大學。這意味著，如今的慈善產品不再只是物質，還包括各類精神產品、文化產品，甚至政策產品。
第三、是行動。我認為行動本身——尤其是依據科學理論和科學科學邏輯的行動，本身就是善的一部分。因此，科學精神跟慈善文化之間，最好的交融是精準地識別需求，精準地提供產品和服務，精準地提供照料，同時精準地讓自己的行動踐行在每一個“善”之中。
金錦萍：我們今天提倡科學精神，是不是意味著要從理念上求真？慈善事業中強調科學精神，究竟有著怎樣的歷史和現實背景？以及我們如何在當下的慈善文化中融入科學精神？
邱澤奇：從西方過來的公益文化，是從傳統宗教文化脫胎過來的。公益的科學精神和傳統的宗教精神有對立的一面，也是社會發展大潮流的映射。科學革命以來，社會從宗教的樊籠中走出，邁向世俗化。如今，做一件善事，我們無需爭論，這善事是宗教的還是科學的，因為它很明確，世俗的。
如果對問題的討論到此為止，我覺得，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尤其農村老百姓會哈哈大笑。因為在他們那里，做善事從來都是世俗的。俗話說，積德行善，“德”是什么？簡單講，是局部范圍內，大家共同認可的“好”行為模式。怎樣才算是“好”？它，其實跟“善”和“美”關聯在一起。之所以把“美”扯進來？是因為在行為評價上，“善”本身就是一種“美”。如此，世俗地講，“行善”便是“積德”，對他人越善，便是對自己越好。是不是世俗？
如此說來，當我們把科學精神和公益文化擱一起的時候，能不能腦洞開大一點？如果說“善”原本就是世俗的，卻把“科學”掛在神壇上，是不是有故弄玄虛之嫌？我的觀點是，不是！從社會學的視角看，一個人的社會行動會對他人產生影響，假定你的行動把大家都帶向一個社會共贏的局面，這就“善”。因此，在中國世俗的慈善文化中，已經蘊含了理性。而強調科學精神，便是把“善”提供給真正需要的對象，回應社會對“善”的需求，讓公益慈善發揮更好的社會影響，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率。
金錦萍：您如何理解科學和技術之間的關系？我們能否從慈善文化中尋找到一些內在的精神作為支撐和引導，從而讓科技真正向善？
邱澤奇：科學和技術是兩回事。科學是理性的，科學知識是暫時真理的一部分。今天在這里討論科學精神，沒有討論科技精神，我覺得是正確的。這告訴我們理性和真理在慈善事業中是重要的，在培育和塑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慈善文化中是重要的。僅有熱血，但是沒有科學精神、沒有科學勇氣，可能做壞事，不一定做好事。
每次科技變革都會重新制造一批窮人，重新制造一批弱勢群體，這是科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解鈴仍須系鈴人，對這些人的救濟、扶持、幫助，還需要使用科學的方法和技術的力量。
當我們有慈悲之心、向善之念，希望自己的行動對社會有利時，需要借助理性，尤其借助科學知識來幫助我們分析問題，尋求社會福利最大的方案；同時，我們也需要借助技術工具的力量，用技術工具提高執行方案的效率，這大概就是在慈善文化中科學與技術的聯系。
由科技制造的社會分化、以及帶來的惡，還需要科技來解決。
第二篇: 科學與慈善
截至2020年1月31日17時，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機關和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共接受用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社會捐贈款物84972.32萬元。其中，接受資金65695.81萬元，物資價值19276.51萬元。
除此之外，據不完全統計，還有200多家企業緊急馳援，捐錢、捐物，已累計捐贈超過50億，捐助過億的企業超過20家。
民間組織也在這次疫情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各大學校友會、海外華人組織、明星個人慈善基金、明星團體等也都獻出了自己的力量。然而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與前線的缺口比起來物資的供應速度似乎總是不夠。
其中引發社會輿論關注最多的就是湖北省紅十字會向仁愛醫院發放1.8萬只N95口罩，而向在一線作戰的協和醫院僅發放了3000只口罩一事。一時間關聯企業捐贈、避稅行為等消息甚囂塵上。
2月1日，湖北省紅十字會發布聲明，表示發給仁愛醫院和武漢科技大學附屬天佑醫院的總計3.6萬只口罩屬于KN95口罩，不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用品清單目錄內。同時說明了發放給協和醫院的3000只口罩為1月26日，一位愛心人士定向捐贈。并表示會嚴查內部管理問題。
仁愛醫院等也相繼接受媒體采訪，介紹了獲贈口罩的去向。不過此事也引發了一個新的社會焦點：科學滿足需求，又合理合規的進行慈善，就那么難嗎？
半個多月前，疫情還未浮出水面，一個叫“吳花燕”的女孩的離世牽動了許多網友的心。在她生命的最后階段，有兩件事異常引起關注，一為9958兒童緊急救助中心為其募集的100多萬元善款僅劃撥了2萬元，二為有人在抖音上為其募集了45萬元捐贈，但她一分都沒有收到。
吳花燕生前曾參加支教
事后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發文表示，9958兒童緊急救助中心在吳花燕救助過程中，存在該項目募捐方案的受益人為0-18歲的困境大病兒童，但吳花燕的年齡超出了救助范圍的問題，違反了中華兒慈會的相關規定。為吳花燕募集的善款1004977. 28元，全部原路退回給捐助人。
而另外45萬元捐款經核實仍在浙江省慈善聯合總會賬上。該機構工作人員表示捐款者將當初捐款的明細提供給浙江省慈善聯合總會后，可以進行退款。如果捐贈者不提出退款這筆捐款仍有結余的話，這筆錢可能會用于吳花燕弟弟治療、吳花燕所在學校其他生病學生治療以及其他同樣患病者進行治療。
這件事可能是每年發生的無數個慈善事件中的冰山一角，但卻暴露出了目前社會中慈善救助項目普遍存在的問題。其一為“慈善機構組織專業性有待加強”，其二為“民間捐贈更傾向于對個別案例、項目進行救助”。
而這兩點問題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資源浪費和資源錯配，也就是俗話說的“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有人認為這無傷大雅，出發點是好的，人們理所當然的只關注自己“看到”的世界。
再來看一個案例。2008年，汶川地震。當年社會各界對汶川地震捐款達到652億，超過了1996年至2007年全國接收的救災捐贈款物的總和，社會各界普遍認為2008年汶川地震使中國慈善整整提高了一個年代。但這其中也不難發現問題。一種情況是民間組織、個人志愿者因缺乏組織和制度化參與渠道而組織性、專業性不強。
有調研數據顯示，在緊急救援階段有大量民間組織涌入災區，并走向了聯合，出現了不少聯合性組織；而在安置階段，民間組織開始大量地撤出，聯合機構也開始解體；到了災后重建階段，剩下的民間組織僅剩不到50家，聯合機構更是大部分解散了。
而在志愿者身上，這樣的現象更為明顯，緊急救災階段，成千上萬志愿者進入災區，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在過渡安置階段，他們跟民間組織一樣大量撤出；到災后重建階段則潮水般退出。部分志愿者甚至因為保障體系跟不上而淪為次生災民。
另一種情況則是紅十字會、慈善會等有組織、有制度化參與渠道的組織機構因為自身能力缺陷或信息披露不足等原因引起了大量公眾質疑。
而這些，都是由于缺乏組織管理的專業度所導致的資源錯配、浪費造成的結果。
如何提升公益、慈善組織的專業度，合理利用資源呢？綜合部分專家觀點，貌貌認為主要需滿足四個要點。
一、專業的管理人才；
二、充分并真實的信息披露制度；
三、有效的社會輿論監督；
四、足夠、可持續的資金來源。
專業的管理人才是公益、慈善機構需要管理費的重要原因之一。換言之，捐100塊錢，有90塊錢用在了公益上，10塊錢用在了讓這90元產生90元價值的人身上。而如果沒有這10塊錢的投入，100元的捐款可能只產生了70元的價值。但所謂的人才值不值得“10元錢”，剩下的90元有沒有發揮應有的價值呢？這就需要前文提到的第二、第三點。
公益慈善組織需主動進行信息的紕漏。同樣是在汶川地震時期，四川省紅十字會常務會長張波就曾表示受不了輿論了，有更多的錢等著他們去使用，“100元的捐款都要求知道去了哪里，可是現在有十幾億，怎么找到那100元的去處呢？”但現實是，捐助者作為慈善組織的利益相關者有了解資金動向的需求，如果慈善組織不主動公布，那就只能被動的應付公眾的質疑。
要充分認識社會輿論監督的重要性和促進慈善組織進步的正面意義，但作為公眾也要明白什么才是合理、有效的社會輿論監督。要明白慈善組織的正常運轉需要一定的費用，也要知曉慈善并非是對個別案例、事件的救助，而應是長期、可持續的項目。
要進行長期、可持續的慈善項目，自然就需要足夠、可持續的資金來源。這即是扎克伯格采用有限責任公司的方式進行慈善的原因、也是慈善組織可以購買理財、將財產委托給受金融監督管理部門監管的機構進行投資的原因。
想要科學滿足需求，又合理合規的慈善從字面上來說，只要做好以上四點就可以實現。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四點又極難達到平衡。當前的現狀下，最容易實現的就是像不少專家倡議的那樣，“計劃的歸計劃，市場的歸市場”，既有紅十字會等專業組織在輿論監督下的統籌調配，又允許民間組織對缺乏資源的機構直接捐贈。
第三篇: 科學與慈善
1長期低的基礎研究投入。
從1995年科學教育興國戰略的提出，經過20多年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其科學研究投入在GDP中的比例逐年增加，2019年達到2.19%[1]，但仍低于美國和日本的比例。135計劃(2015-2020年)在2020年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5%。[2][2]]
更令人擔憂的是，基礎研究僅占總支出的5.6%，遠遠低于美國和日本的10%。[3][3]
對于基礎研究的長期低投入，對國內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制造到中國創新的變化，肯定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2慈善捐款投入基礎研究。
普通人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慈善的聯想，也許只限于科學技術大咖啡們對慈善的捐贈，很少考慮大研究開發是慈善捐贈的參加者。實際上，科技創新的最終價值是提高群眾福利，因此也是公益慈善捐贈的參加者之一。中外許多國家明確規定鼓勵慈善捐贈給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基礎研究的捐贈。[4][4]]
的確，企業重視短期經濟利益，重視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和測試。一般來說，政府偏重基礎研究的支持。基礎研究和相關領域廣泛，一些理念過于先進難以接受，權利者不感興趣等原因，往往得不到應有的支持。這不僅在中國，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前沿科學家也受到譴責。
3慈善捐贈在美國對基礎研究的貢獻。
2016年麻省理工學院通過研究美國科研支出最高的50所院校發現，私人捐贈者提供了這些院校所有科研資金的30%左右。慈善捐贈規模的巨大至關重要，但更重要的特性是適應性強，對風險的容忍度高，有耐心，希望為科學發現所需的基礎設施提供資金，向未經證實的創新者開放。[5][5]
同一份報告還指出，在上個世紀，慈善捐贈為研究青霉素、火箭等不受歡迎的尖端研究提供橄欖枝。到了21世紀，他們支持癌癥、艾滋病、熱帶病、亨廷氏舞蹈病、瘧疾、老年醫學等被忽視的疾病研究領域。這也是科學家推薦科學慈善捐款的原因。
根據科學慈善聯盟的基礎科學個人資助調查，2017年，美國研究機構從基金會、慈善家、公司和慈善機構獲得了23億美元以上的基礎科學研究資金。前十名的大學獲得了其中65%。參加基礎研究捐贈的機構從2015年的25家增加到了46家。其中，最初被調查的25家機構，從2015年到2017年總捐款額增加了40%。[6][6]
相比之下，從2003年到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機構基礎科學研究支出的援助占GDP的比例下降了30%(資料來源: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沒有這些慈善捐款，科學家就不能承擔風險，也不能使研究達到規模。
在某種程度上，基礎研究是高嶺之花般的存在。許多捐贈者是具有某個學科背景或對某個領域有強烈好奇心的社會成功者。許多贊助者及其成員是各領域的科學家和富裕的家庭基金負責人，如洛克菲勒基金、蓋茨基金等。[7][7]
另一方面，一般社會大眾也捐贈了科研發展。舜益在2017年發表了博文《小型個人基金會創造世界醫學突破》，介紹了美國德克薩斯城鎮的警察，為生病的孩子開始了小型公益基金會支持罕見的疾病藥物開發，最終實現了醫學突破的故事。[8][8]][8]
4.國內慈善捐贈對基礎研究的支持仍處于初級階段。
《慈善法》明確指出，促進科學事業發展是慈善的范疇，科學技術創新和公益在國內也是話題，但其重點是科學技術幫助公益，強調科學技術作為公益籌資的新途徑和科學技術在捐贈的全過程中提供更加方便透明的平臺和工具，而不是慈善幫助的基礎研究。
2018年2月，《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指出，慈善捐贈中教育、扶貧發展和醫療健康三部分的比例分別為29%、25%和21%，科學研究和提倡只占1.31%，[9]當然支持基礎研究的比例很少，意見指出這將是下一個發展的重要方向。
不可否認，慈善幫助基礎研究在中國仍處于萌芽狀態。2020年政府發表了加強從0到1的基礎研究工作方案和在新形勢下加強基礎研究的一些重點措施，提出了加強基礎研究的支持力。探索…慈善捐贈等措施…加大基礎研究投入[10]，以及完善支持機制…鼓勵社會資本投入基礎研究，支持社會各界設立基礎研究捐贈基金。[11]
5未來需要突破的障礙。
加強基礎研究是國家前進的基礎，也是提高社會福利的重要保障，以下相關障礙需要突破，為公益慈善打下基礎研究的基礎。
1)提高社會意識，延長公眾對慈善領域的理解。
國內對慈善的看法依然停留在扶貧和急救這一傳統慈善模式中，即使在這次新的冠疫病中，社會關注也多放在購買醫療用具和支持疫區醫院的需要上。慈善幫助科技發展，提高長期社會福利普遍不在人們認為的慈善領域。
另一方面，這可能是長期以來基礎研究的發展被認為是政府的事，另一方面，社會大眾不關注基礎研究是因為科學研究離日常社會生活太遠，合作對象和效用不明確，不能立即取得效果。
為了改變這種現狀，社會需要更多的介紹和推進慈善幫助科學技術發展的概念和實際做法。2018年，舜益在《公益與科技創新》一文中介紹了美國慈善捐贈對基礎研究的支持，與相關金融與慈善公益相結合的一些新發展。例如，專門支持VentureFunds的捐贈者建議基金(Donor的Advised為Fund)等。[12]今年3月，王進在科學網絡《新冠肺炎流行迫使我國公益慈善模式善模式轉型，其中馬云基金會出資1億元支持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其他國家公益慈善捐贈在支持醫學基礎研究的經費中占有重要地位，國內應捐贈[13]我們期待著更多的社會大眾關注并提倡這一趨勢。
2)優化慈善運行機制，鼓勵招聘分離。
在國內，慈善公益機構往往自身募集資金，實際操作慈善服務項目，但基礎研究的專業性顯然不是一般慈善公益機構能操作的。同時，專業基礎研究機構一般也缺乏招募慈善捐款的專業能力。鼓勵招聘分離，區分慈善基金提供者和大量專業公益服務組織的職能，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大化慈善基礎研究是必要的。
這樣，無論是國內的大慈善組織還是小型公益組織，都可以獲得各自的所長，具有公信力的基金吸收資金資源，捐贈服務性的慈善組織和有關機構進行具體的慈善實踐，代替養人工作，提高整體效率。
民政部在2015年發表了指導意見，鼓勵資助型組織和服務型組織分頭運營。[14]但進展不大，徐永光指出國內99%以上的基金是服務型組織，資助型組織數量少，同時需要提高其專業水平(即金錢管理、更高效、更高質量的服務)。[15]這方面的突破是必要的。
3)實行政府捐贈的稅收優惠。
法律明確規定慈善捐贈可以享受減稅的優惠鼓勵，但實踐上仍有很多缺點，導致捐稅優惠對慈善捐贈的實際效果有限，難怪民建湖北省委員會說"；現行納稅制度是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最大'瓶頸'；"；的雙曲馀弦值。[16]
長期譴責的問題是稅務部門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傾向于不濫用，慈善組織的免稅資格難以取得。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資質涉及多個部門，稅收優惠資質難以取得，非貨幣性捐贈稅收優惠制度供給嚴重缺陷等。[17]馬云等人一般認為慈善基金會在國外設立的最大原因是國內慈善捐贈稅收優惠不合理。
最近，民政部發表了《社會團體捐贈稅前扣除資格初審方法》，確實取得了很大進步，但并沒有完全達到慈善公益界。[18]
6我們的期待。
科學技術推動社會發展，已成為眾所周知的口號。在帶來現有財富的同時，國內大部分人似乎忽略了它在未來能給人們帶來的福利。居安思危，何況是芯片封鎖這個急需發展的時期？
慈善捐贈用于科學研究，最初確實來自農業繁忙的有產階級仰望星空時，沒有必要被柴米油鹽磨滅的宏偉好奇心。來自普通人，對同類和我們周圍無法承擔的責任感和保護意識。
不僅是對自己的愛，對未來和未知的期待，也是幫助基礎研究的基本動力。我們不知道什么時候，公益慈善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就像現在的援助醫生一樣，成為義不容辭的責任。它可能需要一個機會和一個全國人民清醒的機會。這是2018年和2020年。它像荒野中的微弱呼救聲一樣，可以在某個時間和某個季節在這片土地上形成巨大的回復。
[1]國家統計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N01&；sj=2019。
[2]《國務院關于發布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計劃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8/08/content_5098072.htm?personid=50865869。
[3]經合組織統計https://stats.oecd.org/
[4]我國慈善法第三條第四條:開展公益慈善活動的范圍包括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發展。
[5]KarlZinsmeister、Summer2016、ThePowerofScincencePhilanthropy.https://www.philanthroundtable.org/philanthropy-magazine/article/the-of-sine-philanthropy。
[7]JULY3，2018，HowFoundationscanhaveanoutsimpactonSearch，https://sciencephilanthropyalliance.org/houndations-an-have-an-an-imphimphilance.org/
[8]劉穎睿、舜益咨詢、小基金創世界醫學突破、https://mp.weixin.qq.com/s/PcV8c4ruhadXSVyvmzCBNg。
[9]中國慈善聯合會，2019年9月，《2018年度中國慈善捐贈報告》，http://www.doc88.com/p-6751647381422.html。
[10]科學技術部，2020年3月，加強從0到1的基礎研究工作方案，http://www.cac.gov.cn/2020-03/04/c_15848726375792.htm。
[11]科技部事務廳、財政部事務廳、教育部事務廳、中科院事務廳、工程院事務廳、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事務所、關于發布《新形勢下加強基礎研究的幾項重點措施》的通知
國科辦基〔2020〕38號，http://www.cas.cn/zcjd/202005/t20200512_4745744.shtml
[12]《公益與科技創新 - 舜益咨詢的主題分享》，2018年1月，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6393e60102xg6c.html
[13] 王進 《新冠肺炎疫情倒逼我國公益慈善模式轉型》，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3/437616.shtm
[14] 2015年10月，《民政部：推進實施慈善款物募用分離 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http://ccn.people.com.cn/n/2015/1016/c366510-27706351.html
[15] 徐永光，《資助型基金會的價值》，http://www.xuyongguang.cn/content/816
[16] 王林，《關于大力發展民間慈善事業的提案》，2012-02-24，http://www.cppcc.gov.cn/zxww/2012/02/24/ARTI1330050274277355.shtml
[17] 栗燕杰，我國慈善稅收優惠的現狀、問題與因應，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115/c217905-28059089.html
[18] 《民政部出臺社會團體捐贈稅前扣除資格初審辦法》，http://www.cphcf.org.cn/zgcb/contents/650/2035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