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蘭河傳》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一本書，作者肖紅。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學校安全檢查的主要內容的文章4篇 ,歡迎品鑒！
【篇一】學校安全檢查的主要內容
建筑施工企業安全教育培訓計劃的需求， 我公司施工生產情況，為我公司安全管理，職工的安全意識和安全素質，公司“安全、預防為主”的方針，安全管理體系的高效運轉，特制定我公司年度安全教育培訓計劃，內容如下：
安全教育培訓：公司安全管理人員、項目經理、安全員、特殊工種和技崗人員(包括新入場和轉崗人員)。
一、公司安全教育培訓計劃管理人員
1.安全教育培訓內容： 建筑企業安全生產法規、政策，安全生產發展新動向，安全生產意識教育。
2. 安全教育培訓方法：內部強化培訓、參加主管組織的培訓。
3. 安全教育培訓：內部強化培訓安排在年初、年末的空閑。主管培訓要求按時參加。
4.培訓地點：公司會議室
5.安全教育培訓計劃目的：強化安全生產意識，安全管理，搞好安全生產。
二、項目經理
1.安全教育培訓計劃內容： 建筑企業安全生產法規、政策，項目安全管理制度，施工安全檢查標準，安全生產發展新動向，潛在的危險因素及防范措施，安全生產意識教育。
2. 安全教育培訓計劃方法：內部強化培訓、參加主管組織的培訓。
3. 安全教育培訓：內部強化培訓安排在年初、年末的空閑。主管培訓要求按時參加。
4.培訓地點：公司會議室
5.安全教育培訓計劃目的：強化安全生產意識，安全管理，搞好安全生產。
三、 安全員
1.安全教育培訓計劃內容：建筑企業安全生產法規、政策，公司安全管理制度，施工安全檢查標準，安全生產發展新動向，安全技術技能培訓，潛在的危險因素及防范措施，安全生產意識教育。
2. 安全教育培訓計劃方法：內部強化培訓、參加主管組織的培訓。
3. 安全教育培訓：內部強化培訓安排在年初年末的空閑及安全生產月期間。主管組織的培訓要求按時參加。
4.培訓地點：公司會議室
5.安全教育培訓目的：強化安全生產意識，安全管理，搞好安全生產。
四、特殊工種、技崗人員。
1.安全教育培訓內容：公司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產常識，施工安全技術操作規程，安全技術技能培訓，潛在的危險因素及防范措施，安全生產意識教育。
2. 安全教育培訓方法：內部強化培訓。
3. 安全教育培訓：內部強化培訓在建工程進度安排，每個工程培訓次數不少于2次。
4.培訓地點：工程所在地會議室
5.安全教育培訓目的：強化安全生產和保護他人意識，安全操作技能，搞好安全生產。
五、教育培訓計劃實施措施：
各科室及項目部的作用：員工培訓工作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它涉及到各科室、目部。各科室及項目部的作用就可以員工培訓工作按計劃實施，可以對員工培訓工作綜合管理，可以使員工培訓工作緊密地與公司生產需要相。
培訓、考核與使用相的制度：凡行政機關要求持證上崗的崗位，未經培訓合格不準上崗;對企業培訓機會未按要求培訓的員工按公司培訓管理規定處罰。人才考核、培養、使用相的管理模式。修訂和員工培訓管理規定，員工培訓工作的監控，按公司所需培訓工作。
各科室、項目部的主管要員工培訓工作，要指定專人此項工作的日常管理，項目部要公司的員工培訓計劃制定出實施計劃方案，并對項目部工人培訓實施情況監控。
【篇二】學校安全檢查的主要內容
1、中國共產黨生日：1921年7月1日。
一大：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滬舉行。出席代表12人，代表黨員50人以上。會議在最后一天搬到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舉行。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中共第一綱領》是這個15條約700字的簡短綱領，確定了黨的名稱、奮斗目標、基本政策、發展黨員、建立地方和中央機構等組織制度，兼具了黨綱和黨章的內容，是黨的第一份正式文獻。
二大：中共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召開。大會根據全球革命形勢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大會宣言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其目的是組織無產階級，以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消除私有財產制度，逐漸達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是黨的最終奮斗目標，是黨的最高綱領。為了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大會提出了當前歷史條件下的最低綱領。這就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推翻國內和平建設的國際帝國主義壓力，使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統一中國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正確分析中國社會性質，指出中國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和未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明確提出完全反帝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革命斗爭指明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意義。
2、長征：2.5萬里長征簡稱長征，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地向陜北各地進行的戰略大轉移。1934年10月起，1936年10月結束，2年，旅行2.5萬里。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2年間，長驅2.5萬里，縱橫十一省，突破國民黨重兵的堵塞，克服雪山草坪的自然危險，戰勝黨內分裂危機，勝利完成長征。紅軍長征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其勝利標志著中國革命新局面的開始。
3、遵義會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拓展會議。遵義會議明確回答紅軍戰略戰術方面是非問題，指出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時改組了黨中央領導，尤其是軍事領導，解決了當時黨內面臨的最迫切的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實際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時刻，拯救了中國共產黨，拯救了紅軍，拯救了中國革命。從此，中國共產黨可以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困難，逐步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遵義會議是黨歷史上關系到生死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政治成熟。遵義會議后，紅軍重整旗鼓，振奮精神，在中央軍委指揮下，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
4、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舉辦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同志的指導下和前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下，突破了長期左錯的嚴重束縛，批判了兩個錯誤的方針，明確指出了必須完全正確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全會高度評價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將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深刻意義的偉大轉變。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混亂總之從這次全會開始。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這次全會開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旅程，以本次全會為起點開拓。現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在本次全會前后逐漸形成和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是輝煌的標志，表明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隨著實踐的發展越來越充分，貫徹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過程。
5、十四大：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于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大會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十四年的實踐經驗，決定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鄧小平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大會還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將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入黨章。大會科學概括和評價鄧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確立了該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該理論是中國共產黨新時期各項工作的根本指導方針。此次代表大會還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6、十五大：中共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于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五個主題是舉起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大會重點闡述了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在現代中國，只有將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中國實踐與時代特征相結合的鄧小平理論，沒有其他理論可以解決社會主義的未來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現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賽道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大會強調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領導人民管理國家的基本策略。大會還指出，公共制度可以實現，應該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將鄧小平理論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并載入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7、十六大：中共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于11月8日至15日在北京召開。大會的主題是舉起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大代表的重要思想，與時俱進，全面打造小康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十六大靈魂是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十六大精髓是堅持釋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黨的十六大是我黨在新世紀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是我黨開始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第三步戰略部署的新形勢下召開的非常重要的代表大會。江澤民同志在大會上作出的報告，深刻闡明了我黨在新世紀舉起什么旗幟、走什么路、實現什么目標等重大問題，全面部署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黨團結和引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新世紀新階段繼續奮斗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文獻。
8、17大：10月在北京舉辦的黨17大是在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舉辦的關鍵大會。十七大主題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大代表的重要思想為導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釋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爭取全面小康社會新勝利。其中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是黨的十七大主題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旗幟。十七大在理論層面全面深化和豐富科學發展觀，通過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等制度化安排，使科學發展觀成為執政黨的不二選擇，為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證。
黨的十七大歷史意義：中共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舉辦的關鍵大會。大會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大代表重要思想為導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總結黨的十六大以來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回顧總結改革開放以來黨團結引領全國各族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歷史進程和寶貴經驗，全面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推進黨建新偉大工程的戰略部署，是指導我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動員令和進軍號。
在中央召開的兩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八榮八恥，即以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偏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勤勞為榮，以良好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害人利己為恥，以誠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榮，以艱苦奮斗為榮，以豪華為榮。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在我們的社會主義中，要引導廣大干部群眾，尤其是青年樹立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八榮八恥涵蓋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內容，不僅能改善社會風氣，還能體現價值觀導向，對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反作用。所以，每個中國人，尤其是我們的青年，一定要時刻記住八榮八恥。
9、十八大：中共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于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開。胡錦濤代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出了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的報告。報告明確回答了我黨在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舉著什么旗幟、走什么路、以什么精神狀態、朝著什么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兩個五個人是一體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
黨建整體布局：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總布局是五位一體，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00年奮斗目標：一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二是在新中國成立百年時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要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八項主張。①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②要堅持釋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③要堅持推進改革開放④要堅持維持社會公平正義⑤要堅持共同富裕之路⑥要堅持促進社會和諧⑦要堅持和平發展⑧要堅持黨的領導力。
三種自信：道德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四化同步：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科技創新放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翻倍：為全面打造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到2020年實現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倍的新目標。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新概述三大倡導：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好，積極培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中國總是走和平發展之路。和平不戰，發展不貧，合作不對抗，建立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性馬克思主義政黨。
四種意識：憂患意識、創新意識、宗旨意識、使命意識。
反腐，建廉政，干部保潔，政府保潔，政治保潔。
加強四項監管：黨內監管、民主監管、法律監管、輿情監管。
十八屆三會：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全會充分肯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政治局工作，高度評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35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和偉大成果，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幾個重大問題。
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聽研討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決定》。習近平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說明。
全會充分肯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認為，面對非常復雜的國際形式和艱巨沉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中央政治局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一中、二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大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團結引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著力穩步增長。
調整結構，促進改革，沉著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推進黨建新偉大工程，扎實推進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推進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民，實現貫徹落實黨十八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開局。
十一、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簡稱十八屆四中全會)定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關于全面推進中共中央依法治國幾大問題的決定》，為法治中國建設繪制了新的藍圖。這是中國法治發展的歷史。
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必將推動中國法治跨越到更高的水平和層次。從全會發布的公報來看，十八屆四中全會對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著眼于“全面”二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涵蓋了黨、國家、社會生活以及軍隊建設的各個領域，實現了法治的“全覆蓋”。
闡明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要性和根本意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于實現我們黨確立的偉大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根本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唯有依靠法治，才能凝聚中國共識和力量，弘揚中國精神，共建法治之中國，復興中華之文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于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根本意義。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證明，唯有依靠法治，才能突破利益固化之藩籬，攻克深層復雜之難題，確保改革有序進行，通過良法善政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全體人民最大福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于實現黨自身建設的目標——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長期執政具有根本意義。唯有依靠法治，以法治作為執政之根本遵循，樹立法治思維，掌握法治方式，才能夯實執政基礎，鞏固執政地位。
提出了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強調指出了堅持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法治的一致性。
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
【篇三】學校安全檢查的主要內容
地點：辦公室
談心人：a
談心對象：b
b：經過開展“三句話”教育活動，把我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境界，理解了一次深刻的黨性教育，我要檢討一下自我的缺點和不足：以前在學習上我存在著應付思想，態度不夠認真，缺乏自覺性;自我約束也不夠，偶爾有遲到、早退現象和工作時間辦私事的情景。今后我要堅決加以改正。
a：不錯，你能有這種態度是正確的。但在工作上，我又要批評你幾句：就是在業務上滿足于現狀，缺乏刻苦鉆研的精神，對你自我負責的工作都是浮于表面，沒有認真從理論上分析研究，深入了解關鍵所在，難以從本質上提高工作質量。
b：我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我在夢想信念上對自我沒有高標準、嚴要求，學習不夠專心，有時半途而廢。我認為，我們都應當不斷加強學習，全面提高自身政治素質，牢記黨的宗旨，增強黨性的鍛煉。
a：我存在的突出問題就是：職責意識差，有時滿足于管好自我，對見到的問題不愿意多說，不想多說，不愿意得罪人，不想得罪人，沒有從大局上研究問題。
b：我也存在工作主動性差等問題，沒有起到一個黨員的模范帶頭作用。今后我要向先進典型學習，同時勤于學習業務知識，不斷改善工作作風，完善自我。
a：今日談心使我收獲頗豐，也使我深受教育，大家有這樣的認識，說明我三句話教育取得了預期的效果，黨員隊伍建設初見成效，剛才大家討論的大多是自我的缺點和不足，其實同志們平時的思想和工作表現都是不錯的，都能夠遵守紀律，作風正派，工作勤懇，為消防事業作出了應有的奉獻。在看到缺點不足的同時，也不能忘記同志們的優點和取得的成績。
【篇四】學校安全檢查的主要內容
一、認知語言學理論及其研究方法
與以往研究流派不同，認知語言學并非單一、密切鉸接的理論，而是具有不同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的事業(Evans2012:129)。[1]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正是認知語言學活力之所在，這使其成為當代語言學各種發展趨向的集大成者。(Geeraerts&Cuyckens2007:15)
1. 理論層面
將認知語言學眾多理論和研究方法整合于一體的是其兩大承諾：認知承諾和普遍性承諾。 (Lakoff&Johnson1999)除兩大承諾外，認知語言學堅持以下五大理論假設。1.具身認知(embodiedcognition)：人們運用身體五官體驗和認知世界，語言與人的具身體驗過程及認知結果密不可分，應當從人的角度解釋語言。2.語義百科觀(encyclopedicsemantics)：詞匯意義無法與所指事物的一般知識截然分開，即語言意義的表征并非僅是對語言系統意義的表征，還涉及對相關百科知識的通達，詞匯形式在心智計算過程中可視為抽象符號，其功能是為激活詞匯概念意義并為心智進入“開放型的知識網絡”提供認知參照點(孫崇飛、鐘守滿 2013:42)。3.意義就是概念化(meaningisconceptualization)：概念化的世界是“人化”的世界，識解在概念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概念化和識解是語言理解的“后臺認知”(backstagecognition)(Evans2012)過程。4.象征性(symbolic)假設：語法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形-義配對體(form-meaningpairing)，詞、詞匯短語和句子形成一個由象征系統構成的詞匯-語法連續統(lexicon-grammarcontinuum)(Langacker2008)，意義在該系統中處于中心地位，不考慮語言意義的純形式研究是沒有意義的。5.“基于使用”(usage-based)假設：心智語法是對情景化語言使用實例抽象后所得的象征單位，知識來源于使用，所以語言使用和語言知識之間并無本質區別，即語言知識就是如何使用語言。
新近，“社會轉向”(Kristansen&Dirven2008;Geeraertsetal2010)的出現表明認知語言學在關注個體認知和心理的基礎上已開始轉向兼顧考察語言的社會、文化因素，進而形成語言-文化-認知三位一體的語言研究模式。語言是文化歷時發展的結果，即使是那些基于最基本的身體體驗產生的范疇或意向圖式也受到文化實踐及其產品的塑造和打磨，即各種文化制度和制品在語言發展和傳承中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另外，認知語言學認為精神生理和物質肉體的一致性使文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時，具體的地理環境、社會環境，使文化又呈現出一定的特異性(Lakoff&Kövecses1987;Dirven,Wolf&Polzenhagen2007:1212)。
無論從其兩大承諾、五大理論假設還是新近出現的“社會轉向”，都不難看出認知語言學極其重視人這一認知主體在語言使用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強調語言是在人與客觀外界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的基礎上形成的，遵循“現實-認知(社會文化)-語言”的語言觀。首先，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具有以下三個核心屬性：自然屬性——符號系統；社會屬性——交際工具；心理屬性——思維工具 (參見Taylor，2002)。它們共同決定了語言研究必須綜合考慮語言的符號認知參照點特性、社會和文化語境特性及其認知心理過程特性。三方面協同合作，缺一不可。其次，認知語言學認為意義就是概念化，即某一詞語的意義等于說話者或聽話者大腦中被激活的概念，它依賴于心理過程的模式和內容。正如Gärdenfors(1999)所言，意義是認知模式中的概念化：意義在人的大腦中。再次，語義范疇涉及符號、人腦和世界三者之間的關系。說話雙方在交際過程中聽到的（如聲音符號等）或看到的（如文字、圖像、肢體語言甚至一切使得交際成功進行的非語言符號），都被人腦處理為一種具有某種特定意義的符號系統，即語言結構本質上是符號的，并使概念內容符號化。(文旭 2001:31)這種符號系統所指代的事物或真理（意義）與外部世界并不存在客觀、真值般的鏡射關系，而是一種經過人腦或心智加工、計算后具有特定實用意義（或意圖）的主觀映射關系。正如Albertazzi(2000)所言：意義并不與外部世界“直接相聯”，大部分情況下，它是主觀的、情景化的、動態的。
2. 研究方法
綜觀認知語言學近四十年的成長歷史，不難發現，“開山鼻祖”在本“事業”建立之初多運用“內省法”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初探和創新，并取得了輝煌的成果。但正如Gonzalez-Marquez等人(2007:XXII)所言：盡管認知語言學家承諾其理論建構在心理學事實基礎之上，但其多數工作仍建立在理論學家的語言直覺之上。這種建立在語言直覺之上的內省法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存在個人偏見的危險(Gibbs2007:4-5)，它使得認知語言學早期的許多理論成果存在概念模糊、論證過程自相矛盾和循環推理的可能性(Haser2005)。Gibbs(2007:7)指出許多“門外漢”對認知語言學的抱怨之一便是無法證明其理論的虛實，[2]這使其釋義的充分性和可信性大打折扣，影響其研究的可證偽性和可重復性進而危及其科學性。我們認為，盡管內省法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但其在語言學研究中尚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正如Talmy(2007:XII)所言，內省法仍然是認知語言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并在認知語言學的發展中起核心作用。內省法對于研究可及性高的語言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有時甚至是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近來，包愛民等人(2012:8)基于腦科學的最新發展成果認為：“精神/心理狀態可以被反思/內省，也可以用語言表述，而無論是反思/內省還是語言的基礎都是客觀的（物質的）。現代神經科學技術甚至能使人們對本來具有神秘感的腦-意識（身-心）關系進行徹底地‘祛魅’”。這表明，內省法并不像其他學者所說的那樣是純粹主觀或者是研究者一廂情愿地“拍腦袋”。相反，它是以“大腦神經細胞活動”的客觀形式存在的一種認知共性。它不僅具有生理和神經上的客觀性，而且作為一種認知共性它具有主體間的客觀性。科學的實證方法正是基于主體間的證實。(Gonzalez-Marquez,Berk&Cutting2007:59)新近，由Pragglejaz研究小組(2007)的“隱喻識別程序”(metaphoridentificationprocedure，簡稱MIP)和Steen等人(Steenetal.2010)的MIPVU(metaphoridentificationprocedureofVrijeUniversity)便可視為對這一認識的實踐。
為了克服內省法存在的固有缺陷，研究者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克服和彌補：
首先，注重語言研究的揭示性“linguisticrevealing”(Langacker2008)。
張韌(2010:4-6)在分析國內認知句法研究的科學論證方法時曾指出：“科學的行為方式最終必須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在研究成果上，以便讓讀者清楚把握作者完成科學活動的過程。否則，其研究就容易流于漫談式討論”。這一點從其他研究者對主流認知語言學理論的批評中也可見一斑：Lakoff等人的“概念隱喻”理論、Talmy的認知語義學研究存在多宏觀語用推理、少具象化表征的弊病(參見Haser2005)；盡管Langacker和Fauconnier[3]等人一再強調其“圖形”(paradigm)的重要性，但其只能看作語言分析的一種輔助手段，而不是對其分析過程和結果的明晰性表征，這種繁復而笨拙的圖解法“有時甚至把已經明白的問題搞糊涂了”(郭鴻 2007:4)，因此成為CL表現手段上的一個缺陷。(石毓智 2004:32)
針對此現狀，Langacker在其最新出版的CognitiveGrammar:ABasicIntroduction一書中多次使用的一個術語便是“linguisticrevealing” ，即語言研究揭示性。他反復強調，認知語言學家在做出語言描寫時，不僅要尋求心理真實性和解釋充分性，還應注重語言研究揭示性。強調揭示性的目的很明確，即“語言研究不僅僅旨在尋求最可信的發現，還在于如何使其發現更易于被證實”(Gonzalez-Marquez,Berk&Cutting2007:59)。Gibbs(2007:7-17)也曾指出：雖然認知語言學家并不必像認知心理學家一樣做實驗，但應該注意實驗性假設形成過程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努力以一種可被其他學科的學者驗證證偽的方式來闡述自己的觀點或經驗發現。也就是說，認知語言學家應將其每一種假設以一種可被實驗或經驗實證證偽的方式表述出來。因此，認知語言學家應更好地設計其研究方法，不僅使其研究經得起實證的驗證，而且易于實證的考量，即在闡述任何假設性觀點時，不僅要使其具有可驗證性，而且應該易于驗證，即要具有充分的語言揭示性以易于被其他學科的學者驗證。如能做到這一點，認知語言學必將在認知科學中占據更重要的位置。
其次，重視“自我中心”主義和社會、文化因素的有機結合。
Kesckes(2010ab)多次指出，與現行語用學理論過分強調“合作”(cooperation)相反，認知研究過分強調“自我中心”(egocentrism)[4]在話語構建中的作用。Kristiansen(2008:410)也曾指出：盡管體驗認知包容社會文化因素，但早期的認知語言學主要強調人類共有的神經生物系統和軀體經驗，從普遍認知運作和認知圖式的角度探討人類認知的體驗性。這共同表明，傳統認知語言學研究存在未充分考慮社會、文化因素的嫌疑。對于這一點，從認知語言學內部相關學者的論述中也可見一斑。Langacker(1999:376)曾明確指出，要研究概念和語法結構的動態性就必然要研究話語和社會互動的動態性，而這一點無疑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必須擴大認知語言學的研究范圍以涵蓋話語和社會互動等領域。社會互動是語言與認知所屬語境中最凸顯的部分，社會事實應該作為具體的本體論層次明確地納入認知語言學的世界觀。Croft&Cruse(2004:329)指出，以往的認知語言學研究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心理表征和認知過程的研究上，只是近來才開始關注從話語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語言。Palmer(2006:264)也曾指出，語言范疇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文化特征。Geeraerts&Cuyckens(2007:15)在論述認知語言學未來三大發展方向時，就明確地將語言社會維度研究確定為CL今后發展的首要方向，并強調文化環境和語言的社會互動性應成為語言認知研究的基本因素。不難看出，傳統的認知語言學研究對語言的內部變異和交際變異不夠關注，未全面考慮語言變化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語言分析或跨語言比較都是在“單一語言”層面上進行的。這種傾向勢必導致對言語社區的同質化和理想化。
近來，由Dirven、Geeraerts和Kristiansen等人主編的兩卷本文集首次明確使用“認知社會語言學”(CognitiveSociolinguistics)這一概念。可見，認知語言學在不斷發展的同時已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語言的社會性。Kristiansen&Dirven(2008:2)在引言中明確指出“認知社會語言學”的提出并不是任意的，而是由認知語言學堅持的“基于使用”(usage-based)和“非模塊論”(non-modularity)的核心主張所決定的。他們(Kristiansen&Dirven2008:4)進一步指出，認知社會語言學目標旨在將內含于語言之中的地域和社會模式引入認知范式(cognitiveparadigm)研究之中。這一目標可通過兩種方式實現：將內含于語言之中的地域和社會模式因素作為主題開展研究或在研究概念結構的同時平行考慮語言的地域和社會因素。這給我們的方法論提示是：任何關于思維特征和運作的解釋，在重視基于最抽象的概念化、推理、體驗和感知覺等“自我”認知因素的同時，還應充分注重對社會文化作用的考量，即辯證地對待“自我中心”因素和社會文化語境因素的互動作用，綜合思考、整體把握。
再次，綜合運用其他新興研究方法。
近來，認知語言學越來越多地使用語料庫研究法、多模態研究法、跨語言和歷時分析、對語境和文化結構的考察、心理實驗法、神經實驗法和音像資料法等新興研究方法。(束定芳2012:41；張輝展偉偉 2011)
總之，漫談式討論的弊端要求研究者在對其理論假設進行闡述時不僅要具有心理真實性還要具有語言揭示性；內省法的客觀性及其表現出的認知“共性”和“個性”的特征要求研究者在依賴個人內省的同時還應充分注重對研究者“主體間”內省的考量；話語構建中的“自我中心”因素和社會文化語境因素要求研究者應該具備整體、辯證的研究理念。
二、作者及內容簡介
上文中，我們分別從理論層面回顧了認知語言學堅持的兩大承諾和五大假設并歸納、總結得出認知語言學所堅持的“現實-認知(社會文化)-語言”的語言觀，繼而從研究方法層面探討了內省法所存在的固有缺陷并概括得出其彌補方法和解決策略。正是對上述理論假設的秉承和研究方法的認識，Evans&Green出版了本書，以此引導讀者進入認知語言學學術殿堂并激發讀者對上述問題展開思考。下面我們將對本書作者和內容作簡要紹介。
Vyvyan Evans是英國認知語言學會會長及其發起者和組織者，現任職于英國班戈大學語言學和英語學院。MelanieGreen博士現任職于英國蘇塞克斯大學語言學和英語學院。Evans研究興趣廣泛，以認知語義學見長，其中涉及知識表征、詞匯結構、比喻性語言（隱喻和轉喻等）和抽象思維（時空關系尤其是對時間概念的研究）等諸多領域，在每個領域都有重要著作問世。新近，由他提出的詞匯概念和認知模型理論(LexicalConceptandCognitiveModel，簡稱LCCM)在國際認知語言學界產生巨大影響，其代表著作有TheStuctureofTime:Language,MeaningandTemporalCognition(2004,JohnBenjamins)、CognitiveLinguistics:AnIntroduction(2006,EdinburghUniversityPress)、NewDirectionsinCognitiveLinguistics(2009，JohnBenjamins)、Language,CognitionandSpace:TheStateoftheArtandNewDirections(2009,OxfordUniversityPress)、LanguageandTime:ACognitiveLinguisticsPerspective(201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AWindowontheMind(Toappear,OxfordUniversityPress)和TheLanguageMyth(Toappear,CambridgeUniversityPress)等，可謂著作等身。本書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本書包括四個部分，共二十三章。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四個章節，從不同但互補的角度論述了對認知語言學的本質、特點及其理論假設。
第一章
本章中，Evans&Green想向讀者闡明的一個問題便是怎樣才算理解一門語言。作者開門見山，首先介紹了認知語言學和其他語言學研究方法的異同之處。
對于語言的功能，作者認為語言作為編碼和傳遞復雜、微妙想法的交際手段具有象征和交際兩大功能。所謂象征功能是指語言旨在表達思想和想法——語言編碼抽象的思想并使其具體化。象征功能的實現依賴符號。符號是語言最小的信息單位，由其形式（口頭的、文字的或手勢的）和與其形式約定成對的意義構成。因此，符號被理解為象征集合(symbolicassembly)，即形式-意義對子(form-meaningpairing)。（6頁）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和現實之間并不是一對一的鏡像關系。相反，語言源于感知覺，是心智投射的結果。語言和現實之間存在概念這一心智中介，三者存在層遞映射關系。語言在瞬時交際過程中所發揮的提示符(prompt)或參照點(referencepoint)作用使得人類能夠基于有限的語言符號表達其無限的思想。詞語和更大的語言單位是進入開放型的知識網絡的入口。因此，語言理解不僅涉及對語言形式的“前臺”處理還涉及對心智概念進行的大量“后臺”處理。語言不僅具有象征功能，還具有交際功能。語言的交際功能不僅使得言語行為得以實現，更使得我們可以通過語言影響他人并表達我們的情感。
對語言系統的關注導致認知語法的產生。認知語法的一個重要關注點便是如何描述構成語言的一系列語言單位。對習語結構及其意義的關注直接導致構式語法的產生，如為何例(1)中的a句在特定語境下可以理解為習語，而其他幾個句子不能作為習語(如b、c)甚至不能被理解(如d)？
（1）a.Hekickedthebucket.
b.Helickedthemop.
c.Thebucketwaskickedbyhim.
* d.Bucketkickedhethe.
不僅語言形式存在系統性，詞語及其意義以及它們如何以某種特定的規約型式得以組織之間也存在系統性關系。因此，語言從本質上講具有系統性。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層面表現出的系統性源于人類心智概念的系統性。
鑒于上述討論，認知語言學家的主要任務是基于說話者直覺和聚合性證據以及對人類認知及人腦工作機制的了解，對日常話語進行觀察和描寫，揭示語言系統性與概念結構組織之間存在的對應關系。
第二章
本章主要論述認知語言學的基本假設、兩大承諾和分支。開篇我們曾提及認知語言學并非單一理論，它包括不同的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而將眾多理論和研究方法整合于一體的便是其兩大承諾：普遍性承諾和認知承諾。
普遍性承諾旨在描述適用于人類所有語言層面的普遍原則。普遍性假設的提出，主要反映了認知語言學家對“模塊論”(modularity)的不滿。認知語言學認為人類語言的不同層面共享特定且普遍的基礎性組織原則。本章，Evans&Green基于具體語料分析分別以范疇化、多義現象和隱喻三個方面向讀者證明并展示了截然不同的語言現象是如何共享這三個普遍性組織特征的。普遍性承諾為認知語言學統一描寫和解釋各層面的語言現象提供了理論基礎。
認知承諾要求研究者提出的每一語言結構原則都必須反映其他學科尤其是其他認知科學分支（哲學、心理學、人工智能和神經科學）對人類認知的已有認識。從這一要求可以看出，認知承諾認為語言是人類普遍認知能力的結果，而非僅限于那些只適用于語言自身的特殊性原則。因此，從本質上說，認知承諾仍然要革“模塊論”的命。Evans&Green分別以注意、概念化和隱喻為例論述了語言是如何遵循并反映這三項普遍認知能力的。
除兩大承諾外，認知語言學還堅持五大理論假設[5]，具身認知便是其中之一。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提出身體和心智是分離的，即所謂的“二元論”。到了現代，“二元論”延伸到語言學研究范疇表現為“理性主義”研究方法，典型代表包括生成語法和蒙太古語法等。它們共同認為語言可以脫離人類身體或體驗而純粹作為一種形式或計算系統得以研究。相反，認知語言學非常重視人類經驗在語言形成和使用中所發揮的基礎作用，強調人體的中心地位以及人類特有認知機制和結構的重要性，堅持“經驗觀”(empiricistview)——脫離人類具身體驗(embodiment)的心智（語言更是如此）無法得以調查和研究。Evans&Green在本章第二部分分別從具身體驗、具身認知和經驗現實主義三個方面對人類具身心智(embodiedmind)展開討論。最后，作者介紹了認知語言學的兩大研究領域及各自的主要任務和二者之間的主次依賴關系。
第三章
Evans&Green在本章中向讀者展示了語言共性和個性的認知語言學解讀視角以及對語言相對論的重新認識。盡管普遍性假設要求認知語言學家旨在調查、描寫支配人類語言的普遍性認知原則，但它并不否認不同人類語言在語義或語法結構層面存在差異的語言事實。也就是說，盡管語言受制于某些普遍性認知原則，但這些認知原則在不同語言中的表現形式不盡相同。語言是人類經驗結構的符號表征系統，語言結構形式的不同，說明其所表征的經驗結構的不同。
對認知語言學來說，語言共性源于人類的普遍認知原則和相似的生存環境以及機體所導致的相同具身體驗；語言個性歸因于不同語言說話者所具有的潛在概念系統（如認知視角、概念化路徑、參照點選取和世界知識的詳細程度等）的不同。
對語言共性和個性關注最多的當屬語言類型學。語言類型學與認知語言學一樣堅信人類語言的具體語言形式雖千變萬化，但“萬變不離其宗”，其普遍語法結構是有限的。二者都堅持對具體語言現象進行“自下而上”的觀察和描寫，并對其作出功能認知解釋且這種描寫和解釋，必須綜合考慮語言使用的具體語境、意圖、對象以及相關的社會、地域、心理、文化和認知等多個因素(Croft2002:5)，這使得二者存在互補、融合關系。互補具體指認知語言學可為語言類型學提供理論導向和技術支撐，使其外部解釋更臻完美；相反，語言類型學作為認知語言學的一個重要應用領域，為其提供重要的跨語言事實佐證。融合即因認知語言學與語言類型學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互補之處決定了二者在許多方面有合成一體的可能。恰恰是這種融合催生了新的語言研究學科——認知類型學。認知語言學和語言類型學的互補使得兩者相輔相成、逐漸融合，并發展成為功能語言學界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發展趨勢。(王德春、張輝 2001)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Evans&Green從語言如何促進概念化過程以及跨語言差異對非言語性思維和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兩個方面論述得出認知語言學贊同弱式薩皮爾-沃爾夫假設的觀點——語言不僅反映概念結構和組織而且影響概念化過程。也就是說，不同語言對同一現實世界進行的不同切割和言語標簽對人類的非言語性思維和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和限制。概言之，特定普遍性認知能力的具備與否決定了語言共性的存在與否；特定普遍性認知能力的發揮程度決定了語言個性的彰顯程度。
第四章
本章主要論述語言使用對語言知識的形成、變化和語言習得的重要性。認知語言學不僅反對將語言能力凌駕于語言表現之上，而且否認語言能力和語言表現二分說。
認知語言學堅持“基于使用”假設(usage-basedthesis)——語言知識來源于語言使用，語言知識即如何使用語言的知識，語言使用是語言系統或心智語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考慮語言使用的本質，語言結構便不能得以充分的描述和解釋。基于使用的語言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概念便是語言使用事件——話語。語言使用的基本研究對象是話語而非句子。話語和句子的辯證關系在于，一旦句子被賦予意義、語境和語音實現形式便成為話語；在“合法性”層面，句子具有嚴格的合法性而話語則展示出層級合法性(gradedgrammaticality)特征。以交際目的為導向的交際性語言使用成為認知語言學的研究重點。語境差異和一詞多義決定了詞語意義具有多樣性和靈活性，這使得有限形式表達無限意義成為可能。但特定語境中的話語意義對對話者來說是確定的。使用頻率對語言系統產生強烈的塑造作用。從認知語義學角度看，不同義項在語言使用中的激活頻率決定了其范疇層級地位及其引申關系；從認知語法層面看，不同構式的使用頻率決定了其可接受性和適宜性，進一步影響其語法合法性。與生成語法認為人腦中具備先天存在的普遍語法的觀點不同，認知語言學認為心智語法起源于具體的語言使用實例——具體語言使用實例經“抽象化”(abstraction)和“圖式化”(schematisation)認知處理后構成語法單位。（109-114頁）
在討論語言使用如何影響語言演變時，Evans&Green主要介紹了Croft提出的“話語選擇理論”(TheUtteranceSelectionTheory)，該理論認為語言自身不會發生改變，是人類使用語言的方式改變了語言。語言是一個規約系統，它是交際得以成功的基礎，但交際需求有時會因交際手段有限而遭到破壞，進而產生創新，后經語言社團成員廣泛傳播和使用，再經抽象和圖式化而約定為新的語言規約成分進而得到進一步的復制和傳播。語言就是這樣發展變化和創新的。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習得建立在大量實際學習的基礎之上，而非語言專屬性先天結構(innatestructuresspecifictolanguage)。語言習得旨在學習大量語言單位而非普遍語法。在語言習得機制方面，盡管認知語言學不否認人類具有習得語言的預設性生理機制，但它否認語言專屬性先天認知系統的存在。認知語言學認為促進語言習得的兩大普遍認知能力是型式發現能力(pattern-findingability)和意圖讀取能力(intention-readingability)。在第四部分，Evans&Green詳細論述了語言的認知發展過程。最后，作者將認知語言學習得觀和先天論觀點進行了比較。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主要討論認知語義學研究。認知語義學與認知語言學一樣，并非一元化理論，而是一種研究心智及其與具身體驗和文化之間關系的方法——將語言視為揭示人類概念結構和組織形式的重要方法論工具。
第五章
本章，作者通過對四項基本指導原則的介紹向讀者說明什么是認知語義學。認知語義學興起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可視為是對英美哲學中客觀主義世界觀和形式語言學中真值條件語義學的反動。Talmy(2000:4)將認知語義學定義為研究概念內容及其在語言中組織形式的研究。（156頁）由此可見，認知語義學將語言意義及其結構視為是對心智概念的外在反映和展示。第一節，Evans&Green向讀者介紹了認知語義學遵循的四大指導原則：
1. 具身認知假設認為概念結構是具身的、體驗性的，概念結構來源于身體體驗。
2. 語言指向說話者心智中的概念而非直接指向外部世界的物質實體。
3. 意義表征具有百科性特征。該原則認為詞語本身并不攜帶完整的詞匯意義，而是作為認知參照點，引導心智通達連接特定心智概念或概念域的大量百科知識。
4. 意義的建構過程即概念化過程。概念化指的是語言單位作為提示符引導心智激活一系列概念操作和通達背景知識的動態過程。
第二節，作者主要介紹認知語義學的研究對象，如意義的身體體驗基礎、概念結構、百科知識、投射、范疇化、詞匯意義和一詞多義等現象。第三節主要論述認知語義學的方法論問題。既然認知語義學認為語言結構反映或至少部分反映概念結構的本質和組織形式，因此認知語義學的方法論便是依據語言了解概念系統的工作機制。另外認知語義學還特別注重對聚合性證據的考察，如對多模態、認知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等學科研究結果的考察和借鑒。第四節中，作者比較了認知語義學研究方法和形式語義學研究方法的異同。
第六章
本章主要通過對意象圖式和概念結構系統研究方法的介紹進一步論述具身認知假設和語義結構即概念結構這兩個指導原則。
第一節主要論述意象圖式。意象圖式產生于人類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體驗過程之中，源于人類的運動和感知覺經驗。意象圖式具有涌現性特征。除此之外，意象圖式還有以下特征：
1. 意向圖式在產生順序上先于概念。因其來源于感知覺經驗，所以在產生順序上，意象圖式先于概念生成，這決定了其在人類認知思維過程中的基礎性地位。
2. 意向圖式為具體概念的產生提供基礎。
3. 意象圖式源自人類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體驗及其對世界的觀察。
4. 意象圖式是有意義的。
5. 意象圖式是一種類比象征。此處類比指的是意象圖式與大腦中表征感知覺經驗的概念系統之間存在類比關系。
6. 意象圖式具有復雜的內部結構。
7. 意象圖式和心智意象是兩碼事。
8. 意象圖式是多模態的。
9. 意象圖式具有可轉換性。
10. 意象圖式的發生具有集群效應。（177-189頁）
本節中，Evans&Green以“力”圖式和英語情態動詞之間的關系為例，向讀者證明了意象圖式如何為詞項提供概念表征基礎。接著，作者列舉了一些已有的意象圖式并對其進行了分類。另外，除為詞項提供概念表征基礎外，Evans&Green還認為意象圖式為抽象概念提供了認知基礎，如它為隱喻映射提供具體的現實認知基礎。
本章中，作者討論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便是概念結構。感興趣的讀者除本節介紹外，還可參閱Tamly(2000)的認知語義學兩卷本。
第七章
本章主要討論意義的百科性特征。作者認為這一假設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語義結構（與語言單位相連的意義）為大量詳細的結構化知識（即概念系統）提供通達，對詞義甚至是任何語言單位意義的理解都離不開與其密切相連的百科知識；二是百科知識來源于人與人之間（社會體驗）和人與世界之間（物質體驗）的互動體驗。
Evans&Green認為傳統的語義理論對詞典知識（詞義）和百科知識（非語言或世界性知識）的劃分是武斷的。依據傳統語義理論，只有詞義即詞典組成成分才屬于詞匯語義學研究范疇。作者認為這種觀點明顯受到“模塊論”的影響。成分分析法和語義分解法便屬于詞典論觀點的不同版本。詞義詞典論觀點對以下內容做出過二分：意義和指稱、語義學和語用學以及詞義知識和文化、社會、物理知識。認知語言學認為詞典觀存在以下問題：對中心意義的區分存在任意性；考察意義時未考慮背景知識以及語言使用或語用意義；對語用學和語義學的二分不切實際。（210-213頁）除此之外，Evans&Green還指出傳統語言研究對詞匯意義和句子意義的二分也是武斷的。（7.1.3）與詞典觀相反，認知語言學堅持語義百科觀：語義學和語用學沒有本質區別；百科知識是有結構的；百科知識和語境知識不盡相同；詞項是通達百科知識的參照點；百科知識是動態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Evans&Green在第一節中還介紹了Langacker對百科知識網絡構成的劃分——規約知識、類屬知識、固有知識和特征知識。（217-219頁）
Evans&Green在第二節介紹了框架語義學。框架語義學認為任何語言單位的意義離開與其相關的框架便無法得以充分理解。作者詳細介紹了框架這一概念的產生、發展過程、構成成分（屬-值和結構性不變因素）和動態性特征——仿擬。隨后，以商業事件為例，向讀者說明了獨立于言語事件的框架類型繼而對話語交際中的言語事件框架進行了說明。本節最后，作者論述了采用基于框架模式研究語言的幾個后果。
構成百科語義學的另一個基礎理論便是Langacker在認知語法研究中提出的域理論。域是一種認知實體，如心智經驗、表征空間、概念或者概念復合體，它為我們理解詞匯概念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本節中作者除了介紹了域的概念和作用之外，還詳細探討了域理論對框架語義學的補充作用(7.3.1)；域的復雜性層級（7.3.2）；域的多維性以及位置和構形性特征（7.3.3）。
最后，作者論述了知識表征的感知覺基礎問題。
第八章
本章主要討論范疇化、原型理論和理想認知模型理論等問題。
在論述范疇化與認知語義學之間的關系時，Evans&Green首先介紹了“經典”理論對范疇現象的傳統認識，其中涉及范疇是否具有鮮明的結構及判定范疇成員時是否存在充分必要條件等問題。其次，綜合論述“經典”范疇理論在定義（可定義性）、概念模糊性（范疇邊界是否清晰）和典型性（范疇中心成員是否具有典型效應）、心理現實性（明確的范疇結構是否具有心理現實性）、無知和偏誤（對概念的理解是否必須建立在對其特征和定義的理解基礎之上）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原型理論認為概念化過程應遵循以下兩個基本原則：
認知經濟性原則：和人類一樣，任何生物都試圖以最小認知努力或最少認知資源獲得盡可能多的環境信息。
感知世界結構原則：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相互關聯的結構。
本章關于原型理論的討論主要基于EleanorRosch及其同事的相關研究。Evans&Green分別從概念化系統、垂直維度、水平維度、原型理論存在的問題等方面向讀者介紹了Rosch等人的研究以及原型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理想認知模型理論之所以稱之為“理想”原因在于該理論提出的認知模型并不是特定的經驗實例，而是對一系列經驗實例抽象的結果。Evans&Green分別以最簡類型、集群模型（如母親）和轉喻（如社會常規模式、典型事例、理想模型、模范、生成元、和凸顯性事例等）等為例說明了典型效應的來源；其次，從中心實例(centralcase)和文化經驗等方面論述了典型效應的另一來源——輻射范疇；最后，論述了Lakoff理想認知模型理論對原型理論所存問題的認識。
關于理想認知模型和框架知識之間的關系，Evans&Green認為Lakoff提出的理想認知模型包含的概念現象遠大于框架或者可以說框架僅是理想認知模型的一個種類。本章最后，作者介紹了促進理想認知模型構成的五條構形原則——意象圖式、命題、隱喻、轉喻和象征關系。
第九章
本章主要討論兩大概念系統組織機制——隱喻和轉喻。
傳統研究常將隱喻和轉喻概稱為比喻性語言，認為其理解機制和非比喻性語言或字面語言不同。與之相反，認知語言學認為人類在理解隱喻和轉喻性語言表達時與理解字面性語言所涉及的認知機制并無二異。因此，Evans&Green在本章第一節重點討論字面性語言和比喻性語言是否真的存在傳統語言學所堅稱的差異——首先，通過對字面性語言已有四種定義以及三種非字面性語言現象（諷刺、軛式修飾法和轉喻）的考察，作者認為在復雜性方面，無論是字面性語言還是非字面性語言，都是復雜概念，進而對相關學者主張二者是不同現象的劃分標準產生質疑。其次，作者分別從規約性、是否基于隱喻性概念、真值性和其理解是否依賴語境四個方面對字面性語言和比喻性語言是否可分進行詳細考察。
關于隱喻的本質，認知語言學認為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現象，更是一種思維方式。隱喻性語言表達背后涵設更為基礎的概念層面的隱喻性思維系統，即概念隱喻。概念隱喻形成的基礎在于兩概念域之間存在的規約性聯系，之所以稱之為概念是因為隱喻形成的動因存在于概念域層面。隱喻的經驗基礎是指概念隱喻植根于我們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體驗。
考慮到概念隱喻在認知語言學以及認知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Evans&Green分別從隱喻單向性、源域到靶域的映射理據、隱喻蘊涵、隱喻系統、隱喻和意象圖式之間的關系、恒定原則、概念本質以及隱匿和突顯等方面對概念隱喻理論進行了詳細的論述。（296-304頁）鑒于隱喻恒定原則和Murphy(1996)提出的概念隱喻悖論，Evans&Green在第四節詳細介紹了基本隱喻形成的經驗基礎和動因及其與復合隱喻的區別等問題，尤其對如何區別基本隱喻和復合隱喻進行了詳述。
事實上，Lakoff&Johnson在最初討論隱喻的同時便已提及轉喻研究的重要性，但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轉喻才得以“正名”并引起學者的關注。Evans&Green首先從轉喻的本質和動因等方面談起，論述了其定義及主要種類并肯定了轉喻的概念本質及其基礎性認知地位，繼而考察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隱轉喻。
第十章
本章主要論述一詞多義現象與放射性范疇之間的關系。認知詞匯語義學認為詞的不同義項構成概念范疇——詞所表征的不同但語義相關的義項構成具有典型性效應的范疇。第一節中，作者著重強調兩個事實：一是一詞多義指的是一個詞匯形式對應兩個及以上不同但語義相關的義項的現象；二是一詞多義的概念性特征——一詞多義是一種概念現象，為詞義理論提供概念基礎。
第二節主要論述詞義的放射性范疇表征形式。放射性范疇指的是以中心或原型概念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概念范疇。詞匯概念與放射性范疇具有相似的結構。這為詞義的放射性范疇假設提供了學理依據。在詞的不同義項中也存在一個（或更多）具有典型效應的中心或原型義項，其它非原型義項基于特定認知機制（如隱喻和轉喻等）由原型義項引申而來，進而形成不同但語義相關的放射性語義范疇。
另外，作者還詳細考察了Lakoff提出的全面詳述方法(full-specificationapproach)及其存在的缺陷以及解決辦法。在介紹時（第三節），Evans&Green以介詞over為例詳細介紹了全面詳述方法的發展過程和操作方法，并強調指出意象圖式轉變和隱喻性引申在詞義義項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時，Evans&Green還詳細闡述了全面詳述方法在區分一詞多義現象和語義模糊性以及方法論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第四節）在此基礎上，指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原則性一詞多義研究方法(ThePrincipledPolysemyApproach)。（第五節）該研究方法由Evans和其導師Tyler共同創立，旨在提出使語義網絡分析過程變得更客觀和更具可驗證性的一系列決議性原則，其中涉及如何區分不同詞義和確定原型詞義等重要問題。除此之外，Evans&Green以介詞、名詞和動詞等主要詞類為例展示了原則性一詞多義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驗證性。
最后，作者重新審視了語境在多義性研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一詞多義現象受語境效應的影響存在程度性差異并展示出一定的層級性。對詞義產生影響的語境主要包括：使用語境、句式語境和知識語境。
第十一章
本章主要探討意義建構和心智空間之間的關系。認知語言學堅持語義百科觀和動態概念化假設，認為詞語本身并無意義或脫離語境的詞語并無意義可言。也就是說，詞語并不是承載意義的容器，而是在心智通達大量百科知識的釋義過程中發揮認知參照點或提示符作用。基于意義建構過程，語言為復雜程度不同的認知表征提供認知參照。認知語義學認為意義建構在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概念現象，動態的意義建構過程即概念化過程。意義建構過程的基本單位是心智空間，它們之間彼此相連，為概念化提供概念基礎。
第一部分（第一、二節），作者首先對比了形式語義學和認知語義學各自對意義建構的認識。與形式語義學堅持的客觀主義假設不同，認知語義學堅持經驗主義觀。經驗主義觀認為外部世界真實存在，但人們對外部世界進行的心智表征并非客觀的鏡像過程而是具身體驗的結果。現實世界和語言之間存在“現實世界-認知（個人和社會文化等因素）-語言”的逐層遞減性過濾映射關系。鑒于此，Evans&Green對本書中使用的“編碼”一詞的準確含義進行了澄清：首先，由于語言表達模態的限制，我們不可能用一種甚至幾種模態來還原多模態的客觀世界，因此，編碼于語言單位的意義是對概念結構的部分或不完整的心智表征；其次，概念化源于具體語境中的語言使用，因此語境是意義建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最后，概念化過程依賴復雜的概念機制，包括概念隱喻、概念轉喻和圖式歸納等。
第二部分，Evans&Green對心智空間的組成、結構及其在意義建構過程中發揮的基礎作用做了詳細介紹，最后通過語言實例展示其解釋力。認知語言學認為意義建構可分為兩個過程：一是構建心智空間；二是建立起心智空間之間的映射關系。Evans&Green分別從空間構建器、構成元素、元素特征和元素間關系、心智空間網格、對應元素和連接器、通達原則以及角色和值等方面對心智空間的構架結構進行了詳細介紹。（第四節）作者在第五節以實際文本為例向讀者演繹了心智空間建構的具體操作過程及其可行性和解釋力。
最后，作者通過對時、體和情態的考察論述了意義構建過程的動態性特征以及語言在這一過程中所發揮的認知輔助作用。
第十二章
本章主要論述概念整合理論。概念整合理論由GillesFauconnier和MarkTurner等人提出。該理論的發展基于認知語義學的兩大研究傳統——概念隱喻理論和心智空間理論。
概念整合理論的興起源于對概念隱喻理論解釋力的不滿。比如對于例（2）這句話，僅依靠概念隱喻理論所說的源域到靶域的概念映射并不能得知對外科醫生不稱職的貶義評價來源為何處。因此，概念整合理論提出意義建構過程中還包括新創結構——意義大于其構成成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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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網絡的提出便是為了解釋新創意義的來源。這里需要明確的一個重要區分：概念域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知識結構；而心智空間則是意義構建過程中的在線產物。第二節，作者介紹了概念整合理論的工作機理并以例（2）為例展示了概念隱喻理論的操作過程和解釋力。
第三節中，Evans&Green首先對整合的本質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整合機制不僅局限于語言層面，而是一種普遍的認知操作機制。其次，詳細介紹了概念整合網絡的構成、選擇性投射、指導原則、導致新創結構產生的三個基本過程——組合、完善和詳述以及迭代反投影等內容。最后，Evans&Green將概念整合理論應用于其他語言實例和非語言實例以進一步展示其操作過程和解釋力。
概念整合理論基于對應關系（時間、空間、表征、改變、角色-值關系、類比關系、部分-整體和因果關系等）壓縮將復雜、抽象的概念“降解”為人類可體驗的尺度。概念整合過程并非局限于兩個不同概念域之間的映射，而是基于整合網絡，包括單一網絡、鏡像網絡、單一輸入域網絡和雙輸入域網絡等類型。概念整合中的不同映射過程存在層級性，即整合結果可以作為新的概念輸入進而引發新的整合或再整合過程。第六節中作者以“TheGrimReaper”為例詳細討論了概念整合的層級性問題。
在展示了其強大解釋力之后，作者論述了約束概念整合理論的指導原則或限制性原則——最佳性原則。另外，作者還將概念整合理論和概念隱喻理論進行了對比，得出二者的不同之處，并進一步探討了概念整合理論對后者的補充作用。
第十三章
本章作者通過將認知語義學與真值條件語義學和關聯理論進行比較，將其置于更廣的研究范疇進行考察，進而對本書第二部分所討論的內容作出總結。之所以將認知語義學與真值條件語義學進行比較，原因在于認知語義學的興起可視為對真值條件語義學的不滿和反動。盡管以形式為導向(formallyoriented)的關聯理論在模塊論方面與真值條件語義學堅持相同論調，但其在語言意義本質的認識論層面與認知語義學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如反對形式主義對語義學和語用學做出的嚴格劃分，這使其歸屬于更廣層面的認知研究范疇。
基于對應理論，真實條件語義學認為語言意義為真的條件是其所表達的意義與現實世界相符。真值條件語義學認為我們可以依據不可再釋義的元語言對現實世界即語義真值進行純粹客觀的描寫，進而將目標語言轉譯為元語言。Evans&Green在討論真值條件語義學的同時，還對Tarski關于自然語言的不一致性討論、命題和句子之間的差異、真值條件語義學與生成語言學之間的關系、意義組合性原則、自然語言如何轉譯為元語言以及語義解讀、賦值和匹配等內容進行了紹介。最后，他們對形式語義學和認知語義學進行了比較并得出了二者的異同點。（455-458頁）
關聯理論由心理學家DanSperber和語言學家DeirdreWilson共同提出。該理論是一種普適性交際理論，它將話語交際視為明示-推理交際的一種。Sperber&Wilson認為交際的定義性特征表現為展示某一特定交際意圖。也就是說，交際意圖由某種明示性行為得以展示。言語交際便是典型的表達某種交際目的的明示性交際行為。在論述關聯理論的過程中，Evans&Green首先對明示性交際、共同認知環境、關聯、話語顯義和蘊含等概念以及關聯理論對隱喻的相關研究進行了詳細的紹介。最后，將關聯理論和認知語義學進行比較并得出其異同。
第三部分（略）
三、總結
通過以上的簡單介紹，我們可以看到Evans&Green這部宏偉巨著的大致輪廓。之所以稱其為宏偉巨著不僅僅是因為其篇幅的恢弘，更主要是考慮其內容的豐富和充實。除此之外，本書還具有以下特點：
一、結構設計合理，更符合教科書用途。每章正文詳述之后都附以擴展閱讀書目和習題練習以便讀者更全面地了解章節內容并進一步激發讀者的思考。
二、邏輯清晰，脈絡流暢，一氣呵成。全書共分四個部分，每一部分和后一部分之間邏輯銜接緊密——理論假設概覽為語義研究開展夯實學理基礎；語義研究詳述為語法分析討論做好堅實鋪墊；概括總結展望為事業發展譜寫宏偉藍圖。
三、并非單一紹介，每一理論都做到有疑必思。反思的開展更好地反映了認知語言學現行的發展趨勢和研究重點。
本書美中不足之處在于對認知語音學研究關注較少。這不僅與作者個人的研究興趣有關，更反映了認知語言學對語音學關注的不足。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認知語音學也會得以長足的發展，進而完善認知語言學發展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