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撤出長江南北蘇區，遷往陜甘蘇區兩年。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的文章7篇 ,歡迎品鑒！
【篇一】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年多，行程共計6.5萬多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多年來，長征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熱點和文學創作的豐富素材，關于長征的親歷回憶、口述日記、學術專著、文學作品不斷涌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長征無疑成為了一種世界級學問。作為黨史研究工作者，我從2003年初開始“走走黨史”，斷斷續續地用了10年時間對紅軍長征的主要路線和發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實地考察，在宏觀上構建起了一幅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圖譜。這里，我根據親歷親知的實際考察，談談對長征的認識。
怎樣認識紅軍長征的基本概念
關于紅軍長征，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概念，即“紅軍主體的長征”。它是指到達陜北的4支部隊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主體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這個“3+1”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
紅軍長征全過程應包括長征序曲、紅軍主體的長征和長征尾聲，即將“3+1”的長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紅七軍團(在方志敏的部隊加入后合編為紅十軍團，他任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該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閩浙皖贛地區，這支先遣隊就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軍，為中央紅軍長征作戰略準備。隨后，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探路。這兩支先于主力紅軍的長征，是長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的遠征。因為紅軍西渡黃河這一重大決策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寧夏戰役。組建為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參加過紅軍主體長征的，既包括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和原屬中央紅軍的第五軍，還有紅四方面軍總部。這樣，西路軍遠征河西就是紅軍長征的繼續，是紅軍主體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即紅軍長征的尾聲。
如果把紅軍主體的長征看作長征大劇的“主戲”，那么這場包括序曲、主戲、尾聲在內的紅軍長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壯的歷史大劇。
怎樣認識遵義會議與其前后一些會議的關系
在“走走黨史”的實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長征的基本內涵：紅軍長征既突破了反動派軍隊的圍堵，又克服了黨內錯誤指導思想遭致的困難，還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了落腳西北的戰略大轉移，由此實現了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根本保證。
在長征途中，我們黨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其中最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義會議，它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具有偉大轉折的歷史地位。但實現這個歷史轉折有個過程。就遵義會議前而言，最早的通道會議實現了戰術“轉兵”，在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黎平會議改變原來去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決策，實現了戰略“轉兵”，并通過決議指出在適當時候開會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猴場會議駁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會議決議，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增加了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的可能性。遵義會議前的這幾次會議，為實現偉大轉折作了重要準備。
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是勢所必至。博古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與會者絕大多數不滿。張聞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批評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尖銳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周恩來講話承擔了領導責任。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成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長征危急關頭，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統治。
遵義會議后的幾次會議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一是“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并沒有撤換博古;對毛澤東也沒有作具體分工。這次會議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一把手，還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二是扎西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決定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這就將遵義會議決議昭告到全軍。三是茍壩會議。經過毛澤東力爭，不打固守打鼓新場之敵，否定了之前通過的決議，避免了紅軍可能遭致的重大損失。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毛澤東雖然在軍內不是一把手，但“團長”周恩來非常尊重他的意見，實際上他是“總設計師”。
當然，遵義會議是系列會議的標志和旗幟。因為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路線之亂，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此前的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此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怎樣認識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貢獻和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是以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為標志的。對于紅四方面軍進行的長征和作出的貢獻，過去的黨史書講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對紅四方面軍開辟的川陜根據地及其隨后的長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張國燾的錯誤對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無疑有很大影響，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貢獻。
根據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認為紅四方面軍的貢獻和作用至少體現在：其一，對中央紅軍北進川西發揮了重要策應作用。紅四方面軍在1932年底開辟的川陜蘇區，將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由東南引向西北，并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中央紅軍的長征，在遵義會議前幾乎陷入絕境。為盡快改變這個局面，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電告紅四方面軍派兵南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其二，對中央紅軍克服物資匱乏、補充兵員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強大的“宣傳隊”作用。其四，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播種機”作用。紅四方面軍所到之處，包括后來南下到一些地區，仍然宣傳黨的政策，堅持地方群眾工作。
怎樣認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兩個奠基禮”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935年11月初與紅十五軍團會師。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陜甘支隊編為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并入紅一方面軍。這時，國民黨對于紅軍的會合加強了“圍剿”部署。為打破“圍剿”，從11月20日到26日，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敵1個師又1個團，擊斃敵109師師長等1000余人，俘敵5300多人。這次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為黨中央和紅軍在西北建立大本營，舉行了“奠基禮”。
2003年我開始了“走走黨史”，到陜北作現場考察后感到，當時的“奠基禮”實際應當是兩個：除直羅鎮戰役是“軍事奠基禮”外，中央糾正陜北的“肅反”錯誤可視為“政治奠基禮”。因為陜北的“肅反”造成的政治危機，絲毫不亞于國民黨軍的“圍剿”。當時，國民黨軍正在實施“圍剿”，而在中央紅軍到陜北前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認為陜北黨內有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和“右派”活動，不顧前線緊張的軍事形勢，開展“肅反”運動;并派人到前方和陜甘邊逮捕干部，甚至將已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的劉志丹也關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的營以上干部、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區以上干部，還有一些從國統區過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共200余人慘遭殺害。劉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晝夜審訊。這樣大規模的捕殺，使陜北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吳起鎮獲悉情況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經過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五人領導小組對案卷材料的審核和廣泛調查，認為強加于劉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所有人員全部被釋放、平反和恢復工作。中央糾正這一嚴重的“肅反”錯誤，為鞏固和擴大陜北蘇區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因此，可將其視為“政治奠基禮”。
【篇二】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為什么說紅軍長征是“3＋1”的長征？
整個紅軍的長征是“3＋1”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的長征，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長征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十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不說絕無僅有，也是極其罕見的。
這些年來了解和研究長征的人多了，不時遇到這樣的提問：為什么不以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作準備的1934年7月紅七軍團北上和紅六軍團西進作為紅軍長征的歷史起點？這是因為那兩支部隊盡管是數千人的運動，但畢竟還屬于小規模，前者主要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后者帶有探路性質。它們無疑是長征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一年10月的中央紅軍主力長征，一是隊伍達八萬六千余人，是大規模的戰略轉移；二是黨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機關隨軍運動，影響巨大。因此，以1934年10月作為紅軍長征歷史起點的標志是無可非議的。
●為什么也可以說“長征是六萬五千里”？
關于紅軍長征的里程，過去比較多的是講二萬五千里。這里講的是中央紅軍走的長征路。現在既然明確了整個紅軍的長征是“3＋1”的長征，那么僅僅講二萬五千里就不全面了。
據軍史資料統計，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歷時11個月，轉戰8省，行程兩萬余里。紅四方面軍的長征歷時19個月，轉戰6省，有的三過雪山草地，行程1萬多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歷時10個月，轉戰4省，行程約1萬里。將上述四支紅軍的長征路，歷經14個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長征的實際總里程為6.5萬多里。因此，除了繼續肯定中央紅軍的長征里程兩萬五千里外，還應當廣泛宣傳整個紅軍長征的里程為六萬五千里，要強化這個概念。這樣比較完整。
●為什么說長征的路線和目的地是一個動態過程？
紅軍長征，最初叫“戰略轉移”、“西征”、“遠征”。使用“長征”一詞，最早是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的2月下旬，中央紅軍二渡赤水發布的《告工農勞苦群眾書》中。紅軍長征到陜北，這不是預先設定的。進行戰略轉移，開始并沒有打算走很遠。長征的路線和目的地是根據軍事形勢和作戰情況而不斷變化的。這是一個動態過程。紅軍長征目的地，據我初步統計，僅中央紅軍言，先后有8個設想：（1）在瑞金出發時是到湘西洪江地區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發展復興后再回來；（2）黎平會議決定到黔北的遵義地區建立新根據地；（3）遵義會議決定過長江到川西建立根據地；（4）會理會議決定到川西北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去建立根據地；（5）兩河口會議決定去川陜甘一帶開辟新的根據地；（6）毛兒蓋會議進一步明確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創建新根據地；（7）俄界會議決定到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建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8）在哈達鋪初步決定到陜北去，隨后的榜羅鎮會議正式決定陜北為長征的最后落腳點。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準了榜羅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宣告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隨后，中共中央將“紅都”設在瓦窯堡，陜北成為中國革命大本營。
●為什么不能把戰略轉移的原因同作出戰略轉移的決策混在一起？
過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將進行戰略轉移的原因同作出戰略轉移的決策混在一起，不加區別。
其實，這是兩個問題，應區別開來。第五次反“圍剿”在中央蘇區的失敗，從主觀方面說，無疑要歸咎于錯誤路線。但導致這個結果后怎么辦？在當時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死守，與中央蘇區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前者說白了，是死路，不僅國民黨軍重兵包圍，而且蘇區內的人、財、物等資源基本耗盡，再也難以支撐一場需要大量兵員和物資的戰爭。進行戰略轉移，從理論上說是活路，只要指導思想正確，保存革命力量就能再圖發展。這就是俗話說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因此，錯誤路線的領導使紅軍遭致嚴重失敗，這是一個問題；在這個危急關頭作出戰略轉移即長征的決定，則是另一個問題。對前者要否定，對后者要肯定。不能因為否定前者，就不作分析地認為：在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頭，作出戰略轉移的決定也是錯誤的。
●為什么說長征出發地是多元的？
這些年開展紅色旅游，一些地方爭著打“長征出發地”牌，對紅軍長征出發地的爭論愈趨激烈。我在考察紅軍長征路后，形成了“長征出發地的多元論”概念，即各路紅軍長征都有自己的出發地，屬于不同層面的出發地也不止一個。比如，就中央紅軍言，瑞金是中央首腦機關的長征出發地，帶有標志意義；于都是中央首腦機關和紅軍主力四個軍團的集結出發地。還有紅軍部隊從其他地方直接出發作戰略轉移進行長征的，如紅九軍團就是從會昌出發的，因而也是長征出發地。屬于這個層面的出發地，還有石城、長汀、興國、寧化等縣。講紅軍長征出發地的多元性，并不等于說紅軍戰斗過的地方都是長征出發地。其定位標準，就中央紅軍而言，大體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軍委下達撤離戰斗前線到集結地的情況來確定。各部隊接到命令時所撤離的那個地方，均可視為長征出發地。上述所列，還只是中央紅軍的長征出發地。長征既然是“3＋1”的長征，其他紅軍長征還有各自的出發地，如紅二、六軍團在湖南桑植，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蒼溪，紅二十五軍在河南羅山等。因此，紅軍長征出發地不只有唯一的一個，而是多元的。
●如何深入理解長征的基本內涵？
紅軍長征的內涵很豐富，它不簡單地是突圍、轉戰、打仗等，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嚴峻斗爭：
第一個方面是革命與反革命兩種力量、光明與黑暗兩種命運的大搏斗。中央紅軍以湘江戰役、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最為驚心動魄。紅四方面軍以嘉陵江戰役、名山百丈關戰役和甘南的“岷（縣）、臨（潭）、舟（曲）戰役”最為激烈。紅二方面軍的戰斗以在云貴高原轉戰烏蒙山的大迂回作戰和在隴南的“成（縣）、徽（縣）、兩（當）、康（縣）戰役”最為著名。紅二十五軍以在河南方城獨樹鎮和甘肅涇川王母宮塬的血戰最為艱險。
第二個方面是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搏擊中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有尖銳斗爭。這個方面包括兩個內容，突出地表現在兩個系列會議上：一是與博古、李德的“左”傾教條主義的斗爭。這以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和遵義會議最為關鍵；二是與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這又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從兩河口會議開始，直到俄界會議，由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黨中央同張國燾的直接斗爭；二是在紅軍總部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后在阿壩會議和卓木碉會議上，由以朱德為代表的紅軍領導人進行的反對張國燾分裂黨中央的尖銳斗爭。
第三個方面是同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的生死博弈。紅一方面軍以翻越四川寶興夾金山，紅四方面軍以翻越四川丹巴至道孚的黨嶺山，紅二方面軍以翻越從云南中甸至四川鄉城的系列雪山，犧牲的指戰員為最多。過草地是長征途中遭遇的最大的艱難險阻。三個方面軍都經過了“水草地獄”，犧牲者更多。這三方面的斗爭和博弈，構成紅軍長征的基本內涵。
【篇三】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3＋1”的長征
整個紅軍的長征是“3＋1”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的長征，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長征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
“長征是六萬五千里”
關于紅軍長征的里程，過去比較多的是講二萬五千里。這里講的是中央紅軍走的長征路。現在既然明確了整個紅軍的長征是“3＋1”的長征，那么僅僅講二萬五千里就不全面了。據軍史資料統計，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歷時11個月，轉戰8省，行程兩萬余里。紅四方面軍的長征歷時19個月，轉戰6省，有的三過雪山草地，行程1萬多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歷時10個月，轉戰4省，行程約1萬里。將上述四支紅軍的長征路，歷經14個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長征的實際總里程為6.5萬多里。
路線和目的地是動態的
紅軍長征到陜北，這不是預先設定的。進行戰略轉移，開始并沒有打算走很遠。長征的路線和目的地是根據軍事形勢和作戰情況而不斷變化的。這是一個動態過程。紅軍長征目的地，據我初步統計，僅中央紅軍言，先后有8個設想。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準了榜羅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宣告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隨后，中共中央將“紅都”設在瓦窯堡，陜北成為中國革命大本營。
出發地是多元的
各路紅軍長征都有自己的出發地，屬于不同層面的出發地也不止一個。其定位標準，就中央紅軍而言，大體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軍委下達撤離戰斗前線到集結地的情況來確定。各部隊接到命令時所撤離的那個地方，均可視為長征出發地。
【篇四】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同學們：
一位小女孩天真地問父親：“紅軍爺爺長征時為什么不喝健力寶，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對于他們，長征已成為一個老外婆的傳奇故事。然而隨著歲月流逝，長征精神以越來越深刻的魅力，吸引著眾多的人們到長征路上去追尋，去思考。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萬中央紅軍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被迫突圍西行，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歷時兩年整，行程兩萬五千里，途經十四個省，開始了“萬水千山只等閑”的長征。
在長征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紅軍將領的母親，當她看到戰士們吃的是清水煮的樹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帶時，她落淚了。她把自己要飯討來的生芋頭全部倒進了鍋里。就這，竟成為將士們難得的一頓美餐。“牛皮腰帶三尺長，草原荒地好干糧，熬湯煮菜別有味，端給媽媽來品嘗。”老媽媽聽著戰士們自編自唱的<牛皮腰帶歌>，掛滿淚花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還有一次過草地，一位在戰斗中剛剛入黨的警衛員，為了搶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獻出了年僅18歲的生命。當他漸漸沉下去的時候，手里緊緊攥著一塊銀圓，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黨費。長征中，這樣的事情幾乎天天都有，然而隊伍每天都在頑強地向前，向前……
這就是長征精神，這就是在槍林彈雨，雪山草地之間打不爛，拖不垮的硬骨頭精神，這就是面對敵人的屠刀與誘惑，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的大無畏精神!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的民族又開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長征。雖然再沒有雪山和草地，但我們同樣面臨著歷史和時代的挑戰。這種挑戰，是一種更為長期、更為嚴峻的考驗。它表面上看起來并非那么艱難，那么壯烈，但要取得勝利，卻是相當不易的。
同學們，當你沉溺于網絡游戲，失去自我的時候;當你留連于武打小說，不思進取的時候;當你吃著美味，喝著鮮奶，為超女瘋狂的時候……想一想長征吧，想一想8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說當年所面臨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權的話，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則是用我們的勤勞和智慧使我們的祖國闊步邁入世界經濟強國的行列。這關系到當代中國的國際地位，關系到每一位華夏子孫的命運!作為當代的熱血青年，我們應該有自己的遠大理想，那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也是一次充滿艱辛的長征，這是時代賦予我們青少年的新的長征!少年興則國興，少年強則國強。我們要接過長征精神的光輝旗幟，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銳意進取，自強不息，真正把愛國之志變成報國之行。今天為振興中華而勤奮學習，明天為創造祖國輝煌的未來貢獻自己的力量!
同學們，讓我們重踏長征路，弘揚長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尋金色的理想，追尋明媚的春光，追尋火紅的太陽!
【篇五】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執政黨，成立于1921年7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發展歷程
中共一大：中國共產黨誕生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共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2年在上海召開。
1922年，中共二大，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現階段的革命綱領即最低綱領是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二大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中共三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3年，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
1923年，黨的三大召開，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思想、組織上的獨立性。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義，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中共四大
1925年四大召開，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
中共五大
1927年五大召開，大會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做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五大實際上并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中共六大：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和瞿秋白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指出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這次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1931年，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
1934年，中央紅軍進行長征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
1935年長征過程中，遵義會議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也開始進行全國性抗戰。
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也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1940年，百團大戰由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指揮。
1941年根據地經濟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
1942 年延安整風運動的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經過激烈的爭論，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又名《雙十協定》。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開，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七大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大會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中共八大：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1948年遼沈戰役是解放戰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略決戰的第一個戰役。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1956年八大召開，大會正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八大是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中共九大
1969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對八大黨章作了錯誤修改，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中共十大
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號召發揚民主，加強團結，集思廣益，共同努力，開得生動活潑，熱氣騰騰，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為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充分的準備。
中共十一大
1974 年，中國趕走南越侵略軍，收復西沙群島。
1975 年的全面整頓工作由鄧小平主持進行。
1977年，黨的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幫后召開的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大會總結了揭批四人幫的初步成果，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提出了到本世紀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在為動員全黨完成這個歷史任務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共十二大：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
1982年十二大召開，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中共十三大：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1987年十三大召開，十三大第一次系統地闡明了有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
中共十四大：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后，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1992年10月十四大召開，這次大會作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中共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大會指出，中國共產黨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中共十六大：與時俱進的大會
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這次大會是我們黨新世紀乘勝前進，規劃制定新世紀中國發展重大戰略的會議，也是與時俱進，為指導思想增添理論新成果的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三個代表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實現了我們黨承前啟后，完成整體性新老交替的任務。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中共十七大：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的大會
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黨的十七大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中共十八大：繼往開來，影響深遠
2021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明確了科學發展觀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制定了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前進方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回答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政策立場。
中共十九大：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2021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承擔著謀劃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深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任務，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繼往開來，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事關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篇六】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年多，行程共計6.5萬多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多年來，長征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熱點和文學創作的豐富經典詞句，有關長征的親歷回憶、口述日記、學術專著、文學作品不斷涌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長征無疑成為了一種世界級學問。作為研究工作者，我從2003年初開始走走，斷斷續續地用了10年時間對紅軍長征的主要路線和發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實地考察，在宏觀上構建起了一幅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圖譜。這里，我根據親歷親知的實際考察，談談對長征的認識。
怎樣認識紅軍長征的基本概念
有關紅軍長征，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概念，即紅軍主體的長征。它是指到達陜北的4支部隊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主體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這個3+1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
紅軍長征全過程應包括長征序曲、紅軍主體的長征和長征尾聲，即將3+1的長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紅七軍團(在方志敏的部隊加入后合編為紅十軍團，他任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該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閩浙皖贛地區，這支先遣隊就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軍，為中央紅軍長征作戰略準備。隨后，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探路。這兩支先于主力紅軍的長征，是長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的遠征。因為紅軍西渡黃河這一重大決策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寧夏戰役。組建為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參加過紅軍主體長征的，既包括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和原屬中央紅軍的第五軍，還有紅四方面軍總部。這樣，西路軍遠征河西就是紅軍長征的繼續，是紅軍主體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即紅軍長征的尾聲。
如果把紅軍主體的長征看作長征大劇的主戲，那么這場包括序曲、主戲、尾聲在內的紅軍長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壯的歷史大劇。
怎樣認識遵義會議與其前后一些會議的關系
在走走的實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長征的基本內涵：紅軍長征既突破了反動派軍隊的圍堵，又克服了黨內錯誤指導思想遭致的困難，還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了落腳西北的戰略大轉移，由此實現了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根本保證。
在長征途中，我們黨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其中最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義會議，它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具有偉大轉折的歷史地位。但實現這個歷史轉折有個過程。就遵義會議前而言，最早的通道會議實現了戰術轉兵，在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黎平會議改變原來去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決策，實現了戰略轉兵，并通過決議指出在適當時候開會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猴場會議駁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會議決議，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增加了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的可能性。遵義會議前的這幾次會議，為實現偉大轉折作了重要準備。
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是勢所必至。博古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與會者絕大多數不滿。張聞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批評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尖銳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周恩來講話承擔了領導責任。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成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長征危急關頭，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統治。
遵義會議后的幾次會議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一是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并沒有撤換博古;對毛澤東也沒有作具體分工。這次會議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一把手，還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二是扎西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決定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這就將遵義會議決議昭告到全軍。三是茍壩會議。經過毛澤東力爭，不打固守打鼓新場之敵，否定了之前通過的決議，避免了紅軍可能遭致的重大損失。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毛澤東雖然在軍內不是一把手，但團長周恩來非常尊重他的意見，實際上他是總設計師。
當然，遵義會議是系列會議的標志和旗幟。因為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路線之亂，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此前的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此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怎樣認識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貢獻和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是以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為標志的。對于紅四方面軍進行的長征和作出的貢獻，過去的書講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對紅四方面軍開辟的川陜根據地及其隨后的長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張國燾的錯誤對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無疑有很大影響，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貢獻。
根據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認為紅四方面軍的貢獻和作用至少體現在：其一，對中央紅軍北進川西發揮了重要策應作用。紅四方面軍在1932年底開辟的川陜蘇區，將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由東南引向西北，并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中央紅軍的長征，在遵義會議前幾乎陷入絕境。為盡快改變這個局面，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電告紅四方面軍派兵南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其二，對中央紅軍克服物資匱乏、補充兵員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強大的宣傳隊作用。其四，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播種機作用。紅四方面軍所到之處，包括后來南下到一些地區，仍然宣傳黨的政策，堅持地方群眾工作。
怎樣認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兩個奠基禮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935年11月初與紅十五軍團會師。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陜甘支隊編為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并入紅一方面軍。這時，國民黨對于紅軍的會合加強了圍剿部署。為打破圍剿，從11月20日到26日，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敵1個師又1個團，擊斃敵109師師長等1000余人，俘敵5300多人。這次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為黨中央和紅軍在西北建立大本營，舉行了奠基禮。
2003年我開始了走走，到陜北作現場考察后感到，當時的奠基禮實際應當是兩個：除直羅鎮戰役是軍事奠基禮外，中央糾正陜北的肅反錯誤可視為政治奠基禮。因為陜北的肅反造成的政治危機，絲毫不亞于國民黨軍的圍剿。當時，國民黨軍正在實施圍剿，而在中央紅軍到陜北前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認為陜北黨內有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和右派活動，不顧前線緊張的軍事形勢，開展肅反運動;并派人到前方和陜甘邊逮捕干部，甚至將已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的劉志丹也關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的營以上干部、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區以上干部，還有一些從國統區過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共200余人慘遭殺害。劉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晝夜審訊。這樣大規模的捕殺，使陜北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吳起鎮獲悉情況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經過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五人領導小組對案卷材料的審核和廣泛調查，認為強加于劉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所有人員全部被釋放、平反和恢復工作。中央糾正這一嚴重的肅反錯誤，為鞏固和擴大陜北蘇區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因此，可將其視為政治奠基禮。
【篇七】黨課黨史講稿:從“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2021年度從“黨史”中再識長征黨課講稿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年多，行程共計6.5萬多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多年來，長征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熱點和文學創作的豐富素材，關于長征的親歷回憶、口述日記、學術專著、文學作品不斷涌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長征無疑成為了一種世界級學問。作為黨史研究工作者，我從2003年初開始“走走黨史”，斷斷續續地用了10年時間對紅軍長征的主要路線和發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實地考察，在宏觀上構建起了一幅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圖譜。這里，我根據親歷親知的實際考察，談談對長征的認識。
一、怎樣認識紅軍長征的基本概念
關于紅軍長征，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概念，即“紅軍主體的長征”。它是指到達陜北的4支部隊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主體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1月并入紅一方面軍)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臺堡會師為標志。這個“3+1”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
紅軍長征全過程應包括長征序曲、紅軍主體的長征和長征尾聲，即將“3+1”的長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紅七軍團(在方志敏的部隊加入后合編為紅十軍團，他任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該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閩浙皖贛地區，這支先遣隊就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軍，為中央紅軍長征作戰略準備。隨后，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探路。這兩支先于主力紅軍的長征，是長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的遠征。因為紅軍西渡黃河這一重大決策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寧夏戰役。組建為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參加過紅軍主體長征的，既包括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和原屬中央紅軍的第五軍，還有紅四方面軍總部。這樣，西路軍遠征河西就是紅軍長征的繼續，是紅軍主體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即紅軍長征的尾聲。
如果把紅軍主體的長征看作長征大劇的“主戲”，那么這場包括序曲、主戲、尾聲在內的紅軍長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壯的歷史大劇。
二、怎樣認識遵義會議與其前后一些會議的關系
在“黨史”的實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長征的基本內涵：紅軍長征既突破了反動派軍隊的圍堵，又克服了黨內錯誤指導思想遭致的困難，還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了落腳西北的戰略大轉移，由此實現了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根本保證。
在長征途中，我們黨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其中最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義會議，它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具有偉大轉折的歷史地位。但實現這個歷史轉折有個過程。就遵義會議前而言，最早的通道會議實現了戰術“轉兵”，在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黎平會議改變原來去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決策，實現了戰略“轉兵”，并通過決議指出在適當時候開會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猴場會議駁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會議決議，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增加了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的可能性。遵義會議前的這幾次會議，為實現偉大轉折作了重要準備。
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是勢所必至。博古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與會者絕大多數不滿。張聞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批評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尖銳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周恩來講話承擔了領導責任。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成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長征危急關頭，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統治。
遵義會議后的幾次會議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一是“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并沒有撤換博古;對毛澤東也沒有作具體分工。這次會議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一把手，還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二是扎西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決定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這就將遵義會議決議昭告到全軍。三是茍壩會議。經過毛澤東力爭，不打固守打鼓新場之敵，否定了之前通過的決議，避免了紅軍可能遭致的重大損失。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毛澤東雖然在軍內不是一把手，但“團長”周恩來非常尊重他的意見，實際上他是“總設計師”。
當然，遵義會議是系列會議的標志和旗幟。因為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路線之亂，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此前的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此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三、怎樣認識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貢獻和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是以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為標志的。對于紅四方面軍進行的長征和作出的貢獻，過去的黨史書講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對紅四方面軍開辟的川陜根據地及其隨后的長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張國燾的錯誤對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無疑有很大影響，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貢獻。
根據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認為紅四方面軍的貢獻和作用至少體現在：其一，對中央紅軍北進川西發揮了重要策應作用。紅四方面軍在1932年底開辟的川陜蘇區，將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由東南引向西北，并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中央紅軍的長征，在遵義會議前幾乎陷入絕境。為盡快改變這個局面，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電告紅四方面軍派兵南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其二，對中央紅軍克服物資匱乏、補充兵員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強大的“宣傳隊”作用。其四，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播種機”作用。紅四方面軍所到之處，包括后來南下到一些地區，仍然宣傳黨的政策，堅持地方群眾工作。
四、怎樣認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兩個奠基禮”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935年11月初與紅十五軍團會師。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陜甘支隊編為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并入紅一方面軍。這時，國民黨對于紅軍的會合加強了“圍剿”部署。為打破“圍剿”，從11月20日到26日，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敵1個師又1個團，擊斃敵109師師長等1000余人，俘敵5300多人。這次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為黨中央和紅軍在西北建立大本營，舉行了“奠基禮”。
2003年我開始了“黨史”，到陜北作現場考察后感到，當時的“奠基禮”實際應當是兩個：除直羅鎮戰役是“軍事奠基禮”外，中央糾正陜北的“肅反”錯誤可視為“政治奠基禮”。因為陜北的“肅反”造成的政治危機，絲毫不亞于國民黨軍的“圍剿”。當時，國民黨軍正在實施“圍剿”，而在中央紅軍到陜北前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認為陜北黨內有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和“右派”活動，不顧前線緊張的軍事形勢，開展“肅反”運動;并派人到前方和陜甘邊逮捕干部，甚至將已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的劉志丹也關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的營以上干部、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區以上干部，還有一些從國統區過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共200余人慘遭殺害。劉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晝夜審訊。這樣大規模的捕殺，使陜北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吳起鎮獲悉情況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經過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五人領導小組對案卷材料的審核和廣泛調查，認為強加于劉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所有人員全部被釋放、平反和恢復工作。中央糾正這一嚴重的“肅反”錯誤，為鞏固和擴大陜北蘇區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因此，可將其視為“政治奠基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