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我們走多遠，都不能忘記我們走過的路&ldquo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新中國70年是一部社會主義發展史的文章6篇 ,歡迎品鑒！
新中國70年是一部社會主義發展史篇1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歷史從此開啟了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并走向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改革開放40年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形成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等各項具體的制度。這些制度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制度體系。
在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
近代以來，中國的國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決定著中國革命的進程必須是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
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是什么?在當時，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
中國革命分新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共和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專政的對象，通過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由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協商建國。新中國成立之后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有一個過渡時期，通過實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新民主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在“一化三改”的過程中，對資產階級進行和平贖買，采取讓資本家從公私合營的企業中分得一部分紅利和股息的辦法逐步的向社會主義過渡，農業合作化采取由低級到高級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
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之后，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該怎樣建設和發展，這是擺在我們黨面前的一個新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借鑒外國經驗的同時，總結自己的經驗。1956年毛澤東同志的《論十大關系》、黨的八大確立的黨的正確路線展現了黨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而做的探索，提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黨的工作中心應該轉向經濟建設、進一步轉移到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來。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說：“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這是鄧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任務，而且強調走這條道路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同志這段簡短精辟的講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宣言書，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確立。
經過改革開放40年，黨的十九大作出了新判斷，“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我國進入新時代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我們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更加充滿了自信。新中國7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一種穩定的、科學的、規范的現代制度體系。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創新、完善和發展
新中國70年，在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著中國人民在實踐和理論上不斷創新，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地發展和完善。(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創新、完善和發展，我個人認為，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科學總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探索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鄧小平同志說，姓“社”姓“資”的問題，要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作出了科學的定義，糾正了我們以往將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的錯誤認識。
第二點，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關鍵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形式，一種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種是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在中國，這兩種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特點和優勢。”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強調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大以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出法治中國建設的“新十六字方針”那就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強調“依法治國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明確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大之后，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充分強調了憲法在依法治國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那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2014年12月4日是中國首個國家憲法日。2018年3月新修訂的憲法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法宣誓。”3月1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五次全體會議，新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習近平同志進行憲法宣誓。這是憲法宣誓制度實行以來首次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舉行的憲法宣誓活動。
第三點，“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及其實踐。
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關于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思想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表達了祖國大陸對臺灣人民的思念之情，也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意愿。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就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提出了九條方針(葉九條)，這九條方針第一次全面地闡述了中央政府對臺灣的政策。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慈時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提出了解決臺灣問題的六條方針 ，這六條方針集中體現了鄧小平運用“一國兩制”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一國兩制”，就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臺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1992年，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中就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達成共識，后被稱為“九二共識”。2005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高票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充分反映了黨和國家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一貫立場和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2008年12月，兩岸海、空直航和直接通郵正式啟動，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邁開了歷史性步伐。為了堅持“九二共識”，2015年11月7日，習近平主席同臺灣方面領導人馬英九在新加坡會面，這是1949年之后兩岸領導人的第一次會面，翻開了兩岸關系歷史性的一頁。
“一國兩制”的構想首先是針對臺灣問題提出來的，但是付諸實踐首先是被用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香港、澳門先后回歸祖國，“一國兩制”從科學構想變成了生動實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英兩國政府舉行香港交接儀式，英國政府把香港交還中國。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兩國政府舉行澳門政權交接儀式。香港和澳門回歸，標志著外國列強占領中國國土的時代徹底的結束，開創了港澳兩地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的新紀元。通過外交談判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是中國人民為世界和平與進步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創新，發展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
各國國情不同，每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為它是從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不可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來抽象評判，不可能千篇一律、歸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國家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應該秉持兼容并蓄的態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決不能囫圇吞棗、決不能邯鄲學步。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講到，“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社會主義并沒有定于一尊、一成不變的套路，只有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本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把藍圖變為美好現實。”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二者的有機統一。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如同鄧小平所指出的一樣，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另一個“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新中國70年，中國人走過了西方國家兩三百年的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發展奇跡，這些就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我們堅持制度自信并不是說中國政治制度就完美無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發展了。我們不能自我滿足，更不能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堅定制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在堅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不斷推進制度體系完善和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是黨領導人民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方面的能力。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由兩句話組成的，前一句話“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后一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既相互區別，又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豐富了現代化概念的內涵。
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成功，中國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旗手，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冷戰結束后，世界社會主義萬馬齊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轉，社會主義優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顯。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講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給世界提供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道路，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具有可借鑒性。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彰顯出了重要的世界意義。
新中國70年是一部社會主義發展史篇2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
回望新中國70年的歷史，每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歷史高度。
這是一部中國人民當家作主以后建設、鞏固和探索社會主義制度史，是一部在改革開放中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道路史，是一部中華民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實現偉大夢想的奮進史，是一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發展史。
這樣一部歷史，在中華大地和全世界面前足夠精彩和輝煌!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寫的《新中國70年》正式出版發行，這是一部可以有效幫助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學習新中國史的精品力作。
這部著作記述了新中國70年波瀾壯闊的歷史，充分反映了黨領導人民探索、開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及其重大理論、制度創新成果，生動展示了新中國成立70年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國防和軍隊、“一國兩制”和祖國統一、外交、黨的建設等各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突出展示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
這部著作的鮮明特點
權威性。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史新中國史的重要論述精神貫穿于全部內容中，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黨史新中國史的最新認識。
完整性。在內容起止時間上，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直到2019年10月，是迄今為止涵蓋時間最長的新中國史著作，完整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磅礴歷程和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可讀性。在敘述方式上，不僅主題鮮明、邏輯嚴謹，而且文風樸實，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如何用好這部著作
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在民主革命勝利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歷史性課題。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做了3件大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對這一歷史性課題進行成功“解題”，使具有170多年歷史的科學社會主義在近14億人口的東方大國找到了切實可行的實現路徑。這3件大事，生動體現在《新中國70年》探索篇、改革篇、強國篇之中。
新中國70年發展歷程波瀾壯闊。《新中國70年》的主題主線，就是集中展示7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而進行的偉大斗爭。學習新中國史，就要通過這一主題主線去真正理解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從開創歷史新紀元到開啟新時期、跨入新世紀，從站上新起點到進入新時代接續書寫的歷史華章;真正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上所宣告的“今天，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
新中國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遇到許多困難，也遭遇不少挫折。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抓住新中國史上的曲折不放并擴大渲染，對于新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取得的成就視而不見、閉口不談，試圖通過局部的、個別的失誤來否定全局，把新中國史說成一團漆黑，這無疑是錯誤的。《新中國70年》全景呈現70年偉大飛躍的光輝歷程、集中展現70年跨越發展的偉大奇跡、深刻揭示70年歷史變革的寶貴經驗，有助于讀者準確把握新中國史的主流與本質。
如何從新中國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新中國70年》用一個個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這樣的地位。通過這部著作，我們能夠深入理解新中國從哪里來、向哪里去，深入理解中國共產黨在推動中國歷史前進中發揮的無可替代的領導核心作用，從而真正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做到常懷憂國之心、為國之責、強國之志。
《新中國70年》撫今追昔、以史為鑒，告訴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成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植根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其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中國人民獨立自主創造的新版;其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其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成功，壯大了維護世界持久和平與促進繁榮發展的力量，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閱讀這部著作，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為任何干擾所惑，不為任何雜音所擾，不為任何風險所懼，奮力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勿忘昨天的奮斗與輝煌，才能無愧今天的使命與擔當。《新中國70年》呈現的歷史，是一部為新中國誕生和發展進行偉大斗爭的雄壯史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要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面臨的形勢復雜嚴峻，承擔的任務繁重艱巨，必須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斗爭精神、斗爭本領不是與生俱來的，我們要在學習中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夯實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思想根基。要學懂弄通做實黨的創新理論，最根本的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掌握核心要義，領會精神實質，把握豐富內涵，貫徹實踐要求。這是《新中國70年》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新中國70年是一部社會主義發展史篇3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的歷史，是社會主義建立、建設和不斷完善的過程，是一部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
這是不平凡的70年，充滿了矛盾和斗爭，不僅同敵對勢力作斗爭，而且也同自己的錯誤作斗爭。我們經歷了風風雨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逐步強起來，走向偉大的復興。這些成就，連敵人也難以否定。歷史證明，走社會主義道路，作為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宣布，社會主義這條路走對了。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境地，任人宰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當時人們想走的都是資本主義道路，但怎么走也走不通。正當人們四處碰壁，迷惘困惑，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人們發現還有一條勞動人們擺脫壓迫、剝削，獲得解放的道路，那就是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幾十年浴血奮戰，終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建國前夕，人們都在思考，新中國應該走什么道路、應該建成什么性質的國家的問題。這時毛澤東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回答了這些問題。文章回顧了中國的近代歷史，總結了建黨28年革命斗爭的經驗，旗幟鮮明地指出：“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走俄國十月革命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絕不走英美的資本主義道路。這就確定了新中國建國的基本方向、道路。從此中國的歷史就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史。社會主義是新中國的主題。
二、新中國成立的最初三年，我們基本上是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完成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剿匪、清除惡霸等等，同時進行抗美援朝。
到1953年，新政權已經鞏固，國民經濟得到恢復，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這時，黨及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時實行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農業、手工業的個體私有制改造成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私營工商業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簡稱“一化三改”。我們黨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提出許多新的觀點，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順利地開展這項巨大的社會改造工程。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的大國里，短短幾年時間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這么大的社會變革，卻同時保持政局穩定，經濟發展，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應該用濃墨重彩載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史冊。
改革開放以來，經常有人提三大改造有沒有必要，理由是，現在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不僅存在，而且得到很大發展，私營經濟的資本總額、產值、雇工人數都大大超過建國初期的私營工商業，于是便認為三大改造不應該搞，多此一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是錯誤的。第一，三大改造是符合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要求的。隨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開展，許多大型工業企業的建立，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發展起來了。這時，個體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了，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這些矛盾，只有通過把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解決。我們的毛病是搞得急了，實行了單一公有制，而不是不應該搞三大改造。第二，還應該從政治上考慮這個問題。為了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從新民主主義性質轉為社會主義性質，也需要這樣做。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原來是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歷史的發展要求轉變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重點是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切斷農民與資產階級的聯系。從這個角度看，也需要實行三大改造。第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制度基礎。作為完善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只有在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才能進行。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談不上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不能因為后來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糾正單一公有制的毛病，調整所有制結構，就否定三大改造的必要。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還是應該堅持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評價：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確的”。三大改造雖然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和偏差，“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三、從1956年4月到1966年4月是我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
剛起步的時候，我們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毫無經驗，只能向已經有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蘇聯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應該學習的，包括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等，它反映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共同規律，具有普遍意義，所以，我們始終把自己的社會主義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經驗(包括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等具體制度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針、政策等等)卻需要作具體分析，其中有的是對的，可以學習，有的僅僅適合蘇聯的國情，不能照搬到國情不同的其他國家去，有的則是錯誤的。很快毛澤東就發現了這些問題。他總結了我國頭幾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要結合本國的國情，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走自己的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這突出地體現在《論十大關系》中。這就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端。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一直是沿著這條探索道路展開的。70年的歷史是一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一切成就與問題都是在探索過程中產生的。我們必須用這種眼光看待我們的歷史。
我們黨在這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有許多創見。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準確地判斷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狀況。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狀態同資本主義不一樣罷了。社會主義社會雖然還有敵我矛盾，但已經不是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非對抗性矛盾，可以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來解決。這個論斷，糾正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盛行的否定社會主義社會仍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學觀點。列寧曾經預言，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消失，矛盾依然存在。但蘇聯以斯大林為代表的理論界，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社會主義不再存在矛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似乎辯證法到社會主義社會就中斷了、不靈了。聲稱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再是矛盾的運動，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否定了矛盾的存在，必然導致否定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也就從根本上否定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他們提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對于社會中出現的矛盾，他們就用國外的因素來解釋，仿佛一切矛盾都是敵我矛盾。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觀點，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度成為主流。在這種狀況下，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科學地回答了社會主義面臨的各種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在這十年的具體工作中，我們黨還提出許多至今仍具有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例如，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他在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
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包括兩大類，一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一是如何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我們結合自己的國情探索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探索過程中，既取得偉大的成就，也犯過錯誤。這十年充滿了曲折、反復。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充分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愿望，調動了各族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由于對我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加上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人的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泛濫起來，造成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1960年冬，黨中央開始糾正“左”傾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2年召開有7000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由于這些措施，從1962年9月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重新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左”的指導思想雖然沒有得到徹底的糾正，但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事實證明，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一件復雜、艱苦的事情，人們的認識符合客觀實際需要一個實踐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犯錯誤是很難避免的。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要總結經驗，“我們有兩種經驗，錯誤的經驗和正確的經驗。正確的經驗鼓勵了我們，錯誤的經驗教訓了我們。”我們黨正是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在這十年里，成績與失誤交織在一起，但總體上說，成績是主要的，失誤是第二位的。1966年與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增長了3倍，棉紗、煤炭、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一大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立了起來，工業布局有了改善。農業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展開，并取得成效。文化教育事業也得到很大發展。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指出，“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這一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我們面臨的不僅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而且還有一個如何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過去由于否定矛盾的存在，還很少有人把這個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當時蘇聯理論界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不存在了。毛澤東結合中國的實踐，明確指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時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依然存在。1957年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鼓吹所謂的“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當時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錯誤只是在于，反右派斗爭被擴大化了，大量人民內部矛盾被當作敵我矛盾處理。反右派斗爭的實踐證明，僅僅有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才能得到鞏固。
1956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一件大事，那就是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了一個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由此引發了世界性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思想一片混亂，社會主義陣營發生波匈事件，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三分之一黨員退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造成了嚴重后果。我們黨接連發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回擊了這股思潮，穩定了大局。這場斗爭引起了我們黨的警覺，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經過這個事件，我們意識到，最大的危險是黨內出修正主義，也就是后來所說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黨開始探索我國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盡管在斗爭的實踐中警惕過當，出現夸大復辟危險的現象，但提出這個問題，意義十分重大，探索中積累的經驗也值得認真吸取。
在1956—1966年的中蘇十年論戰中，毛澤東就這個問題闡述了許多重要思想。概括起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重視。第一，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還存在階級斗爭;第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勝誰負的斗爭還沒有完全解決，還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第三，最大的危險是黨內出修正主義，要把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當作一件大事來抓。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的政局劇變、社會制度演變，充分證明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許多預言不幸而言中。在35年前毛澤東就做出了這樣的判斷，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戰略遠見，事情確實像王震同志說的那樣，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
四、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這十年，在一定意義上說，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但是，應該說是不成功的。
怎么分析這十年的歷史?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我嘗試著提幾點看法。
必須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出發點同“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做法分開進行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錯誤的，但不能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錯誤的。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出發點是正確的，后來的蘇東劇變證明了這一點。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做法的錯誤就否定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薄一波同志曾經指出：如果實事求是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當時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這一戰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處，至今仍不失深遠意義，這是應該肯定的;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有重大失誤之處，由此帶來的許多做法則是應該加以拋棄的。”這一分析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錯誤的。這些錯誤歸結起來主要是三條：一是指導思想是錯誤的，錯誤地認為階級斗爭是社會主要矛盾，并把這一指導思想錯誤地發展成為具有特定含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二是對我國當時的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于嚴重，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三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是錯誤的，采取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給一些陰謀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機，造成了全面內戰。然而這不等于說毛澤東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必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蘇東劇變證明了毛澤東關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具有戰略意義，是富有遠見的，絕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予以否定。對這個問題應該作科學的分析，切忌把臟水同孩子一起潑掉。
必須把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與黨內野心家、陰謀家別有用心的利用、擴大錯誤的做法分開。“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荒唐的做法，是林彪、“四人幫”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搞的，毛澤東本人一直是反對的，但礙于形勢一時難予糾正。不能把野心家、陰謀家的作為算到毛澤東的頭上來。應該把“文化大革命”本身同“文化大革命”時期十年的歷史進步分開來評價。“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錯誤的，它使得黨和國家遭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時間里還是取得不少成績的。不能因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把這十年說得一無是處。這十年里，工農業總產值增長133.54%，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72.6%，平均每年增長9.55%，農業總產值增長35.3%，平均每年增長2.8%。這一時期的三線建設、對外技術設備引進、農田基本建設、地方“五小”工業和社隊工業的大規模興起和發展，為以后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經濟騰飛準備了重要的物質條件。兩彈一星是這個時候上天的，中美、中日恢復外交關系也是這個期間實現的。這一切都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辛勤勞動的成果，不能抹殺。
應該看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時間里，盡管出現許多混亂，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仍然保留并運轉著，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生產資料公有制，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仍然堅持著。也就是說，并沒有亂到否定社會主義的地步。后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恰恰是依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的。應該把“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當作社會主義國家對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一種探索來對待。我們必須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而不是簡單地予以譴責。
五、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共和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
三中全會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人民群眾從過去盛行的教條主義的枷鎖中解脫出來，努力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毅然拋棄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開放，作為解決客觀存在的矛盾的手段、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被提上日程，首先在農村，進而在城市拉開改革的帷幕，同時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國的改革一開始就十分明確，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開展的，目的是完善社會主義。隨后又明確提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政策、措施都要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來制定。逐步形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致辭，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的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理論、基本道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們是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前中國具體實際(首先是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最基本的國情)和時代特點(經濟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要問題)相結合的理論結晶。黨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了一個定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的國情和時代特點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本質上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子和源頭。這說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在本質層次上，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共性(“科學社會主義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在這個層次上，沒有中國特色。離開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喪失了根本，就會變成一個什么東西都可以裝的框子，就沒有準頭了;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層次上，我們根據自己的國情和時代特點進行了探索，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特色”指的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這一層次說的。
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關系，我們就可以懂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整個科學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它是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階段，它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不同階段。決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作是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去蘇聯化”的結果，兩者本質上是統一的，只是在本質的實現形式上不同而已;也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用前者否定后者(例如說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非毛化”的產物)，或用后者否定前者。要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毛澤東開始探索的，但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則是鄧小平時期完成的(“始于毛，成于鄧”)，兩者是一個繼承關系。
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我們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我們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在政治上，我們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國家結構，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政黨制度;在文化上，我們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紅色革命文化為基因、同時吸收傳統文化和世界先進文化中的積極內容的文化制度。
幾十年實踐證明，這一整套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成熟，它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經受住了國際國內復雜形勢的考驗。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和制度充滿了自信。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道路、基本制度依然是正確的。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們將一以貫之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六、我們可以把建國以來70年的歷史概括如下：
一個主題，70年都是圍繞著社會主義發展的，從建立社會主義到建設社會主義，再到完善社會主義，是一部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離開社會主義就不能理解70年的歷史;一根主線，那就是探索，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一直是在探索中發展的，正因為是探索，不可避免會出現各種曲折、反復，用探索的眼光來看待這70年的歷史，許多問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一個主流，成績是主要的。任何事物都應該一分為二，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也應該這樣看待，既有成績，又有失誤。十全十美的事情是不會有的。但70年的實踐表明，成績是主流，問題是第二位的。我們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
新中國70年是一部社會主義發展史篇4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的歷史，是社會主義建立、建設和不斷完善的過程，是一部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這是不平凡的70年，充滿了矛盾和斗爭，不僅同敵對勢力作斗爭，而且也同自己的錯誤作斗爭。我們經歷了風風雨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逐步強起來，走向偉大的復興。這些成就，連敵人也難以否定。歷史證明，走社會主義道路，作為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宣布，社會主義這條路走對了。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境地，任人宰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當時人們想走的都是資本主義道路，但怎么走也走不通。正當人們四處碰壁，迷惘困惑，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人們發現還有一條勞動人們擺脫壓迫、剝削，獲得解放的道路，那就是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幾十年浴血奮戰，終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建國前夕，人們都在思考，新中國應該走什么道路、應該建成什么性質的國家的問題。這時毛澤東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回答了這些問題。文章回顧了中國的近代歷史，總結了建黨28年革命斗爭的經驗，旗幟鮮明地指出：“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走俄國十月革命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絕不走英美的資本主義道路。這就確定了新中國建國的基本方向、道路。從此中國的歷史就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史。社會主義是新中國的主題。
二、新中國成立的最初三年，我們基本上是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完成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剿匪、清除惡霸等等，同時進行抗美援朝。到1953年，新政權已經鞏固，國民經濟得到恢復，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這時，黨及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時實行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農業、手工業的個體私有制改造成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私營工商業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簡稱“一化三改”。我們黨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提出許多新的觀點，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順利地開展這項巨大的社會改造工程。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的大國里，短短幾年時間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這么大的社會變革，卻同時保持政局穩定，經濟發展，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應該用濃墨重彩載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史冊。
改革開放以來，經常有人提三大改造有沒有必要，理由是，現在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不僅存在，而且得到很大發展，私營經濟的資本總額、產值、雇工人數都大大超過建國初期的私營工商業，于是便認為三大改造不應該搞，多此一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是錯誤的。第一，三大改造是符合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要求的。隨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開展，許多大型工業企業的建立，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發展起來了。這時，個體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了，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這些矛盾，只有通過把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解決。我們的毛病是搞得急了，實行了單一公有制，而不是不應該搞三大改造。第二，還應該從政治上考慮這個問題。為了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從新民主主義性質轉為社會主義性質，也需要這樣做。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原來是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歷史的發展要求轉變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重點是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切斷農民與資產階級的聯系。從這個角度看，也需要實行三大改造。第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制度基礎。作為完善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只有在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才能進行。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談不上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不能因為后來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糾正單一公有制的毛病，調整所有制結構，就否定三大改造的必要。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還是應該堅持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評價：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確的”。三大改造雖然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和偏差，“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三、從1956年4月到1966年4月是我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剛起步的時候，我們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毫無經驗，只能向已經有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蘇聯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應該學習的，包括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等，它反映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共同規律，具有普遍意義，所以，我們始終把自己的社會主義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經驗(包括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等具體制度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針、政策等等)卻需要作具體分析，其中有的是對的，可以學習，有的僅僅適合蘇聯的國情，不能照搬到國情不同的其他國家去，有的則是錯誤的。很快毛澤東就發現了這些問題。他總結了我國頭幾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要結合本國的國情，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走自己的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這突出地體現在《論十大關系》中。這就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端。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一直是沿著這條探索道路展開的。70年的歷史是一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一切成就與問題都是在探索過程中產生的。我們必須用這種眼光看待我們的歷史。
我們黨在這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有許多創見。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準確地判斷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狀況。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狀態同資本主義不一樣罷了。社會主義社會雖然還有敵我矛盾，但已經不是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非對抗性矛盾，可以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來解決。這個論斷，糾正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盛行的否定社會主義社會仍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學觀點。列寧曾經預言，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消失，矛盾依然存在。但蘇聯以斯大林為代表的理論界，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社會主義不再存在矛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似乎辯證法到社會主義社會就中斷了、不靈了。聲稱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再是矛盾的運動，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否定了矛盾的存在，必然導致否定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也就從根本上否定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他們提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對于社會中出現的矛盾，他們就用國外的因素來解釋，仿佛一切矛盾都是敵我矛盾。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觀點，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度成為主流。在這種狀況下，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科學地回答了社會主義面臨的各種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在這十年的具體工作中，我們黨還提出許多至今仍具有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例如，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他在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
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包括兩大類，一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一是如何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我們結合自己的國情探索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探索過程中，既取得偉大的成就，也犯過錯誤。這十年充滿了曲折、反復。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充分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愿望，調動了各族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由于對我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加上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人的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泛濫起來，造成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1960年冬，黨中央開始糾正“左”傾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2年召開有7000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由于這些措施，從1962年9月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重新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左”的指導思想雖然沒有得到徹底的糾正，但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事實證明，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一件復雜、艱苦的事情，人們的認識符合客觀實際需要一個實踐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犯錯誤是很難避免的。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要總結經驗，“我們有兩種經驗，錯誤的經驗和正確的經驗。正確的經驗鼓勵了我們，錯誤的經驗教訓了我們。”我們黨正是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在這十年里，成績與失誤交織在一起，但總體上說，成績是主要的，失誤是第二位的。1966年與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增長了3倍，棉紗、煤炭、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一大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立了起來，工業布局有了改善。農業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展開，并取得成效。文化教育事業也得到很大發展。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指出，“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這一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我們面臨的不僅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而且還有一個如何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過去由于否定矛盾的存在，還很少有人把這個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當時蘇聯理論界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不存在了。毛澤東結合中國的實踐，明確指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時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依然存在。1957年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鼓吹所謂的“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當時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錯誤只是在于，反右派斗爭被擴大化了，大量人民內部矛盾被當作敵我矛盾處理。反右派斗爭的實踐證明，僅僅有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才能得到鞏固。
1956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一件大事，那就是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了一個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由此引發了世界性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思想一片混亂，社會主義陣營發生波匈事件，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三分之一黨員退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造成了嚴重后果。我們黨接連發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回擊了這股思潮，穩定了大局。這場斗爭引起了我們黨的警覺，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經過這個事件，我們意識到，最大的危險是黨內出修正主義，也就是后來所說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黨開始探索我國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盡管在斗爭的實踐中警惕過當，出現夸大復辟危險的現象，但提出這個問題，意義十分重大，探索中積累的經驗也值得認真吸取。
在1956—1966年的中蘇十年論戰中，毛澤東就這個問題闡述了許多重要思想。概括起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重視。第一，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還存在階級斗爭;第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勝誰負的斗爭還沒有完全解決，還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第三，最大的危險是黨內出修正主義，要把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當作一件大事來抓。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的政局劇變、社會制度演變，充分證明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許多預言不幸而言中。在35年前毛澤東就做出了這樣的判斷，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戰略遠見，事情確實像王震同志說的那樣，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
四、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這十年，在一定意義上說，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但是，應該說是不成功的。
怎么分析這十年的歷史?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我嘗試著提幾點看法。
必須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出發點同“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做法分開進行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錯誤的，但不能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錯誤的。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出發點是正確的，后來的蘇東劇變證明了這一點。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做法的錯誤就否定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薄一波同志曾經指出：如果實事求是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當時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這一戰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處，至今仍不失深遠意義，這是應該肯定的;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有重大失誤之處，由此帶來的許多做法則是應該加以拋棄的。”這一分析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錯誤的。這些錯誤歸結起來主要是三條：一是指導思想是錯誤的，錯誤地認為階級斗爭是社會主要矛盾，并把這一指導思想錯誤地發展成為具有特定含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二是對我國當時的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于嚴重，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三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是錯誤的，采取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給一些陰謀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機，造成了全面內戰。然而這不等于說毛澤東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必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蘇東劇變證明了毛澤東關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具有戰略意義，是富有遠見的，絕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予以否定。對這個問題應該作科學的分析，切忌把臟水同孩子一起潑掉。
必須把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與黨內野心家、陰謀家別有用心的利用、擴大錯誤的做法分開。“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荒唐的做法，是林彪、“四人幫”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搞的，毛澤東本人一直是反對的，但礙于形勢一時難予糾正。不能把野心家、陰謀家的作為算到毛澤東的頭上來。應該把“文化大革命”本身同“文化大革命”時期十年的歷史進步分開來評價。“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錯誤的，它使得黨和國家遭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時間里還是取得不少成績的。不能因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把這十年說得一無是處。這十年里，工農業總產值增長133.54%，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72.6%，平均每年增長9.55%，農業總產值增長35.3%，平均每年增長2.8%。這一時期的三線建設、對外技術設備引進、農田基本建設、地方“五小”工業和社隊工業的大規模興起和發展，為以后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經濟騰飛準備了重要的物質條件。兩彈一星是這個時候上天的，中美、中日恢復外交關系也是這個期間實現的。這一切都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辛勤勞動的成果，不能抹殺。
應該看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時間里，盡管出現許多混亂，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仍然保留并運轉著，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生產資料公有制，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仍然堅持著。也就是說，并沒有亂到否定社會主義的地步。后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恰恰是依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的。應該把“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當作社會主義國家對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一種探索來對待。我們必須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而不是簡單地予以譴責。
五、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共和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
三中全會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人民群眾從過去盛行的教條主義的枷鎖中解脫出來，努力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毅然拋棄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開放，作為解決客觀存在的矛盾的手段、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被提上日程，首先在農村，進而在城市拉開改革的帷幕，同時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國的改革一開始就十分明確，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開展的，目的是完善社會主義。隨后又明確提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政策、措施都要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來制定。逐步形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致辭，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的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理論、基本道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們是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前中國具體實際(首先是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最基本的國情)和時代特點(經濟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要問題)相結合的理論結晶。黨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了一個定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的國情和時代特點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本質上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子和源頭。這說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在本質層次上，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共性(“科學社會主義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在這個層次上，沒有中國特色。離開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喪失了根本，就會變成一個什么東西都可以裝的框子，就沒有準頭了;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層次上，我們根據自己的國情和時代特點進行了探索，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特色”指的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這一層次說的。
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關系，我們就可以懂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整個科學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它是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階段，它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不同階段。決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作是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去蘇聯化”的結果，兩者本質上是統一的，只是在本質的實現形式上不同而已;也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用前者否定后者(例如說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非毛化”的產物)，或用后者否定前者。要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毛澤東開始探索的，但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則是鄧小平時期完成的(“始于毛，成于鄧”)，兩者是一個繼承關系。
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我們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我們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在政治上，我們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國家結構，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政黨制度;在文化上，我們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紅色革命文化為基因、同時吸收傳統文化和世界先進文化中的積極內容的文化制度。
幾十年實踐證明，這一整套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成熟，它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經受住了國際國內復雜形勢的考驗。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和制度充滿了自信。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道路、基本制度依然是正確的。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們將一以貫之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六、我們可以把建國以來70年的歷史概括如下：一個主題，70年都是圍繞著社會主義發展的，從建立社會主義到建設社會主義，再到完善社會主義，是一部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離開社會主義就不能理解70年的歷史;一根主線，那就是探索，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一直是在探索中發展的，正因為是探索，不可避免會出現各種曲折、反復，用探索的眼光來看待這70年的歷史，許多問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一個主流，成績是主要的。任何事物都應該一分為二，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也應該這樣看待，既有成績，又有失誤。十全十美的事情是不會有的。但70年的實踐表明，成績是主流，問題是第二位的。我們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
新中國70年是一部社會主義發展史篇5
幾十年實踐證明，這一整套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成熟，它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經受住了國際國內復雜形勢的考驗。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和制度充滿了自信。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道路、基本制度依然是正確的。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們將一以貫之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的歷史，是社會主義建立、建設和不斷完善的過程，是一部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
這是不平凡的70年，充滿了矛盾和斗爭，不僅同敵對勢力作斗爭，而且也同自己的錯誤作斗爭。我們經歷了風風雨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逐步強起來，走向偉大的復興。這些成就，連敵人也難以否定。歷史證明，走社會主義道路，作為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宣布，社會主義這條路走對了。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境地，任人宰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當時人們想走的都是資本主義道路，但怎么走也走不通。正當人們四處碰壁，迷惘困惑，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人們發現還有一條勞動人們擺脫壓迫、剝削，獲得解放的道路，那就是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幾十年浴血奮戰，終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建國前夕，人們都在思考，新中國應該走什么道路、應該建成什么性質的國家的問題。這時毛澤東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回答了這些問題。文章回顧了中國的近代歷史，總結了建黨28年革命斗爭的經驗，旗幟鮮明地指出：
“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1]
走俄國十月革命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絕不走英美的資本主義道路。這就確定了新中國建國的基本方向、道路。從此中國的歷史就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史。社會主義是新中國的主題。
二、新中國成立的最初三年，我們基本上是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完成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剿匪、清除惡霸等等，同時進行抗美援朝。
到1953年，新政權已經鞏固，國民經濟得到恢復，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這時，黨及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時實行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農業、手工業的個體私有制改造成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私營工商業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簡稱“一化三改”。我們黨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提出許多新的觀點，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順利地開展這項巨大的社會改造工程。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的大國里，短短幾年時間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這么大的社會變革，卻同時保持政局穩定，經濟發展，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應該用濃墨重彩載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史冊。
改革開放以來，經常有人提“三大改造”有沒有必要，理由是，現在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不僅存在，而且得到很大發展，私營經濟的資本總額、產值、雇工人數都大大超過建國初期的私營工商業，于是便認為“三大改造”不應該搞，多此一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是錯誤的。
第一，“三大改造”是符合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要求的。隨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開展，許多大型工業企業的建立，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發展起來了。這時，個體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了，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這些矛盾，只有通過把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解決。我們的毛病是搞得急了，實行了單一公有制，而不是不應該搞“三大改造”。
第二，還應該從政治上考慮這個問題。為了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從新民主主義性質轉為社會主義性質，也需要這樣做。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原來是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歷史的發展要求轉變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重點是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切斷農民與資產階級的聯系。從這個角度看，也需要實行“三大改造”。[2]
第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制度基礎。作為完善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只有在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才能進行。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談不上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不能因為后來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糾正單一公有制的毛病，調整所有制結構，就否定“三大改造”的必要。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還是應該堅持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評價：
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確的”。“三大改造”雖然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和偏差，“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3]“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4]
三、從1956年4月到1966年4月是我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
剛起步的時候，我們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毫無經驗，只能向已經有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蘇聯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應該學習的，包括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等，它反映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共同規律，具有普遍意義，所以，我們始終把自己的社會主義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經驗(包括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等具體制度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針、政策等等)卻需要作具體分析，其中有的是對的，可以學習，有的僅僅適合蘇聯的國情，不能照搬到國情不同的其他國家去，有的則是錯誤的。很快毛澤東就發現了這些問題。他總結了我國頭幾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要結合本國的國情，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走自己的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這突出地體現在《論十大關系》中。這就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端。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一直是沿著這條探索道路展開的。70年的歷史是一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一切成就與問題都是在探索過程中產生的。我們必須用這種眼光看待我們的歷史。
我們黨在這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有許多創見。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準確地判斷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狀況。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狀態同資本主義不一樣罷了。社會主義社會雖然還有敵我矛盾，但已經不是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非對抗性矛盾，可以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來解決。這個論斷，糾正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盛行的否定社會主義社會仍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學觀點。列寧曾經預言，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消失，矛盾依然存在。但蘇聯以斯大林為代表的理論界，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社會主義不再存在矛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似乎辯證法到社會主義社會就中斷了、不靈了。聲稱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再是矛盾的運動，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否定了矛盾的存在，必然導致否定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也就從根本上否定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他們提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對于社會中出現的矛盾，他們就用國外的因素來解釋，仿佛一切矛盾都是敵我矛盾。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觀點，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度成為主流。在這種狀況下，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科學地回答了社會主義面臨的各種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在這十年的具體工作中，我們黨還提出許多至今仍具有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例如，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他在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
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包括兩大類，一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一是如何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我們結合自己的國情探索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探索過程中，既取得偉大的成就，也犯過錯誤。這十年充滿了曲折、反復。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充分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愿望，調動了各族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由于對我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加上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人的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泛濫起來，造成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1960年冬，黨中央開始糾正“左”傾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2年召開有7000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由于這些措施，從1962年9月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重新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左”的指導思想雖然沒有得到徹底的糾正，但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事實證明，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一件復雜、艱苦的事情，人們的認識符合客觀實際需要一個實踐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犯錯誤是很難避免的。毛澤東指出：
“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要總結經驗，“我們有兩種經驗，錯誤的經驗和正確的經驗。正確的經驗鼓勵了我們，錯誤的經驗教訓了我們。”[5]
我們黨正是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在這十年里，成績與失誤交織在一起，但總體上說，成績是主要的，失誤是第二位的。1966年與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增長了3倍，棉紗、煤炭、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一大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立了起來，工業布局有了改善。農業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展開，并取得成效。文化教育事業也得到很大發展。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指出，“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6]這一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我們面臨的不僅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而且還有一個如何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過去由于否定矛盾的存在，還很少有人把這個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當時蘇聯理論界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不存在了。毛澤東結合中國的實踐，明確指出，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時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7]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依然存在。1957年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鼓吹所謂的“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當時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錯誤只是在于，反右派斗爭被擴大化了，大量人民內部矛盾被當作敵我矛盾處理。反右派斗爭的實踐證明，僅僅有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才能得到鞏固。
1956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一件大事，那就是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了一個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由此引發了世界性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思想一片混亂，社會主義陣營發生波匈事件，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三分之一黨員退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造成了嚴重后果。我們黨接連發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回擊了這股思潮，穩定了大局。這場斗爭引起了我們黨的警覺，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經過這個事件，我們意識到，最大的危險是黨內出修正主義，也就是后來所說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黨開始探索我國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盡管在斗爭的實踐中警惕過當，出現夸大復辟危險的現象，但提出這個問題，意義十分重大，探索中積累的經驗也值得認真吸取。
在1956—1966年的中蘇十年論戰中，毛澤東就這個問題闡述了許多重要思想。概括起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重視。第一，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還存在階級斗爭;第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勝誰負的斗爭還沒有完全解決，還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第三，最大的危險是黨內出修正主義，要把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當作一件大事來抓。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的政局劇變、社會制度演變，充分證明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許多預言不幸而言中。在35年前毛澤東就做出了這樣的判斷，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戰略遠見，事情確實像王震同志說的那樣，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
四、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這十年，在一定意義上說，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但是，應該說是不成功的。
怎么分析這十年的歷史?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我嘗試著提幾點看法。
第一，必須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出發點同“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做法分開進行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錯誤的，但不能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錯誤的。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出發點是正確的，后來的蘇東劇變證明了這一點。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做法的錯誤就否定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薄一波同志曾經指出：
如果實事求是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當時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這一戰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處，至今仍不失深遠意義，這是應該肯定的;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有重大失誤之處，由此帶來的許多做法則是應該加以拋棄的。”[8]
這一分析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錯誤的。這些錯誤歸結起來主要是三條：一是指導思想是錯誤的，錯誤地認為階級斗爭是社會主要矛盾，并把這一指導思想錯誤地發展成為具有特定含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二是對我國當時的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于嚴重，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三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是錯誤的，采取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給一些陰謀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機，造成了全面內戰。然而這不等于說毛澤東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必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蘇東劇變證明了毛澤東關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具有戰略意義，是富有遠見的，絕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予以否定。對這個問題應該作科學的分析，切忌把臟水同孩子一起潑掉。
第二，必須把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與黨內野心家、陰謀家別有用心的利用、擴大錯誤的做法分開。“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荒唐的做法，是林彪、“四人幫”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搞的，毛澤東本人一直是反對的，但礙于形勢一時難予糾正。不能把野心家、陰謀家的作為算到毛澤東的頭上來。
第三，應該把“文化大革命”本身錯誤同“文化大革命”時期十年的歷史進步分開來評價。“文化大革命”本身，總體上是錯誤的，它使得黨和國家遭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時間里還是取得不少成績的。不能因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把這十年說得一無是處。這十年里，工農業總產值增長133.54%，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72.6%，平均每年增長9.55%，農業總產值增長35.3%，平均每年增長2.8%。這一時期的三線建設、對外技術設備引進、農田基本建設、地方“五小”工業和社隊工業的大規模興起和發展，為以后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經濟騰飛準備了重要的物質條件。[9]兩彈一星是這個時候上天的，中美、中日恢復外交關系也是這個期間實現的。這一切都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辛勤勞動的成果，不能抹殺。
應該看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時間里，盡管出現許多混亂，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仍然保留并運轉著，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生產資料公有制，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仍然堅持著。也就是說，并沒有亂到否定社會主義的地步。后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恰恰是依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的。
應該把“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當作社會主義國家對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一種探索來對待。我們必須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而不是簡單地予以譴責。
五、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共和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
三中全會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人民群眾從過去盛行的教條主義的枷鎖中解脫出來，努力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毅然拋棄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開放，作為解決客觀存在的矛盾的手段、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被提上日程，首先在農村，進而在城市拉開改革的帷幕，同時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國的改革一開始就十分明確，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開展的，目的是完善社會主義。隨后又明確提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政策、措施都要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來制定。逐步形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致辭，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說：
“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的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10]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理論、基本道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們是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前中國具體實際(首先是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最基本的國情)和時代特點(經濟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要問題)相結合的理論結晶。黨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了一個定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的國情和時代特點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本質上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子和源頭。這說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在本質層次上，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共性(“科學社會主義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在這個層次上，沒有中國特色。離開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喪失了根本，就會變成一個什么東西都可以裝的框子，就沒有準頭了;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層次上，我們根據自己的國情和時代特點進行了探索，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特色”指的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這一層次說的。
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關系，我們就可以懂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整個科學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它是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階段，它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不同階段。決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作是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去蘇聯化”的結果，兩者本質上是統一的，只是在本質的實現形式上不同而已;也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用前者否定后者(例如說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非毛化”的產物)，或用后者否定前者。要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毛澤東開始探索的，但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則是鄧小平時期完成的(“始于毛，成于鄧”)，兩者是一個繼承關系。
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我們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我們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在政治上，我們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國家結構，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政黨制度;在文化上，我們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紅色革命文化為基因、同時吸收傳統文化和世界先進文化中的積極內容的文化制度。
幾十年實踐證明，這一整套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成熟，它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經受住了國際國內復雜形勢的考驗。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和制度充滿了自信。
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道路、基本制度依然是正確的。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們將一以貫之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六、我們可以把建國以來70年的歷史概括如下：
一個主題，70年都是圍繞著社會主義發展的，從建立社會主義到建設社會主義，再到完善社會主義，是一部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離開社會主義就不能理解70年的歷史;
一根主線，那就是探索，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一直是在探索中發展的，正因為是探索，不可避免會出現各種曲折、反復，用探索的眼光來看待這70年的歷史，許多問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一個主流，成績是主要的。任何事物都應該一分為二，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也應該這樣看待，既有成績，又有失誤。十全十美的事情是不會有的。但70年的實踐表明，成績是主流，問題是第二位的。
我們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
注 釋：
[1]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見鄧力群：《國史講談錄選編》(上)，第141、142頁，當代中國研究所，2018年印。
[3]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共中央黨校教務部編，第94頁，2003年。
[4]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共中央黨校教務部編，第89頁，2003年。
[5] 《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共中央黨校教務部編，第97頁，2003年版。
[7]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0、2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37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三卷)，第3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
[10]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新中國70年是一部社會主義發展史篇6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我們走得多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回顧和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輝歷程、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應該把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和黨的十八大以來三個重要歷史時期凸顯出來進行考察，弄清楚前后承繼創新的有機聯系和發展邏輯。從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鄧小平同志規劃的三步走戰略，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既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在實踐探索基礎上認識不斷深化、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緊密結合提出的宏偉目標。
在實現宏偉目標的過程中，通過把握歷史發展大勢，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和修正錯誤，抓住歷史變革時機，黨領導人民團結奮斗，經過了70年光輝歷程，創造了人類歷史罕見的發展奇跡，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并上升為中國智慧，產生了與中國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相匹配的世界意義。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不僅對于我們自身進一步前行彌足珍貴，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探索的中國貢獻。
一、光輝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創和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社會主義理想在中國大地變為現實，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深遠的轉折意義，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實施了土地改革，使農業經濟擺脫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縛，近三億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到了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的農具、牲畜和房屋等，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繳納約350億千克糧食的地租;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個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構建起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實現民主權利的制度載體。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中取得歷史性發展成績的同時，也犯了急于求成和“左”的錯誤，使國家發展遭遇了嚴重的挫折。特別是在經濟建設中，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作用，以集中計劃代替市場機制，導致在微觀層面生產和勞動的激勵機制缺失，在宏觀層面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國民經濟結構失衡以及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調等弊端。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的工作重心遠離了經濟建設。到了“文革”后期，我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
正視前30年計劃經濟的體制弊端和經濟建設中的錯誤和挫折，中國共產黨勇于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癥，靠自己解決自身的問題。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振聾發聵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從此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這個嶄新的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就是革除病癥，消除一切阻礙提高社會生產力、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體制障礙與弊端。
首先，以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為取向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廢除人民公社到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從提高農產品價格、取消農業稅到打贏脫貧攻堅戰;從促進鄉鎮企業發展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發展非公有經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通過雙軌制過渡的方式推動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發育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其次，不斷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從興辦經濟特區、沿海、沿邊、沿江、沿線和內陸中心城市對外開放，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擴大對外商品貿易到引進外商投資;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以資源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體系，到國內國際聯動開放發展;從共建“一帶一路”、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到謀劃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從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參與者、堅定維護者，到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推動力量和國際經貿規則改革負責任的參與方。
第三，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轉向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依法治國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外事體制改革、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生態環境督察體制改革、國家安全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檢監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實推進。
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成就與曲折，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準備。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以來，我們黨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以來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奮斗。
二、偉大成就
1949年新中國成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從此不斷創造偉大的成就。在前30年即1949-1979年期間取得的成就為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奠定了不可低估的物質基礎。
首先，結束了舊中國戰亂頻仍的災難，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人民開始安居樂業，生活狀況得到極大的改變。隨著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轉變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第一階段，進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的第二階段。雖然人口過快增長為就業帶來壓力，卻是改革開放以后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的一個必經階段。這一時期，健康事業和教育事業得到大的發展，積累了經濟發展必要的人力資本。這些都為改革開放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收獲人口紅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其次，提出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和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就多次提出建設現代化問題。例如，1957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提出，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后來他在現代化內容中又加上了現代國防。根據毛澤東建議，周恩來總理分別在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和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四個現代化”：“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1975年表述)
第三，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雖然新中國成立之前已經存在一定比重的工業經濟，但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是從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開始的，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1953年，全國83.1%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工業就業比重僅占8.0%，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僅為17.6%。“一五”期間，工業總產值實際增長了81.0%，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一五”結束時增加到23.2%，提高了5.6個百分點。直到改革開放前，我國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978年達到44.1%。
最后，結束了長期以來經濟停滯落后的狀況，實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GDP增長率長期處于徘徊不前的狀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和人均GDP與世界平均水平的比率都一路下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這兩個指標都降到了谷底。根據國際數據進行比較，1913-1950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的世界平均水平為1.82%，而中國為-0.02%，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增長處于停滯狀態。由于人口的較快增長，這個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反而大幅度下降了20.5%。
新中國經濟建設開始以后，這種狀況得到根本的改變。1952-1978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均實際增長率為4.4%，略快于當時被定義為高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4.3%)，但是，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正是在這個時期，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迅速發展，實現了對發達國家的趕超。也就是說，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從縱向比較來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如果進行橫向的比較，仍然落后于世界的發展。
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了勞動和生產積極性不足、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經濟結構失調等諸多弊端。特別是一系列政治運動干擾了經濟建設的正常進行，使得在新中國的前30年里中國經濟落后于世界的發展潮流，未能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仍然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這一時期的“大躍進”和十年“文革”對國民經濟造成巨大的損害，最終使這一時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甚微。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全國農村有約2.5億人口未能解決溫飽問題，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按照世界銀行確定的標準，按照不變價購買力計算， 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9美元就意味著處于絕對貧困狀態。據此，1981年中國有高達8.8億絕對貧困人口。
改革開放的歷程與成就最終證明了這樣的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只有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前提下實行改革開放才能夠消除貧困。于1978年開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從農村起步，通過調動勞動和生產的積極性顯著增加了農產品產量和農民收入，降低了貧困發生率;隨后改革推進到城市部門，通過價格改革和發育市場、搞活國有企業和發展非公有經濟，加快了經濟增長速度;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以多種方式漸進地得到推進。上述改革開放措施，針對了計劃經濟體制弊端，從改善微觀激勵機制入手，進而賦予企業和農戶自主配置生產要素的權利，在不斷消除阻礙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的條件下，資源重新配置帶來效率的改進，也通過引進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和擴大貿易，把資源比較優勢轉化為國際競爭力。
1978-2018年期間，中國的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9.4%，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而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其他歷史時期，也未見在如此長的時間里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長的先例。例如，此前增長速度最快且持續時間最長的案例要數韓國和新加坡，這兩個國家在1965-2005年增長最快的40年中，年平均增長率也分別只有8.6%和8.1%。史無前例的高速增長，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40年中實現了奇跡般的趕超。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從人均GDP來看，1978年中國屬于典型的低收入國家。隨著改革時期高速增長的持續，中國于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繼而在2009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并同時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8年，中國現價人均GDP達到近萬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已經近在咫尺。
更為世人所矚目的是中國減貧事業取得的成就。1981年生活在世界銀行絕對貧困標準(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天低于1.91美元)以下的全球人口共18.9億，其中中國貧困人口高達8.8億，占世界貧困人口的46.4%。2015年，全球貧困人口減少到7.5億，中國則只剩下960萬，僅占全球貧困人口的1.3%。這期間，中國對世界減貧的直接貢獻高達76.2%。實際上，2015年之后中國按照高于世界銀行的標準繼續實施農村脫貧攻堅戰略，2018年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僅剩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為1.7%。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年中，中國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綜合國力的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都顯現出歷史性跨越的特點，創造了人類發展歷史上罕見的奇跡。從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實現了一系列從獨立自主的“第一次”到進入世界科技前沿行列的飛躍。例如，從天安門廣場建筑群、國家體育場(鳥巢)到北京大興新機場，從南京長江大橋、北京地鐵1號線、青藏鐵路到港珠澳跨海大橋，從黃河小浪底水利樞紐、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西氣東輸到南水北調工程，從人工牛胰島素合成、雜交水稻，到抗瘧藥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從“兩彈一星”、天宮二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到嫦娥四號月背軟著陸，從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到第五代移動通信網絡，從高鐵、公路成網到C919大飛機，科技創新成果數不勝數。
從毛澤東主席到鄧小平同志，在不同的年代都強調中國應該對于人類作出比較多的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習近平總書記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被寫入多個聯合國文件。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舉辦兩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等一系列重大主場外交活動。中國為人類社會發展、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
三、世界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輝煌歷程和偉大成就，為人類社會走向美好未來提供了具有充分說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選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以其持續健康增長、規模擴大和全球占比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也應當對于人類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以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中國GDP總規模1978年排在全球第14位，僅相當于世界經濟的1.1%和美國經濟的4.6%。到1990年，中國GDP在世界經濟占比提高到2.2%，為美國的9.2%，排在世界第十位。到2000年，中國GDP占世界經濟比重為4.5%，為美國的17.6%，排到世界經濟第五位。中國于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占世界的9.2%，相當于美國的40.8%。2018年，中國GDP達到10.8萬億美元，在世界經濟中占比13.1%，相當于美國經濟的60.5%。如果按現價算，2018年中國GDP為13.6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66.4%，占全球總量的15.9%。而從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來說，1990年以來就十分顯著且穩步提高，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到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高達31.7%。在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異常變化的年份中，正是由于中國經濟的穩定作用，全球波動性得以顯著降低。
自從41年前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步履穩定地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經濟規模足夠大、增長速度足夠快、不僅改變了自身面貌也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國家。可以說，中國以其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促成了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中國為主體的新興經濟體乃至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趕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論上成立的全球經濟趨同，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世界經濟多極化的格局相應形成。1978-2018年期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GDP全球占比從22.2%提高到36.3%，中國GDP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則從5.0%提高到36.0%。在這個時期，按不變價計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GDP總額擴大了四倍，其中中國的貢獻高達43.4%。
除了以物質產出的方式對世界經濟做出貢獻之外，得以創造中國奇跡的改革開放經驗和促進發展理念，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規則制訂的話語權、對發展觀念的有益見地和對循例的建設性建議，都是對世界經濟的公共品貢獻。中國并不謀求世界經濟霸權，也不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但是，作為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和服務出口國、第二大貨物和服務進口國，以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等地位的經濟大國，中國義不容辭對世界經濟穩定與增長做出貢獻，同時反映自身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關于國際經貿規則的訴求，引領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轉變。由于以下幾個突出特征，中國的發展及其經驗、智慧、方案對于世界的意義尤其重要。
首先，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2018年約為世界總人口的18.3%，占人類近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創造的成就對世界意義的顯著性和一般意義，是其他國家經驗所無可比擬的。鄧小平同志指出：“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 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其次，中外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者都具有探索國家興衰之謎的學術責任和好奇心，中國奇跡的創造在時間上是高度濃縮的，與許多發達國家歷史過程相比是在極短的時間里完成。而吸引眾多學者嘗試回答的關于中國科技(發展)為什么由盛至衰的李約瑟之謎，也是經濟史學中同樣著名的、旨在探索為什么16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出現大分流這樣一個謎題的中國版本。這說明中國發展經驗同樣具有人類發展規律的普遍意義。
最后，中國是迄今為止唯一經歷了經濟發展由盛至衰再至盛，并且接近于完整經歷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從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即將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大國。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里，以GDP占全球經濟的份額、人均GDP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所表示的中國經濟的世界地位，經歷了一個明顯的V字形變化軌跡(參見附圖1)。特別是由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水平表達的中國經濟由衰至盛的后半程，無論從時間之短暫還是從規模之巨大來看，都堪稱人類發展歷史上的奇跡。
愛因斯坦曾說：復利是人類的第八大奇跡。從復合增長率的角度，把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增長，與工業革命以來幾個高速成長大國(英國、美國和日本)在相應時期的增長表現進行比較，可以進一步突出這個“中國奇跡”是獨一無二的。例如，作為工業革命的故鄉，英國在歷史上增長最快時期，按照平均預期壽命算，一個人終生可以經歷56%的生活水平改善。英國的這一增長表現，已經是對綿延數千年馬爾薩斯貧困陷阱的第一次突破。繼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之后，美國成為又一個現代化強國。在其最快增長時期，一代美國人終其一生，生活水平可以達到近一倍的改善。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成功趕超、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在其增長最快時期，一個1950年出生的日本人，平均經歷的生活水平可預期提高近10倍(參見附表1)。
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改革開放把中國推進高速增長的軌道。1981年出生的中國人平均預期壽命為68歲。在1981-2018年的37年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為8.6%，也就是說每個中國人平均已經享受到20余倍的生活水平改善。并且在此之后，人均GDP仍將保持持續增長勢頭。而1981年出生的中國人可以預期活到20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盡管今后增長速度不會保持過去那么快，但也不難想象，一個典型的80后中國人終其一生，會經歷怎樣的收入水平提高。
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先驅大衛•休謨在174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經預言，當藝術和科學的發展在一個國家達到至真至善之后，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后藝術和科學極少有可能甚至永遠不會在同一國家得到復興。歷史上，中華文明曾經達到過輝煌的高峰，科學技術也長期在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然而，在西方國家紛紛跟進工業革命，加快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同時，近代以來的中國發展卻大大落后了。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才再創輝煌。迄今為止中國在各個領域趕超與發展所創造的奇跡，已經打破了這個“休謨預言”，并且將繼續打破這個預言。
四、寶貴經驗
7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取得的偉大成就、改革開放40年創造的發展奇跡、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時代取得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性成就，歸根到底在于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于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在于不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于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不斷增強我國綜合國力，在于堅持改革開放，勇于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國人民團結奮斗，齊心協力創造共同的美好生活。
新中國發展和建設的探索歷程、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經濟奇跡，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全面創造的新輝煌，表現出的是一幅波瀾壯闊、氣勢磅礴的歷史畫卷。這里僅從改革開放過程，選擇有限角度和一些側面進行概括，從中觀察這個過程所體現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特別是黨領導人民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進行探索和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
第一，從國情出發進行建設和推進改革開放。中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取向，是根據自身國情進行的選擇，而不是照抄照搬任何先驗的發展模式。形成于西方發達國家以新古典主義為主流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教條，常常被作為萬應靈藥推薦給發展中國家或轉軌國家。這些理論和政策的推銷者，在改革方式上，認為市場機制可以像宇宙大爆炸一樣在一夜之間形成，以“不可能分兩步跨過同一條壕溝”為依據，推薦各種版本的“休克療法”;在改革內容上，推薦以所謂“華盛頓共識”為圭臬實施經濟改革。很多政策上受其影響的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雖然改革開放也意味著學習和借鑒國際上先進的技術、管理和發展經驗，我們在過去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也的確從各種有益的國際發展經驗中得到啟發、獲得助益。然而，我們從未原封不動地照抄照搬他國的模式和路徑，而是服從于發展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堅持了漸進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促進發展、發展維護穩定、邊改革邊分享的理念，因而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獨特改革開放發展分享之路。
第二，發展經濟必須形成適用的體制機制，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針對傳統經濟體制的弊端，改革首先從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出發，取得“點石成金”的效果。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價格形成機制改革、鼓勵和發展非公有經濟、打破國有企業“大鍋飯”、調整中央和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關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著眼于改善激勵機制，從而立竿見影地取得了調動勞動積極性、增強經營活力、加快經濟增長的效果，同時也使改革獲得了最廣泛的共識，得到社會各方面的擁護、支持和積極參與。
第三，堅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矯正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資源配置低效率問題，圍繞建立和完善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進行改革，不斷消除妨礙資金、勞動力、土地和其他資源要素有效配置的體制障礙，促進了生產要素的積累、流動和重新配置，在使其得到有效利用的同時，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可以從一項研究結果看這個資源重新配置過程的意義，在1978-2015年期間，中國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每個勞動力平均產出的GDP)提高了近17倍，其中每個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作用合計貢獻為55%，而勞動力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進行的重新配置，即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對總體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貢獻率高達45%。
第四，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同步推進，國內經濟發展與參與國際分工聯動。中國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是同時發生的。始于1979年建立經濟特區，先后經歷了沿海城市開放到全面開放過程;于1986年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貿易擴大、引進外資和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為轉移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引導產業結構轉向符合資源比較優勢，也為制造業產品贏得了國際競爭力。2018年，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額占到全球的19.0%，出口貨物和服務總額占世界的10.6%，總出口中大約70%是面向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反映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發揮了中等收入階段的比較優勢。
第五，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共享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把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政黨區別開來的試金石。世界發展經驗和教訓表明，經濟增長、技術變遷和經濟全球化，總體上無疑都具有做大蛋糕的作用，卻并不能自動產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所謂收入分配的“涓流效應”。西方政治家出于選票動機，采取民粹主義的政策，在競選中往往對福利和民生競相承諾，當選后要么口惠而實不至，或者干脆無法兌現諾言;要么導致過度福利化，既傷害激勵機制又難以持續。只有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體制機制建設和政策體系安排，才能打破這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兩難。
脫貧攻堅取得的成效提供了一個最經典的范例。在各國扶貧實踐中往往遇到一個邊際效果遞減的現象，有人甚至稱之為“規律”，即隨著扶貧推進從而貧困人數減少，最后的較小規模貧困人口由于在地理上集中居住于生態、生產和生活條件惡劣的地區，且具有傷殘、疾病、老齡、受教育程度低等勞動能力不足等特征，其脫貧難度加大。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甚至很多發達國家都止步于這個扶貧的“最后一公里”。一旦在物質生產領域遭遇到邊際報酬遞減，投資活動通常就會停止。然而，扶貧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出發，做出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莊嚴承諾。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的1660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373萬，打破了所謂的扶貧邊際效果遞減“規律”。
五、前景展望
按照黨的十九大確定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后，2020年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隨后就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向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可見，中國正處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相交匯的歷史時點上，面對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千載難逢機遇和挑戰。
2018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9771美元。以這一年的增長速度來推算，2020年預計達到12158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標志著一個國家進入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這就是說，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總體上將以消除了絕對貧困現象的高收入國家姿態起步。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新征程將是充滿鳥語花香的一路坦途，實現宏偉目標還必須應對一系列嚴峻的挑戰。下面，我列舉三個重要挑戰。
首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便從統計意義上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也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發展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命題對于我國今后的發展仍將具有針對性。根據國際經驗，這個“陷阱”恰恰是針對一個國家處于中等偏上收入階段或者剛剛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情形。2018年，高收入國家平均的人均GDP為44706美元，初入門檻的國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距離這個平均水平尚有巨大的差距。國際經驗還表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在臨近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門檻之際，往往是以往保持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下滑之時，根據應對的正確與否，處在這個階段上的國家之間往往產生明顯的分化，其中未能成功跨過門檻或者跨過門檻之后增長陷入停滯狀態的國家不乏其例。對中國來說，在這個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傳統的增長源泉終將逐漸消失，亟待把經濟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型轉向創新驅動型。只有繼續擴大改革開放才能為開啟新的增長引擎創造必要環境。
其次，紓解“成長中的煩惱”。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越是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表現得越為突出，往往還會出現以前未曾遇到的新問題。例如，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市場機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應將會減弱;在發展方式從投入型轉向創新型的過程中，生產率提高的源泉也從產業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轉向經營主體之間的優勝劣汰，創造性破壞機制的作用將增強;在更高的發展階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效應會大于互補效應;改革開放越是深入，人人獲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空間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礙越多，也會出現一些群體遭遇轉型困境的情形。這些都要求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統領下，把包容性體現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的全過程，加大政府進行再分配的力度，發揮社會政策的托底功能。
最后，應對“修昔底德陷阱”。隨著中國從經濟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科技發展水平也日益走向世界前沿，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顯著提升，正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樣，守成的霸權國家會產生一種嫉妒、猜疑和恐懼的心態，特別是當這樣的國家面臨著無法解脫的國內問題困擾時，往往把這種不良心態轉化為對新興國家的掣肘、打壓和遏制行動。即便可以在各方努力之下對摩擦進行管控，防止形成激烈沖突和戰爭，避免最壞情形下的“修昔底德陷阱”，以遏制新興國家的發展為出發點，霸權國家把不公平的條件施加在科技和軟實力的競爭之中，甚至發起和升級貿易摩擦，往往靠我單方面努力也是難以避免的。所以，至少修昔底德效應仍將長期存在。
應對這種陷阱或效應的辦法，一方面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堅定不移地主動擴大改革和開放，并以改革開放紅利支撐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提升我國制造業的價值鏈位置，保持和擴大對全球供應鏈的參與度;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展示中國和平發展的愿望和誠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盡可能多的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形成合作共贏的共識，以多邊主義方案遏止單邊主義行徑，維護好經濟全球化。
孔子在談到人的70歲年齡時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將其用來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和取得的輝煌成就，可以進行一個引申性的解讀，即經過長期的探索我們加深了對一般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更堅定樹立了“四個自信”。我們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道路上繼續奮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