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腐敗的概念非常廣泛，但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定論。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金融腐敗呈現新特點:的文章2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金融腐敗呈現新特點:
近幾年來,我國金融業改革成績斐然,不斷取得新的成果。但是,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金融領域里的腐敗案件一直居高不下，給國家財產造成了巨大損失,也給金融系統的聲譽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今年春節后，《廉政?望》記者通過采訪人行成都分行、四川銀監局的有關領導和不少業內人士，并就我國金融系統頻頻發生腐敗大案的新特點，與他們進行了深入交流、探討。歸納起來，這些新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職務犯罪居高不下
據四川銀監局王筠權局長介紹，銀行的關鍵崗位和權力崗位是職務犯罪的高發崗位。如會計、出納、儲蓄、信貸等是挪用、貪污、侵占、詐騙、盜竊案件的高發崗位，基層領導崗位多發違規經營、賄賂案件。1995年以來，四川銀行業發生于會計、出納、儲蓄、信貸等基層崗位的案件占61.6%。另外，違規經營案件中高管作案占86.4%，賄賂案件中高管作案占100%。
從全國發生的金融腐敗情況看，職務犯罪已滲透到信貸、計劃、會計、出納、儲蓄、國際業務等各個部門，涉及到從吸收存款到票據結算、發放貸款、出具信用證等各個環節，既有一般職工，又有分支行干部，更有總行級領導。值得關注的是，“一把手”及重點崗位工作人員實施犯罪現象突出。
建行原董事長張恩照，收受美方一家商業公司賄送的100萬美元，嚴重敗壞了我國的對外形象。建行原行長王雪冰、光大集團原董事長朱小華等都有海外任職經歷，他們的丑行在國際上的負面影響極大。中國銀行原副行長、中銀(香港)行政總裁劉金寶原在上海工作期間接受重金賄賂后，越權限、逆程序向萬泰集團違規放貸15億元，其中不良貸款高達10億元。
一些分行、支行行長，利用手中權力瘋狂撈錢的案件頻頻發生。如在溫州中銀大廈腐敗窩案中，國家損失3500萬元，牽出了43名違法違紀人員。原中銀溫州支行行長葉征、副行長盧明順、符加蝶、魯榮華，以及其他案件牽扯出來的交行蘇州分行總經理蔡涵剛、工行四川樂山分行行長朱雪純、工行河南駐馬店分行行長孟鳳嶺及樂山路支行行長張學勤等腐敗分子，都是被權錢交易拉下水的。
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金融腐敗案中的職務犯罪比例達到了80%以上。何以如此?就是因為在我國金融系統中，不管是高級管理官員，還是一般員工，都擁有較大的權力和權力異化的便利。面對銀行的巨額資金，一旦思想防線被物欲的“洪水”沖毀，就是“汪洋”一片，四周不見邊，水深不見底。
涉案金額越來越大
據《法制日報》2月14日報道，2005年金融領域案件雖然立案數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涉案總值卻呈大幅上升態勢。據《廉政?望》記者調查，這些涉案金額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作假騙貸。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發展研究室主任易憲容說：“產生騙貸案的原因，首先是商業銀行的內部金融腐敗，其次是銀行監管的缺失。”的確，由于“內鬼外賊”的相互勾結，動輒幾個億、十幾個億，甚至上百億元的騙貸大案，就不可避免地接連發生。如廣東佛山南海人馮明昌創造的“騙貸之最”是105億元。
二是監守自盜。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長許國俊、余振東、許超凡聯手盜竊銀行資金4.83億美元。步其后塵，哈爾濱河淞街中行原行長高山在“外賊”李東哲的掩護下，狂卷銀行10億元機構存款潛逃加拿大。接著，湖南株洲市商業銀行原行長黃石山與其情人王湘妮“風卷殘云”7個億后出逃菲律賓。
三是貪污受賄。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胡楚壽被查實的受賄款是635萬元，農發行副行長于大路受賄金額是800多萬元、挪用公款410萬元。中國銀行原副行長、中銀(香港)行政總裁劉金寶被查實的受賄款是140多萬元，貪污752萬元，另有1451萬元不能說明合法來源。日前被判處死刑的農行北京分行科技處處長溫夢杰，索賄受賄1073萬元、貪污432萬元。這些金融貪官與工行南海支行原行長林裕行比，又是“小巫見大巫”。林裕行個人先后收受馮明昌等人賄賂3500多萬元，單位非法收受馮明昌等人賄賂7080萬元。
作案手段隱蔽且技術含量高
一些金融系統的腐敗分子在內部結成了利益團伙，他們官官相護，互相掩蓋，作案的隱蔽性不斷增強，以致長期不被發現。
開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長許國俊、余振東、許超凡聯手盜竊銀行資金4.83億美元，時間長達8年之久，可一直無人知曉，直到2001年12月12日全行電腦聯網時，才發現巨額資金被盜，而在10天之前他們就經香港出逃到了加拿大，接著又去了美國。株洲市商業銀行原行長黃石山也是在出逃菲律賓后，才被發現他們捅出的7億元驚天大“窟窿”的。而據四川省銀監局介紹，所屬銀行基層網點發生的犯罪案件，一般的隱匿期也有兩年之久。
最近幾年發生的金融腐敗案件，相當一部分在第一次作案時，就具有竊取巨額銀行資金潛逃的明確動機，有的還早已準備好出國護照。如余振東在美國提出永久居留申請就達7年之久，而高山在作案的3年時間內，先后18次進入加拿大作實地“考察”。令人難以想象的是，這些都無人察覺。
金融機構是專業性很強的領域，近年來通過微機聯網又溶入了很強的技術性。金融系統的職務犯罪有的就是利用計算機作案，而監管機制又不健全。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現了我國金融系統在預防犯罪上的“短腿”困局。
第2篇: 金融腐敗呈現新特點:
金融腐敗降低了市場資源的配置效率，損害正常的金融秩序，加劇金融風險，造成資本外逃。
近些年來，伴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發展的不斷深入，中國的金融腐敗呈現出職務腐敗居多、腐敗手段越發隱蔽以及涉外性增強等新特征。
金融腐敗的根源是對貨幣資金這種稀缺性資源的壟斷性配置。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均對金融業實行特別的經營許可證制度，這為金融腐敗提供了天然的生長土壤。同時金融腐敗這顆毒瘤所帶來的破壞性比一般腐敗行為有過之而無不及，它不僅僅是損害了社會規則的公平性、助長奢侈之風等等，而且金融腐敗降低了市場資源的配置效率，損害正常的金融秩序，加劇金融風險，造成資本外逃等，這都會直接阻礙資本形成，抑制經濟增長，可能引發大規模金融危機，并且導致國家財富流失，威脅國家經濟安全。
中國的金融反腐敗工作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從源頭上遏止金融腐敗的根本做法，就是加強對金融部門權力的監督約束，構建有效的權力監督約束機制。
金融腐敗的新特點
金融腐敗的概念極為廣泛，涉及監管尋租與共謀、證券內幕交易、融資信息欺詐、信貸交易中索取額外收入等層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定義，金融腐敗就是金融行業的人員利用經營金融業的權力如資金配置權進行謀取私利或小集體(小團體)利益的違法犯罪行為。
職務腐敗居高不下。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指出，在金融腐敗案件中的職務犯罪的比例達到了80%以上。在我國的金融系統中，不管是高級管理官員，還是一般員工，都擁有較大的權力和權力異化的便利。據統計，國有商業基層機構的金融案件占總案件量的80%，具有普遍性。與此同時，近年來金融高層核心人物中不斷有人因為受賄、貪污、挪用公款、非法侵占等而落馬。
金融腐敗手段隱蔽。以往的金融腐敗往往是簡單的貪污、受賄、挪用、盜竊公款等，手段簡單，現在的腐敗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日趨隱蔽狡詐，運用高科技手段進行犯罪活動增多。他們偽造銀行憑證騙取公款，或盜取他人委托保管的電腦密碼指令，偷取儲戶存款，或利用微機聯網調取異地儲戶存款透支，或修改微機記錄，或在微機上空增存款伺機取出等等。具有很強的隱蔽性。
金融腐敗涉外性增強。隨著我國金融行業逐步走向國際市場，各金融機構紛紛在國外設立駐外機構。在積極開拓國際市場中，由于身處境外，監管不嚴，不少駐外金融機構違規涉足期貨、地產等高風險業務，甚至違法經營，盲目擔保、借貸，導致腐敗案件頻發。赴香港就任嘉華銀行董事長的金德琴，就是利用國家監管不力的機會，將國家給銀行的備用金存到自己的私人賬戶上，個人得利3932萬港幣和159萬美元。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前董事長兼總經理朱小華，被不法港商所拉攏，違規批貸大筆資金，使國家蒙受了巨大損失。同時，國內的金融腐敗行為實施者為了對抗懲處，他們還把案款事先轉移到境外，辦好護照，一旦案發立即畏罪潛逃，再利用境內外法律的不協調，對抗調查。
產生金融腐敗的體制隱患
金融腐敗滋生和泛濫是一個復雜和漫長的積累過程，既有金融腐敗分子的主觀因素，又有金融系統內部監管機制的不健全、不到位，更有多方利益體相互影響，相互保護等眾多客觀因素。
與其他行業相比，金融業的改革是相對滯后的，在改革發展的進程中，金融體制上依然存在大量的隱患。
金融體系治理結構存在缺陷。
一個內控制度健全、具有良好激勵與約束機制的金融機構，發生案件的概率必然是低的。如果存在機構自身層面上的監督和激勵等治理結構的缺陷所導致的預算軟約束，那么就必然會產生金融腐敗行為。
——金融企業高管人員角色定位模糊。我國金融企業高管人員往往在官員與金融家兩個角色之間飄忽不定。這是由于我國所有人缺位，導致代理人定位不明確造成的。即使我國的商業銀行已經先后完成或即將完成股份制改造，實現產權多元化，但大多數仍然是由地方政府和國有法人控股，董事長和行長實際上還是實行任命制，由地方政府選拔、任命，他們還是具有一定級別的官員。因此，很難在企業中確立科學合理的委托代理關系。一方面有關部門把一些沒有經營管理經驗的非職業經理人安排在重要的經營管理崗位，表現在國有金融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方面，一支懂經營、會管理，敢于創新，有國際化視野，有市場競爭能力的金融家隊伍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另一方面，一些經營管理者也并沒有把企業的經營業績當作自己的主要追求目標。對于企業經營者來說，由于缺乏所有者追求效益的強大壓力，經營狀況與本身利益沒有直接關聯，經營者雖掌握豐富的金融資源，但卻缺乏追求盈利的動機。并且為了謀求私利，經營者有很強的金融腐敗沖動。
——金融機構“一長制”現象嚴重。當前銀行等金融企業制度仍然實行的是“一長制”，這種制度容易扼殺金融企業經營管理權限的制衡機制，主要責任人行長或董事長(通常稱為“一把手”)權力過大。有的“一把手”素質不高，缺乏民主作風，在行內獨斷專行，而且在人事制度改革中，有些基層商業銀行強調的是部門負責人的人事挑選權，這就可能使一個部門、一個分支機構的幾乎所有干部，特別是主要業務崗位的干部，都是這個機構的負責人自行挑選的，這就形成了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一旦“一把手”出現道德風險，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權力尋租、錢權交易等情況。
——業績考核仍以攬存為標準。在我國目前的16家商業銀行中，以存貸差的方式所賺取的利潤占總利潤的80%以上，其余20%利潤來自中間業務。而國外一些成功銀行卻不是這樣，如花旗銀行，其70%的利潤來自中間業務。因此，國內許多商業銀行暗地里將員工所吸引的存款數同獎金掛鉤，有的甚至與職務升遷掛鉤。盡管這是監管層屢屢禁止的，但屢禁不止。攬存依然是目前商業銀行十分普遍的現象。“攬存”這一現象在實踐中還常常表現為“高息攬存”，也就是通過變相提高存款利息或給予某些利益，以達到增加存款數量的目的;或者為了力求穩住存款源，即使給他們放貸也會怠于審查，甚至提供存款客戶的預留印鑒或幫助偽造金融票據。因此，現行我國商業銀行的業績考核機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遏制金融腐敗行為。
金融紀檢監察機制功能尚待強化。
金融系統的各級紀檢監察機構作為金融工作的服務保障部門，其作用是完成黨章賦予的三項任務，全面履行紀檢監察的四項職能：監督檢查各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貫徹實施黨和國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規，特別是貫徹國家金融政策、法規、制度的情況，保證政令暢通;查處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違反黨和國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規，特別是違反國家金融政策、法規、制度的案件，保障國家資金的安全;依照黨和國家的有關政策、法規，保證各金融機構和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依法行使職權;教育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忠于職守，秉公辦事，保持廉潔，艱苦奮斗，保證金融建設和改革的順利進行。
但從現行的金融紀檢監察工作體制運行看，還存在不少障礙，使現行銀行架構下的紀檢監察工作不同程度受到影響。
——紀檢監察機構設置缺乏獨立性。自1999年金融系統黨的組織關系實行垂直領導體制之后，派駐機構對金融機構開展紀檢監察業務仍然借助人民銀行的監管職能，很難直接有效的對金融機構實施監督。并且在縣一級的機構設置上，金融系統只設立了監察室，而未設紀檢機構。在機構設置的具體實施過程中，一些金融機構內部至今未設立紀檢監察部門，根本沒有紀檢監察機構的編制，也未配備專職的紀檢組長和紀檢監察干部，全是掛靠于支行的辦公室或其他部門，有的甚至就由行長一身兼，既是監督者又是被監督人。
調查顯示，有82.2%的人認為，金融紀檢受本級人民銀行行長領導，或者受本級行影響;不到20%的人認為紀檢部門有獨立性。而獨立性的缺乏直接影響了反腐敗工作績效——47%的人認為查處腐敗受到本級人民銀行領導的直接干預，當然還受到地方政府和上級單位干預。
——紀檢監察監督容易流于形式。“上級監督、同級監督、下級監督”的三級監督網絡乏力。上級監督在客觀上，由于上級與下級在地域上有一定距離，不能進行實時實地監督，只能通過下基層檢查指導，聽匯報、看材料多，真正沉下去的少;主觀上，由于受社會風氣和個人利益的影響，一些金融機構對下屬遷就袒護，不去實施有效的監督，有的甚至該提醒的不及時提醒，該警示的不予以警示，該查處的查而不處，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監督乏力。同級監督中，紀檢監察工作沒有擺上黨委(組)的重要議事日程，往往是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下級監督時，一方面是群眾對本單位、本部門的重大決策無法參與，加上行務公開透明度不高，群眾想監督也無從下手;另一方面，由于商業銀行減員增效，員工擔心對領導干部進行監督會影響自己的得失去留，不敢監督。
同時，紀檢監察人員素質不適應也是造成監督不利的一個重要原因。目前在配備紀檢監察干部上，對業務干部、年輕干部和高學歷干部考慮不多，致使金融紀檢監察干部隊伍在結構上表現為年齡偏大、知識層次不高、業務素質欠缺。對紀檢監察干部的管理仍然是封閉式管理，名為派駐，實為內部使用。缺少復合型人才。在對要害崗位人員任用、重大的經營業務活動，如大額貸款、信用擔保、外匯交易、資金拆借和費用開支等的監督則流于形式，特別是對內控制度和風險防范的執法監察大都處于盲點。
金融外部監管體制還不完善。
金融監管是相關政府職能部門依據社會公眾賦予的權力，作為人民和政府的代表對金融市場進行規劃、管理和監督，維護金融市場的運行秩序與相對穩定。金融監管當局在依法獲得金融監管職權之后，便擁有了對金融市場秩序、金融機構行為以及金融機構的償付能力進行管理和監督的“壟斷”權力。如果這種壟斷性權力失去控制或者無法履行，那么金融監管官員和金融機構的人員就有進行金融腐敗的條件和機會。
——金融監管部門不獨立，人事制度缺乏約束。我國的金融監管部門其實是監管機制上的附屬物，不具備一定的獨立性。其一，不能獨立于政府部門。全國的金融機構具備從部、局、處到科的對應行政級別，監管當局很難真下重手。其二，不能獨立于被監管機構。名義上監管當局要保護存款人利益，實際上這種保護是建立在“通過保護金融機構以保護存款人利益”的基礎上的。而恰恰正是在“保護機構”的幌子下，使得諸多的違規行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因此，面對我國銀行業依然存在巨額不良貸款的事實，監管者似乎無從入手。并且都是在紀檢部門查實犯罪當事人的腐敗行為后，其信貸交易中的違規操作才會浮出水面。
現階段，金融監管機構的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使得金融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人員流動的隨意性很大。在我國，大量的金融監管官員主動“下海”經營金融機構和少數金融機構負責人“上岸”到監管部門任職。久而久之，金融監管機構和金融經營機構可能陷入一張巨大的“關系網”中，為了共同的經濟目標而逐漸成為“一家人”，私下進行“暗箱操作”。
——金融監管理念有偏差，監管制度存在缺陷。目前金融監管的指導思想存在一定偏差。監管的惟一原則應當是合規性，合規性是最便于操作的，而風險監管在提高被監管者機會主義行為的同時，也使監管當局自身背上了包袱——如果揭了蓋子，等于自身沒有控制好風險，這也就加大了監管當局自身的道德風險，可能會避免觸及風險背后的諸多惡性問題。
現行的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監管制度，存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大行業監管體和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兩大功能監管體。五個部級單位的設立在形式上是先進的，但實質上卻有很多問題。原因在于，第一，分業監管必須要有相應的協調機制相配套，否則，必然會導致監管真空和灰色交易地帶的形成。分業監管中相互間的信息不暢通甚至以鄰為壑便宜了諸多的搬倉碩鼠。第二，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的分離導致犯罪分子有空可鉆，在中央銀行和外匯當局并不明了案件和機構情況的背景下，資金轉移成為可能。
構建有效權力監督約束機制
深化金融企業產權改革，優化公司治理結構。
加強對現有金融機構的制度建設，進一步優化金融企業的治理結構，提高金融業的透明度，形成健全的權力制衡機制，抑制金融腐敗。要從根本上解決目前我國金融機構所有人的缺位問題，其根本途徑在于深化產權改革。
近二十年來金融體制改革的歷程表明，僅僅建立銀行的公司化治理結構，從形式上形成一種制衡的權力安排并不困難，真正困難的是產權改革，是引進戰略投資者，是建立依托多元投資主體的股份制治理結構，形成運行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鑒于中國目前的國情，實現這一目標宜采取以下兩種方式：
一是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由于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導致了中國國有金融機構壟斷的局面。隨著我國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非國有經濟的融資要求卻越來越難，極易引發金融腐敗行為。因此，要對現有的金融體制實施改革，首先要打破所有制方面的限制，發展新的體制。放寬市場進入和退出“壁壘”，讓那些效益良好的經濟實體進入金融市場交易，讓那些經營虧損、資不抵債甚至是違規經營的經濟實體從金融市場上有序地退出。
二是引入戰略投資者。在我國金融市場不斷開放，而我國金融水平還很落后的情況下，我國的金融企業應當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則，積極引進國內外實力雄厚并具有一流管理水平的戰略投資者來增強國有金融企業的資本實力，改變股權結構，改進管理模式，加速和國際先進銀行接軌，優化公司治理結構。
國有金融企業的公司治理既是制度創新，也是組織創新。公司化改造之后的國有金融機構由若干戰略出資人和眾多中小股東共同組成股份有限公司，從制度上可以避免政府對其進行制度外的直接干涉。通過產權結構的調整，逐步建立適合金融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可以減少腐敗滋生的空間。
加強金融紀檢監察功能，發揮綜合監督優勢。
金融企業紀檢監察機構不僅是金融企業內控體系的一部分，還能夠通過特有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加強與風險管理、稽核、審計、人力資源等部門的協調，充分發揮監督部門的整體合力，有效遏止金融腐敗。
首先，要提高金融系統紀檢監察部門的獨立性。在金融系統黨的關系垂直領導之后，紀檢監察機關應當按照黨政組織的行政隸屬關系設置機構，即改派駐金融系統的紀檢監察機構為直接派駐金融機構。將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同金融機構的內設機構合二為一，受上一級派駐機構和同級黨政的雙重領導。在干部管理、工資待遇和經費劃撥等方面實行真正“派駐”。減少金融紀檢監察部門受到外界各種因素的干擾，提高金融系統紀檢監察部門的獨立性。
其次，要加強金融系統紀檢監察部門的力量。隨著金融業務的國際化，現代金融業務劃分越來越細，專業性越來越強，金融犯罪也朝著專業化、科技化、高智商化方向發展。金融紀檢監察干部需要在工作藝術和業務能力上有超人之處。不但要對紀檢監察業務熟記在心，還要鉆研新的金融業務技術，真正成為金融工作的行家以及紀檢監察戰線上的精兵強將。
再有，要與時俱進開展金融紀檢監察工作。我國加入WTO以后，意味著社會多種經濟成分的各種經濟活動都將超出國界、地域和行業，腐敗現象的形式和內容也將發生深刻變化。金融紀檢監察工作要在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上與時俱進，要緊緊圍繞新的歷史時期經濟犯罪、腐敗行為和監督制約機制上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開展工作。同時要加大制度創新的力度，尤其要管好有權、管錢的崗位和人員，從制度上遏止金融領域經濟犯罪和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
同時，金融企業紀檢監察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充當好組織協調的角色，加強與風險管理、稽核、審計、人力資源等部門的協調，充分發揮監督部門的整體合力。充分發揮金融企業紀檢監察工作的綜合監督優勢，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一是形成紀檢監察機構與監事會的優勢互補。前者是企業黨的組織系統中最高監督部門，后者是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最高監督部門，兩者在監督約束中可以充分協調，互相加強。
二是加強紀檢監察機構與稽核審計部門的緊密配合。在金融企業的內部監督體系中，除監事會面向高層管理人員外，面向中層和基層的主要監督力量是稽核審計和紀檢監察。紀檢監察的工作重點在于“人”，工作范圍比較寬泛，主要是針對金融腐敗的事先防范和事后處理，而稽核審計的工作重點在于“事”，工作較為單一，主要是針對金融腐敗的事中檢查。因此，在紀檢監察工作不斷貼近業務的實踐中，要加強與稽核審計工作的緊密配合，特別是在專項檢查和案件查防中，往往需要兩部門聯合進行調查。
完善外部金融監管體制，提高金融監管效率。
遏止金融腐敗，需要首先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加強對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防范腐敗行為的發生。這樣才能寄希望于金融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腐敗的遏止。
在金融監管內部，應強化市場機能，減少行政審批，實行政務公開，完善工資收入制度，建立激勵約束機制。
防范金融監管中的腐敗行為，最有效的辦法之一是強化市場機能，減少行政性審批，從而減少腐敗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根據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凡是市場能夠解決的問題，政府就應當少管，交給市場去解決。只有那些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才需要發揮政府的作用，以彌補“市場缺陷”。同時，應當實行政務公開制度，盡可能地增強金融政策尤其是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以便使市場人士能夠對金融監管者進行有效監督。
需要加大金融監管官員工資收入制度的透明度。實行收入財產公示制度，輔之以納稅申報、遺產稅、贈與稅等項措施，并注意發揮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的監督作用，使金融監管官員的“高薪”制度，既能夠成為“養廉”的激勵機制，也能夠成為“防腐”的約束機制。同時，對于監管人員的流動管理也要有適當的約束，要在監管系統內定期實施對監管人員的地域輪換。跳槽的監管人員不能在本監管區域內的金融機構工作，以防止金融監管部門與金融機構之間關系網的形成，避免金融監管中的腐敗行為。
全面強化金融監管，還要加強對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力度，提高金融監管效率，健全確保金融業穩健經營的市場環境和公平競爭的機制。
要進一步加強銀行有效監管體系的建設，大力推動銀行業立法建設，加快金融業財務會計制度改革，建立銀行業持續監管指標體系，逐步縮小我國金融監管觀念、標準、手段與國際金融監管的差距，建立金融腐敗預防系統，全方位預防金融腐敗。從體制、機制和制度上建立金融腐敗預防系統。
一是建立金融系統領導控制監督網絡，對金融系統領導成員進行全面的監督。可從其財產、收入、親屬、活動等的正常與異常變動中做出分析判斷和追蹤，特別是要對其親朋經商活動和其他大戶貸款企業領導的交往情況進行重點監督。同時，強化責任永久追究制，金融領導干部退職、離職和辭職后感到可疑的，可以隨時審計、復審，查出問題，不論其離開工作崗位有多長時間，也不論其走到了多遠的地方，都要追究責任。
二是建立員工個人檔案制度。加強對職工個人表現的動態管理，要將職工的平時表現和習性好惡等個人信息建立檔案，定期登錄，隨時進行分析，發現有參與黃、賭、毒活動的人員，要立即清除出金融隊伍，不允許再從事金融業務;對表現有異常的人員，要密切關注，加強制約，必要時采取果斷措施。
三是建立全方位的金融腐敗預防體系，在防范手段方面，要實行群體預防、專業預防和技術預防;在防范策略方面，要根據實際情況加強一般預防、重點預防和特別預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