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幣。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新冠疫情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發力的文章6篇 ,歡迎品鑒！
【篇一】新冠疫情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發力
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沖擊。為應對這一沖擊，各國央行緊急行動，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包括無限量化寬松、負利率在內的超常規貨幣政策。在這些央行中，我國央行行動迅速，政策精準，堅持短期逆周期調節與長期跨周期引導，既精準施策平抑短期波動，又果斷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營造良好貨幣環境；堅持推進改革創新，推出多項直達工具，以改革創新的辦法疏通貨幣政策傳導；堅持戰略性全局思維，在保障總量適度中，保持后續應對沖擊的政策空間充裕，謀求長短與內外多重均衡。總體來看，我國央行應對疫情沖擊的貨幣政策效果非常明顯，得到社會各界普遍好評，有力助推了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使我國經濟率先步入復蘇。更重要的是，相比各國央行，我國貨幣政策仍處于正常操作空間，政策工具多，回旋余地大，應對能力強，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貨幣政策調控之路。當前，我國貨幣政策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仍錯綜復雜，經濟社會也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如何運用新的發展理念構建新的發展格局是我國貨幣政策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保持穩健貨幣政策大取向，持續推進改革創新，強化政策協同，可能是下一步貨幣政策的具體要求。
我國貨幣政策應對疫情沖擊的成功之處
（一）針對疫情發展不同階段特點精準施策。貨幣政策屬于總量需求管理政策。相較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時滯長，且衰退時期擴張效果不明顯。針對這一問題，新冠肺炎疫情以來，人民銀行并未過度動用傳統貨幣政策工具，而是根據疫情防控階段性要求和工作重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結構化政策精準引導，先后圍繞抗疫保供、復工復產、實體經濟發展等推出了3000億元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5000億元復工復產再貸款再貼現、1萬億元普惠性再貸款再貼現政策。在疫情防控初期，經濟社會生活全面停擺，政策重點放在金融支持抗疫保供上，政策要求是精準、高效。首個精準直達政策工具——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劍指抗疫關鍵環節和核心領域，實行名單制管理，強化跟蹤監督，要求金融機構快速授信、快速放貸。12月2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延續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貸款支持計劃。明確提出，明年一季度要繼續落實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礎上適當延長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場化原則應延盡延，由銀行和企業自主協商確定；將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實施期限由今年底適當延長。
（二）圍繞實體經濟痛點精準引導。與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采用全面量化寬松應對疫情沖擊的做法不同，在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恢復發展過程中，人民銀行始終注重圍繞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痛點、難點，分類施策、精準引導。針對疫情暴發之際的市場恐慌，強化預期引導，綜合使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提供充足流動性，在金融市場春節開市后提供了1.7萬億元的短期流動性，有效穩定了市場預期，維護了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利率平穩運行。針對抗疫保供階段的資金需求和融資難題，強化窗口指導，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及時出臺專項政策激勵，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疫情防控工作的金融支持。在疫情沖擊最為嚴重的1至4月，全國人民幣貸款新增8.8萬億元，同比多增近2萬億元；4月末，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分別為11.1%和12%，均較上年末有較大提高。針對疫情影響較深的中小微企業這一痛點，與財稅、監管政策協同發力，引導金融機構不盲目抽貸、斷貸、壓貸，對有還款困難的企業貸款予以展期或續貸，適當下調貸款利率，增加信用貸款和中長期貸款，降低擔保和再擔保費用。前3季度普惠小微企業融資新增3萬億元，同比多增1.2萬億元；新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利率較去年全年下降0.82個百分點。圍繞經濟社會恢復發展的重點環節，綜合使用窗口指導、信貸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等，引導加大對制造業、基礎設施領域的資金支持，前3季度制造業中長期貸款同比多增6362億元，基礎設施中長期貸款同比多增8408億元。
（三）創新結構性直達工具，疏通傳導渠道。結構性工具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創新。在使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引導結構調整方面，我國很早就開始了相關探索和實踐。從中央銀行對農村信用社再貸款的早期實踐，到支農、支小、抵押補充貸款、扶貧再貸款等定向再貸款支持特定領域發展，以及近年來普遍使用的定向降準增加“三農”、小微融資支持等，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在推動提升小微、民營企業金融服務方面取得積極成效。2019年我國普惠小微貸款增加2.1萬億元，是上年的1.7倍，同比增長26.4%。與以往歷次應對危機的響應不同，也有別于發達經濟體，在應對本輪疫情沖擊時，人民銀行注重賦予傳統工具新的功能，更加注重創設并運用結構性工具，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梗阻。疫情以來，人民銀行大量使用輿情溝通開展預期引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媒體見面會頻次明顯增多，與市場溝通和解讀的深度明顯提升，更為重要的是，逐步將預期引導從前瞻性指引功能發展為結構引導功能，通過輿情溝通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關鍵和核心領域以及疫情影響較深領域的金融支持。疫情暴發之際，迅速創設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精準直達疫情防控領域方方面面，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阻擊戰。隨著疫情防控形勢逐步趨于穩定，根據復工復產階段性特點，又推出專項再貸款再貼現政策以及貸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兩項直達工具。與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相比，這些創新直達工具指向精準，作用直接，政策時滯更短，應對突發沖擊的效果更優。今年6至10月，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共對111萬戶、9010億元普惠小微貸款實施展期；3至10月，全國1至5級地方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發放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1.15萬億元。
（四）留有余地，始終把握主動權。在保持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必要托舉時，今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取向總體穩健。從縱向看，我國應對疫情沖擊的寬松力度遠低于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時的力度，2008年底開始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至2010年底，我國廣義貨幣M2增速達到19.7%；從橫向看，本輪應對疫情沖擊中主要經濟體量化寬松力度空前，美國9月末廣義貨幣增速達到了創紀錄的24.1%，10月、11月進一步升高至24.2%、25.1%，英國、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愛爾蘭、印度、巴西、埃及、土耳其等國的M2增速也高于我國。在疫情防控形勢趨于穩定后，我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央行中率先從非常時期的短期刺激政策中回歸正常化。7月份以來，我國三大傳統貨幣政策工具處于休眠狀態，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再貸款再貼現利率、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保持穩定，公開市場操作主要配合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流動性管理需要開展，保持凈投放與凈回籠交替態勢；貨幣信貸也從逆周期發力中回歸正常，7月份人民幣貸款增速達到13.2%的高位后逐步回落，11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171.5萬億元，同比增長12.8%，增速比6月末回落0.4個百分點。
遭受此次疫情沖擊時，受制于未正常化的貨幣政策，主要經濟體普遍進入接近零利率和負利率區間，貨幣政策工具“彈藥庫”再次遭受巨大消耗，應對未來不確定性和不利沖擊的政策儲備明顯不足。相比之下，我國在應對本輪沖擊過程中進一步增強了“逆風而行”的空間。一是當前我國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空間充裕。目前我國存款準備金率為6%至11%，高于美聯儲、歐央行、日本央行等接近零的準備金水平，存貸款基準利率、各項再貸款再貼現利率處于合理區間，高于發達經濟體。二是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在本輪應對沖擊中推出的規模有限，同時又創設了多項精準直達工具。三是宏觀審慎政策儲備充足。當前，全球50 余個國家（地區）采用了降低監管標準、放松資本要求以及市場干預等方面的宏觀審慎政策應對疫情沖擊，而我國由于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并未如歐美那樣出現劇烈動蕩，包括銀行體系在內的整個金融體系總體穩定在疫情前的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標準上，截至目前動用的宏觀審慎政策有限。
（五）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相結合，尋求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平衡。低利率政策往往刺激的是房地產部門或股票市場，寬松政策疊加超低利率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金融危機后，美聯儲持續實施量化寬松，過剩的流動性大量涌入金融市場和資產市場，美國股市與房地產價格上漲超前于經濟形勢，出現金融市場脫離實體經濟的非理性繁榮。本輪應對疫情沖擊的寬松貨幣政策在發達經濟體出現了類似的表象，美國、歐盟、英國、日本等疫情沖擊后，經濟出現嚴重衰退，二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折年率暴跌至-32.9%，但股市與房地產市場在遭遇短暫下跌后出現強勁反彈，8月底美股和房價已基本恢復至疫情前水平。認識到貨幣寬松、超低利率往往導致市場主體出現過度風險承擔、增加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在應對本輪疫情沖擊方面，人民銀行既注重實施貨幣政策逆周期發力、精準滴灌，促進實體經濟加快恢復，又堅持使用宏觀審慎政策跨周期調節，鞏固經濟增長的基礎環境，切實防范化解各類風險。在房地產調控方面，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和“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要求，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連續性、一致性、穩定性。圍繞“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目標，把握好房地產調控的“度”，既防止過度刺激、埋下資產泡沫隱患，也避免過度抑制拖累實體經濟。疫情以來全國房地產市場運行穩健，1至10月全國房價同比上漲5.79%，漲幅同比回落1.44個百分點。初步測算，11月份，一、二、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漲幅比上月均回落0.2個百分點；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漲幅比上月略有擴大，二線、三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漲幅與上月持平。
（六）用改革和市場化的思維推進貨幣政策實施。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政策利率對貸款利率的可控性增強。克服疫情期間的特殊困難，在新發放貸款已基本參考LPR定價的基礎上，3月份如期啟動存量貸款定價基準轉換。8月末，隨著存量和增量貸款定價基準轉換工作基本完成，利率工具的傳導效率大為提升，政策利率、市場利率和貸款利率的聯動性增強。今年以來，一年期、五年期以上LPR分別累計下行0.3個、0.15個百分點，與MLF操作利率走勢一致；一般貸款利率和各類型企業貸款利率全面回落，9月份，一般貸款、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分別為5.31%、4.63%，同比分別回落0.65個、0.61個百分點，貸款利率與LPR走勢一致且回落幅度大于LPR下降幅度。穩步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調節外部均衡的能力增強。今年以來，在經濟基本面和市場預期作用下，人民幣供求關系發生變化，人民幣匯率的市場波動幅度有所加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呈現由貶轉升的走勢。在平抑市場波動方面，堅持用市場化方式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及時啟用宏觀審慎管理工具，將遠期售匯業務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為零；在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價方面淡出使用“逆周期因子”；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同時設置銀行業金融機構初始逆周期資本緩沖比率為零；將金融機構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從1.25下調至1。這些外匯市場宏觀審慎管理政策的使用符合市場形勢變化和政策預期導向需要，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韌性增強，出口形勢良好，國際收支總體平衡，外匯儲備充足，本外幣利差處于合適區間，人民幣資產表現出較強韌性。
當前值得關注的地方
總體來看，我國統籌防疫和發展的宏觀調控政策成效顯著，貨幣政策四大目標保持在可控范圍，并逐步轉好。經濟運行穩定恢復，通脹溫和，就業形勢穩中向好，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外匯儲備穩定，金融逆周期發力。但是，也應該看到，下一步貨幣政策實施面臨的內外環境仍錯綜復雜。從外部看，疫情全球大流行仍處在上升期，地緣政治風險仍在，國際環境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從內部看，我國經濟下行壓力猶存，經濟運行仍處于潛在水平之下，市場主體信心仍未完全修復。主要為：
（一）貨幣政策覆蓋面與社會期待不完全匹配。疫情對經濟社會造成了全面沖擊，貨幣政策作為重要的宏觀調控政策，社會關注度高，公眾期待大。但是，由于特定原因，疫情中推出的貨幣政策覆蓋面離社會期待還有差距，政策效應還有待進一步激發。從再貸款再貼現政策看，對央行評級和宏觀審慎評估結果的要求約束了再貸款再貼現的使用范圍。從創新直達工具惠及的市場主體看，8月、9月和10月份，全國地方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對普惠小微到期貸款本金辦理延期的總體延期率分別為49.2%、58.3%和59.7%；10月末，全國央行評級1至5級地方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普惠小微信用貸款余額7799億元，占全部普惠小微貸款比例僅為15.3%。從政策涵蓋的金融機構看，河南省三季度央行評級結果符合信用貸款支持計劃使用資格的地方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占比僅為28.6%，三季度宏觀審慎評估結果具備貸款延期支持工具使用資格的地方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占比為99%，但實際使用的機構占比僅為51.6%。
（二）作為總量管理的貨幣政策與發揮結構性精準引導功能訴求之間的矛盾。傳統經濟理論和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屬于總量政策，側重為財政政策提供適宜的貨幣環境，在結構引導方面主要借助財政政策發力。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仍較為突出，小微企業、科創類企業、綠色轉型經濟、鄉村振興建設、制造業等薄弱環節領域的融資獲得性仍然不強。如何使貨幣政策在發揮好總量管理功能的同時，更多地發揮好結構引導功能，有效破解高質量發展、協調發展的融資瓶頸，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
（三）貨幣政策的統一性與區域經濟金融發展不平衡性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也日益突出，東中西部差距擴大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協調發展的掣肘。此次疫情對各地造成的沖擊以及沖擊后的經濟金融復蘇進程也呈現明顯地區差異。江浙等沿海經濟韌性強、恢復快，金融活動率先復蘇，而一些經濟基礎薄弱、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區域，經濟金融活動復蘇較慢。從貨幣政策看，準備金、再貸款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三大貨幣政策工具總體上屬于統一的總量調控工具，準備金和再貸款再貼現雖然近年來逐步發揮了一定的結構引導功能，但主要是面向特定行業、特定企業、特定金融機構的引導，在區域層面并無空間差異。金融活動客觀上需要與經濟活動相匹配，統一貨幣總量調控原則如何針對區域性差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上發力仍有待探索。
（四）融資成本進一步下降空間有限與保市場主體金融支持要求之間的沖突。疫情對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造成了巨大影響，加劇了小微企業的經營壓力、財務壓力與流動性壓力。當前改善小微企業生產生存環境，最大限度保市場主體，仍需金融政策特別關注和呵護。然而，隨著疫情專項支持政策收官以及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貸款利率進一步下降的空間受到制約。存款利率存在剛性，對貸款利率下降構成約束，近一年來，全國金融機構活期存款余額加權平均利率一直保持在0.32%，定期存款利率波動中上行，9月份定期存款發生額加權平均利率為2.38%，同比提高0.04個百分點。加之經濟下行，不良貸款率上升，金融機構風險覆蓋成本提高。因此，如何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還需要綜合治理。
（五）貨幣政策目標與宏觀審慎目標沖突的協調。國內外貨幣政策實踐表明，穩定政策往往造成經濟不穩定，貨幣政策追求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的努力可能與宏觀審慎目標沖突。此次應對疫情沖擊中，全球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流動性過剩不可避免埋下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的隱患，即便是結構性精準直達貨幣政策也可能會帶來“跑冒滴漏”問題。部分小微企業可能由于預期悲觀、生產經營暫時停滯，使用優惠利率貸款流向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金融市場套利，催生資產價格泡沫。后疫情時代需特別關注疫情時期的刺激政策對資產價格和金融穩定的負面影響。
（六）新發展格局對貨幣政策提出了更高的內外部平衡要求。明年我國將進入國民經濟發展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步入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不同于金融危機后實施的擴內需經濟刺激政策，是更高水平的擴內需和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高級化，是國內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優化和重構的過程，這一過程中的經濟結構變遷需要貨幣政策提供金融支撐，也對貨幣政策統籌內外均衡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國際大循環方面，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消費鏈中的國際分工格局將調整和重建，對外貿易、進出口結構將調整優化。在國內大循環方面，投資尤其是新基建投資和居民消費是內循環中需求端的著力點，制造業、文化、科技、綠色經濟、鄉村振興是內循環中供給端的著力點。貨幣政策如何完成從目標到工具以及傳導機制的與時俱進，更大限度激發貨幣政策效能，平衡好改革、發展、穩定以及長短期、內外部的多重均衡，這是新發展格局下我國貨幣政策必須直面并破解的命題。
相關建議
針對當前我國貨幣政策所面對的新情況，下一步應圍繞和服務于新發展格局、新發展理念，針對貨幣政策傳導中的突出問題，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提升貨幣政策持續應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這兩大宏觀經濟問題挑戰的能力；堅持穩健貨幣政策取向，以政策確定性引導預期、應對發展的不確定性，短期內推動經濟增長盡快向潛在水平恢復，長期將經濟增長保持在潛在產出水平附近；強化面向“十四五”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發展目標的貨幣政策工具創新，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加快形成與現代化經濟體系、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相適應的貨幣政策目標體系；更加注重政策協同配合，以政策協同進一步激發貨幣政策效能，更好地服務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在具體操作方面：
（一）適度放寬特殊時期貨幣政策工具使用條件，通過擴大政策覆蓋面提升政策效果。在遭受重大沖擊時，對于央行評級和宏觀審慎評估結果暫時或一次性不符合要求的金融機構，可以在完善擔保、提高使用成本（再貸款再貼現利率）的前提下，允許法人金融機構申請使用再貸款再貼現。在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工具方面，對落實貨幣政策到位且對央行資金需求旺盛的金融機構，在提供高質量抵質押品的情況下，可將央行評級要求由1至5級降至1至7級。
（二）進一步提升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精準性，提高服務于新發展格局的能力。過去一段時期尤其是“十三五”時期，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主要圍繞脫貧攻堅以及民營小微企業發力。下一步，貨幣政策應圍繞“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確定的重點領域加大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創新，設立制造業專項再貸款、數字經濟再貸款，助力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隨著脫貧攻堅目標完成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盡快實現扶貧再貸款與鄉村建設再貸款的銜接，助力鄉村振興；加強對擴內需、雙循環以及文化科技、綠色轉型經濟和軍民融合發展問題的研究，前瞻性地做好政策儲備，適時推出相關領域專項再貸款政策。
（三）探索實施區域差異化貨幣政策，助力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在準備金政策方面，東中西部可區別對待，給予中西部較低的準備金要求。在再貸款再貼現政策方面，給予中西部更優惠的再貸款再貼現利率，并適度提高中西部再貸款再貼現限額。在貨幣信貸調控方面，高度重視區域經濟差異和經濟企穩復蘇差異，對前期恢復較快較好且出現或可能出現經濟趨熱、物價和資產價格上漲傾向的，加快貨幣政策正常化，適當控制貨幣信貸總量；對經濟恢復緩慢且今年以來貸款仍同比少增的，允許在一定階段內繼續保持貸款同比多增，以支持區域經濟逐步恢復的過程。
（四）加快推出配合積極有為財政政策的貨幣政策工具，最大限度激發政策協同效能。今年應對疫情沖擊中我國實施了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預計明年乃至今后一個時期仍將保持一定的財政穩增長力度。下一步，需加強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同配合，共同抓住投資這個關鍵變量，以“穩投資”實現穩預期、穩增長，引導經濟快速恢復至潛在產出水平附近。貨幣政策要優化金融機構參與財政發力的政策環境，除綜合運用多項貨幣政策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為特別國債、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創造平穩、適宜的流動性環境外，還可考慮推出新基建專項再貸款，支持政府公共性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基建等領域的資金需求。新基建專項再貸款可參照抵押補充貸款管理模式，實施利率優惠、專項管理，可由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進出口銀行先行先試，在此基礎上推向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等。
（五）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提高應對沖擊的能力。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提升經濟主體的利率敏感性、風險敏感性、政策敏感性。在經濟下行壓力仍較大的情況下，可進一步引導存貸款利率下行，尤其是通過引導存款利率下行去擴大貸款利率下行空間。進一步推進信用環境建設，降低風險溢價成本，為融資成本下降提供條件。做好將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納入金融機構內部資金轉移定價體系的實施工作，強化監測評估考核，提升商業銀行自主科學定價能力，切實將政策利率傳導至實體經濟部門。繼續穩步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匯率市場化雙向浮動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的自動穩定器作用，自動修復外部失衡，增強內外部平衡的能力。
（六）加強宏觀審慎管理，防范內外部風險。近期美聯儲修改貨幣政策目標事實上賦予了更大的寬松政策權力，未來美國貨幣政策存在進一步寬松的可能。在我國金融市場不斷開放背景下，外部資金大幅進入空間增大，匯率管理難度上升，未來需密切關注外部資金流入情況，做好資金流向甄別。提前做好美聯儲寬松政策退出的應對安排，進一步強化宏觀審慎逆周期調節力度，加強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抑制投機資本跨境流動，增加外部資本參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黏性。密切關注應對疫情沖擊實施的貨幣政策帶來的潛在風險，加強對股市、債市、匯市、房市的監測評估，保持房地產金融宏觀審慎管理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做好對金融機構的宏觀審慎評估和央行評級工作，切實防范化解各類金融風險。
【篇二】新冠疫情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發力
中國的貨幣政策有其自身的特點，一是以數量型貨幣政策為主，價格型貨幣政策（利率政策）為輔；
二是在數量型貨幣政策中，以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為主，回購/逆回購和對金融機構貸款等為輔；
三是貨幣政策目標多元，經濟增長、房地產調控、普惠金融、股票市場、匯率穩定、資本流動等都是關注的目標。
數量型貨幣政策和價格型貨幣政策，主要是中介指標選擇上的差異。當然，二者無法完全分割，往往數量型貨幣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名義利率或者金融機構資金成本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反之亦然。比如，存款準備金率下調時，銀行可以貸出更多資金，同時，由于存款的使用率更高，銀行的貸款平均資金成本也會下降。數量型貨幣政策中，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面向所有相關金融機構，而以中期借貸便利（MLF）為主的對金融機構再貸款和操作期限更短的回購/擬回購操作的流動性獲取，則取決于金融機構自身的選擇。
同時，我國信貸市場的供需規模并非利率主導。從信貸供給的角度來看，信貸限額控制是央行經常使用的穩定貨幣供給的工具，這種數量型控制手段會使得銀行的信貸供給脫離了利率因素的影響。從信貸需求的角度來看，由于金融體系內過剩的流動性會帶來對市場利率不敏感的投機需求，一部分信貸資金流入了投機性的行業，比如房地產，而正常的對利率敏感的投資需求反而無法得到滿足。同時，比較容易獲得政府信用支撐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和地方融資平臺，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獲得信貸，降低了其貸款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
新冠疫情給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帶來的復雜影響，給我國的貨幣政策制定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央行采取了多種貨幣政策手段來緩解疫情帶來的沖擊，包括：通過降準、中期借貸便利和逆回購釋放整體流動性以維持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裕和股票市場穩定；
通過定向降準和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向市場釋放了大量的長期資金，主要目標支持普惠金融和中小微企業融資，增加信貸供給，降低融資成本；
設立專項再貸款支持銀行向重點醫療防控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生產、運輸和銷售的重點企業提供優惠利率貸款，并通過財政貼息進一步降低疫情防控物資生產企業的融資成本；
開展央行票據互換（CBS）操作，換入商業銀行發行的永續債，支持銀行發行永續債補充資本，以增強銀行的風險承受能力；
并未跟隨美聯儲降息，而是保持了利率的平穩，維護資本賬戶的穩定；
下調金融機構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推動銀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強銀行的貸款意愿，以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
【篇三】新冠疫情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發力
央行在疫情期間采取的多樣化貨幣政策，主要目標是支持銀行對中小企業放貸，并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以穩定資本流動。隨著疫情進一步在全球蔓延，國內經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也可能增強，需要我們采用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進行應對。
增強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激勵。疫情給許多企業帶來了經營上的困難，尤其是中小企業。盡管相關的貨幣政策為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其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并且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利率的手段增強其貸款動力，然而并未從真正意義上解決銀行激勵問題，銀行惜貸問題可能無法真正解決，定向降準釋放的流動性很有可能通過各種渠道變相流入更為安全的大企業。
疫情在海外的蔓延、輸入型病例的增加、無癥狀感染者的出現，給疫情的控制增加了不確定性，也給相關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對于銀行來說，給這些企業提供貸款風險很大。因此，給風險比較敏感的銀行提供放貸激勵，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其關鍵是需要把中小企業貸款可能的風險在各利益主體之間進行分擔，比如成立專門的疫情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公司，通過財政為這些貸款提供擔保；
央行也可以接受這些銀行貸款作為抵押，為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并放棄部分的風險追索權，甚至直接購買這些風險較高的貸款。這些舉措都可以減輕銀行的風險和損失負擔，從而增加銀行的激勵。當然，銀行必須承擔部分的風險，以保證其對中小企業的風險進行有效篩選和管理。對于一些受到國外疫情影響的進出口企業，除了貨幣政策之外，可能還需要配套一定的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幫助他們尋找出路，渡過難關。
通過企業對弱勢家庭進行扶助。許多企業通過裁員或者減薪來維持企業的生存，從而帶來一些社會群體的收入大幅下降，一些依靠傭金服務行業雇員收入也會大幅下降，比如出租車司機、房地產銷售人員等。盡管我國居民儲蓄率較高，但仍然存在大量家庭無法長期支撐無收入或低收入的局面，從而帶來生活質量大幅下降，并影響消費需求的穩定。金融機構可以專門為一些行業的薪酬支付提供貸款，確保相關行業的雇員收入得到一定保障，而央行則可以通過接受這類貸款作為抵押，間接為企業薪酬支付提供流動性。
積極配合財政政策。盡管貨幣政策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財政政策可能是緩解疫情給經濟帶來的結構性失衡問題的關鍵。一般來說，單純的貨幣政策無法完全解決這一問題，市場的力量甚至會加劇失衡，而通過稅收、補貼、擔保等財政手段，可以更為精準地解決問題。因此，政府需要采用更加積極的財政手段，救助受到疫情影響的企業和家庭，同時實施必要的經濟刺激政策。而貨幣政策需要積極配合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平穩有序的發展，比如通過購買國債或地方債，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流動性，通過定向貨幣投放，為救助計劃和經濟刺激計劃提供流動性等等。
優化國際資本的流動。隨著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主要經濟體都推出了龐大的量化寬松計劃，全球資本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都出現了巨大的波動。除了關注國內經濟問題之外，我國的貨幣政策還要密切關注國際資本流動的動態，并積極參與優化國際資本流動。
當前，美元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提供者，面對疫情沖擊，美國國內會出現流動性不足，美元資本會加速回流美國，從而引發全球流動性缺失，增加了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帶來了資源配置的扭曲。因此，世界需要更加多元化的流動性和安全資產供給體系。
中國的金融機構可以為海外的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和貿易融資提供人民幣流動性，緩解由于疫情帶來的全球流動性缺失問題；
中國也可以依托強大的經濟實力，通過更加獨立的貨幣政策操作，為全球提供理想的安全資產。央行可以積極參與緩解全球貨幣體系的流動性缺失問題，為部分給國際金融市場提供人民幣流動性的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撐；
同時，積極拓展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規模，為海外資本提供安全的人民幣資產。
當然，這些目標的實現，都會受限于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人才儲備、金融機構業務、文化差異以及其他軟性基礎設施的約束，然而，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篇四】新冠疫情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發力
根據經濟學的定義，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用的各種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新冠疫情期間，全球各國，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紛紛祭出貨幣政策大招，美國更是推出了高達2.3萬億美元的量化寬松政策，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一時之間，貨幣政策似乎成了萬能的解藥。
貨幣政策之所以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西方國家推崇政府有限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其干預經濟的主要方式。和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通常會更快通過資本市場的價格變化體現出來，也更容易獲得媒體和大眾的關注。一般而言，大眾往往會過高估計看得見聽得著的政策效果，而對于決策者來說，這種認知偏差顯然是需要努力克服的。
當然，從國際視角來看，貨幣政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匯率政策也是全球金融博弈的核心。由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和國際支付手段，美國的貨幣政策會給全球資本流動帶來巨大的影響，因此也格外引人矚目。
事實上，在市場無摩擦的情況下，貨幣供給增加只會帶來通脹和資產價格上漲，不會影響實體經濟。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框架內，假設短期內價格具有黏性，貨幣需求保持不變，貨幣供給增加就會帶來利率下降，從而增加投資需求。同時，利率下降還會帶來貨幣貶值，從而增加出口需求。此外，貨幣供給增加還會帶來信貸規模和資產價格上升，從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加投資需求。因此，經典西方經濟學中的常規貨幣政策是一種短期需求刺激工具，用來避免需求不足帶來的經濟下滑。
最新的研究發現了更多的貨幣政策作用渠道。例如，貨幣政策會改變體系內的債券數量，從而影響金融體系內的抵押品數量和銀行拆借規模，帶來信貸規模的變化，進而影響實體經濟；
另外有研究發現，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化會改變體系內支付流動性和信貸流動性的比例，從而影響社會消費和投資的偏好；
還有研究發現，貨幣政策周期性的變動帶來了信貸抵押資產價格的波動，以及信貸規模和信貸風險的周期性變化，從而引導了經濟周期性的波動。
在實踐中，貨幣政策的作用比理論可能更加復雜，尤其是各國之間的貨幣博弈，遠非教科書中的理論可以描述。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國通過周期性的貨幣政策引導資本流動，成為其資本獲利的重要手段，而各國的貨幣政策則缺乏必要的獨立性。
金融危機中，常規貨幣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一般來說，金融危機分為兩類：一類是貨幣危機，屬于政府信用危機，這種情況下，增加貨幣供給顯然是無效的；
另一類是金融機構危機，一般由私人部門信用危機引發，這種情況下，增加貨幣供給對于改善部分信用出現問題的私人部門的信用狀況以及受到影響的金融機構用處不大，但是，中央銀行提供的流動性可以幫助部分信用狀況沒有出現問題的金融機構，一定程度上防止風險的傳染。金融危機時，非常規貨幣操作往往更有效。比如，次貸危機時，美聯儲購買了資產抵押證券，防止其價格過度下跌帶來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惡化，以控制金融危機的傳染。
新冠疫情對需求側和供給側都有負面影響。一方面，由于擔心病毒傳染，自動或者被動的人員流動限制帶來需求下降，尤其是服務行業的需求下降更多；
另一方面，人員流動的限制使得許多勞動者可能無法復工或者被迫在家辦公，許多產品的生產中斷或者產能受到限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還帶來了外部需求的下降，全球產業鏈的阻斷也妨礙了企業的生產。同時，交通阻隔導致部分國內外物流中斷，也會妨礙供需平衡。
疫情對實體經濟的沖擊，也會蔓延到金融體系。不管是企業還是居民資產負債表的惡化，都會給金融體系帶來沖擊，銀行貸款壞賬增多，股票價格下跌，這都可能惡化企業投融資環境，形成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負向反饋機制，帶來經濟進一步的衰退。
因此，新冠疫情給實體經濟帶來的影響不屬于正常的周期性波動，而且供需兩端、國內國外都有影響。作為需求調節工具的總量型常規貨幣政策，可能無法完全解決巨大外生沖擊帶來的實體經濟局部失衡問題，精準的非常規結構性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可能會更有效。
【篇五】新冠疫情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發力
當前，全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態勢不斷鞏固和拓展。但境外疫情擴散蔓延，對世界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也帶來了新的挑戰。近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和實施力度，抓緊研究提出積極應對的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我國如何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就相關熱點問題，本報邀請三位專家深入研討。
經濟運行有良好支撐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社會造成的沖擊，我國已連續出臺實施了一系列財政、貨幣、就業等政策，近期中央政治局會議又進一步明確了多項政策措施。這些宏觀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是什么？
劉尚希：新冠肺炎疫情產生的負面沖擊，使就業、企業營運和個人日常生活處在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當中。疫情主要有兩方面直接影響。一是在需求方面，引起群體性需求收縮，特別是對于旅游、餐飲、交通運輸等行業，影響很明顯、很直接，速度很快；二是在供給方面，受疫情影響，不少企業春節過后復工出現困難。
國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注入確定性和分擔風險，對沖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財政政策方面，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采取包括加強經費保障、減稅降費、貸款貼息等有力措施。近日，中央進一步提出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等重要舉措。這些舉措對沖了疫情給經濟社會平穩運行帶來的負面影響，彰顯了財政應急兜底的作用。在貨幣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這些密集出臺的政策，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穩定經濟運行提供了良好支撐。
劉俏：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一月份和二月份經濟數據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造成了較大沖擊。在疫情暴發初期，我國及時果斷采取了一系列宏觀政策，增強了逆周期調節力度。這些政策在對沖疫情影響、防止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比如，央行通過中期借貸便利（MLF）降息、大量逆回購等操作保證了市場和企業流動性的相對充足；一系列減稅降費、為企業減負的財政政策也陸續推出。這些政策對于穩增長、穩就業，幫助受沖擊最為嚴重的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起到了積極作用。
溫彬：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在黨中央全面部署下，各部門第一時間出臺多項助企紓困政策。例如，央行等五部門聯合發布“金融30條”支持防疫舉措；貨幣政策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通過降準、降息等方式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并通過專項再貸款、再貼現、小微企業貸款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等加大了定向支持力度。財政部門及時出臺一系列財稅政策，對新冠肺炎患者、參加防治工作的醫務人員和防疫工作者、受疫情影響的職工等實施補助補貼或稅收優惠，對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貸款給予財政貼息，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企業實施減稅降費等措施。
可以說，這些政策的出臺實施，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對維護疫情下的經濟正常運轉、保障社會安定大局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對當前促進經濟加快恢復起到支持作用。
堅持關注結構性問題
中央提出，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和實施力度。我國宏觀政策應該如何保持戰略定力？應該從什么樣的邏輯出發制定宏觀政策？
劉俏：全球經濟在今年第二季度大部分時間面臨“停擺”，不僅嚴重影響外需，也帶來了全球供應鏈中斷風險，不可避免地給我國經濟復蘇帶來了極大不確定性。我們需要深入思考我國對沖疫情影響的宏觀政策范式，進一步明確宏觀政策定位和實施的重點領域。
在中國經濟已經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國核心增長邏輯變化的形勢下，面對危機應該堅持關注結構性問題，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應該轉向對沖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影響方面。
當前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應該是對沖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影響。相比經濟總量和增速，更應該關注那些能反映經濟社會結構的指標，如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產業和就業結構的變遷、微觀經濟單元的活力、收入分配結構、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和定位、研發強度和創新能力、投資資本收益率等。擺脫剛性增長目標的約束，以更大力度推動結構性改革，應該成為我國當下采取的宏觀政策新范式。
劉尚希：除了經濟層面，全球疫情風險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都會產生很大影響。中國的產業供應鏈已經進入到全球經濟當中，牽一發而動全身，我們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有長期考慮。
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階段性、短期的，不會改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疫情對經濟增長速度，特別是一季度經濟增速會產生較大沖擊，但通過一系列政策對沖，能夠把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降到最低。當前，要扎實做好“六穩”工作，特別是穩定預期，促進經濟社會盡快恢復常態，回到正軌。但對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怎么估計都不為過。有了充分準備，大變局中的風險就變成了戰略機遇。
溫彬：制定宏觀政策要堅持“以我為主”，根據國內疫情防控形勢和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及需要，出臺實施合適的調控政策。同時，也要關注境外經濟刺激政策帶來的外溢效應，以及全球經濟衰退、金融市場波動帶來的沖擊，要增加宏觀政策彈性，強化逆周期調節，做好充分應對準備，防范各種風險沖擊。
推更多減稅降費舉措
近期，我國已采取加大資金投入、減稅降費等一系列財稅措施。下一步，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更加積極有為？
劉尚希：我們需要跳出傳統思維，全面分析經濟社會各領域的公共風險，從穩定市場預期和增強社會信心的角度，在財政風險可控的條件下，讓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
對于中央已明確的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等措施，要進一步制定具體實施方案，盡快充分發揮政策效果。
長遠來看，推動經濟恢復和發展，既需要救援性的政策安排，更需要深化改革開放和改善營商環境。唯有出臺新的改革舉措，才能從根本上增強信心，改善企業預期。
面對前所未有的減收增支壓力，要大力優化支出結構。有必要全面調整預算，對支出項目重新“排隊”。要優化財政資金配置，打破支出固化格局，該砍掉的項目堅決砍掉，該保障的項目要切實保障。
財政資金不是無限的，需要引導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要鼓勵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和政府購買服務，推出市場化改革舉措，把財政資源與市場、社會資源協同起來發揮作用，形成抗疫合力，以共治共建、合作創新方式來滿足老百姓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同時，應該建立反饋機制，對政策效果作出及時、動態科學評估，并根據政策實施和現實情況變化，不斷鞏固、修正、調整。同治病用藥一樣，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政策措施應當始終與風險狀態的變化相匹配。
劉俏：鑒于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其帶來的風險超過預期，我認為應該實施更大力度的財政政策。從結構性影響角度看，疫情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經濟微觀基礎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影響；二是對消費和就業的沖擊。中小微企業提供了我國80%以上就業崗位，消費在2019年拉動了我國近60%經濟增長，我國財政政策的發力點應該放在穩就業和促消費上，著力為3000多萬中小微企業和9000多萬個體工商戶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對于中小微企業，可以在減稅降費方面推出更多舉措。我國增值稅改革基本上已經到位，未來還可以下調企業所得稅，這將起到增強中小微企業投資信心、提升投資資本收益率的作用。
在促進消費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對沖疫情帶來的影響。比如，通過對個人收入所得稅進一步調整，增加個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為低收入群體和湖北省居民發放消費券；等等。
溫彬：財政政策應充分發揮財政對彌補資源配置市場失靈和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的作用。具體而言，可以適度擴大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加快推進項目進展，盡早形成有效投資；落實好已經出臺的減稅降費政策，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加大財政資金對“新基建”、補短板支持力度，促進基建投資發揮托底作用，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貨幣政策應精準施策
下一步，穩健的貨幣政策如何更加靈活適度，為疫情防控、復工復產和實體經濟發展提供精準金融服務？
溫彬：“靈活適度”的要求延續了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貨幣政策的部署。我國經濟發展中兩難、多難問題增多，因而貨幣政策要兼顧多重目標。比如，當前就要重點在抗擊疫情、通貨膨脹、匯率穩定以及經濟發展等多方面尋求平衡。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沖擊顯著，中小微企業生產經營難度普遍加大，尤其需要貨幣政策給予更大力度支持。
下一階段，貨幣政策要繼續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和降準降息力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更大力度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鑒于目前銀行負債成本居高不下，壓降點差空間有限，且企業和居民部門存款占銀行總負債的60%以上，政策利率不宜頻繁變動，適時適度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將對LPR下行產生顯著效果。
此外，要引導我國國債收益率穩中有降，縮小中美利差至適度水平，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加強對短期跨境資金的監控和管理，防范金融風險。
劉俏：即使美聯儲大幅下調利率，我國央行也很難積極跟進。一是我國目前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仍有不暢之處，利率“雙軌制”依然存在；二是因為受疫情影響，國際產業鏈和供應鏈存在堵點，我國經濟面臨較大通脹壓力。因此，制定貨幣政策切忌大水漫灌，應該強調精準施策，滿足真實的信貸需求，謹防信用緊縮。
劉尚希：貨幣政策應該著眼于改善流動性。在貨幣政策松緊適度的同時，要消除政策傳導障礙，疏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要真正提高流動性，甚至采取非常規金融措施，比如一些國外央行直接出手購買企業商業票據，穩定企業資金鏈、產業鏈和供應鏈。
應對風險需協同配合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可以采取哪些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宏觀政策工具如何協同發力？
劉俏：穩定經濟增長，必須發揮有效投資的拉動作用，必須根據中國經濟邏輯的變化，尋找新的、大量級的投資領域。建議各方關注兩個與基建相關且有很大空間的投資領域。
一是與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如舊城改造、租賃住房、城市公共設施建設等領域。
二是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基礎建設及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領域。通過推進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基礎服務均等化，可以增大城市集聚效應和城市所能容納的最優人口規模，促進形成統一大市場，并將更多人納入“市場”，通過集聚實現人均收入增長，縮小發展差距。
劉尚希：國家治理的本質是公共風險治理，能不能做到公共風險最小化，百姓安居樂業，是衡量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標準。歸根結底要靠深化改革來提振社會信心、防范公共風險。
應對公共風險不僅僅是某個或者某些部門的事情，而是涉及整個國家治理，需要各個部門協作配合。因此，財政、貨幣、就業等宏觀政策，不應該“單兵作戰”，而是要建立起政策組合、協調機制。此外，要建立科學的考核機制，從政策效果上來評價、考核和監督部門工作,避免“留痕式”的監督。比如，針對企業融資，財政要與金融政策協調配合，可通過提供貸款貼息、擔保費補貼等財政手段，有針對性地解決一些行業和企業面臨的資金短缺問題，降低融資成本。
要把穩就業放在首位考慮。大量中小微企業是就業主渠道。一方面，保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鏈，就是保就業崗位，減少疫情對就業存量的沖擊，避免由經濟風險轉化為社會風險；另一方面，為中小微企業復工復產創造條件，為招工提供幫助。
溫彬：宏觀政策要強化協調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應對疫情和來自全球經濟波動的沖擊，加快經濟社會恢復發展。
例如，要針對疫情帶來的短期沖擊，根據不同行業特點，有針對性地出臺就業、產業、金融、財政等扶持措施，打通人流、物流、資金流通道，確保復工復產所需的勞動力、原材料和資金。要繼續用好財政對貸款貼息、擔保補貼等方式，發揮政策合力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要統籌推進中小微企業貸款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工作，金融、財政、監管等方面都要給予配套支持。
政策還要更加統籌兼顧。就業問題關乎居民生計、關乎社會安定，必須強化金融、財政等宏觀政策對就業的支持，特別是對于吸納就業人數較多的服務業、制造業等行業以及重大投資項目，要在資金、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大量民營企業、小微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這部分企業在疫情中遇到的困難廣受關注。要落實好已出臺的政策，想盡一切辦法使其生存下來，保障就業基本穩定的大局。
【篇六】新冠疫情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發力
新冠疫情下，需求調節工具的總量型常規貨幣政策無法完全解決巨大外生沖擊帶來的實體經濟局部失衡問題，精準的非常規結構性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可能會更有效。中國央行目前已采取了多種貨幣政策手段來緩解疫情沖擊，但隨著疫情進一步在全球蔓延，國內經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響，未來需要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進行應對，包括增強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激勵，通過企業對弱勢家庭進行扶助，積極配合財政政策，優化國際資本的流動等。
作者:何平|何平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教授、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01
應對非常規疫情，需要非常規貨幣政策
根據經濟學的定義，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用的各種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新冠疫情期間，全球各國，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紛紛祭出貨幣政策大招，美國更是推出了高達2.3萬億美元的量化寬松政策，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一時之間，貨幣政策似乎成了萬能的解藥。
貨幣政策之所以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西方國家推崇政府有限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其干預經濟的主要方式。和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通常會更快通過資本市場的價格變化體現出來，也更容易獲得媒體和大眾的關注。一般而言，大眾往往會過高估計看得見聽得著的政策效果，而對于決策者來說，這種認知偏差顯然是需要努力克服的。
當然，從國際視角來看，貨幣政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匯率政策也是全球金融博弈的核心。由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和國際支付手段，美國的貨幣政策會給全球資本流動帶來巨大的影響，因此也格外引人矚目。
事實上，在市場無摩擦的情況下，貨幣供給增加只會帶來通脹和資產價格上漲，不會影響實體經濟。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框架內，假設短期內價格具有粘性，貨幣需求保持不變，貨幣供給增加就會帶來利率下降，從而增加投資需求。同時，利率下降還會帶來貨幣貶值，從而增加出口需求。此外，貨幣供給增加還會帶來信貸規模和資產價格上升，從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加投資需求。因此，經典西方經濟學中的常規貨幣政策是一種短期需求刺激工具，用來避免需求不足帶來的經濟下滑。
最新的研究發現了更多的貨幣政策作用渠道。例如，貨幣政策會改變體系內的債券數量，從而影響金融體系內的抵押品數量和銀行拆借規模，帶來信貸規模的變化，進而影響實體經濟；另外有研究發現，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化會改變體系內支付流動性和信貸流動性的比例，從而影響社會消費和投資的偏好；還有研究發現，貨幣政策周期性的變動帶來了信貸抵押資產價格的波動，以及信貸規模和信貸風險的周期性變化，從而引導了經濟周期性的波動。
在實踐中，貨幣政策的作用比理論可能更加復雜，尤其是各國之間的貨幣博弈，遠非教科書中的理論可以描述。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國通過周期性的貨幣政策引導資本流動，成為其資本獲利的重要手段，而各國的貨幣政策則缺乏必要的獨立性。
金融危機中，常規貨幣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一般來說，金融危機分為兩類：一類是貨幣危機，屬于政府信用危機，這種情況下，增加貨幣供給顯然是無效的；另一類是金融機構危機，一般由私人部門信用危機引發，這種情況下，增加貨幣供給對于改善部分信用出現問題的私人部門的信用狀況以及受到影響的金融機構用處不大。但是，中央銀行提供的流動性可以幫助部分信用狀況沒有出現問題的金融機構，一定程度上防止風險的傳染。金融危機時，非常規貨幣操作往往更有效。比如，次貸危機時，美聯儲購買了資產抵押證券，防止其價格過度下跌帶來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惡化，以控制金融危機的傳染。
新冠疫情對需求側和供給側都有負面影響。一方面，由于擔心病毒傳染，自動或者被動的人員流動限制帶來需求下降，尤其是服務行業的需求下降更多；另一方面，人員流動的限制使得許多勞動者可能無法復工或者被迫在家辦公，許多產品的生產中斷或者產能受到限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還帶來了外部需求的下降，全球產業鏈的阻斷也妨礙了企業的生產。同時，交通阻隔導致部分國內外物流中斷，也會妨礙供需平衡。
疫情對實體經濟的沖擊，也會蔓延到金融體系。不管是企業還是居民資產負債表的惡化，都會給金融體系帶來沖擊，銀行貸款壞賬增多，股票價格下跌，這都可能惡化企業投融資環境，形成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負向反饋機制，帶來經濟進一步的衰退。
因此，新冠疫情給實體經濟帶來的影響不屬于正常的周期性波動，而且供需兩端、國內國外都有影響。作為需求調節工具的總量型常規貨幣政策，可能無法完全解決巨大外生沖擊帶來的實體經濟局部失衡問題，精準的非常規結構性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可能會更有效。
02
疫情期間的中國貨幣政策
中國的貨幣政策有其自身的特點，一是以數量型貨幣政策為主，價格型貨幣政策（利率政策）為輔；二是在數量型貨幣政策中，以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為主，回購/逆回購和對金融機構貸款等為輔；三是貨幣政策目標多元，經濟增長、房地產調控、普惠金融、股票市場、匯率穩定、資本流動等都是關注的目標。
數量型貨幣政策和價格型貨幣政策，主要是中介指標選擇上的差異。當然，二者無法完全分割，往往數量型貨幣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名義利率或者金融機構資金成本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反之亦然。比如，存款準備金率下調時，銀行可以貸出更多資金，同時，由于存款的使用率更高，銀行的貸款平均資金成本也會下降。數量型貨幣政策中，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面向所有相關金融機構，而以中期借貸便利（MLF）為主的對金融機構再貸款和操作期限更短的回購/擬回購操作的流動性獲取，則取決于金融機構自身的選擇。
在中國，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主要是貨幣供應量而非利率，主要原因是實體經濟對利率政策并不敏感，資金的可獲得性比資金成本更重要。過去40年的經濟發展中，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政府驅動的要素投入模式，通過政府信譽擔保，有效地動員了民間資金，以金融的穩定支持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政府對于金融體系的干預和管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利率傳導渠道的通暢。以銀行為例，盡管明確的利率管制已不復存在，但仍然存在利率“雙軌制”。
在存貸款方面有基準利率，而貨幣市場利率是由市場決定的，央行調控市場利率無法充分傳導至貸款利率，使得信貸市場均衡對于貨幣市場利率不敏感。
同時，我國信貸市場的供需規模并非利率主導。從信貸供給的角度來看，信貸限額控制是央行經常使用的穩定貨幣供給的工具，這種數量型控制手段會使得銀行的信貸供給脫離了利率因素的影響。從信貸需求的角度來看，由于金融體系內過剩的流動性會帶來對市場利率不敏感的投機需求，一部分信貸資金流入了投機性的行業，比如房地產，而正常的對利率敏感的投資需求反而無法得到滿足。同時，比較容易獲得政府信用支撐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和地方融資平臺，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獲得信貸，降低了其貸款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
新冠疫情給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帶來的復雜影響，給我國的貨幣政策制定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央行采取了多種貨幣政策手段來緩解疫情帶來的沖擊，包括：通過降準、中期借貸便利和逆回購釋放整體流動性以維持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裕和股票市場穩定；通過定向降準和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向市場釋放了大量的長期資金，主要目標支持普惠金融和中小微企業融資，增加信貸供給，降低融資成本；設立專項再貸款支持銀行向重點醫療防控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生產、運輸和銷售的重點企業提供優惠利率貸款，并通過財政貼息進一步降低疫情防控物資生產企業的融資成本；開展央行票據互換（CBS）操作，換入商業銀行發行的永續債，支持銀行發行永續債補充資本，以增強銀行的風險承受能力；并未跟隨美聯儲降息，而是保持了利率的平穩，維護資本賬戶的穩定；下調金融機構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推動銀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強銀行的貸款意愿，以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
03
未來貨幣政策的著力點
央行在疫情期間采取的多樣化貨幣政策，主要目標是支持銀行對中小企業放貸，并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以穩定資本流動。隨著疫情進一步在全球蔓延，國內經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也可能增強，需要我們采用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進行應對。
增強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激勵。疫情給許多企業帶來了經營上的困難，尤其是中小企業。盡管相關的貨幣政策為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其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并且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利率的手段增強其貸款動力，然而并未從真正意義上解決銀行激勵問題，銀行惜貸問題可能無法真正解決，定向降準釋放的流動性很有可能通過各種渠道變相流入更為安全的大企業。
疫情在海外的蔓延、輸入型病例的增加、無癥狀感染者的出現，給疫情的控制增加了不確定性，也給相關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對于銀行來說，給這些企業提供貸款風險很大。因此，給風險比較敏感的銀行提供放貸激勵，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其關鍵是需要把中小企業貸款可能的風險在各利益主體之間進行分擔，比如成立專門的疫情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公司，通過財政為這些貸款提供擔保；央行也可以接受這些銀行貸款作為抵押，為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并放棄部分的風險追索權，甚至直接購買這些風險較高的貸款。這些舉措都可以減輕銀行的風險和損失負擔，從而增加銀行的激勵。當然，銀行必須承擔部分的風險，以保證其對中小企業的風險進行有效篩選和管理。對于一些受到國外疫情影響的進出口企業，除了貨幣政策之外，可能還需要配套一定的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幫助他們尋找出路，度過難關。
通過企業對弱勢家庭進行扶助。許多企業通過裁員或者減薪來維持企業的生存，從而帶來一些社會群體的收入大幅下降，一些依靠傭金服務行業雇員收入也會大幅下降，比如出租車司機、房地產銷售人員等。盡管我國居民儲蓄率較高，但仍然存在大量家庭無法長期支撐無收入或低收入的局面，從而帶來生活質量大幅下降，并影響消費需求的穩定。金融機構可以專門為一些行業的薪酬支付提供貸款，確保相關行業的雇員收入得到一定保障，而央行則可以通過接受這類貸款作為抵押，間接為企業薪酬支付提供流動性。
積極配合財政政策。盡管貨幣政策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財政政策可能是緩解疫情給經濟帶來的結構性失衡問題的關鍵。一般來說，單純的貨幣政策無法完全解決這一問題，市場的力量甚至會加劇失衡，而通過稅收、補貼、擔保等財政手段，可以更為精準地解決問題。因此，政府需要采用更加積極的財政手段，救助受到疫情影響的企業和家庭，同時實施必要的經濟刺激政策。而貨幣政策需要積極配合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平穩有序的發展，比如通過購買國債或地方債，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流動性，通過定向貨幣投放，為救助計劃和經濟刺激計劃提供流動性等等。
優化國際資本的流動。隨著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主要經濟體都推出了龐大的量化寬松計劃，全球資本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都出現了巨大的波動。除了關注國內經濟問題之外，我國的貨幣政策還要密切關注國際資本流動的動態，并積極參與優化國際資本流動。
當前，美元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提供者，面對疫情沖擊，美國國內會出現流動性不足，美元資本會加速回流美國，從而引發全球流動性缺失，增加了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帶來了資源配置的扭曲。因此，世界需要更加多元化的流動性和安全資產供給體系。
中國的金融機構可以為海外的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和貿易融資提供人民幣流動性，緩解由于疫情帶來的全球流動性缺失問題；中國也可以依托強大的經濟實力，通過更加獨立的貨幣政策操作，為全球提供理想的安全資產。央行可以積極參與緩解全球貨幣體系的流動性缺失問題，為部分給國際金融市場提供人民幣流動性的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撐；同時，積極拓展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規模，為海外資本提供安全的人民幣資產。
當然，這些目標的實現，都會受限于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人才儲備、金融機構業務、文化差異以及其他軟性基礎設施的約束，然而，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