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表確實是整理時間線索的必要工具。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中國近代史大事年表的文章4篇 ,歡迎品鑒！
中國近代史大事年表篇1
回溯明清之際，西風東漸，引起中西文化正面沖突的開端。西方文明，歷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工業革命，氣焰萬丈，其文哲、科技、經濟、軍備、地理知識、及造船技術，皆有空前的發展。西歐諸國以雷霆萬鈞之勢東來，強行打破了閉關自守的滿清帝國的大門。中華民族面臨史無前例的沖擊和生存危機。有識之士，確認自強更生之道，繼而投身民族振興的大業，并進入國際社會中奮斗，爭取獨立與保持國家尊嚴。
正如史學家所言，近代中國史就是一般中國的奮斗抗爭史，而如今我們更當明白學習這門課程的重要性。法國史學家阿爾方有言：“挽救過去的事實，使之不被遺忘。”其言直擊學習歷史之目的。學習近代史就是讓我們深記中國近代的屈辱與奮斗，更突出學習近代史的重要性。
而談到近代史，我們往往可以想到頗多爭議人物和事件，就個人學習近代史以來，印象深者甚多，然于此亦不一一作談，僅聊幾妄言談談“末路將軍”趙爾豐。此趙者，一門四杰，他排行老三，老二亦甚有名氣，乃趙爾巽。其余二兄弟皆是少年得志，考取進士。然而唯有趙爾豐豐屢試不第，只能以納捐為官，后職于山東。爾后幾經輾轉，其赴任川滇邊務大臣，正式開始其爭議一生。準確的說在其任內所做所為并為得到后世及其當世人認可，史學家多稱其為“屠夫”，而這一稱號的來源其實就是“成都慘案”，而慘案的直接原因就是保路運動，起初趙爾豐并不反對保路運動，甚至為之做過爭取，然清廷的不作為，而趙在儒忠的驅動下不得不謹遵清廷荒唐。據悉趙在下令開槍之前亦曾經長嘆，足見其甚為無奈。然而，我們如果在往后續事件查看，趙爾豐實為犧牲品，慘案發生之后就發生了著名的“水電報”事件，整個四川省發生暴動。而另一事件就是哥老會的“同志軍”早已整齊的包圍著成都。后續的事件發生的如此之突然且看起來是如此齊整，就像是演練過多次的表演，實在讓人感到疑問，這是“自發的”？還是有預謀？
然而最后發生的事件我們都相當熟悉，就是四川宣布獨立，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轟然倒塌，而趙爾豐亦最后也逃不了死亡的命運。由此其實我們相當明了，趙爾豐其實就是一場斗爭的犧牲品，在慘案后他不僅受到清廷內部的指責，還變成人民的公敵，后來他也成為革命爆發的一個合理依據。然就趙爾豐之死，郭沫若曾經寫過：“他病了，全無抵抗地遭了別人的屠殺，盡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經以‘屠戶’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對他卻隱隱有些惋惜起來。”就這樣，那個曾經說過“知縣是知一縣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愛民者，因愛民而勤政。非勤政為一事也，愛民又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賊民者也＂的清廉官員趙爾豐就這樣成了革命的犧牲品，然而我們說，其實趙之死其實就是清廷之死，腐朽落后終究逃不過歷史進步潮流的淹沒。其實就趙爾豐來說，他并非是未曾有過功績，數次擊退英人對西藏的侵略，其對治理邊疆亦是有其一套方法，時人學者尚秉和評論：“自清以來，治邊者無有著功若此者”。然而他確是屠殺過人民，無可否認。然歷史功過，自有來人繼續評說，勿敢繼續妄言。
而談到學習近代史及其我們如今所學課程，我想大抵有些許想法。就是我們是該繼續以史實出史論還是史論中看史實。然而我們有一無法逃避的硬傷就是我們對史學理論的學習。西方近代以來史學長足發展，蘭克學派，以及后來的年鑒學派以及美國魯濱遜學派的新史學運動，而中國在近代的史學理論的學習則由一些學者介紹進入中國，其中不乏李大釗的馬克思史學理論，和傅斯年引進的蘭克主義和成立的史語所，以及胡適為代表的實驗主義。當然中國亦是不乏，乾嘉學派以及近代的疑古運動亦是極大推動史學的發展。然而到今現在，史學理論的學習并不那么普遍，甚至許多人并不知道，而學史的方法多為史實出史論這一固定模式，并無幾許突破。假如我們在學習近代史，當然不僅是近代史方面，如果參雜教授史論知識，那對于我們學習歷史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件相當好的事情。史學理論其實是對歷史知識性質的根本看法，學習史學理論可以讓我們更好的對著史者其對歷史的態度更好的認識，對我們自身來說亦是可以產生一個思考的過程，準確的說是可以產生一個實踐過程。我想說，史學理論的學習并不只是歷史工作者的專事，人人皆可以習之，且其作用并不只產生于歷史，于人的三觀皆作用得到，并且可以上升到哲學階段，并無一害。
中國近代史大事年表篇2
民國年間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時代主題“救亡圖存”密切相關，側重于外交史、帝國主義侵華史等的研究，以為現實政治服務;同時中國近代史學科經歷了從開創到完善的過程;這證明關注現實生活是史學發展的源泉。
[關鍵詞]救亡圖存;中國近代史;外交史
歷史研究的目的為何?中國傳統史家司馬遷、班固、范曄、杜佑等均提出這一問題并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給出的答案最直接：“將施有政”，即歷史研究在于“經世”、“致治”，要為現實政治服務。
據學者統計，在1949年前，以中國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約34種，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約21種;數量不菲的專題問題研究;以帝國主義侵華史、國難史、痛史、外禍史、侵略史、國恥史、失敗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關著作約83種;中外關系通史54種。
這顯示史學界在研究方向上將研究重點從傳統史學轉向與現實密切相關的近代史研究、對現實具體問題的思考，這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特點，是一種值得關注的史學現象。
一、中國近代史研究興起的現實背景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每況愈下。中國逐漸喪失了領土、海關主權及治外法權。《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簽訂后，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日益凸顯。清末民初的中外關系中，中國處于完全被列強宰割的地位。“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主題。現實政治情勢，促使部分史學家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為與時代主題、現實走向密切相關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國近代歷史成為學者關注的對象，其中尤以中外關系為研究的重心。
二、中國近代史研究關注的問題
20世紀初年以來，中國上自政府下至國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修約、廢約運動，以改變中國國際地位、求與列強處于平等的國際地位。“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的危機。中國廢約、修約的外交歷程被打斷。此后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轉為全力解決中日沖突問題，以救中華民族于危亡。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內容和范圍，亦與時代所賦予的主題相關。
中國近代史研究以解決當下的外交與內政等問題，這充分地彰顯了中國史學家對中國現實政治的關懷與影響。
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是二十世紀較早對中國近代以來對外關系進行研究的著作。他認為鑒于李鴻章與中國近世關系，應從“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時中外交涉之隱情”的角度評價李鴻章的歷史地位，劉彥的《中國近時外交史》顯示的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態度、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令人震撼，在當時的影響極大。學者稱“獨擅史林”。強大國力以“救亡”是劉彥提出的拯救時弊的方案。
李鼎聲(李平心)的《中國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華侵略及其與中國各政治、軍閥勢力之間相勾結、侵剝百姓的事實，以激發民族情感、燃起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團結起來共同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此書“是平心最早發表的史著，也是我國現代學者運用唯物史觀編寫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錢亦石的《中國外交史》，討論了當時政、學兩界都非常關注的中國“弱國無外交”的問題。他認為，“這個解釋是非常不正確的”，是當局推委責任的讕言，中國沒有長遠的計劃與考慮，是導致中國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重點是系統論證了毛澤東關于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是“兩個過程”的論斷的正確性、科學性，“代表了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對中國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政權的變更，是學術推動政治發展的一個很好的例證”。張忠紱編著的《中華民國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資料，以探究中日問題解決之道。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國近代外交史為研究重點，希望人們了解當時中外交涉的背景環境及其失策、責任問題。認為：目前中國內政、外交中出現的問題完全是西方列強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編的《中國外交史》詳述了列強的對華政策及對中國造成的危害，以求解決的方案。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側重于中國近代外交史。他寫此書的目的就是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蔣廷黻以“學術的態度討論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觀學術。他視政治與學術為一體，視歷史與現實為一體，視中國與世界為一體。”
王蕓生編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國人，關注中日關系發展的趨勢，注意日本的真正動機，不要上日本人的當;激勵國人團結一致、奮起救國。雖然王蕓生謙稱是編撰史實不是“作史”。但從學術角度研究中日關系或外交史的層面看，意義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評論發表。”“對外交史的研究，促進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諸學者及所著書目，都屬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創建過程中較有代表性的。《八十年來史學書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關中國近代史著作數量可觀，約近200部之多。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義的支配下，多為輾轉選譯、東抄西湊的編匯之作，缺乏根據完整的外交檔案所作的細微地深入地個案研究，但在向群眾宣傳與動員群眾的政治性運動上貢獻極大。隨著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漸刊布，及世界各列強外交檔案的公布，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學術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三、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紀上半葉，中華民族針對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內政外交的束縛，開展的轟轟烈烈的廢約、修約運動。“九?一八事變”后，舉國上下又開始以全力解決中日問題為外交的首要目標。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解決當下的中國內政外交問題成為中國學術界關注的問題之一。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起成為必然。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批近代史學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從以上所述的有關中國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內容看，外交史與近代史是二體合一的。這與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救亡”問題相契合。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顯著特點。
20世紀早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中國學者，多有海外留學的經歷。他們受到海外史學家關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論及觀念的影響很深。他們強調學術化、歷史化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強調通過檔案材料探尋歷史演變的真相。一戰后各國外交檔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清季外交檔案的公布，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這形成了如蔣廷黻、張忠紱、王蕓生、陳恭祿等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嚴謹的、近于苛刻的學風。蔣廷黻稱籌辦“夷務始末的出版，是中國外交史的學術革命。以前研究中國外交史者雖不乏人，但是他們的著作，不分中外，幾全以外國發表的文件為根據。專憑片面的證據來撰外交史，好像專聽一面的辯詞來判訟，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過以往中國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極零星;就是學者要考察中國的材料亦感困難。有了《籌辦夷務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書，以前的著作均須大加修改，并且這二書已引起全世界的學者注意。此后他們將逐漸知道中國材料的重要”。
從以上所述各書作者在著述過程中對史料的重視程度看，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思路上，他們非常注意史料的來源及考辨問題。他們不僅利用中國公布的外交檔案材料，也利用國外開放的檔案材料研究近代以來中外關系演變的真相。同時他們還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專論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鑒別史料的價值問題，這是他們求真的學術精神的體現。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曾友豪編的《中國外交史》、蔣廷黻1931年、1934年編輯出版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卷)、《中國近代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張忠紱編著的《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檔案材料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們運用檔案史料的敘事結構，影響了1949年以后中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對中國近代史學科創立、發展的貢獻，在學界有口皆碑。
雖然他們自稱要進行純學術的研究，但是他們以自己的學術精神關注現實的危機。他們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開拓了一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學術救國，為當下中國內政外交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與咨詢，這也是他們在著作中所強調的。所以他們的研究，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也有很高的現實政治價值。這是這一階段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還關注了中國的近代化問題，這與中國現實的“救亡”主題密切相關。近代史研究中關注的中國近代化問題，是當時學術界正在進行的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在他們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國政界與國聯正在開展的技術合作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現實問題在他們著作中的反映，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是為了戰勝日本入侵者而進行的物質上的準備。但更多的是通過對中外檔案史料的爬梳、考證研究，找尋1840年以后列強對中國步步進逼、中國國力日趨衰弱、中外關系嬗變的原因，以“資治”現實中國外交問題、現代化問題的解決，包含著強烈的對現實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趨勢等問題的關懷。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近代史研究的顯著特征。20世紀上半葉中外外交檔案的公布、對海外學者歷史研究理論的借鑒、中國的現實危機共同造就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開創與成就的取得。陳寅恪先生1930年6月為陳垣的《敦煌劫余錄》所作序言中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蔣廷黻、陳恭祿以“沖擊―反應”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們深入思考近代以來中國在應對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所進行的外交部門的建制、外交人員的派遣、留學生的派遣等洋務舉措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
錢亦石、李平心、范文瀾等人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同樣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展做出貢獻。“黨派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問題和學科可能是其他知識分子們沒有考慮到的。”“社會科學的發展一直沒有與黨派偏見相分離――沒有黨派偏見，某些學科可能根本就不會存在――這是無可否認的。”
當時，有不少學者雖不以近代史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顧頡剛，但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也注意對現實的關懷。即使被人認為從不談論政治的陳寅恪也通過嚴謹的科學的研究在論文中曲折地表達了他對政治的關懷：“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這些學者與直接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一樣，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學術為救國的工具，以筆做槍，希冀為抗日救亡貢獻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現的民族主義史學思潮，是當時中國社會思潮在學術研究中的體現。“有生命力的、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史學思潮，往往是和社會歷史發展中居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有著緊密的聯系，史學思潮是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史學發展不能脫離社會的現實發展。歷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關注現實生活。”
中國近代史大事年表篇3
關鍵詞：蔡和森;近代中國國情;認識
作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立場和方法的基礎上，運用這些原理對中國社會的性質、社會主要特點以及社會各階級及其政治態度進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論觀點。
一、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及社會特點的探索
蔡和森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正確認識經歷了一個過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論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國勞動運動應取的方針》一文中，該文指出：“在中國現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無論哪派軍閥財閩得勢所形成的資本主義，總不外是‘恐怖的資本主義’”[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盡管這時蔡和森還沒有跳出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但是他已經邁出了正確認識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統一、借貸與國民黨》一文中指出：“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早已處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的長篇報告，這篇報告完整地指出，中國近代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這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創造性的貢獻。
蔡和森對近代中國社會的一些主要特點很早就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他對近代中國社會特點有其獨到的論述。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隨著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中國社會發生了變化。蔡和森認識到，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目的是為了使中國成為他們的經濟附庸，“決不會容許中國自成為大工業生產國，以謀經濟上、政治上之自由發展與完全獨立”[1](p107)。“中國的資本家”，“一面為國際資本所資助，一面結合野蠻的反動勢力，來爭取全國政權”[1](p88)。這就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指出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成為支配中國的決定力量，控制著中國政治和經濟命脈，以及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相勾結統治中國的社會特征。
二、對中國革命性質的認識
如同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一樣，蔡和森對中國革命性質的認識，不是一帆風順的。最初都曾認為中國的革命性質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并認為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對中國革命性質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對敦請友邦干涉中國內政》一文中指出：“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惟一的正軌：對內是打倒軍閥，對外是打倒侵略中國，扶植中國的帝國主義”[1](p260)。這就表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國革命運動與共產國際之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三十年來的革命運動，雖然是幼稚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1](p283)，同時又一次指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一面打倒國內的封建勢力，一面反抗外國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已不是純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p284)。這就區分了中國革命與前歐美國家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同之處。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強調：“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反革命后，中國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階段雖有明顯的變化，但是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1](p989)。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論”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論”的錯誤觀點。由于歷史局限性，他沒有把民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做出區分，但蔡和森在對中國革命性質、對象和任務的認識上基本是正確的。
三、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及其政治態度的分析
關于無產階級，蔡和森高度評價了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認為無產階級是“最能革命的”，“中國的唯一出路”，由無產階級來實現“革命的統一”[1](p114)，包含了無產階級是革命領導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明確提出“只有無產階級是民族革命的領導者”[1](p843)的觀點，深刻地認識到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蔡和森認為“無產階級的政黨領導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革命不是為資產階級利益而參加，附屬于資產階級，而是為本階級的利益而去參加民族革命，所以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不僅是獨立的，而且為民族革命的領導者”[1](p843)。
關于農民階級，蔡和森深刻地論述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對農民問題較早的論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義和團與國民革命》一文中，他認為“由資本帝國主義剝奪了生存方法的中國農民群眾，本來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這樣的觀點，是因為農民在中國各階級中占多數，深受帝國主義和國內剝削階級嚴酷的壓迫，他們有著徹底的革命要求。同時蔡和森還意識到，由于階級的局限性，農民雖是革命的動力卻不能領導革命運動取得勝利，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的失敗都證明了這一點。之后，蔡和森在總結工人運動特別是五卅運動的教訓時，進一步認識到無產階級不能孤軍奮戰，而需要可靠同盟，這個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廣大的農民群眾。大革命失敗以后，蔡和森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更進一步認識到了農民問題的嚴重性。他在《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一文中說：“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換過說也就是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國更重要”[1](p984)。這就更加強調了農民階級在中國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國無產階級如果不聯合廣大農民階級，就不可能戰勝國內外強大的敵人，就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最后勝利。
關于資產階級，蔡和森同時也認識到了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認為，由于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不能領導這次革命，而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由于政策不當、組織渙散也無力領導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產國際作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長篇講演中回顧中國革命及黨的發展歷程時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壓迫，在其內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資產階級自身軟弱妥協性，他們與軍閥有沖突，又不愿意為消滅軍閥而進行積極的斗爭。與帝國主義者發生沖突，卻不愿拒絕他們的援助。所以“資產階級力量薄弱，只參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導革命”[1](p803)。而“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就是國民黨”[1](p798)，他們“雖參加了革命，但領導的方法、策略是不對的，不知抓住群眾”，因此“不能領導這個革命”[1](p803)。蔡和森還指出，“大資產階級及買辦階級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他們不要革命”，而是“勾結帝國主義的勢力來壓迫革命”[1](p843)。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來毛澤東那樣準確地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定位。但他將資產階級進行了基本的劃分并意識到在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這在當時看來是十分可貴的。
蔡和森對中國社會的性質、社會主要特點、革命性質以及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近代中國國情的認識，雖然有其歷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這些探索和認識畢竟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資源，也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近代史大事年表篇4
學習了中國近代史后，我覺得自己的眼界開闊了。中國近代史使我們“知古鑒今”，教會了我們“以史為鏡”來提高自身的理論水平。中國近代史是中國歷史中最為跌宕起伏的一段，我們中國人民最不能忘記這一段歷史，因為中國幾千年來的恥辱便凝聚在這一百多年中。中國雖然經歷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推翻了繼續長期封建統治的清王朝，但是中國仍然面臨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嚴重入侵，面臨著國內封建主義勢力的繼續存在。總結近代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經驗，歷史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學習和研究近代史，每個中國人將會加倍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們的愛國熱情，強大的凝聚力在此激發。
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開始到1949年結束。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是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整個中國近代史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當我們站在世紀之交的門檻上,回顧近百年來中國人的奮斗歷史的時候,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與這一時期相比較——困惑與希望的交織,污穢與崇高的輝映,黑暗與光明的搏擊,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波瀾壯闊、驚心動魄的歷史畫卷。
中國人民是最偉大的人民!中華民族，是打不垮的民族，是最偉大的民族!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各族人民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后繼，英勇頑強地斗爭，以數千萬先烈的犧牲為代價建立起來的。中國人民一直在勇往直前地進行探索，不屈不撓地抗爭，不斷進取，背負著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讓我們的東方大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舞臺上。但歷史經驗又告訴我們-----落后就要挨打。我們中國必須國富民強，不斷提高綜合國力，才能真正地實現振興。而今天中國的改革和開放，注重經濟的發展，為祖國日后的強大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這一段歷史清清楚楚地讓我們懂得近代中國的演變。從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到農民群眾斗爭和封建王朝的自救，從資產階級的改良與革命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從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與新中國的誕生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展、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與開辟，中國的人民群眾一直走在保家衛國、捍衛民族利益的道路上。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領導中國人民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從此中國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災難深重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撓的抗爭史，更是一部富民強國的探索史。鴉片戰爭之后，由于國力所限，中國的百年外交史幾乎變成了一部訂約、修約的屈辱史，而不平等條約也成為國人心中的一根刺。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多次遭到列強的侵略，而面對侵略，中國人民并沒有屈服，而是奮起抗爭，書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抗爭之歌。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價值，提出了人的個性解放問題;新中國的成立更是把探索推上了軌道。救亡喚起啟蒙，啟蒙為了救亡，民主與科學精神貫穿各個方面，影響整個時代，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百年來，我們在曲折中摸索著前進。但我們中國人們英勇頑強的斗爭，粉碎了外國列強滅亡中國的陰謀，推動了我們中國的發展。
中國近現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質來說，是中國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艱苦探索的歷史;尤其是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偉大艱苦的斗爭，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把一個極度貧弱的中國逐步變成一個初步繁榮昌盛、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列強發動的侵略戰爭以及中國反侵略戰爭的失敗從反面教育了中國人民，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奮起。而中國人民的團結和行動的力量，是我們打不垮的砝碼。人民覺醒的喚起，是近代史中最偉大的成就。
作為年輕一代，作為大學生，我們應使強國富民為己任，認清我們在新時期的責任和使命對于我們每一個大學生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我們的民族正在騰飛!我們更應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努力不懈，使我國保持飛速發展。我們要擔負起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重任，把未來圖上五彩繽紛的顏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