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早期的關系很復雜。然而，由于歷史的種種原因，這種關系一度被遮蔽，成為一個未解之謎。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真實關系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篇一】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真實關系
眾所周知，關于中共一大代表研究的重要限制在于史料方面。學界研究能夠利用的主要是親歷者的事后回憶及散落在各國的零星檔案資料。正是因為史料的局限，曾有部分海外學者甚至認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并未參與中共一大。【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1971年），《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頁。】廣受學者利用的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也稱，馬林“未列席”中共一大的前五次會議，僅在第六次會議上出席，且未能發表講話。【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143頁。】數十年來，隨著國內外史料的不斷挖掘，馬林是否參與一大早已不構成問題。然而，馬林為何會在張國燾的回憶錄中“缺席”“失聲”？張國燾與其他代表對此事件的敘述何以存在著顯著差別？其緣由至今未獲深究，亦未見到合理解答。從這一細節差異切入，實際上還存在著諸多疑問。例如，一大代表與共產國際代表在大會前后的關系是怎樣的？各地代表間的人際互動及觀點爭論是否對中央權力格局的產生構成影響？上述問題的留存顯然為一大人物關系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空間。【長期以來，學界從不同視閾、不同層面對中共一大出席代表展開過個案研究與群體考察，并產生了極為豐碩的研究成果。例如出席代表的總人數、代表的資格身份、大會前后代表們的行蹤、張國燾擔任大會主席的原因等，都是學者熱衷探討的熱門問題。在探究一大前后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關系的論著中，主要側重于探究共產國際代表對中共建黨的作用，關于共產國際代表與一大代表之間人物關系的專門研究則相對較少。關于共產國際代表與一大關系的代表性論文有，蔡文杰：《馬林對中共一大的作用考辨》，《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1期；張偉良：《也談中共一大參加者尼克爾斯基——兼論“誰是中共一大會議的發起建議者”》，《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6期；方寧：《馬林、尼克爾斯基與中共一大新探》，《福建黨史月刊》2011年第9期；王繼凱：《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問題再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1期。】
有鑒于此，筆者在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綜合利用檔案文獻、回憶錄、時人文集、資料匯編等史料，擬從一大代表對共產國際代表在大會期間言行的差異化敘述切入，以李漢俊、張國燾、馬林三者關系為中心，通過實證、詮釋以及話語分析的方法，探究一大前后中共代表與共產國際代表之間的關系演化及其緣由，希冀以此對進一步深化中共創建史研究、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關系研究提供些許助益。
一、會議前后張國燾與馬林之互動
按照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以下簡稱《回憶》）中的說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與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二人，在第一至五次會議上均“未列席過大會”，并且在第六次會議上“向大會演說的事并未實現”；在整個會議期間，馬林僅在法租界暗探破壞會場后說過一句話，即建議代表們迅速撤離。【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142-143頁。】與《回憶》不同的是，在部分一大代表的回憶中，馬林在一大期間不止一次到會并且不止一次即席講話，他在第一次會議上即作了報告。
由于馬林所作開幕詞冗長，令個別代表們多年以后仍記憶猶新。對此有過詳細回憶的包惠僧稱，“馬林的報告很長，他講完了就到了11點多鐘”【包惠僧：《勘察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幾點意見和幾點回憶（摘抄）》，西安師專馬列主義教研室黨史組、西北大學政治理論系黨史教研室合編：《中共“一大”資料匯編》，西北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頁。】。時隔25年之后，包惠僧又說“講到近午夜一點才結束”。【《包惠僧談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1979年5月），《中共“一大”資料匯編》，第117頁。】他回憶了馬林報告的主要內容并加以歸納。【包惠僧：《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后的回憶》（1953年8、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6頁。】此外，包惠僧還指出馬林在大會上使用英語發言，由李漢俊與劉仁靜“輪流作翻譯”。【《包惠僧談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1979年5月），《中共“一大”資料匯編》，第117頁。】在同年的另一份回憶里，翻譯人員又增加了周佛海。【包惠僧：《回憶馬林》（1979年6月），《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第97頁。】盡管包惠僧在不同時期的敘述有細節方面的差異，但均指向同一個結論，即：馬林出席會議并且作過為時不短的報告。此外，包惠僧還指出尼克爾斯基同樣也在會上作過報告。只不過由于尼克爾斯基“不大說話”，多數代表對其印象不深。【有關馬林與尼克爾斯基的工作關系及二者對于中共一大的作用，學界已有豐富的研究且呈現差異化觀點。根據俄羅斯開放的檔案材料可知，尼克爾斯基應對協助中共建黨一事負主要責任，馬林作為輔助角色。筆者認為，即便在工作關系上是由尼克爾斯基領導馬林并提供了相關觀點，但其意見也是由在公共場合較為活躍的馬林去向一大代表們傳達與接洽的。因此，在本文中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表達的意見是包含尼克爾斯基在內的。】
李達的回憶也證實了馬林的發言令人印象深刻。李達稱，在第六次會議上，馬林“講話的時間約十多分鐘，聲音宏大，馬路上的人都可聽到”。他甚至推測正是因為馬林聲音太大引來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11-12頁。】劉仁靜對此細節亦有專門敘述，其回應顯然是針對包惠僧。劉仁靜指出，馬林在會上“連續講了五小時的話”“甚至操縱會議”的說法是不確實的，但他確認自己曾為馬林在會上的發言作過翻譯。【劉仁靜：《一大瑣憶》（1979年12月21日），本社編：《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頁。】劉仁靜的回憶側面證實了馬林列席會議并發言。
將上述回憶與蘇聯移交的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檔案資料進行互證，可以確認馬林與尼克爾斯基共同“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會”，而且二人均在大會上發表過講話，為中共一大代表們“做了寶貴的指示”。根據檔案記錄，馬林發言的主要內容為以下三點：（一）介紹其在爪哇的革命經驗；（二）向中國同志建議建立工人組織；（三）選舉一個起草綱領和工作計劃的委員會。而且，尼克爾斯基也在會上作了發言，報告的核心內容為：（一）向中國同志傳達成立遠東局的消息；（二）講述對俄國的印象；（三）建議向伊爾庫茨克報告一大的進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頁。】
由上述可知，張國燾對馬林與尼克爾斯基二人在一大會場“退居幕后”的記敘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那么，被毛澤東稱贊為“能言善辯，精力充沛”的馬林為何在張國燾的回憶中變得沉默起來？是因為年代久遠導致張氏對此遺忘了嗎？筆者認為，張國燾否認與省略馬林出席大會并發表講話的事實并不存在遺忘的因素，至于其原因有如下兩點：
其一，從《回憶》對馬林在會前、會中及會后的敘述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回憶》對一大開幕前馬林的言行、性格、外貌等細節的描述占據了較大篇幅；對一大結束后陳獨秀等人與馬林發生爭論的過程同樣進行了細致生動的敘述。唯獨大會的召開環節存在敘述空白，三者之間形成鮮明對比。
其二，一大以前，各地代表對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如何召開、代表資格如何審核、議程如何進行，尚無充足經驗。共產黨的會議模式不同于中國以往的會議，部分程式來源于共產國際。在共產國際三大以前，中共并無派出正式代表赴會。共產國際三大閉幕十一天后中共一大召開，因此，一大代表從共產國際會議直接借鑒會議模式與開會經驗的可能并不存在。【［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早期共產國際大會的中國代表（1919-1922年）》，《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2005年輯刊，第289頁。】李達即說過：“當時開會，大家沒有一點經驗，連怎么開法都不知道。”【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11頁。】作為第一次參與全國代表大會的張國燾，其體驗感也必然是新鮮的。因此，通過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與指導去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則成為主要途徑。直接受共產國際派遣來華的馬林，曾親身參與共產國際二大，由他指導張國燾等人去推動大會召開與制定會議議程本屬情理之中。因此，張國燾不可能繞開共產國際代表而獨立地完成整個會議的程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翌年張國燾赴莫斯科參加遠東會議時，專門述及共產國際的開會方式與發言情形，感嘆共產國際要人們的報告時間“冗長得可怕”。【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203頁。】側面說明共產國際代表的發言風格不同于中國傳統政治領域的與會方式。況且，馬林頗具個性化的發言特征已令李達等代表印象深刻。綜上可知，張國燾對馬林是否列席過中共一大不應構成單獨的遺忘。
排除遺忘的因素后，筆者認為應當從張國燾與馬林關系的長時段演化去審視《回憶》中忽略馬林在一大言行的真實原因。細查《回憶》可以發現，其中故意矮化馬林歷史作用之處并不鮮見。協助召開中共一大與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是馬林對中國革命的兩大突出貢獻。對于前一件事，在張國燾的話語敘述中馬林并未真正參與；對于后一件事，張國燾認為“用不著馬林吹噓奔走，孫先生就會自動提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合作辦法。【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247頁。】這無端抹殺了馬林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張國燾對個人心理動機毫不諱言，稱自己“不喜歡馬林自大的態度”，對馬林“甚大的反感”自西湖會議就開始了。由于懷疑馬林對自己“不擇手段地打擊”，他早已失去對后者“當作老前輩的敬意”。【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245頁。】西湖會議后，張國燾對馬林的觀感逐漸惡化，后來的印象遮蔽了一大期間二人的真實關系。可見，張國燾刻意淡化馬林的形象、降低其在一大的歷史作用，主要原因與后來雙方關系的惡化有關。至于“不大說話”的尼克爾斯基也受此牽連，一并“未列席過大會”。
同樣，馬林在西湖會議以后也對張國燾懷有某種程度的不滿。在多年以后的訪談中，馬林強調，西湖會議上絕大多數人接受了黨內合作的觀點，“只有一兩個人反對”，其中“反對最強烈的是張國燾”。【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于1920年-1923年的中國問題》（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頁。】中共三大后，馬林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論及張國燾的個性及辦事風格，指出張國燾“對工作的看法是破壞比建設好”，“一些支部內的大部分沖突”就是由張國燾領導的“小團體的惡作劇釀成的”。馬林認為，張國燾“特別喜歡把小團體的人分為好的與壞的兩種”，實際上是“太年輕，沒有經驗”的左傾幼稚表現。【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192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頁。】
從張國燾抹殺馬林在一大言行的這一細節切入，可以窺探其話語策略及記憶塑造的基本邏輯。張國燾在《回憶》中以重構記憶的方式壓低馬林歷史作用、弱化他者的實際影響，目的是突出與拔高其個人在中共創建史上的實際作用，塑造自身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正統地位與先驅形象，進而為其后來“脫黨者”的歷史形象實施自我辯護。在《回憶》中，張國燾多次聲稱：“我是中共重要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正統”。可見，“正統”是張國燾企圖建構自身無產階級革命家形象的既定標準。在這一建構過程中，他不斷通過時過境遷后的歷史評價體系來修正其原始記憶，裁剪不符合“正統”標準的細節，并按照特定話語構型規則表達。正如揚·阿斯曼所描述，回憶是一種進行符號編碼的行為。【［德］揚·阿斯曼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頁。】張國燾在回憶錄中的選擇性健忘體現了一種“使歷史被遺忘的方法”。所以，《回憶》確實存在失實問題。
二、張國燾在中共一大代表群體中的作用
對于張國燾擔任大會主席的原因及其在會上發揮的作用，學界已有較豐富的研究成果，且呈現不同角度的認識。【參見韓晶：《張國燾與中共一大研究》，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研究述評》，學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189頁。】筆者認為，只有清楚張國燾在共產國際代表與國內代表之間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才能判斷一大期間他所發揮的實際作用，進而明晰何以由其擔任大會主席職務。
1920年12月，陳獨秀接受陳炯明電請由上海赴廣州主持教育事業。【王光遠編：《陳獨秀年譜（1879-1942）》，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頁。】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書記工作遂交由李漢俊負責。陳獨秀與李漢俊在集權與分權以及黨組織經費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后者憤而辭去書記職務。【李達：《關于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幾個問題》（1954年2月23日），《“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1頁。】據李達回憶，他曾居間調解陳、李沖突，但李漢俊的“態度堅決，不肯接受調停”。【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9-10頁。】1921年5月，李漢俊派遣包惠僧到廣州請陳獨秀回滬工作。包惠僧稱，自陳獨秀去廣州至一大召開，此一時期是由李“在上海代理共產黨書記”，“對各地黨組織的聯系發動盡力獨多”。【包惠僧：《懷念李漢俊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頁。】陳望道也曾說明，中共建立過程中，“做工作比較多的是陳獨秀、李漢俊”；在陳去廣州后，“要緊的事，由李漢俊、楊明齋和我三四人討論”。【陳望道：《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1956年6月17日），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編：《覺悟漁陽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建史料選輯》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2-1326頁。】全國各地黨的早期組織是在上海的陳獨秀與李漢俊指導下幫助建立。【李達稱，“在全國各地發起組織共產黨”是“由陳獨秀、李漢俊找關系”，參見《“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8頁。】6月，馬林到達上海，向李漢俊而非其他人要黨的“工作報告”、“工作計劃和預算”。【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132頁。】沈雁冰也回憶，李漢俊在會前“忙于共產黨一大的籌備工作”。【茅盾：《我走過的道路（節錄）》，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頁。】可見，在馬林與尼克爾斯基到滬前夕，事實上仍是由李漢俊主持黨的工作及籌備一大。【李丹陽：《李漢俊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起源》，《史學月刊》2012年第7期，第62頁。】按常理看，既然李漢俊、李達曾主持或參與過黨的全國性事務，應由他們繼續完成一大的籌備工作并主持后來的大會，尤其是“在黨內地位僅次于陳獨秀”的李漢俊，【包惠僧：《懷念李漢俊先生》，《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1輯，第137頁。】相較于來自北京的張國燾更為熟知中央與全國工作的情形。
而且，李漢俊、李達熟悉上海本地情況。李漢俊是1919年從湖北到上海工作，長期在滬負責《星期評論》等刊物的編輯與撰稿工作。李達是1920年8月受留日學生總會派遣從日本來滬，擔任上海的學生聯合總會代表。【《留日學生總會及該會文牘主任李達的行動》（1920年9月10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建黨前后革命活動留日檔案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頁。】李漢俊的兄長李書城是國民黨要人，在上海社會頗有影響力。李達夫人王會悟的家鄉距離上海較近，且在五四運動以前已居住在上海。因此，二李及其親屬均對上海本地事務比較熟悉。至于張國燾，僅在五四運動后短期來滬，到上海之初是由李漢俊向他介紹“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難”。【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132頁。】
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直接派遣的馬林，到達上海的時間是1921年6月，距離大會召開不足兩個月。初到中國的他，既對中國革命情況缺乏了解，也不熟悉上海本地情況。馬林稱，他初到上海時，“是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開始工作的”，不僅“從未收到伊爾庫茨克局來的任何文件”，共產國際執委會也沒有給他“專門的指示”，沒有指示的原因“是由于沒有什么指示可給”。在上海，工作“必須從頭做起”，馬林“不得不從了解中國情況入手”。【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于1920年-1923年的中國問題》（1935年8月1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第251-252頁。】按道理說，馬林從長期居留在滬的李漢俊或李達處了解上海乃至中國革命的情況顯然比從初來乍到的張國燾處更為便利。
除了上述兩點外，需要指出的是語言溝通問題。由于馬林不會說漢語，他在一大期間的發言使用的是英語。李漢俊英語嫻熟，一大上負責翻譯馬林的講話。反觀張國燾，李達批評過張國燾的英語口語“斷續而佶屈”。【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15頁。】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舞臺上，熟練運用多國語言是進行社交活動的必備素質。共產國際與東亞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代表人物，都離不開俄語、德語或者至少是英語的外語交際能力。【［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256頁。】共產國際內部通用的工作語言是德語。【《共產國際六大的回憶》，北京圖書館馬列著作研究室編:《馬恩列斯研究資料匯編（1981年）》，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第599頁。】當時的李漢俊精通英、日、德、法四國外語，“德文說得極流利”，在外語方面頗具優勢。正因如此，李漢俊在早期東亞共產主義運動中占據重要地位。相比之下，李漢俊更加具備與馬林或其他共產國際代表溝通的硬性條件以及在國際共運舞臺上開展活動的基礎技能，張國燾則稍顯遜色。
綜合上述三種因素，在共產國際代表到達上海后，繼續由李漢俊或李達負責接洽、溝通乃至主持大會，本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何以是由北京代表張國燾后來居上成為大會主席呢？筆者認為，造成這一結果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首先，馬林與李漢俊、李達陷入關系僵局。到上海之初的馬林“毫不客氣地向”李漢俊索要黨的工作報告與計劃，后者認為前者的言談“過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了個人看法，雙方“陷入不愉快的僵持狀態中”。李達描述了對馬林的初次印象：“很驕傲，很難說話”，因此也“不愿和他們打交道”。雙方第一次見面即話不投機。【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132頁。】對此，包惠僧的評論頗能提供佐證：“我們在和馬林的接觸中，感到他總是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居高臨下，高人一等。”【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388頁。】與馬林有過長期交往的羅章龍也評價馬林的秉性倔強，每與人議論不合便“以盛氣凌人”。【羅章龍：《椿園載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91頁。】正如美國學者蕭邦奇所說，由自我意識強烈的人主導群體顯然不利于社會網絡的穩定，個性與意識形態的差別時常引發雙方間的沖突。【［美］蕭邦奇著，周武彪譯：《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頁。】事實上，李漢俊、李達與馬林之間未能融洽的初始關系給張國燾的出面預留了空間。
其次，張國燾到達上海的時間較早。大會是在共產國際代表催促之下召集的，李大釗、陳獨秀均因事未能到滬。在與李漢俊、李達發生爭執后，共產國際代表急于在大會籌備期間尋求與上海同志之間的橋梁人物，增加其他的聯系渠道以“獲得諒解”和“改善關系”。恰在此時，張國燾是“代表中最先到達上海的一個”，而多數代表則是在7月2日以后到達的。【邵維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第121頁。】因此，張國燾在時間上占有先機，適時被賦予溝通渠道的角色。李漢俊、李達主張由張國燾去和馬林“再作晤談”，授予他“改善關系的任務”。馬林聽聞張國燾將到上海后，也急于與其面談。【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131-134頁。】
此外，也不應忽視張國燾在黨內的地位。張國燾曾擔任過南陳北李之間的聯絡人，又是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日常工作的實際組織者”，是經過選舉產生的北京代表。【蘇若群、姚金果：《張國燾傳》，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第34、45頁。】在上海代表與共產國際代表陷入僵局之時，張國燾借李漢俊之口表示，馬林希望與南陳北李或張國燾面談。此時的馬林矯正了先前的態度，張、馬之間的首次溝通“相當融洽”。因此，張國燾被二李“推為與馬林繼續接觸的代表”，成為溝通共產國際代表與上海代表之間的合適人選。在雙方關系調適過程中，張國燾確曾發揮了彌縫作用。
張國燾在會前充當雙方之間“中間人”的角色并發揮作用，進而與各個出席代表建立關系。因此，大會期間的張馬關系在少數代表后來的回憶中留下突出印象。正如陳公博所說，“國燾那時是沒有主見的”，一切都唯共產國際代表馬首是瞻。當張國燾提出按照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取消之前提案時，陳公博稱自己“氣得差不多退席”。【陳公博：《寒風集》，地方行政出版社1944年版，第206-207頁。】包惠僧回憶，一大期間張國燾與馬林之間“搞得關系好”。雖然張國燾作會議主席，但由馬林“真正主持”，在馬林沒有到會時，遇到爭議問題張國燾并不敢專斷，而是“記錄下來”等馬林的意見后“再作決定”。【《包惠僧談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1979年5月），《中共“一大”資料匯編》，第118頁。】張國燾在會議期間“包圍”了馬林，結果是“孤立了馬林”，【包惠僧：《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二）》（1953年9月20日），《中共“一大”資料匯編》，第74頁。】這實際上壟斷了與共產國際代表的聯系渠道。從上述二人的回憶看來，均指向同一種情況，即張國燾嚴格遵照馬林的意見從事并與其關系密切。
然而，在張國燾的表述中，其與馬林的關系和地位則完全翻轉。張國燾說，他在與馬林保持接觸過程中只將馬林“當作一個顧問”，并沒有遇事即向馬林請教。相反，由于個人的獨立舉動似乎使馬林“感覺受到冷遇”。張國燾還申明，馬林與尼克爾斯基最后一次出席大會是主動向他請求的結果。【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142頁。】
由于當事雙方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說法，似乎比較難窺測一大期間張、馬的真實關系以及張國燾在共產國際代表與一大代表之間發揮的實際作用。不過，我們可以結合大會閉幕后張國燾與馬林之間的互動來進一步證實哪種情形更合乎歷史事實。在1921年9月至11月間，中央局三位成員經常聚于《新青年》雜志社內討論向共產國際代表匯報工作的問題。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幾乎每星期都要約集”中央局成員舉行會議，聽取工作報告。李達和陳獨秀的報告都比較簡要，惟有張國燾將內容并不繁難的工作用英語“作冗長的報告”。【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15頁。】此一細節反應張國燾當時對組織工運及對共產國際代表的態度是比較積極、主動的。1922年接替尼克爾斯基在華工作的利金，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也側面證實了一大后張國燾的工作態度比較積極，他被稱為中共黨內“頗有影響的工作者”之一。【《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摘錄）》（1922年5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94頁。】據此可知，張國燾對共產國際代表的態度也許并不像他聲稱的是“冷遇”而是積極主動的；共產國際代表方面，其時也需要與張國燾展開合作，借此打開局面。
辨析一大期間張國燾與馬林的真實關系，需要剝離前者經過重塑的記憶與后來建構出的話語策略。出于一大前共產國際代表與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的意見未能取得一致的緣故，馬林轉而向比較積極主動的張國燾尋求幫助。張、馬之間應當確如有些代表所說的“關系好”，畢竟張國燾作大會主席是經過馬林同意的。【包惠僧：《回憶馬林》（1979年6月），《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第97頁。】二者互相需要，也屬情理之中。綜上，張國燾在共產國際與中共一大代表之間扮演的中間人角色使他獲得雙方同意進而擔當起大會主席的職務，對推進會議進程起到一定積極作用。
三、會議前后李漢俊與張國燾之互動
大會前，李漢俊因其所持個性化的觀點而成為大會爭論的焦點人物。從與會者的視角出發，如何看待李漢俊發表的觀點應是探究一大代表關系的重要切入點。據張國燾描述，李漢俊是“學者型人物”、“我們中的理論家”，他熱衷表達個人異見，但“態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即便面對不同程度的批評，他也“從不與人爭吵”，“坦率地表示服從多數”。【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132、141頁。】對于不同觀點，李漢俊“費許多時間于私人談話，在會場上沒有多費討論”。【［俄］K·B·舍維廖夫：《張國燾關于中共成立前后情況的講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55頁。】在包惠僧看來，李漢俊雖“性情強悍”，但“聰明伶俐”，他能有節制地不在大會上說“太煞風景的話”，在黨的總任務和大方向上“并沒有突出的與大家不同的意見”。【包惠僧：《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二）》（1953年9月20日），《中共“一大”資料匯編》，第70頁。】張、包二人的看法均指向李漢俊性格的同一種特征：堅持己見但涵養較好。
會議期間的李漢俊處于爭論旋渦的中心，受到批評較多而支持者不多。一方面，陳公博是李漢俊觀點的少有支持者。【馬貴凡譯：《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述——卡拉喬夫同志在中國研究組會議上作的報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81輯，中央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頁。】陳公博稱，他對李漢俊的觀點及其個人處境多表同情。這一點在其他人的回憶中也得到證實。陳潭秋說，“陳公博擁護李漢俊的觀點”。張國燾說，陳公博對李的意見時常表示“含混的同情”。【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138-139頁。】
另一方面，與李漢俊發生激烈爭執的代表包括但不限于包惠僧、劉仁靜、張國燾。他們三人持有的觀點與立場比較接近，因此曾全部或部分地被一些學者視作大會上“極左”的代表。然而細究起來，三人對李漢俊個人的態度并不一致。劉仁靜在大會上與李漢俊多有理論交鋒，但在選舉中央委員時則以實際行動對后者表示支持。即便多年以后他仍對李漢俊沒有當選中央委員表示遺憾——“像李漢俊這樣的人卻沒有選上”。劉仁靜難掩在理論宣傳上對李漢俊的欣賞，稱他“在《星期評論》寫文章，懂得馬克思主義較多”。【劉仁靜：《回憶“五四”運動、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黨的“一大”》（1957年4月），《“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117頁。】包惠僧也將李漢俊視作“馬列主義修養有素的人物”，在初次會面時已對其多表尊敬。【包惠僧：《懷念李漢俊先生》，《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第136頁。】在包、劉二人看來，與李漢俊的分歧僅停留在理論觀點方面，均未表現出對李漢俊個人的斗爭傾向，劉仁靜甚至不認可會上有左右之爭。【劉仁靜：《回憶“五四”運動、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黨的“一大”》（1957年4月），《“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116頁。】
與上述兩位代表不同，根據相關史料還原歷史現場，張國燾在會上對李漢俊的批評最為激烈，給予與會者以深刻印象。親歷者如陳公博稱，張國燾“專與李漢俊為難”，甚至開會地點選擇上也是張氏“個人與李漢俊為難”。【陳公博：《寒風集》，第207-208頁。】周佛海提及了張國燾在會上對李漢俊的“攻擊”。親聞者如蔡和森稱：“第一次大會時國燾批評漢俊等太嚴格”。【《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5頁。】既然張國燾指明李漢俊面對分歧“態度雍容”，何以他仍對李采取比較激烈的態度？《回憶》所采取的超然視角、從容言行，顯然與張氏在會議上對李的尖銳言行形成鮮明對比。此點矛盾之處同樣值得探究。筆者認為，大會期間的張李關系應當從兩條線索切入：一是革命策略的分歧，二是地位之爭。
其一是革命策略的分歧。李漢俊在思想理論方面獨樹一幟，與黨內多方人物在會前、會上、會后均有觀點爭論。會議前，李漢俊與馬林發生爭論的主要分歧之處在于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問題。根據一大所作決議，“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8頁。】中共一大后至“二大”以前，中共在“事實上已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組織”，此期間呈現名實尚未統一的“過渡形態”。有學者提出，造成“過渡形態”的兩大主要因素分別是中共黨內成員的獨立自主意識和科學批判精神。【王繼凱：《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問題再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61頁。】李漢俊顯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明白拒絕了馬林索要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的要求后，李漢俊聲稱共產國際只是“協助”、共產國際代表是顧問而非領導，中共只可以接受其理論指導而非組織領導，“中國革命應由我們自己去干”。【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133頁；［俄］K·B·舍維廖夫：《張國燾關于中共成立前后情況的講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55頁。】對此，沈雁冰也回憶說，當時李漢俊“對一切聽從國際代表的作法，很不以為然”。【茅盾：《我走過的道路（節錄）》，《共產主義小組》上，第186頁。】受到阻礙的馬林在報告中說，根據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指示，所有“黨的領導機關的會議”尼克爾斯基都必須參加；但“中國同志不同意這樣做”，“他們不愿意有這種監護關系”。【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第227頁。】根據李漢俊一貫反對共產國際代表監護的態度以及尼克爾斯基在上海工作的時間段，馬林所指的反對者應當包括李漢俊。
會上，李漢俊發表了共產國際只是“協助”的觀點，張國燾則明確提出中共要加入共產國際。值得注意的是，身在廣州的陳獨秀也持“國際代表不應干涉黨的內政”的意見。陳獨秀認為，“我們未加入第三國際，是否加入，尚待考慮。國際給我們的什么命令及議決案，只能供參考之資”。馬林對此意見十分不滿，甚至“主張開除獨秀黨籍”。【［俄］K·B·舍維廖夫：《張國燾關于中共成立前后情況的講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55頁。】由此點可見，共產國際代表極為重視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李漢俊堅持獨立自主、對蘇俄道路取保留態度，顯然不符合馬林等人的期望。因此，李漢俊后來被蘇俄與共產國際稱作一大上“有害的思潮”的代表人物就在情理之中。蘇俄政治顧問納烏莫夫后來提出，正是因為“在會上多數人”對這種“有害傾向”展開了堅決的反擊，才確保黨的工作順利進行。【馬貴凡譯：《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述——卡拉喬夫同志在中國研究組會議上作的報告》，《中共黨史資料》第81輯，第185頁。】
其二是地位之爭。1921年2至3月間，李漢俊與陳獨秀圍繞著“黨章草案”中集權抑或分權等問題發生過激烈爭論。據李達回憶，李漢俊反對陳獨秀主張的“黨的組織采中央集權制”，而是“主張地方分權”。陳獨秀對此極為不滿，指責“上海的黨員反對他”。【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9-10頁。】李漢俊認為，中央集權方式易“流于個人專制”，或被少數“野心家利用作惡”，因此無須采取。他更進一步對列寧在蘇俄的行動表示質疑。【《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第812頁。】當時與李漢俊、陳獨秀均有頻繁接觸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袁同疇認為，集權與分權之爭實質是“李漢俊與陳氏爭領導權”，身處廣州的陳獨秀因此對李頗有微詞。【張朋園、馬天綱、陳三井訪問，陳三井記錄：《袁同疇先生訪問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16頁。】蔡和森也曾指出，李、陳的意見存在“根本不同”，“按黨的影響來說，他們是爭領袖”，“結果大會選舉第一屆委員為獨秀、國燾、李達”，李漢俊未能進入中央領導機構，因此“非常消極而回家去當教員”。【《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第824頁。】
由于李漢俊的主張未得到大會多數代表的支持，最后落選中央委員可以想見。包惠僧回憶，張國燾在事先就選誰“同代表商談過，所以票很集中”。【包惠僧：《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321頁。】劉仁靜也指出，在選舉前張國燾進行了一些聯絡活動。【劉仁靜：《回憶“五四”運動、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黨的“一大”》（1957年4月），《“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117頁。】可見，在張國燾的事先運作下，李漢俊的最終落選也在意料之中。反之，張國燾提出的諸多意見比較符合蘇俄與共產國際的觀點，在共產國際代表態度的影響之下，張國燾最終得以進入中央領導機構亦非意料之外的事情。比如包惠僧就認為，“張與馬林搞得關系好，人選都是馬林定好的”【《包惠僧先生談“一大”前后的幾個問題》，《中共“一大”資料匯編》，第104頁。】。
綜上，張國燾在會上對李漢俊表現的突出言行是希望在理論和立場上與蘇俄、共產國際保持一致，突顯個人正確性、“正統”地位的必然選擇。不過，張國燾的激烈言行容易使人產生過激之觀感，尤其他的行為中包含著自我實現的心理，不能排除爭取黨內影響和地位的因素，因此其“傾軋”之舉也非完全無心。
張國燾對李漢俊的打壓持續時間甚久，影響頗大。蔡和森曾批評張國燾是“站在個人觀點上和小資產階級的心理上去攻擊同志”【《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第825-826頁。】。然而，一大期間的馬林未必贊成張國燾打壓李漢俊的行動。1923年，馬林向李漢俊表示，“在第一次會議上，小組在上海對你的態度是錯誤的”，且稱他在一大及后來已多次向黨內表述過這種意見。【《某同志在廣州寫給李漢俊的信》（1923年6月25日），《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廣東區委文件（1921-1926）》甲，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1982年編印，第9-10頁。】西湖會議期間，馬林有意增補李漢俊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內成員直到四大前“都對漢俊表示同情”。【《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第825-826頁。】筆者認為，馬林此時對李漢俊有誠摯表示，一方面固然由于“組織的成員非常少，了解情況的人不多”，急需像李漢俊這樣具備理論與實踐經驗的黨員參與工作；另一方面，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在黨的“二大”以后已不構成問題，馬、李原有的最大分歧已不復存在。
余論
中共一大代表與共產國際代表之間的互動，在某種角度上折射出中共早期革命與蘇俄方面的關系演變。十月革命勝利后，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迫切希望將俄國革命的成功經驗移植到中國，因此沿襲俄國革命藍本以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忻平、張仰亮：《合力與消解：中共中央長期駐于上海及最終遷離的動因》，《史學集刊》2018年第1期，第88頁。】加之張國燾等人緊密追隨俄國革命理論，尚未深刻認識“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在會上持有若干激進的主張。對此，俄國學者潘佐夫認為，張國燾等在一大上照搬俄國革命的部分理論，甚至“比列寧和托洛茨基還要激進”。【A.Pantsov,TheBolsheviksandtheChineseRevolution,Surrey:CurzonPress,2000,pp.36-37.】可以想見，有些激進主張包括馬林在內的與會者也未必贊同。中國學者楊奎松也曾指出，馬林來華后未能立即向陳獨秀等人轉達共產國際二大有關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大會通過的文件也“絲毫沒有反映共產國際二大新的政策精神”。【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8頁。】從這個角度來說，作為親身參與共產國際二大并協助列寧制定綱領的馬林，在出席中共一大時未能對實際重大問題發揮共產國際代表應有的作用。
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進程中，有關革命策略的討論經常發生。正如陳潭秋所述，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即開始了理論探索的傳統，“推動了黨走上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1936年），《“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290頁。】一大代表之間的觀點辨析在事實上推動了黨的相關政策與理論的形成，最終以決議的形式上升為黨的意志，由全體黨員共同貫徹和執行。中共一大上制定的綱領和奮斗目標，不僅代表著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也為奮勇前進的中國人民指明了方向。
【篇二】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真實關系
像人的成長過程一樣，幼年的中共，也有牙牙學語的過程，也離不開家長的喂養、攙扶和老師的知識傳授。今天，要想了解中共成長的歷史，一定要了解在中共早期成長過程中曾經起過保姆、家長和老師作用的“共產國際”。這個1919年由俄國共產黨人創立起來的國際組織，曾經是世界共產主義者和革命理想主義者的大本營。20世紀，包括中共革命在內的東方落后國家的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大都是在它的推動、組織、指導或影響下起步的。但是，任何孩子開始步入青年之后，都勢必會擺脫家長或老師的左右，走向獨立。這個純粹由俄國共產黨人在幕后領導、資助的革命組織，與各國革命黨之間的關系也是一樣。中共成立十七八年后和共產國際日漸出現分歧，最終獨立自主，也反映了這樣一種成長的過程。
共產國際與中共關系史研究一直很糾結
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又名世界共產黨，它從成立之日起，就肩負著雙項重要使命：一是領導和幫助世界各國共產黨和革命黨人成就馬克思列寧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資本主義列強包圍俄國革命的情況下，通過各國共產黨，引導各國民眾共同擁護和保衛俄國革命的成果。由于共產國際負有如此雙重使命，其成立、存在和工作，又基本上都是在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主持之下，因此，共產國際與生俱來就不可避免地兼具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面性。它既會不惜血本，包括捐出俄國的金銀財寶，甚至犧牲俄共黨人的生命，來推動歐亞各國的革命運動；也會因為被援助國共產黨領導人與之意見分歧，尤其是不能忠誠履行保衛蘇俄的義務，而強行干預該黨的事務，包括解散該黨的組織，另立共產黨等。因此，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的關系，就歷史的角度來評價，從來都是一個是非對錯糾結得不得了的問題。
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系，即使從中共自身的利益角度來看，也是一樣的情況。新中國成立后，一個十分明顯的現象是：盡管講述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教材和書籍汗牛充棟，但幾乎從來都不提共產國際的作用。成功，是中共自己的成功；失敗，也是中共領導人路線方針自身的錯誤，全都與共產國際無關。中蘇關系破裂前后，盡管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曾系統地介紹過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歷史關系問題（黨內其他領導人如陳云等也說過共產國際對中共成立和指導中國革命起過一定的作用），但也僅限于高層內部，以后對這方面的情況更是諱莫如深，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樣混亂的年代里，大量涉及中共歷史的文獻被以各種方式披露出來，也不見有這方面的資料被披露出來。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學者不期地面對著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蘇聯檔案陸續開始對外開放。1980年代初中期，莫斯科公布的一些最重要的歷史檔案中，就有一部分是直接涉及當年共產國際與中共歷史關系的。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海外學界的重視，并陸續有研究成果披露出來。中國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自然也不得不開始正視這段歷史，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那個時候，多數研究者很長時間里也都還是沿襲著舊的思維模式，情感上很難接受共產國際與莫斯科起過怎樣的歷史作用的說法。他們一直堅持認為：無論如何，共產國際都是為莫斯科的戰略目標服務的，對中國革命的政策，多半是民族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由此影響到許多研究成果都在著力于證明一個結論，即：中國革命一直是在和外國黨錯誤干涉的斗爭中，曲折前進的；并且是在毛澤東取得領導地位之后，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才得以走向勝利的。
這樣一種情況，一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21世紀以來，才發生了比較大的改變。這里面的原因很簡單：一是蘇聯解體后更多的檔案被公開，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包括與中共關系的文獻，甚至被大量結集出版，共產國際在什么時候究竟起過什么樣的作用，不再是一個難以弄清楚的問題了；一是共產國際畢竟只是存在于1919年-1943年間，它即使起過怎樣的作用，距離今天也太過遙遠了，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日漸失去其敏感性了。
這種改變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可以說明。1980年代初，北京大學向青教授發表文章，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推動下成立起來的。這一結論當即受到了其他黨史研究者的批評。這類說法自此一度消失，再難見諸于公開研究之中。而2001年，持同樣觀點，并且直接挑戰傳統的中共建黨史研究的著作，卻得以公開出版，而且還得到了多數中國學者的好評。雖然該書是日本學者寫的，但是，圍繞著該書所進行的熱烈討論，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能夠公開發表在中國報刊上，沒有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干擾。
中共早期為何受共產國際的困擾
中共與共產國際關系所以會比較糾結，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實就宣布加入共產國際，為其下屬的一個支部，自愿聽從共產國際的領導。對此，中共二大專門通過決議。共產國際對加入者也有明確的紀律約束，這包括：凡加入者，黨名必須為“某國共產黨――第三國際共產黨支部”；“必須以全力擁護蘇維埃共和國”；必須遵守第三國際的一切決議，第三國際亦“有強迫加入國際共產黨之各黨一律遵行的權力”；等等。
也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中國的共產黨人，始終是自覺地把自己視同國際共產黨的黨員的。李大釗代表中共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講得很明白，即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確是“跨黨”，但這并不等于“黨內有黨”。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共產黨員的作用，就是要在國民黨與國際組織之間做個聯絡，使革命運動更好前進。孫中山對此也很理解，說：“你盡管一面做第三國際的黨員，一面加入國民黨來幫助我。”
因為是國際共產黨的黨員，因為是站在階級立場上來看待國家民族關系，因此，早期共產黨人在擁護蘇俄或保衛蘇聯的問題上，很少會有情感上的困擾。1924年中蘇兩國政府商談建交，涉及到外蒙古主權問題時，中共方面就公開贊同莫斯科的主張；1929年張學良發動事變，試圖武力收回中東路路權，當時的中共中央也毫不猶豫地打出了“保衛蘇聯”的旗號。
之所以中共早期會這樣行事，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深信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按照階級斗爭學說，資本主義條件下全世界無產階級才是一家，因此，“工人無祖國”，要不要為民族國家利益而斗爭，必須首先弄清楚它是不是符合國際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因為俄國革命所創造的蘇維埃共和國，是世界上唯一的無產階級的祖國，因此，任何爭取和保衛民族利益的斗爭，都必須服從和讓位于擁護和保衛蘇俄利益的斗爭。
但是，以這樣一種觀點和方法行事，在民族主義情緒日漸高漲的中國，難免會引來許多批評和質疑。1924年中共在外蒙古問題上的言論文章，就受到了不滿中共的國民黨人的強烈抨擊。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已經下臺的中共前總書記陳獨秀，也曾專門擬函，批評中共中央“保衛蘇聯”的宣傳不講策略，不知顧及中國民眾的民族情感。
與此同時，太過把世界革命和國際主義理想化，反過來也常常使中共領導人對共產國際和蘇俄要求太多太高。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1930年2月，國民黨內部爆發了蔣馮閻大戰，亦稱中原大戰。按照共產黨人的觀念，戰爭從來都是革命的導火索。如此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局面，自然刺激了急于成就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中共領導人的熱情。當時的中共中央重要領導人李立三就全力推動部署全國暴動計劃，一心想要加速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為此，他不僅打散了黨團工會各級組織，組成了行動委員會，調動遠在農村的紅軍來進攻城市，而且明確提出讓蘇聯出兵中國東北，配合中共的城市暴動，并藉此在遠東與帝國主義列強展開大決戰，使中國革命成為促成世界革命的導火索。不難想象，這樣一個計劃，在莫斯科領導人看來會是何等瘋狂。李立三隨即被共產國際下令免去領導職務，發到莫斯科去接受批判，由此一呆就呆了將近二十年沒讓回國。
早期中共為何離不開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關系中有再多問題，也不妨礙它們之間的相互需求和相互依存。
在共產國際方面，它原本就是世界共產黨，是靠一個一個國家的共產黨所組成的，它自然需要得到各國共產黨的支持。同時，共產國際的成立，原本就是為把蘇俄革命的經驗推廣到各國去的，因此各國黨本身就是它輸出革命的渠道和手段。另外，共產國際既然肩負著保衛蘇聯的使命，在蘇聯外交上極端孤立，不斷有列強國家壓迫蘇聯的情況下，各國共產黨也是幫助蘇聯拓展民間外交和牽制列強反蘇的一股重要力量。這也是為什么俄國革命成功后，雖然經濟極端困難，國內人民還處在嚴重凍餒之中，蘇俄政府就把從沙皇及其貴族和地主資本家那里剝奪來的金銀財寶，偷運到歐洲去倒賣成外幣，直接用來支援各國共產黨人和革命團體。以后蘇聯的經濟條件好些了，它用于這方面的援助開支也越來越大了。
在中共方面，因為它的組建是在一個極短的時間里完成的，因此它和俄國黨即經歷了二三十年斗爭磨煉、分化，最終成就出一個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不同，它的各方面準備都明顯不足。因此，它和共產國際的關系，從一開始就不能不是一種“父子”關系。幼年的中共，就像是牙牙學語的稚童，開始時連路都不會走，必須要由共產國際攙扶著才能走上現實的革命之路。
因此，中共早年的大批干部是送到蘇聯去學習培養的，共產國際從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中國派駐有自己的組織機構，并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代表，以協助貫徹落實共產國際的各項指示的。中共最初的黨綱、政綱，包括統一戰線和聯合國民黨的政策方針，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或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制定的。甚至多年后中共六大的各項政策文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各項政策法律文件，還都是由莫斯科的蘇聯專家制定出來，然后直接譯成中文的。就連1930年確定了以農村為中心發展武裝斗爭的方針之后，莫斯科還專門派來蘇聯軍官，擔任軍事總顧問，住在上海租界，遙控指揮軍事；另派層級較低些的德國籍軍官，深入中央蘇區，直接負責落實上海軍事總顧問的軍事方針。
中共早期所以離不開共產國際，不得不聽其指揮和號令，除了理論上、實踐上和干部組織等方面的欠缺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財政經濟上長期無法獨立。
我們看中共早年的檔案文獻可以發現，中共從1920年開始建黨起，就面臨著經費上的短缺情況。當時陳獨秀領導下的上海共產黨，并沒有幾個人，同時還辦著《新青年》雜志，多少有些收入。但是，組織建立起來之后，需要進一步出版各種雜志和翻譯印刷各種小冊子，包括開辦外國語學校和工人夜校等，仍舊是入不敷出。1921年1月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吳廷康（維經斯基）先后南下后，上海黨很快就陷入到財政危機之中，連派人去廣州的路費都籌不出來了。因此，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人員不得不借貸幫助上海黨的組織維持工作。
根據陳獨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關信件、報告和張國燾1929年的回憶可知，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援助了。按黨章，黨員固然需要交納黨費，但是，由于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照布爾什維克的建黨方法，把自己變成了職業革命家的組織，骨干黨員大都是以黨的事業為職業的，因而也必須要靠黨來解決生活經費，沒錢可交。結果，從中共二大以后，黨費就收不上來了。此后，共產國際即開始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預算，按月向中共黨、工、團等組織提供固定的活動經費。有特別事項，則還需要提供各種特別經費。隨著黨員人數的日漸增多，這方面的經費提供額度也日漸龐大。到1927年，各項經費加起來，莫斯科提供給中共的經費，已不下100萬美元之數了。
由此可知，共產國際這段時間所以能夠很輕易地干預中共各項工作，包括黨內干部的配備和任命，中共經濟上不獨立，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1933年以后，中共中央撤離了城市，全部工作轉去了農村，后來長征路上獨立自主地召開了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共中央，正是因為它與共產國際一度失去了聯系。抗戰開始以后，中共中央逐漸開始擺脫了共產國際的領導，毛澤東領導的中央不再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一個重要原因，也正是因為中共這時在經濟上已經完全獨立了。
共產國際的作用：“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共產國際對中共及其中國革命的意義和作用，實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共產國際的所有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經驗和知識，幾乎全都是從歐洲，即從馬克思、列寧的書本理論，特別是俄國革命的經驗中得來的。這些理論和經驗，在中共幼年，黨的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缺乏了解，對中國應當如何革命還嚴重缺乏實踐經驗的情況下，確實極大地幫助了中共認識、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極大地幫助中共改變一廂情愿的革命幻想，判斷并規定適當的革命階段性方針，從而有利于其依照不同形勢和階段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正是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曾經有效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斗爭能力，促進了中共力量的發展壯大。
以共產國際兩次統戰政策制定給中共帶來的飛躍發展，即足以看出這一作用。第一次是1922年-1923年，共產國際明確提出了統戰政策，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在幫助國民黨革命的同時，創造獨立的生存空間和斗爭形式。結果，中共從國共合作前一個只有400名黨員的秘密小組織，不過兩三年時間，便一躍而發展成為一個擁有5.7萬黨員和掌握著上百萬工農團體的群眾性政黨了。第二次是在1935年-1937年，共產國際下令重新恢復一度放棄的統一戰線政策，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再度合作。中共據此放棄了此前的蘇維埃革命方針，改行民主政治的斗爭目標和爭取一切中間派的斗爭策略。結果，中共從國共合作之初只有兩三萬正規軍、兩萬多黨員和陜甘寧十幾個荒僻之縣，不僅成功度過了八年艱苦抗戰，而且再度一躍而成為擁有100萬軍隊、120萬黨員和擁有1.5億人口，占據著西北、華北、華東、華中及華南大片敵后根據地的龐大政治軍事力量，擁有了足以同國民黨相抗衡的強大實力。
但是，共產國際從歐洲，特別是從俄國革命歷史中搬來的理論和經驗，特別是它基于蘇聯利益制定戰略政略的出發點，也不可避免地極大妨礙過中國的共產革命進程。像1927年國共關系破裂后，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蘇維埃革命和暴動政策，就是依據俄國革命階段劃分的經驗，把中國的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一并排除在了革命隊伍之外，并列為最危險的敵人。在俄國人幫助擬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中，甚至明文規定：中國革命的力量，亦即可以享有國民權利與待遇的，只有工人和貧苦農民兩部分人。這一極端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按照這樣一種政策策略來對待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及其社會階層，最終不可避免地會走到毛澤東所說的那種“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地步，把一切可能聯合的對象，都推到敵人一邊去，從而使自己慘遭失敗。
當然，對中共后來的成功來說，共產國際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重要貢獻。那就是，正是它把毛澤東推上了最高領導地位。
共產國際啟用毛澤東――“無心插柳柳成蔭”
從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資料可知，共產國際一直注意在中共黨內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領袖。在這方面，共產國際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陳獨秀這樣的大學教授，后是用向忠發這樣的工人大老粗，然后又挑了自己培養的留蘇學生來挑大梁，但沒有一個是他們滿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領導人的眼睛里，這個人理當是經驗豐富，而且足以應付中國軍事革命這一特殊環境，有相當威望的干部。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澤東是在1927年初。當時，北伐戰爭順利進行，但兩湖農民運動出現了過火的情況，中共中央正力圖矯正。共產國際這時正積極推動中國革命走向激進，對中共中央的措施頗抱懷疑態度。恰好這時毛澤東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面肯定湖南農運“好得很”。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讀到后公開表示贊賞，并將毛文刊發于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以示推崇。
國共關系破裂之后，毛澤東沒有按中央部署進攻長沙，而是率秋收起義殘部轉去井岡山“落草”。此事讓中共臨時中央極度不滿，嚴厲地處分了毛澤東，取消了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但毛澤東卻由此開創了中共武裝割據的一片天地，創立了中共最早的農村武裝。對此，共產國際也很快給予了重視。從1929年起，莫斯科開始高度重視“朱毛紅軍”的發展，并長期跟蹤，還連續在其機關報上予以公開報道。到1931年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際，他們就已經很清楚毛澤東作為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在紅軍與根據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了，也因此批準將毛任命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而當1932年主持臨時中央的留蘇學生們想把個性極強的毛澤東從軍事領導崗位上排除出去，并計劃將毛從蘇區送到蘇聯去“養病”的時候，共產國際則明確地表示了反對。它明確要求中共中央必須要“團結”好毛澤東，并注意發揮毛的作用。
1934年，已經退入中央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在對國民黨的“圍剿”作戰中陷入全面危機之中，共產國際顯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澤東的作用。他們不僅批準將毛澤東重新選入政治局，而且開始在莫斯科公開譯制毛澤東的文集，出版毛澤東的中文選集，發表毛澤東的個人傳記，并且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破天荒地把毛澤東的頭像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幾個著名領袖人物的頭像一起，懸掛在會議大廳里，實際上公開表示了莫斯科對毛澤東的態度：毛應該在中共黨內成為最高領袖。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的中共中央，通過遵義會議，剝奪了此前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留蘇學生博古的總書記地位，推舉了另一位留蘇學生張聞天做新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對此，共產國際事后沒有出面否定，但它卻通過派遣長期在共產國際做領導工作的中共領導人王明回國的辦法，將總書記負責制，改變成了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抗戰開始之后，這一辦法因中共中央負責人在延安和武漢兩地辦公，引發了權力中心歸屬的爭執，經斯大林等人同意，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明確表態，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要像眾星拱月一樣圍繞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正式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擔任最高領導人。
把中共黨內能力最強，一心想要成就中國革命的毛澤東推上中國黨的領袖地位，意外地帶來了共產國際領導人所未能料到的結果：動搖了中共黨內以往“言必稱希臘(蘇聯)”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基礎。中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此開始走向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共產國際作為國際領導中心的作用，乃至于蘇聯作為無產階級祖國的地位，都不得不讓位于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影響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中共破天荒地拒絕采取“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兩年后，共產國際宣告解散，莫斯科在延安的代表發現，毛澤東不僅毫無痛惜之情，而且還頗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但是，共產國際此舉對中共自身的發展與成功，卻意義重大。正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我行我素，在抗戰中迅速壯大，最終形成了足以威脅國民黨統治的強大實力。戰后，它又在美蘇之間縱橫捭闔，利用戰后國際國內的有利形勢，不過三年就打敗了國民黨，實現了20多年來共產黨人前赴后繼、孜孜以求的革命目標。
【篇三】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真實關系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偉大歷史意義：使中國革命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人民有了可依賴的組dao織者和領導者，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使中國革命有了馬列主義科學的指導思想，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和走向勝利的道路。
使中國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溝通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聯系，為中國革命獲得國際援助和避免資本主義前途提供了客觀可能性。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近代社會經濟、政治發展和思想演變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變，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
擴展資料：
每個政黨都有追求，但不同政黨的追求很不相同，不少政黨是為小集團爭權奪利，而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中國落后挨打、積貧積弱。為了改變這個狀況，許多志士仁人進行了不懈探索，但都沒有成功。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肩負起挽救中華民族危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我們黨領導人民經過長達28年的浴血奮斗，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使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之后，又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國家建設和發展的重大成就。目前，中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中國人民富起來了，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民主法治建設等也取得長足進步。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今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歷史最有說服力。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遠大理想追求，為國家、民族、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人民為什么選擇和跟隨中國共產黨，原因清清楚楚。不管環境如何變化、挑戰多么嚴峻，中國共產黨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